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九 亡命生涯
這裡我所用「亡命」二字，是從日本報上看來。日本報紙對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而逃亡到其國的人，稱為「亡命客」，是政治意義的，和向來中國文字中所謂「亡命之徒」，含無賴意味，有關人格，性質略異。二次革命後，袁政府通緝大批革命黨人。一年余來，與民國肇始有關的人，霎時不與同民國。且因當局處置嚴厲之故，趨炎附勢或自圖洗刷之輩，從而邀功。即使通緝榜上無名的人，凡與被通緝者共過事，做過朋友，亦難在本國立足謀生，不得不跟著亡命。袁世凱借革命黨而得到政權，其對待革命黨實非常殘酷，不若革命黨之對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於後來袁氏稱帝叛國，而被「護國軍」所推倒後，處置帝制餘孽之寬大。這是事實。護國雖不盡革命黨人所為，然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參加，我與膺白均在其內。還有可記得的許多朋友與我們有關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國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陸續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遠輾轉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達。所以群趨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離中國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國；二、中國革命黨大部到過日本，或留學過日本；三、生活便宜；四、從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當時到日本不需要護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討論是否容許登陸居留的問題。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贊成容許居留者占優勢，故亡命而猶稱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後首先注意的日本輿論。膺白與我相約，互相勉勵，不使同情我們的人看不起我們。政治是一件事，成敗不盡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國際，人格當為國格的一部分，是我們念念不忘的事。
報端登載主張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為彼邦國民黨的犬養毅氏。雖然二十年後他組閣，並未能稍戢少壯軍人侵略中國之勢，中國人總認他是一位開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詩集》，不記得是其生前抑身後所印，有送給膺白的一部，我感懷前事，從頭讀過一遍，完全漢文，詩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號，日本人有號，是漢學氣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張通緝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懸有賞格，且註明「不論生死，一體給賞」，這樣野蠻違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國報紙沒有見任何批評或議論。我保存一頁影有該令的上海《字林西報》，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餘三人都與膺白有深交，同為辛亥在南京、上海兩處負責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並不主張用兵，事後緘默不誚讓，見解儘管不同，革命是整個的，失敗或錯誤，共同擔當。這點精神存有中國道德趣味，亦含有幾微民主合作風格，應該是寶之勿失的。中國革命最初同志間，常有兄弟般友愛精神，在前輩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尋出一二。與數十年後，得意時逢惡變本加厲，換一立場，即反唇相譏，振振有辭，人情不可同日語。統製法則下所養成人物，有絕對性，失意時極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後，有人憧憬這樣組織，欲收一時之效。這趨勢影響未來的國運，比二次革命本身損失更多。擬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復活。較之未來，與極「左」極右作風很能契合。改組亦近於極「左」極右的所謂整肅，剔掉不同的意見。
