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十九章 為防牽累急走避

開戰損失 人人難免 突接電話 棄家出走 旅途寂寞 邂逅麗人 困居蘇州 痛苦萬分 參加悼亡 忽獲喜訊 由蘇返滬 日人來訪 陳光甫氏 雄才偉略 「一·二八」後 畸形繁榮 民國時期，英國駐滬領事館 這次「一·二八」的戰事，中國方面大傷元氣，閘北的繁盛地區幾乎炸成一片平地，所謂「淞滬協定」，就是中國軍隊永久不准駐防淞滬一帶地區，而且協定裡面規定駐在閘北一帶的警察，也由北方調派前來，在日本方面的意思，北方人比較老實而有服從心，不會反抗日本人，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在情勢比人弱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完全接受。 開戰損失 人人難免 「一·二八」之戰，由開戰到結束，一共是三十四天。老實說，住在租界上的居民最便宜，幾乎一點也沒有損失，反而因為四鄉的難民擁到，空餘的房子都住到滿坑滿谷，許多空屋的業主都翻了身，菜館家家都座上客常滿，做日用品生意和五金材料的人，都發了戰爭財。但是從一般而論，物價高升，多數生意都停頓下來，所以許多人在無形之中，受到損失，我也並不例外。 第一件事：我在「一·二八」戰事開始的那一天，受到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先時，我常常到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去借書，本來這個門市部只有售書，而從來沒有人借書的，可是我因為認識一位「鄒伯伯」，他是門市部的一個老職員，做過黑龍江分館館長，初時他說：「借書是犯規的，不過有一個辦法，就是你一次拿十幾部書，簽一張單子，你看到近一月時，來還掉幾種，只買二三種，這是可以的。」我一想這個辦法，對我很是有利，倒也使得，因此我常常利用這個「借多還少」的方法去麻煩他。 鄒伯伯很喜歡飲酒，我常在他下班以後，拉他到四馬路言茂源酒店去飲酒。他有一次告訴我：「小世兄，你如有錢，可以買些商務印書館股票，這種股票，面額是十元，暗市已漲到十七元，你買了這種股票，不但能取到官利一分二，而且暗市隨時還會漲價。」我聽了他的話便說：「好極了，我還有買兩千股的資格。」從前這種股票沒有證券市場的，都是私相買賣，他好容易為我收買了兩千股。 「一·二八」戰事一起，第二天早晨，我起身出去買報，只見大風中飄著成張的紙灰，我仔細地看一下，都是商務印書館印成的教科書的單頁。初時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閘北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已全部被炸毀，所以這種紙灰飛到了租界上，後來再和鄒伯伯一談，他說：「完了完了，我們的商務印書館股票，大概至少要跌一半以上。」 經過了三個月之後，商務印書館的股票恢復了一些價值，因為商務印書館在全國的產業多得很，而該館在上海負有一個巨額的支出，就是五千個印刷工人，常常罷工，常常要求加薪，弄得經理一點沒有辦法。這次大火之後，工人全部遣散，但書還是照常出版。經理想出一個計劃，借出一些錢給老工人，讓他們自行組織小型排字房、印刷所、裝訂所，專門承印商務印書館的印件，這樣一來，反而排工、印工和裝訂工的工資，與市上的印刷所相同。當時商務印書館喊出一個口號，叫作「為文化而努力，為事業而奮鬥」，實行每日出版一種新書的計劃。法幣使用的時期，紙價仍舊不變，足見法幣對外匯的比率，還相當穩定。1932 年，上海，警告日本轟炸的告示 第二件事：因為我向來有收集資料的癖好，自從《中國藥學大辭典》出版之後，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附近，有一座黃石大廈，叫作「巴斯德研究院」，院長是伊博恩博士，該院中有一個部門是研究中國藥物的。伊博士向來在北京協和醫院，以研究中國藥物著稱，曾經把《本草綱目》中的《鳥部》《獸部》譯成英文，自從他做了巴斯德研究院院長之後，要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翻譯《草部》《木部》。請來做這件工作的人，都是世界聞名的植物學家、藥物學家、化學家，中國的專家也有幾人，都是西醫，伊博士認為另外要請一位中醫來擔任顧問的工作，否則，有許多中文名詞會搞不清楚，因此他們就想到，要請我來參加這個部門工作。 最初他們請我去參觀談話，我才知道他們的經費來源，是由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的，裡面一切化學儀器和設備，完備得很，我看見了很是高興。 在我和他們一度談話之後，西醫莊德告訴我說：「要是你來任職的話，我們將致送一千二百元作為你的薪水。」這個數目相當大，他們院中各部門的主任，不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和這個數目相仿佛。我當時真覺得受寵若驚，但是我說出我的苦衷：「我每天為診務所羈，每月的收入還要超過一千二百元，所以我雖然有意參加，但是不得放棄我多年經營的診所。」於是就由我另外推薦四人，這四人都是從前幫我編纂藥學大辭典的同道，這四位的名單，是吳善慶、李懷玖、顧哲民、尤學周。他們每天擔任實際工作，我每星期只到兩次，負責指導和答覆一切問題，院方另外送我車馬費每月四百元。 待「一·二八」戰事一起，好多外國專家，認為「一·二八」的戰事，是全國戰事的序幕，日後是不能永久太平的，所以紛紛辭職回國。這個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就停頓下來，連我也每月損失了四百元的收入。 第三件事：還有一個研究所，在法租界祁齊路（今岳陽路），有一座日本人辦的「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名字叫作中尾萬三，中國方面的主任是李端璜博士（繼李任職的是著名西醫曾方廣博士），李博士特地來邀我參加這個研究所，擔任研究漢藥的工作。他的意思也只要我當他們的顧問，每星期到兩次，每月車馬費為六百元。我說：「讓我先來參觀一下再說。」我到他們那裡去一參觀，原來這個研究所，比巴斯德還要大，占地數十畝。進去第一個部門，是專門試驗製造中國紹興黃酒的，酒罈堆得像幾座小山那麼高，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是一個造酒廠。