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十八章 市面繁榮風氣改

西僑產業 紛紛轉手 經濟侵略 言之可怕 婦女風氣 影響全國 上海錢莊 寧波幫多 買辦階級 不可一世 銀元絕跡 鎳幣出世 幣制改革 物價穩定 難民麇集 市面繁榮 太虛法師 受人利用 民國時期，沙遜大廈，當時遠東最豪華的酒店——華懋飯店就設在大廈內 「一·二八」之役，上海的市面突然繁榮起來，因為上海四郊的人，都覺得租界比較安全，紛紛到上海租界來避難，一住了下來，就不再搬回去了。所以上海的市面日益發達，也可以說是畸形的繁榮。 但是一般外僑對上海的看法，不過是暫時的太平，中日雙方遲早會有一場大戰，有好多人把地產賣出去，把業務的範圍縮小。 西僑產業 紛紛轉手 英國人最敏感，這時公共租界的實權，雖然在英國人手中，但是工部局董事會從民國四年（1915）因歐戰關係，德籍領事於十月下旬辭職，日籍董事石井明以次多數遞補，到民國十六年（1927），日籍董事，又由一人增至兩人，他們總覺得不安樂，可是表面上還鎮定。有一件事，大家都不大留意，就是上海的電話公司，正在異常發達的時候，忽然以五百七十五萬兩銀子轉讓給美國財團，全部變成美商的產業。 從前上海的電話費是按季收費的，每季收費十多元。自從美商接手之後，條約上籤明，以後電話要論打電話的次數計算，每次三分鐘為大洋三分，基數很低，打得少付費很便宜，打得多付費就不同了。這是美國電話收費計算的方法，好多大商埠都實行這種辦法。 從前上海人對美國人電話費以次數計值，一度有人在報上反對，不久也就銷聲匿跡。於是各店鋪和住宅都把電話鎖了起來，對陌生人打電話一概謝絕。 這件事情，當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用意，何以英國人辦的公用事業肯隨便讓給美國人？後來才知道，他們要將各種產業紛紛變賣，免得大戰爆發，遭到重大損失。 上海的地產大王，除了英國籍猶太人哈同之外，還有一個英籍猶太人叫作沙遜。此人是一個獨身者，終身不娶老婆。他挾有巨資，每年在上海只住八個月，其餘月份用作週遊世界。他的錢財，很早就用在上海買地皮。他的方法是購買一幅巨大的地皮，隔幾年賣出一半，留一半建樓收租，眼光很夠，他所買進的地皮，後來都變成旺盛地帶。著名的一幅地，就是他斥資建成的沙遜大廈，就在南京路外灘口上，十分宏偉，每年所收的租金，都在幾十萬以上，他將租金收來，又購地皮。霞飛路的十三層樓大廈，也是他的產業。他的產業一多之後，銀行都和他發生貸款關係，所以他要買進地皮的話，款項可以一呼而集，像這種高樓大廈，他一共有十多處。沙遜的住宅，在霞飛路善鍾路（今常熟路）附近，叫作「沙發花園」，裡面的房屋並不大，空地竟占到全幅地的十分之九。電車行經霞飛路，走過他的花園，要停兩站，其大可知。 「一·二八」戰事時期，他避居歐洲，回到上海之後，自稱年事已老，要宣告退休，首先把沙發花園分割出售，直到賣光為止，其他大廈，他轉讓給各個地產公司，然後挾巨資遠走高飛，不知所終。他這許多錢都是從中國人手中搜刮而來的。 上海還有許多洋商地產公司，股票都上市場，但是從前洋商股票市場，中國人參加買賣的人都是巨富，小康之家是不敢進去的。戰爭之後，房屋奇缺，租金猛漲，地產公司的股票，天天上升，外國人明收暗吐，中國巨商認為是好機會，只收不吐，所以好多地產還是套在中國人頭上，但是幸有後來抗戰時期的畸形繁榮，所以吃虧並不太大。最實惠的還是那些外國來的商人，往往空手而來，滿載而歸。 經濟侵略 言之可怕 外國人在上海，最早發行公司股票、公司公債，股票都上市，所以外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只要有第一批本錢，此後，便可以取之於華人。這種股票和公債，利益優厚，而月月漲，年年漲，不過漲的幅度，一年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已經令到上海的高等華人，大發其財，不上數年，資本又加了幾倍。 外國的股票，雖然是一種專門的投資企業，也含有一種專門的經濟學，但是一到了上海就變質了。有許多外國大滑頭，先先後後來上海，組織保險公司、貿易公司、地產公司，濫發股票，仗著他們的勢力，誰也不去研究他們的內容和實力，其中有名人物很多，積資少者數百萬，多則數千萬。所以後來有一個美國人到上海，看了這種情況，寫了一本書，叫作《冒險家的樂園》，並且有中文譯本，我們看了之後，為之譁然。 在我記憶中，有幾個外國大滑頭。一個是開設汽水公司的，當時上海人稱汽水為「荷蘭水」，說是荷蘭發明的，此人發財之後，衣錦榮歸，成為巨富。一個做雪糕公司的，從前上海人稱雪糕叫「冰淇淋」。這家公司的老闆到上海來只帶有美金三十六元，設廠製造雪糕，最初一桶一桶賣給菜館，後來改為紙包塊狀批發，銷路很大，大發其財，接著便開了幾處冷藏庫，後來再從冷藏庫發展到向沿鐵路各省各縣收購雞蛋，不但將雞蛋運出口，而且把雞蛋製成干蛋和蛋粉，運銷外國，專供做蛋糕之用，此人發的財總以千萬元計。但是他們在中日戰爭前後，一看形勢不對，都把產權轉賣給中國人，他們一些也沒有吃到虧。 然而仍有極大數量的房屋和地產，如浦東的一個石油庫，可以容納石油二十萬噸。這種油庫的設備，賣不掉又搬不動，終於凍結在上海。