亦云回憶 · 一〇　歸國

我在歸心如箭之際，固執要等候僑胞臨時組織的船公司，究竟坐著了第一艘航行的「中國」號而歸。雖是一條舊船，開行前升著當時的中國國旗，行擲瓶典禮，多少有一種安慰和滿足。這條船甚小，載重量不過八千噸，冬季風猛浪大，我昏暈不堪，旬日始能起床。世界航路本以走大西洋的船最華美，噸位最高，我後來坐過一條四萬五千噸橫斷大西洋的船，正如海上一宅鋼骨巨屋。走印度洋經過蘇伊士運河的船，因河道狹窄，大船難以通過，噸位最小，直至德意兩國競相研究，始有一萬噸以上設備新而講究的船。太平洋航路以日美兩國為主，大都在二萬噸以上，我們去美國時，坐的美國船「蒙古」號，其載重量為二萬五千噸。我不但這次坐了「中國」號，民九（一九二〇）我們再度出國，還與膺白共同決定坐該公司另一條船「南京」號，亦僅一萬一千噸，這個僑胞的船公司本與洋商合作，此時已近尾聲，將停業，我們總算坐過他僅有的三條船中之二。第二次是眼前放著日美兩國大船而不坐的。 「中國」號船上有不少由賽會回國的人，我在乘客名單上是黃太太，南方話黃王同音，我的英文拼音實在是「王」，大家只知道我是仲勛舅的親戚。和我同艙是一美國中年太太，丈夫在陝西延長煤油公司任職。分鋪位的時候，發見我買的是上鋪，我要暈船，上落不便，和她商量將小零件安置上鋪，而我搬睡榻上。榻甚窄而臨窗，兩人都嫌艙內空氣不清，把圓洞窗掀開一點。一次，一個大浪將窗打開，海水撲我滿身。後來她再要我開窗時，我說除非她肯和我換鋪位，於是我們不開窗而開門。一個德國小女孩不過六七歲溜了進來，看見我喝剩的半瓶姜水要喝，我倒一點給她嘗，她十分高興，以後常常進來，跳舞唱歌，有時臨走還要說一句「我愛你」。大浪的驚醒，和這小姑娘的討人喜歡，醫好了我昏暈之苦。後來知道同船有不少德國婦孺，從參戰的國到不參戰的國，她們想不到後來中國亦會參戰，此時是到中國去安身。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不免對這小孩格外同情。 同艙的美國太太是初次出國，還沒有久居東方的西人優越神氣，她來自美國很偏僻省區，有點鄉氣，一路同我成莫逆，什處事都和我商量。她把帶著的現錢掛在貼身，關照我錢要小心。稍為支持得起時，她先上甲板，勸我亦快離開房艙。船到長崎，我們知道這次航程是先到香港，歸途停上海。船長通知乘客如要早到上海，可以換船，不另加費。恰巧當天有開往上海的船，同船的人都願早到而換船。換船後，忽然這位太太又來找我，她向船主要求與我同艙，說話弄不清楚，要我代為解說，終究原定在我艙內的客，和她對調了。 我們的船離美國海岸若干路後，即不能收無線電，直到近日本若干路程，始再得到岸上消息。近日本時，有關中國的消息亦就多起來。我聽到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被刺身死之訊，暗想國內必將有事。此人是袁世凱派到上海偵察革命黨情形的第一人，名為祭宋（教仁）代表，實際二次革命前他船運便衣海軍到滬，猝入江南製造局，決定了上海的成敗之勢。清末練新軍，派留學海軍到英國，陸軍到德國或日本。鄭汝成是早期留英的海軍學生，上海租界英國的勢力最大，袁世凱可說善於用人。 同船的中國人對袁氏稱帝並不贊成，但提起革命黨亦無好評。我碰著一件很窘的事：一日不知如何為新聞中有章太炎先生而談論起來。太炎先生民二（一九一三）北上，即被袁氏軟禁，他的女兒叕（龔味生寶銓夫人）民四（一九一五）去探慰，他說了些刺激話，女兒不久自殺。這日我們船上有人論他學問雖好，對政治不免瘋。我說中國人有狀元宰相思想，以為讀書即懂政治，其實懂政治必須讀書，而讀書不必定懂政治，嚴慈約（智怡，范老次子）先生大以我言為然。他是參加巴拿馬賽會中國部門最出色的一個人，自己在天津辦有造胰公司，在美聘了一個原籍荷蘭的化學工程師回去。當時有這種氣魄的人還不多，我曾經在天津見過當地新教育新實業氣象而懂得。他月旦革命人物，提到浮躁，一批人中帶著膺白名字。我力持鎮定，裝作無事，而內心甚窘。這真是難得之「監」，如醍醐灌頂，言者無心，而聽者則益知進德修業之必要。若干年後，慈約為孟和來求性仁之婚。孟和之妹，系慈約七弟季沖（智開）前室，吾家因性仁故，與嚴氏間接成姻誼。膺白最後一次在北平，慈約兄嫂特由津來晤，距慈約去世僅數月。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之喪，七弟季衝到莫干山送葬。范老為膺白生平最敬慕之前輩，知己之感，永不忘懷。我故瑣瑣記此。舟中一席話，我亦曾告之膺白，同相勉勵。 我在將到上海之前，與仲勛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陸時勿相顧。