我們亡命時間，一共只有兩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兩年半中，彷徨心緒，寂寞異鄉，僕僕道路，感覺日子很長，占可回憶的一段。尤其我，從此永不再見我的母親，有終天之憾。出洋本是我們原定計劃，膺白曾以此堅勸英士先生，並願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線和要參觀訪問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見人家國民安居樂業生活，我們不勝羨慕。見人家國民奮鬥而積之總和，累增其國之富強，我們自覺慚愧焦急。膺白日記里有「出國一步始識國字」的痛話，他不是第一次出國，亡命沒有國家保護，遂更識國之可愛。我們一次閒談：什麼事可使胸懷一快？不約而同說出：跳上船回中國去。記起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詩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雖靜躁不問，然沒有人想像做異國公民，中國書里把「養士為何」意義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棄的。
兩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過三處地方：日本、南洋、美國。我們由上海到長崎，乃匆促的決定，為有上述親戚家的店。我們改名換姓，店裡經理預先得訊招待，警廳當作小東家來此，未加注意。長崎乃日本九州一個商埠，昔與中國通商，輸入營口、牛莊出口農產品，形勢重要而繁盛。自日本工商業突飛猛進，大阪、神戶日趨重要，橫濱成國際大港，長崎漸漸冷落。日本在我東北，自己有經營，運輸採辦都有自己的機構，中國商人件件落後，我親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只勉強維持幾十年留下來的門面。經理周君指點我們到一處溫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濱，兩處都是溫泉，有很家常式的旅館，是在東方的西洋人避暑處。時近暑末，不甚擁擠而受歡迎，價亦便宜。如此我們避開了警廳日日注意的一條路線。我們雖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綏路——當時尚名京張鐵路——到過張家口，一路山區地勢甚高，坐轎騎騾游過關和山，還沒有上過有汽車道的山。這次在山，將幾個月來政治和戰爭的煩惱暫時擱開，有機會反省一下，十分有益。岳軍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秋後岳軍先生重回士官學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課。岳軍嫂由滬後至，她和性仁在長崎活水女學同過學。
同志多住東京，我們亦決定搬東京住。到後知中山先生擬改組國民黨，積極再革命，謂欲組織五十人的敢死隊。江西俞詠瞻君告訴我們，他口快，問先生在內不在內。當時袁政府通緝黨人之令，都稱「亂黨」而不言「國民黨」。當時北京還有個國民黨占議席多數的國會，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要從這個國會選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凱，都只是臨時參議院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後來國會投票選舉時頗有不屈之士，袁世凱以軍警包圍國會，始得選出。選出後，他即解散國民黨，而又解散國會。我不記得袁先解散國民黨，抑中山先生先動意改組？「改組」與「積極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熱心的。此與後來政治和黨的掌握者，甚至內部紛爭，都有關係。讀史者曾發見中國幾次開國者是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籍貫的人，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長。本來我們想到中山先生，即聯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諸先生，皆廣東人，以後多出一派浙江人來了，此與後來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後完成北伐，很有關係。
我們到東京時，幾個曾經遠行過，或有力遠行的人，都在想離開日本。與日本人處，很容易談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義俠之士同情而幫忙，然是危險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險。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熱情而又小器。對中國政策亦矛盾，以他們義俠之氣，很要幫中國革命成功；以他們要蠶食中國，又很怕中國強盛。這點，熟悉其情的人並不少，不得不存「敬而遠之」之心。在東京，一日膺白去參加一個追悼會，是李協和（烈鈞）先生髮起，一個日本人加藤君為中國革命而死，還是辛亥前後的事，大概協和先生始終和他的家屬有聯絡。這日膺白回來，盛讚協和先生，說他稱加藤的母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稱之，不愧對鄰邦一個為我國而死難之士。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動近於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當時對本國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將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別受注意人物。