不過，汽油和石油，銷售於中國已有百年之久，根據統計，一九四八年這一年，汽油銷到四千八百二十六萬美元，利潤的豐厚，不可勝計，所以這種設備的放棄，在他們還是不覺得十分可惜！ 外國股票，在上一世紀（19世紀），有過一次風潮，叫作「橡皮股票風潮」。所謂橡皮，此間稱為橡膠。橡樹園設在南洋，橡膠公司的名目繁多，一種一種橡膠的出品銷到上海，大家視為珍品。不久，這些股票就在上海上市了，洋商股票經紀兜銷之下，每天有行情，常常幾分錢的股票，隔了半個月，就變一元多，一元多的股票就變百多元，這一下子，就瘋狂了整個上海金融界，不但有錢的人個個都爭著買，連好多錢莊也買進了許多，不上半年，查出來有無數橡膠廠都是假設的，於是橡膠廠股票就一落千丈，幾乎跌到一文不值。這麼一來，影響整個上海的市面都受到影響，這就是當年所謂「橡皮股票風潮」。以古喻今，最近的香港股票市場，希望沒有此等現象。 上海人受到了這一次的教訓，後來對外國股票，一般人都不加信賴。然而若干買辦階級及有錢的人，後來改買美國股票，也有幾家專做美國股票公司，生意雖大，但客戶不多。有一年，美國市場不景氣，股票大跌，此日稱為「黑色星期五」，這一次風潮，中國人也受到牽連，不過範圍不大。 各國的金元外幣在上海，本來也有人收購，因為從前他們是採取金鎊和金元政策，這都是真金鑄成的硬幣，後來他們也改為紙幣，不過上海人因為受到了兩次教訓：一次是俄國的盧布票，在他們革命時節，不斷地貶值發行，上海人買的很多，後來帝俄政府倒了，盧布票便成為廢紙；還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的馬克，也貶值發行，起初大家爭著購買儲藏，後來德國打了敗仗，馬克也變得一文不值。 從此，一般上海人對外國的紙幣，就再也不敢十分信任，唯有若干進出口商人，一定要結外匯，特別是對美國和英國的業務關係，數量最多，因此美金票、英國鎊紙，大家還是留著很多。後來銀行錢莊為了保值起見，知道外匯的重要，銀行錢莊的庫存中，也總有相當數量的美鈔鎊紙作為庫存。 一般上海人，對「外匯」兩字，不甚了了，自從銀元改為法幣之後，敏感的人，多多少少買些黃金和美鈔。但是最初的一個長時期，法幣對外匯的比率很穩定，我記得大約每一百元法幣，可以兌美鈔三十三元，這是經過好多年從未改變過的，反而美鈔曾經貶值過一次，令到擁有美鈔的人受到相當損失。這些都是舊話，後來的變化就大了。 婦女風氣 影響全國 我講了許多銀元時代的生活情況，現在要談談當時上海婦女的生活。 上海早年的風氣極守舊，在清末出生的女孩子，全部都要「纏腳」的。「纏腳」的情形，十分悽慘，用八九尺長的纏腳帶，把腳趾重重裹住，裹得越緊，腳型越小，所謂「三寸金蓮」，才算是大家閨秀。我親眼見到幾個長輩，她們的腳三寸那麼小是沒有的，但是也不會超過五寸，走起路來困難得很，可是在文人雅人筆下偏要把它描寫成「蓮步姍姍」或「蓮步生花」，這真是慘極了！ 到了光緒三十年（1904）左右，許多書報都喊出「天足運動」，所謂「天足」，就是要大家放棄纏腳，讓女性的足天然發展。但是還有許多家長反對，有些人認為不纏腳的姑娘將來是嫁不掉的，有人說女性不纏腳，一對「尺板腳」在路上走，成何體統？所以在那時雖有不少人提倡天足，纏腳的還是大有其人在，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天足運動漸漸風行。記得我小的時候還作過一篇作文，也是有關「提倡天足」的。 民國之後，天足運動口號喊得震天撼地，老的一代已經纏了幾十年，無法糾正，只能廢除纏腳帶，任它自然發展，當時就把這些老式婦女的腳樣稱為「改組派」。到了民國四五年，新的一輩就不再纏腳了，總算把中國摧殘女性生理的酷刑廢止了，但是現在在世的七八十歲老太太，還可以看到纏腳的形態，其實都已是「改組派」，與最初的纏足形式已經不同了。 外國人對中國老輩婦女的纏腳，認為是全世界稀見的怪現象，所以他們一旦來華觀光，必然要利用他們的攝影機，拍攝當時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小腳，還有一樣就是中國癮君子，一榻橫陳地在那裡吸鴉片，回國後，就把這些照片刊入書報。侮辱中國人，莫此為甚！ 纏腳的風氣，在上海絕跡很早，但是在我二十五六歲時，胡慶余堂總經理陳楚湘忽然娶了一個小老婆，年齡只十八歲，面目姣好，竟然是纏腳的。後來才知道上海四馬路神州旅館有一層樓全部是「寧波堂子」，這裡面的姑娘，都是由寧波鄉下出來的，個個纏腳，偏偏有許多男性對這種小腳有特別的嗜好，若干文人似乎更有此癖好。（按：天津文士姚靈犀，專寫歌頌小腳的詩詞歌賦，前後共出了若干冊，名為《采菲錄》，一時傳誦全國。接著又出版《采菲新編》一種，《采菲精華錄》一種，都是宣揚纏腳的作品。）那時已在民國十七年（1928），還有稱頌纏腳的無聊文人，陸續寫出文章和小說，要是這種書沒有人看的話，是不會出了一本又出一本的。 我看過姚靈犀編著的《采菲錄》等書，字數達四十五萬言以上。其中考證出「纏足」開始於五代時期的李後主。 