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十六章 上海灘人才濟濟

人才輩出 甲於全國 經濟重鎮 航業先進 紗廠巨子 榮氏企業 煙業大王 寧波陳氏 小本經紀 成大事業 上海滑頭 三個有半 黃楚九氏 建大世界 交進霉運 死神光降 日夜銀行 倒閉風潮 身後風波 出人意表 犬與華人 不准入內 民國時期，上海灘上的大戲院和英美菸草公司大樓 從前上海是中國發揚文化的中樞，也是商業金融的中心，不但教育發達，也掌握著全國的經濟命脈。人才輩出，說也說不盡，我以行醫為業，接觸的人物，上中下各階層都有，現在回想起來，大有寫述的價值。 人才輩出 甲於全國 我在診所中曾遇到一位粗粗魯魯的老年病人，掛號時自稱姓高。他自己病癒之後，常常帶著許多男女老幼來看病，大多數是工人，一部分是店員，診金都由他付，而且對病人照顧備至，看來連藥費、車費都由他代付的。有時候他還來邀我去出診，坐著他那輛高高大大的老爺汽車，一直開到閘北陋巷中的小屋子裡，陪我診病，病者的家屬都稱他為高老闆，對他感激涕零。 後來我對這位高先生漸漸稔熟，我問他：「你老先生的貴業是什麼？」他說：「我是一個老粗，自從西人馬禮遜鑄造中文鉛字之後，我因為讀過『千字文』，才在上海做了中國最早的排字工人，現在卻當了商務印書館的董事，但是一天到晚清閒得很，所以凡是工人有病，我都親自陪同他們看病，照顧他們，習以為常。」 我知道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有三位，一位是鮑咸昌，一位是夏粹芳，還有一位是高鳳池。我就問他：「你是不是高鳳池先生？」他說：「是。」接著他就把商務印書館的開辦歷史原原本本說給我聽。 從前上海多是老式的書坊，如「掃葉山房」「粹文堂」「千頃堂」等，都是印木版書的。（按：掃葉山房的歷史有一百多年。清代有兩位名醫，薛生白與葉天士，都在蘇州懸壺，兩人交惡，葉天士名其齋為「踏雪齋」，雪字影射薛生白的薛字；薛氏不甘示弱，名其齋為「掃葉山房」。後來薛氏常常刻木版書，在上海開了一間書坊，就叫「掃葉山房」。）那時節連石印都還沒有發明。 他又說：「第一架手搖腳踏的印刷機，是由英國運來的，中文鉛字的銅模是馬禮遜從香港運來的。夏粹芳、鮑咸昌深信基督教，教會中常常有印刷品，教士就請夏、鮑二人負起印刷的責任，並且把運來的一架印刷機交給他們，他們請到第一個排字工人就是我，借了一間小屋子，專門印刷教會傳單，兼印商業文件，當時我不計工資，只拿一些車錢飯錢，但是印刷部分的收支，還不能相抵。因此就想印一部英語讀本，使中國人學英文能得到一種範本。第一部書叫作《華英初階》，這本書的原稿，本來是英國人用來教授印度人的，鮑咸昌就把它改編一下，出版問世。同時門前掛上一塊『商務印書館』招牌，以便招徠商業文件。 「不料這本《華英初階》銷路大好，起初只印一千本，後來印到幾萬冊至幾十萬冊。當時工人實在找不到，因為識字的不肯做工，做工的又大都不識字，因此我就專門負責排字，引用同鄉子弟做腳踏印刷工人。最初時期夜以繼日地專印這本書都來不及，到了那一年年底，竟然賺了一千塊錢，於是我也被夏、鮑二人邀為股東，占股權五分之一。大家通力合作，經過十多年繼續添購馬達印刷機及一切設備，逐漸地擴展，編印全部小學教科書，暢銷全國。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閘北的一間印刷工廠已經占地六十二華畝，各省各市都陸續開設分館。夏粹芳見識最遠大，每一家分館，都自己購地建屋，南到香港，北到黑龍江都有分館和巨幅地產。現在我照股本而論，也算是大股東之一，實在講起來，我不諳文墨，現在的編輯印刷和經營，我都插不上手，因此空閒得很，所以自動負起照顧工人的福利工作。」 我聽了這番話，深深感到上海人對工作的努力和開展，非同小可。從商務印書館開始之後，各大書局接踵而起，成為全中國文化的發祥地，不但全國學校的教科書由上海出版，無數高深學識的專門書也在上海發行。原來商務印書館的發跡，就是從《華英初階》開始，後來再印《華英進階》等書，如今凡是五十五歲以上讀英文書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這部書開始的。 經濟重鎮 航業先進 關於經濟方面機構，從前上海很多錢莊，做錢莊的人，都是寧波和紹興人，資本的來源，一部分是湖州人的。上海錢莊的勢力，可以影響到全國。在明清時代，經濟的實力本來分散各省，如「山西票號」「北京官銀號」，初時實力雄厚過上海的，但是上海寧紹兩幫同鄉的經營能力，遠遠地駕乎其上。又因為上海接近國際通航的關係，商品進出集中在上海，所以上海錢莊的發展，在清末已經占到全國第一位。 從前上海人的商業道德和往來信用極高，沒有什麼商業詐欺的事情。老闆拿錢出來做生意，無論銀樓、錢莊、當鋪、醬園、布廠，範圍儘管大，都是請一個經理，名為「當手先生」，全權經營，連賬房都歸當手先生聘用，做老闆的人，儘管在家享福，百事不問，他們從來不會「作弊」。到了年底，由當手先生結算一年贏虧，寫上一份紅摺紙，說明全年賺了多少錢，稱為「紅賬」。老闆客氣得很，茶煙相待，略敘數語，恭送而別。在平日見面的機會很少，所以有許多老闆，可以連開三四家錢莊、五六家當鋪，是不足為奇的。 還有一種商業習慣，大家交易全憑信用，不簽署什麼契約，來來往往，只憑一句話，說出的話，也不需要第三者證明，絕對不會耍賴。這種作風，由來已久，連當時外國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論多大數目，也相信中國人「一言為定」的商業道德。 當時外國人到上海來的，一部分是正當商人，一部分是斂財的冒險家，一部分卻是外國的滑頭，就利用中國人這種習慣的弱點，造成種種華洋糾葛，於是後來在交易上，就需要律師和證人，每一筆交易都要有契約。 在寧波人中我特別要提出一位來談談，此人就是虞洽卿先生，名和德，是寧波鎮海人。他十五歲的時候，由同族人虞鵬九出信介紹他到四馬路望平街一家瑞康顏料店當學徒。那時他身無長物、腰乏分文，從碼頭上走到四馬路，恰巧大雨傾盆，他腳上穿了一雙布鞋，是他母親手制的，這時他脫了鞋子，挾在腋下，赤了腳，直走到那家顏料店去就業。後來虞氏飛黃騰達，上海人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稱他為「赤腳財神」。這家顏料店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的，資本不過八百兩，職工連老闆只有三人。虞氏僅是學徒身份，全年收入，只得鞋襪錢十二元，但是他很勤力，很小的年紀，就當上了「跑街」。他辛勤工作，頗為東主所器重，這家顏料號那年就賺了二萬多兩，老闆奚潤如認為虞洽卿是一個出色的人才，特別酬謝了他二百兩銀子，請他參加作為股東，這是當時商界中未有的特例。 