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係，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云云，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我們悔悟在國內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在東京看見國內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勸人乘閒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他並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於一間。家具只一矮几，供寫字用。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室內最舒適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爐是一隻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菸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癒飲食不慎而復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復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將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隨便，而我比他更隨便。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只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燉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
上章說過替膺白買書的江口先生，對我是膺白的助教，來一次總要講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給我聽，如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將，組過閣）的太太、廣瀨中佐（日俄戰爭封鎖旅順口而自沉，日人視為乃木大將以外另一軍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從小已經受過這類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買書時選擇太嚴，費時甚多。這種愛書而不隨便化錢的窮讀書態度，實是可敬。吾家日文書大半經過他手，在中國時，他來的信里常是書評，即不買之書，亦說點內容和所以不買的理由。這樣的人在日本極平常，我看了認為很難得。他曾經告我，所識中國學生中，膺白是極愛書的一個。我當時還未到過歐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廠，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讀書人為中國社會中堅分子」一個觀念，不禁惶惑起來。
那時日本還沒有實行減簡漢字，他們的中學裡就有漢文教科書，我曾買一部看，而無機會聽如何講讀。日本早期的學者和開國的元老，大都精通漢文。我見過的書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寫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體。日本人亦多能漢詩，上面說過犬養《木堂詩集》。平常背得出幾句中國舊詩，談吐中不經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還不少。日俄戰時的東鄉大將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學，在日本盛於在中國。攻旅順的乃木大將全家殉國，日人尊為軍神，他的「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顏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絕句，為國家殺敵制勝而歸，胸懷若此！這些，在我們亡命時，都重新添一番感觸，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國里流無辜的血！
