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二章 地窟下藏銀揭秘

富家地窟 窖藏銀元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痛失宗師 轉從業師 仲師寬大 備受優遇 書寓風光 別有天地 出《康健報》 風行一時 懸壺應診 盛宴親友 民國時期，外灘信號塔 富家地窟 窖藏銀元 在我年幼時鈔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輩的人，總是重視銀元，對鈔票是不信任的，認為鈔票只是一張「紙」，而銀元是真正的銀子。尤其是外國銀行的鈔票，中國人吃過兩次苦頭，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盧布票」，所以對外國鈔票絕不重視，連對美鈔也沒有些兒興趣。有許多大戶人家及一般舊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銀元，少的一兩百元，多的上千上萬，並不稀奇。藏銀的地方叫作「地窖」，這些地窖往往連子女都不知道在哪裡。所以從前想發財的人，口頭上不是說「希望你中馬票」，而是說「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財神日，要把豬的髒腸作為供品，因為「髒」字與「藏」字同音，討一個好口彩。 我八歲那年，親眼看見過「掘藏」的一幕，這是我畢生不能忘懷的。 一天，我的姑丈逝世，人人知道他是一個富商，當然身後一定有分家涉訟的風波發生。送殯之後，過了三天，果然四伯父關照我說：「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廟去賭咒。」我問：「為啥？」四伯父說：「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賭一個咒，明天見到的事永遠不告訴人，你去不去？」我說：「去！」次日清晨六點鐘就到城隍廟，向城隍菩薩賭了一個咒，並默禱說：「我今天見到的事，如果講給別人聽，一生一世罰我頭痛。」這種城隍廟中的賭咒，從前認為是一件大事，比現在的宣誓儀式要隆重得多。 賭咒完畢之後，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車一輛，飛馳到露香園姑母家，當時內內外外還是一片喪家景色，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迎候，大家都叫我的伯父為「娘舅」。原來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從前沒有什麼律師，凡是分家都由舅父來執行，所以當時有一句口頭禪，叫作：「父死之後，除卻娘舅無大人。」而他們的娘舅中以四伯父年紀最長，為人也公正，所以請他來主持這件事情。只見他們三三五五地耳語，也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到中午因為家裡做著佛事，所以大家吃素，並且循次跪拜叩頭，下午六時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主要吃的是定勝糕，這個「勝」字是預祝高升的意思。吃完之後，所有婢僕跟著和尚到寺院中去守夜拜懺。家中僅留下清一色的自家人，於是在死者神像面前一個個焚香叩頭，姑母號啕大哭，姑丈還有一位很能幹的姨太太，也恭恭敬敬向四伯父叩了一個頭說：「舅老爺你應該要說話了。」四伯父就從從容容地說：「姐丈病重時只說了一句話：『東西放在書房畫箱底下。』說了這句話之後，已是奄奄一息，並伸出兩個手指說著『二十』兩字，這『二十』兩字是什麼意思？」當時據估計，大概是地窖之中，有二十隻瓦缸。於是全體到書房中去，那時早已準備好了鏟鑿等鐵器，先把書房中的畫箱搬開。畫箱是很厚很重的樟木大箱，用朱紅漆推光的，尺度比書房門還闊，想是早年僱工在書房裡製造的，想要搬出書房是不可能的。 畫箱是一連四個大木箱疊起來的，第一箱是字軸，第二第三箱是畫軸，第四箱是用康熙銅錢串成一把一把的劍，劍的長度五尺，每一把劍是一千個康熙銅錢紮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個箱子要四個人合作才能移動，這都是從前防偷竊避盜劫之法。 四個大箱子搬開之後，下邊的地板已呈酥爛狀態，所以很容易把它掘開，下邊竟是一塊極大的像水泥般的石板，我伯父說，這是糯米和石灰拌成的凝和土。於是由長子動鏟，幾個子女一同幫著忙，花了很多時刻和氣力才把凝和土打爛，下面現出八個缸，於是大家通力合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缸一個一個搬出。缸內銀元寶是用桑皮紙包裹的，桑皮紙已近乎糜爛成灰的程度，上面寫著「同治幾年藏」和「光緒幾年藏」字樣。我年紀很小，看到這種情況，只有屏息凝神，全屋子都聽不到什麼聲息。 八個缸掘出來之後，姑母就說：「這八個缸，我也參與其事，他臨終怎麼說二十、二十呢？」四伯父說：「你出嫁的時候是填房身份，可能在他的前妻時代還有十二缸，所以他說二十呢？」大家聽了這話，於是再向四周繼續搜索，花了一個多鐘點一些些沒有結果。四伯父說：「爽性往下掘，再試試看。」大約再掘下幾尺，果然打破了一隻缸，銀元的鏘鏘之聲，清脆入耳。於是又花了好多時間，陸續把缸掘出，一點之下，果然是十二隻，連前共計二十隻，每隻內藏銀元一千和銀元寶一對。 姑母見到這些缸，不斷地流淚說：「我家開了幾家醬園當鋪，現在倒的倒了，燒的燒了，幸虧他一生省吃儉用，才留下這二萬銀元。」說畢，大家都陪著流淚。 這時已經深夜，大家請舅父說句話，四伯父躊躇了好久，才把如何分配的辦法說出來。當然兒子每人一份，女兒照規矩只給一些嫁妝費而是沒有份頭分的，但是四伯父主張女兒也各分半份，姨太太也分一份，姑母也分一份。首先跪在地下的是兩個女兒和姨太太，繼而幾個兒子也跪下來表示同意。姑母極大方地說：「四哥你分得好公道，我完全同意。」接著向兒子說，現在向舅父叩過頭之後，以後不准再有一句話。兒子們個個唯唯稱是。 姑母又說：「依照舊時的規矩，主持分家的舅父，應該也分一份。」四伯父連說：「不必了，不必了。」大表兄就說：「我們大家已分了銀元，剩下來的四十隻元寶，應該孝敬四舅父。」四伯父強而後可，說：「四十個銀元寶，我和你們母親各得一半，而其中有兩個元寶要給阿沅的。」因為我在場目擊其事，要我保守這個秘密，而且還有要我做下一代的證人之意。這兩個元寶大小相等於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君老爺上天供的糖元寶一樣。 我得到了這兩個元寶，把玩不忍釋手，但與書上看到的兩耳又薄又尖的元寶完全不同。