過了十二年，虞洽卿當上了魯麟洋行買辦。再隔九年，改任道勝洋行買辦，同時他創辦「四明銀行」；又感到中國沒有民營的航業，官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於是他毅然開設了寧紹輪船公司。這一下子，外洋的航業界大為妒忌，聯合起來和他競爭。本來從上海到寧波的船票是銀元一枚，此時各洋商輪船，突然把票價改為大洋五角，因此一班寧紹同鄉都為虞洽卿捏一把汗。大家無形中聯合起來，一致支持同鄉的事業，齊心不搭外洋船，來往寧波上海，寧願付銀元一枚，來支持虞洽卿。 虞洽卿生平對公眾運動，熱心參加，不遺餘力。當年上海四明公所大鬧公堂的一場大風波，由虞洽卿出頭力爭，獲得勝利，這也是上海人盡皆知的。 後來他又贊助南洋勸業會，參加辛亥革命，從此大家格外地敬重他，平輩稱他為「阿德哥」，後起尊他為「虞洽老」。他認為航海事業大有可為，於是他撥出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買三艘輪船，行走滬漢，逐漸擴展，沿長江各區都有躉棧，因為他為人精明能幹，每遇困難，俱能迎刃而解。後來三北公司旗下的輪船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餘噸。同時他又代理寧興、新寧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成為中國最早的一個「航業大王」。他頗重桑梓之誼，所以他屬下的職員，都是三北人、舟山人。影響所及，外洋輪船的從業員，也是舟山人居多。現在常來香港的一艘「鐵行公司」的極大外洋船，就以「舟山號」為名。（按：如今全世界共有七位船大王，希臘占三人，美國占二人，中國也占到二人之多，一位姓董是定海籍［即舟山］，一位姓包，是鄞縣籍，都屬浙江寧波人，擁有船隻噸數，雖遠超於前，但是這種事業，或多或少與虞洽卿當年創下的寧波系有關。） 在我行醫時期，有一位方小姐，常常在中午時間陪我到航運俱樂部去診視虞洽老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成為相稔。我每次到航運俱樂部去，總見到不少鶯鶯燕燕在旁服侍他。他有午睡習慣，見他身體強健，精力過人，所以患的病都是微不足道。虞洽老為人也很風趣，特別是在三杯落肚之後，更是妙語如珠。記得他有兩句最令人捧腹絕倒的話： 梅蘭竹菊多細撇！ 四書五經莫亂拋。 這兩句話，一句是談畫理，一句是教人珍惜書本，原是很文雅的，可是一經他用寧波鄉音讀出來，就大大地「笑煞人」了。 後來他爭取到租界上極高的地位，擔任工部局華董好多年，又任寧波旅滬同鄉會會長，租界當局對他極尊敬，特地把寧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所在的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 法租界也有一條短短的路，叫作「朱葆三路」，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朱葆三是定海東鄉北蟬村人，他刻苦耐勞，到上海做罐頭食品號學徒，後來結識葉澄衷，葉愛其才能，助其成為五金業領袖。積資既豐，發起及領導中國通商銀行、浙江地方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及華安保險公司、長和輪船公司、永安輪船公司等。對社會公益的事，也極出力。總賬房顧晴川的兒子顧少川，即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顧維鈞。朱葆三對法租界的金融事業貢獻很大，所以法租界當局就以「朱葆三路」來紀念他。 朱葆三子孫蕃衍，久居南市斜橋，有一所大房子。他家的常年西醫是莊德，中醫是丁甘仁老師，每年各送診金二百銀元。丁老師過世幾年之後，我受聘為他家常年醫席，因此我差不多三兩天要到他的家中去。這座房子很大，門前有一幅大草地，設有鞦韆架，醫生一到，僕人就把懸掛在廊下的一隻「銅鐘」噹噹當連打幾下。他有五房子媳，孫兒孫女不少，這批人看完病之後，還有傭僕車夫等候著看病。朱氏也每年致送診金二百銀元之巨。但是朱葆三本人，我卻始終沒有見過一面。 紗廠巨子 榮氏企業 接著我再講幾位全國性的大實業家，這幾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稱為該行業的大王。 第一位要講的是榮宗敬，他是無錫人。無錫人有開工廠的特長，當地的工廠也多得很，稱為「小上海」。榮宗敬到上海，他自有卓越出眾的特長，就是「信用」。初時遇到了一位富紳張叔和（即味蓴園，俗稱「張園」的主人）借給他許多錢，合夥做事業，每年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榮宗敬總是手持一份「紅賬」，到張家拜年，不但官利十足，而且紅利優厚，因此張叔和對他另眼看待，把事業逐步擴大起來，幫助他創辦申新紗廠。 那時一般紗廠都很小，只有申新紗廠規模宏大，因為他信用好，銀行錢莊紛紛放款給他。於是由第一廠起，開至九廠，我常去看病的是第五紗廠，照我現在回憶起來，是紅磚砌成的廠房，其長度大約有此間一條柯士甸道那麼長，那時這些廠的經濟支持者，已變成中國銀行。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整個商場起了一個風波，申新紗廠的經濟也遭到困難，榮宗敬本來住在西摩路（今陝西北路）舊宅，這一年，他手臂受傷，到無錫梅園去養病，我由他的弟弟榮德生先生介紹到無錫榮巷他的私人花園「梅園」裡面的客舍中，為他做病後調理。 梅園後面有一個宗敬別墅，建築得十分雅致，隔壁造了一個很大的廟宇，叫作開元寺。這一年開元寺正在動工興建，還沒有完全竣工。 榮宗敬經營的紗廠，對全國人衣料的供應，發揮了極大的貢獻，使當時的洋布，不必仰給於外國，給國家的經濟增加了一個龐大數字；而工人數字之多，也對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被稱為「紗廠大王」毫無愧色；而他的影響力之大，可以說至今還存在著，不但國內的大紗廠是他的成就，連到現在香港的紗廠幫巨子，有些是他的後人，有些是他的門下故舊，現在香港的紗廠，成為經濟繁榮的主力，也要歸功於榮宗敬先生的。 上海是東南靈氣所鍾，人才輩出，我再講一個故事。從前布匹的染色，往往洗了幾次，就會褪色，唯有一種外國來的「陰丹士林」，百洗不褪。從前這種技術是秘密的，中國人無法學得到，只有日本人學到了這個秘訣，但是日本的染廠，也嚴謹地守著秘密，學徒只限於日本人，對中國學徒是不收的。 