日本人雖受中國哲學影響，他們沒有取我們的「家族倫理觀念」。他們的爵位傳長子，財產亦然，家庭間有獨立而不倚風氣。但很重視我們的忠和義。武士道訓練由此。他們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親，以此完成社會秩序。兩千多年前我們孟子的一個學生髮問，假定舜為天子，瞽叟殺人，皋陶為士，則如之何？這問題實在很好。皇帝的父親犯了罪，舜是聖人做皇帝，皋陶是聖人做法官，如何處置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兩段，他第一句說：「執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說：「舜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他對法律主張嚴格，而對倫理亦婉轉維持。日本戲劇里，有做警察的兒子對犯法的父親，經過種種悲痛不忍的姿勢，而終拿出手銬來。他們的教育，「法」與「情」之間，從「法」。他們的漢文書里有一課，大意如下：某某先生問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為大將，孟子副之，來征吾國，如何？」弟子不能對。先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擊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們雖曾崇拜過我們的孔孟，然時時謹防受麻醉，他們對國家大義分明。
我見過一冊竹越與三郎著《人民讀本》，內容是日本國情和國力的現狀，和政治設施的意義、目標，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比較差別，國民見之，可以瞭然世界及本國的現狀，是對國家的常識初步。這正是中國國民目前所需要，我勸膺白寫中國的《人民讀本》。他說沒有正確統計，沒有已上軌道的事，將什麼報告國民？比如軍備，其時日本常備軍二十個師團，添一個二個師團要經國會通過。兵是國家的兵，顧國防亦須顧財政，關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說得出。清末練新軍尚有步驟，我們浙江至最後始成鎮（師）。民國以後，南北都如不羈之馬，聚集在江蘇就有二十六師之多。膺白本人就是負責編遣這些軍隊的人，可惜只是片時片段的整理，不久軍事又起，這番難得的工作竟成絕響。人只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編遣而整頓地方秩序之心。為寫《人民讀本》，引起了許多心事，他說何從下筆？我建議一面寫「常」，一面寫「變」，即照理中國應該如何，而此時則實際如何，把一篇爛污賬請國民過目判斷。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我們回到上海，聽到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言，請梁任公先生編一《國民讀本》，其用意甚相仿佛。我們覺得任公是寫此書最理想人物，從此放下這一條心。
我們亡命時經濟狀況，有已得的出洋經費，可以維持生活，然還有緩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飾物都變賣了，連結婚紀念品亦不留。這種心理解放，是從我母親處學得。連累一對朋友夫婦，他們暗中立意要補償我其中一件紀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隻鑽戒。二十年後，我真箇接到他們這件高貴禮物，和超過禮物百倍的友情。我珍藏而不使用。又十餘年，待他們的長子——我們的寄兒結婚，我拿出來作為賀禮。少奶奶初從四川到滬，帶上這件有意義的紀念物來看我，我說不出的歡喜。這對朋友即張岳軍、馬育英夫婦二位。數十年的友誼中，這件特別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記的。
靠有限積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動念到南洋經營農業。聽來的消息，以前許多不識字赤手空拳閩粵勞工，到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過很大的業。以為吾輩讀過書的人，當能團結作成更有意義的局面，而自己亦能藉以生活。俞詠瞻上代是商家，說起來似乎多懂些，來約膺白同行。這時英士先生已往大連，膺白曾以所知東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在東京熱心組織的人，關照以後見中山先生稱「先生」而不名，同志間在背後提到中山先生亦只稱「先生」。民國初年，不崇官階，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強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從自發。
我們決定到南洋之前，買了幾種日本人所作關於南洋的書，膺白看了叫我亦看。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們到了新加坡，這是英屬南洋群島中心點，歐亞往來必經之路。我們在旅綰小住，看形勢後即覓屋居家。招待我們的陳楚楠先生能講國語，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膠農場。我們參觀其他農場時，亦坐陳君的車，每次他都陪行。後來我們時常遇見的還有一陳詠商君，是僑商家西席，丘文紹君是《國民日報》主筆，則不但通國語，且能國文，但不屬產業家。
