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六　到天津讀書

與我同輩女子，讀書大都是年長後半路出家。我幼時在家，無意中識幾個字，最初從壁上掛的對聯，椅背上刻的唐詩學起，喜歡問長問短求個明白，觸動了我母親要我讀書之念。家裡絕無為我一個人而請教師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館師，但專為諸舅。姨母們即使要讀幾本書，僅到書房上書，即回內室溫習，並不查考認真，母親不便開口送我去附讀。她忽然轉念頭想起一個人——外祖父的老師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兒子，卻教過他第三個女兒讀書。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養母，住得離書家不遠，母親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從她讀書。我生平第一張書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針線的板台。後來女子讀書風氣大開，我這位開蒙老師取名振亞，曾到上海務本女學讀書，回嘉興又和我同過學。她母親去世，我父母為她伶仃，請其帶著靈位搬到吾家，靈位設在一間空屋，而她則常與我在一起。我幼時學數學所用《筆算數學》教科書三冊，從第一習題到末一習題，不漏一個，都是與她同做的，振亞先生後來出嫁，我母親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還帶來見我母親。 我十三歲以前，未出家門百里，沒有見過山，讀書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見南山」，常常不勝其嚮往。十三歲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輪到上海，從上海換海船到天津，經過幾千里路，我依然在一無山之城。天津是渤海灣里一個咸灘。因這次讀書之緣，我後來曾一再卜居於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時間我們過的閉戶讀書生活。 我到天津讀書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興，我們七八個人的私塾，家長非親即友，都住在一條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裡，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沒有做過講堂，其他幾家都做過，以在吳家最久；因吳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請館師，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當時我們幾個人大半沒有目的，得讀書已深覺幸運，用功不待家長督促。我姨母敬誠每日要在燈下讀書至二更後，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紅，她放學後先做弟妹鞋襪，使外祖母無話可說，然後回房讀書。我是同學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歡聽陳蓮史先生談閒書，注意時事。陳先生有時自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老先生不知為何感觸，我卻深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們耳熟能詳，甚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國禁止華工，中國人抵制美貨。這是中國抵制外貨的第一次，嘉興人甚為激昂。後來為國會議員的褚慧僧（輔成）先生，編了歌拿了面盆在嘉興沿街敲唱「勸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勝於美孚油」等話。我們家裡大半還用菜油燈，聽勸即停用火油。我一生於用洋貨極自謹慎克制，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這小天地中，我們有時亦想望嘉興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亞曾到上海一學期，回來說：生活講究，用費大，讀書沒有我們認真；她們不再去，我們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來的報紙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在上海招生的廣告；資格是身家清白，二十歲至三十歲尚未成家之讀書女子，待遇是學膳免費、依成績月有津貼，畢業後由學校派往各地盡義務，月薪最低卅元。監督傅沅叔（增湘）先生親到上海招考，學額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歷亦在新聞里載著。這個廣告打動了我們一半女同學，董文英已過二十歲，決定去應考，吳振華年十九，八姨葛敬誠年十八，都報作二十歲不至有問題。董家志華、志新、志中因家長不許，本人亦無意遠行。只有我，年紀相差太遠，要去而不能，望報興嘆。投考結果，去的三人全被錄取，而八姨則高居榜首，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準備行裝，外祖父將親送到滬登船。這時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只有我，平時我因年小得意，這次因年小吃虧。同學走了一半，私塾已經解體，我將何往？母親平常管我很嚴，更不在我們身上浪費分文，這次她對我同情，叫我自己打聽杭州有個學校，如果好，讓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請外祖父帶我到滬送行，參觀大輪船。嚴母無論如何藏不住她的慈愛，而且用「大輪船」哄我，還真當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錄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長，分住上海三洋涇橋泰安棧、全安棧、長發棧，候船動身。外祖父帶著姨母去登記報到時，我跟著站在旁邊，我還剃髮男裝，穿件白洋紗長衫。沾了姨母先聲奪人的光，傅沅叔先生與外祖父殷勤問答，看見一旁侍立的我，甚為注意，問起我的程度，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據實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歷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號，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號，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云」二字。