他們知道中國人最喜歡飲的就是紹興酒，日本人也喜歡飲這種酒，這個部門就是研究如何大量生產這種酒。 在這個部門中，有一個地窖非常大，可是造酒的工作部門，卻杳無一人。李端璜在言詞中透露，起初他們是從紹興請來許多工人造酒，但是這些工人後來發覺，這個工場一成功，紹興的制酒事業將大受打擊，所以在一夜之間，這些工人全數走避一空；現在所有工作只能由日本人來負擔，可是造出來的酒，總是沒有紹興酒那種味道。我心想這些紹興造酒工人的愛國心，真值得欽佩。 我又問端璜博士，這麼大的機構，經費從何而來？他說：「實不相瞞，經費是由庚子賠款對日項下撥出來的。」我立刻就想到庚子賠款各國均已退回，唯有日本人堅持不肯退還，將這筆款項，來辦同文書院一類的文化機構，作為文化侵略的根據地。所以我當面不說穿，只有婉言謝絕了他們的邀請。 正在我們談話之間，忽然來了兩個中國籍傳達員，我一看他們的面相，便像日本憲兵隊中的中國翻譯一般，心裡當然更不自在。他們開出口來，對中國人完全採取命令式的口吻，口頭連一個「請」字也沒有，叫李博士帶陳某人去見所長，李博士惺惺然地拖著我就走，當時我就說：「我不想去，因為這種工作對我是不適宜的。」李博士聽了我的話，面有難色道：「既來之，見一見也無所謂，也讓我有個交代。」在這般情形之下，被他連拉帶扯地進了所長室。 所長中尾萬三，看樣子倒像一個老年學者，他拿出一張名刺出來，上面有四個銜頭都是博士。口操純粹的北京話，穿的卻是標準的中國長袍馬褂，斯斯文文地對我說：「本所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藥物的部門，想請陳先生來幫忙。」我就答覆他：「我是一個開業的中醫生，一則沒有時間，二則學識和資格也不夠。」他說：「我們的研究部門，向來以《本草綱目》和先生所編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為根據，況且先生又編過《皇漢醫學叢書》，你的資格，正是我們所久仰，真可以堪當日支漢方醫學的橋樑，除了你再也找不到適當的人才了。」我聽了「日支」兩字，已經心頭冒起火來，就想藉機告辭，免得捲入這種旋渦。 正在這個時候，中尾萬三忽然站起身來整整衣衫，領我到他們研究漢藥的部門去參觀。這個部門是另外一座極華麗的洋房，裡面工作的人有二十名，桌子上放著全國各地收來的「黃連」標本，全是日本人出動各地領事館中文化參贊收集來的。我一看這一百多種黃連標本，已嚇了一跳，又見到他們抽屜中的標本照片和解剖圖譜，看到我矯舌不下。至於其他藥物標本和戶外的種植試驗場，令到我的意志動搖，發生了另外一種想法。 參觀完畢之後，中尾萬三誠誠懇懇地對我說：「我們這裡的工作，真是需要一位顧問，許多難題，非中國醫家來指導是解決不了的。」我再三推辭，他卻再三地堅請。我忽然一想，我說：「我每星期只能來兩個小時，有問題儘管問，我答不出的話，可以請教別人，隔一個星期再來答覆；不過有三個條件，第一我不居名義，第二我不受薪給，第三你們有的資料，我有時要帶回去研究。如果你能答應的話，我就每星期來一次。」這番話原想難他們一難，如果難他們不倒，我亦能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全部攝成照片，存入我的研究資料檔案中，便大有裨益了。 誰知道中尾萬三，一口答應，要我就從下星期起，開始工作。 回家之後，我心裡很是不安，認為這雖是學術工作，但是兩國彼此正在交惡之時，我擔任這個工作，將來我的聲名也許會蒙上一重暗影。誰知道到了次日，李端璜博士已坐了車子來接我，我深悔當時不應該答應他們，遭到這種麻煩，打算不去，又說不出理由來。李博士看我的神色便說：「你到研究所去是不居名義的，並不是吃他們的飯，而且一切任你自由，老實說，我在這個機構中也很看不順眼，為他們做一份工作，我要用他們很多的資料，等我把一篇博士論文『防己之化學研究』寫好之後，我就要和他們分手的；你要是到這研究所去，早已聲明在先，所有資料可以隨意帶回來研究，所內製作的標本解剖圖多得很，你正可藉此機會，拿出來拍成照片，充實你自己的資料室。」我經他這樣一說，心又活動了，於是我跟他到研究所去，開始做一些學術方面的工作。 日本人做事，認真得很，原來准下午五時放工，但是為了我去辦公那天的時間是五點到六點，也把那天的放工時間延遲了一小時。那時已有十幾位研究員等候在會議室中，我抵達時恰巧是五點鐘，全體起立迎迓，大家寒暄一下。只見桌上放著八張質詢紙，我拿起來一看，有四張是當場可以解答的，還有四張要查考資料才能答覆，我答覆他們時，有翻譯員傳譯。等我答覆完四張紙後，已經到了六點鐘，大家便道別而散。 散班之後，有一個人陪我，說：「你要什麼資料，只要你簽個字，就可以拿走。」這次我拿了十張藥物標本圖，帶回來之後，我就向附近一家照相館接洽，把它一一拍下來，拍一張的代價是一元八角，我想一想，這樣把他們的資料帶出來，對我將來著書方面很有用途。 第二個星期，是由我自己坐車前去，桌上放有質詢紙二張，內容比較扼要，我詳詳細細地解答清楚，其中有一張是問我：「中國有什麼美容藥物？」一時令我難以置答，我便舉了一個例子說：「名演員梅蘭芳常吃一種飲料，叫作石斛，這種石斛是新鮮的，乃四川的品種，一株一株種在盆里，臨吃之前剪取幾莖，煎茶代飲。這種石斛有濃厚的膠汁，一則養顏，一則可以潤喉，令到講話的發音都會得柔和清潤。」這個答案發表之後，他們大為高興，後來自然科學研究所還出版了兩本《石斛之研究》。書末結論，說石斛非但是滋潤藥，還是營養劑、美容劑和長壽藥。這一次講罷之後，我到資料室把第一次帶去的植物標本歸還檔案，但是我看到檔案中動物荷爾蒙部分，有七八十份研究報告，講的都是豬、牛、羊的睪丸和生殖器，雄牛的生殖器叫作「牛鞭」，雄鹿的生殖器叫作「鹿鞭」，還有羚羊的生殖器和犀牛的生殖器，為《本草綱目》所不詳的。我一併簽了字，帶回家去。那天回到家中，我暗暗好笑，替他們做了一分工作，竟然取到九分的資料。 如是者工作了一個多月，就在龍華機場「齋藤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我到中尾萬三所長的辦公室去對他說：「中日兩國本來是兄弟之邦，現在敵我界限越來越深，閣下愛閣下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從今以後，恕我不能再到貴所來了。」中尾萬三謙恭有禮地說：「你的話是對的，我也諒解你的苦衷，但是只要事變解決之後，我還是要登門恭請的。」這件事就是這樣地擺脫了。但是我回家之後，心裡沉痛之極，為了國家，我應該辭職，為了學術研究，那就是一種損失。