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二十章 一枚銀元值千億

屢肇戰端 南京屠殺 日本軍票 嫁禍中國 南京暴行 鐵證如山 軍人霸權 野心狂妄 抗戰初期 五洋獨秀 物價飛漲 法幣貶值 買地漏風 費盡口舌 興建新廈 謠諑頻傳 幣制動搖 比數驚人 世亂如麻 紙比幣貴 搗亂毒計 拋售銀元 銀元時代 從此結束 民國時期，上海，中央造幣廠 這是本書的結尾。本來銀元已經絕跡，到後來幣制崩潰之時，銀元又出現了，而且身價大增，不同往昔，所以這段文字亦是銀元時代的真正結束。 屢肇戰端 南京屠殺 我寫本文，是從我本人所身歷的情況著筆，關於內地抗戰的情況，我是了解得不詳細的。本來中日的一場戰爭，可以說開始於「九一八」瀋陽失陷，到「七七」盧溝橋事變，華北五省都給日本人侵占了。 中國人的觀察，日本人侵占了我們這許多土地，一定要經過消化工作，才會影響到華中，所以大部分人都想從此可以得到一個苟安的時期，還有好多時期可以拖延，但是日本人卻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咄咄逼人，一下子就到華中來繼續滋生事端。 日本人對世界的宣傳，總是說中國人先發生某項事件，迫得他們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分別地區訂立條約。譬如七七事變的起因，他們說是日軍有一匹軍馬，被中國軍隊拉了去，於是開始轟炸宛平縣，其實是否有軍馬失蹤，也無從查考。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日本人說是三友實業社職工埋葬了他們一個從軍和尚。這些事情，算他都是真的，也該協商解決，不至於會掀起一場大戰。而戰爭結果，必然是威脅中國簽訂一個協定，如塘沽協定、淞滬協定之類，根據這些協定，就大大地擴展他們侵略性的軍事勢力。 日本人對南京方面發出的威脅，當時有一種騰傳眾口的論調，說是：「三天可以占據南京，七天可以征服整個中國。」這種論調，當然是宣傳性質。但是很多「恐日病」的人，認為有此可能。 他們在南京製造事件，仍是一套老手法。一天，宣布日本領事館副領事「藏本」失蹤了，在國際上他們宣稱這又是中國人的排日行為。藏本確有其人，而且也料不到第五天時，藏本卻靜悄悄地從一個山洞中爬出來，覓取食物。中國人的警覺性很高，一下子就認出他是日本人，於是由郊外的一個派出所，派了幾名警察把藏本送到警察總局，錄取他的口供。藏本承認他是故意失蹤，而且原本要自殺來報國的，但是他到了一個山洞之中，懷念家人，下不了這個決心，又因為飢餓難忍，所以出來覓取食物。這份口供，當時曾製版送刊各報，外交部派員把藏本送交日方。這一下子，日本人大丟其臉，名為「藏本事件」。一時南京民心就安定下來，連上海的市民都鬆了一口氣。 安定了一個時期，日本人的花樣又來了，他們在上海，不是說日本軍人被殺，就說日本居留中國的僑民被辱，又將大批軍人由日本輪船運送來滬。 這一次，政府有了準備。第一是銀元收盡，法幣的幣制改革已成功，不怕他們搗亂金融；第二是訓練成功的新兵，一師一師地準備上陣，於是反其道而行之，態度堅強。向來日本人逢到中國方面硬了，他們就軟了下來；中國一軟，他們就強硬起來。所以在這個緊張關頭，政府對淞滬協定也顧不得了，只有把正規軍調到上海四郊閘北和吳淞，意欲以武力來作為談判的後盾。軍人們個個想向日本軍隊作戰，人人興奮，都抱有同仇敵愾之心，所以軍隊一到了上海，還沒有多時，戰爭就爆發了。 「八一三」一戰，把日本人三天占領南京的美夢完全打破，而且暴露出許多敗跡，戰了好久，總是不能取勝，經過重重困難，才打到南京。這一回日本人憤怒極了，所以一占領了南京，就實行大屠殺。 這個時節，德國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於是把戰爭停頓下來，中國政府得到了這個喘息時間，就部署好了第二道防線及第三道防線，這樣打起來，日方就泥足深陷了。 我們上海人，在「八一三」作戰時，興奮得了不得，上海租界成為後方的供應站，軍方要什麼，民眾就供應什麼，直到日軍攻破了第一道防線之後，民氣就消沉下來。 當時日軍對英美法三國的態度，還是保持著相當的尊重，英法兩租界是不來騷擾的。中國方面的抗日人員，還可以自由搭乘洋商輪船，逃難到香港，有些還可以從香港回上海來做工作。 租界上的海關照常辦公，「關余」按時撥交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些銀行也照常辦公，市民仍舊使用法幣，法幣的價值一些也沒有變動。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日軍乘卡車從四川路橋進占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南地區 向來日本人每占領到一處，就發出一種軍票，但是軍票的使用十分困難，大家不接受。就連為虎作倀的漢奸，也不敢把軍票拿出來使用，所以日本軍方不得不要求各家日本銀行，把舊時所存儲的中國法幣拿出來使用。這些情況，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時。 日本軍票 嫁禍中國 日本軍隊最初的計劃，占領了一個地方，就使用軍票收購當地的食糧和一切物資。但是這個計劃，大體上是失敗的，因為軍票是日本軍部所印行的，與日本本國的日元是不相聯繫的，顯然他們是準備把這種軍票嫁禍於中國老百姓頭上，將來這筆糊塗賬與日本金融界毫無關係。 儘管日本軍地方越占越大，但是中國老百姓都有一個普遍深刻的印象，認為日本人泥足越陷越深，「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以對軍票的使用，用盡一切方法來推諉。軍票的應用範圍極小，只有一些附逆的漢奸，組織地方維持會，為了奉承日本軍人起見，勉勉強強把軍票接受下來。這些漢奸，初期全是些無智無識的地痞流氓以及失意的土豪劣紳，他們雖然用盡方法，狐假虎威地大力推行軍票，但終於推來推去推不開。 再深刻地講一句，這些地痞劣紳逢迎日軍，也無非想弄些錢，然而拿到的全是軍票，以軍票來換法幣，到處都沒有人要，所以他們內心非常痛苦，知道軍票的前途將來是會一文不值。 日軍進展得很快，每占據一個地方，就要組織一個地方維持會，也算了卻一件心事。大批的軍隊，本來想以戰養戰，一切開支以軍票來支付，但是這只是一種理想，他們也沒有時間來做推行的工作。所以日本人所用的軍用物資，都要由日本軍艦運來，在當地是接濟不了的。 又有一個原因，日本人打進一個城市，只留少數士兵維持城市的治安，一切民間事情都假手於漢奸，但是糧食在城市間儲存不多，要到四鄉去搜羅，軍票是行不通的，不論城市鄉郊，要買大量糧食和蔬菜，還是要靠中國的老法幣。 