六朝時代，樂府，雙行纏有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 唐代有少數婦女崇尚此風，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 宋代蘇子瞻詠足詞云：「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無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跌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從這些詩詞，就可以看得出一部分纏足的女性，都把足纏到如蓮瓣一般的細小。 到了清代，此風大盛，幾乎大戶人家的女性，沒有一個不纏腳，《板橋雜記》中就有「纏雙彎步步生妍」之說。這都是歷代以來玩弄女性的把戲，到了我這個時代，女孩子在五歲開始纏腳的風氣已經一掃而空，能見到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女性。 再說胡慶余堂的老闆陳楚湘有一天發來一張請柬，還親自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要我早一些出席他的宴會，問他有什麼事，他只是笑而不答。到了那處，我才知道是他「納寵」之喜，所到之人都是藥材商和紳士之流，醫界中只有我一人，我與幾位藥商相識，才知道他這次娶的小老婆，有一個特點，她是一個十八歲的纏腳少女，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新鮮。這少女是哪裡來的呢？原來寧波幫在上海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公餘之暇，都喜歡到「神州大旅社」去玩，這家旅館，裡面一層二十多間全是「寧波堂子」，寧波同鄉們因為言語方便，不嫖蘇州人的妓院，而專門到這裡去尋歡作樂。 這個少女，剛從寧波鄉間被人帶到上海墮入火坑的。因為寧波鄉間那時還有纏足的風氣，認為女子不纏足是嫁不掉的，但是這時上海見到纏足已是絕無僅有。陳楚湘雖已六十高齡，他對這個少女特別欣賞，於是就付清了她的身價，把她藏諸金屋。這天到的客人，都以小腳為話題，滿座生春，其實所說的話都是粗俗不堪，不登大雅之堂的。 那時節的上海，凡是正式結婚的，在吃罷喜酒之後，必有一幕鬧新房的趣劇，主人家認為越鬧越發，不鬧不發，所以對鬧新房的一幕不表示反對。 習慣上對鬧新房人的言行舉止是沒有限制的，所謂「三日無大小，阿公阿婆都好鬧」，有些喜歡惡作劇的，早已在新房中布下了陷阱，總要鬧到深更半夜或是天明才肯散去。這個情形，我見得多了，要寫起來也寫不盡，不過最近二十年來，鬧新房的習俗已經成為一種點綴，大家都適可而止。 這一晚，主人娶的是雛妓，而且又是纏腳的，因此鬧新房的資料就特別多。大眾的意見，要求新娘解開纏腳帶，讓大家欣賞一下三寸金蓮的真面目。從前新娘旁邊，必有兩個伴娘（又稱喜娘），這晚伴娘就用婉轉的話來排難解紛，說是穿了鞋的三寸金蓮是可以給大家看的，要她赤了腳給大家看，那就太不好意思了。鬧的人哪裡肯罷休，說：「我們不看不散。」新娘面上羞得通紅，幾乎要哭出來，但伴娘再三叮囑新娘，洞房之夜哭不得的。鬧到最後，陳楚湘也沒有辦法，親口對新娘說：「解開來，讓大家看看罷。」伴娘就把新娘的繡鞋脫了，看起來不過三寸有餘，大家先傳觀鞋子，接著伴娘就把纏腳帶放開。纏腳帶通常都是布的，那天因為是新婚之夜，她的纏腳帶是用羅綢裁成的。我看了這種情況，為之黯然。 等全部纏腳帶放開了，就露出了真像含苞的蓮瓣一般，一般鬧新房的人為之轟然，我也見到了一對小腳的真相，深深地印在腦海中。常常想到這般玩弄女性，弄到女性的足趾，除了一個大拇趾之外，其餘四個足趾都屈抑在腳底下，走路全靠一個大腳指用力。真是傷天害理的行徑，也是中國古代以來的壞風氣，違背生理的自然發展，騰笑世界，成為中國人的一個污點。 在我少年時代，上海已看不到少女們纏腳，但是我們的前輩，可以說十個女性是有九個纏腳的。現在這種情況早已消滅，我找到幾幅纏腳的圖片，可以作為一種陳跡看。 在港九的蠟像館中，也有一個纏腳女子的蠟像，但是腳趾骨做得不夠逼真，我認為這種展覽完全是獻媚洋人，侮辱自己中國的女性。可做蠟像的材料很多，何以一定要自暴其短呢！ 在我撰述本文的上一年，我到過英國，參觀他們的醫史博物館，在他們的庫房中也見到過許多中國纏腳女性所穿的繡花鞋子，長度不過四英寸。接待我參觀的人知道我不樂意，對我說：「這種古老的中國舊東西，我們還有收藏，但並不公開展覽。」接著他還介紹說：「這種惡習慣和英國十六七世紀女子纏腰的惡習相仿，當時女性纏腰的精緻綁帶，我們也保存著，好多高貴家庭的女性為了纏腰，使腰部的生理髮展都受到障礙，甚至發生許多腰病，影響到腎部引起腎臟炎，以及腎萎縮等腎病，後來引起醫學界大聲疾呼的反對，才把這個惡習慣廢除了。」20 世紀30年代，穿旗袍的上海舞女 上海女性，算是中國最開通的女性，天足運動最先影響到的就是上海。而且上海女性的衣著也是最時髦的，可以說是全國婦女時裝的中心，但是也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大家閨秀的裝束，一類是娼門中人的奇裝異服。這兩類不同身價的裝束，雖同樣是款式新穎，可是在上海人眼中看來，大家閨秀和娼門中人是一望而知的，畢竟後者是跡近妖艷的。 