這裡觸目都是中國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國僑胞。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內地販買而來的「豬仔」。「豬仔」者，自己賣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約。其中聰明強幹者，到賣身期滿，出來向政府領地拓荒，以自己的經驗，再從中國販運勞力，種植橡膠椰子之類，五七年成熟，壽命甚長，出產源源不絕，遂以致富。其從事蔗糖咖啡，或開錫礦，辦法相仿。當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勵人去開發，沃野千里，領墾不須出價，只要在規定的年限中墾荒成熟，不墾則地須收回。拓荒最要在勞力，此外則有銀行可以周轉資本。白種人怕熱帶生活，土人不夠伶俐，中國人忍苦耐勞，遂成適應環境的驕子。這狀況直到最近始成問題。然中國人在南洋的貢獻功不可沒，僑胞對本國貢獻，亦始終是正號而不是負號。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僑胞大都為閩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廣東的潮州人。語言比普通福建廣東話更難懂。領事館或社會組織無材料供後來者問津，指導與互助更說不上。有錢的人在自己願意時，不吝捐款作善舉，而很少肯指導別人成功，尤其與自己同類的事業。故請教外行人不得要領，請教內行人亦不得要領。人地不熟，名姓須假，雖殖民地，銀行開戶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將生活費交託僑商周轉，後來整存零取，一事難成。去時以為略具知識，小有資本，成就較易，到後始知不然。做生意的人，必須對錢神經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閒。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僑胞捐款，然手頭有限資本不能耽擱。據我所知，只一二不在乎耽擱的，交給所熟的人代為經營了。
膺白旅行馬來半島全島，我只到過新加坡附近之處。我們都未到荷屬，即今之印尼。不論英屬荷屬，先進僑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們很熱心僑民教育。我們在南洋時，和我們同輩的大都不能國語，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學校，學中文國語。那時還不知紓財歸國辦廈門大學之陳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們由歐洲返國，經新加坡，始曾訪他。
我買一本英文和馬來語拼音的字典，對家裡用的馬來工人說話。然無法與閩粵僑胞的眷屬通話。膺白勸我譯手頭攜有的一冊《南洋與日本》，以解寂寞。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為黃率真，譯成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如此一大片在人種上經濟上與中國關係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時找不著一本中國人的寫作。我譯完這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開始，我們聽見那只有名的德國兵艦「愛姆登」，在一個早上經過新加坡與馬來半島間之海峽，從東口進而西口出，發炮如入無人之境。我們看見新加坡被召集義勇軍演習操練，在熱帶的商人都沒有體育訓練，上操甚不整齊。我們看見日本海軍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國人在東亞的屬地靠日本代為維持。我們亦看見英國軍人向日本軍官舉手行禮，日本軍官那股莊嚴神氣。膺白已見到而憂慮今後日本在東亞勢力之增長。我譯書完稿寫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東龍口登陸，占取德國人在中國的利益——膠州灣、青島。這個舉動應該由我中國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從此在我遼東半島對面山東半島立起腳根，而在中國本部滋事益多。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濟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戰協定》，皆由此起。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憂的膺白，後來先後充當應付這些事的要角。國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責備由於曲突徙薪而且焦頭爛額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應《國民日報》丘文紹先生之約，寫過幾次文章。其最長的一篇名「歐戰的解剖觀」，作於戰事初起，署名「以太」，連載四日。他以海陸軍力和物資，雙方比較，斷定德奧利於急戰，先勝後敗，英法利於持久，得最後勝利。當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問系何人手筆。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記於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戰後之世界》一書中。