上海一家紗廠中有一個學徒，聰明伶俐，樣樣事情都會做，於是廠方就派他到日本去。那時他年紀很小，剃光了頭髮，在日本混了兩三年，講得一口純正的日本話，名字也改為日本姓名，就在日本染廠招考學徒時考了進去。過了幾年，陰丹士林不褪色的秘密，他已完全學到，於是他挾著這個本領，回到上海，也做出不褪色的布料來了。這個學徒後來成為紗廠染廠的廠長，又到香港來開設一家很大的染織廠，現在又到非洲去發展了。 紗廠是不容易經營的，經常受到市面的影響，銷售有盛衰，虧折和倒閉的不乏其例。我舉一個例，從前上海總商會副會長聶雲台，他是聶中丞的兒子，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女兒，閨名紀芬，簪纓世家，積資甚豐。聶氏為了提倡實業起見，辦了一個大中華紗廠，我的堂兄陳伯陶辭掉了滬寧、滬杭兩路工程處的職務，到大中華紗廠去擔任總務主任。不料只有短短的兩年，這家紗廠就虧折殆盡。聶雲台從此多病，退休在家，一天到晚臥在床上，研究醫藥。他常常邀我去看病，但他對疾病用藥，知識豐富，為他開一張藥方，總要討論半小時左右。他的母親聶老夫人很受人尊敬，自號「崇德老人」，對醫藥更有研究，出過一部《崇德老人驗方錄》。她為人慈祥，談話也很文雅，談到清末宦海名人患的什麼病，用的什麼藥，最後是怎樣死的，歷歷如數家珍，我替她看病更是小心翼翼，有時要帶著古本醫書和她商討之後，方才處方。 聶雲台的住宅在法租界馬斯南路（今思南路），隔壁是一條很寬闊的弄堂，裡面有幾幢小型花園住宅，是李石曾等發起建造的，住的人都是李氏的友好，如程潛、覃振、梅蘭芳等。因為崇德老人常常口頭為我宣揚，所以我也替這幾位名人看過病。梅蘭芳待人接物最是謙恭有禮，我為他的兒女看了病，他必然恭送到門口，拱手道別。 福新麵粉公司的「寶星牌」麵粉商標 後來聶雲台爽性不再經商，專事寫作，特地在床上放置一個特製的矮几，就在床上寫稿，陸續出版了《聶氏家言》和兩部醫藥書，這些書由我經手代為校印，印刷費不過每部二三十元。 為榮宗敬處理全盤賬務的是王禹卿，此人勤勞樸實，做事頭頭是道，管理的賬目井井有條，深得榮氏的器重，他的地位一年一年提高。一次榮宗敬忽然想到要開麵粉廠，但是自己業務繁忙，就派王禹卿專司其事。麵粉廠又是一個大事業，規模之大，僅次於紗廠，王禹卿大展雄才，結果成為「麵粉大王」。 我開業時，王禹老常常來看病，直到彼此來到香港，他住在銅鑼灣附近，我那時在香港還有分診所，也在銅鑼灣，他有病時依然看我。這時他已退休了，悠閒得很。有時話舊，我覺得他的相貌有一個特點，眉毛兩邊特別長，這是壽征，也是一種威勢，可以統率成千成萬的工人。 煙業大王 寧波陳氏 香菸廠在外國是八大實業之一。從前上海人吸的香菸都是外國來的，利權外溢，言之可嘆。後來有南洋富商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兩人到上海，開設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在虹口設廠出品「大聯珠」「白金龍」等香菸，這是用了很大的資本來經營的。簡氏兄弟在菸草公司的組織章程中，訂明賺到的錢，撥出幾分之幾作為公益用途，上海人對他們都稱頌不置，但是對外國香菸，還不能抗爭。後來出了一位陳楚湘（按：上海有兩位名人都叫陳楚湘，一位年紀較大的是胡慶余堂東主，一位是後起之秀菸草業巨子），他本來是三馬路一家煙紙店的小職員，從小就是我的朋友，乃寧波三北鄉人。他在愛國運動的狂瀾時代，個人經營著一個很小的香菸公司，最初已定名為華人菸草公司，後來因為華人兩字太顯明，所以改名華成菸草公司，最先出「金鼠牌」香菸，商標模仿「茄力克」香菸。因為上海專賣香菸的煙紙店，無論大小，以三北鄉人為多，他以同鄉之誼，著力推銷，銷路越來越大，公司就改為股份公司。每一次發生愛國風潮，金鼠牌的銷量就直線上升。後來又有一個機會，上海鄭家木橋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呂月樵的女兒呂美玉，因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學生登台演戲，大家刮目相看，這是上海京戲界從來沒有的現象。她登台時，頭上戴了一個珠鑽鑲成的頭箍，看上去特別美麗。一時上海書報畫刊，都競登她的照片，真是紅到發紫。陳楚湘便利用這個機會出了一種「美麗牌」香菸，就拿呂美玉的戲裝照片，印在煙包上面。這種煙問世之後，銷數驚人，幾乎每一個吸菸的人都要一試「美麗牌」。後來呂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榮，而美麗牌香菸的銷數卻日益上漲，呂美玉因為得不到好處，引起訴訟，由鄂森律師代表出庭。經過幾次調解，言明嗣後每箱香菸付給呂美玉酬金二元，由於這種香菸銷路廣大，這筆數目也很可觀，而陳楚湘也由於事業發達成為「香菸大王」。 「美麗牌」香菸煙標 小本經紀 成大事業 上海是中國實業的發源地。實業大王劉鴻生，我並不熟稔，不敢貿然落筆。但是還有許多刻苦耐勞白手興家的人，我略有往還。有一種「小小豆腐乾」，即用豆腐乾切成小方塊，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紙包裹，每八小塊一包，售銅元一枚。開辦的人叫陳萬運，後來他又與兩個朋友合夥，創辦「三友實業社」，以製造「三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隨後逐步發展，在滬郊高郎橋設廠，占地八十畝；又在杭州設廠，占地四十畝，成為「上海機制國貨聯合會」會長。 一位是吳蘊初，他是苦學生出身，喜歡研究化學，發明了打倒東洋貨的味精，後來又做氮氣，事業蒸蒸日上。抗戰之時，曾經個人捐獻兩架飛機給國家。 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廣東人，最初在南市九畝地新舞台戲院旁，租一間小屋子，日間賣叉燒，晚間賣叉燒粥。新舞台的老闆夏月珊、夏月潤兄弟，見他誠實勤勞，特許他在戲院內托盤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這時發明了一種紙包陳皮梅和果汁牛肉乾。日久之後，正式開辦「冠生園」，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資當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飛路等熱鬧地區開設門市部，並附設餐廳。後來又在漕河涇闢地設廠，是中國最大的機制餅乾糖果製造商。 真可說上海是靈氣所鍾，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人才。