原來元寶有好幾種，一種是官方鑄的叫作「元寶」，民間銀樓鑄的叫作「圓錠」，民間富家也有自鑄元寶的。此外有一種中心是很飽和的圓形，上面有很細的環紋，叫「方錠」，是一塊方形的白銀，中心也是凸起有細緻的紋，兩耳都是很薄的。我拿到的一隻是圓錠，十兩重，上面也有細紋，所以稱作紋銀。我把圓錠玩了很久，四伯父說：「交給我代你保管，小孩子拿來拿去是要闖窮禍的。」 嘉定縣杜念曾私家所鑄的元寶 待到分配完畢，時已接近天亮，許多婢僕還在寺院裡守夜，於是大家動手急急忙忙把泥土碎石和壞地板丟棄花園中，仍舊把畫箱照原樣放回原處。大表姐已經預備好飯菜一桌，紹酒兩壺，請大家來吃分家的這一餐，名作「和氣酒」，又稱「興隆酒」，其時我已經倦得倒下來了。 地窖中埋藏銀元的風氣家家都是如此，不過數目和方式不同。城裡人如此，鄉下人更普遍。因為銀元的價值，是經久不變的，而且藏在地下，可以防止搶劫、火災、水災。只因從前救火的設備簡陋之極，一燒就是幾百間屋，貯藏鈔票危險極多，而窖藏銀元就沒有這種顧慮。 後來，抗戰開始前有一個時期，銀元收歸國有，只有鈔票可以通用。但是「法令儘管是法令」，各戶人家窖藏的銀元還是不肯拿出來。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紙幣崩潰，老百姓對什麼幣都不相信，大家把窖藏的銀元搬出來。不但上海有數千銀元攤，連各省各縣各市各鄉村，都是銀元的世界，這就說明民間平素窖藏銀元的習慣是根深蒂固的。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我跟隨丁甘仁老師寫方的時節，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經過中西名醫的診所，當時有幾個醫生早晨七時已經開診，夏應堂門診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銅元六枚），殷受田門診四角四，唯有平喬路上的張驤雲（即張聾 ）門診取費二角二。西醫陳一龍、莊德、臧伯庸收費都是小洋八角。 這種觀察，對我將來開業很有幫助。看他們如何應付病家，如何診療處方，他們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張聾 。早晨六時，滿屋子滿天井都是傷寒發熱的病人，都由家人用藤椅鋪板抬來，他家裡的天井極大，裡面有許多賣各式點心和粥品的小販，專門供應給陪伴者的家屬吃的。 這時張聾 年紀已很老，他有兩個兒子、兩個孫子幫著料理，一天要看到二三百號。後來和他們相熟之後，才知道張聾 的門診雖然收二角二，但是有人只給幾個銅元，他也一樣替他們看病。 張聾 家用只許用銅元，銀角子丟在一隻空火油箱中。所謂「火油箱」，就是裝五加侖汽油的方形鉛皮箱，倒油的時候不過打兩個洞，可將全部汽油倒出。張家就利用這種空箱，打一個放進銀角子的小口，每天陸續把銀角子丟下去，只能放進，無法拿出，積滿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孫要搬都搬不動，搶劫偷竊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師的門診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號左右，是全上海診金最貴的一人。（按：後來安徽王仲奇、北京陸仲安到上海開診，門診取費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診的人不過一二十人。） 丁甘仁老師因為有嗜好，門診時間定早晨九時起，診所就在白克路（今鳳陽路）珊家園，有時延遲到九時半才開始，我必然先到診所等候。有一天我遲到了十分鐘，別的師兄就湊上去寫方。丁老師一邊唱藥方，師兄一邊寫方，那位師兄因為聽不懂他的常州土話，緊張太甚，落筆躊躇，丁師面有不悅之色，便問：「陳某人怎麼不來？」一會兒我到了，丁老師問我：「你家住在哪裡？」我說：「住在南市，相距此地有五里路，是步行來的。」丁師在那天門診完畢之後，吩咐管家的掛號先生說：「明天起讓陳師兄住到這裡來。」指定一個小房間使用。這小房間就在弄堂底，中間有一個橫額，是吳昌碩寫的「留有餘地」四字。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這個房間，要五年以上的老師兄才有資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進去，別的師兄都有不豫之色。我這才知道一個人立身處世，最初會受到同窗的歧視，將來會受到同業的嫉妒，必須要做一種聯絡工作，即近世所謂打開公共關係。 我那時節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餘元，我就劃出四分之一作為交際費，四分之一作為服裝費，其餘一半作為儲蓄。我用這些交際費請了四位老師兄到新世界遊樂場去玩了一次，門券是每人小洋二角。裡面有許多吃食的攤檔，我又花了幾毛錢，買了許多鹹的甜的東西，抓在手裡大家邊吃邊玩，盡歡而散，於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進這間小屋中。 這時節黃磋玖（楚九）辦九福公司，將發行「百靈機」藥丸，先期把面額一千元的股票送給八位中西名醫，並選為董事。中醫只有丁甘仁老師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師接受之後，交給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會，並將開會通知書由我送到四馬路（今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處。 仲英先生和藹可親，豁達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說：「我也有診務在身，哪有空閒去開會？由你代表就算了。」我當即答應，其時我覺得仲英先生雅量寬宏，醫術湛深，後來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為師。 我到黃楚九那邊去開會，那時節他的住宅「知足廬」還沒有造好，開會的地點就在龍門路黃楚九眼科醫院。在這裡我又認識了顏福慶、莊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煥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時也發表幾句話，黃楚九對我側目而視。開會完畢之後必然有一席很豐富的宴席，由粵菜館「杏花樓」承辦，我一問價錢，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驚。