氣候常年熱，人情只拜金，我們在新加坡，形勢大體明白，經營力有不逮，同樣坐食而沒有進步，開始另轉念頭。本來我們因在英在法朋友較多，入境亦易，已經打聽過在彼生活程度，準備赴歐。我的同學丁庶為（緒賢）夫人陳允儀（淑），夫婦二人在倫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學公費供兩個人的讀書生活。允儀來信告我，吳稚暉先生全家在倫敦，每日只吃淡麵包，每星期嘗一次白塔油。我們聞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時李協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國的人已經東返，到檳榔嶼即函膺白相會，我們不可能再到歐洲。克強、曉垣、醉六（石陶鈞）諸先生尚在美國費城，我們拿這生活標準向他們商量，函去而請他們電復。他們來電說，估計不足，而不甚遠，歡迎前往。駐新加坡總領事胡仲巽（維賢）先生大膽給我們一張赴美護照。當年只有美國入境最難，必須要護照。我們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連累胡君，再三請他考慮。他說不是幫我們回國，而是離國更遠，可無干係。胡君乃馨吾（維德）先生之弟，其誼可感，這是我們亡命時惟一為護照而往訪的國家駐外機關。膺白赴美的名義為新聞記者，觀光巴拿馬賽會。
從南洋到美國，我們不得不走回頭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馬尼拉為終點，要經過上海。我們因有通緝令不能在中國海上停留，所以要跳過上海的一段，先從新加坡坐小型短距離的船，到長崎換船。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韻松先生，他是由長崎來晤由法國歸來之李協和先生的，他們是在江西時同事。我們上船時，彭凌霄、余維謙兩位來送行，各人從口袋裡摸出一頁寫有送行詩的箋紙來。當時患難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無國無家，連自己團體裡少有可以談志的人。彭先生的詩如下：
驛路明朝駛萬千，白雲深處水無邊，勸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詩曰：
異鄉送行人，行人還異鄉，誰識此中苦？西風吹大荒，天池一掬水，為君作行觴，大醉三五日，一夢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學中共認的好好先生，但有極堅強骨氣。清末他們畢業回國，照例要入京朝見，然後授職。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傳彭君丁憂，後知他親喪早滿，報丁憂乃託故迴避，寧可不要功名。他與膺白都是同盟會丈夫團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個出來號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個人生活極苦，家眷在原籍，親友避嫌，不敢公開照顧。二次革命後，膺白留在國內親友家的書籍文件，凡有名字筆跡者，在所謂清鄉時亦都毀去，報紙對失敗者常盡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來吾家閒談，這位向以渾厚見稱的好好先生忽然憤慨說：「社會若如此沒有公理，將來不嗜殺人者要殺人，不貪財者更貪財。」雖如此說，他後來回國始終未改其恬淡無爭態度。
方韻松先生邀我們到長崎住在他家，他夫婦定要讓自己房間給我們。他家租的一間寬暢店面，門口掛著「厚康兩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業的兌換店，他們頂來掩護身份，家眷即住在樓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們作他家的客，亦避過了警廳注意。韻松先生之弟聲洞，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後來曾看見他夫婦——尤其是韻松嫂待這位烈士的一個兒子，愛護煦拂的神氣，顯然私的情感以外還有公的同情。我們與他家在一處時不多，這情形是常印在心頭的。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們啟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儷置酒送別，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長崎住家的亡命客。在這以前，我們曾到神戶，遇見熊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婦在長崎養雞，冬天的海風將雞棚吹倒，補苴辛苦，柏太太沒有能來。幾杯酒後，韻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詩」玩，我還是初次懂這規矩，是每人寫一個字湊成的聯句。起首的人寫一個字，暗給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聯的一個字，把這個字照樣暗給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個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時，大家攤出手中紙條來看。我們那晚人數甚少，第一句後，容易猜出途徑，鬧不出笑話。酒量都還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著「醉死他」，提筆將各人的字湊起來，喊「有意思」。當時這一桌少年，現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記簿，還看見「相逢忽忽想當年，一醉今宵話舊緣」「天邊風月好，海外客途難」等酒腸熱淚句。
