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園文集 · 卷二 論

孔子刪詩不刪鄭衛論 或曰：「思無邪。」夫子以蔽三百，善矣。然刪詩不刪鄭衛，何也？余曰：詩有善、有惡，即有法、有戒。《集注》曰：「詩之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佚志。」其所以不刪鄭衛者，即示人懲創之意，原以為戒，非以為法，猶《春秋》書亂臣賊子以示誅罰是也，豈以鄭衛之詩為善而不刪哉？按夫子並未刪詩，《池北偶談》雲「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如經自定，孔子對君豈敢遽謂為「誦詩三百」哉。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前，其非夫子手刪瞭然可見。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與《偶談》所見略同，則孔子刪詩不刪鄭衛之說，殆後世之訛傳也。蓋天道福善禍淫，人情崇正去邪，此理千古一轍。如使孔子刪詩，必刪鄭衛。何也？書不雲「放鄭聲、惡鄭聲之亂雅樂」乎？既惡且放，誰曰不刪？彼藉口者，何其所見之不廣哉！ 香奩無題詩論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敦厚，詩之本意也。思無邪，詩之大旨也。歷代詩人多有於房帷兒女私情，言之津津，桑間濮上，載之詩話。余見之不能無遺議焉。 近世子弟輕薄，每遇宮體、宮怨、宮詞，閨怨、閨情、香奩及《玉台新詠》、《情史》等詩，未有不寶之如珠玉，奉之如師保者，以為前人尚不能無，我輩何樂不為！故凡淫邪之詩，非盈篋即累牘，且以此居然自謂為風雅。間有不為者，群起而非之，以為迂腐。是真舉國若狂，而偏指不狂以為狂者也。不知以鬚眉丈夫之身，而作婦人女子之語，寫婦人女子之情，其亦有恥無恥也耶？ 昔孔子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深痛其難。古人謂評論女色、談人閨閫，皆大損陰險，無恥下流所為。由二說觀之，則凡以婦人女子之事托諸筆墨，待月西廂之詞載之篇章，其心尚可問哉？夫以目之所成、心之所欲不可問，竟大書特書，問之於世，而獨不畏賢人君子之所丑，其病狂喪心可知；亦足見風俗之惡，習染之污，何無一挽回也。有為之說者曰：「如李義山之無題等詩，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而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豈亦得謂之淫邪乎？」曰：非也。彼忠憤無聊者，心也；而婉孌者，辭也，心不可見而其辭顯。然淫邪者也，天下後世之人，豈盡讀其辭而想其心者哉？讀其辭而不想其心，開卷只閱其淫艷之語，掩卷誰揆諸至苦之衷。故後世之讀義山無題等詩類，以才人浪子目之；解錦瑟詩者，皆指為令狐青衣而言；即愛厥詩者，亦不過以為房帷昵媒之詞，與玉台、香奩例稱而已。欲其效法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者，百無一二；而不欲其效尤於房帷、昵媒之詞者，竟遍天下矣。如子言義山縱無淫邪之心，而實開後人以淫邪之心。此作俑之罪魁也，謂之淫邪，誰曰不宜？古人謂小說傳奇家，不以忠孝廉節之事風世，而以才子佳人之事諷世，實足以亂天下之人心，傷天下之風化者，即此意也。紀曉嵐宗伯曰：「大凡風流佳話，即是地獄根苗。」可不畏歟？不然天下後世淫邪之徒，艷語淫辭，而皆藉口於托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而喻君子以塞責者，此風伊於胡底哉？ 宰我冉有從祀文廟論 自古庠序、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人倫者何？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而其中之最大者，莫如君父。故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聖門仁義、忠孝之訓久矣，豈及門未之聞乎？禮父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無貴賤，一也。短喪之說，下愚恥言，而宰予以期為久，已為不可；至夫子語以「食稻衣錦，於汝安乎？」而宰我公然曰「安」，其人愛親之薄，毫不知昊天罔極之恩，此可見矣。季氏身為大夫，魯臣也；冉求為季氏宰，亦魯臣也。四分公室，季獨居二，富過周公，其不臣甚矣。而冉求為之家臣，不能匡救諫止，反為聚斂附益，其人見利忘義，目無魯君，此可見矣。禮義由賢者出，二子如此，焉得謂之賢哲哉。其有愧於子貢之師死廬墓六年，閔子之辭費必在汶上多矣。雖有言語，政事之長，不足取也。後世以之從祀廟廷，列在十哲之中，何也？如以為聖門弟子，名列四科置之不論，此為循名而不核實，如舍其短而取其長，此為捨本逐末，均於理不順。然夫子於二子，一曰不仁，一曰「非吾徒」，「鳴鼓而攻」，其為深惡痛絕明矣。即屏之門牆之外，降之兩廡之間，夫子未嘗不韙也。且今之聖廟即古之辟雍，學校是也，以不知君父人，高置十哲之上，其何以明倫而以訓天下後世之為人臣、人子者哉？然而天下大矣，人才廣矣，此心同、此理同，自古及今，豈無見及此者？當其人祀時，盈廷公議，凡在禮臣、諫官必有駁者。如其言之，則所論未嘗不是，何以不從？如其未言，則《春秋》責備賢者之辭多，何二子獨恕而倖免耶？此皆不可解也，闕疑以俟知者。 文廟遷移論 壬辰作 清湘文廟昉於宋慶曆四年，舊基在城東北隅。紹興十三年，郡守高楫始建於鳳凰山，即今地，後皆從之。至明盛，人文疊起，甲於一粵，內而相國、鼎甲、尚書、侍郎，外而督撫，不一而足；等而下之，在所不齒。考其時皆在鳳凰山翔鳳樓前，未聞有所更變也。至我朝雍正四年，人惑於風水之說，遷之翔鳳樓下。伊時科甲聯翩，人文亦盛。降及近今少衰，然不過甲榜與顯宦乏人，而乙榜民社猶未見其凋零也。說者遂歸咎於文廟之太下，乾隆甲申，群起為之遷上，復明時之故址焉。壯麗軒敞，盛稱鉅觀，僉謂前明之盛可以再見。詎庚寅榜發，領鄉薦者一；辛卯隨即脫榜，止副車一，自有明來未有如斯之陋者也。一時議者又歸咎新建太上，群欲移下。在諸君子之心非不謂善，但以愚見窺之，萬無此理，試言之。 從來天下文風之盛，由於人，不由於地。毋論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賢才不擇地而生，豪傑不待人而起。即以吾州人物言之，前明之盛，如大學士蔣文定伯仲崛起，以名進士而位極人臣；直御史曹心洛父子忠孝，為有明一代偉人，間氣所鍾，誰雲無之。