席間還有遊藝節目，因為黃氏那時早已開辦大世界遊樂場，凡是新請來戲曲或雜技的藝員，必然先在黃氏宴會中露面試藝，因此在知足廬落成之後，我認識不少京劇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瀟湘雲、粉菊花等，都是年輕貌美、艷光四射的。 我這時漸漸重視儀表，以四塊幾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羅長衫，兩塊幾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鐵線紗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紡綢短衫褲，頭上戴了一頂小結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雙白底緞鞋，在當時是很時髦的。穿西裝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裝，都是吃洋行飯的，被人譏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許多同學身上的零用錢，每月不過一二塊錢，所以比較起來，我就好像寬裕得多。為了消除他們對我的歧視，我常常請他們上小食館吃東西。 一次，甘仁老師給我一個紅紙包，裡面有十塊錢，他說：「我有一個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 ，要經銷一種日本戒菸藥，叫作『啞支那』，你替他做一份仿單，兩張廣告，這十塊錢是送給你的。」我當晚即將稿件擬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幾天，「啞支那」的廣告已經刊出，轟動一時。原來好多癮君子早已知道「啞支那」這類藥，本來是秘密出售，現在換了一個新名詞，專銷中國。這類藥品，名目雖是戒菸藥，其實是鴉片的代癮劑，吃了之後，不但過癮，而且還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席筱 在三馬路晝錦里設了一個門市部，生意好極，頓時成為新興富翁。 甘仁老師的第三個兒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歲，菸癮很深，長孫濟萬，比我大四歲，都在中醫專門學校讀書，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兩人聽到「啞支那」發財的事，知道仿單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東之一，堅決要我讓出一些股份。我對天立誓，只承認代擬廣告稿，不承認是股東，雙方爭到面紅耳赤，我弄得沒有辦法，只有陪他們去見席筱 。到了「啞支那」的門市部，只見人頭涌涌，門庭若市，一個個拿著一塊錢，或兩塊錢，夥計們把銀元擲在台上一驗，聲音不錯，立刻丟到後面很大的藤製「笆斗」中，再看內部有四個笆斗，都裝滿了銀元，我們看得發獃。席筱 問明了我們來意，他當即聲明說：「存仁弟是沒有股份的，既然兩位世交光臨，大家應該香香手。」隨手就在笆斗中掏出銀元，每人送二十元。各人拿到這二十塊錢，都喜出望外，只有涵人心中還不滿意，硬要索取「啞支那」十盒，席氏說：「日本進來的貨色，只有四十大箱，看來幾天就要賣完了，我要應付門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塊錢吧！」 後來才知道「啞支那」是用嗎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後，十分頂癮。可是這家發行所被同業告發，說是高等毒品，因此僅做了二十幾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閉，但是那四十箱「啞支那」早已銷空。席筱 上下打點，捉去了一個小夥計，就銷案無事。 在黃楚九處，我又認識了孫玉聲（別署海上漱石生）和劉山農（天台山農）。孫漱石是世交，特別對我親熱，他是大世界遊樂場出版的《大世界報》主編，他送我兩張長券，從此我憑券出入大世界，無須購買門票了。 大世界遊樂場中，那時盛行詩謎攤，是文人雅士薈集之處，其中陸澹盦、惲鐵樵都是教過我國文的，此外還認識了何鐵珊、王西神、夏赤鳳、張橫海、陳夔龍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認識文學家兼實業家的陳蝶仙（天虛我生），他是名士而講求理財實務的。 那時節上海中醫坐汽車的很少，丁甘仁老師坐的是一輛福特篷車，我和他的司機攪得很熟。一天丁老師叫我到南市同仁輔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車去辦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勢較低，發生了水患，我就順道坐了車去探望我母親。那時我家住在王信義浜一個舊宅中，從前汽車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車上威風十足，到門口時，好像衣錦榮歸，鄰居的小孩子都圍著來看，無限羨慕，連摸一下車門都感到快樂。進門見到水深及膝，到了樓上，母親正在發愁，見了我說：「為了貪圖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現在這種舊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數尺，水退之後，成年累月地潮濕和霉氣，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說：「再隔幾年，我一定會請你搬到夷場上去的。」我母親才展顏微笑。 接著我說：「今天我坐汽車來，專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場上去玩一宵。」母親說：「也好。」於是叫弟妹和鄰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車飛馳向租界而去。20 世紀30年代，上海大型遊樂場「大世界」外景，該遊樂場1917年開業，經營電影、馬戲、戲劇等品種，投資者為黃楚九 那時節的汽車，鳴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開進鬧市時，司機不斷地用手揸皮球，發出一種叭叭之聲，所以當時的小孩子，都叫汽車為「叭叭車」。我們先到四馬路大西洋西餐館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兒還可以一客分成兩份。