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二　我的父親

我母親常言：「吾家是嚴母而慈父。」孩子有過，要父親責罰，他左手執孩子之手，右手用兩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畫圈圈，然後舉起曰：「下次再錯，要打手心。」手始終不下來。孩子們大聲喊傭人，則必受教訓曰：「走近去說，自己去做。」父親自己對傭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為做某事。」父親性拘謹務實，一生在書卷中生活，所心得，嚴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許為孝廉方正。他早年為分祖母之憂，日間授徒，夜間應書院課，於光緒壬寅年（一九〇二）應鄉試中舉人。祖母年七十三歲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時，一日在抽屜內發見鉛筆、橡皮、練習簿等一包，此在家裡尚少有。我羨慕鉛筆已久，向父親要求取用。父親謂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為不宜浪費公物，是以擱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備學堂肄業，紙筆由學校發給，此其剩餘之物，而父親不欲寬我取與之戒。 父親自處及教兒女，首重一句話：「勿說謊。」我是第一個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學，他正楷寫「沈性真」三字，解釋命名之義，且曰：「真之反面為妄，妄則無所不為，是個壞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說：「元者，善之長也。」他期望兒女們都作誠實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學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師太」，在投考北洋女師範學堂時，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兒曰「小真」，再傳父親之意。 新豐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讀書團體，表兄敖夢姜（嘉熊）來請我父親去任教師。義和團之亂，關心國事的人，既憤聯軍之凌辱，亦痛清廷與拳匪之無知，嘉興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啟釁，忤旨被斬首之大吏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三人均浙江籍。徐與許是嘉興人，許家在嘉興城內，傳其生死消息，這件事婦孺皆知。有人避亂到鄉鎮，夢姜全家搬到新豐。新豐是嘉興屬下一個大鎮，開通較早，一些熱心人參酌新舊，辦此公塾，在竹林廟，竹林廟因公塾而出名。夢姜後來鼓吹革命，出私財在嘉興辦學，自己上講堂，我做過他學生，在講堂他不是教書而是演說。徐錫麟刺皖撫恩銘案，繼以紹興大通學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隱跡，一日忽失蹤，家人在河中得其屍體，民國後葬於西湖。我父親非激烈之人，但素為夢姜信服。夢姜處家庭極厚，事繼母孝，繼母能畫，其畫常請我父親題字，夢姜自己亦能畫。辛亥在嘉興參加革命的方青箱（於笥）、計仰先（宗型）皆新豐人，青箱系夢姜妹夫，仰先是我父親學生。 我父親在新豐時，嘉興董政孚（定樞）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獨子，從師屢不服教，送到竹林廟讀書，態度驟變，家人歸功我父親，兩家交誼益厚。我後來亦從政孚先生讀書，與董氏諸姊妹均同學。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號慕川，在嘉興辦一學校，名曰「毓秀」，收親友子弟入學，有中英文及數學功課，因政變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來知秀水縣，極力開地方風氣，與慕川外叔祖商，籌設秀水學堂，是為嘉興有公立學校之始。地方紳士都贊助，外叔祖母家高氏，歲認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親被聘為文史教習。秀水學堂在城內，吾家在城外，父親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願意住校，可與學生生活接近，認識其性情家況。有學生差一年功課，將輟學謀事以助家計，他往訪學生之父勸說：「讓兒子讀書成功，有助於家計更大。」又往與另一熱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學業。他曾陪送學生到杭州應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課，某事重要，某處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後遇我，為歷歷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興，嘉興人稱之為「方秀水」，我後因膺白而識其令侄韻松（聲濤）。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敗，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間。一次，與韻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興人，講出其從江西事敗逃亡，在浙江江山縣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與嘉興很有關係。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發難不到兩月，各地失敗。韻松在江西任旅長，事敗，因長江搜查嚴密，不敢走水道，他繞道浙東，擬由陸路到杭州返滬。