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七 辛亥革命知見
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稱為「光復」，「光復」二字，婦孺可曉，不煩解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復」之義。我當時亦在少年群中，隨眾鞠躬，隱約聽讀祭文之一人。當時的興奮與滿足，是生平難得有天真無憂的一次。後來清帝退位，南北議和，民國系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以象徵五族共和，遂稱「革命」而不言「光復」。這面五色國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義，亦有其甚遠用意，系折衷革命後眾議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後來重新易幟，而成現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五色旗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十七年，在後來從不斷發生蒙古問題西藏問題上看，則缺少了這點精神上維繫，亦有點可惜，而且當時如何不想出一個另外有聯繫性的象徵來。
武昌起義，各地初用黃帝紀元。改用陽曆出於滬軍都督府一個參謀沈虬齋（雲翔）的臨時動議。滬軍是籌備南京成立政府的後台，沈君見其時上海外僑準備過年，觸機想到改用陽曆，大總統在元旦就職，更加「作始維新」的氣象。以其意告之參謀長黃膺白（郛），膺白即為陳都督英士（其美）起草電南京，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吳興人，二次革命後在滬，被袁政府人誘出租界槍殺。
我個人直接承前輩志士之教，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義，不旬日，即與同輩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搖旗吶喊不成熟舉動，所見地方在滬寧、滬杭二鐵路沿線，將約略述於後。我們初見革命領袖們，以為書上讀過的志士豪傑均在是，國家前途有無窮希望。我曾讀書於袁項城所倡辦的北洋女師，他來學校參觀，或學生歲時往謁，我屢為同學代表致辭。監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帶我到他書房，問話藹然可親，我尚只十三四歲，因同情戊戌政變之故，不能釋然於心，非校命，務避接近。辛亥革命結果，我所夢想之志士，讓政於我所疑懼之梟雄，頗不安於懷。然終覺豪傑哉民國之人，共和不當謙讓為治耶？民國前途自無量！
辛亥革命斬斷幾千載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國始終擾攘之故，這件空前歷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進國家的永留建國光彩。其經過，亦因民國第一個政權——北洋軍閥系——之有意抹殺而曖昧，第二個政權之過分歸功於一點而壟斷。致使烈士們活潑的碧血，全國可勃興的民氣，皆成剎那彗星，墮地無光。
我讀過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馮自由《中國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館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和一些零星紀錄。亦曾有願寫一篇辛亥革命鳥瞰，為參考得失之由。願大才小，歲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讀書文中，似有關軍人之事和名較少。此系事先軍人須特別秘密，少有紀錄；且辛亥甚少戰事。然當時比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陸軍學生出入其間。我所認識膺白的陸軍同學，多與辛亥革命有關。大半能文，而紀錄極少。民國十四五年李曉垣（書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見其接吳綬卿（祿貞）夫人函，為女公子婚事與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參黃克強（興）先生戎幕，辛亥與克強先生同事漢陽，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敗後同在東京，同在美國，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強先生逝世未離左右。克強先生自黃花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漢陽，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臨前線，每役皆敗，未嘗諉過於人。我最後一次見他在東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飯，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別莊，一向同情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之妹為照料家務。飯畢，他遞竹籃里一方小手巾給我，我見他右手僅有的三個指頭，而他寫的字還永遠那麼好。我幾次慫恿李先生寫克強先生傳記，至謂義不容辭。至此，我又知李先生與吳家關係，朋友為遺族決兒女大事，其交誼可知。辛亥吳祿貞以新軍第六鎮駐石家莊，其實力與形勢，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沖淡北洋系勢力。吳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勢相差更遠，於辛亥成敗關係甚大。我又慫恿李先生寫吳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當世人寫當世事太難，且多顧忌。寫當世事誠難：從紙面尋材料，尚只須判斷取捨安排；從胸中尋材料，則立場視線好惡寬窄均足以為梗。寫史修練與做人修練同，永無完滿之時，做到幾分是幾分而已。