中國的老法幣，日本人手上所有的只限於上海幾家日本銀行的存儲，日軍一路打出去，一路需要老法幣來使用，顯然他們所占領的地區只限於城市，一出了城，軍票就一點也買不到東西。中國人漸漸地看穿了日本人的情形，他們的軍事只占據了幾個「點」和「線」，所謂點就是城市，所謂線就是交通線，越出了點和線，他們就沒有力量了。日本散兵一出城市，動輒會不明不白地死掉，因此他們在點線之外的地區，去都不敢去。 點線之外的地方，稱為「游擊區」，由地方的團隊維持治安，當然壞人數量占得多，所以良好的游擊區比較少，而壞人占據游擊區比較多，在中國軍政撤退之後，就成為他們胡天胡地的世界，這些地區還是相信老法幣，軍票是一張也用不掉的。 我住在租界上，租界上初時日本人絕不干涉任何事，所以上海稱為「孤島」，有英法兩租界的當局維持治安，再出動萬國商團來作為警備隊，市面不但不見蕭條，反而繁榮了數倍。那時我們使用的紙幣，仍然是清一色的老法幣。 我有許多學生，有些從閘北逃出來，有些從外埠逃來。有一次在談話中，某一學生問我有沒有見到過軍票。他說後就拿出一張一元面額的軍票，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軍票。 南京暴行 鐵證如山 有一天，攝影畫報的主持人林澤蒼趕來，匆匆忙忙地對我說：「我現在要買三百元軍票，你有沒有辦法？」我當即拒絕他說：「這事我一無辦法，還是另請高明。」林澤蒼說：「事情很緊要，非要辦到三百元軍票不可。」於是他就在我家中打了十幾個電話給他的朋友，恰巧有一個朋友來自蘇州淪陷區，有的是軍票，於是林澤蒼才如願以償。 我在閒談之中，問林澤蒼：「你為什麼急急要三百元軍票呢？」他說：「有一個朋友，在虹口開照相館，中日大戰初期，各行店鋪都已停業，唯有照相館的生意好得出奇，都是日本軍人來光顧的；日本軍人有一種怪癖，他們強姦婦女，明明是一件不可告人的醜事，但仍要拍一張照片，而且要把婦女的面貌衣衫都拍進去，這種照片，一天要衝印幾百張，所以生意好得很。沖印的材料和紙張，都由日本軍方供給，但日本人也有舞弊的，有一個日本人說：『你如給我三百元軍票的話，我就額外配給你一些沖曬的紙張，是不在配給範圍之內的私人行動。』」這位老闆就和林澤蒼說：「現在南京大屠殺，姦淫的底片成千成萬地交到，可是印的曬紙有記錄，一張都不許偷印，你如果能替我籌到三百元軍票，我就可以買到那日本人的走私曬紙，多印兩套，一套給你，一套歸我。」 林澤蒼認為這些照片，是日本軍人作惡的鐵證，不但有新聞價值，而且公諸全世界，還有意外的作用。所以他要急急地籌備這筆數目，準備帶到虹口去。（按：那時節出入虹口，經過日軍崗位，要鞠躬致敬，手上拿的東西要公開來給日軍檢查，但是攝影的曬紙一見光就會走光失效，即使租界有曬紙可買，也過不了關，所以只能用軍票在虹口當地秘密收買。） 過了十幾天，關於日軍在南京姦殺的照片，已全部印出，不知用什麼方式運出虹口，遞給林澤蒼，澤蒼偷偷地給我看了一下。這類照片共有一百多張，一類是成排老百姓和中國軍人被槍殺的情況，最多的一類是強姦婦女的照片，各式各樣，姦淫鏡頭，看了令人髮指。 這一批照片，林澤蒼選出四種，又翻成底片，賣給外國駐滬的新聞記者，得到酬金法幣四百元。這四張照片，後來全世界報紙都發表出來，由於形象醜惡，此處恕不發表。 後來大批照片如何下落，我也不知道了。（按：一九五三年時，日本人對於中日之戰，出版了好多推究他們早期在華作戰未能成功的原因，有許多人執筆指責當時軍人在華作惡情況，形諸筆墨，銷路很大。最後他們又出版了一部占領南京的畫冊，據說有圖畫數百幅，大抵這種圖片是和這類照片有關的。這本畫冊出版之後，日本全國震驚，認為原來軍人竟敢如此無法無天。這段消息我聽到之後，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購買，但是那朋友說，這書出版後第七天，已銷到一百多萬部，第八天就被禁止發行了，因為震動人心太厲害，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 軍人霸權 野心狂妄 陶德曼對中日戰爭的調解，上海人都很關切。有些人認為調解必然能成功，有些人認為戰爭一定會抵抗到底，否則政府處在日本人的爪翼之下，以後中國的主權完全喪失，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話，也不過成了一個徒有其名的政府，還有什麼國家主權可言。 在談和期間，中國方面仍有作戰準備，日本也仍然把大量軍需品運到上海。我們這時居留在沉悶的空氣之下，本來不關心時事問題的人，也逐漸把中日戰爭前途作為研究資料。 那時節便產生了許多日本問題的觀察家，其實這些觀察家，都有其自己的打算，立論難免有偏見。 龔德柏是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他的觀察最是深刻，他發表了許多文章，我都很喜歡讀，他的意見：日本人不但要想征服全中國，而且要統治整個亞洲，所以在中國使用的軍力，不過是十分之三，還有十分之七，準備用在「南征」，不惜與英美打上一仗。他這種說法，初時我們認為有些狂妄，後來這些話，卻一一地應驗了。 還有一個日本問題專家，是陳彬龢，他出了整套研究日本問題的小冊子，撰述的人，許多見地都是很高超的，不過他有一種觀念，總是不滿現實，要推翻原有的政府。所以我們要聽研究日本問題的話，眾口紛紜，教人很難捉摸。 倒是有一次碰到一位姓劉的長者，他是早期日本留學生，對日本的情況，觀察力很深，他從來不執筆寫文章，但是他的話，簡直句句都有來歷，而且把中日戰爭的根本原因，分析得清清楚楚。這些話現在雖已過去，但是我看許多抗日書報都沒有表達出像他那麼高超的見解。 日軍入侵上海 他說出日本進攻中國，摧毀中國政府的軍力，易如反掌，但是中國地方實在大，日本要是出兵幾百萬的話，也只要抱定宗旨和他們長期作戰，使其泥足越陷越深，俗語說蛇能吞象，雖是一句不合理的譬喻，可是蛇要是真的吞併象的一部分，那麼自己可能被脹死。所以日本武力的當權者，預先雖做過這種種調查，認為中國是一無可懼，甚至無數軍人以遊歷為名，暢遊中國各地。如松井石根，在沒有開戰之前，先到南京，再經廣州返日，他也認為滅亡中國是不會超過一個月的，所以軍人個個都摩拳擦掌準備出動。日本文人當權者，他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雖說侵吞中國，意志是一致的，不過要運用哄、嚇、騙、詐的外交方式，最好不要出動兵力開火來達到目的，這是上策，用兵動武，乃是下策。 軍人們對國內文人的論調，深惡而痛疾，所以動不動就將主張緩進的政論家、外交家以及首相重臣，一個個都採取暗殺手段來消滅，大規模的暗殺事件陸續發生，不計其數。 