一路與護兵兩人均易服稱商人，遇盜，各剩衫褲隨身，在江山縣被捕。他自稱姓施，福建人，在審問時，無意中露出某時代住過嘉興。一日，縣長邀與密談，謂福建人某時代在嘉興，「施」定系「方」之化名，說出自己與雨亭知縣在嘉興有素。留十日被釋放，主僕三人出縣署，有人追還一小包，謂系遺落之物，說無其事，定言有之。解開有洋三十元，義釋而又追贈路費，「江山縣」誠古道人，亦想見「方秀水」當年風誼。 秀水學堂在科舉末期，集嘉興城鄉各處讀書子弟，極一時之盛。不幸鬧大風潮一次，倔強而優秀之分子，紛紛退學，其中不少後來參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學校本身則銳氣大減。堂舅葛湛侯（敬恩），時年十五，亦為退學者之一，他從秀水學堂出來，投考杭州武備學堂，遂習陸軍。風潮起因為福音堂西人參觀學校，誤拉掛鍾，學生聞聲集合，以為無故鳴鐘，有意侮辱，欲問責任。青年國家觀念敏銳，積之已久，一觸即發。學校執事本勤慎，拉鍾之西人是一傳道醫生，對本地人有貢獻，均不免為代罪之羊。 我父親在秀水學堂的幾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樂時期。他有兩件嗜好，下圍棋與喝紹興酒。平日頗自克制，在家裡則無日不飲，酒量甚大，但每飲以一壺為度，從下午喝到全家夜飯時。同街董政孚、沈駕山、張味秋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來無間。父親故世時，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詩書貽令子，不堪棋酒話當年」，棋酒確是實情。父親飲酒，母親必親制其素喜之菜，紅燒鰻魚，清蒸黃鱔，常為吾家名菜。祖母在時，父親必請同坐，祖母吃素，強求開葷，於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飯，然後開葷，有時白天吃淡齋，晚上吃葷。無客而喝點酒以後，是查我功課時候。看課卷，若批語尚好，總說先生優容，母親在旁添上幾句「先生看父親之面，其實不好」等語。看見不通，他並不責備，指出不通處，要我自己解釋，說出我原來欲說的話；此比責備還窘，無法敷衍了事。我若說出，則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氣不同，我常先畏懼而後得意。 我後來，因見國文教師改卷多勞，改卷功夫數倍於上課功夫；學生則功課煩忙，只看批語分數而不看改筆，致通者自通，錯者還錯，曾屢向所識的國文教師建議，在講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討論修改，供全班觀摩，余卷只批分數而不改。如此，國文教師節改卷之勞，而學生反多得實惠。惜因成例，事格難行。我這建議，系從父親教我時得到的啟示。 父親被推為嘉興勸學所總董，我已在天津讀書，他任事僅數月而辭職。當時族兄阜升函告，父親早出夜歸，討論興革，幾至舌敝唇焦。為節省以供教育經費，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馬費。不得已而辭職時，對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据，不能從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維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親的任事態度，與家裡的艱難，勉勵我用功。 我十三歲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最年長的同學比我母親還大，最小的亦長我五歲以上。來賓參觀，先生必呼我名答話。地方長官來訓話，預擬的學生答辭亦交給我說。我變成不知高低，不識前途遙遠一件樣品。平常考試，我大概總在最優等。一次，我因搶先交卷，數學題未曾做完，數學我本來不佳，這次僅勉強及格。照章，功課一門或二門在某標準以下，雖總平均分數足夠，仍不能列最優等。榜發，比我分數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寫信給父親，一半文過，一半牢騷，大責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親的回信如冰。他說，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過與別人比較，他不以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責人重而責己輕，大失所望。父親曾經批評我於恕道有虧，我讀書好論是非長短，他說太刻，要吃虧。 北洋女師鬧過一次大風潮，我不是起首，卻是收場。風潮起因，是兩個同學為庶務言語侮辱，眾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師為中國第一個官立女學校，不但膳宿免費，每月還有津貼。考最優等者每月有津貼十元，優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則無津貼，且須納膳宿費。這個津貼數目實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錢很鬆。學校有些執事不免意存輕視，看每月領錢近於領賞，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這兩個同學年紀略高，功課時在掙扎之中，用錢不能不計較，與庶務發生口角。平心論之，我們抱不平，用不著全體捲鋪蓋以去就爭，實在有點小題大做。後來大家明白過來，卷攏的鋪蓋一一搬開，留下我和另外兩個同學不下台，我們受了記大過開除處分。父親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責我，且寫信給我母親，說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責備。吾弟怡，號君怡，從舊紙堆中發現父親當年家信，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親對我，竟是溺愛到了仗義。