上海第一次舉行選舉上海小姐，是在民國十八年（1929）左右，怎樣選法，我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第一屆的「上海小姐」，是虞洽卿的女兒虞澹涵，得三萬多票，亞軍是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姐，名字我已忘了，得兩萬多票。 總之，上海樣樣事情，都是開全國風氣之先河，尤其是婦女服裝，為全國各地所仿尤，特別是「旗袍」風行得最早，連當時美國電影皇后曼麗披克馥到上海時，也做了許多件旗袍回去。 上海錢莊 寧波幫多 這時候上海人的財富，漸漸從錢莊移到銀行。我有一個民立中學時代的同學嚴仲文，他的祖父嚴味蓮，是錢莊幫的中堅分子。仲文在中學畢業之後，他的祖父就叫他到錢莊裡去做事，但是他晚間仍在青年會夜校讀英文會話，雖是富家子弟，可是一些沒有紈絝習氣，我們很談得來，每一個星期總有一次聚餐，他談的都是生意經，我雖不愛聽，但聽多了之後，也得到不少關於這方面的知識，現在按照日記，還可以寫得出。 上海的錢莊，大抵有二三百家，可是股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開來開去，總是幾個極大家庭集團，大致說來是如此： 一、鎮海李家：是由寧波鎮海李也亭開始的。他從一八八二年到上海，是做漕坊的，漕坊也是一種大工業，設在南市大碼頭，因為與碼頭上沙船幫相熟，後來就轉到沙船上去工作。他唯一的能力，就是善於理財和販賣商品，沙船上就請他當營業經理，從此他就發了大財。一九一二年他就在南市開起「立余錢莊」來，同時在夷場上開了「崇余錢莊」和「慎余錢莊」，不幾年，財富越來越多，可是年老多病，臨死時，囑兒子們都以錢莊為業。到了辛亥革命時期，他家已經開了五家錢莊，民國成立以後，他的後人又繼續開了三家錢莊，都是有一個「余」字。接著又辦天豐、地豐、元豐、黃豐四個地產公司，大量購進夷場上的地產，有若干條馬路，如地豐路等，都是李家取的名字。有一條路叫作「李誦清堂路」，就是李家的私家路，後來租界當局把它擴展成為「戈登路」。 李家大房有三個兒子，二房有七個兒子，著名的有李雲書、李如山、李薇莊、李徵五等，其中以李薇莊的後人，在社會上更有地位，如李祖韓、李祖夔、李祖模、李祖萊，其他還有李祖法、李祖永等，我已查不清楚他們的世系了。 二、鎮海方家：也是一個大家庭，以辦糧食與雜貨起家，後來到上海開設同裕、爾康、安康等十四家錢莊，當然其中有幾家是和人合股開設的。在杭州、漢口、寧波還有七家錢莊。我家所認識的就是他家的七房孫子蕊疇，他們的曾孫就是方椒伯（積藩），後來當過中國通商銀行經理、上海總商會副會長。二十年前他還在上海，年已七十六歲，至今是否健在，無法知悉。 三、蘇州程家：程家在上海開的錢莊也有不少家，最大的兩家是「福源」「福康」錢莊，聘任的經理是秦潤卿，後來也成為上海錢業界第一流名人。 四、慈谿董家：也是一個錢業界的大家庭，開設的錢莊有十三家。 五、鎮海葉家：是由一個清貧出身的撐船人葉澄衷開始的。最初的時節，他的船上搭載一個洋商老闆，這個洋人粗心大意，上了岸忘記了一個重要的公事包，葉澄衷就追著上去送還他。由於找不到失主，他就把船停泊在原處，等候失主來領。那洋人果然回來探望，一見之下，葉澄衷恭恭敬敬地把原物交還，那洋人認為葉氏忠實可靠，問他要不要做生意，你當經理，我當老闆，於是那洋人斥資為葉澄衷開了一家「老順記五金號」，業務發達，接著又辦繅絲廠、火柴廠，都發了大財。最後葉澄衷就開了四家錢莊，他的第四個兒子叫葉子衡，當台灣銀行的買辦，只有一個孫兒最胡鬧，即是有名的「小搗亂」葉仲芳。 六、洞庭山嚴家：也有很大手面，在上海開了六家錢莊，在蘇州、常熟也各開了一家。 七、洞庭山萬家：在上海開了八家錢莊。 統計上面所說的七個系統，以寧波籍最多，洞庭山人次之，真正上海人開錢莊的，以我所知，只有嚴味蓮一人，他們家世居南市王家碼頭一個舊宅子，我經常去的，他家中內部布置陳舊得很，足見從前的人即使多了錢，也是不喜歡鋪張的。 買辦階級 不可一世 嚴仲文和我談了許多錢莊的源流，接著他嘆了一口氣說：「自從廢兩改元之後，錢莊衰落，看來已近式微狀態了，我幸虧會說幾句英語，常常和洋商銀行接觸，因此轉到麥加利銀行當『殺老虎』（從前上海洋商銀行以滙豐為第一，麥加利銀行為第二，麥加利銀行屬於香港渣打銀行，所謂『殺老虎』，是近似跑街的職務）。」他後來和我傾談，就時常談起洋行中買辦階級的情況。現在的人提起買辦階級，就痛恨得很。究竟買辦階級的情形怎樣的，想來知道的人不多，我不妨再把它詳細地說一下： 我最早認識的一個買辦，就是王一亭老伯，他是當時第一流畫家，他的畫日本人最為賞識，日本人到上海，如買不到王一亭的畫，等於入寶山而空手回，所以名重一時。日本人辦的「日華汽船會社」就請他做買辦，買辦的職務是管理華人職員，同時又辦理對外事務（今稱公共關係）。那時王一亭還在中年，辦事很賣力，這家汽船會社日益發達，船隻越來越多，改稱「日清公司」，他仍然是買辦，而且三井洋行在上海辦的一家「絹絲製造社」，也請他當買辦。他每天六點鐘起身在家作畫，畫到十點鐘便上寫字間辦公。他對日本人表面上很客氣，內心則很痛恨，所以後來日軍侵華，他偷偷地逃來過香港，在一九三八年因病逝世，享壽七十三歲。 日本的大企業，除三井之外，三菱洋行也聘有華人買辦，橫濱正金銀行也有華人買辦。這些買辦，既非總經理、經理，又不是協理、襄理，而是一個獨立性質的華人總管，因為洋商雇用中國人，從不登報招請，都是由買辦世襲，或向親友之間找來的，不過他要負保證人之責，而且兼理庶務，一切裝修、文具和雜物，都由他去辦，所以稱作買辦。 