我今寫《回憶》，只是個人片面知見。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國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為有限。當時文告及南北議和條件，世多知之，惟清室優待條件，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攝閣時修改；其修改要點與辛亥不同處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號為民國公民，其二，優待歲費自四百萬元減為五十萬元。辛亥時，原條件在上海有人以為四百萬元歲費太高者，汪精衛（兆銘）言若相持下去，人與物的犧牲要多少倍於此數，卒定稿。
實際辛亥革命，自民國前一年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陰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時期先後僅四個月又二日。其中商討之日，多於交鋒。革命戰事只兩處：一在漢陽，一在南京。其在漢陽者，先由革命軍占領，其後清軍由北京南下，革命軍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謀舉事不成，致清將張勳得負嵎固守。革命軍集各省聯軍之力，擊退張勳，占領南京，建立民國臨時政府。攻南京時，惟浙軍一支隊最稱勁旅，是清末有訓練之新軍。漢陽與南京兩處戰事都不過匝月，兩處一得而一失，使雙方形勢保持平衡，各知相持無把握而傾向和議。當時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優勢，各有弱點，而第三者成舉足輕重，其勢如下：
（一）為革命對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兩三年，此時的隆裕太后系光緒之後，與幼帝宣統均在位不久：以個人言，二人均是極可憐人物。其他皇室親貴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題目，為國家而不是對個人。朝廷主戰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戰最力之良弼，尤足喪清廷之膽。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或「獨立」觀望，清廷再欲鎮壓革命，已不可能。清軍雖一戰而奪回漢陽，據知當時海軍薩鎮冰（鼎銘）態度，軍人以失去戰鬥力為止不能不戰。他是講原則，等待發完其最後一顆炮彈，故軍艦盡其最後之彈即不擬再戰，欲用漢人打漢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為革命黨本身。攻下南京為革命軍第一勝利，獲有組織政府之重心，然軍力財力均已竭蹶萬分。「響應」與「獨立」各省足壯聲勢，而自顧不暇，亦不盡屬同心。武漢有首義之功，黎元洪被推為副元帥副總統，一般人心目中視為民族英雄，報上言論亦以武漢為多，然發言甚於負責。上述提議用陽曆的沈虬齋先生，一日在辦公室看見報上許多文章，對眾說他亦要發個通電，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國父老兄弟姊妹銜名後，其電文曰：「我是好人，你們莫反對。」這不過是一滑稽諷刺，然可想到當時「做事的人」和「說話的人」責任不平均。克強先生在漢陽督戰，當時眾募之眾，沒有訓練，被北洋節制之師一擊而敗，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轉以津浦路為北伐路線，這些都是臨時的推演，並無預定之總戰略。南京之後台為上海，上海對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為容納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為效力，士商之直接參加革命者，如李平書（鍾珏）先生、沈縵雲（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贊助者如張季直（謇）先生、趙竹君（鳳昌）先生等；而猶太富商哈同之別墅愛儷園，時為各方聚會之所。這點成就，由於歷年輿論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諸先生的《民立報》，尤富有少年氣概。這支發揚鼓勵的筆，一般人已為之感動有素。又由於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的胸襟寬大，善於周旋士紳。英士先生在社會與王一亭同輩，以先識其公子故，稱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並進，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為支持四方。革命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馬首是瞻，仿效上海軍政府組織法。革命近於人自為戰，但亦一盤散沙。浙江革命後組織，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藍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學兄》文中記辛亥（一九一一）一節曰：「膺兄既畢業於日本……其關心最切，聯繫最密者，則故鄉之革命策動也……清廷起用袁世凱，驅其北洋久練之眾……直壓武漢，革命勢力岌岌其危……陳公英士已在上海準備響應，浙江內部亦已籌畫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鎮舉事不密，為張勳鐵良等所敗，於是武漢之勢益孤，各地響應之呼聲雖盛，而實力莫舉。膺兄與英士先生遂決舉平時苦心準備之滬浙兩地，相繼起義，時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則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參謀，接洽頗審。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視聽所系全國金融總匯之上海，則武漢新挫之眾，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師，何以收容，而袁世凱等之贊成共和，更豈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與膺白在浙江武備同學，其入同盟會系膺白所介紹。辛亥浙江起義，由上海密運武器到杭，均預置其寓所，攻南京時為浙軍參謀，作戰計劃是他所擬。