每次翻閱攝得的各種資料，總有無限的感慨，這也是我在「一·二八」時期中受到的許多損失之一。 突接電話 棄家出走 居留在朝鮮本土的朝鮮人，還崇尚中國漢唐遺風，有謙謙君子的風度與和藹可親的民族性，但是這種良好的朝鮮人，日本人反不讓他們進入上海，他們帶來的都是一些面目猙獰、十惡不赦的壞人。 其中有一班人，是在日本併吞朝鮮之時，大批流亡到山東，再在山東經商，學會了中國話、中國文，面貌活像中國人。那時這班人都聚集在上海法租界，而且還有一個黨本部，聚了許多朝鮮志士，幹著朝鮮的復國工作。我因看病的關係，與許多革命分子比較相熟，但是有一點，他們的面相都有些和山東商人相仿佛，我只知道他們的姓，總是姓金、姓李、姓朴、姓尹的，名字實在叫不出，不過碰到了面，彼此總是含笑握手。 這個復國黨的組織，照我想來，核心分子不過四五十人左右。有一次我因為看病，到過他們的黨本部，他們正在開會，大家席地而坐，李承晚坐在中央，後面懸著一面中央是一個太極圖四面是八卦字的旗，這就是現在韓國的國旗。 那天他們開會，門前站著一個法租界警務處的包打聽程子卿，我坐車夾著皮包直到門口，程子卿見了我就問：「陳先生你來幹什麼？」言下大有阻止我進去的模樣。我說：「我是來看病的。」程子卿說：「不行，不行，裡面沒有人生病，你進去作甚？」我說：「我昨天來看過，一個小孩子出痧子，今天為什麼不許我進去。」程子卿派夥計進去一問，果然不錯，才放我進去。後來我知道，這批朝鮮革命分子，能在法租界活動，全靠程子卿在包庇著他們。只要這個黨部機關給日本人知道之後，日本領事館派人到法租界會同捕房緝捕的話，程子卿會即時通知他們，走得一個人都沒有。所以他們這個黨本部，常常搬遷無定的。 「一·二八」戰事結束之後，日本人認為大勝利，就在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園舉行一個慶祝勝利大會，當時主持這個大會的人，就是日本的白川大將、植田司令和重光葵外交大使等。 開會的早一天，已經在虹口公園布置好一個司令台，劃定區域，左邊是日本的空軍、陸軍、海軍，右邊是日本居留民團，後面才輪到朝鮮人。他們布置得很嚴密，所有日籍居民都發給一條白色綢織的籤條，上面寫明姓名，由居留民團蓋印。朝鮮人由日本領事館發給籤條，是藍色的，上面也寫出各人的姓名。並且規定由正門東邊進，西邊門出。 到了開會的當天，高空中放出一個很大的氣球，球的尾巴上拖著「慶祝大捷」的字樣，當時住在虹口的中國人，個個黯然神傷，遠而避之。 開會時的情形怎樣，恕我不知道，可是開會到了下午六時，《時報》特別發出一張號外新聞，大家搶著購買。原來在大會中，檢閱台被炸，白川大將重傷，有一個日本中將身亡，重光葵足部也受重傷。這個號外一出，市民們奔走相告，欣然有喜色，大家說：「白川，白川，一場白串而已。」當時《大美晚報》的號外也陸續出版了。晚上，上海各中國報紙都接到一封信，裡面放著一張照片，這照片就是當時在會場上丟炸彈的那位革命志士，名字叫尹奉吉。他預先拍好這張照片，手中拿了手榴彈，胸前掛了一塊牌，上面寫著「為革命而犧牲」的字樣，背面牆上還掛著一面韓國的太極圖八卦字樣的國旗，他是有計劃地利用朝鮮人身份混入司令台，一連丟上兩個手榴彈，然後坦坦然束手就擒。這種壯舉，令人肅然起敬。 韓國志士尹奉吉 次日一清早，我買到報紙看得清清楚楚，感到非常高興，特地泡了一杯龍井茶，坐在沙發上，想把各報再細細地看上一遍。 不料電話鈴聲大響，本來我懶得去聽，但是鈴聲不斷，只好起立去聽，只聽到一個山東口音的人，操著朝鮮人的語氣對我說：「你是不是陳存仁先生？」我說：「是。」他又很匆忙地告訴我：「程子卿先生有病，要請你立刻出診，而且你要準備幾天不回來，這是性命進出的事，你不用考慮，立刻就走。」這句話的收尾來了一句朝鮮話，叫「肯啥很意大」，這是朝鮮話「謝謝」的意思。 我接了這個電話，覺得很突兀，再一想，情形不對了，因為收尾是朝鮮話，又提到程子卿的名字，分明這是保護朝鮮革命組織中人的密語，再一想可能與虹口公園炸傷白川事件有關，也可能有我的一張名片在尹奉吉袋中被搜查到。想到這裡，立刻驚駭起來，兩手也顫抖不已，只覺得腹部有一股氣朝下一沉，好像要大便瀉出來的樣子。 正在躊躇之時，第二個電話又來了，說：「陳先生，你還不走，當心三套頭。」說罷對方就收線。（按：所謂三套頭，是捉到憲兵隊，先要來三套刑罰，都是殘忍無比的。）這樣一來，我格外著急了，穿上了衣服，便對家人說：「我要到青浦朱家角去看一個急診，幾時回來，沒有一定。」說罷，從抽屜中取了一百元鈔票就走。 走到門口，見到我的掛號先生，他是蘇州人，我問他：「搭船到蘇州去，在什麼碼頭坐船？」他說：「往蘇州的小船，停泊在天妃宮橋堍蘇州河邊，九點鐘就要開船的。」我說：「知道了。」順便告訴他，我要離開上海幾天，請我的門人張卿雲代診。說完，我就揚長而去。 我叫一輛黃包車，過天妃宮橋，一路在想，尹奉吉的本人，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更未參與其事，照理不會牽涉到我身上。不過，朝鮮人姓金、姓朴、姓尹、姓李的人，我都交換過名片，要是日本人在他家中搜到一張我的名片，便會濫捕無辜，寧枉無縱，也有可能；一旦被捕，就要飽嘗「三套頭」的苦刑。所謂三套頭，一套是用老虎鉗拔指甲，一套是灌自來水，另一套是坐老虎凳。想到這裡，就毅然決然登上了到蘇州去的內河篷船，因為那時節，火車路軌已炸斷，交通還未恢復。 在踏上船之前，我說要買官艙票，或頭等票，船上人說：「大少爺，這裡是不分官艙和頭等的，一律睡地鋪，不過現在火車沒有開，票價要加一倍。」正在談話之間，只見到遠遠地開來一輛軍車，車上兩個日本軍人，中間有一個老人穿上了老棉褲，褲腳管紮上兩條帶，我仔細一看下身，完全像我診所中的掛號先生裝束，心想他們已追蹤而來，不禁頭部一昏，搖搖欲墜，也沒有心去看這人是不是我的掛號先生，也可能掛號先生走漏了我的消息，被他們押著來領捉我。 幸虧這輛軍車，一到了天妃宮橋堍轉了一個彎，沒有撲向我身邊來，我這才胸前放下一塊石頭，略為清醒了些。原來五六十歲的老人都是這般裝束，並不是我的掛號先生一人為然。驚魂甫定，就向船篷中一鑽，揀了一個靠邊的地方，倒下來便睡在船板上。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何以向來鎮定自若，如今亂到這般光景？ 原來這種船的設備，簡陋到極，全部是統艙，大家好像沙丁魚般地一排一排睡在地上，多數是蘇州人趕著回鄉，一切旅行設備簡單之至，船上不但沒有枕頭被頭，連茶杯熱水瓶都要自己帶的。好容易等到開船，心才定了下來。 旅途寂寞 邂逅麗人 船一開以後，由於心定關係，游目四顧，才知道船上一共有五十多人，分成兩排，擠擠迫迫地軋在一起，多數是勞工階層中人。