在日本洋行中，日本高級職員到行辦公，一定要室內的華籍女職員深深地對他們鞠躬，還要奉上一杯香茗，但是對買辦就沒有這種禮遇。可是做了幾年買辦之後，必然可以買汽車，住洋房，聲勢浩大，稱為買辦階級。 在英國銀行或洋行中，也都要請買辦，若干大商家，為了要引起華人對他們忠心耿耿辦事起見，往往世襲其職，父位子繼，特別是滙豐銀行的買辦，更是不可一世，汽車坐得最大，住宅也最豪華。最先當滙豐買辦的是洞庭山人席正甫，他逝世之後，由他的兒子席立功、席聚星繼任此職，歷時甚久，積資豐厚，凡是開設錢莊的富商，都要他們入股，以資借重。所以後來席氏昆仲二人，成為協升、久源、正大、裕祥、慎益等五家錢莊的大股東，合夥的人都是數一數二的大富商，如龐萊臣等。 麥加利銀行的買辦是王憲臣，住宅在靜安寺路，手面闊極了，與地產大王程霖生等合夥開鼎元錢莊，又與孫直齋、宋春舫等開設榮康錢莊。宋春舫是一位有名的戲劇家，亦即香港中文大學秘書主任宋淇兄的尊人。 買辦的制度在上海，差不多占了很漫長的時期。當買辦的人，因為接觸的人多，對華洋知識豐富，他們知道一切商業，地產為第一，因為地產的價錢漲得最快。一當了買辦之後，總是設法收購地產，因此上海所有中心地帶的地產，除了洋行購買之外，都落在這些買辦的手中。地產購入時的價格最初是很便宜的，後來跟著市面的繁榮，漲起一千倍，甚至三五千倍都不足為奇的。 前清的官員，只是在官場中打交道，最多在天津、北京買些地產。唯有盛宣懷（杏蓀）目光最遠大，認為上海的前途無限，所以他在上海買進不少地產，這些地產，都在靜安寺路、成都路、新閘路、白克路一帶，也可以稱為上海夷場的地王。 法租界形勢特殊，大部分的地產由法國人組織的地產公司購買，中國人之中，以陸伯鴻買到的地皮最多，其次是朱孔嘉（按：朱孔嘉，上海有同名二人，一為保險業巨子，一即地產界巨子）。陸伯鴻與朱孔嘉，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們買到的地皮，都在法租界新區，如勞神父路（今合肥路）、西愛咸斯路（今永嘉路）、貝當路（今衡山路）等，差不多整條馬路要占到十分之六七，在他們收買的時候都是田地，他們不問地價高低，只望成交。 從前法租界新區的地皮，都是耕田，業主是鄉下人，他們以高價收購，鄉下人也不得不把祖業賣給他們。一二十年後，這些地方都成為井然有序的花園洋房，地價甚至於有高漲到一兩千倍以上的。 這許多上海的財閥，唯一的目標，就是送子弟入英文學校，後來才流行把兒女送往海外去深造。從前上海人有後人到外國去留學，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稱為「鍍金」；不過從前的子弟出國，娶外國人為老婆，或是嫁給外國人，就此不再回上海的是很少見的。 從前上海富商治家，拘謹得很，不准子弟狂嫖濫賭，所以多數富紳巨賈的後代，都是爭爭氣氣地繼承前人的事業，只有極少數不爭氣的後代，不是嫖便是賭，或是吸上鴉片煙。然而我和嚴仲文估計過，這些買辦和富商的後裔，還是好的多而壞的少。 銀元絕跡 鎳幣出世 銀鑄的角子（俗稱「小洋」），以及所有銅元（俗稱「銅板」），是兩種輔幣。銀角子全國最紊亂，幾乎各地有各地的銀角子，名稱卻完全不同。上海叫「角子」，廣東稱「毫子」，四川叫「毫洋」，湖南、湖北都有造幣廠，除了鑄銀元之外，也鑄造角子，成色各地相差極大，這是各省財政當局的陋規和收入。在我的記憶之中，廣東的雙毫，價值最賤。上海的小洋，可以兌到小洋十一角和銅元數枚。諸如此類，足見不但銀元的成色各省有異，角子的成色也一樣有差別的。 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一日公布「輔幣條例」，預先由中央造幣廠製造一種十進制的全國統一性的輔幣。輔幣是什麼呢？就是一元兌十角，一角兌十分，完全沒有一些銀子的成分，其成分如下： 一、二十分輔幣：重六克，成色純鎳。 二、十分輔幣：重四點五克，成色純鎳。 三、五分輔幣：重三克，成色純鎳。 四、一分輔幣：重六點五克，成色銅百分之九十五，鋅、錫共占百分之五。 五、半分輔幣：重三點五克，成色銅百分之九十五，鋅、錫共占百分之五。 這些輔幣，預先大量製造，連續造了一兩年之久，分別運到各省省會，一個命令下來，便全國通用，這種輔幣，叫作「大洋」，從此輔幣就開始十進制，小洋的制度也隨之取消了。 小洋雖然成色紊亂，但究竟是有銀質的，而且在全國發行數量很大，能夠吸收白銀數字也極高。這一次發行鎳幣和銅幣，計劃得十分周詳，凡是銀行錢莊要領取輔幣，必需自己搜羅了銀角子來兌換，最小的單位，只能兌二十元。銀行錢莊為了要應用活躍起見，不得不儘量搜羅銀角子，民間對毫無銀質的輔幣，並無不良反應，而且從此兌出兌進，認為十分便利，更不用天天上煙紙店去看兌換行情，既無漲，又無跌，而且鎳幣做得比銀角子還要精細，分幣銅色好，邊緣還大一些，所以一下子大家搶著兌換。 實際上市面中應用的幣制，用銀元的機會比較少，用輔幣的機會較多，所以這一次搜集白銀，全國收到的數量，多得出乎意料。 當時奸商們開的小錢莊，只是注重替日本人搜集銀元，不曾注意到銀角子，所以這著棋子，也是日本人始料不及的。 銀元已經廢除，只以一張紙幣來替代，是一些沒有銀子的，輔幣全是銅、鎳、鋅，也沒有白銀成分。