他供職北京農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著西裝而歸，下船時一腳夫為我提皮箱，我見一輛黃包車即坐上，不講價，揮手叫走。腳夫要我加錢，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給了他，我先所付已經逾量，他實在有點欺生，我不覺說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來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擱在車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里張岳軍嫂處，住在她家，受她母親馬老伯母的招待。 父親得訊，由性仁陪侍到滬看我。本來我趕得上母親開弔之期，其時反對帝制之勢日甚，防範益嚴，父親怕我回里不便，婉轉使我明白，勿去嘉興，他允我事畢搬滬同住。母親吊期，父親把性元送滬，使我感覺不僅是我一人未盡禮。接著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滬。使我最感動的，我的大姨母——我母親惟一同胞姊姊，向來不大出門，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稱她「好伯」。我有幾家寄父母，都是至親好友。亦曾寄名給觀音菩薩，去上過一次幡，還在祖母在世時。有人同我討論過「寄名」，嘉興人稱「過房」的由來，我只想出三點原因：倫常更加滿足；社交減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給一個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們病時。給觀音菩薩大概在我自己病時。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後第一個寄母，適桐鄉沈氏。我幼時代母親寫信，母親口述「請姊稟明堂上，買棹來禾，盤桓數日」等話，然望眼欲穿，除開外祖家有事，好伯總不來。我母親之死，她聞訊立著無言軟倒於地。這次的來，她自比母親以慰我，亦以見我而自慰，真是難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膽小。受二次革命影響，逃亡在外而不習慣久居的商人，有的經過擔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滬蟄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僕從口雜，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沒有去。忠心的老徐媽，同吾家周老媽媽一樣，看見後一代的人長大起來，願在夜間來接我，直到寄母房內，我不願如此。我由美國動身時，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筆款，以為已在途中，我到滬接他電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請仲勛舅訪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匯美國的錢。次日一早，寄父送錢到張家，叫包車夫替我雇好車，到外灘花旗銀行。囑咐我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銀行開半日，我若趕到用電匯，美國還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內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門，出門坐汽車，這日為怕汽車夫認識我，大清早坐包車冒風而來。我趕到銀行及時電匯出美金八百元，這情形亦至今難以忘記。 膺白已向克強先生借旅費，信到費城，克強先生立刻如數寄款給他，我的電匯到，他先還一半而動身。臨行通知郵局信件統轉費城，托李曉垣先生有掛號信請拆看，匯票兌還克強先生。兩個多月後接曉垣先生函言，只有一封掛號信，依言拆看，是我給膺白報告旅程推測時局的信，甚長，他說：「即與克公同看。」膺白與曉垣先生後來交益厚，我亦入了共同朋友之列。本章後面附影克強先生親筆一封信，信尾帶著有我的一句，是在看過我家信之後，惜曉垣先生的信已不存，亦不記得當年批評我那封家信的話了。 膺白和熙文坐一條載重不到六千噸的貨船，大寒天走北太平洋，白令海峽。