一九一五年的五月，為巴拿馬運河開通紀念，美國在舊金山的金門灣頭，舉行一個萬國博覽會。我們以觀光名義而來，會裡給膺白一張記者通行證。我們到南洋本想經營農業，後來仍作書生，義務投稿，天不虧人，到美國得此意外便利。堂舅葛仲勛（敬猷）先生是中國赴會代表團的一員，住在舊金山對岸卜忌利，地方清靜，我們亦決定在那裡住下。我自己到經租處覓屋，這還是生平第一次，運氣甚好，經租人告訴我租價，我合意，他將鑰匙交我，即此定議。我們租的是一所小小平房，在卜忌利街一九二八號，月租廿五美元，一共四間小房，附帶廚房浴室，前後都有一點空地，家俱勉強可用，灶系兩眼瓦斯，浴缸是鉛皮塗上白漆。那時還沒有冰箱和暖氣熱水設備，要熱水時，到地窖臨時用煤生火。右鄰是黑人，左鄰是初到的義大利人，環境並不算好，在我們只要價廉，已是十分滿意。膺白做園內披荊斬棘工作，這屋大概久無人住，蓬蓬亂草，掩蓋月季花叢，他一一清理拔除，月季干刺刺得他兩手裂破出血，然立時紅白花朵分明。我們後來回國，不論住山住城，園內修枝工作，常由膺白自做，這裡是他初次學習。柴米之事由我擔當，第一次上市到牛肉攤，柜上人問我要哪一種？我紅著臉想，告訴他為煎炒用。我們每日吃兩頓麵包，早上牛奶和茶，中午煮點菜湯，無其他餚菜，晚上則燒飯，有一葷菜。此兩餐冷食而晚上有飯之例，卅餘年後我再在美國居家，仍沿用之，但飲食稍為豐盛而已。膺白喜歡吃魚，是一件比較麻煩之事，淡水活魚要向渥克倫定購，有中國伙食鋪定期送貨，吃不完保留為難，故亦難得享受。我自做衣服，用烙斗在灶火燒熱熨衣，事倍功半。此時市上初有電熨斗，是最吸引我之物，而終未買。從我們有家以來，這小天地算是第一次可以「知止而定」下來的地方，比在東京時更進一步，我們開始打算一條更積極生活之路，把衣食住做到「苟完苟美」為已足。
卜忌利是那時美國西部有名的一個大學所在地，我們幸得安居於此，不可錯過機會。那年的暑期班我即報名聽課，我選的是歷史和新聞學。前者是我自己的嗜好，後者是膺白所慫恿。美國大學暑假很長，暑期等於一季，有錢人讀了，多拿學分以速成就。無錢人做一季工作貼補學費，中小學教員借假期進修。美國的中小學是公費，大學則很多人連父母之錢都不用，而靠自己工作。這一年卜忌利大學的暑期班特別興旺，為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許多教者讀者從遠方來順便觀光。歷史班的學生很多是中小學教員，有的看來年紀已在四十歲以上。卜忌利本無新聞一科，這年的教授是從堪察斯省而來。膺白常常同我談，以後回國，無意從政，我十分同意。我很希望他教書，不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教書先生的女兒，我覺得好的教師不僅要求學生舉一反三，教師本身亦要做到教「此」而能啟示「彼」。膺白注意一個問題時，常搜羅前後左右許多問題，他自己說是受軍事訓練之故，我以為是他一種性格，於中國新興的教育，需要求多方面的了解甚合宜。但他自己有願做一新聞記者，他說做記者的條件，要看事很清楚而比人早一步，要熱情而自己沒有支配慾，他自以為合格。他發見我有和他近情之處，所以慫恿我聽新聞課，希望我做其記者的記者。卜大有名的露天希臘戲院常是我們坐談處，共和黨的老羅斯福到西美演講，亦在那裡聽了。
舊金山有兩份國民黨的報，同志們過路都停留往訪，有聚會，膺白都被邀參加。那裡主持的是林子超（森）、馮自由、馬禮卿諸先生，幾次飯聚亦邀我，這時熙文尚在小學，不能讓她回來一人在家，故我沒有去參加過。我們在卜忌利期間，鈕惕生（永建）、張溥泉（繼）二先生都來過。溥泉先生系從法國來，重回日本，曾在吾家一宿。我們自己有兩條氈子，一條被，沒有用房東舊鋪蓋。溥泉先生至，膺白先拿鴨絨被給他，臨睡怕他不夠，再去問他，這位天真的客人躺著說：「你再給我加上條氈子吧！」沒有問我們還有什麼。一直到民五（一九一六）大家回到北京，膺白當著溥泉夫人講起這件事，他笑說：「誰叫你同我客氣！」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在晚春開到冬天，一直是加州最好時光。會場內分三個部門：一、以國家分的各國政府館，是用建築和陳設來表示各該國的特點。中國政府館建築做太和殿模樣，裡面陳設是大廳用的廣東紅木大几椅，惜因經費不足之故，連徒有其表的規模尚未做到。美國自己則每州有一專館，各以特產或特點作顯著表示。二、以赴賽物品而分的館，如農業館、工業館、教育館、美術館等，每一館裡各國分區陳列其出品。三、遊藝街，是飲食和遊玩的地方。一處巴拿馬運河縮影，電動船隻過閘過河，看客座位自動繞模型一周，有耳機聽各種說明，最吸引人，門票亦最貴。有一處做中國人吸鴉片聚賭之狀，經抗議而停業。這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起，歐洲參戰的各國都未能如約參加賽會，僅有商人出品略資點綴，然美國本國的耀富，可以填補空虛。美國繁榮雖未如今日，而科學進步和機器生產已經甚為顯著。從原料到製成品，經過階段，可簡單實地表現者，在大小公司廣告中都可看見。參考說明書取不勝取，一本機器孵雞說明書，我們藏到民十七（一九二八）上莫干山時。日本赴賽甚認真，他們的茶葉展覽，附設品茗處，即在布景的茶田旁，採茶少女白衣白帽，潔而美的神氣，宣傳了表里一切。中國代表團先鬧人事糾紛，攜帶難以解釋的家眷，出品既貧乏，準備亦不夠經心。有餘沈壽的手工耶穌繡像，至奪目，陳列在美術館。