最駭人的如首相犬養毅、財相高橋，都為日本軍人公然擊斃，西園寺元老也受到恐嚇，政府的政策完全操縱在軍人手中。 日本戰前的政治制度，內閣總理雖有權提出財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等名單，但是對陸軍部部長、海軍部部長、空軍部部長，是無權過問的。是要由軍方推出，內閣總理唯有仰其鼻息。軍方要是反對其人並不推出部長的話，內閣總理就做不成。 還有一點，即使內閣已組織成功，內閣總理不聽軍部政策的話，軍部就可以令海相或陸相辭職，一個人辭去，內閣就要改組，所以從前日本政府的內閣總理，完全處於軍方爪翼之下。 姓劉的長者又說，那麼日本為什麼會造成這般的局面呢？他們是有法律根據的，因為海陸空軍是直接隸屬於日皇的，所以內閣總理對軍事實實在在是沒有一些力量來統制的。而且他們也有一種成規，軍人在外行動自由，不受國內的命令拘束，所以有許多事件發生，都是軍人鬧出來的，內閣總理預先不知道，外交部部長更是蒙在鼓裡。但是事體一經發生，當地的領事就要乖乖地收拾殘局，全國性的政治也是如此。 軍人在外，儘管不宣而戰，外交部部長只有代表軍方說圓滑的話之外，沒有別的話可說，即使咎在軍方，外交部也要想出適當的理由來袒護軍方的。 這許多話，我倒是聞所未聞。所以陶德曼的調解，雙方都是表面上做出一種媾和的姿態而已，軍人是有軍人的準備，中國政府也明知日本外交界不能約束軍人，所以一場調解宣告失敗之後，就大打起來。 當時上海的報紙，很少知道這種內部癥結，和乎，戰乎？大家都莫測高深。 抗戰初期 五洋獨秀 調解不成，掀起全面大戰之後最初三年，實實在在可以說法幣堅挺，老百姓對它的信心，一點也沒有動搖，購買力也一如其舊，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作囤積，更不知道什麼叫作外匯。黃金與美鈔，不見流通，普通人對黃金美鈔的重要性也無從知道。我們大家還是過著和從前一樣的生活，認為打仗由它打下去，從不想到法幣是會動搖的。 只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難移居到上海的人，知道上海的物價是如何如何，鄉間的物價又是如何如何，兩者之間的差額很大，既然沒有生意可做，就奔走兩地，把甲地的東西，帶到乙地，再把乙地的東西，帶到甲地，以有易無，這樣賣出買進，可以從中博得不少利益，這種人後來就稱為「跑單幫」。這種人從幾百人開始，直到幾萬人，在戰亂期間，藉此維持生計。 最初「跑單幫」的人，目的只有五樣東西，這五樣東西叫作「五洋雜貨」。所謂五洋雜貨，是五種外洋來的實用品，即洋火（即火柴）、洋油（即火水）、洋菸（即香菸）、洋皂（即肥皂）、洋布（即外國布），這五種東西，鄉間都沒有生產，向來靠上海運去，是日常的必需品，跑單幫的人就採購了這種東西，鑽罅覓縫地走出界線。到了鄉間，把它賣掉，把當地的土產、米、魚、肉、麻袋等帶回來，走一次單幫，可以賺不少錢，因此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後來人數多到幾十萬人。這雖然是一種畸形的生意，但是勤力的人由於跑的次數多，賺的錢比普通職工的薪水要高出幾十倍。 這種跑單幫，雖然辛苦萬分，可是回到上海把帶回來的貨色賣掉，同時再購入新貨，然後就聊以自慰地進入菜館，大魚大肉地飽餐一頓，因此中小型的菜館，天天座無虛席，而遊樂場所也是滿坑滿谷。 大商家最初認為大戰開始，是發戰爭財的機會。從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顏料絕市，造成了四個千萬富翁，如貝某、周某、席某、吳某等，因此，這時好多大商人也在計劃，怎樣才能發到戰爭財。可是打了三年，貨價並未提高，白白地空等一場。只有五洋商人，由於跑單幫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倒有機會發了大財。 戰爭到了第三年年底，上海的煤來源斷絕，日本軍艦到了上海，向煤炭商人購煤，這一下子，煤球就起價了。 所謂煤球，是上海市民家家用來煮菜煮飯的主要燃料，是用煤屑和黃泥做成的，燒起來很耐久。由於此時存煤日少，煤球的價格天天漲，質料卻漸漸地差，差到泥多煤少，煮一餐飯要用去好多煤球。我們感到生活上的影響，別的無關重要，倒是煤球關係最大。（按：後來幾年，因為煤源不濟，連電力都有限制了，家人吵著煤球買不到，我就想到戰爭開始時，曾經買過許多煤，堆在天台上，因為從前的煤棧叫煤，價格便宜，一擔兩擔是不送的，一叫非一卡車不可，重十幾噸。叫來之後，放在天台上，沒有多大用處，日久之後也忘記了，後來才知道煤價飛漲，一擔煤可以換十四擔煤球。） 物價飛漲 法幣貶值 這個時候，大家對黃金美鈔還沒有注意到，我查出當年黃金美鈔的價格，與法幣的價值實在沒有什麼變動，例如（錄自《銀行周報》）：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美鈔一元合法幣二元七角半，黃金十兩合法幣一千一百四十二元。 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鈔一元合法幣六元一角八分，黃金十兩，折合法幣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就上述兩項來看，法幣的動搖，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後才開始的，四月之前實在和戰前相差無幾。 從前一般人還沒有想到物價漲，就是法幣貶值，不像現在的人，商業知識豐富，腦筋較為敏感，物價會不會有波動，他們早已有預感，想辦法不使手中的錢受到損失，所以要買東西，還是能從心所欲的。舉一個例來說：我印一種醫藥雜誌，每一期到紙行去購買十多令白報紙，不但很容易買到，而且價錢每次相差不多。我有幾個朋友是辦報的，報紙的銷路都很大，每天買白報紙，也都沒有什麼困難。直到一九三九年開始，白報紙的身價就高了一倍，本來每令三塊多錢的，這時就要賣到七元左右，因此紙商個個都發了財，一般人就稱他們為「紙老虎」。這還是物價波動的初期情況，後來就達到不可想像的地步。不過有一個特點，就是紙商只有抬高價格，而沒有居奇不賣的情況，初時在紙商方面說來，他們也沒有想到後來法幣貶值，會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初期法幣貶值，有一個故事，傳說紛紜：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懇懇地積了許多資財，弟弟有錢就買啤酒喝。