母親非常高興，飲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接著我帶了大家去大世界遊樂場。進門時我手執兩張長期門票，向立在守閘處的總稽查「鬧天宮福生」一揚，這個徐福生很機警地一揮手，由我領了大隊小孩浩浩蕩蕩地免費進去。 小孩們一進門先看「哈哈鏡」，個個看得開懷大樂，我母親卻覺得很不適宜，對我說：「阿沅，這種地方，一個人學壞容易，學好難，你現在在此不費分文直進直出，我擔心你遇到壞朋友壞女人，我真嚇煞哉！」我說：「放心，任何壞環境改變不了我的個性。」母親聽了我的話，似乎放心些，於是大家很快樂地玩了一晚。玩畢，我叫了一輛出差汽車。所謂出差汽車，即等於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遙遠的南市，車價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痛失宗師 轉從業師 我在丁甘仁老師處寫方，正是中醫專門學校的實習時期。原想隨從二年，以增學識，不料這一年上海大疫，許多醫生病倒了，而各處善堂求診的病人，增加了兩三倍。丁甘仁老師也突然患上了濕溫傷寒症，那時他的哲嗣仲英師只得停診侍候。仲英師待我很好，他說南市廣益善堂缺一個醫生，就派我去應診，不過是臨時性的，為期大約三個月，月薪是二十四元。於是我就即日赴任，我未畢業就開始做醫生了。 丁甘仁老師臥病一個月，竟撒手西歸，享年五十五歲。這麼一來，對我的刺激很大。那些天我在廣益善堂門診只做一個上午，下午就到丁家去幫忙做各項事務工作。 丁公甘仁是上海第一名紅醫生，小說家朱瘦菊（別署海上說夢人）著的《歇浦潮》小說中形容丁公是一位千萬富翁。在交易所風潮中，《晶報》發表過一個消息，說是：「名醫丁甘仁一夜之間，投機虧折百多萬。」其實這類消息都是言之過甚。實際上，丁公謝世後，檢點家財，只有珊家園一所住宅，是朱鬥文賣給他的，當時價錢是六萬四千元，還有一所在登賢里的房屋，是自己建築的，花了二萬六千元，在銀行現款僅一萬餘元，繼室歐陽夫人有現金十餘萬，此外在他家鄉常州有田五千畝，他的財富只此而已。如此看來，一個人要積一些錢，真不容易。 從前上海人還有一種風氣，有錢的人逝世之後，一定要舉行一次盛大的出殯儀式，上海人稱作「大出喪」。最盛大的是盛杏蓀、周扶九二人的出喪，不但全上海市民空巷去觀看，連四鄉的人都遠道趕來參與其盛。 丁家的出喪，當然也並不能簡陋，但是所費浩大，譬如上海孤兒院來一隊樂隊，就要捐一千元，諸如此類，所費不貲，因此這次出殯，就限定不能過分鋪張。 我在這次喪事中，日以繼夜地幫忙。我只想在出喪行列中，要騎一匹「頂馬」。所謂頂馬，是排在靈轎之前的一匹白馬，照例應該由女婿騎的，但是丁公那時沒有女婿，又因我擔任「排道子」的任務，所以就騎上了馬。一路行來，自己覺得威風凜凜，英武不可一世。 喪事終結之後，我見到丁仲英師對治病的功夫真有一套，而做人之道，更是值得崇拜，所以我就要求繼續師事仲英先生，他並不受我贄金就頷首答應了。 記得清代名醫葉天士有一個故事，他生平拜過十七個老師。我這時計算一下，要是將國學老師再加上醫藥老師，恰好也是十七位。但是我對仲英師追隨最久，獲得不少臨床知識，可以說他是我唯一的業師。 仲師寬大 備受優遇 我拜了丁仲英老師，與他的長子濟華同居一室，是住在一間馬棚樓上。所謂馬棚樓，舊時是置放馬車的，馬車淘汰之後，改放汽車一輛，上面就變了一間很大的居室，這時他們對我相當優待。 還有一件好事情，仲英師除了自己診病之外，大門口還有一間小房間，由學生們代診貧苦的病人，限定在早晨七時至九時，對他們不但施診，而且還贈藥，以看到九時為止，逾時不再接受貧苦病人，以免擾亂正常業務。仲英師就派我擔任這件事，一方面也增加我許多臨床經驗。 這間小室，不但有一張寫字檯，而且還有一架電話。從前一個電話月費六元，可見頂費大得驚人，所以能在寫字檯旁有一個電話，真是足以自豪。（按：舊時上海的電話，都是掛在牆上，用時先要用手搖一陣，然後拿起聽筒，向接線員報明要打號數，號數上面還有一個區名，分中央、東、南、西、北五區。）我有了這個電話之後便利不少，因為從前接洽事情，都靠兩條腿走來走去，現在有了電話可以減少許多往返跋涉。 一清早做施診給藥的工作，貧苦病家有好多患重病的，我一一加以處理，手揮目送，應付裕如，因此學識與經驗大為進步。其中有一部分病者實在是吸毒的乞丐，從前吸毒是不犯法的，所以並不加以歧視，他們的病都由脫癮而起，丁家備有一種用鴉片煙混合製成的止痛丸、止瀉丸，只要給他們三粒藥丸，就可以諸病全消，因此來的人很多。我在這裡就學到一種本領，一看他們的面貌和脈象，即刻可以知道是有毒癮在身。有許多寒士，不承認吃煙，但是經我一看，他就無所遁形了。 我向來一早起身，工作是不停的，越是忙碌，精神越是旺盛，從來不生病，唯一的嗜好就是看電影。小的時候，小南門通俗電影院是我常去的，座券大人收銅元十二枚，小童收六枚。影片全是默片，並沒有銀幕，只是設一張白幔布而已。在白幔布後面放著五排椅子，坐這種座位看戲，只納半費，可是映出來的畫面和字句都是相反的，我坐這種位子，所費不過銅元三枚。後來進一步到西門方浜橋共和大戲院去看電影，座券小洋一角，所看的多是有連續性的偵探長片。全部戲最少有二十四本，每隔一星期換一次片，每次只四本。我還記得所有影片都是《寶蓮歷險記》《寶蓮奪寶記》《血手印》之類。 民國時期，南京大戲院 後來卓別林影片問世，都是一兩本的短片。相隔二三年，羅克（香港稱神經六）相繼出品，也是短片，觀眾歡迎有如瘋狂一般。後來葛雷菲斯導演，麗琳蓋許主演的《賴婚》上映，我特地從南市趕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虬江路上海大戲院來看，門券為小洋四角，這是電影演整本戲的開始。 後來北京大戲院開幕，我的戲癮更深。待到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南京大戲院開幕，票價已收小洋六角，這個座價維持了很長久，足見銀元的價值。它對外匯的匯率很久很久沒有波動。我在丁家常常陪同老同學和老師的子女們去看電影，和他們的關係處得很好。 由那個時節起，每天晚上，我已不能常到姚公鶴老師家去。因了電話的便利，自己有一班朋友，到了傍晚，約三約四，都會集在我的辦公室中。我歡喜和文藝界中人交往。邵洵美是一個領袖，他為人很慷慨，每晚往往由他做東道，因此認識了張光宇、張振宇、胡伯翔、胡伯洲等，還有兩個外國男女記者，一位史沫特萊，就是後來寫《宋氏三姐妹》出名的；一位斯諾，後來到延安為毛澤東寫文章的。這兩個人都會飲幾杯酒，常以六塊錢購一瓶常納華克威士忌酒，一飲之後，都是放浪得很。 仲英師對我的工作相當滿意，有許多特別的事情，總是交我去辦。那時國民軍還未到上海，孫傳芳稱為五省總司令，委任丁文江為淞滬督辦，即相當於上海市市長的職務。丁文江勵精圖治，一派新的手法，成立了淞滬衛生局。上任之初，發布中西醫都要登記的消息，全上海的西醫都急起來了，中醫界也個個皺起眉頭來，好像大禍臨頭一般。