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時代生活史 · 第一章 一塊錢儘是血淚

一塊銀元 七錢三分 慘遭逆境 幼年失怙 遷出舊宅 生活艱辛 先學西醫 再學中醫 為師服務 漸知物價 初識丁翁 領教理財 生活困頓 賣文助學 否極泰來 進入鴻運 民國時期，上海外灘 我童年時，是使用銀元的時代。 「銀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銀餅」，這是咸豐六年（1856）上海富商私家所鑄造的。這些富商都是經營「沙船」生意的。所謂沙船，是十丈有餘的木桿大帆船，由北方運鹽到上海，由南方運黃沙到北方。這種黃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作三合土，是建築物的主要材料。這種沙船廠，雇用員工數以百計，每月發工資時，為免稱量碎銀引起爭執，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義沙船廠）、郁深盛（即郁子豐沙船廠）等自鑄銀餅，規定每一餅有白銀五錢。銀餅是用手工打成的。這種銀餅，是咸豐五年（1855）所鑄，我也見過。 後來墨西哥的銀元（俗稱墨銀）流入中國，這是用機器鑄造的，分量更準確。外國人到中國來購買物品，都使用這種銀元。 一塊銀元 七錢三分 銀元每一個，是用白銀七錢三分鑄成，庫秤是七錢二分，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鑄成的，上面有一隻「鷹」，所以又稱為「鷹洋」，因是外洋運來的，文人筆下稱為「番餅」，民間稱作「洋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塊錢稱作「番佛一尊」，足見當時一般人對銀元的重視和膜拜。 鷹洋在清朝時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國在光緒年間大量鑄造了多種銀元，上面有一條龍，稱為「龍洋」。到了民國初年，袁世凱秉政，又鑄造了一種銀元，上面有很大一個袁世凱的頭像，所以後來民間將這種銀元稱為「袁大頭」，簡稱「大頭」。上述數種銀元，在同一時期等價使用。 銀元之下，還有兩種輔幣，第一級是「銀角子」，南方稱為「毫子」；第二級是「銅元」，俗稱「銅板」。這兩種輔幣，並不是十進制，是要跟著銀價、銅價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稱「小洋」。兌換店天天有市價牌子掛出，一元能換銅板多少？那時市價沒有多大上落，銀元一枚，可換銅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銀七錢三分的銀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銀元的交易，重量即達七十三兩，這是不可能帶在身邊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錢莊的莊票，後來鈔票也通行起來了。 可是銀行與錢莊的庫存，仍以白銀為本位。一切用銀元作為流通品，往來結算只是使用銀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銀行、錢莊匯集之區，可以見到行莊的老司務（即工役）背上負著一個黃藤笆斗，漆上了錢莊名稱的黑字，裡面盛著銀元，互相遞解。數目大的要用特製的鐵框厚木箱解款，鈔票就沒有這種麻煩。好在解銀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須兩人才抬得動，搶劫是不可能的。況且那時治安良好，在銀行和錢莊區的警衛也極嚴密，盜劫絕少發生，搶笆斗的事十數年中偶或有之，劫銀箱的事簡直不曾聽見過。 銀元放在身邊，鏘鏘有聲，而且白花花的色澤更是炫眼，所以舊時個人攜帶大量銀元容易發生事故，俗語所謂「財不露白」，「白」字舊時指銀元寶或白銀，後來即指白銀製成的銀元。 鈔票輕而易於攜帶，不會惹人注目，於是鈔票的通行越來越旺，使用大量銀元的機會日漸減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來，都用銀元，十元以上的則用鈔票。鈔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種，百元鈔票我沒有見過。 現在已不容易見到從前的銀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幣，輪廓比舊時的銀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為銀元是九八純銀鑄成，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屬，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純銀還要硬。當時銀元也有假的，是摻和銅質或鉛質製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別的方法，只要拿一塊錢敲另一塊錢的邊緣，真的鏘鏘有聲，假的會發出木木然的啞聲。 還有一種含銅質極少的假銀元，只要以兩手指夾在銀元中心，用口唇向銀元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很輕微而悠長的「殷」一般的銀笛聲，假的就沒有。銀錢業的從業員，在年少學業時，就要練習辨認銀色和各種版樣，以及辨別響聲。銀元越出越多，版樣名稱有二十多種，辨別大批銀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這些技術，就會吃進「夾銅洋鈿」，令人懊喪不已。 銀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規格，有一塊木板叫作「銀元板」，是一塊板上雕出十行半圓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這是銀行、錢莊和大商行中所必備的工具。 