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歷，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歷，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歷里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著所見過的規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並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將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隨眾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著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將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餘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板床，各用自帶鋪蓋。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開著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淨，更為不慣。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煙臺，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產之佳，氣為之振。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馬桶，用鋪蓋索結住桶柄，向海一拋；這工作在風浪搖擺中，姨母和別的年長同學合作，怕我失足，不讓我做。若干年後，始知船上有大餐間設備最好，還有官艙亦比房艙為潔淨，當時只知有統艙，比我們還要不如。我們雖有若干不便，但全艙儘是同學，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個性都已熟識。後來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覺第一期同學間感情特厚。我們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碼頭登陸，天只小雨，霎時大雨傾盆，抵校水已沒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過午，大家忍著濕，天津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天津本一濱海衛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趨繁盛，其繁盛僅次於上海。與上海有不同點，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麗，天津則與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會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項城袁世凱權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時興教育、辦實業，為全國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於歷史對項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這段在北洋總督任內所辦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間有一位熱心而「為而不有」的嚴范孫（修）先生——那時我還不知其事——是與這些新政的舉辦大有關係。他是項城所敬重的一個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後來人們紀念他，稱他所住的街為嚴翰林胡同。他的嚴氏家塾即後來的南開大學，他與別處提倡地方事業的人不同，只鼓勵和成就別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們的女師亦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區，是中國人自營的新住宅區，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路以經緯分，用《千字文》句依次為名，女師所在的第一條橫馬路即名天緯路。這個學校名義上的倡辦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其任內入學的人，他都視作學生，實際籌備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縣人，一位少年翰林，辦學時還不過三十幾歲。他開辦初期的目標，要速成一百名小學教員，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處招生。那時讀書的女子甚少，讀過新書的更少，二十歲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異地，躬自遠道招生，登報招收女生，在當時尚屬創見。後來北京、天津、保定三處，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師，於南北人情生活習慣的溝通，頗有貢獻，不能不說由於他的遠見和勇氣。一部分地方上狹窄人士，以為用北方的經費，培植異鄉的人，亦有持異議者。傅先生之後，校長都為本省人，學校名稱，亦由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改為直隸女子師範學校，又改為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最後擴充為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我是北洋女師時學生，畢業時，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凱而是楊士驤了。傅先生在我們一班畢業後，升任直隸提學使。張之洞為學部尚書，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請他兼任校長，故京津兩地最早女學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師教職員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學在內了。 傅先生做我們校長——那時稱為監督——和我們見面是在全體聚會有典禮時，聽他訓話，此外我們的一班國文教師缺課，總由他自己來代。學校日常的事有吳藹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時稱為提調；吳提調是直隸清苑縣人，舉人而留日學師範。我們的日本女教師佐口美都子講教育學、心理學時，翻譯先生請假，他常代充翻譯。我們的課程分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後者偏重數理，由各人自願選擇，我選的第一部。我們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時入校，同時畢業，三班並不整齊劃一，有國文在甲班而數學在丙班者，亦有讀過外國書而對本國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總平均定等級，此等級亦即津貼的標準，故人皆寧為「雞首」而不作「牛後」；各樣功課全在甲班者不過數人。因時勢所需要，我們有未畢業而已受聘兼課之人，沒有想做事而失業的人，時代與社會都十分優寵我們的。 我到津一個月後，父親母親在報上見我被錄取的消息，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見經傳，這卻是第一次見報，忝居榜首。