上海本來有一個「中醫學會」，會所在南市石皮弄，原由丁甘仁老師當會長，甘仁師逝世後，由仲英師繼任會長。衛生局派來一個科長拜訪仲英師，那時恰巧門診繁忙，科長是徽州人，呢呢喃喃不知講些什麼，仲英師就說：「明天我派我的學生陳存仁到貴局回拜，詳細情形你和他研究好了。」 當時衛生局設在南市毛家弄一個舊式巨宅中，我到了那邊先見科長，後見局長鬍鴻基，胡氏對中西醫登記茫無頭緒。我說要是實行考試的話，這件事是行不通的，因為好多老醫生開業已數十年，要是考試不及格，連民眾都會反對的。胡鴻基就提出凡是開業五年以上的，先發執照，其他不足五年的醫生和新開業的人留到後來再行考試。我說「好」，便鞠躬而退。 我回來後，把經過報告老師，他說：「這件事一定有許多麻煩，由你去辦吧，遇到為難的事，我再出面斡旋。」於是我就幫助中醫學會書記印發通告，收集履歷表和照片。報名參加的有九百多人，其餘還有兩個中醫團體。如法炮製了三本會員冊，送到衛生局那邊，衛生局審查了三個月，剔除三十幾位著名的江湖醫生，全體發給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醫士執照」。 這件事實行之時，中醫學會照章收入會費每人二元，年費一元，有許多老會員已積欠會費十年八年的一樣清繳，因此中醫學會多了一筆大錢，否則的話，會中收支不夠，仲英師每年要貼一百多元，因此我在丁家也算立了些微功。 同時我知道衛生局經費極有限，全局人員只得八名，科長薪水為三十元，一個小書記的月薪只得八元，自從發給醫生執照之後，經費大為富裕，全體都加了薪。 仲英師門外掛幾個招牌，如上海中醫學會辦事處、廣益中醫院辦事處、廣仁善堂辦事處、尚志山房經租處等，實際上都是利用老師的診所地點適中、交通便利，作為接洽事務的場所，來往的人並不多，本來沒有一個專人駐守，一切都由我應付。 有一天，我忽發奇想，對丁老師說：「我想辦一張醫學常識性報紙，叫作《康健報》，也想掛一塊招牌，未知老師能允許否？」丁老師說：「你儘管去辦，掛招牌是沒有問題的。」哪知道診所中有一位掛號先生，實際上等於總管家，他見到我的形勢一天一天壯大起來，大為嫉妒。我摸到他的心理，到北京路去花了六塊錢，買一隻銀箱（香港稱夾萬）送給他，那位掛號先生十分歡喜，特別是身上掛了一隻銀箱鎖匙，更是威風無比，從此他對我的事就不反對了。 不料，還有一個是老師的老娘舅，長年寄食師門，連鴉片都由老師免費供應，他對我也極為妒忌，極力反對辦報，說：「報紙上要是登錯一張藥方，會弄出人命來的。」仲英師笑而不言。 老娘舅接著又說：「聽說某人家裡的鴉片，全是雲南大土，你有沒有辦法弄幾個泡來試試？」我說：「那便當得很。」隔了一天，我拿了一個煙罐，裡面裝滿了煙泡，老娘舅一聞這股香味，笑逐顏開，從此他再也不反對我辦報的事了。 書寓風光 別有天地 正在籌備《康健報》時期，忽然接到朱鬥文來電話說：「我的侄子阿挺服毒自殺，已送入仁濟醫院，你和他是同班同學，又是結拜弟兄，你該到醫院中探望他一下，因為他的神經有些毛病，非你們年輕人去勸慰他不可。」我聽完了這個電話，立刻到麥家圈仁濟醫院去，他住的是頭等病房，房中擠滿了全家的親友，個個暗暗飲泣。我一看阿挺，已經洗過胃，生命沒有危險，但是兩目直視，滿口胡言亂語，完全變成一個神經人，什麼人都認不出，甚至連他自己母親也不認識。我連叫幾聲，毫無反應，我想這是痴癲症（即電擊性神經分裂症），服藥未必有效。我在他的後腦部分，重重用手指力壓幾下，只見他喔的一聲喊起痛來，同時吐了一大陣，神志略為清醒，叫我一聲「小阿哥」，但是對他母親仍是認不清。朱伯母一邊流淚，一邊說你們是結拜兄弟，這一次要全仗你的大力了。我想盡了種種辦法逗引他，他終是胡言亂語，不知講些什麼話。大約到近天亮的時候，阿挺漸漸清醒，大哭一場之後，說：「我受了肖紅老四的騙，用去我許多錢，現在她移情別戀，我一定要和她拼個死活，請你替我去評評理，我討不到肖紅老四，我這一條命也不要了。」他的母親一看到兒子清醒過來，非常快樂，說：「陳先生，你和他是要好弟兄，我家一支單傳，希望你好好地勸勸他。」不久，朱鬥文也來了，頓足長嘆向我說：「所有妓院的房屋，十有其八是我家的產業，現在我的侄子在妓院中吞生鴉片煙，幸虧自殺未成，否則這段新聞鬧出去，台就坍得大了。現在他雖已清醒，可是他對肖紅老四還是執迷不悟，你們兩人差不多年齡，容易勸慰，我把這件事就拜託你了。」20 世紀30年代，上海福州路上的紅燈區 七天之後，阿挺的神經漸漸正常，身體也復原了，出院時拉著我就要到愛多亞路「易廬」肖紅老四家去。我對妓院（雅名「書寓」）的情況完全外行。一進妓院，門口的相幫高呼客來。我們上了樓，在房間坐下，幾個鶯鶯燕燕把他包圍起來，為他特地布置一間精美的小房間，供阿挺作為養息之所，朱鬥文也來了，對老鴇說：「這位陳先生，你們叫他陳大少，一切事由陳大少照料他，所有賬款都歸我付。」說罷之後，立即離去，我想說一句話也來不及。 我在妓院中，大家都十二分恭維我，口口聲聲「陳大少」，我聽了之後，覺得怪難受的。片刻之間，端出四隻銀碟裝的水果，中間另有一隻很大的糖果盤。四碟水果，一碟是暹羅文旦（即泰國柚），連皮都全部剝光，晶瑩光潔；一碟是花旗橘子（即金山橙），一碟是青島牛奶葡萄，一碟是西瓜子。我對四種水果中的花旗橘子，其時還沒有嘗到過味道，正想動手去拿，旁邊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用纖纖玉手已送到我嘴邊，我先嘗試了一些，結果把全碟花旗橘子都吃光了。 阿挺見到我這般模樣，不禁笑了起來說：「小阿哥，你到這裡來，也應該嘗嘗滋味，向例我們追求一個女人是千難萬難的，唯有到這裡來，男人最威風，女人是百般遷就的，我只恨的是肖紅老四，我出全力捧她成為『花國大總統』，現在她的闊戶頭多得很，竟然把我一腳踢開，今天我要找她來算賬，見到了非把她一刀戳死了不可。」說時兩眼凶光突起，就拿起一把水果刀緊緊地握在手中，一房間的姑娘們，人人花容失色。正在這時，樓梯上一陣腳步聲，幾個姑娘擁出了一個雍容華貴的絕色美人，即是肖紅。 阿挺見到肖紅，妒火中燒，怒目而視，殺氣騰騰。肖紅不慌不忙，輕輕鬆鬆地對阿挺講了幾句極婉轉溫柔的話，只見阿挺頓時態度就軟了下來，那把水果刀早已不知去向，嘆了一口氣對肖紅說：「我條性命險乎送在你手中。」說完這句話，兩個人像扭股兒糖一般地扭在一起，阿挺一派神經現象，竟隨風而逝。 當年妓女坐包車出堂差 肖紅本是廣東人，但能說一口軟而且糯的蘇州話，個性溫柔，不過膚色稍為黑了一些，可是她一顰一笑，實在有傾國傾城的媚態，當晚就備了一桌菜來替阿挺消氣壓驚。 那時，肖紅堂差忙得不得了，一忽兒就不見了，阿挺又咆哮如雷，我在旁加以規勸。我說：「這個女子，你是不配的！你究竟年輕，她只當你是一個小孩子，世故人情，你比她差上十萬八千里。而且你的前程似錦，我勸你要堅堅決決地死了這條心！」阿挺聽了我的話，呆了一陣說：「你的話雖有道理，但是我總少不了她。」我說：「以後和她做個朋友也就算了。」阿挺很忠厚，竟垂首默然無言。 