然讀其所著《湘皋集》、《忠諫錄》等書，學問淵博，未有不由人工而成者也。舒尚書子探花宏志、張尚書孫太史昌徹，年皆未弱冠而入清華玉筍之班，雖其人未享大年，然閱其傳皆雲博極群書，下筆萬言立就，未聞不學而獲者也。即吾先人陳氏一門，余先人本姓陳，出繼於俞，當時人文科甲，尤為一州之冠。如長史公號南賓，侍郎公諱琬，中丞公諱瑤，都憲公諱珩，司馬公諱，主客公諱邦，余親血祖，太僕公諱邦修諸人，皆以名進士為一代名臣。今讀其集，無不學問淵邃，根底深厚。而我主客公其學尤醇。自幼閉戶該書，不窺園林，講明理學，所著有《遵周錄》、《太極圖辨解》、《率性篇》、《靜齋漫稿》等集行世。及致仕林下，杜門不出，以斯文自任，一時名人無不出其門下，如從弟太僕公，皆其所成立者。時提學殷顏其堂曰「正學清操」。太僕公，郡志載：其少孤，究心經史，於天文、地理、律歷諸書，無所不博。又論劾奸相嚴嵩等疏。夫如是，則其家之人品、學問，顧何如哉？矧明三百年間，士大夫咸聚族於城，彼此鼓勵；良師益友不無多見、多聞之助。所以人才蔚起，卓然為一邦之光者，此也。是有明之盛，皆人力之贔員，非文廟之風水明矣。若我朝昔時之盛亦然。凡世家巨族，莫不重聘名師，家弦戶誦。每宿一村，咿唔之聲達旦。遇鄉榜發，吾邑居其大半。會試捷南宮、入館選者，蟬聯不絕。是以衡文者僉稱全為人文之藪焉。是昔日之顯達，亦無不從學問中來也。降至今日，大謬不然，如是而望科甲不衰得乎？由此觀之，所盛在此，所衰在彼。吾州今昔之變遷，實由人事讀書之勤惰，不關文廟地運之低昂更明矣，何遷移之云云哉！ 如諸君子不忍其衰，欲救其病，則吾州之大，曩有文廟而無書院，固缺陷也；今有書院而無名師，尤缺陷也。此數句今增改定。維今之計，無如鳩眾捐金，置學田，廣膏火，多購古書頒於其間，以免孤陋寡聞；更重聘大邦有人品學問名師，以為多士楷模；而本地不學無術之士與外薦來之官親師友，虛應故事者，概不得濫竽。如是正本清源，認真訓誨，聚生徒於中，朝夕而磨之，歷久不衰，則庶乎其有瘳焉。不然，徒計較於文廟之低昂、風水之有無，猶之業南畝者，不盡力於三時耕耘種作之間，而徒祈神賽社，求豐年於秋獲，此必不可得之事也。嗟夫！人不自立，隳惰自甘，縱起孔子於今日，亦不能鑿其心而開其孔；矧數尺之地所奉此一虛位，其能為之力哉！此在人不在地之說，仆所以不容己而先為之辨也。餘論列左。 是一篇勸學文。——自記 此一篇言理，慷慨而談，酷似昌黎《諫佛骨表》。——羅筠莊 文廟遷移論（二） 文廟，大典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天下郡邑皆立孔子廟，此州、縣立廟之始。蓋報其正人心、息邪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垂教萬世之功，亦維持天下後世綱常名教之道，並非培風水、邀科名，為一州、一縣求福之地也。聖人一生，渾然天理，私慾淨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蔬食飲水而樂在中，不義富貴而如浮雲，豈以後世建廟崇祀為重哉？又豈屑與後世作風水科名之計哉？此必無之事、必無之理，不待智者決矣。 今以朝廷崇祀大典，而作世人科名、風水之謀；以世人科名、風水之謀，而敢對之大聖大賢之前，望之禮門義路之內；毋論冰炭不投、緣木求魚，其毫無忌憚、不誠不敬甚矣。利令智昏，何其愚也！吾人讀書窮理，義利之分不可不辨。孔子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宋儒皆訓云：義利之辨，不必截然兩途，判如天淵。即同一事，凡無所為而為之，即謂之義；有所為而為之，即謂之利。君子小人，舜跖之分，即在於此，不甚遠也。如修文廟崇祀聖人，義也；而曰為一州風水起見，則有所為而為，即以利言也。以利言，名雖崇祀聖賢之公，而實則自圖一州科名之私，假公濟私，有名無實。問之聖人，問之本心，君子乎？小人乎？舜之徒乎？跖之徒乎？明理之君子自必有以辨之。夫聖人萬世之師也，聞其風而觀感興起者，上也；望其宮而起敬起畏者，次也；至過其宮而不知敬畏，只作富貴利達之計者，下矣。昔文文山少時人聖廟，曰生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卒為宋一代忠義名臣，流芳百世。凡百君子胡不於仁義道德、有益於得者求之，而偏於富貴功名、無益於得者求之，何其不讀書窮理哉？甚矣！聖賢之道不明，而科舉之舉誤人也。 此一篇言理，指出文廟與風水顯然兩途。義利、理欲，判如水火冰炭，絕不相投，斷不可混而為一。此格物致知功夫，亦正本清源道理，知此自不為風水所感矣。煌煌正論，有功聖門不小。——羅筠莊 文廟遷移論（三） 從來辟雍尊嚴之地，與清廟明堂並重，即朝廷亦不敢輕言變置。今之文廟，古之辟雍是也，普天下之莫不尊親、莫不崇祀，一草一木不敢妄動，所以昭誠敬而見慎重也。若遷改，則非傾頹敗壞不可。 今吾州文廟新修未至十年，規模闊大，煥然一新，毫未傾頹，即在守慎重百世不遷之例。吾聞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壇者有之，未聞科名不利變置文廟。蓋旱澇，社稷神之所管也，典守者不得辭其過。若科名，則非文廟所管。以非所管之事，而行變置之法，有是理乎？如此目無聖人，竟不知文廟為何地、聖人為何神？直下同於民社，罪莫大焉。使聖人所居之位坐臥不安，改上改下，不無播遷之苦；倏來倏往，竟同兒戲之行。無禮無義極矣，豈朝廷崇祀之道哉？且一改於雍正，再改於乾隆年間，今又效尤，至再至三。何許子之不憚煩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獨不懼見惡於孟子乎？此固由惑於風水，隨聲附和而成，亦未有不由吾鄉唯諾成風，無人規諫而至。使當甲申有人曉以大義，從中諫止，則當年必不作此無益之舉，又何至今日群起攻擊，如此之速乎哉？然而科名固非可求而得，亦難歷久不衰。如又袖手旁觀、群以緘默為高，則今日所行，無非昔日所為。將來科名倘不如願，勢必又行拆毀遷改。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如此輾轉效尤，得罪聖賢，此風伊於胡底？此不得不望六鄉老成正直紳士，父誡其子，兄誡其弟，同心協力勸止，庶是非之道明，而邪惡息矣。 此一篇言理，直辟遷改變置之非。蓋遷改即變置是也。末望賢紳士共勸，亦一片苦口婆心。而明理之君子，皆不得辭其責焉。——筠莊 文廟遷移論（四） 天下文廟已壞而復修者，聖人之功臣也；未壞而擅改者，聖人之罪人也。 何以言之？蓋文廟壞，外則觀望不雅，內則聖賢不安，從而修之，煥然一新，俾神位各得其所，安居妥貼，絲毫不敢驚動，此之謂敬，故曰功臣。若未壞，則聖賢一切在此，皆得其所，相安無事，最為妥貼。今因科名不利，群起擅改別地，勢必拆毀。一經拆毀，大失觀瞻，其害無窮。