我從學校出來，未及回家，被兩位仗義的同學，先後接到家裡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裡，周家伯母與嫂氏，直當我義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裡，陪我參觀中國第一個農事試驗場開幕典禮，當時名曰萬牲園。道如、蕙青均年長於我十餘歲，與我同畢業於女師簡易科。後來學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與保定兩處，是我同班同學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書一學期，暑假南歸，不擬再去，學校函電相促，我固辭，向父親要求進修。父親初斟酌費用，後看我年齡學問不堪為人師，加以母親的贊成，許我謝絕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職，從家裡拿錢再讀書。 辛亥革命，我出校門先奔前方，而後回家報告，父親毫不攔阻。知我所參加之事有募餉一項，鄭重囑勿經手款項，說經手款項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國成立，他立即奉行陽曆，廢拜跪之禮。他一向沒有過激烈的言論和行動，但他的出處甚為審慎。清末，滿漢的鴻溝表面漸泯，駐防旗人不惜與地方士紳結交。曾有同里朱君傳杭州駐防某君之意，請我父親任監督，籌設學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謝絕，事後告母親，無意周旋豐沛健兒間。洪憲稱帝，我正因母喪由美國回家，聽父親討論時事，痛惡叛國，他隨口舉出當時梁任公《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之文，及孫洪伊反對帝制的電報中警句，不稍誤。他在病中，記憶力還同平日一樣。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親躊躇久而始允，膺白寫很長的信給父親述其家況，請父親曰：「後半世學問事業，視長者之一諾。」父親初見膺白，覺其才太露。三妹性元問「膺白」二字如何解釋，父親說「膺」是胸膺，「白」是坦白。這些，我後來全都告訴了膺白。從此以後，他答人問大號，總說：「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終身黽勉「胸膺坦白」四個字。我和膺白結婚時，父親給我們一對金質小型圖章，鐫有名字，二次革命後我們化名亡命，這對圖章既有真名，且似飾物，為免各地海關查驗，我與其他飾物一併變去。這件事，我常常後悔，惟與膺白始終志同道合、其堅如金，沒有負父親的期望。 我父親最後的職務，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自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後七載。他獨力校印《資治通鑑》，後來參加編輯《辭源》。陸爾奎《辭源說略》中述緣起云：「戊申之春，遂決意編纂此書，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數十人，羅書十萬卷，歷八年而始竣事。」我父親是開始編輯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見過《辭源》預約樣本上父親的名字，亦見過他書桌上堆積的《辭源》廢稿，他是連年埋頭伏案的人。民國元年夏，我父親忽患咯血，請假在家治病，猶念念不忘於《辭源》。母親因醫生之言，堅勸辭職，悉心休養，他深以虧一簣之功，久不肯決。書館例，職員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戀其職，而實繫戀其事。其後，中華書局來聘我父親，待遇倍之，商務亦送醫藥費來。他未應中華之聘，終辭商務之職，距《辭源》脫稿僅數月。這年冬《辭源》脫稿，商務書館取其單辭先印《新字典》，高鳳謙《新字典緣起》云：「戊申游廣州，與陸君煒士談辭書之關係，所論大洽……至今年而脫稿，命之曰辭源，又刺其單辭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實由《辭源》而出，有《辭源》而後有《新字典》，後脫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親名字，而《辭源》無之，他臨病不忘工作者《辭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產品，他從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親病，熟悉經過，他見民四（一九一五）《辭源》出版，列名編校者五十餘人，其中無父親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親去世，他如無其事未提過一句話，亦不介一點意。父親如此，兒女敬其意不敢問，然亦終存於心，不能忘記。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欲約君怡繼其總經理職務，君怡謝未就。這機會，他請問當年《辭源》與《新字典》編纂情形，陸君說，兩書蓋二而一，我父親均躬與其事。時值中華書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務出來，同業競爭與人事恩怨，陸君即是其人，他是嘉興同鄉，他說父親系無故受中華之累。 民國三十三四年之間，一日夏尊先生來訪我，話題談到開明書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長，最受欽佩的人，是開明發起人之一。談到未來工作，他說：太平後擬編一辭書，為中學青年參考用。他隨口舉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詞如何讀，如何用，動詞如何讀，如何用，各造句為例，並邀我合作。我聞言答曰：我原是一個編過辭書者的後人，我有一個心愿，蒙不棄，必執鞭以隨後。抗戰勝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時事亦大變，我這點心愿不再有附麗的地方。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