上海對南京臨時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總統府庶務之微，均為第一準備站。戰事若再延續，最急切的責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為兵站總監，籌備北伐後方之事，而膺白乃滬軍都督之參謀長也。膺白所領的一師兵，本隸滬軍，為第一師，克強先生為臨時政府陸軍總長，改為第二十三師，隸中央政府。廿三師原來駐區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漸漸進駐南京，故後來留守府及江蘇都督府的衛隊都有廿三師的兵。膺白往來滬寧，日不暇給，鐵路局為之添開夜車。黃伯樵先生《懷黃膺白先生》文：「克強先生在南京組織元帥府，並籌備組織臨時政府，余亦效奔走於其間。政府成立，大總統孫公與陸軍兼參謀總長黃克強先生，均時時以重要國事諮詢先生。其時上海為各方政治軍事總樞，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滬，顧此失彼，因由滬軍都督府商於當日之滬寧鐵路當局，行駛夜車；京滬路之有夜車，實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隨克強先生在漢陽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師，後來南北議和，沒有戰事，故亦未見戰功。惟有兩點非常之事，其一自請解散，其二出了國家不世之才。朱鐸民（鏡宙）先生《內政外交中之黃膺白先生》文：「諸藩歸政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基點，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近代式之國家者，實皆出自當日諸藩熱誠愛國，以軍政大權舉還國家之所賜。膺白先生當辛亥……統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師請，以為軍權歸還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遠大，愛國之熱誠，當世寧有其匹，惜乎繼起無人。」若以後來癸丑（一九一三）成敗論，則這一舉是書生之見，功過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貢獻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內易長之事頻見，人事紛更，即浙江亦未免，獨上海有始終如一之健全組織。上海貼近租界，國際觀瞻所系，自發難以至結束，無擾亂可與人以口實之事，此亦不能不歸功於上海當時有一支節制之師。廿三師雖屬新練，然士兵系浙東純樸農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備出身，都受過專門教育，亦大半為同盟會同志。張岳軍（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師，蔣先生（時猶名志清）的一團則由寧波而來會合。當時一般組織，不免才散而逾量，獨廿三師有精選集中之效。其後編遣之易，亦因當事者均有國家觀念，不以一點武力為已足。
上海雖對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貢獻，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僅一商埠而不是一寶庫。短期間，一家惟一的商辦銀行「信成銀行」，其協理沈縵雲先生為上海革命後財政司長，發行滬軍軍用票以致信成銀行破產清理。中山先生抵滬之日，寧滬同志望眼欲穿，急於知海外歸來，有何外交助力和華僑捐款。二者為革命黨所急需，而後者尤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實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戰，開始議和，捐款並無所得。
（三）再說握北洋新軍實力之袁世凱。所謂北洋新軍系指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所練的一系，亦即其後來為禍中國二十年的北洋軍閥。袁初在天津練兵，後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軍隊長期在其個人勢力下，不與其他新軍同類。又因近在輦轂，舉足輕重，亦較其他軍隊形勢重要。戊戌政變之前，光緒擢升袁氏，譚嗣同深夜造訪，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頑固之西後；而袁終泄露機密，致變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遠遁，光緒幽閉終身。迨宣統繼位，系光緒之侄，載灃攝政，系光緒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貶袁歸田裡已三年矣。武昌起義，清廷無法應變，而北洋新軍在肘腋間，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間，命為湖廣總督，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為內閣總理大臣。湖廣者，革命起義之處，節制各軍者，期北洋新軍之用命，總理內閣則交付政治謀議和矣，可見時勢之急轉直下。袁未必忠於清室，亦無情於革命，然為大義不能篡清室，為人心不能打革命。於是挾革命之勢以迫清帝，恃北洋新軍之力，使革命勝負不可知，而雙方均不得不就其范。觀吳祿貞之被刺，與灤州起義不成，顯然革命勢力不許延至近畿之意。最後由北洋新軍將領聯名請清帝退位，還有舊交故吏種種策劃，終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線索可尋。
除以上三個勢力皆不能戰而只能和，尚有兩個勢力促成辛亥和議：其一為南北士紳，其二為外交團。士紳如張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詔，列名南京臨時政府，曾以個人資格借款充政費，然系袁之故交，後為進步黨重要閣員。外交團在中國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國民氣不可遏，革命軍且首先表示承認條約義務，故滬漢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然亦勸南北息戰言和。中山先生最後協議五條，其中要點皆欲以外交團作證為保。一條曰：「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須知照駐京各國公使。」又一條曰：「文接到外交團通知清帝退位後，即行辭職，然後推薦袁世凱為總統。」其不信任與不得已，可以見也。袁在報告清帝退位詔同時，電南京託故不能南來就職，蓋南來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據。其電曰：「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若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惟須審察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來就職，致有北京兵變之事。欲為藉口，禍及民眾，其存心決不離老巢可知。