弟弟常常囊中空無一文，可是他飲罷啤酒之後，總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後花園曠地。後來馬克跌到不值錢，哥哥的積蓄化為烏有，那位一味飲啤酒的弟弟，擁有啤酒空樽兩三千個，反而可以用這些空樽來換取食物，繼續生存下去。這個故事，大家都付之一笑，認為這只是海外奇談，誰知後來在上海也發生了類似這般的情形。 一般商人，只知道求貨如輪轉，但求稍有所獲，就買進賣出，最初三年囤貨的人畢竟少數，特別是成千成萬跑單幫的人，錢財越賺越大，還沒有囤積的觀念。但是到了這時，跑單幫的人，已成為天之驕子。 我只懂得行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囤貨。我有一個遠房舅舅陶庭瑤，那時他是亞細亞汽油公司的買辦，我的妹夫就在他的機構中任職。有一天，他走來對我說：「現在最好的賺錢機會就是囤貨，最好囤的貨，一種是火油，一種是汽油，戰爭持續下去，這兩樣東西一定要漲上幾十倍，只可惜我沒有錢，你能不能替我墊一些錢，買進大批汽油，儲存在你那間空屋中。本來這種汽油只配給與汽油站，但我可以有辦法購買一二百桶（每桶五加侖）。」我聽了，心中雖不以為然，可是想到日後如果汽油絕市，自己坐汽車也不方便，因此就勉勉強強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大批汽油，一下子就運到我的空屋之中。 這些汽油運到不過兩天，四面八方的鄰居都來向我婉婉轉轉地提出抗議，說是：「你囤積了這種東西，實在危險得很。」我聽到一個「囤」字，心中很不舒服，我說：「明天我準定叫他們搬走就是了。」我的妹夫也沒有辦法，只好雇了卡車，浩浩蕩蕩地運走，四鄰都目睹此事，大家也就放心了。不過搬到最後，我還教他留下二十桶，備作自己日後之用。誰知道日後汽油果然飛漲，漲到一千倍一萬倍，連算都算不出。這時候號稱「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最後的幾桶汽油，要是以戰前數目來講，可以買進一幅地皮。 買地漏風 費盡口舌 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感到上海人口倍增，診務繁忙，原來慈安里的診所，候診的人，無處容身，因此想到要自己造些房子。那時節跑馬廳跑馬停止了多年，收入全無，就把跑馬廳馬霍路（今黃陂北路）正門對面的一塊地皮，劃成小塊，分塊出售。這地段很好，可是地價究竟貴不貴？造樓要花多少錢？我都無從估計，因此我又請教於丁福保老先生。那天我午後去訪問他，他不在家，晚上恰巧是我參加他兒子丁惠康聚餐之期，丁惠康曾經造過一個虹橋療養院，我就問他，我想買的地段好不好，造價大約要多少。惠康本來是我的至交，他一口說：「好，好，好。」同人們也說：「你不妨買下來。」我說：「好，我明天一定去付定洋。」於是第二天我就到跑馬總會去付定洋。我去的時候是上午九時十分，誰知道那邊的職員對我說：「在九點零五分，已有人買去了。」我一看定洋條上的名字卻是丁惠康，這一下子，我心上就有些不自在，用電話遍找丁惠康，卻找來找去找不到。到了晚間我約了聚餐會的中堅分子鄭耀南、姚君偉、陸守倫三人，一同商議，如何應付這件事情，陸守倫最爽直，他說：「買地皮，誰先付錢誰先得，本來是不錯的，但是存仁兄先向丁惠康討教，他不出一聲地就去付了定洋，這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我們幾人應該當夜去找他，曉以大義。」 晚間找尋丁惠康是很容易的，只要連走幾家舞廳，必然可以找到。我們先到百樂門舞廳，問門口的小郎，丁先生來過沒有。小郎說：正在這裡面。可是我們走遍了舞池，還是找不到，後來在樓上一個酒吧才找到他，他被鶯鶯燕燕包圍著，一見到我，就心知肚明，有些不好意思，再看後面還跟著幾個老友，明知我是為了這塊地皮問題而來的，惠康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怕你錯過機會，搶先付了兩千元定洋。」耀南馬上對我說：「好極了，你馬上還他兩千元，拿了收條去過戶就算了。」惠康連說：「好，好，好，過幾天再辦這個手續。」 陸守倫聽了他的話，就覺得他明明在推諉，就說：「你這樣說，太不適意了。」惠康說：「這塊地皮，我想來想去，地位好，形勢好，價錢又相宜，最好請存仁兄讓給我吧，我貼一些錢，倒無所謂。」他此言一出，陸守倫、鄭耀南大起反感說：「你以為這塊地皮好，存仁兄也以為好，從前你辦虹橋療養院時，存仁兄大力幫你的忙，昨天存仁兄認為你是老朋友來同你商量，你竟然起一個早，捷足先得，實在是太不講道理了。」丁惠康訕訕地說不出話來，只說：「我們明天再談吧！」 陸守倫輕輕地對我說：「明天還是要去追他，明知他總在這幾家舞廳，我們一班朋友一定幫你力爭過來。」我說：「好極了，這件事只能用情理來說服他，一翻臉便會全功盡棄。」大家說：「對的。」 次日下午，我邀了一班老友，約惠康吃飯，惠康推說事忙不來。我們吃罷之後，陸守倫用電話向各舞廳打聽惠康的行蹤，他對各舞廳的人熟得很，一會兒就知道丁惠康在麗都舞廳跳舞，於是我們一行就到麗都去找他。那時節舞廳還是一元三跳，茶資一元，他叫了一桌子舞女，我們就自動地和他並桌而坐，臨走都由我付賬，惠康見了我，只搖頭苦笑。 第三天我們又在仙樂斯舞廳找到他，第四天我們又在斜橋弄聖愛娜舞廳碰面，第五天我們又在大都會舞廳找到他，這樣一連幾天，我花了不少錢，他心裡有些不好意思。到了第六天，他躲在一家較為冷僻的大滬舞廳也給我們找到了。這天他同座的一個舞女正在哭泣，別人逗她笑，她哭個不停，惠康百般安撫她，她越發高聲大哭，這時惠康窘得很，陸守倫是此中老手，細細地盤問，才問出這個舞女原是個處女，被惠康玷污之後，一無安置辦法。陸守倫說：「叫惠康賠一隻鑽戒了事。」那舞女說：「我也說過，惠康不肯喲。他一味拖，連人都找不到。」陸守倫說：「有辦法。」就拉著惠康和我，在舞女面前講明：「這個鑽戒言定二千五百元，由存仁兄來付，不過購地的定洋收條要過戶給存仁兄，否則的話，我明天陪那個舞女到虹橋療養院院長室來看你。」惠康一聽見這句話，頓時軟化下來，連說：「好了，好了，就這樣吧！」他就在口袋中拿出這張定洋條來，交給陸守倫，我當堂也就簽了一張二千五百元支票，雙方就算了結這件事情。 興建新廈 謠諑頻傳 記得舊時有句諺語，叫作「與人不睦，勸人造屋」。這句話由傳統上看來，的確是經驗之談，我這次地皮還沒有買到，已經飽受丁惠康種種磨折，雖然終於被我買到手，而麻煩也就接踵而至。 第一個麻煩，到跑馬總會去換收條的時節，櫃面的職員就作梗了，看形勢非要用一些小錢，不能完成更換戶名的手續。