如拆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四祠，則四祠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一也。如拆毀兩廡，則兩廡先賢、先儒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二也。等而上之，如拆毀大成殿，則大聖與四配、十哲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更大，三也。後之啟聖宮亦然，其得罪四也。縱使一時設法借居他所，終不免位置失宜，苟且褻瀆，豈如現成之安然自得者乎？上下四旁無不得罪，故曰罪人。且工程浩大，百工雜亂，穢污不堪。一月廟未造成，即令聖賢諸位受一月穢污褻瀆之苦；一年廟未造成，即令聖賢諸位受一年穢污褻瀆之苦，寧不惡哉？神與人，一理也。譬如諸君子平日安居此屋，最為妥貼；一旦我因求名求利，而曰君其遷移別所，君其肯甘心俯首樂從乎？此必不能之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況鬼神哉？事不干己，為一州科名之利而挺身出頭，為首遷改，甘得罪於聖賢，一切之眾未邀其福，先獲其罪，可謂智乎？言念及此，誰不寒心！而諸君子公然為之，總由好勝一偏之見，只知富貴之是，不知道義之非；只知改新求名之利，不知毀舊得罪之害。此真所謂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抑何愚也！諺云：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仆一生直道待人，知無不言，幸在旁觀之列。願效忠告之言，伏乞熟思而深察之，幸甚！ 此一篇言理，直辟拆毀舊廟之非，褻瀆聖賢之罪，不敬莫大於此。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章笠山 文廟遷移論（五） 人生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皆有定數。孔子曰「得之不得，有命」。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命當興，即匹夫瞽瞍之子，而亦為天子；人命當衰，即天子帝堯之子，而不能有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如今之科目得失、遲早，自呱地一聲，早已註定，豈容人後起強為。毋論古人，即以本朝而論，如溧陽相國史文靖公十八歲時，父因典試江右，命其不許應試。公不遵，竟赴北闈，即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後至六部尚書、八省總督，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而終。此科名之早而最盛者也。蓋不如是之早，則一切官階何由而至？若遵父命不應試，則年京兆何由而舉，進士、翰林何由而聯捷哉？此皆有鬼神使之，大數使然，非人力也。如長洲宗伯沈文愨公，學問淵博，為一時名士，應早發矣，乃遲至六十六歲始舉於鄉，聯捷成進士，人館選，不十年而亦至侍郎，致仕加尚書銜，在籍食俸，壽九十七而終。此科名之晚而亦盛者也。然前此何以如此之困，後此何以如此之亨？此皆有命，不可強也，豈關文廟乎？蘇子曰「富貴如花，時至自茂」。此李蕭遠所以有運命之論，劉孝標所以有辨命之說也。 若一州之大，一人有一人之命，眾人有眾人之命，參差不齊，此各人之墳山風水使然，何得一例而歸咎文廟哉？如謂辛卯吾全脫榜，即歸咎文廟不宜遷上，獨不思在下不遷，屆期而能不脫榜乎？蓋其人必先生而後發達，吾全辛卯榜上之人，天與地皆未生，到此如何不脫？此又一定之理數也，其於文廟上下奚涉哉？夫一州氣運當興，即無文廟亦興；一州氣運當衰，即日遷月改亦衰。此理甚明，何其執迷不悟耶？然科名一途，人品、陰德為上，文章次之。如《丹桂籍》、《科場要言》諸書，無不勸人修德砥行，從未有勸人造文廟求風水之一語，此可以知其謬矣。古人云「智者之家，問之於人；愚者之家，問之於神」，此之渭也。是以大聖大賢如孔孟，一生不遇，為命所困，而卒安之若素，不怨不尤，樂天知命，何其無入而不自得也。人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禍必避，不知冥冥中自有主宰，強者雖日趨利而不能得，弱者雖日避禍而不能免，豈少也哉？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試問諸君子，文廟從此改下而即能保其無日不盛者乎？從此改下而即能保其永不脫科者乎？諸君子必曰不能。既曰不能，則權不在我，而仍在天，與遷上者何異？何若不改者，聽天由命之為安然自得也哉！況天道循環，盛極必衰，衰極復盛，安知後來者之不居上乎？願諸君子深思而長計之。 此一篇言數而末歸重修德，樂天知命即是君子，居易俟命，道理名論，不磨一字千古文章。——笠山 文廟遷移論（六） 風水之說，余閱古大家書，但有陰陽二宅。陰以卜葬，陽以卜居，皆為一人一家私事而言，從無有公家文廟為天下省垣、郡縣大風水之說。此不知出於何經何典，真邪說也。術士惑人，不過偶爾適逢其會，藉此欺人，亦唯愚者信之耳。如欲執此為憑，擇地而建，一州文廟風水之好，即發一州；一府文廟風水之好，即發一府；推而至於一省，天下無不皆然，則天下應一律矣。何以參差不齊，有盛有衰，有發有不發耶？ 山左，聖人之邦。揆以親親之義，科名鼎甲應甲天下，兗州應甲各府，曲阜應甲各縣。何以至今不聞？此可見聖人大公無我，重天爵而薄人爵，即故土子孫漠不關心，況天下耶！此文廟風水之說荒唐無稽，不攻自破矣。吾州文廟，今昔所建皆在鳳凰山，同一地也，何以盛於前明衰於本朝？何以盛於國初而衰於今日？如謂在上者為孤露，則前明在上即今地，何以反盛？如謂在下者為限藏，則雍正遷下，以下又不及國初？蓋天道循環，日月中昃，盛極必衰，盈虛消長，自然之理。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是也。今欲遷改文廟，即圖一州人士富貴科名，世世子孫弗替，有是理乎？如前遷上者，欲復明時之舊，不惟不能，反致脫榜，已為前車之鑑，此可以爽然自失矣。如曰地理之說亦不可，無此必見真識，定龍真穴的卜得其所而復發福，從未聞無地而發福者。郭景純《葬經》雲「葬乘其止」。止者，脈止於是而不行之義，蓋謂龍穴沙水皆止於此。其氣聚而不散，守而不走，其地方結；若行龍身上，則走而不守，斷不結地，此一定不易之理。今文廟龍脈自後而來，即直下繞州署而去，既下結州署，即不能上結文廟，此有目共見者也。今其地上下一片，皆屬行龍；行而未止，並不結穴；即為無地，福從何來？