但是我因為不懂經商，所以本文都是業餘之暇，一股興趣，由從前的日記中摘錄出來，隨摘隨寫，材料常感不足，我參考許多文獻記載，務求其翔實，因為我向來有「考證癖」，凡是有可能的話，一定要考證到第一手資料。前面所說的虞洽卿初就業的瑞康顏料號，資本不過八百兩，而一年之中，竟然賺到了二萬多兩，這一定會令讀者產生很大的懷疑。其實我這一段資料，是特地從虞洽卿的女兒虞澹涵女士（即當年最早選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師的夫人，今住香港）處借到一本虞洽卿事跡史料的抄本，是紅格子手寫本，封面上還批著「此系孤本不可遺失」八個字，所以讀者對此毋庸置疑。（但是讀者諸君如發覺有錯誤之處，請儘量指出，當在這本書再版時詳細改正。如有照片插圖，請借出鑄版，要讀者與作者打成一片，有錯就改，我是毫不固執己見，自以為是的。） 真正的「上海人」，中心只限於縣城之內，縣城之外，如徐家匯、閘北、浦東、大場、法華等，已算城外人。在民國十七八年，縣城內的人口，不過二十萬，但是英法兩租界，當時稱作「十里洋場」，有無數的寧波人、紹興人、湖州人。（按：現在香港人對粵閩兩省以外的人，統稱為上海人，連山東人、蒙古人也認作上海人，其實真正上海人還是不多。） 縣城內的真正上海人，經營的商業並不多，創業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幫，我的岳家是姓王，沙船字號叫作「王信義」，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碼頭，還有王信義浜，但是縣城內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儉樸，帶有濃厚的保守氣息，因此在商業上便覺得落後。 上海滑頭 三個有半 上海是事業家的中心，也是冒險家的樂園，真才實學的人雖多，左道旁門的人也有不少，上海人稱這類不正當的人物，叫作「滑頭」。 向來人們對若干「人」和「事」都會編成「三個半」作為談話資料。譬如：論物有「三把半刀」，一把是理髮的剃刀，一把是廚房的菜刀，一把是裁縫的剪刀，還有半把是浴室中的扦腳刀。上海早年有一種很普遍的傳說，說上海的滑頭，也有三個半。第一個是錢庠元，第二個是施十滴，第三個是黃磋玖，還有半個是吳鑒光。這三個半滑頭，名氣大得很，我要分別敘述，但是三個半滑頭的姓名，傳說不一。錢庠元知道的人很少，往往誤以吳鑒光充數，今查得蔡聲白夫人莫川媚女士寫的一本《我的日記》，記述數十年的上海舊事，其中一段是： 民國六年（1917）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晴。至笑舞台觀《上海半滑頭》。該劇乃隱射虹廟星相家吳瞎子鑒光者。演來淋漓盡致，諷刺備至，但吳鑒光依然生意滔滔，不少迷信者仍奉為半神仙也。 據此真實的記載，我的寫述，也就有了根據。 錢庠元，他在浙江路偷雞橋開設一家「錢存濟堂」藥材店。他的經營手腕很靈活，出了不少膏丹丸散，有的是說真方賣假藥，在上海他是在報紙上刊登藥物廣告的第一人，可是從來沒有人說過他是掛羊頭賣狗肉。後來他用賺來的錢，在浙江路偷雞橋買進一幅很大的地皮。消息傳出之後，大家都驚奇他何以發財發得那麼快，於是大家才知道他賣的是假藥，因此他就被稱為一個滑頭。 接著我要講施十滴。他最早在上海南京路開設一間照相館，生涯不惡，後來鑒於上海每年暑期，總是有無數人頭痛發熱，嘔吐泄瀉，重的昏迷不醒，弄到醫院門庭若市，當時稱作「時疫」，普通人統稱「發痧」，又混稱為「霍亂」。他便乘時發明一種痧藥水，病者只要進服十滴，就可以止嘔止瀉，功效的確不錯。從前上海衛生當局沒有管制成藥的條例，藥水的原料，初期含有鴉片煙精（即鴉片煙膏用火酒浸成液體），而且再摻和著樟腦和白蘭地，所以發痧的人，突然間四肢發冷吐瀉不止，飲了十滴水，就會霍然而愈。於是就有不少富有之家大量購進，在門上貼寫著一張條子，寫明「贈送痧藥水」，這樣一來，此人就大發其財了。 但是暑期的嘔吐泄瀉，大部分是暴瀉症（按：即急性腸胃炎，所以一吃這種藥水就好），一部分是真正的霍亂，發病時頓即上吐下瀉，只要經過幾小時，手指紋都癟了下去，俗稱「癟螺痧」。患者立時面目全非，不省人事，死亡極速。從前的人辨不清楚：「發痧泄瀉是假霍亂，瀉米泔汁樣的才是真霍亂。」真霍亂日本人稱為「虎列拉」，又稱「虎疫」，形容其勢如猛虎，大家莫不談虎色變，連急救都來不及。痧藥水對假霍亂多數有效，可是遇到了真正的霍亂症，還是無效。一般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對他的痧藥水，歌功頌德的固然很多，認為徒有虛名的也大不乏人，這種人就稱施十滴為大滑頭。後來衛生當局制定藥物管制條例，勒令將鴉片煙精改用其他相等的藥料，功效還是不錯。他在上海大馬路發行所，掛著一張相貌堂皇穿著獐絨馬褂的大照片，上海人行經其地，都要看他一眼。 吳鑒光是一個盲目的卜卦算命先生，一到上海，就在南京路中心虹廟對面房租最貴的地區開設一個「命館」，門口是玻璃大窗，路人可以從外面看到裡面。初時他每天出錢雇用許多人扮作客人模樣，擠著去問卦算命，過路的人見到有這麼多人算命，一時就轟動起來，而且這些雇用的人還負責替他到處宣揚，稱他是活神仙。 吳鑒光所收的算命費很貴，要一元二角，這個數目，在當時看來的確是很大的。其實吳鑒光的眼睛，並不是完全瞎的，他有一隻眼還能看得見人，所以他戴上一副黑眼鏡，來客的身份，仍然能看得到，他在算命時，立刻可以看出來者是何等人物。有許多妓女，一坐下去，他屈指一算，就爽爽快快說出：「這個命，父母都不是親生的，小的時候苦到沒有飯吃，現在走著一步桃花運……」講到那些妓女眼淚都流出來。 又有一種人很緊張地請他算命，他偷偷地從黑眼鏡中一看，會突然「啊呀」一聲，說：「這人命犯火德星君，正在發高燒，人事不知，再隔幾天，幾時幾刻有性命之危。」來客點頭不止，哭喪著臉問他有什麼辦法可想，這時吳鑒光就要為這個客人當夜「解星宿」消災延壽，須延請四個道士，吹吹唱唱，連三牲香燭錫箔等費，要收三十六元八角，並且指定在下午幾時，帶同子女來叩頭。來客在這種情況之下，無不唯命是從，把銀錢悉數付清。 他暗暗還察看到來客的身份，以及身世的貴賤。有些人要收到七八十元以上，類似這種收入的每天總有八九人，加上七八十人的算命費，他一天的總收入，真是驚人。其實所謂解星宿只是詐欺取財的手法而已，所以當時上海的一些有識之士，稱他為半個頭的滑頭。 黃楚九氏 建大世界 最後要講黃楚九，原名磋玖，他是清代末年上海南市的一位眼科醫生，親自研製眼藥，並且買賣西藥，因此有點西藥常識。因為眼科生意不甚理想，所以就暗地裡出賣春藥，藉以自給。不料行銷太廣，竟被拘捕到上海縣衙門。