點數銀元又有一種方法，是憑兩隻手，右手只拿一塊銀元，左手拿成疊銀元。左手指陸陸續續把銀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塊一塊地敲響銀元的邊，一面敲一面聽，聽到聲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塊錢剔出，於是再敲再數，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著數下去，一百塊錢，不到一分鐘，就把鑑別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較少，凡是逢到一塊錢交易，夥計們首先把這一塊錢向厚木的櫃面上一擲，聲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聲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請客人換一塊，所以辨別銀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識。 銀元時代的生活，講起來，真有一番滄桑史。我就依據自己在這個時代的往事作為出發點，寫成本文，藉以反映近六十年來物價的變遷。 在我稚齡時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個銅元。當時一個銅元，用處極大，可以買糖十粒八粒，可以買大餅油條各一件，或是買生梨一二枚、馬蹄二串。記得小時候，到城隍廟去遊玩，一個銅元可以買一塊百草梨膏糖，孩子們一面吃，一面聽賣糖的人（俗呼小熱昏）唱著各種各樣的歌詞。城隍廟的酒釀圓子，是每碗銅元二枚，吃一碗肉麵是四個銅元，一塊肉又大又厚。汽水稱為「荷蘭水」，每瓶二個銅元。雞蛋一塊錢可以買到一百五十餘只，已經算是很貴的了。 我六歲前，絕少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塊銀元。新年中到九姑母處拜年，姑丈號稱巨富，開設典當七家，姑母見到我非常高興，給我一塊錢作為「拜年錢」，我拿著銀元回來，覺得飄飄然已成為有錢人了。我拿到的那塊錢，又由我姑母剪了一個紅紙「囍」字，牢牢地貼在上面。我明知這一塊錢可以兌到一百多枚銅元使用，但這是我最初得到的財富，無論如何不肯兌換，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時還拿出來炫耀於人，自鳴得意。 我的家庭環境，在幼年時代，是上海縣城內的世家。我父親子晉公合了五房弟兄，在縣城大東門大街開設一家陳大亨衣莊、一家陳錦章衣莊，又開了陳榮茂、陳大升兩家綢緞局。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榮，上海的縣城，以大東門為第一條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寶銀樓、祥大布莊、程裕新茶棧等。我們的店鋪除陳大升綢緞局開設在大東門外，其餘都開在大東門內，當時上海城裡的商業大機構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誇耀我們家的財富，他說：「郭半城，朱一角，陳家兩頭摸。」意思是說姓郭的地產占到半個城，姓朱的占一隻角，姓陳的家宅與店鋪由城內開到城外，兩面可以摸到錢財。那時我們沾沾自喜，自以為了不起。其實這個時期，我家已瀕臨破產邊緣，叔父還蒙在鼓裡，我那時年紀小更不知道。 我們綢緞局的總店，除了鋪面之外，裡面還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約二畝半，我就是出生在這裡。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興），我名承沅（小名阿沅），弟弟其時還沒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綢緞鋪中玩耍。我和店中一個姓章的學徒最為相得。一天，我口袋裡揣著一塊錢，抓在手中反覆把玩，對他不時賣弄。那學徒看得呆了，因為他沒有工資，每月只領月規錢小洋二角，這種月規錢是包括學徒洗浴理髮以及購置鞋襪之用。他見了我的一塊錢，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講：綢緞鋪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過八元；普通的職員，不過六元、四元，剛滿師的學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個年，就拿到一塊錢，真令人艷羨，要好好地保存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隱隱然流露出一種驕傲的姿態。姓章的學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譏地說：「小開！你不要得意，我滿師之後，努力做事，也會發達，到時我的錢一定比你多，而且要買一輛包車（即私家兩輪人力車），那時節我高高地坐在包車上。你這種小開沒有一些用處，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幫我推車，向我伸手要一個銅板呢！」我聽了他的話，氣得了不得，但是他這幾句話卻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個人沒有本領，將來是會成為乞丐的。所以要賺一塊錢，也不知道要流幾多汗血，所謂「汗血銅鈿」即是說當時一塊錢的來之不易。這個章姓的學徒，名榮初，果然在三十年後開了兩家織布廠，又和劉鴻生合設章華呢絨廠，是國產呢絨第一家，成為上海有數的大實業家。 慘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國三年（1914），我六歲，南市縣城商業日益衰落，裘天寶銀樓搬到小東門，我們也跟著在小東門開設了一家很大的綢緞鋪，其實這是孤注一擲之計，我家的命運就靠此一著，不料只開了一個短時期，就宣告破產。