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五　家鄉的幾位前輩

我寫這個題目，為在報上讀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際在長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憶，述及當時湖南教育界和幾位前輩，不由我不記起同一時代在嘉興的幾位前輩。他們都改變了他們的前一代閉關自守之風，而出來喚醒世人，致力教育後輩。不過我是女子，活動和處境與男子不同，家長和社會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觸不廣，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輩。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幾位前輩，為幾個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尋常的。 我所從第一位男教師是汪京伯（鎬基）先生，在同街吳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託，教育她的嗣子壽康，壽康我們後來稱他銀哥，系獨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鄰訪求同學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開風氣，將自己的小女兒六弟送去同堂讀書。六弟名志中，與我同歲，於是董、吳兩家家長想著來邀我，我父親母親答應讓我去，這是嘉興親友間第一家男女同學。汪先生在吳家大廳的一邊，一天到晚帶著我們三個學生，六弟還只啟蒙，銀哥已開講《孟子》。我在他們之間，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聽解釋《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書是不解釋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學陸軍，我們初次懂得留學和陸軍的意義，先生要放下我們而走，定是一件前程遠大的事。 這時敖夢姜表兄出私資辦一學校，這學校後來化為「蒙養學堂」，最初沒有名稱，租屋在蘆席匯。招生招到我家裡，夢姜對我父親說：「德叔（父親小名德），大弟（指我）應同男孩子一樣讀書，求新知識。」我父親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緊鄰，故雖屬旁親，往來甚密。蘆席匯的同學，我們事先一點不知道，父親聽夢姜的話答應我去。我們這條街上，當時只有我一個不滿十歲的女孩子，每天走半里多路去上學，有時母親給我坐渡船的錢，則少走一座橋。蘆席匯本不是住宅區，學校在一處很舊的房子，我們只有一間講堂。何故設校於此？是否要打破讀書只是士大夫家的風氣？都不得而知。房子雖破，但課桌黑板，先生與學生面對上課，先生立而學生坐，則與我以前讀書的規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來個學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裝，長袍馬褂。我要改稱夢姜為先生，他叫我依舊稱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韓先生輪流上課，他們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辦法很少次序，大半學生未有史地常識基礎，他們卻津津述美國獨立、自由鐘、波蘭瓜分和清人入關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於講這些故事，家長查問，我們讀書很少，而我們聽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時坐著畫畫給我們看，叫我們學，但沒有講過基本入手方法。沒有琴和其他樂器，但吟或唱的機會甚多。「四萬萬人，都是黃帝的子孫，要同心，要同德，恢復故土」，是他帶我們唱的一首歌，那是顯然革命口氣，亦沒有人注意我們。一日，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他得了個兒子，在黑板上寫「弘德、毅生」四個字，是他給長子的名和號；還說倘有第二個兒子，將取名「弘權」，隨解釋「德」「權」「弘」「毅」等字的意義。這段不按軌道的教育，我曾向同鄉的人談過。民國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電政司一個嘉興朋友說起有敖弘德為母老請求他調，公事從湖北某縣來，我托其打聽敖君家世。其後政局變，我離開北京時無有消息，不知其是否夢姜後人。 韓先生我不知其名，他與夢姜一樣熱心，但神氣是沉靜的，教我們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說他是憂時之士。他留給我們兩首歌，無譜，但亦抑揚而唱，我尋聲追憶出來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錯算計，把國民公產，兒孫私據。千世萬紀，淘多少梟雄閒氣，到如今，故址紛紛，何限秦頭漢尾。 兩山夾帶路逼窄，如往而迴轉折百，忽見老牛駕車來，運輸米粟載充積，進步難兮進步遲，終不退兮終不息，不問千里更萬里，能自極南達極北。 韓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著如念詞曲，有時同我們一起玩時亦哼著。唱後一首時，常在我們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狀。我當時並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氣使我在解事時回想，而亦了解了詞義。因韓先生的病故，而夢姜大哥又是喜活動的人，他要離開嘉興，蘆席匯的書房停辦，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廳，稱曰「蒙養學堂」，即在吾家對門；我自然照樣去讀書，這是我初次進的有名字的學堂。蒙養學堂學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課程，添請教師。常川住校是一位從南翔請來的張仰楓先生，他是有過經驗的小學教師。壁上掛滿本國和世界地圖，還有人種物產分布圖。有一架小風琴，沈心工先生編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會唱起來，走出走進聽到：「長長長，亞洲第一大水揚子江。」張先生帶著學生捉迷藏、搶四角；他亦講故事，《黑奴籲天錄》《魯濱遜飄流記》拉成長篇說書，說得有聲有色。我沒有上著張先生其他的功課，但在游唱和聽說書隊里，常常放了學還不肯回家。一向夾在比我年紀大的人中間，只有這一時期我盡了童興，玩得很夠。我不知這個學校的經費來源，亦沒有聽到母親說過我的學費，偶有一次看見政孚先生從裡面出來遞給張先生一個紙包，大概是薪水。夢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們珠算，三哥經常是在家納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與這學校都有點關係。後來這個學校歸政孚先生一個侄兒接辦，我已經不在那裡。君怡進的「養英學堂」就是由此而來，是一普通收費的學校了。我在蒙養學堂時，講堂里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駕山先生，他常常伸縮國文歷史混合教授，使讀文時見內容，讀史時有文味，將乾燥材料變得引人入勝。 我們住的一條街柴場灣，因為有了蒙養學堂，成為兒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間者，女孩不少於男孩，引得年紀大一些的女子亦躍躍欲試起來。政孚先生三個女兒志華、志新、志中，甥女吳振華即壽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誠，都曾在家裡——半從師，半自修——讀過書，想要合起來照學校的讀法。我曾經在吳家附過學，她們都認識我，父親母親正覺我在蒙養學堂玩得多而讀書少，願我加入，於是我又回到一間終日坐著的書房裡。