審判他的是縣知事王欣甫，王是浙江硤石人，對黃楚九出賣春藥深痛疾惡，判打屁股四十大板，還要鳴鑼遊街。這件事，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上海鄉紳們都知道的。 民國初年，黃楚九在愛多亞路龍門路口，自置一座洋樓，掛上了眼科醫生的招牌，生意只是平平而過，但是自從購置產業之後，外界都疑心他仍在出賣某種藥物。黃楚九此人腦筋極好，無時無刻不動腦筋，而且懂得揣摩病家的心理，這也是他的特長之處。 黃楚九稍有成就之後，就創辦了一間藥房，上海有大規模的西藥房，他是首創第一人，出品「也羅補腦水」，由於廣告登得大，說是西人也羅醫生髮明的，生意好得很，而且銷行到全國各地。恰巧那時節有一個葡萄牙醫生，名字也叫「也羅」，診務本來很好，上海人稱他為西洋醫生，他認為黃楚九影射他的名字，因而對黃氏提起訴訟。訟案發生之後，黃氏的辯護是：這種藥乃黃醫生髮明的，黃字譯成英文，即是「也羅」。因此判決無罪。這件事情發生，上海人為之譁然，滑頭之名，自此轟傳全滬。 後來他又創辦了第二家西藥房，成為上海西藥業中的怪傑。 早年，他認識一位地產業巨子叫作經潤三，兩人交往很密，就在大馬路大新街中心，合辦了一個「樓外樓遊樂場」。實際上範圍很小，不過是一個屋頂花園，只有三個小型劇場，但是因為在頂樓，客人入場要坐電梯直上。那時電梯發明未久，好多人從未搭過，因此很多人被他們吸引了去，賺了很多錢。 民國四年（1915）八月十五日，上海新聞報刊載的「樓外樓」廣告 經潤三見了這種情況，認為遊樂事業大有前途，再和黃楚九在樓外樓附近合開了一家戲館，準備抗衡南市的「新舞台」，所以名為「新新舞台」。那時節別家戲院有個武丑楊四立演「盜魂鈴」，在戲台上能翻四隻高台，頗為叫座，黃楚九腦筋一動，就到北京請到了六十多歲的伶界大王譚鑫培到上海來演唱，藉以競爭。由於「盜魂鈴」叫座，黃楚九就要出噱頭，請譚鑫培也要演一次「豬八戒盜魂鈴」，預先在台上布置了四隻半台子，要老譚翻台子顯身手。那時老鄉親孫菊仙住在大慶里，常到新新舞台後台去聊天，見到這個情形，就對譚鑫培說：「你已年邁，名聞南北，犯不著再翻台子，博取聲譽。」譚鑫培聽他的話，就在台上做了一個象徵式翻台子，實際上由高處走了下來而已。那時台下有一個看客，其人姓王，是寧波人，竟高聲大喝倒彩，黃楚九恰巧在旁，就伸出巨靈之掌，摑了姓王的兩個耳光。那人見到四周都是黃楚九的人，便默然而退，次日向寧波同鄉會申訴。寧波同鄉在上海聲勢很大，即刻召集會員大會，認為新新舞台侮辱客人，提出好多條件，否則，準備天天去鬧場子。黃楚九弄得毫無辦法，就叫總經理孫玉聲（即海上漱石生）親自到寧波同鄉會去叩頭認錯，還說了幾句抱歉的話。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盡人皆知，反而生意大佳。 其時硤石有一位富商，是浙江海寧商會會長徐申如（即徐志摩的父親）。黃楚九到海寧去看潮，徐知道黃楚九在上海經商長袖善舞，大發其達，特地設宴請黃楚九為主賓，陪客之中請了一個遜清時當上海縣知事的王欣甫，此人早已退休，即是打過黃楚九屁股的人。徐申如初時不知其事，入座之後，一經介紹那位卸任知縣，王氏反而窘得不得了，黃楚九見了王欣甫心有不釋，但表面上還是以富商的姿態談笑自若，宴畢之後，暗呼「倒霉」不已。 經潤三的太太經汪幗珍（人稱經大娘娘）、胞弟經營三，都擁有巨資和地產，他們和黃楚九擴大組織，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合夥經營「新世界遊樂場」，規模更大，內部有十多個劇場，百戲雜陳，令人目不暇給。入場券每客小洋二角，遊客日夜不斷，常常擠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成為租界上居民的一個大眾娛樂場。 後來經潤三因病逝世，他在臨死時對他的妻子說：「黃楚九非池中物，不易控制，你要和他談判，將新世界遊樂場雙方出價，哪一方出價高，就歸哪一方獨資經營。」黃楚九知道了這個消息，出價很大，經汪幗珍出價更高，於是新世界就歸經大娘娘經營，黃楚九拿了一筆錢就退出股份，在法租界開設一個更大的遊樂場，叫作「大世界」，正門在一條叫作八里橋路的橫街中，後面有一幅極大的空地，地主是上海有名的南潯巨商張澹如。因為「大世界」的生意大有前途，勢非擴展不可，於是黃楚九便向張氏商議，要租下這塊空地，稱為「租地造屋」。那時節八里橋路，商店林立，只有這一塊極大的空地，毗連著「大世界」。黃楚九出了很普通的代價，就把它租了下來，於是把「大世界」的正門改建，面向愛多亞路西藏路轉角，門口裝得更堂皇，裡面也添建了一個「共和廳」，一切門窗等，都仿古式設計，周圍都是五層高樓，辟設了很多場子，演出各種地方性戲劇。那時大世界門票也是小洋二角，買票入場，可以整整地玩上一天。新建落成開幕之後，不但轟動全上海，凡是滬寧、滬杭兩路的人，到了上海，也必然要到大世界玩一次。 蔡聲白夫人莫川媚女士的日記也印出一節，說：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陰。大世界遊樂場今日開幕。聞人言：該場系由張勳出資，而由黃楚九經理者，發起人中有名伶周鳳林，固三十年前名震全滬之昆戲藝員，乃適於前數日逝世，不及目睹該場開業雲。 大世界遊樂場的速寫畫，畫中的一個長方形亭子，即共和廳，為群鶯會唱所在，可容納數百人 這段文字，日期記得很清楚，但是張勳出資，周鳳林發起，我就不知道了。 黃楚九辦「大世界」有了很大的成就之後，就什麼生意都想做，又在大世界外邊鋪面開了一家福昌菸草公司，出品「小囡牌」香菸，幫他設計的人，就是後來的影戲大王張善琨。在香菸沒有發行時，全上海遍貼招紙，招紙是一張白紙，上面畫上一個很大的「紅蛋」，旁邊一個字也沒有，大家猜不出這是什麼玩意。接著紅蛋招紙之後幾天，又改貼一個小孩子的招紙，又過幾天第三張招紙才登出「小囡牌」香菸問世，奉送紅蛋。後來又用同樣手法，到處貼出一個「烤」字，最後人家才知道他們出品的一種「翠鳥牌」香菸，菸葉是「烤」制過的。不過福昌煙公司的香菸，如「紅玫瑰」「至尊牌」等，始終沒有十分風行。 有一個時期，上海掀起一陣交易所狂潮，各種股票上漲，幾乎三天五天，就可以發財。黃楚九看了這個情形，食指大動，便開設了一個日夜交易所，跟著又開了一家「日夜銀行」，都是日夜營業的。交易所那時是一個買空賣空的事業，黃金時代好似曇花一現，不久，全上海幾十家交易所紛紛倒閉，虧本的人不計其數，名為「信交風潮」，牽動了全上海的金融，有幾家錢莊竟然在一夜之間倒閉。 這時黃楚九見勢不佳，立刻把日夜交易所關門，專營「日夜銀行」，這一個腦筋動得很好，因為上海的銀行營業時間，只在下午四五時為限，唯有日夜銀行是日夜營業的，因此它的客戶都是另一批人物。 