幸虧我認得跑馬總會的買辦洪君，是我遠房的親戚，我就把收條換名的這件事拜託他，洪君說：「這件事可大可小，一定要直接去跑馬總會見外國經理，否則，換不成也有可能。」我說：「好，我準備明天停診，請你陪我去見他。」 到了次日上午，洪買辦就陪我去見外國經理，外國經理說：「最初付定洋的人一定要到場。」於是我就打電話到丁惠康的小房子（即金屋）中，恰巧接電話的就是那個接受過我二千五百元的舞女，這個舞女倒還講義氣，擱了電話沒有多時，就和丁惠康聯袂而至跑馬總會經理室。外國經理問了丁惠康幾句話，惠康期期艾艾地說不清楚，那舞女說：「不要吞吞吐吐，爽爽氣氣地講。」惠康迫於無奈，只好籤了轉移戶名的合約，這樣才算得到一個結果。 經理室外面的幾個中國職員，見到這種情形，認為本來有一些油水可撈，這樣一來，財路斷了，面色很不好看，有一個人對外國經理說：「陳某人看來實力不充實，他買了地皮，擱置不造房子，將會影響我們的整個計劃。」外國經理看我年紀很輕，是否能建屋還有問題，所以一張正式契約，他不肯簽發給我，洪買辦偷偷地問我：「你買成了這塊地皮，造屋的錢是否已有準備？」我對他說：「洪老伯請你放心，簽約之後，我立刻就要動工興建，預定十個月完成。」洪買辦很高興地對外國經理說：「你可以在契約上加注一句：一年內興建完竣，否則，就要收回。」外國經理說：「好。」我就付清了一部分地價，外國經理當堂把地契簽了給我，那幾個中國職員目擊此事，頓時呆然若失。 接著第二個麻煩，就是怎樣去找一位打樣師（即畫則師）。我和幾個朋友商討之後，想起我有一個病家，叫作奚福泉，他是上海有名的大建築師。朋友們都說奚福泉承包的都是上海大建築，你這一幢房子他未必感興趣。我又特地停了半天診，去探望他，只見他的寫字樓規模很大，職員有數十人之多。他看了我的地契和圖則，說：「我現在手中有四個大建築物尚未完成，實在不能再接受。」我再三再四地要求他，他仍然加以婉拒，我在這般情形之下，只好悵然而退。 回家之後，打電話給鄭耀南，耀南說：「奚福泉為人誠懇，如果接受了你的工程，他絕對不會受建築工頭的賄賂，一切都能掌握到不超過預算和限期。」我聽他這樣一講，不加考慮地打了一個電話給奚福泉太太，因為奚太太曾患重病是我看好的，她說：「包在我身上，明天你去簽委託書好了。」第二天，我再到奚福泉寫字樓，奚氏見了我，只是笑，不出一聲地拿出一份委託書來給我簽字，笑著說：「你真有辦法。」 第三件麻煩就要找「作頭」（即承包建築的人），這個麻煩就更多了。風聲傳了出去，來接頭的人倒有六七人，還有許多掮客（即經紀）硬要拖我去吃飯，日日夜夜有人來談這件事，弄得我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我去請教丁福保老先生，他說：「這件事是最麻煩的，沒有信用的作頭，是會廉價承包，半途拋工（即停工再談價），那真要弄得你啼笑皆非。你不如爽性委託奚福泉，他找出來的作頭，是不會有這種事發生的。」於是我就照他的話，去拜託奚福泉，他也勉勉強強地答應了。 待到圖則打好樣，奚福泉約同四個作頭讓他們估價，估價最高的一張標紙是三萬二千五百元，最低的一張是三萬元，我聽奚福泉的話，就選了最高價的一張標紙。 第四件麻煩就是要籌一筆建築費。從前人的儲錢都在銀行里開定期存款，不到期，要全部提出來是辦不到的，除非你自己肯犧牲利息，才有得商量，這件事又經過好多周折。 從前造房子，沒有分期付款的辦法，地價是要一次付清的，建築費三層樓宇是分四期付的，簽約時，先付四分之一，作為開工打樁之用。打罷了樁，就要付第二期。一層造好之後，就要付第三期。兩層造好就要付第四期。入伙時，還要付許多改裝的附加雜費。 造這般一座三層的樓宇，時間快得很，一開工三月就造好了，造價預先準備好，是一天也不能拖欠的。 本來我預備的款項，只是想買了這塊地皮，慢慢地才建屋，但是跑馬廳的合約，要我即刻興建屋宇，我就不得不想盡方法來動工興建。 我有一個病家，是上海粵籍大律師馮炳南。我先和他商量這個合同的內容，因為他是全上海各大銀行的法律顧問，他看了我這個合同說：「合同沒有什麼話可說，你一定要準時付地價，準時造屋，一點也不可延宕的。」他又微微笑著說：「要是你手頭緊的話，我可介紹兩個銀行貸款，銀行方面對放款收息總是歡迎的。」於是地價方面，我得到分期付款的優待，造屋的款項則由銀行按期代付。我說：「這個辦法很好，因為造屋往往會超過預算，能夠如此，我就沒有顧慮了。」那時節幣制一點沒有動搖，萬不料付了兩期之後，百物飛漲，幣值大跌，所以等到我全數清付時，幣值已經貶值了一半，我大大地獲益，這是事先料想不到的。 這些麻煩完全解決之後，就擇吉破土動工。我的母親不免有些迷信，她對我說：「破土動工之日，你要對工人有一些表示，讓他們開開心心地動工，才不會整蠱作怪。」我雖不迷信，但是經母親這樣一講，倒也不能不信。所以在開工這天，我預備了些饅頭糕，每人另發紅封包一個，裡面放了五元鈔票一張，這數目在當時算很大，工人們接了紅封包，一連說了許多好口彩。 這時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嗣父因病謝世，享年八十二歲，沒有目睹新屋建成。 到全部工程完竣，我才對幾個同學說。豈知一說之後，竟然在極短期間，遍傳整個上海市醫界，因此謠諑叢生，有些人說我中了獎券，有些人說我得到幾個病家幫忙，也有人說在憶定盤路空地里掘到了藏。已故同道吳子深說得最妙，他說三個指頭是絕對搭不出自造洋房的，其實這筆款子，確確實實是我歷年從三個指頭上一元一元地積起來的。但是一個私人醫生，建造一所大樓，未免招搖太甚，所以我和幾個同學和門人組織一個國醫研究所，用這個名義，似乎比私家醫室更來得名正言順。 這座屋子，方向正對馬霍路跑馬廳的大門。可是我的新屋落成之後，法幣就開始動搖了，內部裝修沒有一樣不漲價，這樣就令我超出了預算好多。 幣制動搖 比數驚人 我的威海衛路新居落成，工部局給我的門牌號數是二號，親友們都紛紛前來道賀。在請入伙酒的那晚，每桌菜是八十元，大家聽了，十分驚駭，認為這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高價，因此人人感覺到幣制已經動搖了。 幣制動搖的情況，最顯著的是米價。天天漲，初時大概漲三成，經過當局的禁令和限制，就跌一成，但是不到幾天，跌了的一成又漲了起來，漲了三成，又跌一成，這般周而復始，天天漲，月月漲，年年漲，這個數字現在已無法查明，但是人人都知道打仗是打什麼，戰場上的是軍器和人命，戰場之外，打的是經濟和幣值。在這個時候，我也漸漸明白到黃金和外匯的重要，這時所謂外匯，以美鈔為標準，於是誰都關心黃金和美鈔的市價。 