對面二人，睡定之後，除了襪，大擦腳趾丫，臭不可當，全船的人視若無睹，若無其事。而睡在我旁邊的一人，又是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泥水匠般的工人，赤著腳，也揉起腳趾丫來。我覺得這般環境，真不好受。 忽然間，有一個妙齡女郎，捏著鼻頭，吵了起來，而且操著吳儂軟語罵這些毫無禮貌的乘客，她一眼望到我，竟然叫我：「陳大少，你怎麼大少爺落難，也會搭這種齷齪船？」我抬起頭來對她看了一眼，似曾相識，但想不起她是誰，因為病人多，他們認識我，我卻記不清她是誰。正在詫異之間，那妙齡女郎竟然走了過來，說：「我的睡位旁邊，臭是臭得來，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陳大少！儂這裡阿好讓我軋一軋。」說時她就一屁股坐下來，但是船上已擠得很，實在無插足之地，我就和鄰座的那位泥水匠工人說：「你可不可以和這位小姐換一個位子？」那個工人初時面有難色，那位女郎立刻拿出兩隻橘子出來說：「老伯伯，這是送給你吃的，可不可以行個方便？」那老年工人，見到這般模樣，就拿了包袱，和這個女郎換了位置，她連聲稱謝。便橫了下來，鑽在我身旁，我就和她攀談起來，問她：「儂姓啥？」 那女郎對我說：「我是雲南路會樂里巧雲篤格小阿媛，我到你診所看過好多次病，儂哪能忘記哉？」同時她對我身旁看了一眼，問我為什麼不帶行李，她說：「儂哪能咽下去？」我說：「我因為要到蘇州去看病，匆匆忙忙一樣都沒有帶，也不想到船上樣樣沒有的。」她說：「現在冷得很，過關的時候，檢查起來，可能要五六個鐘頭。本來今晚可到蘇州，但是要是查關麻煩的話，要在船上過一夜也說不定。」我一聽到查關二字，就問她：「蘇州河中哪裡有關？」她說：「打仗之後，蘿蔔頭（指日本人）在陽澄湖口設了一個關口，進進出出的人，都要查，現在火車不通，小船有幾百隻，所以查起來，時間耽擱很長。」我聽了她這番話，不覺心裡一寒，想起來還要過一個關口，不免有些驚惶起來。 幸虧那個姑娘一路上有說有笑，許多寂寞煩惱，都給她沖淡了。那小船行得好慢，只見別的小船都有小汽船拖著走，所以都快得很，這樣更覺得自己的船慢，心裡非常著急。那小姑娘竟然能夠鑒貌辨色，問我：「陳大少，儂有啥親眷在蘇州生病？使你這樣心神不定？」我說：「我到蘇州，實在另有要事，你到蘇州，又為了何事呢？」她說：「自從東洋人打仗以來，我家糧食已斷，日夜盼望我帶些錢回去。」我就問她：「到了蘇州碼頭，上護龍街是否有車子可搭，我是走不動的。」她聽了我的話說：「好極了！碼頭上可能有出租的馬車等著，我陪儂一道去，我家就住在護龍街附近，我要你的馬車彎一彎，請儂送我進去，能在我家中坐一坐，可以讓我扎些面子，風光一下。」我說：「好的，一言為定。」 一路談天，船已到了陽澄湖的關口，那個地方早已有許多破船，沉在河中，作為封鎖之用。日軍耀武揚威地走上來，對一個個乘客詳細察看，有一個乘客行動慢了些，日軍就摑了他一個巴掌，大家肅靜無聲地站起來排著長龍聽候檢查。查到我的身邊，見我一無行李，旁邊依著一個姑娘，認為我是紈絝子弟，倒對我不加理會，大喝一聲，便算檢查完了。大家就重行各歸原位躺了下來，這時我才想到遇見這個姑娘，使我沾光不少。但是閘口上排的小船，相互連接，有一百多隻，等候了三四個鐘頭，還過不得關！然天色已黑，加上寒風凜冽，我冷得不得了！ 這位姑娘說：「今天晚上能不能到蘇州，還不曉得，你還是睡下來吧！」我說：「我只有一件黑紫羔袍子，可以作為被頭，但是沒有枕頭。」那位姑娘卻爽直得很，在行李中抽出一條絲棉被頭來說：「陳大少，你不嫌棄的話，大家就一同困吧！」於是我就和她共枕而眠。這旖旎風光的一夜，想想真是好笑。 困居蘇州 痛苦萬分 到了蘇州碼頭，果然有馬車等著，我就依約定的話送她回家，並且還在她家中坐了一會兒，飲了一杯茶，封了一個紅封包，歡笑而別。到護龍街再找一間客棧。 我坐在馬車上，要車夫介紹我一家旅店，一連問了三家，都已客滿。原來這個時候，正是十九路軍在蘇州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前夕，由南京趕來參加的人很多。後來好容易在一個小巷口找到一家旅館，這個旅館是一個舊家所改造的。老闆領著我去看一間官房，房間既小，設備又簡陋，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也只好住了下來。老闆問我：「你怎麼沒有帶被頭鋪蓋？」我說：「匆匆忙忙出來，來不及帶。」他說：「這房間每日租金一元二角，租一條被頭，大洋一角。」我說「好的」。過了一會兒被頭拿了來，這被既厚且硬，重達六七斤。我也吃不下東西，倒下去就睡，可是睡在床上，鼻頭接觸到被頭，聞到的味道，真想嘔出來。這時雖然天氣很冷，但是臭蟲（木虱）依然大肆活動，實在難以入睡，又想到家中是否會受到日本軍人的搜查，又不知道我的母親會不會受到驚嚇。 東想西想，反覆而臥，朦朦朧朧已經天亮了。起身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洗臉，但他們並不供應毛巾，他們說：「本來我們用日本貨的鐵錨牌毛巾，現在因為抵制日貨，只有青布毛巾，牙刷我們是沒有的。」因此我也就胡亂地洗了一通。我在洗面時，照一下鏡子，只見自己在整日整夜地消耗之下，顯得憔悴不堪。 我走出房門，問老闆哪裡可以買到毛巾、牙刷？老闆告訴我：「現在為時尚早，沒有一家店鋪開門，你最好上『吳苑』去吃茶，那裡有毛巾可借，可能連牙刷都買得到。」正在這時，隔房走出一個老頭子，給我一張卡片，上面寫著「吳鐵口」三字，他開口就對我說：「昨天你到旅館來時，我看到你滿面晦氣，今朝一看你的面相，恐有殺身之禍。」我一聽了這話，真是說到了我心裡，連心都像要跳了出來，只好強自鎮定地說：「不會有這種事，你不要胡言亂語。」說罷這句話，正想逃避他，不料他一手拉著我說：「我鐵算盤算出來的事是不會錯的，我只講一句話，對的你就請我算命；不對的話，一個錢都不要。」我說：「我不喜歡這一套，不必多說。」他說：「你呀，十歲之前已經喪父。」這句話我聽了，倒有些心亂起來，因為我早年喪父，在上海的友人都不知道，何以他會知道，再一想這種人碰不得，於是我就拂袖而行，好像逃一般走出旅店。 走到太監弄「吳苑」，這是一個大茶館，裡面一連有幾間連貫相通廳堂模樣的茶廳。吃客大半是蘇州的老鄉紳，還有小半是古董商人和地皮掮客等，他們的座位無形中都有規定的，我隨便揀了一個位置坐了下去，四周的茶客都以奇異的目光看著我，原來我坐的這一個位子，是一位老客人天天來的。茶房問我要些什麼，我說：「要一條毛巾和一支牙刷。」