這樣一來，全國收集的白銀，除了上海，數字已在前文略略講過外，現在我又查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中國銀行出版的《中外金融匯報》上說： 民國二十三年度（1934）各銀行收集的銀元數字如後： 中央銀行：八千五百餘萬元 中國銀行：一億三千六百餘萬元 交通銀行：五千七百餘萬元 中國實業銀行：三千三百餘萬元 浙江興業銀行：九百餘萬元 中國通商銀行：三千四百餘萬元 其他如中南銀行、四明銀行、中國墾業銀行的數字都較少，不盡錄。 又有一點，外國銀行如英商銀行有四家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底用銀元來兌換紙幣及輔幣的，共有一千二百餘萬元。 日商銀行表面上亦來兌換一千六百餘萬元紙幣及輔幣，上海還有許多美商、德商、比商、意商等十家銀行，也有銀元來兌換紙幣，數字達兩千五百餘萬元。 一下子，國家所存的白銀數字，日益龐大。 又料不到，各省交到中央的銀元數字，源源不絕，我現在用最簡單的方法來敘述一下： 浙江省：杭州、溫州、寧波、嘉興、海門，收到銀元數字，達二三千萬元。 江蘇省：南京、鎮江、無錫、蘇州、通州（現南通）、徐州、揚州，收到的銀元數字，達六七千萬元。 湖北省：漢口、宜昌、靖江，財富特豐，收到的銀元，單是漢口一地，已達二千萬元，其他各地也不必說了。 將白銀交到中央去的還有江西、河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山東、山西、東三省等，可見這時中央已近乎統一全國，這是抗戰之前的一件盛事。 幣制改革 物價穩定 自從「一·二八」之戰停止之後，直到「八一三」中日大戰開始，這些時候，各方面都在進步，軍事政治我不知道，上海的市況已有長足的進展，特別是幣制上了軌道，物價一點也沒有波動。 本文以前寫的，重心都在民國十七八年，到了民國二十三四年左右，論物價當然要比前幾年高些，但是並不高到離譜，這是大家肯定的一種觀念。至於究竟那時物價如何，現在要查閱書報，都有困難。 一位熱心讀者，專程借給我一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報年鑑》，裡面刊有全部的物價，可惜都是以每一百斤為單位，這當然是根據當時市場批發價格而記載的，但是讀者可以把一百斤來均分，再加一些零售的利潤，也可以計算出當時物價的一般情況。我現在轉錄部分重要商品的價格如下（按：每一項商品都有最高和最低的價格，但是我只為平民消耗的程度而言，所以錄出的都是低價，不取高價）： 白米：民國二十年（1931）每一石分為十八元九角、十七元八角、十七元三角和十一元四級；米質較差的只十二元二角、十一元六角、十一元和十元八角四級。民國二十一年（1932）相差無幾。民國二十二年（1933）米價反為便宜，高價的只有十一元六角，低價的八元八角，這是那一年陽曆一月份，青黃不接時的價格。一過了四月，高價的只八元九角半，最低價的只有六元八角。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半年米價還便宜，是九元、八元、七元，到了下半年度變為十一元、十元、九元，這裡面的差別，與新斛舊斛有關。總之米價始終沒有貴過。 祁門紅茶：民國二十年（1931）和二十一年（1932）每百斤二十三元，二十二年每百斤三十元，二十三年每百斤三十六元，這是有季節性的，和世界市價都有關。 糖：糖是以袋論價的，每袋多少不詳，國產的糖有惠州糖、黃崗糖、海南糖，每袋價格總在十七元、十八元上下。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一月，竟然賣到十二元，洋糖價格相差無幾，荷蘭糖很高，每袋十六元，太古糖是跟市情走的，最高十七元二角，最低十四元九角。 棉花：以公擔論，民國二十年（1931），每擔八十四元二角三；民國二十一年（1932）每擔七十元五角；民國二十二年（1933）每擔六十八元二角三；民國二十三年（1934）六十七元二角八。如此看來，棉花的價格，反而一年比一年便宜。 豬肉：也是講擔的，民國二十年（1931）每擔六十二元，民國二十一年（1932），每擔五十一元，民國二十二年（1933）五十二元，民國二十三年（1934）四十一元九角。 雞蛋：是以每一千隻論價的，民國二十年（1931）每千隻是二十七元三角，民國二十一年（1932）是二十五元五角四，民國二十二年（1933）是二十二元七角，民國二十三年（1934）是十五元九角。 這許多物品的價格，其中所記的米價糖價，都是絕對準確的。但是從雞蛋一項來看，四年之中，年年下降，要是如民國二十三年（1934）每千隻蛋只有十五元九角的話，那麼一百隻雞蛋只有一元五角九分，十隻雞蛋只是一角五分，這雖然是批發價，即使零售加上一倍的利潤，每十隻也不過三角，這都是民國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報年鑑》第三十四頁所記載的，但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沒有吃到過這樣便宜的雞蛋。 有人說：這個表格是不錯的，也許這種雞蛋是由洋行從江北、山東一帶收購的價格也不一定，但是我總不相信會便宜到這個地步，所以要追憶舊時的物價，也很難求其準確性。 