我今離開政治層，述辛亥革命時一般民氣。上章說過我母親帶我二妹性仁下鄉講說革命不是造反，光復是拿回祖宗之物，請大家幫助革命軍，獲得鄉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僕周老媽媽曾以工資購買浙江鐵路公債，至此又以工資捐助革命軍餉。滬杭寧沿線各地朋友談及家鄉之事，多相類似，有力者踴躍出財助餉，講演者有鄉人煎湯以慰勞乏之事。在上海，商店夥計每日爭閱報紙，其不得者，數人聚看一張，或一人讀給餘人聽，顧客與店員隔櫃討論光復與共和，延遲買賣。九畝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戲開風氣稱，這時任何團體借用劇場開會，或請演義務戲助捐，有求必應。社會輕視伶人心理，自革命時起開始改變，初次聽見年輕的世家子呼演員為某先生某伯伯，與革命有關的演員棄掉藝名而用本名。武昌起義系每人用白布纏臂為號，凡準備響應者均預購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數倍。杭州光復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運手槍炸彈，裝在鋪蓋內亦無人查察。逃難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為可怕的事。社會上很少人談未來政權，亦很少聽見人受指導而革命。報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擊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國人普遍的朝氣和熱情，再無過於辛亥革命最初之剎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師地理教師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灤州革命未成，被捕斬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黃君守瑾，曾欲聘為兒媳，黃家因事未允，至此黃君自願許婚，料理白先生後事，奉養孀姑。我從白先生學時不長，聞黃君事常掛於懷，後知黃君之夫白君在馮玉祥軍中任事，當亦為灤州關係。北方同學因在官立學校，一向不問時事，四年前對徐錫麟、秋瑾之案，未動於衷，此次傾向革命甚於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歸，或往來南北，攜帶禁品，不辭艱險。同學陳翠琬、於士嘉等由滬帶炸藥赴津，裝置如送禮之糕點，我見到她們工作，還有李鍾和亦在內。前述直隸方伯旗人增韞，在保定以育嬰堂轉變成一女學校，增韞自己的女兒與育嬰堂女孩，同以「鍾」字排名，而均無姓，鍾和與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學生，她後來轉到天津女師的。天津同學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響。
我雖望國家之改革久矣，然從未參加過任何組織，亦不知「同盟會」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我參加革命行列。我父親一次有病，曾對母親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兒，不由我不自勵，誦「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之歌辭而奮發，這時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壯丁。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親信託的人，家裡宅大人多，我去添熱鬧而不怕擁擠，我在上海必住其家。我說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隱夫人，諸妹婉青、淑青、蕙青熱烈贊成之情形，與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從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慚愧而亦感動，受此敬意。上述為發滬軍軍用票而致破產之信成銀行即為周家產業，信成協理沈縵雲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為革命直接損失之巨，以周氏為最。我到滬之時，上海尚未光復，寄母見我奔走，照顧甚於平日，我的遠方朋友來，她留宿留食。到冬天，她見我所攜寒衣不多，而我往來的朋友多穿甚樸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緞羊皮襖要我穿著，事後知全家只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裝，她用更好之物品換來。又擬做絲綿背心，謂槍彈不能入，一若我真將出入槍林彈雨中，亦未計在槍林彈雨中還穿綢緞皮襖？如此未上前線而作英雄，言之猶愧，然不厭言之者，於以見素不問外事之前輩和同輩，在光復之際，如何盡其熱誠贊助參加的人。
我們不期而遇的有幾個學校的朋友，或素識，或相聞知。天津女師的鄭仲完（璧）、陳允儀（淑）與我姨母葛敬誠、敬和等，上海愛國女學的曾季肅、范慕英，北京女師黃紹蘭等，後來又加入蘇州振華女學倡辦人王謝長達等，又加入勝家縫紉女學吳振球等。我們組織了一個「女子軍事團」，借西門方板橋一家停課的女校校舍為集合處，分四項工作：戰鬥、看護、募餉、縫紉，各以能力志願參加。范慕英是我在家鄉從學數學的范拱微先生之妹，本為體操教員，主持戰鬥之部。王謝長達年最長，為許多同人的母執，主持募餉之部。還有愛國女學的楊兆良，她們認識上海很多殷實商家，她們挨戶去募捐，平常都難得上店的。吳振球本教縫紉，她借得機器，主持縫紉之部。主持看護者誰，已不能記憶。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肅手，眾推為團長，她是曾孟朴先生之妹。團成立後，呈報滬軍都督府，請指導。後來南北軍事至南京而止，軍事團工作僅以仿製服和募捐略有成績。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時，曾想我們中有否諳西文之人，從軍為外報記者翻譯，事未實現。