他說：「都有。」不到一會兒，他就把毛巾和牙刷拿來，並且帶了一盒無敵牌牙粉，我就舒舒服服地洗了一個臉，刷了牙，然後叫了一碗小肉麵進食。 我察看四周的茶客，人頭很整齊，他們都有自備的面盆、手巾、牙刷，寄留在茶房那邊，每個茶客都是悠悠閒閒地相互招呼。我叫了一碗小肉麵，不過動了一筷，就覺得吃不下去，因為心頭好像有塊石頭壓著，推來推去推不開。一忽兒，有一個身材細細瘦瘦的人走過我身邊，大聲向我招呼說：「陳師兄，你怎會獨自到蘇州來？」我抬頭一看，正是老同學王慎軒，他是蘇州有名的婦科醫生。於是我就拉他坐下來，我也不便說到蘇州來的原因，只說來蘇州想休息十天八天，倒是一個人覺得寂寞得很。王慎軒說：「在我門診時間，實在無暇陪伴你，讓我的學生來陪你到蘇州各處去走一趟。」我說：「那好極了。」吃罷之後，就跟到他的診所，診所中已經有七八個病人等著，我就在他醫室中看看報紙。那時節上海到蘇州的火車還未通，報上滿版登載著白川大將被刺的新聞，說目前正在搜捕餘黨。我看了，心裡又是一陣不舒服。王慎軒說：「我的學生姓李，他可以整天地陪著你玩，晚間請你到我家中來吃便飯。」我說：「好極好極。」 出了門口，那姓李的問我，要不要到虎丘去玩一下。我說：「虎丘我早已去過。」他又說出好多地方，我都回說：「沒有興致。」最後他說：「那麼我們走得遠些到靈岩山去玩吧，那邊風景絕美，你一定要去一次。」我說：「這個地方倒沒有去過。」於是我們就坐上馬車到楓橋，再換船到天平山下埠頭，而且坐女人抬的轎子，上山向靈岩而去。 靈岩的風景，真是既秀麗又雄偉，是蘇州最幽靜的名勝。我們就在那邊找到一家館子，吃了午飯，點了四個菜，可以說每一個菜，都非常可口，但我仍是食不下咽，那姓李的說：「陳先生，你是否小病初愈，何以胃口那麼差？」我說：「是的，是的。」姓李的說：「那麼我不客氣了，所有的菜，我可以照單全收。」不一會兒，只見他狼吞虎咽，風捲殘雲地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心中暗暗佩服，畢竟心中無事，食慾才能旺盛，老古話是一句也不會錯的。 靈岩山歸來，已近傍晚，再到王慎軒家中，見到濟濟一堂，全是當地的同道，我雖尚能應付自如，但是人人都看得出我疲乏不堪，好像有病一般。 吃罷之後，回到旅館，又撞到那個吳鐵口，他一定要為我算命，並且口口聲聲說不要我錢。我心想樣樣都可以送，「命」是送不得的，我只好掏出小洋八角，對他說：「今天晚上我想好好睡一覺，這八角錢，就作為你今天早晨的相金吧！」料不到這位吳鐵口又講了一句話：「你印堂之中，晦氣籠罩，我一定要替你算一個命，來報答你。」 我憤憤然地轉身就把房門閉上，埋頭便睡。可是這天晚上仍然轉輾反側，千愁萬慮，總是睡不著，房間的一隻鍾又舊得很，滴答滴答聲音極大，等到鐘鳴四響，我還睡不著。本來我是反對迷信的，但是到了這時我「下意識」一衝動，就走下床來，去拍吳鐵口的房門，吳鐵口蒙矇矓矓地起身說：「貴人來訪，有何見教？」我說：「現在我來，你算命也好，測字也好，我要請你占卜一下，最近幾天之中，我和我的家中，會不會弄出大事體來。」那吳鐵口披起衣衫，慢條斯理地應付我，而且燒了一炷香，詳詳細細問我的時辰八字，還細細地看了相，最後他來了一句結語說：「你這幾天中，運道壞得很，不但你自己會大禍臨頭，而且你家也會弄到家翻宅亂。」他這幾句說來，我回到房中更是心煩意亂，坐立不安，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痛苦的一宵。 參加悼亡 忽獲喜訊 我正在百般無聊的時候，知道這一天蘇州十九路軍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忽然我的勇氣油然而生，匆匆忙忙整理一下衣服，還特地剃了發，去參加這個追悼大會，要向陣亡將士鞠躬致敬。 這個會場大得很，皇廢基的大廣場中，右面站著的都是軍人，中間站著許多長官，左邊都是民眾。開會時儀式十分莊重，軍樂齊奏，大家已經流淚如注。最後有蔡廷鍇、翁照垣等十幾個名將，魚貫而入，一時掌聲如雷，歷十多分鐘不息。待到哀樂一奏，情緒更是激動，無數人暗暗飲泣，無數人失聲痛哭，當地的政府官員和社團人士舉行公祭。大家想到這一次戰爭死傷慘烈，都是心酸欲絕。最後由蔡廷鍇演說。他說的是廣東國語，大家雖聽不大懂，但是他講來慷慨激昂，令人熱血沸騰，我看到這一幕，感動得自身的危險都忘記了。 在這個大場面中，大家肅靜地站立著，只有若干攝影記者，鑽來鑽去在場中亂竄。我一眼看見我的老友（上海攝影畫報社長）林澤蒼也在其內，背了一個相機拍個不停。我乘機和他招呼了一下，他忙得很，說：「你不要走開，等一下我和你一同走。」等到散會的時節，名將們先走，一群攝影記者和林澤蒼等追隨其後，林澤蒼施一個眼色，暗示要我和他同走。我匆匆忙忙走近他，已有十幾輛汽車等著，我也混在記者群中登車，一起到十九路軍的軍部臨時辦事處。 蔡廷鍇坐定之後，隨便請各記者飲茶。林澤蒼對我說他即刻要坐船回上海，以便沖曬底片即刻刊登報紙，忽然間他想出一句話來：「我動身時到過你家，想約你同來，誰知你已逃之夭夭。」我問他：「究竟日本軍人有沒有到我家去搜索過？」他說：「根本沒有。」我又問他：「是不是在尹奉吉身上抄到我的名片？」他說：「也不是的，尹奉吉做事，乾乾淨淨，不牽涉任何一個人。他身上掛著一塊牌子，寫著一人做事一人當，完全是英雄氣概。但是日本人一定要抄朝鮮復國黨革命機關總部，法租界派了程子卿去會同搜查，結果空無一人，空無一物，只是電話機旁邊有一張電話號碼錶，十分之九已撕掉，只剩十分之一，上面有三個醫生的名字，第一個是留學日本的西醫汪企張；第二個是西醫陸露沙，也是留日的，兼是戲劇家；第三個是老兄的名字。日本人把這紙角撕下，程子卿怕你受累，所以叫一個朝鮮人打電話給你，叫你快逃。後來日軍到過汪企張家，問這個所在一共請你出過幾次診，搬過幾次場，汪企張據實相告，也沒有事，後來連陸露沙家都沒有去過，所以你家也沒有事。」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一塊石頭就放了下來，那相面先生的話，就此煙消雲散。當時我就拖著他到一家小菜館吃飯，頓時胃口大開，連添了兩碗飯，幾個菜也吃得津津有味。林澤蒼說：「兩點半，有一隻新聞界合租的小船，要避免查關，繞道嘉興回滬，你順便搭這船回上海也就算了。」那隻小船是由馬達小輪拖行的，所以很快就到上海，一場虛驚，就隨著林澤蒼傳來的喜訊而消散了。 由蘇返滬 日人來訪 由蘇州悄悄地返回上海，又到理髮鋪理了發，然後回家。別人看到我容光煥發，以為我由外埠出診回來，一些也看不出我已經過一場虛驚了。 不料，我回診所時，看見我的掛號桌前，懸上了一幅日本「明治天皇像」，而且利用一隻舊的絲絨襯闊邊的鏡框裝上，看上去很是古樸而瑰麗。