我們一邊吃一邊談，飲的是六塊錢一瓶「斧頭」牌三星白蘭地，吸的是「茄力克」香菸，這是當時最高的享受。兩人飲了三杯酒後，我說：「你不如另找一個對象。」阿挺就叫了一個雲蘭閣，把自殺殉情的意圖完全打消了。 當時妓女出堂差，坐的都是裝有乾電燈的鋼絲包車，唯有肖紅是第一個自備汽車出堂差。大約隔了一個半鐘頭，她回來了，見了這個情況，她也笑起來說：「一個客人不做一個小姐，一個小姐也不做一個客人，你這樣才對。」肖紅這樣說，阿挺也作會心的微笑，當著肖紅的面，答應送雲蘭閣鑽戒一隻，翠鐲一個。肖紅很大方地對雲蘭閣說：「儂快點謝謝朱大少。」一些沒有醋意。 第二天阿挺要我請客，我堅持不肯，阿挺說：「書呆子，堂子裡的規矩完全不懂，只要你答應請客，主人是不用花錢的。」原來上海妓院的規矩，請一次客要發十張八張帖，由每一位客人付出三塊錢「買票」，還要拉兩台麻將，每人坐下來，頭錢要抽贏家的三分一。做主人的是一個錢不需要花的，主人就難在請客人。還有一點，凡是客人來，坐汽車的要給一塊錢轎飯票，坐包車的給四角錢轎飯票，妓院中一席精緻船菜，成本只花十二元，所以一夕所得，剩餘還是不多。但是豪客，一定要請雙台，或雙雙台，所謂雙台，買票、麻將的輸贏，也是加倍。雙台買票每位六元，雙雙台買票是每位十二元。 阿挺叫我請客，我說：「我哪裡來的客人？」正在這時，朱鬥文有電話來說：「今晚由我請客。」阿挺說：「不對的，應該由存仁小阿哥請客。」朱鬥文說：「好，我們兩人出面，全桌客人由我帶來。」他這樣一說，我就輕鬆下來。 華燈初上，客來如雲，當時的紳商巨富，早已坐滿了兩桌麻將，待到筵席一開，每一個客人都叫兩三個小姐陪坐，唱戲的唱戲，唱小調的唱小調，大家吃得醉醺醺。這班客人都是豪客，平時要見他們一面都不容易，但是在這種場合，大家親熱得猶如弟兄一般。因此我才知道妓院是生意人最好的交際場合，有許多大生意都在妓院中三言兩語講成的，所以逛窯子、吃花酒，算不得是嫖，好多人一切生意，都到生意浪來談，這「生意浪」三字，即指妓院。客人如此講，妓女也是如此講，口頭絕不提「妓院」兩字的。 這一場請客，方式很特別，菜餚並非由妓院中代辦，是向四家著名菜館點的特製菜，四隻冷盆是由八仙橋湖南菜館做的，四個熱炒是四川菜館「陶樂春」做的，烤鴨和蜜餞山東棗是由「梁園」做的，白汁排翅和蜜炙火腿，是「鴻運樓」做的。四面送到依次上菜，每一道菜都是精品，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心裡正在奇怪，怎麼不見客人買票。我只邀了一位朋友，是望平街上有名的廣告大王鄭耀南，他也是預備來買票的。還有一位《晶報》主筆余大雄是朱鬥文邀來的。朱鬥文說：「今天吃的是便飯，由主人請客，不需要買票的。」我對余大雄來參加，暗暗有些詫異，因為其餘的客人都是富商巨賈，這班人見到報人都有些怕的，為什麼朱鬥文又約他來呢？席散之後，朱鬥文對本家說：「今天我很高興，席賞二百元。」本家聽到這個數目，開心得跳起來，就拉長了嗓子，高聲喊說「朱大少席賞二百元」，一時由內室傳至外面，外邊也接著喊說「謝謝朱大少」，又接著樓底下也一齊喊起來，一路喊到大門口。這種喊法，是妓院中的規矩，我初次聽到，心裡真要笑出來。 阿挺挾著雲蘭閣到另外一個小房間中傾談，朱鬥文拉著我說：「你慢一步走，我有話和你談。」於是朱鬥文橫在煙炕上，我也橫在他的對面，一時許許多多小先生（即雛妓）爬在朱鬥文身旁，像一群猴子纏繞一般，敲背的敲背，捶腿的捶腿，捏腳的捏腳，笑謔之聲不絕於耳。朱鬥文本是上海的豪富，這時他穿了一身格子紡綢上下裝，左手指上戴了一隻鑽戒，右手指上戴了一個翡翠戒，當時上海闊佬們到妓院中，總是戴鑽戒和翡翠戒的。他三筒鴉片一抽，口袋中一隻「打簧表」，叮叮噹噹地響起來，這是早年報時的名表，每到一個鐘點，它就會自動報時，我還是初次見到。我說：「這個表讓我看一看。」朱鬥文就把表除下，表的下面還拖著兩個翡翠垂梗。這表的牌子，是「漢密爾敦」，是當時最有名的手錶，我看了愛不忍釋，朱鬥文說：「你既歡喜，我就連翡翠梗一起送給你吧。」我說：「無功不能受祿，斷斷不敢接受。」 朱鬥文擯除一群小先生，輕輕地說：「這一次你把阿挺說服，移情於雲蘭閣，連神經都正常了，你的功勞真是了不得。因為那天阿挺在群玉坊肖紅的乾娘房中，猛吞一罐生鴉片，毒發初步，直僵僵由救生車抬出去，整個群玉坊都轟動了。堂子裡的人傳話最快，都說阿挺已經吞生鴉片煙死了，特別是肖紅當選「花國大總統」之後，大家都嫉妒得很，阿挺的媽媽趕到妓院中號啕大哭，開口第一句罵肖紅是『掃帚星』，《晶報》還算顧全我的面子，只寫了一段方框小稿，叫作『掃帚星花國大總統』。這件事差不多上海社會有許多人都知道，有些人還認為我的地產，租給人家經營妓院，這是報應。所以我今天特地約一桌人來吃飯，是含有闢謠作用，我約余大雄來，讓他看看阿挺既沒有死，而且神經完全正常。所以這個打簧表，是我甘心情願送你的，你還是受了吧！」 我堅決不肯接受，朱鬥文說：「那麼你以後無論要做什麼事，我一定全力幫忙。」（按：當時上海鑽石價值最高，但是舊時鑽石叫作老克丁，稜角是沒有的，現在香港的都是新克丁，稜角有一百四十四個以上。如今鑽石大約漲了一千多倍，而翡翠玉石，大約漲了五千倍。在我寫這篇文字之前二月，恰好香港舉行珠寶展覽會，我看到有一隻翡翠的馬鞍戒，定價是五十萬元，照我看來，還比不上當年朱鬥文那個翡翠戒的濃度、光度和重量。） 朱鬥文接著說：「你還要陪阿挺一個時期，恐怕他的病還要復發。」我說：「這一點我不敢應允，因為我正在籌備辦《康健報》，哪裡有空閒再到這裡來。」朱鬥文說：「你辦《康健報》要不要本錢？」我說：「本錢有限，倒是拉廣告維持經常開支很困難。」朱鬥文說：「我再請一桌花酒，約中西藥業中人，包起你的廣告也就算了。」我心裡想這種事最費唇舌，斷斷沒有如此容易。 隔了三天，朱鬥文果然又大請客，約的是黃楚九、袁鶴松、周邦俊、陳楚湘、雷顯之等。鄭耀南聽到這個消息，早由他的商業廣告公司預備了八份廣告合同，他說：「我也要做些生意，合同簽下之後，略取佣金，由我代你把廣告稿收集，每月廣告費歸我來收。這種廣告，老闆即使簽字，底下的人有種種阻礙，你是不會應付的。」我說：「好極。」 筵席一開，客人翩然而來，每一個人叫了二三個妓女，歌聲琴聲齊作。我心想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樣會把我的事講得好。不料朱鬥文只輕輕鬆鬆的三五句話，把我要辦《康健報》請大家登一些廣告的事就說明了。大家齊聲說：「這個沒有問題。」朱鬥文就拿出合約，他們拿起來看也不看上面的數目，就簽了字。 這天黃楚九沒有到，因為黃氏新建的「知足廬」落成不久，黃太太定了一個規矩，黃氏和朋友可以召妓到知足廬，但不許黃楚九再進妓院。朱鬥文對我說：「黃楚九的一份，由我移樽就教。」又隔了兩天，他帶了一個福建廚子，到知足廬去借地請客。 知足廬地處愛多亞路，是三層樓，黃氏的家眷住在三樓，二樓是煙炕和打牌之所，底層的大廳是專供宴客用的。朱鬥文和我等到了那邊，對黃楚九輕輕講了幾句話，黃說：「陳存仁本來是相識的。」