日夜銀行就因為毗連大世界遊樂場，大家認為大世界每天人山人海，生意旺盛，所以對日夜銀行極有信心，而且這個地區，是英法兩租界中心點，附近有好多賭檯，大家贏了錢，還可以夤夜存入這家銀行。又因為大世界附近都是么二堂子，以及八仙橋一班低級妓院（當時上海人稱作韓莊），還有數以千計的「野雞」，這些人的淫業收入全靠夜間，而且心目中認為大世界是大事業，日夜銀行是很可靠的，所以他們做下來的錢紛紛存了進去。 日夜銀行為了拉攏儲蓄存款，除了厚給利息之外，還附送大世界門券，因此有許多散戶都到日夜銀行去開戶口。 黃楚九經營了日夜銀行之後，收到的存款越滾越大，他覺得一切事業發展，沒有一樣快過地產，所以他就運用客戶的存款，要做房產事業。其中有一處租地造屋，是三星舞台，共有三個股東，即周炳臣、趙如泉、龐萊臣，由於戲館生意不好，糾葛很多，租金始終不付，各種麻煩叢集涉成訟事，趙如泉為此被捉將官里去，周炳臣因此破產，而三星舞台封上了法院的封條，租金全無著落，黃楚九損失最重，憤怒異常，這使他大大地摔了一個筋斗，厄運也就由此開始。 正在這個時期，那個所謂滑頭的錢庠元，年老退休，將錢存濟堂的一方地產賣給他，黃楚九雄心勃勃，要錢庠元為他租到左右兩幅大地產，結果由香粉弄口起直到偷雞橋左右二幅巨大的地產都租到了，於是興建二三十幢鋪面樓宇，租出作為商店，樓上有幾百間寫字間。最初的打算，租金收入會大有所獲，萬不料這一年是「一·二八事變」之前，市面衰落，他所訂的租金較高，好久都租不出去，雖然接近先施公司，地段旺盛，鋪面款式新穎，仍舊乏人問津。 黃楚九知道這大幅地產，要是沒有人租借的話，不但虧折浩大，而且要動搖日夜銀行存戶的信心，因此他毅然決然自己斥資連開了中藥店、南貨號、茶葉店、茶館、雜貨店、箋扇莊等十幾間大商號，空置了好久的新屋，就此熱鬧起來，特別是其中「蘿春閣」茶館的生煎饅頭最為出名，樓上請了揚州說書王少堂說「水滸」，康又華說「三國」，座客常滿。 這時候，上海人就互相傳說黃楚九做的生意，七十二行中他要占到三十六行，又有人傳說，各行各業黃楚九都做過了，只有棺材店沒有開。表面上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實際上的情況如何，外界就不知道了。 黃楚九聲名日隆，捐出龍門舊宅贈予新藥同業公會，除公會應用之外，底層還繼續辦「黃磋玖眼科醫院」，聘請專家數人治病，施診給藥，分文不取。這件事很多人讚美他，說他「君子不忘其舊」，西藥業中人也擁護他，認為他是西藥業的領袖，社會上漸漸認為他是一個正當商人，滑頭之名，已經沒有人說起了。 黃楚九在愛多亞建造住宅知足廬落成之時，是他全盛時代，大廳中可擺十幾桌筵席，來往客人，除了紳商名流之外，又有許多風雅人物，如孫玉聲、天台山農、七子山人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便常常收集書畫古董，興致極濃。有一位出身湖州的清末老鄉紳，到了上海經濟支絀，帶了一百把各別不同的家傳扇子，扇面上的書畫，都出於明清兩代大書家大畫家之手，每一把扇骨的質料和雕刻，都是不同的。他曾經和丁福保商量，願意廉價出讓，議定價值為二百元。這個數字，在當時已為數不小，丁福保說：「你不妨走門路兜售給黃楚九，他或者還可以出得多些。」這人聽了丁福保的話，後來見到黃楚九，黃只看了兩把扇子，一把是翁同龢的字，一把是石濤的畫，就讚不絕口，說：「好。」即以巨款相贈。這位湖州人對他這種豪情勝慨，傾倒不止。於是黃氏在暑期中宴客時，每天手中要換一把扇子，扇面扇骨都是稀有之品。 黃楚九每年逢到寒冬季節，在大宴賓客時，有一個慣例，必然穿不同樣的皮裘袍子馬褂，以示闊綽。所以上海皮裘業中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而且他們總是把北方運來的清官遺物或遺老們所藏的名貴皮衣，優先讓他挑選，所以他穿的皮裘，往往都是有來歷的。 交進霉運 死神光降 黃楚九的事業，表面上看來事事順利，不斷發展，但是實際上，他有幾件「致命傷」的事情，因為他能夠善為掩飾，大家都被他瞞過。 我寫述本文，為了研究黃楚九何以忽然急轉直下地進入逆境，特地約了幾位黃氏門生故舊相聚暢談，這些人都與黃氏有深切關係，但關於他的故事，形形色色，眾議紛紜，莫衷一是。對他失敗的原因，卻追溯出幾條線索： 一、黃楚九辦的福昌菸草公司，做香菸的生意始終沒有十分成功，出一種牌子，只是轟動一時，很快銷聲匿跡。堆積在棧房裡的香菸，經過幾個梅雨季節，完全耗損殆盡。有一次馬占山在東北抵抗日軍，成為全國人民所崇拜的第一個「抗日英雄」，黃楚九靈機一動，就趕緊大量製造一種「馬占山」香菸，一切煙盒和貼招紙、廣告牌，都已準備好，不料馬占山突然被日軍收買，歸入偽組織的隊伍中。消息證實之後，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就倒下來了。黃楚九的幾萬箱馬占山香菸根本沒有發行，像這般浩大的損失，還有好幾宗。 二、黃楚九更大的致命傷，就是開「日夜交易所」。交易所的風潮勃然而起，人人賺了不少錢，但畢竟是空頭的事，忽然間又會一敗塗地，無數人霎時傾家蕩產，日夜交易所也因此而崩潰了，所有的客戶個個倒下來了，欠的錢一無著落，只有一個廉南湖還夠硬氣，把他的「小萬柳堂」的地契，給黃楚九作為償還欠款。日夜交易所一共蝕掉多少萬，也無從查考，這筆賬就掛在日夜銀行的財產賬內，作為一個戶口的呆賬，這也使得日夜銀行永久陷於經濟上不平衡的狀態。 三、黃楚九所辦的「大世界」的地基，是南潯富商張澹如的產業，本來是一塊荒地，地價便宜得很，自從「大世界」開幕之後，地價飛漲數十倍。但是租地造屋，地皮還是別人做地主，黃楚九並沒有占到地產上漲價的利益。他又見到「大世界」對面的另一塊荒地，造了幾十條弄堂房子如「恆茂里」等，從荒地一變而為熱鬧地區，計算租息，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當然地價也漲了數十倍，因此他蓄意經營地產了。 誰知道黃楚九買進了偷雞橋錢存濟堂的一塊地皮，左右兩幅大地產，仍是租地造屋，房屋造了好久，才告竣工，恰逢市面慘落，房地產的價值一落千丈，南京路上哈同洋行所造的樓房，如新新公司對面的一大列鋪子，竟然空置了兩三年。連最熱鬧的四馬路空屋也不少。黃楚九所造的房屋，當然也不例外，雖然這些樓宇的下層他自己開了十幾家鋪子，但是樓上的寫字間，只零零落落租出十幾間，而建築費大部分沒有付清，加上了三星舞台連打幾年官司，舞台被封，空關甚久，經濟上大受打擊，所以表面上雖然豪華闊綽，骨子裡實在空虛得很。 四、黃楚九開的許多鋪子，家家虛有其表，虧本的比不虧本的多。其中有一家黃九芝堂國藥號，職員和我很熟，知道最初是由日夜銀行撥出一萬元開辦的，生意清淡得很，月月要虧折到一千餘元，原來這筆開辦費是他在日夜銀行開了一個放款的戶口，將每月虧耗都寫在賬上，這不但本利無歸，而且每月還要繼續虧折下去。