為我代診的學生偷偷地告訴我，自從我走了之後，對面木行的老闆告訴他：「成都路捕房約同一個日本警察，在你家門口窺伺了兩三天，想來陳醫生有些問題。」（按：公共租界的董事會，本來日本人也有份，各警察局中都有日本警官三五人。）學生就問我：「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不說是，也不答否。他說：「向來日本人捉人，動輒就打，其勢洶洶，所以我尋出從前你由日本帶回來的一張明治天皇像懸掛出來，作為擋箭牌，因為你從前講過，日本軍人看見明治天皇像都會鞠躬致敬，不會亂來了。」（按：此像系昔年在日本花日幣五分買來，因為明治天皇是對漢醫有歷史的關係，所以我買來用作資料的。）我問：「究竟後來有什麼事？」他說：「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後來過了一個月，淞滬戰役結束，商業及社會繁榮完全恢復。有一天，門口來了一輛大汽車，車中走出四個便裝日本人，開口就說：「要見陳醫生。」他們抬頭見到明治天皇像，即刻立正做九十度鞠躬，完畢退後三步，又再鞠躬，然後進入客廳。家人見了他們，驚慌不已。我一看他們的卡片，原來來者是「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尾萬三博士等，才放下心來，整衣下樓，親自款接。 他們見到我，又是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坐談之時，中尾博士說：「現在中日之戰已和解了，我希望你仍然到本所來，繼續幫我們的研究工作，軍閥好戰，我們學術界是反對的，請你也不要介意。」我說：「這一場戰爭，中國損失太厲害了。」這時恰巧我手頭有一份報紙，刊出東方圖書館的損失，給中尾博士看。這張報紙說：「這一次燒毀閘北東方圖書館三十多萬冊的書本和五千多種的圖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廳州志二千一百多種，公元十五世紀前所印的西洋古籍，遠東唯一孤本德國李比希化學雜誌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絕版的中國匯報，羅馬教皇梵蒂岡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完全在犧牲之中。」又說林琴南生平所翻譯，未刊的東西洋小說，據調查所知，燒掉的有《金縷衣》《情幻記》《軍前瑣話》《洞冥續記》《五丁開山記》《孝女履霜記》《雨血風毛錄》《黃金鑄美錄》《神窩》《奴星敘傳》等，共一百五十九種，尚有不知道書名的，當然更多云云。 中尾萬三博士看了這段新聞，呆了好久，說不出話來。他知道這一次協和的工作不能成功，於是他說：「我在三個月之後再來拜訪你。」所謂「協和工作」，即後來的新名詞所謂「統戰工作」。 這次戰事終了，淞滬協定簽字之後，申明上海四周不得駐防中國軍隊，一切軍事設備完全撤離，改用東北籍警察來維持滬市治安，報紙也登載市長吳鐵城對這批警察訓話時的攝影，我看了之後，認為以後的日子恐怕更不好過了。 這次「一·二八」戰事，銀行錢莊都不敢開業，銀錢業中要人，天天在城隍廟「內園」開會。他們也發覺銀元制度有絕大的漏洞，自從政府發表廢兩改元、廢元改幣之後，銀錢兩業，盡力協助，市面上的銀元，果然絕跡，有銀元的人，都存入銀行，由銀行調換鈔票。 我常常到戈登路的一家華洋染織廠去看病，看罷之後，總喜歡在那邊附近徘徊，因為那處就是中央造幣廠所在。我以為該廠從此以後不會再開工了，豈知他們放工時，還是有成千工人放出來，而且煙囪中還冒著濃煙，一望而知廠方仍未停工。最感到奇怪的是，我和工人們談話，他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和我多講話。 有一次，我就向華洋染織廠中人問道：「現在銀元已廢除，何以造幣廠還要開工？」他們說：「現在造幣廠，不是在做鑄幣的工作，而是將銀元熔化成為銀條，工作繁重，工人反而加添了不少。據說這種銀條，有一定的規格，每天成箱成車的不知運往何處？」於是我才知道，廢除銀元的政策很成功，報紙上正在登載白銀問題，在記憶中，記得那時節，黃金大跌，白銀漲價，所以研究白銀問題的論文越來越多。 陳光甫氏 雄才偉略 國民政府收回了那麼多的銀元，國家庫存之數字，可說打破紀錄。 從前中國外交政策，孟心史說過： 清代以來，外交方面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輕外時期」。對自己國家自尊自大，對外國人一切估計得很低，外國人來朝，都要向皇帝叩頭，英國大員來朝，聲明朝見之時絕不叩頭，但是自有許多官員及太監等，硬手硬腳地要他們叩了頭為止。這是說明中國高高在上，萬國的使臣來朝，都要屈膝叩頭，否則，即是對堂堂的中國大不敬。第二個時期叫作「懼外時期」。中國受了各國的炮艦政策的威脅，屢戰屢北，自信心消失，對外國人怕到不成體統，什麼不平等條約都會簽下來。第三個時期叫作「畏外時期」。從前中國的官員，都抱定一個宗旨，「千里做官只為財」，由小官升到大官，一層層地只求無過，不求有功，而對人民百般壓榨，勒索錢財，有辦法的能撈到一筆大財，就算是幹才，在上的眼開眼閉，只求逢時逢節，或是逢壽辰，能受到一份豐富的禮物。縣官要孝敬府道，府道要孝敬京官和巡按，如西太后做壽，全體文武百官都有名貴禮物呈貢，他們只怕一件事，就是最怕和外國人交涉，逢到華洋糾葛，就不敢問誰是誰非，總認為外國人是對的，因為事情一鬧大了，革職有份，至於喪失主權，在所不問，這是「畏外時期」外交上的一般情況。第四個時期叫作「媚外時期」，舉凡上下官員以及一般人民，都認外國人的事，樣樣是對的，連月亮都是外國的圓，這一個時期維持了三四十年。 中國的外交官員，是一種論年資升級制度，先做領事的隨員，做了幾年，不生什麼事端，就升為領事，領事做了幾年，要是能博得洋人的歡心，然後升為公使，公使能做到循規蹈矩，面面討好，就有資格升為大使。 在外交官員工作時期內，一種因為「弱國無外交」，也沒有什麼作為；還有一種就怕在任內發生事端，能力爭主權的話，只能在自己國人面上，做些紙上功夫，說得婉轉，寫得圓滑，就算是能員，要是動輒和外國人據理力爭，一些不肯放鬆的話，反為朝廷所不喜。當然也有幾個傑出的外交官做出一些好事來，但多數是庸庸碌碌，垂拱而治，一切唯洋人之命是聽。 中國經過「一·二八」戰事之後，勵精圖治，要想和日本決一死戰，最要緊的問題，就是要拉攏外交關係，才會掌握勝利。 