風最大時，一日舵索急斷，船身側至三十度，幸而修好，然貨物已傾倒一邊，船側身而行到橫濱。這時雲南已經起義護國，先我而離美的石醉六先生為護國第一軍蔡松坡將軍的參謀長。李協和先生為護國第二軍總司令，與滇督唐蓂賡（繼堯）都是丈夫團分子。我到長崎晤膺白，膺白決定赴港換船入滇，我無異議而回滬。 我第一次回滬時，未曾出訪膺白的朋友。先住岳軍嫂處，後來父親搬家至滬，住在愛爾近路春暉里，我搬與父親及兩妹一弟住在一起。父親十分關心時事，痛惡袁氏叛國和捧場的一批讀書人。他愈關心時事，而愈囑咐我行動小心，我幾次試探膺白是否該回來，他總躊躇不放心。 從長崎回來，我問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滬幾個朋友的地址，開始去訪問他們。當時與革命有關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較對革命黨寬鬆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鑄甫先生家住寶昌路（後改霞飛路）協平里，他從東京回來主持《中華新報》，我第一去訪他，他給我報館所有的新聞消息，極力主張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溫州人，國會議員，與浙江文人較熟。舉事要靠武人，而武人並不膽大，尤顧慮利害。我又到漁陽里訪彭凌霄先生，他雖是江西人，但有個朋友夏鍾伯（尚聲）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還有嘉興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動，都在焦灼。見我，眾口同聲要我電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滬。我估量形勢，浙江倘能早日明示護國態度，則足以震動長江流域，縮短戰禍而促袁之早亡。膺白於此，若可盡一臂之力，則不虛此歸。遂將詳情報告他，他復電即日返滬。 我後悔未勸父親住法租界，後來可以省不少事。當性仁與我商覓屋地點時，我們想著父親曾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熟悉北火車站附近地區，回嘉興亦容易。看到春暉里，房子雖舊，天井廂房尚寬暢，父親步履未復元，住樓下，此甚合適。還有那「春暉」二字非常打動我們，母親去世後的父親，慈愛真如我們的春暉，故此決定下來。 接膺白回滬訊後，我自己必須在法租界覓屋，瞞著父親，瞞著弟妹，我每天一個人跑。為保密，出門先步行一段路，每次在不同地點雇黃包車，我本不熟路徑，法租界有許多新開的路，車夫亦弄不清。我常謹慎，未到目的地而先下車，因此走得多，費時間亦多。鑄甫嫂鄭惠昭曾和我為先後同學，這次我得她幫忙甚多，亦常到她家裡息足。我頂得協平里一個葡萄牙人的屋，不向經租處過戶，由她接洽而成。初搬的幾日不能自舉火，吃她家的飯。她夫婦為瞞我們姓名，讓孩子們呼我為「姨」，後來膺白到，只稱「伯伯」。我們一生朋友中，只殷家的後一輩給我們如此禿頭不加名姓的稱呼，怕至今連他們自己都不知所以然。那葡萄牙人背約將水電割斷，我不能不自到電氣公司請接線。當時朋友們化名均用太太的姓，一猜即得，於是我不言姓沈而言姓孫，一個職員見我所開地址，說早上有人來過說是姓沈，原來鑄甫先生已經代我去過了。患難中有這些友誼。 我把協平里的屋布置得像個家的樣子，法租界雖對政治稍寬，然於治安並不放鬆，沒有家具最易受注意。我想要連鄰居都瞞過，到北京路舊貨店把一樓一底家具買全，一百多元，吃睡起坐俱有。這點零落木器，後來我們南北搬家，都不忍捨棄，直至民九（一九二〇）再度出國，始全割愛。 膺白到滬，要與內地來客面談，彼此都須秘密，我們又租了淮河路一所屋，離協平里不遠，屋亦更小，我的堂姊景文夫婦允代管屋和傳信。浙江軍人周恭先（鳳岐）由杭州來，在此相晤。膺白竭誠向本省有實力者陳說所見到的是非利害，勸其順著人心，脫離勢在必倒的袁政府。浙江早動則局勢早決，縮小戰禍。由他們主動，則一舉手之勞，否則秩序一亂，地方受災。他一再表示，只願在外面為桑梓盡一點力，自己不想回本省做事。他所最希望的有兩件事：浙江人團結——保持已有的實力，和地方秩序不亂。自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北洋軍閥的兵節節南下，江蘇、安徽、江西、上海，包圍浙江的各省，已儘是北兵的防區。北洋軍閥的坐大，和後此為禍中國的「北洋軍閥」四個字，即在此時養成。南方的老百姓文弱，稱為「北佬兒」，心怨而口不敢言。