其今昔之盛衰，皆適逢其會耳，遷上遷下，何益之有哉？昔人既誤於前，今何必再誤於後！勞民傷財，此斷斷不可者也。古人曰「地理不若天理之可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如圖其盛，則唯有如藍田呂氏鄉約，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凡我六鄉紳士，以此四者共相勸勉，共敦古道，不必同流合污，不必求神邀福，閉戶讀書，各安義命，一切富貴功名聽之於天。如此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源遠流長，富貴功名不求自至，又何待遷移為哉？管見如此，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篇言地理，直辟術士風水荒唐無稽之謬，罪無可逭。中間指出無地一段，更為剴切詳明。末歸天理，積善勸人，居易俟命，最得立言之旨。然天下術士邪說甚多，不獨一州為然。安得天下有權位者，盡將此論刻石各文廟前，俾天下人人共曉此義，其於世道人心不大有裨益乎？羅筠莊《石村諸論》，作於乾隆壬辰、丙申年間。時因辛卯脫榜，眾以文廟不利，群欲遷下，正在議論洶洶，王草亭諸公勸石村作文止之。石村見義必為，不避嫌怨，一揮數篇，書告同鄉。越乙未秋，州尊陳到任，又以太高為言，而一時好事紳士群起附和，勢在必行。但謹愿者皆以為於理不順，勞民傷財，更為不願，咸望石村再為文止之。石村遂作書與州尊陳萬二公，皆以為至理名言，其議遂寢。此雖孟子不得已好辨之功，亦見一時賢士大夫從諫如流之妙也，可稱兩美。——內弟謝植本識 文廟考試論 孔子為萬世師表，自古帝王恭敬尊奉，無不執弟子禮，北面事之，況下焉者乎？師與君，一也。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文廟何獨不然？是以普天之下，頭門外皆立下車馬碑。其地整齊嚴肅，平日兩學封鎖看守，不許閒人妄入褻瀆。即凡文武官，非春秋釋奠與朔望行香，不得擅至。至則公服，必恭必敬，謦欬無聲，未聞喧譁騷擾者也。今吾州不然。凡遇歲科試童子日，竟以此為考棚。三更官未到時，生童畢齊，擁擠喧譁，毫無禮法。及官到後，內則書吏唱名，役人喝大聲疾呼；外則嗚鑼擊柝，終日聒耳不休。童子或坐兩廡，或坐大成殿上，衣冠不正、邊幅不修者有之，放蕩無忌、手舞足蹈、履聲橐橐者有之，暑天袒裼裸裎者亦無不有之。一日之長，數百之眾，大小便皆在其中，穢污極矣。夫以聖賢居處之宮，俎豆馨香之地，而竟使數百人紛紛褻瀆，穢污其間，有是理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非矣。且覆試不一，凡遇考試一日，聖賢即受一日喧譁騷擾、穢污不堪之害。試畢一切案凳，堆滿兩廡先賢、先儒之前，成何局面？種種不敬，莫大於此。此不知何人作俑，後竟習焉不察也。昔遽伯玉夜過君門，下車無聲，不為冥冥墜行，況此昭昭者哉！伏望賢明刺史，惟以聖賢為重，誠敬為心，革除此弊，永遠禁止，不許後人效尤。俾聖賢在天之靈，得以安慰，妥協一切，整齊嚴肅，不致喧譁騷擾，以昭誠敬而肅觀瞻，豈不美哉！豈不快哉！ 時因親友談及遷改一事，余告以三十年前，魯有《遷移論》數篇諫阻，見乎？眾曰：「見。至理名言，誰曰不宜？但邇來文廟又不宜作考棚，遇冬臘試時，山高風冷，亦於試者不便。不若聽其遷下，為得君毋阻焉。」余曰：「凡事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如文廟遷移，不當言也，則不必言；若考試本屬褻瀆，此當言也，無妨公呈，懇其禁止，斷無不允者也，何必默默而反藉此為辭哉。」故並及之。 地理論 地理，理而已矣。士君子讀書窮理，當辨是非邪正。古今來地理之書，汗牛充棟。自晉、唐諸名家外，偽作猥多，無識者一為邪說所中，則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此不可不為之辨也。 何為正？如巒頭之書，秦之《青烏經》，郭之《葬經》，卜之《雪心賦》，楊之《疑龍經》、《撼龍經》、《倒杖篇》，楊曾之《黃囊經》，范之《黑囊經》，蔡之《發微論》、《穴情賦》，吳之《望龍經》、《道法雙譚》，廖之《撥沙經》、《九星篇》、《入式歌》即《淺天機》，劉之《堪輿寶鏡》，張之《趨庭經》，謝之《堪輿管見》，皆地理之正宗，不可不讀也。何為邪？如理氣之書《天機》、《金篆》、《催官》、《玉尺》、《海角》、《青囊》、《天玉》、《元珠》、《夾竹梅花》、《理氣三訣》、《地理原真》、《五種秘竅》《鉛彈子》第一此書不堪，離講砂水可笑等書，一則假名偽造，一則以偽傳偽，皆地理之邪說，斷斷不可讀也。推而論之，凡言形勢巒頭者，皆可讀；凡言天星、卦例、方位者，皆不可讀也。地理之道，只有巒頭，並無理氣；理氣即寓於巒頭之中，非巒頭之外又有理氣。沈六圃《理氣辨》曰：「離形何理，舍勢何氣。」又曰：「大抵此道論入門，從巒頭入者，中庸平實，日進於高明；從理氣入者，譚空說鬼，日流於卑下。」誠哉是言也！ 當今士大夫家，從不留心青烏，一旦親歿，委之庸流，無異委之溝壑。而今之業此者，大半皆庸夫俗子、星盤理氣之流。與之坐譚，可以忘倦；與之登山，無異青盲。而受其愚者，反以為理氣異而巒頭庸，理氣細而巒頭粗，抑何下也！《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所謂察者，目力是也。地之形勢、真假、向背，全憑乎察。《詩》所謂升虛望楚、陟巘降原，皆察也。若理氣，羅盤不過用以格方位，其於穴之是非、真贗，毫不能察，何益之有？是以地理用察，羅經用格，地理形勢之理，與羅盤方位之理，判然兩途，豈可混而為一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余曰：「理氣之言不息，地理之道不彰。」此宛陵孟天其《地理條辨三十則》所以不容，已而作也。又有種模稜兩可之人，謂「巒頭是體，理氣是用，不可偏廢」。如徐試可《天機會元》可謂淵博，然巒頭、理氣並載，是非參半，邪正不分，亦屬駁雜。葉九升《地理大成》內《山法全書》一種，分門別戶，其於巒頭，無體不備，井井有條，可稱大觀，余愛之重之。奈末附「理氣」一卷，又《「六經」注》以催官、玉尺、青囊，與葬經並重，不辨邪正，理氣三訣又多謬談。在二子自以為體用兼該，不知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前後，議論自相矛盾，殆所謂不醇者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致如此。 近今書之醇者，惟沈六圃《地學》、孟天其《雪心賦辨訛正解》二書，最為地理正眼法門。沈之《地學》只以「龍穴砂水」四字分門，他無一語，精潔之至。