再一看每期廣告一格，計費四元，全年五十二期，共計二百元，他也不說一句話，就在合同上籤了字。鄭耀南在旁看得呆了，他為我細細一算，八份合約，一年可收一千六百元。他說：「存仁兄！你的《康健報》出五年也用不完這些錢，這般收穫，令人羨然。」 肖紅老四在上海已成了名，舉止比一般明星還闊。有一天，她在百忙中，拉著我到後房中談天，起初對我說了一篇好話，接著送我四雙繡花拖鞋，我老是不肯受。肖紅含笑帶嗔操著軟糯蘇州話說：「你這個人呀！憨是憨得來，別人在我身上用千把洋鈿，我不過逢到端午節送他一雙繡花鞋。現在麼，為了阿挺險些乎害煞我，笑舞台已經排好一齣戲，叫作什麼『花國大總統橫掃記』，真當我是掃帚星，這一齣戲一做之後，我哪能再做人呢？一定要自殺給大家看，你不受我的拖鞋，觸足我霉頭哉！」我說：「好，我受你就是。」 舊時妓院中人，滿口講的是吉利話，名為「口彩」。肖紅把拖鞋排在桌上，向我解釋，鞋面繡的是梅、蘭、竹、菊，表示四季常春。角上有一個小字，是「羊」字，表示肖紅的生肖和標記；鞋頭是淺紅、深紅、紫紅、深紫四色，代表肖紅的「紅」字，這四雙鞋祝我將來紅到發紫，還爽爽快快地問我將來要不要「紅到發紫」？我才只得受下。 我受過了拖鞋禮物，我說：「我也要捧捧你，你有沒有著色的照片？由我轉送給幾個辦畫報的朋友去做封面。」肖紅頓時笑得兩眼只剩一條線，說：「我明天打電話約你，一同到大馬路寶記照相館去拍照。」那時五彩照還沒有發明，寶記的著色照片是有名的。 次日，肖紅竟然坐了一輛開篷的順風牌汽車，到我處來。幸虧她叫一個穿著白號衣的車夫來叫我，我覺得這事情張揚開來太糟糕，但是突如其來身不由己，一下子就坐上她的汽車。經過四馬路望平街一帶，大家都認識花國大總統肖紅，認識我的人還少。可是終於消息傳到我四伯父那裡。一天，下午八時，四伯父親自找到我住處馬棚樓上來。那時我還未歸家，他很氣惱地苦候著。等到深夜十二時，我喝得醉醺醺地回來，四伯父一見到我，兩眼含淚說：「阿沅，你真是大變了，這樣下去，十年窗下都是白費，眼見你墮落即在目前。」我一點也不解釋經過，當面立一個誓說：「明天起再也不到這種地方去了。」 從此以後，阿挺橫請豎請我都不去，有事情商量到菜館中傾談。後來阿挺赴美國，今成富商，聲名顯赫，到香港來總是找我。肖紅是廣東人，亦在香港久居，開口都操廣東語，蘇州話只當不懂，前事一句都不承認。她已嫁得一個大商人，歸宿很好，年齡亦有六十多歲了。 出《康健報》 風行一時 我在仲英師家一年後，公餘之暇，每天總有二三個人請我看病，當然都是親戚和朋友，有些送錢，有些不給錢，這個情形，老師毫不介意，但是別人看了，認為是「飯店門前擺粥檔」，怪不好意思。因此我決定向老師說明要自己設立診所，兼辦《康健報》，老師一口應允。我就想到辦報以望平街為最適當，診所以南京路（俗稱大馬路）為最相宜，於是我就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場所，在望平街南京路轉角柏林花紙行和心心照相館的二樓，經租的是哈同洋行，我拿了王一亭的介紹信去見他們的總管姬覺彌，姬一口應允並且說：「這個二樓房租收你每月五十元，一切小費押租都不收，但是這個房屋的原有承租人，要三個月之後才遷出。」我說：「好。」 作者早年在上海編輯的《康健報》，唐駝題簽 於是我積極籌備《康健報》的事，去見丁福保先生，討論一切，他對出版方面是極有經驗的。丁福保聽見我有八張常年廣告合約，認為是奇蹟，他說：「這個報紙，既是周刊，每期一大張，排工每期十二元余，印刷費每千不過四元，每一令白報紙可印一千張，用日本紙市價不過二元四角，用瑞典紙也只需兩元五角，所以這份報紙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是有一個要點，內容要很豐富而很有趣味，否則，醫藥常識的報紙，沒有多少人要看。有一句名言：『學無術不行，術無學不久。』所以裡面的文字，必須要打破舊例，另創一格才是。」 我說：「我已經預備把醫學常識文字用極通俗的筆調寫出來，陰陽五行絕對不提，古來艱澀的文句也不用，絕不抄襲舊書，更不抄襲西醫文稿，每篇自出機杼，每期十多篇稿子，共計約一萬字，開始我準備全部自己寫。」 丁福保說：「不對的，你的稿件儘管寫，要有十個著名醫家幫同撰寫，才有號召力，否則是銷不出去的。」我說：「你這意見好極了，第一個就要請你老先生捧場，每期一篇。」他一口答應，可是其餘九個醫家就不容易找了，因為好多老醫生只會看病，不會寫稿，於是兩人就苦苦地想對象。 結果，想到了丁仲英老師、謝利恆老師、惲鐵樵先生、俞鴻賓先生、秦伯未先生、陸士諤先生、章次公兄等，再想也就想不出來了。 我靈機一動，想出非醫界中人有一位聶雲台（總商會會長，曾國藩之外孫），老年退休，常寫養生文章，可以請他幫忙。還有一位向愷然（別署平江不肖生），寫《留東外史》及《江湖奇俠傳》出名的，他會引用驗方以小說的筆調來寫的。還有姚公鶴老師，生平多病，可以請他寫各種疾病的療養經過；再有一人是吳鑒泉，可以寫提倡太極拳強身的稿件。 丁福保說：「夠了，夠了，這張報紙出來，定然轟動一時，虧你想得出，我生平做事『箭無虛發』，而你卻有很大的衝力，真所謂『另有一隻弓』。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好稿子不容易得到，你應先準備十期稿子，否則，出版之後，還有許多瑣屑的事，沒有時間再來拉稿子的。」 計議既定，我等不到遷入望平街，就把第一期樣報印了出來。仲英師看後連聲說好，我就徵求老師的意見，可否暫借老師的診所做發行所，老師說：「儘管你去用就是了。」於是《康健報》就正式出版，當天望平街發出五千份，一銷而空。報販頭子蔣順卿來說：「你這報可以銷到一萬份以外。」我就叫印刷所連夜添印，第一期實銷一萬四千份，售價每張銅元二枚（即二十文），批發價為十二文。我一算下來，這些報紙全部銷去，即使沒有廣告，都已有錢賺了。（按：當時報紙銷路，《新聞報》日銷十五萬，《申報》《時報》在伯仲之間，都超過十萬。此外《晶報》銷七萬份，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銷六萬，我辦《康健報》輪到第十位。） 第一期出報後，果然雜務叢集，有好多人來訂閱全年，當時我未經過精密計算，以外埠訂閱每期收大洋四分，全年連郵費收二元。我初想本埠訂戶是不會有的，誰知道有錢的人怕每期零買費事，情願著人來付錢訂閱全年，並且說要用牛皮紙袋包寄，認為這種報紙是值得保存的。 從前《新聞報》的廣告價格最昂，報頭旁的封面長行每行一元四角，我居然以十行地位在《新聞報》登了一張廣告，並要求排字房替我排在報頭之旁第一條。 從前新聞報館排字房，是在舊屋底層，還是三合土泥地，裡面除了機器之外，樣樣都是舊東西，廣告的編排，由排字房的頭目擅自處理，我和他們打了交道，送了十包大英牌香菸給排字房頭腦，他就一口答應。 廣告登出後，外埠訂戶信如雪片飛來，於是我又登《申報》廣告，當時《新聞報》的廣告效力較大，《申報》的廣告地區較遠，連陝西的平涼、新疆的伊犁都有訂戶來。 