在南京時，克強先生部下有人教裝炸彈，亦曾練習使用，住在鐵湯池丁宅，只極短時期。在滬在寧，同人一律睡地鋪，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鍋菜，自備零用。在軍事團未成立時，我們一群人大半未滿二十歲，自覺年輕未有社會經驗。一日仲完告我，張默君（昭漢）是她在南京讀書時的老師，比我們都成熟，請來指導最好，我欣然願同往蘇州滄浪亭訪她。我在蘇州景海女學，她是我的前輩。景海是一教會學校，以英文為重，而對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頗給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讀中文時間，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與我均是此類學生。我進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武昌起義，我即日離校赴滬，學校平日，不得家長關照，不許出門，此時不加干涉。我到車站，原擬乘早車，但是日久候而車不至，或車過而不停留，直至晚間始得上車。與默君相值於候車室，又同擠上一節車，時間甚長，一路談革命，竟無人注意我們。惜這次與仲完到蘇州訪她，她有比我們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來。
軍事團在最後一段時期，曾季肅辭去，同人推我繼任，故議決結束，系經我手。我們看和議告成，不宜再虛擲時光，大家同意解散。想起成立時曾報告滬軍都督府，則解散時亦須去申報，上次報告時有仲完參加，故此次由我與仲完二人同去，接見我們的很巧是膺白。我們報告團事終始後，我曾述一向對革命的理想，和幾個月間見革命的情形，這段無意中對辛亥革命的臨別贈言，竟成為我們相互認識的開始。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與膺白同學，但我們系初次見面。數日後，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冊他所譯櫻井忠溫著有關日俄戰爭的書，日文原名《肉彈》，中文稱為《旅順實戰記》。
我們一班人熱血有餘，貢獻極少，自這次經驗，同人都不再參加群眾運動。有一點相同處，覺衝動時期已經過去，國家需要建設，個人需要學問。有人提倡女子參政，我們幾個人因受舊書影響，看得從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參政，須先具備足以參政的條件，故均無意於此。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們已各歸本位，教者歸教，讀者歸讀。仲完她們在天津還有半年功課未畢，她函請校長提早複課的稿子是我代草。我讀德文時，住上海七浦路周家為諸妹補課，諸妹在附近愛國女校讀書，我去聽其國文專修班的課，主持者是蔣竹莊（維喬）先生，與我父親在商務印書館同事，竹莊先生建議我學英文，預備考官費留學。我自己本在前述蘇州景海女學讀英文，革命後，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蘇州去了。
補記
我寫了《辛亥革命知見》後，幾年間，陸續看到聽到許多當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處的事，三處相關聯的事。上面我已很強調：南京光復為辛亥成敗關鍵，而上海尤為關鍵之關鍵。我讀了這些史料後，增加了我理論的根據和材料的補充。
關於理論者，有人以為光復上海有比陳英士先生更多勞績，滬軍都督不必定屬之陳先生。我以為陳先生所影響者，不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復沒有那麼快，而浙軍之攻南京，亦無此後台。關於史料者，我看到了本來知而不詳，不敢輕於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憶》中最需要充實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兩個問題本屬二而一。我不憚煩節錄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與浙江》一文，以下簡稱「葛文」。
讀者注意：杭州光復雖由於浙省「新軍」，然上海來的「敢死隊」，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雖大部由於浙江新軍之力，然上海來的敢死隊，又加入了最後的衝鋒。我推測，這敢死隊不但是陳先生的關係，還是蔣先生的關係。膺白我沒有聽他說過，我知道的是他與浙江武備同學的關係。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軍，這是人人皆知的。但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數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孫中山先生對於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這是肯定無疑的。還有像徐錫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黨人或挺身赴難，或振臂疾呼，激發了其時的知識青年，同樣對人們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這也都是事實。不過除此以外，還有若干人，他們所作所為也曾起著更直接的影響和作用，而其事跡在當時卻似東鱗西爪，後人記載亦僅若隱若現，使我這個身與其事的人自覺不能已於言。謹記錄當年有關數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軍的杭州起義，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經過如次，亦僅勉記所及而已，至於傳聞臆斷之說，則寧付缺如。
葛文所特別涉及的人有三個：一、伍元芝，二、蔣尊簋，三、黃郛。
伍元芝號蘭蓀，江蘇上元縣人，前清進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他可以說是浙江新軍中革命思想的播種者。他在武備學堂經手招收的學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則科和兩班速成科。這三期正則科的學生是全校最優秀的，也是後來在革命事業中最為積極，最為得力的。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先後調進了新軍部隊，充當各級軍官，有的還去擔任文學堂的教師。武備學堂大柱上有一副對聯是伍所撰寫，聯曰：