膺白略知南北形勢，且由異國亡命歸來，不由不竭力希望桑梓之邦，倖免入這腐化的武力圈套。 浙江省城杭州，有西湖，水平無浪，麗而不宏。五代錢氏在此保境百年，南宋趙氏到此偏安不思進取。地理和風物，影響省民性格，影響政治。當時的浙江軍民兩長朱介人（瑞）、屈文六（映光），久與袁氏相安，游移不定。朱生活腐化且病肺。屈曾表面獨立，而暗中通款於袁，袁以明令加屈官，實揭穿其隱。於是浙江護國須另推新人，亦即實際掌兵的軍人。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四月，浙江始明白加入護國軍，其陣容為：督軍呂戴之（公望），省長張暄初（載陽）；童伯吹（保暄）、周恭先各領一師；夏定侯（超）主全省醫務。其中呂與童系保定軍校出身，張、周、夏系本省武備出身。杭州來人都給這些人以綽號，我曾聽說「辮子」如何，「天師」如何，「癉子」如何，指的即是「屈」、「張」、「呂」三人。浙江脫離袁政府而獨立，加入護國軍，實系大勢所趨，且有江蘇影響，非膺白之力。膺白的行動和工作亦完全自動，未受任何方面指使或幫貼，個人更無所企圖，幾個朋友覺得他能如此做，他自己亦覺得應該如此做而已。下有克強先生民五五月十八日一函，略具當時之事，是僅存的一封，距克強先生去世不過五個多月。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左右：自駕返東，音問時疏，小垣兄奉函中想能道悉弟狀一二矣。兄到滬後苦心經營，時於同人函中得知，不勝佩感。茲浙省既團結鞏固，對外自可發展，東南半壁非恃以奠定之不可，亟盼補充實力，以全力先收復海軍，庶聲威可振。於輸運械事一項，尤關緊要，已另函致戴之、文慶、伯恆各兄，請為特別注意。我兄深謀遠識，當早計及。此事關係極巨，海軍若來，袁勢可去其一半，於外人視線更可改觀。滬上于海軍能接頭者想不乏人，聞少用先生久已經營此事，可否與之接洽，望與浙當局一商之。弟本月九號抵東，小垣兄同行，去國既久，情形殊多隔閡，且現在時局，一日萬變，請時賜教，以慰旅愁。浙中款械事，運隆兄已竭力與日磋商，當可有獲，弟能力可及，自當儘量援助。手此即頌毅安。尊夫人歸國後想佳適也。弟興啟（民五、五、十八） 函中王文慶、莫伯恆（永貞）均浙籍國會議員，運隆（張孝准）湘籍，似系辛亥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軍械司長。所云浙中款械事，膺白未預聞，他終生未參與向外借款或購械事。此函是來信而非答信，看文字可見，想另有人函托克強先生，而克強先生則以事關浙江，故一併以告膺白。海軍獨立，浙江負擔三十萬元，一張支票送由膺白交唐少川（紹儀）先生。當時海軍只有閩系，平日生活甚豪，而在政治運動中講價，膺白不與有直接關係。克強先生右手失去食指中指，函以三指寫，書法健美，而文亦謙厚如其人。 五月間，兩廣雲貴各獨立省，成立「軍務院」於廣西肇慶，是集體制，而以岑春煊為都司令，梁任公為都參謀。岑春煊字雲階，為清末大吏中堪與袁氏抗禮之人，籍隸廣西西林，大家稱他西林先生。二次革命前他與革命黨人友善，他曾公開電責袁氏，故後來亦亡命南洋。他不但是西南人，清末他任兩廣總督時曾招撫土匪投誠，即早期的桂系陸榮廷一派。北洋軍閥勢力始終未達兩廣，故陸榮廷一派在兩廣成了擁兵疆吏。岑西林之在西南，以有此聊可指揮之舊屬。國民黨人自反對袁氏帝制的護國軍起，前後與岑共事者甚多，而多數為國會中之政學會派。自軍務院而後有七總裁，似即由此國會所選出。這些，我們住在北方，但見國會忽南忽北，其間如何相結恩怨，我們在天津閉門寫讀，均不預聞。我第一次知道國民黨與岑結歡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之際，一日膺白不知由中山先生抑克強先生家開會回來，說袁氏無論如何不能與南方氣味相投，岑西林足與相抗，有人疑岑終是官僚，有人以袁有實力，而岑則否，不妨相與。為前說者何人我不知，為後說者系汪精衛，汪的主張，當時是很有力的。 我沒有見過西林先生，膺白亦沒有做過他的僚屬或與他共過事。民五（一九一六）以後，有一時期，上海的岑公館常是人才會集之處，中有許多膺白的朋友，因此我們偶然南歸，膺白亦常往岑公館，常被留共飯。岑家的餚菜大概很講究，一次膺白吃著一味不認識的菜，欲放手而西林先生固勸，他回來疑心是蛇，甚悔。西林先生送過膺白一副對聯曰：「其人如精金美玉，所居在讓水廉泉。」何所據而如此許可，不得而知，我則不免很向這幾個字嚮往。民九（一九二〇）我們出國，他托膺白帶口信給他在美的一子一孫，並托照管。民十六（一九二七）膺白長滬市，接他一封介紹一個侄子的信，信送到我們家裡，故我得看見其親筆。信中有「惟足下可托」之句，知其晚景不順。 