為了寫這篇文稿，好多熱心朋友為我搜集資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查到戰事開始之後，黃金美鈔對紙幣的比數列表如下：（按：這裡所謂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幣，後來是敵偽時期儲備票，再後來是金元券、銀元券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於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這是初見的紀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六千一百六十元。（按：這是七個月加了半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幣值大崩潰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幣值還是漲。） 一九四〇年九月，美金一元，等於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幣制已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這年尚穩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七百八十六元。（按：說明幣值大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十二萬一千餘元。（按：幣值瀉得不像樣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美金一元，等於一千五百四十九元。（按：表示幣制名目又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六千七百六十五元。（按：表示幣值又大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十四萬九千餘元。（按：表示又是大跌。） 一九四八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一千一百零八萬元。（按：這表示幣制在戰事終了時數字。） 這張表，是花了很多時間查出來的。但是照我的觀察，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記載，因為那時節人心混亂，誰有心情去記這筆混賬，後來連《銀行周報》都停刊了，所以要查這個資料極為困難。但是我又有一件法寶，就是我從舊報中剪到一篇文稿，作者署名「夜蘭」，原文如後： 二十六年（1937）七月，對日抗戰開始，三年之間，法幣信用毫無變動，然而三十年之初，軍費浩繁，發行數額雖增，物價上漲指數，猶未達十倍。三十四年（1945）底，勝利復員，需款更巨，此時法幣發行額，已由十五億元增至一萬億元，為六百六十七倍（民國三十年［1941］後政府為穩定幣值，發行關金券），三十五年（1946）底，發行額增至三萬億元，三十六年（1947）四月底，為六萬億元，三十七年（1948）三月底，增至七十萬億元，五月底為一二五萬億元，八月十八日增至六千萬億元，票面則十萬、五十萬、一百萬元，充斥市場。惡性膨脹已至不可收拾之境。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四日實施之法幣政策，歷時十二年九個月又十五日，遂不得不宣告結束。 三十七年（1948）八月十九日，政府改革幣制之計劃，被迫提前實施，即日使用金元券，每元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公布金元券發行辦法十七條，並宣布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處理辦法各十五條，整理財政加強管制經濟辦法三十三條，相輔而行。於是我國貨幣，改採虛金本位，每金元之法定含金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二一七分，而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元券，十足流通行使。但因發行工作及執行技術未能充分配合，而又未能及時趕鑄硬幣，僅憑換一名稱之鈔票，流通市場，人民感於法幣往事之教訓，始則觀望懷疑，繼而信心動搖，終於未能作有效之支持。且其時正值會戰失利，人心浮動，而政府支用浩繁，赤字劇增加以國際貿易入超增加，本國資金紛紛向外逃避，在種種不利環境之下，金元券於發行兩個月後，幣值即開始劇烈貶跌，三十四年（1945）一月銀幣一元可換金元券千元，四月中旬，折合率為一與千萬之比，其跌落之情形，遠甚法幣。七月一日，政府又重建幣制，改用銀元券，並規定銀幣一元，收兌金元券五億元，發行未滿一年之金元券，至此亦隨法幣而成貨幣史上之名詞矣。 這篇文稿，也是一位有心人所寫的，實在是很可貴的資料。 我寫這篇文稿遲遲不能結束，原因就為了查不到從前一塊錢在戰時合到多少錢，在戰後合到多少錢。後來蔡聲白夫人莫川媚女士送給我一疊貼報簿，我整整地翻了幾小時，最後找到一段很小的新聞，是記載當時幣值的，真教我欣喜若狂，現在附刊如下圖。 在寫這篇文稿時，還參考過好幾本書，但是各種記載錯綜不一。我覺得幣值的變動，在各個地區還有很大的差別，換言之，上海有上海的幣值，重慶有重慶的幣值，廣州有廣州的幣值，許多地區，都有顯著的不同。 民國時期，報載的幣值新聞 世亂如麻 紙比幣貴 在我離滬的後期那二三年之中，我過的不知道是什麼生活。早晨六時半起身，寫上三五行日記，就開始出診，八點半開始門診，一直要看到下午六時，門診號數最高的紀錄達到一百四十多號，出診最多的一天是十四家。精神雖然還好，到晚間結賬，拿到手的都是紙幣。那時紙幣的紙質越來越壞，我太太點數時，總說紙幣氣息難聞，一沓沓地包紮之後，只能應付次日的支出。 本來我是小家庭，自從新屋落成之後，大哥的家人都搬到我家來，母親和弟妹，當然住在我家，岳丈岳母也搬了過來，每天上下午要開兩桌飯，真是可說食指浩繁，不易應付。 買米一擔，沒有幾天就吃光了。向米店去買米，還要講人情，先把鈔票放在麻袋中送到米店，然後才能拿到一擔米，有時要三大麻袋鈔票，才換到一袋米。 我還算幸運，有收入可以天天支付，最苦惱的是公務人員，雖說能獲得物價指數的加薪，但物價一日數變，加到的薪水永遠追趕不上物價，因此貪污叢生，賄賂百出，把從前上海的廉潔作風一掃而空。我只要講兩個故事，可見其餘： 第一個故事：那時燃料絕跡，煤球成為天之驕子。行政當局下令，煤球不可囤積，也不可成擔地買進，每天限買十個。但是煤球的成分，泥質多而煤質少，幾個煤球，不夠一個爐子生火，那怎樣可以取到大量煤球呢？