其間穴暈桑氣，串脈淺深，發前人所未發；末以「理氣辨」終之，嘻笑怒罵，勝於斧鉞；而其圖精細詳明，尤為千古所未有。孟之《雪心賦辨訛正解》亦只講「龍穴砂水」四字，而所注廣大精微，更補原賦所不逮；末附以《地理條辨三十則》，發盡巒頭之蘊，辟盡理氣之謬，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婆心苦口，度世金針。是二書醇乎其醇者也。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吾於天其先生亦云。但此三十則雖已刊行，惜乎附於賦後，人未免泛常視之。金陵倪化南《地學形勢》采以壓卷，刊之簡首，俾學者開卷瞭然，入門知有正宗，不致打入魔道，深為有見。世之欲明此道者，當先讀沈、孟二書，尤當先取《理氣辨》並《條辨三十則》，熟讀而深思之，真知而篤好之，然後極覽群書，胸有定見，自不為邪說所惑矣。朱子云：「看山第一是巒頭，有了巒頭穴可求；若是巒頭不齊整，縱合天星也是休。」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然巒頭之道貴得真傳，約其有「龍穴砂水」四字盡之。何謂龍？五星、九星、六府星、應星、間星、變星，枝幹剝換，格局胎伏化氣，以及生死、強弱、順逆、進退之類是也。何謂穴？天機、九星、窩鉗、乳突、球檐、葬口，乘金相水，穴土印木，以及蓋粘倚撞，吞吐浮沉，倒杖暈法之類是也。何謂砂？蟬翼、牛角、龍虎、案朝、官鬼、禽曜，以及侍衛、夾耳、擺列之類是也。何謂水？蝦須蟹眼、金魚天池、衛龍三合、三堂隨龍，城郭以及順逆、橫斜之類是也。此外曰局，順、逆、橫、斜四者而已。然而山本靜也取其動，水本動也取其靜。四者之中，龍穴為舉，砂水次之。然穴較龍為難。《葬經》曰「葬乘生氣，靈城精義」，曰「點穴須求三靜一動，認氣須要百死一生」。楊松筠之《一粒粟總索》，吳景鸞《道法雙譚》之穴法，劉伯溫之《書總索後》，披肝露膽穴情；孟宛陵之《生氣辨》，沈六圃之《穴暈十五篇》，皆穴法之剴切詳明者。學者思而得之，道在是矣。然穴之難，不難於穴，而難於認脈、串脈。沈六圃雲「行龍之脈，山脊牽連」，俗人皆知；惟入穴之脈，雖老於此道者，未必知也。蓋穴之真的全在串脈，而功之精細全在下手，此「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也。今之地師多貪大龍大局，不講穴法。即講穴，只知窩鉗乳突，不知認脈串脈，故所點皆假穴。穴假則又藉口隱怪以欺人，不知今人常且不知，安可語怪？古人云「有怪穴，無怪龍；有怪穴，無怪砂水」，此至當不易之理。又廖金精《怪穴辨惑歌》曰：「大抵奇形並怪穴，只把龍身別認得。龍真穴便真，此訣值千金。假龍無穴不堪安，莫作怪穴看；若將藉口亂安墳，誤盡世間人。用怪不能當守拙，緘口休談說；要知怪穴有真元，須遇異人傳。」此「怪」之一字，所以斷不可輕信也。 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信耳不如信目。古人云：「為人子者，不可不知地。」吾人慾求吉安親，不必聽從野師，只宜熟讀巒頭諸書，先將龍穴、砂水之理與法瞭然胸中，以為之體；然後親山林、覆古墳，以為之用。得一穴芟盡草木，依古人規矩法度，偕同人斟酌再四。雖於依稀仿佛之中，必求確憑確據之處，內外四應，一絲不易，件件合法。然後以楊救貧之「倒杖法」倒之，沈六圃之「穴暈法」求之，孟天其之「深淺法」葬之，置一切理氣邪說不言。如此則未有不得吉穴以安親，未有不受福蔭以綿子孫者。不然，逞一己之臆見，舍古人之成規，與夫好談亥艮，耳受腧受，淨陰淨陽，則未有不自害以害人者。至於大地鬼神守之，惟有大德者福至自遇，非人力所可強求，亦非術士所能操其柄。人不知修德以天理為憑，而徒貪心大地，日作非分之求，其亦不知自量也。夫余之管見如此，然而此道精微，安所得名師而從之、異人而問之之為快也哉！ 三大幹論 遍天下皆山也，然莫不有起有止、有祖有宗、有干有枝、有散有聚。其脈胳條理，莫不各有貫串，並非雜亂無章也。欲知山之所始，當觀水之所來。試以天下大勢言之。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須彌為天下群山之祖。天下地輿如傘，須彌如傘頂，如人身之脊樑；四肢分行南北東西，為世界葛溪雲。須彌山是天地骨中鎮，天心為巨物，四肢分行四，世界惟有南龍入中國是也。其西北一肢，由須彌發脈，歷崆峒入沙漠，東盡於三韓、遼東、朝鮮。楊松筠《撼龍經》所謂「西北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是也。其分枝入中國，為古河西四郡，與山西、直錄皆是。又雲「河北之龍，起自崑崙」，至白登西一枝為壺口、泰岳；次一枝南出為析城，又西為雷首；又次一枝為太行；又次一枝為恆山；又次一枝為燕然山，盡於平灤、碣石。《山經》雲「崑崙山腳出闐顏，只只都是破軍山；連綿走入瀚海北，風俗強悍人粗頑」是也。此為北干。其南行一枝起須彌至番南山，與南干分由番中，上雪山，開大帳，南盡麗水，北底朔方近萬里。中以西傾山為頂，穿武都，由終南東出，漸為平地。中平數千里，東起泰山，盡於登萊。一枝由淮南盡于海門，左界黃河，右界川江，前抵長江。《撼龍經》所謂「黃河九曲為大腸，川江曲屈為膀胱」是也。若中國之甘肅、陝西，四川之川西、川北、川東三處，與河南、山東、湖廣之湖北、江南之江北皆是。又雲「中干龍起自西傾，行隴右，過鳳翔、長安」。《經》云：「行行退卸大散關，百二山河在此間；大纏大護到函谷，水出黃河如玦環。」一枝出熊耳為嵩岳、汴梁，出兗州為泰岳。《經》云：「黃河在北大江南，雨水夾流氣不絕；行到青齊忽起峰，兗州東嶽插天雄；分枝劈脈鍾靈秀，聖賢多在魯邦中。」一枝盡於登萊，一枝盡於滄棣。此為中干。其又南行，一枝由番南山分枝，上雲嶺，轉黔中，由桂嶺、庾嶺東至建嶺；乃轉而北，度廣信之常山，達徽北之黃山；乃更東下至天目，順結杭州，逆結江寧，其干梢盡於江陰。如中國之雲南、貴州、湖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浙江、江南皆是。又雲「南干脈起自岷山」，繞行而西南，轉至雲南之境，又越夜郎，逾桂嶺至零陵為九疑山，入桂連過大庾嶺，出南雄，由汀州從邵武抵廣信，走徽州，東行為天目山。一枝為錢塘，一枝分入海門。楊公云：「海門旺氣連閩粵，南龍支交相接；此是海門南脈絡，貨財文武相交錯。」又一枝為建康，盡江陰。一枝自靈山逆奔，盡鄱湖。此為南干。所謂天下三大幹是也。然其實只有二干，蓋中南共一干而分北干，則另出者也。若以天下一本言之，又只有一干，蓋中居中方可謂之真大幹；南北二龍分居左右，只可謂之大枝。以形勢皆居其偏，猶人之左右手足，皆為人所用，而非腹心可比者也。