膺白僅有的一次和西林先生公事接觸，是民五（一九一六）他做浙江省的代表到肇慶，事屬偶然。浙江是護國第六軍，本來願到肇慶的人並不少，忽然六月初袁世凱病故，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北京成立新政府，即將召集舊國會，故原擬南遊之人，紛紛北上，不再注意肇慶，於是膺白願代表浙江前往，為本省完成宿約，毫無其他政治作用。浙江省政府給他帶一秘書張煥伯（元成）。張先生後來做過一任縣長。 我必須在此附帶提起張煥伯先生，他是《感憶錄》里作文章的張湖生之父。膺白同他到西南一度共事之後，久相闊別，一直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病，他介紹一個中醫，陪同上莫干山。他的夫人吾夢超，與他同留學過日本，後來夫婦均吃素信佛。膺白之喪，煥伯先生助念佛幾天。抗戰中在上海，生活甚苦，夫婦同出負米。王大綱與湖生交厚，湖生在渝，大綱得便常送點糖或油存問二老。復員後，他們另一少年朋友汪公紀（績熙）返滬，湊款與大綱二人代表去省視兩老。這幾位少年的義氣和行動，與我毫無關係，而煥伯先生見情到我。他要慶祝抗日勝利，送一桌功德林的素菜來請我，並且說如果我不喜吃素，他可開一次葷陪吃。他夫婦是吃長素有年的人。勝利後的局勢並不令人快活，他們境況亦不好。我如何可掠人之美，而受他們的情！我固辭。一日我在門前散步，遠看有一人似乎負重而來，走近見是張煥伯手提四瓶酒，這次我趕快接受他的酒，而堅請取消已定之菜。相約俟真勝利的時候，大家再敘。他的長子東生，父母嫌其不羈，在中美聯誼社服務，復員時接收的敵產醫院隸屬於此，他知道我家其時有人找事，來問我有無他可為力處。這些人情味，都難以忘記的。 膺白一生到西南，只民五（一九一六）的一次，有一半地方，言語不通，他講說粵督龍濟光見客穿黑拷綢短衫，手臂帶翠玉鐲神氣，出人意想之外。 護國之役，浙江雖整個起義，然不過半年，內部軋鑠，久在上海之北軍楊善德，奉命統兵入浙，是為北兵入浙江統治之始。吾家時已遷京，補救無術。自此以後，盧永祥、孫傳芳相繼主浙政，隨北洋軍閥本身分子之消長而更迭，本省人安居其下。民十五（一九二六）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北伐，由武漢而東下，總司令蔣先生是浙江人，足以警醒本省。這時孫傳芳為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出境迎戰，浙江省長夏超暗儲精械，以警察起事，被孫軍逮捕毒害而死。我手邊有夏的一封賀年信，無關宏旨。其舉事膺白未預聞，浙江交通便利而有終身未出省境之人，夏君亦其一人。後來浙軍第一師陳儀，第三師周鳳岐，均先後通款。關於辛亥及護國二役浙江之事，除我直接所知，《感憶錄》中葛敬恩先生文可以印證，他與浙江軍人大半系同學或師生關係。 從民五（一九一六）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去世，恰巧廿年，他始終如言沒有問過本省的事。廿年中，浙江在北洋軍閥下和國民政府下各十年。膺白自己要留得鄉里情緣，晚年終老，為下一代盡點社會義務，所成無幾，我在《莫干山》章中當述及。浙江在國民政府下，亦有幾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僅張靜江（人傑）、朱騮先（家驊）兩先生，靜江先生的建設至今猶留遺蹟。有一個時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張難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純軍人湖南魯滌平先生主浙，多數的浙江人不解其故。有人嘲笑說：誰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異地！蔣先生曾兩次徵求膺白為江蘇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沒有徵求過他到浙江。除開向中央保舉，膺白向不介紹人，對本省亦如此，從不插嘴人事。從北方辭職後，幾個僚屬請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國廿五個年頭中，首尾兩年，有朋友勸他為桑梓服務。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願，英士先生亦不放。