俗語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我來講講我那時的實際生活。記得上海里弄間，一到晚上，有人叫賣五香茶葉蛋，香味濃郁，十分可口，售價是一角兩隻，連吃兩隻，就可以吃飽了，很多打夜牌的人，都以此品為消夜點心。 從前上海還有一種野味店，專門出售野雞、野鴨、熏兔子、熏雞、熏蛋，以及熏魚、醬肉等，以常熟人開的「馬詠齋」為最有名，此外，尚有浦五房、老大房、陸稿薦等字號。靜安寺附近有一家「雲記」，專賣高級野味，一隻很大的熏野雞隻賣大洋一元，熏魚燻肉，一角兩角都有交易，熏蛋也只售大洋四五分一隻，這些都是我親自經歷的物價回憶。 照上面的表格來說：一百斤米，最低價格也不過八元上下，最貴的不過十三元，這個價格從正月到十二月，月月有變化，相差最多時，可以達二三元，這是因為來源供應的關係，政府沒有規定統制的法例，隨著來源多少而形成市價高下。 中國出產的米，在當地或運到上海時，也都烘過，軋過，揀過，經過一番加工手續，然而放置上不多久，仍然會出米蛀蟲的，唯有來自暹羅的洋暹米，因為那邊地氣關係，可以久藏不壞。但是上海人擇飲擇食，多數一定要吃又滑又糯的國產杜米，暹米又硬又粗，入口極不滑潤，所以富有之家是不吃的。經濟能力較差的，則吃暹米，認為同樣一斤米，燒出來的飯分量較多，又耐飢，所以暹米在上海的銷路也不錯。（按：暹米除了暹羅來的洋暹米之外，中國靖江也出暹米，名為客暹，價格比杜米便宜一成。） 從前一般階層中人的消耗，樣樣可省，唯有米是省不了的，所以米價不能漲，稍微漲了一些，大家就要搖頭嘆息，說是活不下去了。 難民麇集 市面繁榮 自從四鄉及各地難民麇集上海之後，最容易看到的繁榮景象，就是遊樂場。大世界，生意好不必說，連很古舊的新世界也天天人山人海，還有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頂樓的遊樂場，也是遊客滿坑滿谷。 至於戲院如天蟾舞台、大舞台、共舞台、黃會大戲院、中國大戲院等，都演出京劇，或請名角表演，或排連台本戲，日夜客滿，一改舊時冷落氣象。 電影院本來就很發達，看電影是我唯一的嗜好，當時的首輪電影院，有大光明、南京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光陸大戲院、國泰大戲院等六七家，都紛紛映演第一流新片，票價樓下收六角，樓上為一元。至於二輪的電影院，如北京大戲院、巴黎大戲院等八九家，因為票價便宜，大致分四角六角，所以也是場場爆滿。 蘭心大戲院大廳 另外有一個系統，如中央、新中央、恩派亞等戲院，專映國產電影，老實說，當時國產電影，聲勢遠不及西片，但是因為擁有一批老觀眾，所以生意也還不錯。 話劇就是這個時候興起來的。最初只有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卡爾登演出，以唐的女兒若菁為女主角，因為團員出眾，也是要在幾天前預買座券的，演出的戲最有名的是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被稱為曹禺三部曲，開話劇界的先河。不過，初時沒有固定的戲院，後來話劇組織越來越多，演出的場子，有辣斐大戲院、卡爾登戲院、蘭心大戲院、麗華大戲院等五家之多，不斷有新戲演出，許多有名的話劇劇本，如《金小玉》《秋海棠》《大馬戲團》等，都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 再說越劇（紹興戲），也造成一種很大的潛勢力，看的人都是一些太太、小姐，全上海有六個劇場演出，如明星、九星、同孚、國泰、同樂、龍門等，更是風靡一時。 還有上海地方戲申曲（又稱滬劇）也很熱鬧。此外有幾家書場，專唱彈詞，各占一個固定場所，如滄洲書場、東方書場等，也是常常高懸客滿牌的。 再說跳舞場，在「一·二八」之後，更是風起雲湧。第一流舞廳有百樂門、大都會、麗都、仙樂、米高梅等，舞票規定一元三跳，但是客人的付出，往往超出這個數字，所以當時一流舞廳的舞女，每月的收入，數字之大，殊堪驚人。二流舞廳，如逍遙、爵祿、遠東、大中華等更是屈指難數，生意也都很好。 有若干上海人，閒著沒有事做，認為淞滬戰爭之後，兵災之後必有大疫，大家紛紛爭先恐後地製造成藥，每天打開報紙，封面廣告必然是新出的成藥，名目繁多，不計其數。各報館的廣告部門弄得無法應付，只得把這些廣告編排日期輪流刊登。有許多新藥要等到三個月之後，才能登出一幅大廣告，凡是新藥上市不能不登大廣告。但是新藥雖多，有些竟然能暢銷各地，也有些一點也銷不出去，結果寂寂無聞而偃旗息鼓的。 在這許多成藥中，只有一種叫作「生殖靈」的新藥，廣告措辭光怪陸離，生意一枝獨秀。 太虛法師 受人利用 「一·二八」之後，我為三友實業社創製「三友補丸」等，除了藥房藥鋪皆有出售之外，連煙紙店都有代售，所以銷路很廣，把三友實業社經濟困難的局勢扭轉過來。（按：那時香港也有三友實業社，是獨立性的，兩不相關。） 成藥的成本，在原料上不會超過百分之十，裝潢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倒是廣告方面花的錢是無限的，計算起來，總有對本對利的利益。