有辦法，等警察上門來兜，問每天需要多少，可以委託他們代買，他們會在下班之後，押著送到你家中，任何人也不敢留難他。那時上海人為這種警察題了個外號，叫作「煤球警察」，這名稱雖刻薄些，但是那時上海人的境況，由此可見一斑了。 第二個故事：上海多舊屋，很容易著火，救火車很快地就到了，救火員迅速地灌救，這是常例。但到了這個時候，救火員都懶洋洋不管事情，打電話報告火警時，救火會就要問有沒有貼補，報火警的人總是說有。等救火車一到，首先就要向業主講價錢（講數），講妥之後，一手繳錢，一手救火。湊錢的時候，四鄰都把鈔票搬出來，誰也不敢遲一步，如果不繳錢的話，火頭蔓延全條街，他們也不管，市政當局也明知其事而無法追究。 至於此時物價之高，高到什麼地步，我也可以舉兩件日用品來代表一下。 一種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檜（即油條），每一條要賣到二千元，後來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漲到一萬元。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買一盒火柴，要一萬元，什麼紙幣我已記不清楚，我卻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到多少錢。拿鳳凰牌（最有名的一種）來說，我叫學生細細點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萬元計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大家看到了這一段，可能認為是神話，但是事實確是事實，是無可否認的。 又記得那時節我到五芳齋去吃湯麵，吃罷之後，付了十五萬元。有一個時期，大家一開口就是講多少多少萬，一場麻將，輸掉兩三千萬也不足為奇。 那時節的治安，除了政治性的暗殺之外，一般盜竊案卻少得離奇，因為那時的鈔票不值錢，搶了一袋也沒有多大用處。倒是有一個風氣，大家認為很嚴重，就是在鬧市時有人購買生煎饅頭、雞蛋糕，或是臭豆腐乾，乞兒就會走過搶去塞入口中，對你面露笑容而並不逃走，一般市民認為畢竟是小事體，也沒有人加以拘捕，所以乞丐們倒也不愁沒有東西吃。 從前走私販毒，都是一些外省籍的黑社會分子所做的，一般癮君子認為日本人來了，鴉片和紅丸一定是很普遍的到處可以買到，但是事實上，戰事越緊張，鴉片等毒品越缺乏，鴉片煙膏越來越少，煙質也越來越差。那時節嗎啡並不流行，由於鴉片缺貨，一般人都改吸紅丸，這種紅丸價格也跟著飛漲，好多人在無法可想的情形下都戒除了這個嗜好。但有些自暴自棄的人，吃盡當光還是要吸，只要北風一起，一夜之間，街頭巷尾都是凍死冷僵的癮君子，數字極高。 買米是要排隊輪候的。這時候市上發現一種斑疹傷寒（按：醫書上稱作飢餓傷寒或戰爭傷寒），是由跳虱傳染的，那些排隊購米的人，很容易沾染到這一種帶菌的虱，在上海於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連我的同道中人，也死了好多個。 鈔票不值錢，但是鈔票的紙張向來是很貴的，到了此時，鈔票的紙越來越壞，又黃又皺，簡直完全不像鈔票紙。有些人鑒於購買花紙塗牆價值太貴，爽性把從前一元五元的老鈔票替代花紙塗在牆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諷刺的意味。 鈔票這般不值錢，銀行卻麻煩死了，存入付出都是大包大捆，放在大麻袋中，大家連點數都不願點。但是印鈔票的印刷廠，實在來不及印，銀行為了便利起見，爽性由各行發行一種「撥款單」，一百萬一千萬都寫成一張撥款單，彼此支付便利得多，因此各銀行紛紛倡行撥款單。起初限於高層階級相互使用，後來連街市都用撥款單來買菜。 舊鈔票當作糊牆紙 所謂「撥款單」，相等於銀行的本票，撥款單風行之後，好多家庭婦女連這撥款單三字都說不清楚，把它說成「八卦丹」，彼此往來就說八卦丹多少多少。 幣制這樣的混亂，幣值天天跌，只有黃金與美鈔，卻相反天天漲，一個風潮一來，黃金的價格就會高了一倍，美鈔成為稀世之珍。但是從前上海的黃金以十兩為一大條，可是要購進十兩黃金，在普通人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 金行中為了適應這種環境起見，另外發行一兩重的黃金條子，這種小條子俗稱「小黃魚」。大概因為金子是黃的，所以就稱它為黃魚。 美鈔流動性比較活躍，但是購買十元美鈔，也不知用多少萬的鈔票。總之，鈔票不值錢，大家都過著數字遊戲的籌碼生活。 戰爭前期的銀行，任何存款，最多的是五年期的長期存款，到了後期，鈔票天天跌，等到期拿出來時，已經完全不值錢。有一個朋友，按月存款已存了四年以上，到這個時候，再也沒有心情去繼續存入，有一次把存摺繳銷，結算出來的錢，賬面上明明有二萬餘元，可是領出來之後，只換到一簍枇杷，所以銀行都大大地發了財。 搗亂毒計 拋售銀元 抗戰到第七年時節，日本人想搗亂上海金融，因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響到內地，上海的幣制一混亂，內地的幣制也會跟著混亂。不知道哪一個人想出來，把多年儲存在日本銀行的銀元搬出來，交給小販，由小販到處設攤出售，或者抓在手中兜售。 這一個計劃，真是毒計，因為普通人黃金美鈔買不起，買一塊銀元畢竟輕而易舉，所以購買銀元的人爭先恐後。 本來廢兩改元、廢元改鈔的政策實行之後，市面上的銀元早已絕跡了，而且銀元也久已不在市上通用之列。我們只知道日本人搶購許多銀元運回日本，其實大部分銀元，還存在上海幾家日本銀行庫中，因為數量太多，運不勝運。正式開戰之後，日本軍艦到上海，運來的都是軍人和軍用物資，回去的時候，裝的都是傷兵和被服，最初還有些戰利品，後來連放戰利品的位置都沒有了，所以在那時節，一切日本貨也沒有運到上海，他們收購的廢鐵，也沒有運回日本，可見運輸困難，他們戰爭的腳步也大亂了。 至於存在銀行中的銀元，更沒有想到繼續運回去，況且那時節，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糧、棉布和煤。銀元即使運回去，也派不了用場，所以上海積存的銀元還是相當多。日本人有棉布統制委員會、米糧統制委員會等，統制雖是統制，還是要付一些錢，鈔票既來不及印，只有把銀元拋出來，換鈔票使用。 大家見到銀元重複上市之後，一部分人叮叮噹噹地敲起來，認為實物畢竟是實物，尤其是鄉下人，看到銀元就眼紅，把物品運到上海之後，就買進銀元回去。 