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復仇，春秋之義，願爾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
這寇盜滿中原的「滿」字是雙關的，與聯語的含義是何等膽大心深，給青年學生以教訓刺激。數十年之後，我還先後聽到看到過幾個武備學生背誦此聯，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舊感憶錄》里葛敬恩、趙正平兩個人的文章，與最近我在台灣晤見的沈子萬（鵬）先生，他已八十二歲高齡，還口述此聯不誤。
伍總辦對學生中思想前進，好學奮發的人，都是十分獎掖鼓勵，多方照顧。他不待他們畢業，提前保送出洋留學，膺白即其一例。
蔣尊簋號伯器，浙江諸暨人，他是體育名家，畢業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回家路過杭州，那時浙江體育會適開運動大會，公請他做了運動會總裁判。有一次他自己表演體操，觀眾大為稱讚。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他應浙江巡撫張曾之聘，擔任浙江新軍第二標（團）標統。他開辦一個弁目學堂，以訓練初級幹部，還調請了本省武備出身許多學生為第二標主要幹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負責訓練一個區隊，除一般教練之外，還在課堂上教「野外勤務」一科。「野外」就是戰地，其後辛亥革命浙軍援攻南京，得到實戰經驗。浙江省第一次徵兵，實際還是募兵，全省因武備、弁目學堂與蔣伯器關係，應徵的人蜂擁而至，不多時即征足逾額。他另外成立一個學兵隊，調葛任這學兵隊區隊長。所有這些部隊中，文理通暢思想進步的人很多，後來浙江成立二十一鎮（師）時，隱隱成了全鎮的骨幹。
浙江新軍成協（旅）時，協統一席應該屬於蔣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楊善德來浙充任協統。楊以剪辮子為革命黨象徵，而第二標自標統蔣尊簋以下全是光頭。楊還要部下見上司請安打千，犯過要跪下打軍棍，有意同新軍為難。同時，浙江遵照清政府規定，成立了督練公所，重重上司，使蔣做事十分為難。又因徐錫麟、秋瑾案發後，外邊多知蔣和他們是熟人，蔣感覺難以做下去，乃辭職而去。
在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秋，蔣去直隸河間府參觀大操時，得知江蘇省第九鎮亦已編練完成，是年亦在舉行大操，特電浙推派葛敬恩、朱瑞、陸殿魁、柯勉等前去參觀。第九鎮大操所舉行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正是辛亥年浙軍與清軍激戰處，而朱瑞與葛即是浙軍攻南京的司令與參謀。
黃郛號膺白，浙江杭州人，葛文言：
他光緒卅年考入浙江武備學堂，我們開始認識。我為二年級，他雖長我九歲，卻是一年級新生。我因見他為人慷爽，學識優良，對他很是欽佩親熱。他在諸同學中不久便成為突出人物，並且為學校當局所賞識。他在校二年，未及畢業，即破例膺選提前派遣留日……黃在留日時參加了同盟會的組織和活動。他每年回來時常和大家集會幾次，講講日本的國情，遠東和國際形勢等。他把在日時自己所編譯的書刊送給大家看。尤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幾種有關戰時勤務的秘刊，給我們中間若干人慎重保管閱看，這對我們在辛亥年初出茅廬的作戰起著極大的作用……他介紹我入同盟會。由黃引進加入同盟會的人很不少……到了辛亥那年，黃的官階雖然還不過是一個少校，但在軍諮府內卻受到同僚們的重視。清廷親貴們企圖了解黨人的內情……不知為什麼竟糊裡糊塗挑上了黃郛……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陳其美合作起來……他們以浙江新軍為後盾。當上海光復的前夕，黃郛憑藉他和浙省新軍中人過去的關係，他自己並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軍人同時行動，在鼓動和組織方面都盡了很大的力量。
葛文《杭州光復前夕的一些重要醞釀》章言：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浙軍部隊向來只有正規的槍炮，大家鑒於武昌的起義深得力於炸彈手槍，覺得我們行動之際也非有此不可。炸彈自己不會做，而且不會放，手槍極少，都是老式不堪用的，因此要求滬上黨方幫助，這個要求同時也微含一些要挾的意思在內。數經磋商，陳英士和上海革命團體方面竟完全慷慨答應，並允許到我們起事前一二日，準定派「敢死隊」來一同參加起義，後來果然派了敢死隊數十人陸續混進了杭州，手槍炸彈亦運來不少。
葛文《馳援南京》章言：
上海是各種革命勢力匯集的地方，在滬軍都督府未成立之前，各黨派已十分活躍。都督府成立之後，在千頭萬緒之中，總算有了浙江的獨立，使他們內部和一般的人心得到了很大的穩定，而且陳其美、黃郛他們一向同浙江有深切關係，浙滬之間就更形密切。當時上海的嚴重課題就是支援武漢和南京的問題，尤其攻取南京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但自己還派不出兵去，這自然要向浙江請援了。其實滬、杭二處獨立，前後相差二日，杭州也還是在紛亂之中，說是要調很有力的兵力開往南京，這在平時開拔已非簡單，何況二十一鎮成立不久，其中未曾充實的一協分駐浙東，正待訓練補充，在省垣的也是裝備缺乏。但上海既一再催促我們赴援南京，經過商討，也就毫不遲疑，決定舉浙省全部可調之兵，立即出動，而且人人踴躍……這是由於大家認識到南京得失關係革命形勢極大，決不容許從容補充然後開發……將朱瑞的八十一標全部應調，八十二標的一營亦撥歸朱指揮，外加巡防營二營，騎兵一隊，炮兵一營實只二連，有六門德國克魯伯廠制老山炮，恐怕還是普法戰爭時代的舊炮，被清朝買來的。工兵還好，有一連多些，炮、工兵技術訓練都比較好，是前炮工學堂（蔣伯器所辦）打好基礎的，輜重兵則僅有其名……這個組織自行定名為「浙江攻寧支隊」……那時這個革命發動也是瞞上不瞞下的，上級軍官……還有中級較高的許多人都不使他們知道，更不使他們預聞。主持這次革命的多數是少校和上中尉級的……所以朱瑞以一「管帶」（營長）代理「標統」（團長），率領比較大組織的部隊，只好稱為「支隊長」，後來也有稱他為朱司令的。至於司令部的組織……更是簡單，連參謀長也是到了鎮江才臨時推舉出來的……所謂什麼處，什麼處長等等並無其事，那是攻城得勝，到了南京之後才擺出場面來的……九月十九日傍晚出征，第一列車就由城站登程了，我（葛）被朱瑞面邀同行，傍晚同支隊司令部出發，過上海已近半夜了。我們派呂公望帶二三人去上海打前站，呂同光復會的人比較還熟，但此時光復會方面李燮和僅能在吳淞分樹一幟，別的黨人亦不很得勢，無能為力。陳其美其時並無成見，他本人亦和光復會有關，和呂亦相識，對於浙江的事尚肯支援商量。我們有了上海這樣的供應基地，這次進軍順利是一個重要原因……上海的工商各界盛情歡迎，都督府更派員……照料……官兵們歡欣鼓舞，順利到了鎮江。