從前的商業機構最重信用，雖已破產，一切欠債，仍要全數還清，只有倒出，沒有倒進，所以在還清欠債之後，每一房的家中，便一無所有了。 從前沒有幼稚園，我初時在緒綸公所的學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請的一位塾師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繼而進大東門育才小學，這家小學開設在王家祠堂中，老師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職員有史量才、曹汝霖、黃炎培等（按：現在留在香港的銀行家徐大統兄，製衣業巨子朱敬文兄說起來都和我是先後同學）。一天，我從學校中放學回家，見到父親與母親都在流淚，說是不久我們就要遷出這個大宅，將來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讀書，因為育才小學每學期學費三元，以後負擔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說：「我還有一塊錢，你們拿去用好了。」我的父母聽了，破涕為笑說：「我們儘管窮，不會用你這一塊錢的。」 民國時期，上海南京路 我家店鋪倒閉後，父親鬱鬱寡歡，認為來日大難，於是不做老闆做夥計，到一家大綢緞鋪去當總賬房，月薪十元，他覺得環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著我的小名說：「阿沅，我帶你到夷場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樂一下。」（按：上海縣城中人稱租界為夷場）我就跟著父親搭電車到英租界大馬路（今南京東路——編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簡陋的粵式西餐館進餐，我記得電車到法租界是收費銅元一枚，由法租界進入英租界的電車又是銅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麵包和炸豬排。父親告訴我，牛油和麵包是不要錢的，我就吃了很多，覺得塗了牛油滑潤異常，極為可口。吃完之後，父親又帶我到一家時髦兒戲館去看戲，每客收銅元十枚，兒童是不要錢的。那時節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種風氣，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戲、坐馬車，成為三部曲。我嚷著要坐馬車，父親說馬車是私家設備，出租的馬車，要到跑馬廳旁馬車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費了，於是仍然坐電車回家。 這般的歡樂時光，只過了一天，次日父親以銅元二枚，購醬豬肉兩塊，吃了之後，患上了嚴重的痢疾。來勢兇險，一日數變，請西醫治理，醫生一味搖頭，病勢日益嚴重，經過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長逝。臨終時，有氣無力地說：「阿興要出洋，阿沅要做醫生。」斷斷續續地重複說了幾次，這是我父親對我們兄弟倆的期望，其時我父親只得三十七歲。 我的父親雖有這樣的期望，可是那時我們家中儘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銀元，連後事都無法料理，興哥拿出了他的積蓄五塊錢交給母親，我也把一塊壓歲錢拿了出來，母親號啕大哭起來，大家也跟著淚如雨下。 我的一塊錢，母親沒有接過去，一邊哭，一邊將我的手推開。我手中的一塊錢，本來上面貼有一個紅紙的囍字，受到淚水的浸潤，成為血液般的紅色。母親以為我流了血，哭到暈厥過去，我卻以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聲。待她醒了之後，她囑我將銀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傷感。這些情況，以後我每逢發寒熱做噩夢時，總是呈現出這一幕悲劇。 接著，我的四伯父匆匆趕到，進門便大哭，哭到嘶不成聲。這時我的大姐年僅十六歲，興哥十歲，我六歲，大妹四歲，幼妹二歲，都在童年，而且母親還懷有三個月的身孕，就是後來遺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這般淒涼情景，他安慰我母親說：「一切身後的事，由我來安排。」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親意志堅強，她說：「天下事無不了之局，我也會負起這個重任。」親友們都暗暗著急，如何料理善後；誰都知道這是不可想像的困難大事。 母親在送四伯父出門時說了幾句話，就如何處理的辦法，表達了她的意見。 從前南市世家的風氣，辦喪事都有一個經辦各家紅白大事的人叫作「賬房」，還有一種專管派送訃告或報喪條的人，叫作「執事」。這種職務是對許多世家常年而流動性的服務，往往世襲二代三代地傳下來，對各家親友關係熟識得很。四伯父一出門，立刻去請他們來幫忙，由一個執事星夜分派報喪條，大部分的名單都由四伯父開出，執事對各家的地址瞭然於胸。四伯父對這個執事暗示：此次喪事經濟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頭上通知大家要送現錢。 當時上海的習俗，喪事送禮，都是白蠟燭一對，清香兩股，錫箔一塊，或是長錠兩串，代價不過小洋三四角，比較接近的親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輓聯，代價也不超過二角錢。這次喪儀，親友因得到暗示，紛紛改送賻儀，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幾家豪富的竟送十元，這數目在當時算是很驚人的了。這次收到的錢總數有一百多元，殯葬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那位臨時的賬房先生，和我家有數代交誼，他說：「陳家如今雖然情況不好，但是世家的喪儀不能顯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閉歇的綢緞鋪中全部陳設搬在一邊，由貰器店布置靈堂，要有三道靈門，才夠氣派。」