暑期將過，美東的朋友們都想和膺白見面，曉垣、醉六二君曾西來小聚，同我們同往聖諾澤訪一對美友瓊司老夫婦。克強先生在費城，膺白頗擬往訪。時中國國內，袁世凱在屈服於日本所提二十一條要求後，猶不知奮發，而叛國稱帝。籌安會鼓吹帝制的六人中，竟有一半是以前革命黨人，使人懍然於「權」與「利」之足以毀人而禍國。在國外，熱心組織的人將救國大任集中在一點。辛亥以前，進同盟會準備革命，許多人在讀書，這次，能靜下來讀書的人很少。世界大戰尚不致於崩潰，而我民國已在崩潰。我要住下去讀書，膺白彷徨不安。商量下來，留我與熙文在卜忌利，而膺白一人東行。有一關君介紹一位史小姐，曾在中國傳道，其家住有另一中國女孩，可與熙文為伴，商將熙文寄宿史家。我覓得華格老太家一室，每月膳宿二十八美元，不但取費公道，其家有三女一甥，或在卜大讀書，或已做事，均與我年相仿。史、華兩家均系虔誠教徒，與當時西美歧視黃人態度不同。
這安排並不容易，機會算很好，我已經搬到華家，膺白正將動身東行。一日，忽得我母親逝世之耗，晴天霹靂，我幾乎支持不住。父親曾病肺，中過風，弟妹中性仁最長，僅年十九，母親乃全家最重要不可缺之人。我對膺白說：「戊戌之後，康梁亡命十四年，辛亥始得歸國，我們的機會不知在何時？若許我回家省父一次，分弟妹之哀，則與之終身異鄉，亦將無憾。不然，若父再不諱，我其飲恨無窮。」他甚為同情，全盤計劃作一大轉變，立刻為我籌備起程。我顧不到我動身後他父女二人如何生活，後來時勢促成他們亦提早回國。為我動身，膺白決定停止美東之行，他和熙文搬到舊金山住極簡單的旅館，到中國飯店常點一隻酸辣湯，以其價廉物美，這是美金一角五分最起碼的菜。幾年來無可如何糟掉的錢不少，打這樣小算盤無濟於事。平常膺白笑我把美國雞蛋看得那麼重，三個人的菜湯只肯用兩隻蛋做蛋花，用手括蛋殼至乾淨，亦是只打小算盤。他後來告訴我，在舊金山候預定之款不到，熙文拿出珍藏的小金元給他，還問金項鍊是否亦可變賣。他說時猶甚得意，令我感動。至他自己，放我走得那麼遠，並不預料可以接踵回國，這些，都是難忘的人情味。
這時，美國太平洋郵船因工會排斥華工而停航。日本船因歐洲戰事需要物資航運而改向印度洋，中國人亦因其提出廿一條要求之故，排斥日貨，不坐日船。我等候到十月底，有僑商臨時組織的航業公司，第一條船系買的舊船，改名「中國」，往來太平洋，始得動身。上船時膺白恐遇見熟人，於我回國不便，僅送至半程。華格太太母女攜大束菊花來送別，甚為殷勤，我導觀房艙等處，故不寂寞。以下是我動身前膺白幾段日記，錄以記歲月：
民國四年十月四日，仲舅傳來岳母逝世之訊，予妻痛不欲生，雖盡力勸慰，終覺苦不勝言。研究結果，勢不能不變更原來計劃。
十月九日，偕仲舅渡海售皮衣，不料又為商人作弄。
十月十二日，欲渡海而石醉六兄來訪，談赴日不赴日問題。定妥予妻艙位。
十月十六日，醉六來訪，言決計東返，已接克強先生詳函。
十月二十日，渡海訪醉六，知已為定妥撒克遜旅館二十八號房，即曉垣上次住過之室。又定妥郵箱四九六號。五時訪片桐，取得醉六等船票兩張。予妻寫好兩函，一致岳弟媳，一致志弟，托醉六帶至橫濱付郵，圖其快速。
十月廿三日，午前醉六來，同至新中國旅館訪溥泉，即此送伊等行。同志行蹤皆不便，無人送至碼頭，僅在旅館握別而已。
十月三十日，午前九時半，仲舅來，即攜行李偕予妻登車，恐船上耳目多，送至半途。別後恍惚，呆立半時，緩步將乘車至渡船處，又遇仲舅正在尋我，因適間忘將船票交予妻，幸而遇到，否則窘矣。復近車邊與予妻談數語，舉手作別。
張溥泉、石醉六二先生離美，決定在我之後，而起程在我之前，他們先到日本，且不得不坐日本船。十月廿日膺白日記所言片桐先生，乃在東京時房東河田家好友，服務船公司，故張、石二君托膺白覓他代購船票。航線減少，當時購票是極不容易的事。膺白和熙文後來只買著一隻日本貨船的票而行。我堅持要坐中國船，寧多候一星期。托石君帶寄岳軍嫂和吾弟君怡信，是告訴他們我將回滬。
醉六先生名陶鈞，湖南人，此去即為雲南起義的蔡松坡（鍔）先生參謀長。他詩文都好，極好學，由軍人改攻哲學，為研究叔本華哲學而願作一個老朋友資格不比他高的隨員，到德國讀書。他給膺白的信常有笑話，一次附一相片，背後題有詩，然詩與人方向顛倒，要翻過來從腳底看起，我現在只記得其中「與君相遇海復海」一句。又一次是不用年片而寫信賀年，說了許多寄年片費時費事的話，末後亦附一首詩。膺白看了笑說：「這豈不比寄賀年片更費力！」回中國後，我們和他見面機會很少。膺白無論何時不會忘記老朋友，我今無意中留著他一封信，並不足發笑的一封，是民十四（一九二五）段執政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他的朋友李君代表雲南唐蓂賡（繼堯）兄弟到京出席，特介紹於膺白，函中「桑港分袂」云云，桑港是日文稱舊金山，堪與上引日記相證，特附於後。亡命以後，朋友們借我名「英」或「雲」稱膺白者甚多，膺白自署亦有時如此，民十五（一九二六）後他發電還都署名為「雲」，石君函上款猶沿此例。「朱志成」是膺白為石君買船票時臨時擬的假名，當時亡命者到處用假名，我不知他為溥泉先生用的什麼名。
至膺白日記所言「售皮衣又受商人作弄」，此事說來話長。民元（一九一二）我們北上至津，準備出國，膺白和我各買皮統做大衣一件，我買一件灰背，他買一件海龍，商人謂這件海龍極難得，慫恿再三而買。他這件大衣是我們到美行李中最好之物，他立意要賣去。一日，他接到一個在日本的朋友信說：擬回國見父母一面，死無憾，倘有不測，以家眷相托。膺白看信不勝悽愴，極鄭重來和我商量，他說到那種偏遠之鄉，如何保得住不被人中傷？等朋友遭難而顧其家，為何不先顧朋友本人？添一兩付碗筷不費多少，不如請來同我們一起用功讀書，斷其回鄉之念。他說時惟恐我不同意，見我亦幾乎下淚，他感動得說不出，隨即起草發電給這朋友，請候他掛號信到再離日本。寫一封極長而具體的信，務請其來美，怕其過慮，誑說我已經得到留學公費。我的一個親戚其時為歐洲留學生監督，我們說誑以此為理由，其實歐與美風馬牛不相及。這件事關係的幾面都未知道。這朋友後來到南洋教書，未回中國，亦未到美國。膺白第一次拿了皮衣求售在此時，第二次為我動身。當時陪他同走者為仲勛舅，介紹僑商者有一關君。
後來膺白匆促登程返國，曾有克強先生幫忙，後章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