民間的財富階級，在實行廢元改幣，政府實施時，表面上拿出一些銀元去換鈔票，實際上貯藏在地下窖中還是很多不動的，埋藏了好多年，不能流通，一旦見到銀元恢復使用，有些人心也活動起來，他們把地下銀元掘出來，有些拿它來換美金美鈔，有些用來購買房屋地產。 我就有一個親戚，向來住在江蘇安亭，全家都穿得破破爛爛，務農為生，其實他們在地窖中，世代相傳，有三千塊銀元，我家的老墳在安亭，他們在上海只認得我。有一天，那位親戚率領了子女兒孫二十多人到上海來，他說：「我們在鄉間苦了幾十年，現在四鄉不安，銀元既可復用，我們也要到上海來謀生。」說罷之後，身強力壯體格偉岸的青年人，腰間多纏上了二三百銀元，好幾個老年人身邊也各帶了幾十元，連小孩子身邊也塞上幾元。我和他們是世交，我對他說：「財不可露眼，快快放進我的小房間中。」細細地點數之後，真是三千大元。我從這件事知道了，法令歸法令，人民的財富埋在地窖中的，還是不在少數。 銀元的市價，當時已經很高，我勸他用一小部分銀元先安置一個家，其餘的銀元，慢慢待善價而沽，一下子賣出是不合算的，我的親戚深以為然。 這時候，銀元的身價已經脫離了現實。從前上海人租屋，很小的一個亭子間也要八元十元，一個統廂房也要三十四十元，但是這時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數目的鈔票，而折合銀元只不過六七元，所以只有銀元的身價是平步青雲地漲起來。 在抗戰將要結束時期，儲備票不值錢，大家搶購銀元，銀元的攤檔，全上海總有幾千處，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攤檔，只是一個人手裡拿了幾十塊銀元，叮叮噹噹地敲著，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交易分兩種，一種叫大頭，價錢貴一些，一種叫小頭，價錢便宜些。 這時候，我每天收入的診金，雖是成捆的鈔票，但是陸續換取銀元，也不過十七八個銀元，雖然我的診金也跟著加，然而總是追不上銀元的價格。 銀元買賣的猖獗情況，震動了整個上海，大家只要手頭有一些撥款單或鈔票（按：這時的鈔票面額是萬元），就要趕著去買進銀元，這是第一個時期的情況。 勝利來臨，儲備票以二百元折合法幣一元，銀元重又銷聲匿跡，但是法幣的幣制也是月月低落，市面上鈔票不夠用，於是市面上又出現了一種關金券，每一張關金券換法幣二十元，但是究竟戰爭了八年之後，幣制不易做到穩定，銀元依然蠢蠢欲動。過了一個時期，法幣、關金券都站不住，又出了一種金元券，金元券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只維持了幾十天的正常價格，金元券又崩潰了。金元券一崩潰，銀元又出頭了，整個上海沿街又重見賣銀元的人。街頭上只聽到一片叮叮噹噹之聲，全是做這種交易的。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漲！幣值總是跌，跌，跌！ 銀元漲得最厲害的時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秋間，我每天收入的診金，每隔兩小時派人出去換銀元，每次銀元的價格都不同。有一天，我收到一筆鈔票，叫掛號先生去換銀元。他老實得很，認為附近一個銀元攤索價太高，他走遠一些向另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檔價格更高，再走幾檔，價格更高，於是走回來仍舊向附近一個攤去買，不料這個攤的索價又高了，可以說在一個小時之內，會變幾變。 在這種千變萬化的情狀之下，許多人都勸我從速離開上海，我聽了他們的話，只是默不作聲，依然按時臨診。 最後一天，我看了一百個病人的診金，只換到四個大頭。晚上一位西醫朋友何雲鶴，仍然按時到我家來為我講述西醫的內科學，那一晚講的是心臟病，他見我神色自若，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半鐘頭，講罷之後，他忽然淚盈於眶地說：「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你有能力的話，不如早早離開上海，我家累甚重，行不開，走不動，如此情況，真不知伊於何底？」他說罷了，我就答：「好，我們的講學就至今晚為止。」我就拿出二十塊銀元來送給他，他面色大變，似乎又感激，又悲哀。這位何醫生的學識豐富，講解詳細，我從他那裡獲益不少，在此以前，我已聽他講了兩年有餘。 正在這時候，又有五六個老同學來，看見我還在聽講書，他們覺得非常奇怪，見到我和何雲鶴最後的一幕，他們說：「存仁兄，你還是走吧！」這一晚我真無法入睡，眼巴巴地等待天明，整理了一下東西，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不想拿，也覺得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拿，只是走到母親身邊和兩位老師講了幾句辭別的話，拿起一個藤包，就此離開上海。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後來到香港的。母親堅守自建的樓宇，不肯離滬，後來仙逝，享年八十三歲，其時我已不在上海了。 我寫這篇銀元時代的文稿，自此宣告結束，不久銀元也在這個時期結束了它的使用價值。 銀元時代 從此結束 我到了香港之後，依然以行醫餬口。一九五〇年，有一天，我走過一家小兌換店，我就想起了紅極一時的銀元，在香港究竟能賣多少錢？一問之下才知道港幣三元兩毫可以換到所謂大頭的銀元一個。我為了「留念」起見，曾經買了一個，但是在任何場合，從未見有人使用這種銀元。 光陰真快，不知不覺已在香港過了二十二年。去年八月我到美國去，在時報廣場區內，見到有許多古錢鋪，他們賣的是全世界金銀雜幣。在櫥窗中我見到中國的銀元也赫然陳列其間，我好奇心動，走進去問了一問價錢，他就取出一塊乾隆龍洋，索價美金三十元，我只是對他笑，他說這塊錢已成為古董，這一塊賣了給你，我沒有第二塊了。我聽了這兩句話，苦笑不已。 這篇文稿是我應《大人》雜誌之請而寫的專載，每月一篇，連寫了二年，料不到頗受讀者歡迎。其實這些事情，論年份實在很近，好像都在眼前，可是現在說來幾乎隔了一世了。其中年月方面有些已記憶不清，要是再隔幾年，更不知要變到什麼程度。可是知道的人，還是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記憶得到。我文中有什麼錯誤，希望讀者來信為我指正，不久，可能有《銀元時代生活史》再版，可以逐一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