然有三大幹龍，即有三大幹水，黃河、長江、鴨綠江是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於東海之南；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于海之東；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於遼東。然皆始於西北星宿海，而同會歸於東海，所謂「天下無水不歸東」是也，抑所謂「山水發源於西北，財賦盡美於東南」是也。此三大幹分布九洲，北干為冀之分，中干為雍、豫、徐、兗、青之分，南干為梁、荊、揚之分。五嶽恆山在北干，衡山在南干，唯西嶽華山、中嶽嵩山、東嶽泰山俱在中干。金仁山曰：「天地常形條理，各有脈絡貫通。惟泰山在北絡、中絡、南絡之外，特起東山，橫亘左右，以障中原，為中國表鎮。」或又云：「泰山系北龍從遼東下海，起登萊，結泰山，以作山西外水口之杆門。」章槐墅雲「泰山龍脈，國初遣人從長白山蹤至旅順山口，龍脈入海，從諸島直接登州，起福山而達泰山」，鑿鑿可據。袁子才曰「余雖未至旅順，然山左往來，不惟岱嶽位震面兌，即觀汶、泗二水源流，亦皆自東而西」，則泰山不從中干發脈，又一確證。詩曰：「兩條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來；笑殺古今談地者，分明是夢未曾猜。」如此，則泰山系北干似乎可憑。然海中奔洪，究屬渺茫；人非目睹，終難深信。沈六圃曰：「古黃河原行河間等處，山東一脈本屬中干，自周平時河遷而南，今南遷合淮而山東之地脈斷，青兗數千里皆與北干相連，用為京師左翼矣。」其說似乎近是。至於垣局，唯北干、中干有，而南干則無。《撼龍經》所謂「天下尋輔知幾處，河北河南只三四；更有中南太華龍，出沒為垣盡如此；南來莫錯認南嶽，雖有弼星垣氣弱」是也。普天之下，唯中干居天下之中，中有黃河，左有鴨綠江，右有長江，三大合水以為隨龍之水；又左有北干，右有南干，兩大幹龍以為龍虎城郭護纏。前有東南海以為大明堂，中有平原數千里以為中明堂，是山皆拱，無水不圍，得局得垣，莫此為盛，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故長安、洛陽為自古帝王之都，此天下第一大正結，即天下第一大局，天下第一大太極圈也。乃張鳳藻不知地理，謂「中國形勢，如人之右手覆掌，北干如右手大拇指，中干如食指，南龍如中指，雲貴廣西如無名指、小指，以山西省為居中建極」，不啻囈語，何其謬也！若湖廣之荊州、四川之成都，雖沃野千里，局勢寬敞同在中干；然偏在一隅，不得垣局，故蜀荊為三分十國之一，其非一統明矣。至於京師，古以遼東、山西為左右翼，後因黃河沖斷地脈，而又以山東為左翼，山西為右翼；北枕燕然，南襟河濟，王氣所鍾，故自金、元、明以至我朝皆建都於此，其地之得垣可知。然以局法、水法推之，鴨綠江繞其後，黃河與川江、長江疊繞於前，三大幹水襟帶迴環，周匝無遺。其局之橫抱得水，更勝於中干之秦豫矣。朱晦翁云：「冀州有個大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東以泰山、西以華山為左右龍虎，前以嵩山為案，黃河為明堂水，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四重案。」袁了凡《群書備考》與徐氏《人子須知》皆謂即幽燕京師，以幽州原在冀州分出也。而《琢玉斧注釋》謂指堯都平陽而言，以山西平陽之脈從雲中來，京師順天之脈不從雲中來，其說獨異。唐子鎮曰「北龍燕京為枝，結堯都為正結」，此在北龍一枝則然，若以天下一統言之，則中干秦、豫二省為正結，北干冀、幽二州皆枝結也。況晉省偏在一隅，不落平原，局不中正，形勢顯然，烏得以之為居中建極哉。大地必有大局，帝都必有垣局，垣局必落平原，此一定之理也。幽燕雖僻處直省之東北一隅，然其開拓平原數千餘里，與豫省同居一大局之中，得局得垣，是以皆為帝王之都。不過結作有枝幹、正副之分耳，故曰垣局惟中干北有是也。若南干江南之建業雖為六朝建都之所，浙江之臨安雖為南宋建都之所，然皆偏在一隅，不能如河北、河南之局落平原，寬廣無涯，悉得三垣。故其時南北紛爭，天下分裂，不能一統，此可見矣。故曰垣局南干無是也。三干之原委大小如此，沈六圃曰「形象之學不過為士民卜居葬」，此三大幹例為京都、省會，俱已用事，談之何益？不知天下事，有子孫必有祖宗，溯流窮源，數典豈可忘祖？知大幹之性情，則小干之性情可得而推；知大幹之形勢，則天下萬枝萬干之形勢可得而曉。凡地須識大交會、大包裹，大地城郭九重，至於九重之外，猶有重複者。此要眼睛大，不致廣大不足以知之。堪輿家論龍，而不知天下之大幹，則所見者近而不遠，所究者淺而不深，所知者狹而不廣。是以聖賢之道，先博後約。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者於此安可變瞳如豆，坐井觀天，只識一砂、一水，遂可以言地理哉？ 漢高祖、先帝論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之所切，莫大於父母兄弟；身之所修，莫先於孝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視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禮》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人倫之道，孰有大於君父、兄弟也哉？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治天下之道，千古一定不易者也。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及其長也，無不知敬。此無他，天性使然。有發於不容己者，豈強而為之哉？ 楚漢之爭天下也，漢之父太公久為項王執去，從未聞漢急切救回。及楚與漢俱臨廣武，兩軍相守，數月不下。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使他人處此則必痛哭流涕，只有急下棄地救父一策。乃漢王則談笑而道之曰：「吾翁即君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此何言哉？使項王竟烹之，其何以異於自烹其父哉？其人之無人心如此，尚得謂之人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所以兵追墜子女孝惠、魯元車下，至再至三；韓彭俎醢，殺戮功臣若草芥；愛戚姬立趙王如意而易太子，致有人彘之禍。真無所不為，無所不忍者也，豈帝王之度哉？其所以能得天下者，不過天意使然，豈彼之力哉？ 先帝以匹夫起義而復漢世，其與關、張非真有同胞手足之情也。然其生平，名雖君臣，恩同兄弟，友愛之篤不啻骨肉。