從前國人有一個心理，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最是親切，在凡爾賽條約、九國公約等，都對中國有利，所以一切人等都想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將來開戰時，一定對中國大有幫助。 但是事實上泄氣得很，美國議員常常提出許多謬論，你講一段，我講一段，教中國人看來真是垂頭喪氣。還有一點，美國人專講做生意，不斷地把美國廢鐵幾萬噸、幾十萬噸賣給日本人，這種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在報紙上，這種廢鐵運到了日本，一經鍛煉就成為製造武器的鋼鐵，中國人反而得不到實際上的援助。 這又要說中國的駐美外交官員，只懂得儀表和酬酢，商務參贊也只知道一些商業常識，對中國的抗戰大事，實在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這時節，國民政府就向民間經濟專家逐一諮詢。上海的一班大商家，對做生意都是一等好手，但是對國家大事還是沒有遠見，互相推諉，推出一位陳光甫先生出來。 陳光甫先生本來是一位國學根底很好的讀書人，留學美國，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待到他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後，一切措施都採用科學管理。從前銀行對存戶，像官吏對付鄉下人一般，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連一塊錢都可以開戶，而且職員對客戶，客氣得非常，大大地發揮了為客戶服務的精神。 民國時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不久，存款直線上升，漸漸成為民間銀行的首腦，銀行界中人，事無大小，必然要請教他，他一句話力量大得很。 我還記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初創時期，是開設在北京路、寧波路「鄧脫摩」西菜館後面一條弄堂里，門面是由石庫門改裝的，裡面的地板，走起來軋軋有聲，但是不上幾年，就一變而成為一家大銀行，又隔幾年，就自建大廈，成為上海獨一無二的民營銀行。陳先生的精神與毅力，實在是值得欽佩的。 陳先生對銀元與銀兩，早有認識，打破銀錢業的慣例，銀元與銀兩在錢莊中都可以開戶口，自從銀元收歸國有之後，白銀都在政府手中。 從前上海的銀行，很少與外國銀行有直接關係，唯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早與倫敦經營白銀的巨擘「Mocatta & Goldsmid Co.」有聯絡。又在倫敦、紐約、舊金山設有代理銀行，行中還特辟一個國外匯兌部門，先後與倫敦「National Provincial Bank」訂立英金十萬鎊的透支契約，又和紐約「Chemical Bank」訂立美金七十五萬元透支契約，又和舊金山「Wells Fargo Bank」訂立「Acceptance Credit Mail」辦法，即一面航寄出口匯票，一面以電報通知，即可用美金二十五萬元之信用貸款。這種方式，不但上海各銀行沒有，連政府都認為是奇蹟。 政府當局鑒於駐美公使館的商務參贊完全不懂這種商業上的情況，認為中國政府要對美國方面打交道，唯有請陳光甫出馬。 這是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一月五日駐美公使施肇基電告南京，說是宋子文到華盛頓政府商談白銀問題，美國政府答覆無可貢獻，王正廷等不斷商討，毫無結果。到了二月二十七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高斯（Gauss）忽然透露消息說「美國財政部部長摩根索需要邀請陳光甫商談」，中國政府立刻同意。但是陳光甫在政府中並無任何名義，結果以財政部高等顧問名義赴美，財政部次長郭秉文等同行，一切會談由陳光甫全權處理。 從前美國政府，對外援吝嗇得很，唯有在商言商，以商業的利益來打動他們，最是有效。所以陳光甫一出場，談判就節節合拍，完成了一個重大的任務，這個任務包括了七項事宜： （一）中國保持幣制獨立，不與世界任何貨幣集團聯鎖。 （二）中國除外匯黃金以外，保持百分之二十五白銀為發行法幣之準備。 （三）取消關於藝術及工業用銀之限制。 （四）鼓鑄五角及一元銀輔幣。 （五）美國承購中國白銀七千五百萬盎司，另接受五千萬盎司，作為二千萬美元貸款之擔保。 （六）是項白銀，自民國二十五年（1936）六月起，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一月止，八個月內分批運美。 （七）白銀價格按墨西哥加拿大方式，分批決定，遇銀價上漲時，中國得向市場公開出售。 這個談判，並沒有簽約，只是以備忘錄及雙方換文方式，完成了實際的任務。 那時節，日本拚命地反對，認為這是用白銀來購買軍械的軍事協定，對他們不利，但是也找不到確切的證據，反對儘管反對，而我們的基本工作，卻由此而奠定了。 這次的換文成功之後，中國的存銀，分批運往美國，由美國政府予以收購，前後數量達二億餘盎司，中國初期抗戰，財政上的支持，完全靠這筆巨款。 待到戰爭打到相當時期之後，各國的援助陸續來了，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現在出版的《民國百人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詳細。所以我說一個「大國民」的個人貢獻，往往超過了許許多多外交大員的工作。 抗戰開始時，陳先生在莫干山養病，大家簡直不知道白銀政策的內幕。 陳光甫，儀表是怎樣的呢？我存有照片一張，完全是一個忠厚長者的模樣，為人和藹可親，在他身上，一點也找不出什麼架子。 一九六〇年，我在香港開業，陳先生的家人來請我出診，我到半山寶雲道陳宅，第一次見到陳先生本人，謙謙和和，藹然仁者。等診罷了病之後，他和我談話，他說：「你的名字我知道了很久，總以為你年紀很大，而且還知道我的朋友沈熙瑞（香港滙豐銀行聯合經理）是你的外甥，所以你一進門之後，我才發覺我想像中的儀表完全錯誤。」我說：「是的，熙瑞是我的大外甥，我是他的小娘舅，所以論輩分，忝長了一輩，論年紀，我卻比他小几歲。」 他又對我說：「你歷年提倡心理衛生的文章，我看得不少。」 