書房開始設在文英家，後又搬到吳家，請教師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吳家時，我們一共七個人，文英沒有參加，七個人共分兩班，志華、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為一班。國文教師陳蓮史先生膳宿吳家，以吳家大廳的一角為教室，湊現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陳先生最近，獨占一條小桌。 我十二三歲的兩年，就這樣每日在陳先生的座旁，年長的同學都是自動好學，我跟著受提攜。政孚先生自己教我們地理，他看我們七人等於自己女兒的擴大，不受一點酬謝。逢年節，母親叫我捧只雞，或者傭人幫我提瓶酒送去，總是推來推去不肯受。范拱微先生教我們數學，要走相當一段路而來。有一個時期他自己辦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們幾人併入，而我們自有其樂不去，他照舊來。偶然得到物理實驗用具，不憚帶來試給我們看。范先生亦不受酬謝，他就是後來在佛學界聞名，著作很多的范古農居士。 陳蓮史先生是我在家鄉所從年紀最大的老師，他其時大概有五十多歲，布衣布鞋，神氣樸實。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輕要顧前程，亦不若董、敖、范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職業教師，而以教書為樂。他住在吳家，每日比我們先進書房，後退出，課餘喜歡有談無談，談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們書房裡有四個剃髮梳辮的人，陳先生和吳壽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裝；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這樣裝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詩來：「一念從君積已深，於今地下好相尋。兒曹莫漫收遺骨，留觸人間起義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髮而被斬的人臨刑時口占，寧死不剃髮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後來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國文化的弟子，當時秉日本國政的德川氏待以賓師之禮，特許其晚年從中國召一孫子侍奉；他寫信給孫子，如果已經沒有明朝衣冠，寧可他穿日本吳服來見，不願其穿清人服裝，可見漢人痛恨改裝的心理。二百餘年，我們拖著辮子，竟習以為常了。 陳先生批我們文卷與別的老師不同，他捨得給圈，起碼是圈，常常雙圈密圈，發見我們許多好處，使我們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裡自言自語念康有為的詩：「南國菁華發達先，本來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東風再弄權。」若干年後，我與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識，還背得出這幾句。陳先生沒有教我們做詩，但他常以淺近易懂的詩句代話，或作話題。 此時梁任公先生的書在嘉興已甚風行，《飲冰室自由書》成了我們課本論題，《中國積弱溯源論》和《戊戌六君子傳》讀得唏噓慷慨。讀過任公文章後，我很覺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後來與膺白同認，我和他，還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書影響而趨向革命。我們的前輩給我們的教育，原是鼓勵志氣多於研究學問，讀任公書，他的筆下帶著熱情，而志氣原亦需要學問。我自陳蓮史先生教書時起，讀任公書，卅年後在其身後，還讀他那篇帶病而寫由他兄弟續成的《辛稼軒年譜》。宋代詞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詩和稼軒詞的。任公所舉中國歷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荊公和張江陵，本人的集，別人所作他們的年譜，亦曾一再讀。 當年嘉興城裡常舉行一種會課，等於會考。地點大半在精嚴寺，有時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級、二級、三級，自由報考，列前茅者有獎品。我第一次報名初級，得獎地球儀一架，未曾得過見過，視如至寶。母親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後即令我跳出二級而考三級，曾敷衍過好幾次。一次，在塔弄張子蓮先生家會課，作文題為「《原法篇》書後」，我不諳題目出處，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監考屠保三先生不願給大家失望，做主臨時改換題目，我十分怏怏而歸。父親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陳蓮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訪錄》來。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陽明，漸漸地認識清初黃、顧諸賢，恍然以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萬斯同，修明史而終為布衣。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從寧波寄來的請帖，請參加重修萬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禮。這類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寫著我的名字。後經打聽，知有人發起重修萬墓，膺白曾以我名贊助。因他不久臥病去世，此事竟無機會向我說明。 約在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陸和卿陪一女客來到吾家。除續弦姑母，姑丈從未有陪女客來吾家之事，這位女客即是別號「鑑湖女俠」，作「秋雨秋風愁煞人」詩句的秋瑾。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態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長袍，說話是紹興口音。我母親準備茶果，與姑丈寒暄時，秋君同我談讀書，問我年紀。臨行執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紅種相繼盡，惟我黃人酣未醒……少年努力須自愛，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歌。想不到不過年余，她為徐錫麟案餘波，被紹興知府滿人貴福，拘捕斬首。其時我已在天津讀書，官立學校不敢討論時事，我看報見她供詞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學日本時穿著和服，一是臨刑跪綁之狀，她最後的請求是免其裸體。我與她只有一面之緣，說不上私交，但眼見這樣一個女子受極刑，對這張被綁跪著待死的相片，憤怒與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徐錫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報上載得最詳最多，且引起婦孺同感的事。我始終沒有機會向姑丈打聽，他那次陪秋瑾來吾家，是有意無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極小的範圍內，所可記憶的幾位前輩，境況好與不好，都不自閒逸。歷史帶給他們內憂外侮，他們自己都沒有受過新教育，然而被時代所警醒。他們拿自己摸索所得，無條件給他們的後輩，他們盡了對時代的責任了。現在，人人以生活為第一，而生活亦愈複雜愈艱難，沒有止境。然時代正還十分需要這種無名的啟後工作，社會更需要有這類無心插柳之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