及其王漢中、帝成都，而三分天下也，雖非一統，然亦可為富貴矣。古雲「富易交，貴易妻」，人之恆情，況帝王乎！乃關公之失荊州為孫權害，先帝痛之，憤不顧身，竟傾國之兵，親自伐吳，以報兄弟之仇，任孫權請和、退荊州與孫夫人而皆不許。何其重兄弟輕天下、棄妻子如草介哉？此真所謂天下之大丈夫也，豈高祖忍心害理所可及其萬一哉？其不幸兵敗猇亭，崩於永安，天也，豈先帝之過哉？故人至性厚，雖異姓兄弟不啻同胞；至性薄，縱生身父母無異陌路。嗟夫！人生天地，孝弟二字，其可不講乎哉？乃後世之論史者，不於此大本論人，而沾沾以成敗論，真小兒之見也。即蘇氏父子論高祖，老泉以其能用平、勃，東坡病其易太子而不能保趙王如意，皆枝葉皮毛之論，而不知帝王治天下之大道者也。孟子曰：「人而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又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此之謂也，烏足與論世哉！ 駁蘇子瞻諸葛武侯論 三代以下，人臣出身之正，事君之忠，無有過武侯者。處則先主三顧後而始出，儼然一三聘之伊尹，何其正也！而其才識卓越，早定於隆中一對。出則事下愚之後主，而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其忠也！而其赤心不二，終見於出師兩表，前後一貫，言行相符。程子謂其有王佐才，有儒者氣象，洵知人哉！子瞻不達時務，妄逞議論，謂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為孔明之所以失；又謂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此其言似是而實大非，苟非明理通達之士，鮮不為其所惑，此不可以不大辨特辨。 夫荊州用武之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皆自古英雄所必爭也。當漢末時，曹操踞有中原，孫權踞有江東，而先主地無立錐。天下之大，其未取者僅荊、益二州，殆天留以與先主者也。武侯未出草廬，隆中之對，即以跨有荊、益為辭，是荊、益在所必取，早已胸有成竹，並非到荊見其孤而始襲，到益悖其好而始取也。此三分一定之局，千古不易之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得以取荊、益為非義哉？且先主曾與董承共受獻帝衣帶密詔，日以誅曹為事者也，其取荊、益正天子之所樂聞，而非表、璋據險自固者比也。倘舍此不取，其何以為措足立身之地？其何以興漢討賊？其何以不負天子之密詔乎？表與璋，皆天子一刺史，漢室之臣子也，其地並非世守之國。而先主以左將軍領豫州牧，位在表、璋之上，其在荊不過羈旅相投，共圖討賊，非與表有君臣之分也，何得謂之與操無異哉？至璋迎先主入蜀，按陳壽志事在建安十六年，為破張魯，且因先詣曹操不禮後，始詣先主，皆為懼禍而來，並非實心好意。此其時孔明並不在行也耳，即會而欲掩璋者法正、龐統，非孔明也，而先帝不忍也。明年曹操攻孫權，權求救先主，先主遣使告璋去，其意何嘗在取蜀也？自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手可立，如何釋去？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斬松，嫌隙始構；並不給軍食，所至關隘皆以兵守，不通文書。斯時先主進退維谷，其勢不得不取，此璋自取之也。進圍成都事在十九年，孔明於是年始奉詔來蜀，相隔四年之久，何得曰「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奪其國」哉？《禮》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時至漢獻，亂賊蜂起，而操其首魁也。在表、璋父子以同姓之親，擁荊、益之眾，應群起討賊如光武之滅王莽，方不愧親親臣子之義。乃各據一郡，只圖自固，從不知勤王討賊大義；又不奉天子命，皆父死子繼，敢於檀專郊天祀地，等於天子，其為亂一也。而且劉琮雖孤，時已降操，即為漢之叛臣。劉璋，焉子也。焉聞董扶益州有天子氣，惑其言即謀之益；及到益，又使其子與馬騰通謀，引兵襲長安；久廢貢獻，遽造輿服法物，窺竊神囂，實叛臣也。璋立，屢致敬曹操，又受操命為振威將軍。是父與子，皆漢之叛臣，死有餘辜。《春秋》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其取之理也，誰曰不然？且不取荊、益，轉盼即為操有，不惟漢不能興、賊不能討，即先主性命皆喪操手，此又時也、勢也，皆斷斷不可緩者。而謂孔明受先主三顧之恩，委託討賊之重，而可不階尺土，不取荊、益，徒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一籌莫展，坐以待斃，有是理乎？至謂孔明如仗信義，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尤為無稽。夫自古信義孰有如孟子哉？其以齊王，猶必以齊有千里之地與四境之民，而後可為。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茲基，不如待時。若滕小國，則只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敢言王，觀此則地與時勢其可少乎？且蘇子亦烏知仁義、忠信哉？夫取荊、益而後可以興漢滅賊者，大義也；以同姓不忍而不取者，小信也；執同姓之小信，而忘君父之大義，此不知輕重者也。如伊尹，孟子稱其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何其後又取人之天下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為非者，亦以其理與時勢皆不得不如是耳。天下事有經、有權，有常、有變，不可一概論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如堯、舜時當可禪，舜、禹受之不為泰；桀、紂時當可伐，湯、武伐之不為逆；太甲時當可放，伊尹放之不為篡；管叔時當可誅，周公誅之不為忍。猶之三國，荊、益時當可取，孔明取之不為過，其義一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若蘇子所云，殆宋襄之仁，尾生之信，執一賊道，烏足與之言仁、義、忠、信者哉？觀其首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為孔明之所以失；既又以操死，丕、植兄弟不睦，而欲捐金十萬，仿陳平之故計，作反間之奸謀，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是又舍仁義而言詐力矣。