我函稟父母，選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課全在甲班，考試成績得最高津貼，每月拾元，足以自顧衣著。我與其他同學不同，須改換女裝。 在家塾時，我們都用最廉價之筆墨，到津後，自己出入書店，雖無補我拙劣的書法，我慷慨買上等紙筆文具，有時跡近浪費。 社會是期待我們的未來，不是獎許我們的既往，如此對待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實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謝在家塾的老師們，不疏忽我們，使我們得接受這樣的機會。 在天津，我們前前後後的老師中，董賓國（士佐）先生四川人，孫師鄭（雄）先生江蘇人，鄧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認真。我在嘉興時，未讀諸子書，鄧先生是注意學術思想的人，引我們認識先秦諸子，提示時代地域與思想文體的關係。他叫我們看一段文字，評論其為某類作品，這亦是一個速成教法。講堂上讀不了多少書，然如果好學，亦可藉以得點門徑。我始終不是做學問的人，但受鄧先生影響甚多，我的讀書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吳汝綸得意弟子，留學日本，剪了辮子將假辮釘在帽子上，夏天亦帶著黑紗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張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國地理教科書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時已讀過他的書。這幾位老師若非官立學校經費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們有四位外籍女教師：兩個日本人，一個美國人，一個德國人。與同學們最親近的是那德國先生貝安納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圖畫。她本是一個油畫家，請來為西太后畫像，到京後期，安插在我們學校。沒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樣在功課以外關心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裡，她無有不去探望。她看我們飯食不夠營養，冬天每日送我們一大鍋牛奶，放著可可粉，擺在飯廳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學沒有吃過可可糖，亦不喜歡牛奶。她又覺得我們不夠社交娛樂，向監督說明，請同學到她家裡，或由她帶到她朋友家裡。她用心學中國話，與中國教師家庭往來，大概還從德文書里讀中國歷史文學。她和中國人親近，很模仿中國風氣，比傳教士不同，與外交官亦不同。她會說英法語言，非萬不得已不肯說。德文班裡同學每人有個德國名字，她選擇給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釋意義給我聽，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義給我，最後決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國讀書，以為我的年紀讀完中國書而去不算遲，曾有一個暑假她想向監督商量帶我去北戴河。我後來回到南方，她還介紹駐上海德國副領事裴尼赤，請其為我尋一德文教師。那時同濟大學還未開辦，上海很少讀德文的人，裴先生熱心介紹領事館的秘書巴克洛，教了一短時期，不受薪水，我甚覺不安而中止。我歷述這段故事，記一個外籍女教師的認真和熱心，亦表示她們一個國民在異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後來到青島讀德文，我母親的決定可能受我一點影響，則又是一件事。十餘年以後，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寫信告訴貝先生，時黃伯樵、鄭仲完夫婦，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國留學，她日日向他們探問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電話來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趕來會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離柏林半小時火車路程的家裡玩過半日。時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新敗之餘，物資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極點，她餉客的咖啡沒有糖，黑麵包沒有白脫油2而她的畫，她在中國所拍的照，她譯的陶淵明詩我不知對不對，都陳列著給我們看了。她幾次拿著預先寫就給我的信而到柏林訪我，她說我不在家或沒有空，則留下信以當晤言，不虛此行，我常當著她面讀她的信。她願意為我和膺白畫一油畫的像，許我們只需要面坐一次，給她一張相片和看看我們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經有徐悲鴻先生為我們在畫，我們謝了她；徐君時在柏林學畫。我離開柏林的時候，貝先生當面送給我一件紀念品，包紮甚好，同時交給我的信里寫著，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國人從中國學得的東西，叫我回到中國再開看，以免包裝之勞。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蓋的碗，帶回一點沒有破損，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方失去。 在天津的師友，我直接相從之時雖不長，因後來吾家又卜居天津，我的妹妹性元亦到天緯路女師讀書，她的年級為第十五期。教師中有我的同學，我去訪同學且接妹妹，差不多每星期到天緯路一次，而我卜居天津最早的理由，亦即為與天津有過這段歷史。三十年後的一日，在北平，沅叔先生邀我們尚在平津的同學相聚於其「藏園」，我答席於寓所，師生皆有詩紀其事，惜均不存。只記沅叔師詩有「湖樓問業愧稱師，老蛙蟲魚笑我痴」等句；同學陸清如（紹芬）詩有「小聚宣南列綺筵，梅花香里話前緣，回思共硯津沽日，七十人中最少年」之句。第一期三班一百名同學，終其事者實僅七十八人。孫師鄭先生的詩尚存，其一首曰：「清才弟子勝於師，把盞猶疑夢幻時，話舊盡多三益友，寫懷各賦七言詩；病須止酒難謀醉，老尚耽書自笑痴，人壽月圓符吉語，再遲卅載我期頤。」這四支韻系由我起，我的紀事句曰：「千里擔簦遠事師，卅年彈指憶當時，及門最少同參魯，學句維艱羨賜詩；多難從征常是憾，傷離小敘益如痴，今朝幸作忘憂會，且向金樽覓笑頤。」沅叔師曾到過莫干山，他喜游山，他的遊記有時登在天津《國聞周報》，我讀過他的單行本《秦隴紀游》，是游華山後作。來莫干山是在其游黃山後，他題我們白雲山館紀念冊詩曰：「踏殘黃海蓮花蕊，來訪吳王鑄劍池，篔谷深沉供笑傲，白雲無盡寫襟期；四方多難寧長隱，一壑能專亦自奇，竹露煙霞容久坐，好教北客洗塵緇。」 我手邊尚有沅叔師幾封信和師鄭師一頁改筆，將永為紀念。我與母校最後一個紀念，為贈沅叔師所影印的善本《周易正義》，書後有他手寫長跋。當付印時，我承命預約十部，出版後僅求五部，四部分存於文治藏書樓、新中國建設學會等處，皆有師手題第十六、十七部字樣及膺白和我的款。其餘一部我請師直接由北平寄贈天津母校圖書室，後有母校圖書室執事某君到山，提起收到此書而未知來歷；我申述原委：這是「最早的師生」合送的一件紀念品。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