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們在莫干山，一日膺白的總角交徐青甫兄來，適膺白有北來遠客，青甫兄與我均不願與此人見面，我們到鐵路飯店午餐。忽然他說：勸膺白為本省做點事吧！很多朋友會幫忙。青甫兄從來不勸進，此日不知何故。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時宜，在山在鄉則販夫走卒都可親。朋友們說若民選省長，膺白當為第一個被人想到，亦最可能當選之人。沒有試過，誰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國時，見一輩少年熱心政治，願入某人某人之門，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為駭異，曾大為勸告。在這種機會，人與我商，不論勸人勉己，我都說若欲從政，由基礎入手，若人民真要我們，連我亦不辭。至於膺白，早把選舉看得很重，五四運動之際，他勸青年不可忘讀書，假期回里向眾講演投票之義，這是民主初步。 我現在要說一點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我是一個人跑，跑馬路、跑碼頭、跑銀行、跑電報局等。我到銀行時，長凳上一同坐著等候的都是商行里老司務和出店們，這些經手銀錢的人當都誠實可靠。但我是一個廿幾歲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幾次碰著廖仲愷先生，頷首微笑不作聲，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為安些。我跑海關打聽船期，到碼頭接客，不像如今一個電話，一輛汽車，頃刻了事。到了目的地還常常受冷擱一邊，或不給切實的答覆。膺白到滬，我們住定以後，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繞馬路。法租界尚賢堂、巡捕房、兵營一帶，要盤旋幾次。我手裡拿的食籃書包等類，是「信箱」和「錢袋」，請人往來的憑信川資，都如此傳遞。我的裝束總是個學生模樣。遠客到滬要晤膺白，我總先行一步，認為無誤而膺白入見。我訪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裡以為他家與幫會有關。事先岳軍嫂代我約定時間，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號，她補告我一句：房子很小。我從春暉里坐黃包車到法租界，看見嵩山路即下車，專向狹窄的地方找門牌，有幾個小女孩問我找幾號，我說十二號，她們欣然帶路，到了一家，門口確是十二號。我上木板踏步進屋，有一男一女在，我問徐君，主人頷首答我，我以為這是密示在內，坐而等候，久待不至。再問，主人仍頷首支吾，倒瓶中水餉我，我不飲，他愈殷勤固請，我慌忙奪門而逃。走出嵩山路大街，見車即坐，正擬回家，見嵩山路的另一頭，還有不少人家，而十二號門口，主人正立而待我。原來我所遇見道旁的女孩們，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們所指示者並未錯，這是安南巡捕住宅區，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惡意。在當時的我，則有點驚悸的。 我到海關問輪船進口鐘點，膺白由香港回滬，我必須自己去接，海關辦事員告我清晨八時到埠。膺白這次回滬，我瞞著家裡的人，只在夜間告知二妹性仁，倘有不測，我亦不歸，托以後事，事詳二妹性仁章中。我整夜未睡，清晨七時即到大自鳴鐘碼頭等候，其實小火輪十時始靠岸。今日思之，海關洋人在八時前不會辦公，船如何能在八時開進黃浦江？我自無知，受此播弄。上海二三月天氣尚甚寒冷，尤其在清晨，我在碼頭或站或緩步幾乎三小時，偶爾在岸旁鐵椅小坐，有人指說，「座位專為西人而設」，視之固有其字。有些西人在所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下許多可惡之事，使世界至今不安不平，惜潮流滾去，連帶許多無辜的人。 辦事的人無服務精神，不惜給人上當，這是中國人最急切需要加工勉勵的事。 我瑣瑣述這些事，當時因有重大目標，不覺其苦。時過境遷，猶不憚煩，我有兩點願望：一為公，即上述之服務精神，亦即一個民族的人情味，這是文野之分，我們必須努力的。洋奴、官氣害得我們久了。二為私，我的小輩們以為我是不辨菽麥不識東西，而受人捧的人，我不敢的。我不勤，但亦不懶，我是並不敢享福的人，留語小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