這般情況，只是許多商鋪中的一個例子。 還有，他所有經營的生意，當事人不像老一輩人那樣誠實可靠，都地濫開花賬，家家只有蝕本，沒有賺錢。日夜銀行的存款不斷地撥出來應急維持。這使得黃楚九憂心如焚，因此百病叢生，患的都是「攻心的暗病」。 日夜銀行原是一所畸形的銀行，對銀行幫同業，向少往來，所以日夜銀行缺頭寸時，向同業調動頭寸的，除了錢存濟的一張道契可以抵押之外，租地造屋沒有抵押價值的。他有一個大客戶就是黃金榮，不得已時，只好向這位老朋友借款周轉。每次借款，總說是有什麼大計劃，黃金榮也深信不疑，一次一次地借給他。 五、本來一個人有了病，一邊醫治，一邊休息，不難復原，唯有黃楚九，一有了病，心事更重，疾病的進展，跟著他的心境而增加。別人可以生病，黃楚九卻生不得病，因為日夜銀行的信譽，集中於黃楚九一身，他有什麼風吹草動，便立刻會牽動到銀行的不穩。 六、黃楚九開的店鋪之中，依然每月虧本，而且有一間茶葉號，經理先生借了這塊招牌，自己私營出口生意，在行商方面，濫取貨物負下了巨額欠款。黃楚九初蒙在鼓中，後來查出了這種營私舞弊，於是就把日夜銀行中這家茶葉號的戶口凍結起來，不再支付一個錢。經理先生弄得沒有辦法，連店員的薪水都欠下來。誰知道由於這間鋪子一欠薪水，黃楚九屬下所有職工數千人，都驚惶起來，紛紛傳說，人人擔心飯碗要打破了，加之日夜銀行中無數存款客戶，就是「大世界」的職員和藝員，每一戶口的存款數字，其實小得很，但是人數一多，計算起來數目就大了，所以日夜銀行最早的提款風潮，是由「大世界」的職工開始的。提款一經開始，情形有如洪水泛濫，如潮湧至，是無法阻擋得住的，因此黃楚九的病就越來越重。 起初提款的職工們，知道這件事不能鬧出去，鬧了出去，將來的飯碗勢必發生問題，所以外界的戶口，還沒有得到風聲。黃楚九在病重時，每天要張羅現金已經筋疲力盡，在昏迷之時，他的太太拿出許多首飾交到當鋪中換取現金，每天籌集數百元到一千元，交進日夜銀行，以資應付。（按：黃太太忠厚得很，所以子媳女婿個個都蒙福澤，有聲於社會。）此時職員們還運用一種手法，就是十元以下的戶口一律照付，十元以上的戶口，用勸慰的方式，贈送「大世界」月券和全年優待券。在日夜銀行戶口中，有一部分是操著皮肉生涯的女性，每晚非到「大世界」不可，有了月券或長券，也就不再提款了。 日夜銀行 倒閉風潮 這樣地敷衍下去，實際上日夜銀行已進入「彌留狀態」，而黃楚九的病，也踏上彌留狀態，而且接近了死亡的邊緣。（按：在香港說過書的吳玉蓀夫婦，有存款二百元，到行提款，雖經百般勸慰，他們堅決要提取，費了無數口舌，大家說人情，才提到現款，足見那時已經暴露出十分困難的情況了。其中最大的存戶，是「大世界」女藝員王美玉，王美玉在日夜銀行有存款二千元，始終未曾提取，後來，黃楚九死後，哭得最傷心的就是王美玉。） 一天，有一個大戶，要提款一千元，但是日夜銀行實在無法支付，經理碰到這件事情，好似晴天霹靂，打電話到黃公館，黃氏在病中聽到電話，就昏迷不省人事。那時，知足廬一切宴會早已停止，大門緊閉。上海各大小報紙，歷年都有黃氏機構的大廣告，刊費的數字相當大，但是有關黃楚九的任何消息，都小心翼翼地處理，日夜銀行的不穩狀態，始終隻字不提。消息出自人口，但報紙上還是不作報道；只有一家《時事新報》，忽然登出一張黃楚九的照片，僅註明「黃楚九先生小像」七個字而已，這是暗示性的報道，讀者看了莫名其妙。 原來這時黃楚九生命危在旦夕，他自己知道這次禍闖得太大了，臨終時對家人只說了幾句話：「身後之事，請黃老闆他們幫忙。」說罷就一瞑不視，與世永訣。 身後風波 出人意表 次日，各報都刊出黃楚九逝世的訃告，新聞見諸報端，同時日夜銀行也拉上了鐵門。噩耗傳出，便震動了整個上海，其中最著急的就是黃金榮，因為他是最大的債主。 黃楚九在知足廬大廳中的靈堂，剛剛布置就緒，就有成千成百的男女債主，都是小販、傭僕、鴇母和操皮肉生涯的妓女，聽到消息跑到靈堂中大吵大鬧，沒有解決辦法，不准入殮。捕房當局束手無策，法租界的白相人也都袖手旁觀，因為他們各人或多或少都有錢存在日夜銀行，所以不無切膚之痛。 吵鬧的情況，從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不許黃的遺體入殮，而且靈柩被債主們圍困，殮後也抬不出去，結果由租界警務當局派了幾個外國籍的捕頭，出來維持秩序，倏忽之間，匆匆入殮。那時節，廳中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有人把大門緊閉，而且找到一把鎖，將大門鎖上不准棺材抬出去。於是當局出動大批巡捕，先將大門拆除，然後驅散群眾，將靈柩搬上柩車，絕塵而去。這一幕慘劇，當時我知道得很清楚。 黃楚九柩車出於知足廬之後，原定五七開弔，發出訃聞，當時並沒有把設靈地點刊在訃聞之上，以免債權人群集哄鬧，只在先一日分別用電話知照各親友。誰知開弔之日，又弄出一場「意想不到之事情」來，這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怎麼叫作「意想不到之事情」呢？原來黃楚九五七開弔之期，大世界遊樂場的小職員都知道的，不過不曉得地點何在。到了開弔的前夕，不知哪一個傳出消息，說是開弔的地點是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消息一傳出，頓時一班老鴇野雞以及妓院中的相幫、龜公之類，一傳十，十傳百，交頭接耳地定出一個辦法，準備全體搭乘公共汽車在是日上午十時齊集萬國殯儀館，各帶「穢物」一包，預定大鬧殯儀館。因為銀行關閉，存款一無著落，損失私蓄，人人有切膚之痛。於是次晨許多人聚在一處，擁進萬國殯儀館去。 本來萬國殯儀館門前有印度巡捕看門，普通人不准貿然進入，這時見到大批不倫不類的鶯鶯燕燕即加攔阻。一個娼妓拋了一包穢物，比炸彈還厲害，印籍巡捕即時外避，大家像潮水一般地湧進去，只見裡面有一家喪家，是姓「王」的，這班人也不知道什麼王黃有別，吵鬧一陣，大拋穢物。這家姓王的喪家，弄得狼狽不堪，等到問明真相，已經挽救不及了。這件事雖是大大的誤會，但也可以說明怨毒之於人心矣！ 原來黃楚九家人，早已料到有此一著，故意聲東擊西，傳出訛言，實際上是在新閘路玉佛寺開弔，排場很小。又有人追查黃楚九葬在哪裡，也始終沒有人知道。一部分人以為必定葬在上海第一流人物的下葬地「萬國公墓」，但是大家知道黃楚九與萬國公墓的創辦人經汪幗珍女士，因新世界拆股事鬧得不開心，絕不會葬到那裡去。過了好多年，事過境遷，才知道黃楚九是葬在漕河涇的，這是後話。 後來，法院宣告黃楚九破產，黃太太連首飾都交出來，經法院清理後，公布一張遺物拍賣單，臚列鑽石玉器古董皮裘等千餘件，拍賣品的名單在報章上連登了三天，才全部登完。另外組織善後委員會，隔了一兩年，才發還存戶存款的一成，又隔了好久，再發還半成，從此以後再也不發了。 