從前郵局對郵件的收費，上海平信是一分，本外埠印刷品是半分，但是對大量報紙，有特別優待，重量以格蘭姆計算，大約一磅重的報紙寄費不過五分，這是表示提倡文化之意。這兩種寄費的距離，相差得很多，可是要享受這個優待辦法，每月至少要有五百磅以上的寄件為起點。 我因為每份報紙寄出去要花半分大洋郵費，實際上與一張報的成本差不多，所以一定要研究一個辦法出來，先向郵局申請認為「新聞紙類」，其次是如何能取得論磅寄費大宗郵件的資格。 那時節一切事情我都親力親為，先向京滬、滬杭兩路各縣電話局索取電話簿，抄錄電話簿上的商店住宅地址贈送報紙。一天，我正抄得筋疲力盡時，秦伯未和鄧鈍鐵兩人來訪，拉著我要到「高長興」去飲酒，高長興是當時上海一家有名的專門供應紹興酒的酒鋪。考究飲好酒的人，常到那裡去浮一大白，這時米價已比從前高了一些，酒是米做的，所以酒價也跟著漲起來，花雕每斤賣到二角九分，酒壺都是錫制的，每壺是半斤。 錫酒壺 秦伯未 作 鈍鐵催著我，我一味寫信封，伯未等得不耐煩，見到桌上筆墨俱全，拉起筆來就畫了一個「酒壺」（見圖），鈍鐵說：「快些走，快些走！」我回說：「沒有空，我要連抄十幾個深宵，才能了事。」鈍鐵說：「我現在受僱於華安合群保險公司，也是抄寫這些東西，受了他們月薪三十五元。辦公時間常無公可辦，讓我把你這些電話簿帶到公司里去，明天起只要花三天時間，就可以替你抄好。」我聽了他的話，心想這是不可能的，既然他說肯抄，不妨就給他拿去。 次日晚間，鄧鈍鐵來電話說三萬多個地址全部抄好。我對他的運筆如飛，實在欽佩之至。後來鄧鈍鐵改名「糞翁」，以書法馳譽海上，每次開展覽會，賣出大小書件數百件，收入往往達到八九千元。這是一個怪人，後來墜機喪生的王植波，就是他的學生。 我有了許多地址之後，將報紙上的廣告完全刪去，全排文字，印成樣報，這批樣報，竟然招攬到千多份訂戶。但是電話名冊收集有限，我又以大洋四毫買一本郵政章程，細細研究，發覺其中有一種隨信附送印刷品的辦法，對我的推銷一定有效，所以就添印樣報數萬份，照章納費，交給他們隨信附送，這一來，就取得大宗郵件計費的優待。而寄出的樣報，每一百份便有三五個訂戶，因此訂戶的紀錄直線上升。第一個階段，訂戶達到八千份，每份收銀元二元，我頓時擁有一萬幾千元現款，在當時可以算得小康了。 望平街的新診所，如期可以遷入，我把它裝修一新。這座轉角上的房子，還有一個圓頂，上面可以扯旗。那時節上海有一個有名的測字先生，叫作「小糊塗」，他女兒是學醫的，因此和我很相熟。他為我揀了星期一可以遷居的日子，我哪裡能等，在星期日前夜就搬遷各項書籍文件一個人住了進去，掛起牌來，次日開始診病。 向來我在四馬路老師家中，每天總有二三個人來找我看病，門診收四角四十文，我遷入望平街，門診收費改為一元二角。在遷移之前，預先約定幾個老病家到我新診所來撐撐場面，不料當天就吃了一個大鴨蛋。到了晚上入睡之時，只聽見人說四馬路大火燒，交通都截斷了，我也無心去探聽究竟。次日一早我走到四馬路，只見數十條滅火喉，都集中在西中和里，原來是中西藥房起火，我老師的診所已被波及，燒到一片平地。我尋到丁師暫住之處去安慰了他一番，丁師向來大度樂觀，面無戚容，說：「你昨天搬出，當天晚上就起火，如果你遲遲不搬出，可能還燒不起來呢。」師生兩人笑了一陣。 回來之時，我細細一想，要是聽了「小糊塗」的話，這天不搬出，那就要燒掉我貯存的六千元郵票。（按：從前外埠訂報多以郵票代銀，但是收了郵票，往往一時賣不掉。）還有一件大事，如果燒去了八千個訂報戶的地址，那就無從稽考，有報無處寄，失盡信用，茲事體便大了。 開業十餘天，差不多天天吃鴨蛋，同學們來訪問我，都說：「你的門診收費定得太貴。」我也有些後悔。不料有一個出售「小小豆腐乾」而起家的陳萬運，開辦了三友實業社，職工有五百多人，他來訪問我說：「我們全體職工由公司請你做常年醫生，月薪訂五十元。」我一口應允，因為這樣一來，房租就有著落，而且天天有人上門，氣氛就不同了。 懸壺應診 盛宴親友 以後，每天總有一兩個到三五個病人到診，心裡就安定下來。這時我用了一個掛號職員，薪水每月六元，還買了一部鋼絲包車，車夫薪金每月八元，從前的鋼絲包車黑漆膠輪，走動時鋼絲閃閃生光，這是我從小就懷有的嚮往。第一天叫車夫接我的母親來，母親開心得笑起來。她到了我的診所中，居然有二三個病人等著，她老人家連吃三筒水煙並說：「我家沉寂已久，你竟然在夷場上設這麼大的診所，應該像像樣樣地請一次開業酒，多年的老親戚要闔家請來敘一敘，這不但門楣生光，而且日後可能會介紹許多病人來。」我說：「遵命。」 我就開了一張名單，已有四百多親友，於是我就到二馬路（今九江路）太和園訂了四十桌酒。四伯父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又開了兩席世交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當過國務總理的孫寶琦，還有兩位太史公，一位是葉柏皋（爾愷），一位是沈淇泉（衛），都是名翰林，名單上有了這幾位前輩，我覺得很是光榮。 四伯父還對我說：「我沒有兒子，你是知道的，歷年來我心目中最關心的是你，想要你做我的立嗣子，不知你的母親同意不同意？」我說：「這是沒有問題的。」四伯父接著就說：「到了那天，應該要有兩個儀式，第一是正式向仲英老師叩頭謝師，補送贄金二百元。第二由我宣布你已經立嗣給我，以後改口呼我作爸爸。」我說：「完全照辦。」 當時上海的菜館，場面都不太大，很少有可以一次開數十席的地方，因此太和園就在廳前大天井中，搭起棚來，張燈結彩，還有執事贊禮的人，同時還請了一班吹鼓手（俗稱小堂名），道賀的客人一進門，就吹打起來，氣氛十分熱鬧。當時上海名流陸伯鴻，對我很器重，由他辦的普益習藝所送來一班軍樂隊，賓客齊集之後，由軍樂隊奏樂，在樂聲悠揚中，舉行雙重儀式。 仲英老師笑到合不攏嘴來，四伯父殷勤招待客人，還由執事高唱定位入席的儀式，丁老師應坐首席，但是他推卻得很厲害，堅決要讓孫寶琦坐首席，因為他老人家官職最高，董康也幫著拉孫寶琦坐下；還有兩位太史公和章太炎師、姚公鶴師等，分坐各席首座，當時上海十大名醫，全體都到，共坐滿了四十五席。筵席費每桌十二元，連了酒水小賬，以及吹打執事車飯茶擔等，共花了六百元左右。 我母親招待許多女客，笑逐顏開，興致勃勃，認為是我大展宏圖的開始，並且偷偷地對我說：「要是你有一個女友，今天訂婚，那麼更加令我高興了。」 我對那天的情況，一切都滿意，就是有一個初戀成熟的女友，我等了整晚她仍沒有來。這位女友是在中西女塾寄宿讀書的，每兩個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曾經徵求她的同意，所以特地揀在她休假的日子舉行這次宴會，料不到她屆時竟然爽約，其中實在有無限的「隱痛」，只是為了她的弟弟有濃厚的「財富觀念」，百端撓阻，深深地刺傷了我的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