葛文《集中鎮江孤軍前進》章言：
朱瑞叫我負責起草有關作戰和其他各項重要命令等。我因六七年來擔任著隊長和教官，又看過黃郛所帶回的重要書刊，對於這些事情多少有些研究和把握，朱向來是知道的……我們部隊在杭州出發時，受湯都督（壽潛）的命令，歸「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指揮進攻南京，所以我們到了鎮江就一切向徐請示報告，徐亦很客氣對待。但這時他的第九鎮經過秣陵關、雨花台的挫折，手頭已無多少兵力，而且有些部下妙手空空的，還要自封為軍長師長，需索餉項，要求補充裝備，弄得他很為難。他看我們來勢不小，卻一點都不向他要求什麼，他反覺不好意思，自動問我們有何需要。我們……希望若干帶路作嚮導的人，若干夫子幫助搬運物品。他……把自己身邊僅存的衛隊騎兵一排（排長謝祖康，陸師畢業，朱瑞後期同學）撥給浙軍使調。我們……還希望領到些南京地圖，這卻難了，徐自己也沒有幾張，就叫參謀拿一份給朱瑞使用，別的再想法。前面曾說到，光緒卅三年蔣尊簋曾派我同朱瑞等去南京看秋操，當時我曾領到過……演習地點的地圖共四張……恰巧這幾張圖被我帶了出來……說來好笑，總算靠了我的四張圖和徐給朱的幾張圖，就完成此次作戰任務。
滬軍都督府，和浙江的上海兵站，對我們的供應實在好……我們的炮是老式的，所備炮彈極少，作戰起來是很困難的。黃郛得知此事，立刻叫高昌廟製造局查明還存有哪些炮彈堪以撥用。據報合於我軍這種炮的炮彈已沒有了，倒有新式的管退山炮十二門，還是根據買來的外國樣品仿造的，業經試放，成績甚好，炮彈亦不少。我們立派炮兵營管帶張國威（湖北人，浙江武備第三期畢業，留日士官炮科以優秀生畢業）去檢查，復稱：「炮彈充足，炮極好。」黃立即將十二門新炮全部撥給浙軍……我們得到這些炮如獲至寶，但是炮隊的馬匹出發時帶的本來不夠，炮隊組織既有改變，馬更不夠，於是由滬軍都督府設法買進跑馬廳淘汰下來不適合競賽的馬，向各馬車行商量貼給費用，掉給已經教好的馬。所以我們的炮就很快活動自如了。
在鎮江集中準備的浙軍當時所遇到的極為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同聯軍總司令部經過多日聯繫，看出了他們對於克服南京沒有把握，也沒有很多打算……他們所謂什麼軍什麼軍，看來都是有軍無隊，有官無兵似的，我們看到鎮江街上到處正在招兵。據探報，張勳的兵號稱四十營，就人數概算，兵力比我們至少大三倍……我們覺得既然眾寡懸殊，與其坐待來攻，不如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給敵人以各個擊破，倒是上策。我們懇商了徐紹楨……我們估計，他的蘇軍、鎮軍等若干部隊還是比較有些把握的，同時另接滬電，桂軍黎天才部要從上海開到，粵軍不久也就可到達，我們也多少放心了一些。於是就商定了於九月三十日由鎮江向南京挺進。計自杭州光復以來，到此才只半個月……當時形勢，不但敵眾我寡，而且南京又是所謂龍蟠虎踞的石頭城，要是進行真面目的攻守戰，不要說浙軍的四千多人，就是舉江南和浙江所有各色部隊會攻，亦非短時期所能攻破。但武昌既那樣緊急，而山東方面又頻傳張懷芝兵即將南下援寧，形勢是愈遲愈於我不利，目前之計只有速戰速決，說得不好聽些，就是孤注一擲。徐紹楨新敗無力，未能看到此點，陷於消極。我們浙軍乳犢不怕虎，既得徐同意，就貿然而進……這時黎天才軍適到鎮江，他因在上海早聞浙軍聲望，向我們暗中表示願聽指揮。我們認為他是「聯軍」的一部友軍，雖兵力不過數百，也應一切服從徐總司令，我們願儘可能從旁幫助……我們就撥謝祖康騎兵排的大半由謝指揮，去幫助黎軍攻取幕府山……謝很熟悉情形，帶黎軍由捷徑進襲……一舉成功，謝仍舊還浙軍本隊。其時外傳浙軍分兵同黎部攻占了幕府山，即是此事。其實是徐紹楨的兵借給了浙軍，而浙軍又借給廣西軍的，僅此二三十名騎兵，卻因此使南京守軍鎮懾於浙軍的威力。
葛文記載進攻南京的戰事甚詳，我只能摘錄幾段：
十月初三日行近南京近郊……次日傍晚下達命令。全軍於初五日拂曉前以戰鬥行軍前進……向朝陽門一帶敵人進攻……我和支隊長等行在前衛本隊先頭。那時已是初冬，早晨西風甚寒……接著報告：看見大隊敵人前進，並有一騎白馬穿袍褂的將官帶頭，據居民說，這人大約是王有宏統領，他每日出來的，今天帶的兵格外多得多……我同朱支隊長說，今天情形好極了，正如我們所料想的，如此可以形成遭遇戰，我們須急進占領馬群一帶高地，妥選炮兵陣地以迎敵。我就據鞍下了展開命令……接著炮兵開火，頃刻間命中率很高，這是我們新炮的第一功，這種炮在我國戰史上我想也許是第一次出現，恐怕那時袁世凱北洋各鎮還未採用過。遙見密集的敵人紛紛避逃，那位騎白馬的將軍也倒下馬來……我同朱支隊長匆匆吃了飯，趕快趁新月初落的微光，帶了電筒親自巡視了全部戰線。可敬可愛的戰友們還是頑強地固守在自己的陣地上，有的已經疲乏得昏昏睡去，有的已是一日沒有吃飯，此刻還未得到給養，有的冷得發抖（從杭出發天還很暖，未能多帶衣服），有的手拿食物，吃不進口，在發獃。受傷的人總算經衛生人員處理得快，多數已撤到後方救護。朱瑞同我一一慰問他們，叮囑他們還要準備敵人的夜襲和準備明天的作戰。我同朱巡視全線一遍之後，回到臨時向農民借宿的草舍，已經無力支持，倒在鋪開的稻草上，看見好幾人已呼呼睡去。副官裘紹還坐在我身旁，我已自己拿不起筆了，就口講明日拂曉攻擊的命令，由裘寫好……下達……照理，「陣地徹夜」須要調入比較還有力量的部隊，撤下過於疲憊的部隊，以資接力和休息。「拂曉攻擊」更是要增加得力部隊以發揮進攻威力……我們的一再躍進已將預備力量用得差不多了，支隊長手裡還有什麼本錢好拿出來呢……經過一場激烈混戰……忠勇的管帶趙膺在此時戰死……上午總算竭力苦戰，下午形勢更險惡了，支隊長手裡已是兩手空空，求援報告卻雪片飛來……時近傍晚，忽然望見孝陵衛村落起了火焰，就有人傳說，我軍有一部已進入孝陵衛，放火前進，我們要趕快前進……在我們這邊忽傳有「上海敢死隊」二隊，和一部分巡防隊開到……我看機會到了，我輕輕向朱瑞說明我意，朱點點頭。我就叫站在身邊的號兵吹起衝鋒號來。他這一吹，在近旁的號兵也吹了起來，初到的敢死隊和巡防隊也跟著吹起來了。他們隊伍雖很混亂，人數也少，但在這緊要關頭，總算是一支生力的預備隊。頓時全線吹起了衝鋒號，沖呀沖的喊聲響徹四周。敵人向後紛紛亂跑。那時我自己也已糊塗了，竟忘了自己的職分……拔出了開口軍刀，亂喊亂跑，跟著全線一直前去……我恨自己跑不快，更加緊了步度，同跑的人就愈少了，我想跑得快的人可能已進城……三三兩兩的人還在同著我跑，漸漸接近朝陽門吊橋……有幾個認得出我的士兵提議，請參謀官趕快轉去下命令，調大炮上來轟城……沖呀沖的聲還在繼續……忽然有人說：我們早好進城了，都是支隊長慢吞吞地還在這裡走……一瞧原來是炮兵連長林顯揚，大約他也和我一樣，擅離了自己炮兵崗位向前衝鋒的。再一看，朱支隊長也在跟著走……我們實在疲乏無力了，最後還是回到那草舍睡了幾個鐘頭……微明即起，我同支隊長走到孝陵衛，火勢大部已息……孝陵衛的居民不忍離開他們的焦土故居。對這些居民，我們予以安慰，向他們認過……我們決定這天……清理戰場、整理隊伍……同時向杭州、上海和聯軍總部作了報告，又發出許多作戰實情報導給《民立報》等報。