過了幾年，他身體上也有些小毛病，常到我九龍診所來就診，總是戴了一頂銅盆帽，手上握著一根司的克，誰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陳光甫先生。 又有一次，他來邀我到旺角上海銀行分行向該行職員演講，這是利用同人午餐時間向他們作一小時的身心修養演講，我就以「含笑迎人」四字為題，講足一小時。講畢之後，他備了豐盛的飯菜留我吃飯，並說：「你的寓意很好，對他們的影響力極大。」我對他的印象是深刻難忘的。 「一·二八」後 畸形繁榮 「一·二八」戰爭之後，上海的繁榮，簡直是直線上升，因為人口一多，房租漲價了，各遊樂場所，滿坑滿谷，各種商業無不門庭若市，有幾個特點，是戰前所沒有的。 一、從前上海的無線電台只有少數幾家，無線電收音機也銷數不大，都是一些學生們自己裝置一些小型礦石機，用著一副耳套聽聽音樂而已。到了戰事停止之後，大家紛紛購買收音機，那時的收音機都是用真空管的，普通的是三個真空管，較貴的是五個，以飛歌和飛利浦出品銷行最廣。商店就利用電台來作為商品宣傳，最有名而電力較大的電台是「亞美電台」，後來就有許多電台繼起，如「華東電台」等。當時有一家綢緞店，叫作「老九和」，是第一家在電台播送彈詞節目的，轟動得很，本來彈詞家的範圍不出幾家茶樓書場，從這個時候起身價就不同了，走紅的彈詞家，每月的收入要達到數百元至近千元。 二、外埠逃難來的人，工余之暇，就是遊覽「大世界」「新世界」等遊樂場，後來什麼場所都擠滿了人。同時更興起了幾種新事業，除了彈詞家沈儉安、薛筱卿、朱耀祥、趙稼秋、周玉泉，他們一時成為聽眾的偶像外，申曲界也出了施春軒、筱文濱、筱月珍、邵濱孫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越劇，如袁雪芬、馬樟花等，本來這些角色是在宋家弄一間小型戲館唱的，後來竟風靡一時，出了十多位名角。 我對這種地方性戲劇，向來不甚重視，但是我與越劇中人接觸得多了，他們的生活狀況，知道得比較詳細，現在我來談談： 越劇產生在紹興嵊縣，班主被稱為班長，多數擁有一隻船，他就吸收當地的小姑娘，訂了一種類似賣身契的條約，第一次付一百元至三百元，以後這些女孩子就歸班長所有。戲班船到處漂泊，生活苦得很。早晨班長就教她們唱越劇，劇詞主要的只有四句成調，女孩子一念之後，就會喃喃上口，但是她們卻是一字不識的。到了一個小碼頭就演戲，由熟練的做主角。從前沒有什麼布景燈光，就是一味地唱，而劇情和唱詞以及對白，都淺近得很，所以家庭婦女們都非常愛好。唱了若干時日，又換一個碼頭，就在浙江一帶賣戲，船隻行來行去。 班長對這班女孩子苛刻得很，拳打腳踢是常事，動不動還要用板子來打，年齡長大了些，班長就占有了她們，令到她們死心塌地地為他賺錢。要唱滿三年之後，才有一些微薄的薪水，大約每登台一次，才給她們小洋四角至六角。 「一·二八」事件以後，大家提倡國貨，三友實業社經理陳萬運一天對我說：「我們辦的是毛巾和棉織品，剛巧可以頂住日貨鐵錨牌，這是日本人最痛恨的。（按：當時國產商品叫作國貨業，凡是在中國暢銷的日本貨，由國貨業一樣樣仿製出來去代替。三友實業社的三角牌毛巾，就頂住日本貨的鐵錨牌，無敵牌牙粉則頂住日本貨的金剛石牙粉，天廚味精頂住日本貨的味之素，菊花牌蚊香頂住日本貨的野豬牌蚊香，諸如此類，各方面努力推行，日貨大受打擊。）現在『一·二八』之戰，經過淞滬協定之後，上海籠罩在日本人勢力之下，所以三友實業社遲早是要被他們燒成一片白地的。但是三友實業社工人有兩千人，我們總要想一個辦法，開闢一個國藥部，出售國產成藥。這個部門要你來負擔設計之職，因為你是我們的常年醫藥顧問，想來你也無法推辭的。」 我自從這次談話之後，先想出一種真馬寶，因為每一隻馬寶重達數斤，藥店裡出售三分馬寶，就要三角錢，如果把馬寶磨成粉，每五分裝成一小鐵盒，售價一元，表面上雅觀得很，實際上利益甚豐，對本對利。陳萬運就依照我的計劃，開始登報發售。初時只出馬寶一種，就賺了二三萬元，陳萬運非常得意。他認為馬寶銷路較狹，還要製造一種對大眾有益的補品，於是由我處方，又製成了一種三友補丸和方便丸兩種。三友補丸每盒售二元，方便丸每盒只賣三角錢。方便丸的原料只是一味大黃，不過將大黃經過水蒸熟，再用電烘乾，吃起來既能通便，又無腹痛，一時銷路極廣。 三友補丸，因定價二元，初時不易推銷，陳萬運利用大幅的廣告牌，遍布全上海，於是銷數便漸漸地大起來。在那時節，電台上的節目號召力很大，但是彈詞節目都已給老九和綢緞局獨占。陳萬運思想很敏捷，他向二千多工人發出一張調查表，表中開明了申曲、越劇、彈詞、滑稽戲等七八個項目，叫他們填寫喜聽的節目，三天之後，工人都把表填好交來。統計下來，喜聽越劇的最多，因此三友實業社自己創辦了兩個電台，專門播唱越劇，把越劇人才都拉攏得來，簽訂合約，其中以馬樟花、袁雪芬、范瑞娟最紅，本來這幾個人都受賣身契的約束，陳萬運運用一種手腕，把賣身契都一一以高價贖了出來，於是越劇演員格外地努力為三友實業社服務。 這種越劇演員，全是女的，向來生活惡劣，營養不良，差不多個個都有病的。陳萬運特地在我家旁邊設立一個三友醫室，由我專門為她們和三友實業社同人診斷治療。 我因為診得她們的肺部都不健全，所以就要她們到虹橋療養院去照X光，一照下來，馬樟花已是肺病第三期，袁雪芬已是肺病第二期。那時節肺病還沒有特效藥，馬樟花首先病倒，不能演出。這種女演員，有許多太太團及越劇迷將她們收為「過房囡」。有一位太太，堅決不信馬樟花患病重篤，並且一定要她的兒子和馬樟花結婚，經我們反對無效，但是結婚後三個月，馬樟花就香消玉殞。 越劇名伶合影，後排左起：張桂鳳、筱丹桂、徐玉蘭、尹桂芳；前排左起：徐天紅、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吳小樓 同時，陳萬運對一班越劇女演員，除了在電台演唱之外，並不限制她們登台演唱，不料一登台之後，更轟動得不可收拾。 有一個女演員叫作筱丹桂，容貌既美，又有細緻的表演，這種演員意志是比較薄弱的，被一個戲院老闆張春帆引誘，發生了某種關係。這個張春帆是個惡霸，管得她很嚴，她一切行動都要受他控制。有一個話劇演員，藝名冷山，是專為舞台設計燈光道具和編劇的，不免和筱丹桂常有接觸。有一次，二人正在喁喁私語，被張春帆看到了，就打了筱丹桂兩下耳光，冷山一看形勢不對，避之趨吉。當晚筱丹桂就留下了「人難做、做人難、難做人」九個字的遺書，服毒自殺。消息傳出來之後，全上海轟動起來，成為一時的大新聞。在出殯的那天，那家殯儀館門口，擁滿了戲迷數萬人，秩序大亂，連窗格門戶都被毀壞，比當年阮玲玉自殺後的出殯，還要熱鬧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