貰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講定租賃器材全盡義務，只花工料兩塊錢就夠了。我們就照他的意思辦理，這一場殯儀，總算做得還很體面。 從前舊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紅白大事，無論你做得怎樣好，必然有人說長道短，妄加批評，特別是一些長輩老太太閒話最多。我母親因為這次父親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兩」。 所謂六斤四兩，即錫箔總重分量一百兩，是代表白銀一百兩的象徵物。當時上海的錫箔都由紹興運來，用純錫打成，價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錫箔，不過用一刀兩刀，每刀重約半兩，大約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紙錠一大簍。六斤四兩就可以折成數十簍，由親戚女眷們，日以繼夜地幫忙折成。這種焚化錫箔的習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於經濟困難，也表示活著的人對死者身後的關懷。 在各親友幫忙折錫箔時，有位老太太說：「子晉公生前吃慣用慣，六斤四兩是省不來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認為：「現在家境如此困難，可省即省，不應這般浪費，花這麼多錢，買這些錫箔有什麼用。」眾說紛紜，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時已很懂事，聽了閒言閒語，一時氣惱，便到後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銅錢」，這種銅錢，既厚且重，每一百個制錢，用紅線紮成一條，每十條名為一串，這是我母親嫁時的「壓箱錢」，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銅錢給大家看，並說：「這六斤四兩錫箔是用我母親的壓箱錢買的，現在還有多餘的幾串，請大家看看。我母親不會浪費銀錢，花無用之物以表哀思，這是應該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說：「這真所謂窮歸窮，家裡還有三擔銅。」這句俗語，是含有諷刺性的，我的大姐聽了就哭起來，母親不出一聲，只是暗暗拭淚而已。 殯儀分三天舉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們照料，「知賓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盤六大碗之多，一切都辦得很得體。當時南市的民風淳樸，在開弔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後來上海商界聞人方椒伯之尊翁），他親自來祭，臨行時對我四伯父誠誠懇懇地說：「你們這一次受到經濟上的大災禍，最主要的就是你們有一塊地產押給我，我催促著你們來贖，料不到你們始終沒有力量來贖，消息一傳開來，存戶紛紛來提款（按：舊時商店，都接受親友存款收息的），存戶一擠提，店鋪周轉不靈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晉公的早亡，我不無內疚。」說罷之後，拿出莊票一張，數目達八百四十兩。他說：「這筆款子是我歷年計算你們利息太厚，現在我就拿這筆錢來作為賻儀，以贖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賻儀，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後，就把莊票移交給我母親。 喪事完畢後，我們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墳下葬。安亭距離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車可以直達，我家祖墳地區廣大，穴位排列五級，能葬五代子孫。有一個祠堂，相當宏偉，堂外有祭田百畝，租與農家耕耘，將租米作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時，我的叔叔說：「你們一家七口，應遷入祠堂居住，以維永久，而省開支。」我母親堅持不允說：「孩子們居住鄉間，將來的教育，便不堪想像。」我的叔叔是一個讀書人，他說：「安亭是一代宗儒顧亭林的故里，讀書是不成問題的。」我母親認為這種見解太不合時宜，所以在葬儀完畢，就毅然決然地拖了兒女回到上海，集合親友說：「我決計在上海教養兒女，將姓方的八百多銀兩分存三家綢緞鋪，以十五年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們的教育與生活就不成問題了。」親友們對我母親的主張都認為有見解，要是我母親沒有這種決心和毅力，那麼我們弟兄姐妹，都成了鄉下人，我們日後每人的歷史也要重寫了。 不久，家中又發生一件悲慘的事，就是大姐體素羸弱，突遭家難，一病即倒，與世永訣，下葬安亭，耗銀元二十餘元。這一事又使我母親傷心不已。這許多事情，我當時年紀還小，不甚了了，母親在我長大之後，總是叨叨不絕地講個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遠難忘。 遷出舊宅 生活艱辛 父親喪事完畢後，我們搬離綢緞莊後面的舊宅，但要找一個新居，問題極大。當時各處的房租，小宅一處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處托人代覓，幸虧有一個老親戚說：「我在薛家浜有一個巨宅，內有四間大屋，假使你們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親就欣然攜帶我們入住。 