葛文有詳細的攻打天保城及進入南京時的事，我錄他一段與上海有關的事如下：
這裡要敘述一下滬軍都督府給我們的支援。當我們在初五、初六兩天忍飢熬寒苦戰之時，滬軍都督府參謀長黃郛想到天氣驟冷，恐怕出征戰友帶的衣服不夠，已叫他們的軍需處向商家購集了衛生衣四千多套，準備送前方，恰巧得著了勝利消息，他立將寒衣交給了浙軍兵站。次日他自己帶了少數衛兵，押送著都督府所備的犒軍款幾萬元和許多罐頭食物趕到南京犒賞，因此我們在入城時分外感到溫暖。
「天保城」是南京極重要地方，它俯瞰全戰場，是太平天國時數數肉搏的據點，得天保城即得南京。浙軍從初七日起已注意到這地點。因大道有敵人把守，浙軍是在幾個夜間暗抄難走的捷徑而攻下的。初十日下半夜三四點鐘天保城中彈起火，繼以浙軍衝鋒號聲，天明敵人樹了白旗，十月十一日晨浙軍完全占領了天保城，南京光復，一位忠勇的隊長葉仰高在此役戰死。葛文記當時幾輩以逸待勞的人，爭先入城，事近可笑，此風氣雖不無與革命全般有關，我這裡不再錄它了。
葛文記推舉大元帥準備北伐，及南北議和後事，我節錄如下：
革命軍既下南京，革命黨人內部問題不斷暴露……推舉大元帥一事，一部分人主張推黃興擔任，一部分人則主推黎元洪，我們浙軍中的將領主推黎的居多……朱瑞主張就很明朗。我們的司令部因設在省諮議局，來訪的人更是絡繹不絕，都想說服浙軍表示堅強主張，藉以增加自己勢力。袒黃興（亦即袒孫中山）、袒黎元洪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光復會分子反對同盟會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們成了此等人的對象。滬軍參謀長黃郛也曾來過南京……他先向我說服，我本來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黃郛對我講明當時必須推舉黃興的理由，他還希望我勸告朱瑞，要求朱勿在軍中續唱高調。朱本富理智，經過這番疏通，浙軍方面才沒很堅持下去。
黃興就任了大元帥，組織了大本營……各方就紛紛要求擴充隊伍，說要準備北伐……南京街上到處是部隊招牌。原浙江第二十一鎮也被擴改番號為第六師和混成一旅……朱瑞很穩健，他深深領會到第二十一鎮當年創建的艱難……滬軍都督府所屬部隊早已成師，被編為第二十三師，黃郛兼任師長。黃有浙江為後盾，事事好辦，軍官是浙江的老朋友們或是他們的部下，盡好的調來，士兵是浙江幫忙招的，而且武器裝備上海可以就地取材，所以他的一師成立較早，而且規模也很像樣……當總統府成立之後，大本營隸屬於總統府，要求調黃郛到大本營供職，但實際上滬軍都督府事多，陳其美不放，結果他掛上了兼大本營兵站局長的名義。因為北伐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兵站，黃郛每星期往來滬寧之間數次……我從浙軍被調兼兵站局的交通部長，副部長是黃慕松。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到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浙軍被派充儀仗隊去下關歡迎，以後又全部調至朝陽門外明孝陵，整隊拱衛臨時大總統，跟隨謁陵。南北議和告成，孫中山讓去臨時大總統，不久大本營解散……黃興任留守，處理已經參加革命的各省各地的軍事。那時最困難的就是部隊餉項問題。畢竟參加過革命的人，體念到祖國來日艱難，自願裁汰所部的很不少，也有因兵餉兩缺而自然消滅的。滬軍第二十三師……為提倡自願裁軍做個榜樣，在許多部隊還不肯決然裁兵的時候，就首先取消了這師。師長黃郛辭職離開了軍隊。
我於民元春……被浙江派赴北京參加軍界統一會。這個軍界統一會是袁世凱叫段祺瑞主辦的，專為牢籠羈縻當時各省的若干革命頭目和軍界有力人物而設的……招待之優誠所罕見。此會結束，代表回去時，都得了高官厚祿……我那時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什麼世務也不懂……這年夏天，我就同周亞衛、裘紹三人辭去各種職務，進了北京陸軍大學。三個年輕光棍租住在西直門內柳巷的一所民房，自榜其門曰「三光學舍」，光復會的尹銳志、尹維俊二位敢死隊常到我們那裡去，後來周娶了銳志，裘娶了維俊，亦是革命佳話。
民元夏浙軍班師杭州後，朱瑞因我在攻寧戰役中既負責作戰，且保管陣中日記，曾叫我將經過詳細事實寫為記事，作為戰史資料，我就老老實實……寫了出來。朱看後希望我修改一番……但我也沒法修改得更好看。於是朱更請文筆好的人修改之後叫我再為訂正。我看了卻覺得去原文事實更遠……我不好意思再多說。後來修改本曾刊印了少數出來，但我的原本卻沒有還我，如今修改本或者可能在浙江方面找到一二，如能與五十年後的今日所追憶的此記互為參證，誠屬幸事。（一九六一年九月）
我引用葛文逾原文三分之一，為明了辛亥革命浙軍之攻打南京，浙軍之所以為浙軍，它與滬軍的關係，我不厭煩瑣。觀此可以知滬督所貢獻，不只在上海，而實有關全局。我再引《膺白故舊感憶錄》俞寰澄（鳳韶）先生文以結束此章，文曰：
我與膺白先生第一次識面，是在上海城內舊海防廳開會時。上海已經光復了，由李燮和主持軍事，過了三日，亂糟糟一無辦法。南京第九鎮（徐紹楨）舉義失敗，情勢危急，革命黨人與地方紳士，共同在海防廳開會，商量辦法，急切沒有頭緒。膺白先生忽由人叢中挺身出來，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說，決定組織都督府，推陳英士先烈為都督，大計遂定。那時英士先烈與膺白先生尚不十分相熟。後來組織參謀團，楊譜笙君與我，力推膺白先生為參謀長，把滬軍都督府組織起來，操練軍隊，會攻張勳於南京，由膺白先生計劃居多。
觀此，英士先生任滬軍都督，膺白任參謀長均是被推舉的。亂糟糟中組織起來，以成此一大重鎮。而英士先生與膺白，亦因這番共事而私交益厚，結金蘭之契，不是為私誼而互相推重的。膺白對於浙軍的供應更不必說，他自己正在切實練兵北伐，而毫不私心，舉上海僅有的全國最新式大炮，盡以與之浙軍。他往前線勞師之日，正是前線忍飢忍寒之時，是不待請求而自往。諸如此類，與後來他的首先裁兵，只有一個公的目標——為國家。我曾聽到過廿三師一位團長傅孟、一位獨立營長徐士鑣的談論說：「看看人家的隊伍不像隊伍，我們的真可愛呀，誰比得上我們的隊伍？」這已在廿三師解散以後。傅、徐二人是膺白在浙江武備同學，參與杭州光復，參與招募並訓練廿三師之事，其時他們已進入北京陸軍大學了。辛亥時，雖不免亦有為個人權利者，然天真而對著一個公的目標，為國家而克己者，洵不在少數的。
而陳英士先生、蔣先生與膺白，對於辛亥革命這段重要歷史，都是事先有很久的功夫，臨事有極大的努力，各發揮其蘊蓄的力量，而得此片段的成功。他們的友誼築基於愛國的目標上，故主張盡有時同有時不同，而友誼與愛國精神，始終如一。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