夫明取人之天下不能，而徒暗用詐力，使其手足骨肉相殘，不仁不義極矣，其不與曹操異者安在？責人如彼，自行如此，何其前後悖謬、自相矛盾如是哉？況其說必不可行：曹丕奸不亞父，固非項羽之愚可比；而曹植文學之士，素無飢天子之心，觀其《責躬》、《應沼》二詩，情真語摯，斷不至弒父與君，何得奮其智謀如其所算哉！此皆書生之見，雜霸之學，不知權衡膠柱鼓瑟者也。王弇州譏之，以為蘇子書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考時事，真快論也。而吾猶以為義有未盡，語有未詳，故特補而再辨之。 老子舌存齒亡論 老子「舌存齒亡」之說——舌者，柔也；齒者，剛也。剛不如柔，後世奉為保身之法。不知黜剛尚柔，此守雌之見，不可為訓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日仁與義。"二者原不可偏廢也。剛陽，德也，即仁與義之謂，君子之道也；柔陰，氣也，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未聞「吾未見柔者」。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未聞「其為氣也，至小至柔」。方正學《戇窩記》云：「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漢汲長儒、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直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諍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恆倚之，以為重人望而憚之，以其氣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此言剛之不可無，一也。霍無崖《與王晉溪書》曰：「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群咻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群咻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群咻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驅使者也。此輩人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廷，而倒戈內向皆是也。此言柔之不可用，二也。如慮其太剛則折，古人百折不回之謂何？白香山《折劍詩》曰：「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然而柔曲又何能盡全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剛柔之人所能操其柄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凡希世苟合之士、蘧戚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贊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思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奢之殺於始，而不戒費無極之誅於終也；知伍子胥之鏤於吳，而不知太宰嚭之誅于越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簫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此言剛亡而柔亦未嘗不亡，三也。 由是觀之，則老子「柔存剛亡」之說，豈可為定論哉？天下事只論理之是非，不論人之剛柔存亡。如其理是，雖剛亡何害？如其理非，雖柔存何益？古今來奇男子，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者，豈少也哉？況剛亡者忠孝節義，流芳百世，千古如生；柔亡者讒諂諛佞，遺臭萬年，一敗塗地。天淵不同，何辨之不早辨哉？不然只論柔存，不論是非，一味阿諛取容，柔軟媚世，如五代馮道，身為將相，歷事五朝，竟以壽終，此豈非柔存者乎？然寡廉鮮恥，天下後世唾罵不堪，謂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無異刀斧，而彼猶自號「長樂老」，豈理也哉？昔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謂也。宗老子何若宗孔子之為無偏、無弊也哉？ 雜論 飛雲山房一日試一新聿，柔靡不堪用，棄之。越數日，於友案頭偶用一聿，勁健非常，縱橫如意。問厥所自，則即余曩所棄者也，收置房中，累月大用之。噫！何其前不堪用而今竟大可用也耶？友曰：「毋亦所處有時勢之不同，而歷練磨礪有淺深、久暫之分者乎？歷練淺，則鋒穎未開；磨礪久，則精力自健。」既健且開，誰曰不然？然試想其棄之之時，此聿豈料今日之復為我所用也哉？即我當其棄之之時，又豈料此聿今日之可為我大用也哉？使無今日，幾令我自失一大可有用之物矣。悲夫！ 雜論（二） 鳥之中有所謂畫眉者，貴賤子弟，咸設曾繳網之，置以雕籠，飼以厚味。問其何為？曰：「為其善鳴也，為其善斗也。」夫鳥之不善鳴、不善斗，而不獲人以厚味飼之者，多矣。斯鳥如是，不居然一有用之物哉！然而殊自苦矣。當其處深山大澤也，棲松竹，宿梧桐，啄香粒，飲清泉，食與居悠然自適。間有得意，春晴秋爽之會長鳴之；有不平，風雨晦明之際大鳴之；哀怒喜樂不一其時，亦不一其鳴。其斗也，或戰芳草綠楊之畔，或戰落花流水之間，羽翼無所縛，進退隨乎已，遊刃有餘。鳴與斗，誰其強之？誰其迫之？一自入之樊籠，則有鳴不能盡其意，有斗不能盡其力。縱使鳴之盡意，斗之盡力，亦人自強之，人自迫之。欲其如在深山大澤中，隨我鳴、隨我斗，其可得乎？然此時一身卒不能不鳴、不能不鬥，而又不敢不鳴、不敢不鬥。夫終其身至於不敢不鳴、不敢不鬥，則必至於因鳴而死、因斗而死而後已。嗚呼！物之具善鳴、善斗者，何如此之累也耶？彼山之中有不善鳴、不善斗而得以悠悠自適，終其天年，而不為人網羅牢籠者，夫豈非鳴之不善、斗之不善之適足以為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