哪知道，這座房屋雖然很雄偉，後面卻有一條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豬棚，上海大部分的豬肉都取給於是。我們住在那裡，一天到晚，鼻子聞到的都是豬只的臭味，聽到的都是豬只的叫聲，推開後窗一望，見到的都是刳豬的情景，不但滿地是血腥，而且叫聲悽厲。還加上蒼蠅蚊子，成群結隊地向人襲擊，有時蒼蠅的腳上還帶著細小的豬血漬。這般情況，怎樣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親為了節省開支，只有咬緊牙關忍著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飯。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以一個銅元煮青菜一大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二個銅元購「東洋魚」一塊。所謂東洋魚，是紅色的海產魚乾，又稱薩門魚，由日本運來，價廉味咸而耐食。這般的膳食，常年不變，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難得吃到一次「炒肉絲」，即使有肉，肉絲也不過寥寥可數的十幾條。如此清寒生活，就養成了我後來見到青菜就厭，見到魚堅決不吃，一心只想吃豬肉。 當時我們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舊的，三年五年從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長衫，腳上是布鞋布襪，都是我母親一針一針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後，因為距離育才小學遠，學費貴，所以就改進馬家廠浦東小學附屬小學繼續攻讀。從前小學校中，讀的課本只有國文、修身、英文、算術、地理、歷史六本書，名為「共和國小學教科書」，每冊售八分錢，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那時讀書，著重國文和算術，這兩科成績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為在私塾中讀過一個時期，所以國文不成問題；算術考試時，只有四題，只要算得對，總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學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個學期，小學就畢業了。 在初進浦東小學時，我和母親有一個爭執，就是不肯穿布襪，布襪土裡土氣，難看極了，一定要改穿洋襪，洋襪是洋紗織成的，比較好看。母親勉強地答應了，其實那時節的洋襪不過五個銅元一雙，但是穿不到半個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過穿半個月。同學之中，只有一個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楊斯盛的孫子，簡直令全校同學羨慕不已。那時一雙兒童皮鞋，最貴的達一元左右。我在畢業禮的前夕，一定要母親買一雙皮鞋，母親堅持不肯，我盈盈流淚，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塊錢拿去買，但是考慮了幾天，還是作罷。誠如俗語所謂：「一塊銀元像圓台面一樣大。」 小學畢業典禮舉行前一周，母親為我在箱底取出「熟羅」牌綢裁做長衫一件，並且向親戚家借到一雙皮鞋。到了畢業典禮那天早晨，先到理髮店理髮，那時理髮一次，只收銅元八枚。理好了發，我回去穿了新長衫和皮鞋，囊中帶了一塊錢，欣欣然到學校接受證書。同學們見到我周身煥然一新，都對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時典禮完畢，國文老師送了我一張戲票，令我到陸家浜中華職業教育社大禮堂看錢劍秋女士主演的愛美劇《少奶奶的扇子》，這齣戲是根據英國文學家王爾德的名著改編的，這是話劇運動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劇。 散戲後，中華職業教育社散發傳單，招收半工半讀學生，同時還有人領導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實習工場，有一個爐灶，是專門製造琺瑯招牌的，所謂琺瑯，即現在的搪瓷。入學的人不但不收學費，每月還可以領到兩塊錢津貼，我看了很是心動。 那天下午七時，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飯。我穿了那雙皮鞋，來來往往都是步行，很不習慣，好像腳上釘了馬蹄鐵一般。四伯父見到我拿了畢業證書，極為高興。吃飯時，我表達自己的意思說：「想投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琺瑯班，可以賺些錢貼補家用。」四伯父不以為然，說：「我家世代讀書和經商，你卻要去做工，須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賭博習氣，你千萬不可參加，你如果遵從父親的遺命學醫，一切由我負擔，但是也要中學畢業之後，才能進入醫學院。」四伯父的話我只有遵從。（按：現在香港的搪瓷工業的廠主，多數是由這個琺瑯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廠主，在非洲開廠，每年有極大盈餘。） 我小學畢業後，即考入民立中學，學費每學期十六元，校長是蘇穎傑（綽號蘇白眼）。學校辦理得很好，有學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餘，我真不懂，當時每人十六元的學費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寫這篇文稿時見到報載，香港的私立學校今年學費是每學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還有九十多家學校宣告倒閉，足見從前的十六塊錢，價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學的學制是四年，只要成績好，一樣可以「跳班」。