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峰頂 · 序

這是我底雜譯外國詩集，而以其中一首底第一行命名。緣因只為那是我最癖愛的一首罷了，雖然讀者未嘗不可加以多少象徵的涵義。 詩，在一意義上，是不可譯的。一首好詩是種種精神和物質的景況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結果。產生一首好詩的條件不僅是外物所給的題材與機緣，內心所起的感應和努力。山風與海濤，夜氣與晨光，星座與讀物，良友底低談，路人底縕笑，以及一切至大與至微的動靜和聲息，無不冥冥中啟發那凝神握管的詩人底沉思，指引和催促他底情緒和意境開到那美滿圓融的微妙的剎那：在那裡詩像一滴凝重，晶瑩，金色的蜜從筆端墜下來；在那裡飛越的詩思要求不朽的形體而俯就重濁的文字，重濁的文字受了心靈底點化而升向飛越的詩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驟然接觸處，迸出了燦爛的火花和鏗鏘的金聲！所以即最大的詩人也不能成功兩首相同的傑作。 何況翻譯？作者與譯者感受程度底深淺，藝術手腕底強弱，和兩國文字底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別……這些都是明顯的，也許不可跨越的困難。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一首好詩底最低條件，我們知道，是要在適當的讀者心裡喚起相當的同情與感應。像一張完美無瑕的琴，它得要在善讀者底彈奏下發出沉雄或委婉，纏綿或悲壯，激越或幽咽的共鳴，使讀者覺得這音響不是外來的而是自己最隱秘的心聲。於是由極端的感動與悅服，往往便油然興起那藉助和自己更親切的文字，把它連形體上也化為己有的意念了。 不僅這樣，有時候——雖然這也許是千載難逢的——作品在譯者心裡喚起的迴響是那麼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裡的作者和譯者底心靈那麼融洽無間，二者底藝術手腕又那麼旗鼓相當，譯者簡直覺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無上的熱忱，摯愛和虔誠去竭力追摹和活現原作底神采。這時候翻譯就等於兩顆偉大的靈魂遙隔著世紀和國界攜手合作，那收穫是文藝史上罕見的佳話與奇蹟。英國斐慈哲路（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底《魯拜集》和法國波特萊爾（Charles Beaudelaire，1821—1867）翻譯美國亞倫頗（Edgar Allan Poe，1809—1849）底《怪誕的故事》都是最難得的例：前者底靈魂，我們可以說，只在移譯波斯詩人的時候充分找著了自己，亞倫頗底奇瑰的想像也只在後者底譯文裡才得到了至高的表現。 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個愛讀詩者底習作，夠不上稱文藝品，距離兩位英法詩人底奇蹟自然更遠了。假如譯者敢有絲毫的自信和辯解，那就是這裡面的詩差不多沒有一首不是他反覆吟詠，百讀不厭的每位大詩人底登峰造極之作，就是說，他自己深信能夠體會箇中奧義，領略個中韻味的。這些大詩人底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數，譯者愛讀的詩和詩人也不限於這些；這不過是覺得比較可譯或偶然興到試譯的罷了。 至於譯筆，大體以直譯為主。除了少數的例外，不獨一行一行地譯，並且一字一字地譯，最近譯的有時連節奏和用韻也極力模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這譯法也許太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種暗昧的信仰，其實可以說迷信：以為原作底字句和次序，就是說，經過大詩人選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譯者能夠找到適當對照的字眼和成語，除了少數文法上地道的構造，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我用西文譯中詩是這樣，用中文譯西詩也是這樣。有時覺得反而比較能夠傳達原作底氣韻。不過，我得在這裡復說一遍：因為限於文字底基本差別和譯者個人底表現力，吃力不討好和不得不越軌或易轍的亦不少。 廿三年九月九日於葉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