許多朋友見我辛辛苦苦地為人作嫁，都勸我自己製造成藥銷行，何必舍己耘人，他們願意拿出浩大的資本來。我說：「我一生行醫為業，不能經商。我為三友實業社設計製造成藥，完全是為了當了好多年的醫學顧問，雙方交誼很深，『一·二八』之後，三友實業社受到日本人壓迫，兩千多工人勢將無以為生，所以我才赤膽忠心為他們經之營之，我自己是絕對不願意做的。」 一天，太虛法師叫他的門徒志靜來找我。志靜本來也是學醫的，常常和我傾談。那天他要我到覺林去拜會太虛，太虛法師是當時佛教的一代宗師，學問淵博得很，可稱為佛學界的權威。本來我和太虛法師只是頷首之交，但是有一次，志靜宣講佛經，拿來一篇講詞，我說：「佛經中的佛學名詞太多，令人難解。」他要我修改成為一篇通俗的白話文，這篇文字，後來登在太虛法師辦的《海潮音》雜誌上。 太虛法師見了志靜的這篇文字，知道是經我修改重寫的，他對志靜說：「此人有些智慧，不妨請他到玉佛寺來聽經。」因此我也去聽過兩次太虛法師講經，覺得他講得是有條有理，層次井然，與普通的法師講經大有不同。 太虛法師為人極風趣，也有經營商業的興致，法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的一家「覺林蔬食處」（按：館址即名伶毛韻珂的故居），他也有股本在內的。 我到了覺林，只見太虛法師已正襟危坐著等我，他對我說：「中藥要在自己家裡煎，是將來中醫中藥失敗的大原因，最好把所有的藥物，提煉成藥水，配方時，就可以像西藥一樣便利。」我說：「大師這個計劃，從前有一家粹華製藥廠創行過，但是後來是失敗的。」他說：「我有一個朝鮮信徒，名金國川，擁有巨資，願意辦理這件事情，取名『佛慈大藥廠』，一方面宣揚國藥，一方面弘揚佛教，可是缺少一個專門人才來幫助他，我想來想去，只有你是可以指導推行這件事的。」正在說話間，那位朝鮮人金國川也來了，太虛法師便為我二人介紹相識。那天，我便在覺林和太虛法師合攝一影。 金國川能說一口流利動聽的國語，他的卡片上的銜頭是「三德洋行經理」，我一看到三德洋行四字，便問他：「你們是不是出一種『生殖靈』藥品的，報紙上的廣告大得很。」他說：「是的。」（按：生殖靈是日本的荷爾蒙製劑，他們登的廣告竟然宣傳可以返老還童，而且有男變女、女變男等荒謬字句。雖然讀報的人疑信參半，但生意已經大好。）我知道他已發了大財，人家說他已是百萬富翁。我看此人面相不善，雖然和他說了好多話，我仍舊把這件事推卻了，不過我附帶說：「從前粹華製藥廠，有一位設計者包識生先生（按：即香港醫家詩人包天白之尊人），你如有意聘請的話，我願意介紹給你。」金國川起勁得很說：「再好沒有。」我們談了好久，金國川先走，我便同太虛法師說：「這位金先生做生殖靈，名譽並不太好，大師要留神一二。」太虛亦深以言為是。 過了好久，佛慈大藥廠開幕了，太虛當了該廠董事長，做了很多成藥，所謂提煉中藥的事還沒有辦。開幕前夕，他們在大西洋西餐社宴請上海醫藥界知名人士二三百人，太虛要我做總招待，我也答應了。那晚的宴會熱鬧得很，散席後，我替金君料理當天的賬目，金君付了款就走。我正在上邊空房間中稍事休息，突然聽見下面砰然一聲，急急忙忙向窗口望出去，見這位金君倒在地上，原來他被人用手槍擊中要害，一時馬路呈現了極度緊張和混亂狀態。救護車來了，搬金君上車去了，可是他在送院途中已經斃命。我對這件事情，驚惶不知所措，匆匆忙忙地要趕回家去，覺得這幕戲，實在太驚險了。 從前上海暗殺的案子很少，這樣突如其來，一下子就打死一個人，我的心靈上感觸很大。但是急救車一開走，馬路上看熱鬧的人，也三三五五地散開了，除了地下遺留著一攤血跡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現象留下。 次晨，很早我就買了《新聞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四份報紙，看它們的記載，死者的名字有好幾個，新聞內容透露大致說：「金國川是朝鮮復國黨員，掌理財務，後來到日本去買製藥的機器，搭上了日本特務關係，為了要獻功於日方，曾經出賣了復國黨的組織情況，因此遭到殺身之禍。」我看了這段新聞，就打電話給太虛法師的徒弟志靜，志靜說：「大師昨天晚上已經離開上海，不知到何方去雲遊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門診時間，突然來了兩個包打聽，要我即刻到四馬路總巡捕房去問話。我心裡很煩惱，但是一想我沒有和金國川合作過什麼生意，因此心中坦然，跟了他們就走。 到了四馬路總巡捕房，一看情形，就覺不對。問話的人是一個西捕頭，旁邊站著一個日本警官，這人雖然操著北京話，但是一聽而知仍帶著日本口音。傳去詢問的人已經有十二三位，都坐在一張長板凳上，一個一個依次問話，問的時候，態度極不客氣，有些人答話稍稍慢些，就被他摑了兩個巴掌，有兩個人還扣上了手銬，打得很厲害。我想這樣審訊下去，一個上午似乎還不夠，誰知道問到第三個人時，就抽出我的名字，於是先問我，我照實侃侃而談，答得很快，所以他對我一些沒有疑心，就揮手叫我「回去好了」。我走出捕房，心情輕鬆，如釋重負。 我自從受過這次教訓，以後對任何朋友邀我做什麼生意，都深具戒心，不敢輕易允諾，特別是約我做成藥的人，更有杯弓蛇影之感。這件案子後來是否捉到兇手，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