蓋棺論定，黃楚九不失為一位具有無限雄心的事業家，至今在他那許多故舊朋友口中，還是毀譽參半。有人說他抱的是「煙卣主義」，即是說他一個人創辦了許多事業，養活了許多職工，每個職工，都有一家老小，賺了人工，大家賴以舉火，若是天假以年，恐怕什麼「大王」的銜頭，也會輪到他的。 另外有件逸事。某年，黃楚九曾在報端刊載廣告，「徵求一終年常帶笑容之人」，當然也有人去應徵，卻不知他弄些什麼玄虛。原來他開的溫泉浴室，要招請一位和藹可親的招待員，結果，有一位笑口常開的胖子人選，在溫泉浴室做了很多年。 黃楚九死後，「大世界」依然生意鼎盛，法院判決歸大債主黃金榮管理，他補回一部分款項之後，便改稱「榮記大世界」了。 我寫這篇稿子時，總想寫出日夜銀行究竟負債多少，問過一位最熟悉黃家情況的老夥計，他說總共的欠款，不過六十萬元左右，我不甚信服。但知道還款時先是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仙橋分行代為辦理，於是我又問該行的老職員，他說：「總數記不清了，客戶的存摺數目都小得很，以二三十元的戶口最多，推想起來，總共的負債額，是不會超過七十萬元。」 不過，我總覺得，這一場轟動上海的日夜銀行倒閉風潮，虧欠的金額，數字可能不止七十萬，又去訪問過從前銀錢幫的老前輩，據他們說：「這件事情沒有文字上的記錄，究竟虧欠多少，無從考證。」不過他拿出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海錢業公會入會同業錄給我看，裡面共有錢莊八十五家，資本額照現在看來，都小得很，我抄出為首的六個例子： 瑞昶錢莊：資本十二萬兩，股東貝潤生六股，邱省三四股，經理是羅如蓮。 乾元錢莊：資本六萬兩，股東為姚紫若等，經理朱允升。 義昌聯記錢莊：資本十二萬兩，劉鴻生兩股半，瞿鶴鳴七股半，經理沈景周。 致祥錢莊：資本六萬兩，股東嚴味蓮獨資，經理王伯壎。 福隆錢莊：資本十萬兩，股東湯椿年三股，顧馨一、方伯等各一股，經理夏厥侯。 承裕甡記錢莊：資本十八萬兩，股東方稼笙七股，黃伯惠二股，陳友齋等各三股，經理謝韜甫。 我看這幾家當時有名的錢莊，資本不過六萬兩到十八萬兩，雖然是初創時的股本數字，後來的存款數字，當然要超過資本額。但是從前錢莊勢力大，中型銀行且要讓它三分，何況日夜銀行是一家小型銀行，同業暗地裡都稱它為「野雞銀行」，大家不相往來，所以日夜銀行的存款能虧欠六七十萬，已經是出人意料的，這個虧欠的數目，雖不中，亦不遠矣。 如此看來：當時紙幣因為和銀元「等價使用」的，所以六七十萬元的債款，已是一個驚人的數目，足見其時的幣值相當穩定，物價之廉，也可以推想而知了。 前文敘述黃楚九日夜銀行倒閉始末，究竟倒去存戶多少錢？當時訪問過不少人，有些說六十萬，有些說七十萬，我因為這些說法不一致，所以前文中曾表示懷疑，並在文前說明，希望作者和讀者打成一片，我有什麼錯誤之處，請讀者指正，如有那一時代的任何圖片，倘蒙見借刊載，尤表歡迎，以便在出版的單行本中，做更為完美的補充。 自從《大人》雜誌出版本書之後，因為日夜銀行的倒閉，實在是當年上海一件大事，有幾個不相識的讀者打電話給我，有些說黃氏倒去客戶的數目，絕對超過七十萬，據他所知，有一個戶口且達三十萬元之多。我正納罕中，忽然又接到從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級人員金宗城先生（現在香港海外信託銀行董事）的電話，說：「老朋友，日夜銀行倒閉還款的事，是由我經辦的，那時還款一成，有三十多萬，十倍的數目當然有三百萬，但是因為年代久，我也說不出一個確數，你最好去問一下當時租界法院辦理這件破產案的清理官潘肇邦會計師，他現今住在香港的銅鑼灣。」我聽到了這個消息，開心不已。連打了六七個電話，才找到潘老先生，他親自接聽。 潘老先生說：「日夜銀行倒閉之後，清理產業變成現金需要很長時間，但是存戶催促，急如星火，於是商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暫為墊款，發還一成，總計各戶的存款，是四百萬出頭，確數我也不記得了。」如此一說，當然以潘先生的話為最有根據而且準確。 日夜銀行派還第一次債款之後，第二次不歸上海銀行派發，因為上海銀行深恐有礙行譽，由法院假座八仙橋青年會禮堂，設立兩張寫字檯，每戶攤還半成，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如此看來，倒去了存戶四百萬之數，確乎是一筆大數目，怪不得一班存戶要鼓譟不休了。 犬與華人 不准入內 前文講到黃楚九與西洋醫生打官司的事情，竟然一下子打贏了。因為當時華洋涉訟，總是中國人輸得多，足見那時黃氏在上海的經營手法，應付一切，確是高人一等。 從前租界上的外國人，對中國人是蔑視的，我舉出幾個例子來說說。 第一件，是租界當局對中國官廳，採取不理睬姿態，尤其是清廷的官員，更不擺在眼裡，並且極盡其侮辱之能事。記得西人的家庭，出入都用馬車，特地仿製清廷官員所穿的箭衣，作為馬夫的制服，頭上還戴上一頂尖頂的纓帽，帽上拖著一條紅帶子，這是表示中國的官員，只配做他們的馬夫而已。法租界的巡捕，也戴纓帽，只是不穿箭衣而穿巡捕制服，同樣是侮辱中國官員。 第二件，中國人在馬路上走，喜歡慢吞吞地踱方步，越是有身價的人，越是踱得慢，而西人走路卻快得很，因此在馬路旁人行道上，西人常常嫌中國人走得慢，他們便用手把中國人大力推開；還有好多西人眼戴托力克（眼鏡名稱），手拿司的克（手杖），口銜茄力克（煙名），高視闊步，揮著司的克把中國人亂推亂打，中國人無不肅靜迴避。如果走避慢了一些，他們便會伸出巨靈之掌摑你幾下，叫作「五支雪茄菸」；有些用腳來踢人，稱為「外國火腿」，是沒有人敢反抗的。 第三件，是外白渡橋旁邊的一個公園，俗稱「外灘公園」，中國人是不許進入的。他們為防止中國人走進去，特地在門口掛一塊絕端侮辱中國人的木牌，上面寫著八個字，叫作「犬與華人，不准入內」。這不但表示華人沒有資格入內，而且將犬字冠於華人兩字之上，意思是中國人比犬都下一等。這塊牌子掛了幾十年，看見的人無不痛心疾首，但是因為國勢衰弱，也奈何他們不得！ 後來汽車風行，紅纓帽的馬車夫消滅了，但是西人住宅門前的看門人，還是戴著這種帽子。 五四運動一起，人民的自尊心和愛國心，勃然興起，租界當局鑒於這種運動的聲勢浩大，有許多場合，姿態逐漸轉變過來，而外灘公園那塊侮辱華人的木牌子也無形消失了。然而，外灘公園華人依然不能進入，倒是日本人穿了和服木屐，可以拖男帶女地走進去，有一部分日本人穿著西服，也可以昂然入內，因此中國人穿了西裝，也可以混進去，但是從前穿西裝的人少得很。這些事情，老上海想必至今仍未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