我得到國文教師陸澹盦先生（即擅長編劇、力捧「綠牡丹」黃玉麟的人）的幫助，只讀了三年即告畢業。 先學西醫 再學中醫 民立中學畢業後，我決心學醫。最初投考小南門內南洋醫科大學（即東南醫學院前身），這是幾位留日學醫的人創辦的，內中有一位教師是德國留學生，所以這間醫校，可稱是德日派。因為是私人開辦，規模不大，學生也不過二百多人，學費每學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學校來比較，這學費已算很貴，我的學費全由我四伯父負擔。 在南洋醫科大學，我苦讀了一年，對醫學基礎漸有認識。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傷寒症，就請大學中一位教師治療，但是西醫治傷寒並無對症藥物，只是要我靜臥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維他命C而已，不料病勢越來越嚴重。後來家人力勸就診於孟河丁甘仁先生，只連服了五天中藥，熱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對我說：「你學西醫，而西醫不能治癒你的病，現在中醫把你的病醫好了，你不如改學中醫。還有一個理由，你將來學成西醫之後，開業時節，各項設備，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恐怕我都負擔不起，你就做不成醫生了。」 那時節恰好丁甘仁先生創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自任校主，延請謝利恆先生為校長，四伯父代我轉託王一亭、朱福田兩位世伯寫了一封介紹信，投考「中醫專門學校」。當時投考學校，這封介紹信就等於保證書一樣。經過考試後，我即被錄取。 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學費，每學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負擔就減輕了許多，我進了這間學校之後，一心攻讀中醫舊籍，進步很快。 為師服務 漸知物價 中醫舊籍，都是艱深的文言文，常有費解之處，因而又百般設法拜一位國文教師，補習國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鶴先生（曾任《申報》主筆，商務印書館編輯），他在辦理一個法政講習所，我雖然沒有意思去學法律，但是介紹人說：「姚老師要請一個謄寫鋼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機會跟他做這種工作，那麼補習國文的學費可以完全免收。」我聽了能免學費，就很高興地去做這項工作，而且行了一個拜師禮。姚老師對我也很滿意。後來我再拜章太炎先生為師，也是從姚公鶴老師方面發展出來的。 我從姚公鶴老師之後，不但國文大有進步，而對社會關係的接觸收穫更大，因為他的煙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學者相聚傾談，如孟心史、蔣竹莊、莊俞、董康、胡樸安、陸爾奎、葉楚傖、戴季陶、陳冷血、陳布雷、唐駝等。他們所談的或是批評時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豐富的處世經驗，所有談話資料，也有極高深的學問，由此我智識頓開，見聞大增，對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覺得這許多學問都是書本上所沒有的。 舊時做門生，老師的事什麼都要做，除倒痰盂、掃地、整理煙榻、迎送賓客之外，還要幫他購買一切雜物，因此我對物價才漸漸明了起來。 民國時期，上海舊城廂內各類店鋪廣告 其時的物價，又不同於幾年之前了，記得在「老大房」，熏魚小洋兩角可以買到六七塊；「邵萬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兩角，這是最高貴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乾，銅元一枚可買兩塊，粽子糖銅元一枚可購五粒，品海香菸每盒銅元三枚，強盜牌香菸每包也是銅元三枚，小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錫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價九角，開罐出售每十支小洋兩角。 米價日益高漲，每擔達四元兩角，大家覺得「米珠薪桂」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 上海人飲酒，以紹興酒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飲洋酒的人較少，三星白蘭地最昂貴，每瓶要銀元四塊，只有少數富家和妓院中才備有。 我師姚公鶴是吸鴉片的，當時文人雅士多數有煙霞癖，因為並不犯禁。鴉片煙亦公開發售，當時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發商是「鄭洽記」，零售而規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齡」，鋪面好像銀行一般寬闊，門口有闊而且大的紅木櫃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鋪去買煙，其時每一小罐是小洋兩角，鴉片的淨重是一錢。又有一種是香港來的「公煙」，有黃銅製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記不清了。只記得姚老師處，夜夜高朋滿座，要燒掉好幾盒。 我當時已經喜歡買書，可是一走進書店，總要翻上十本書才買一本，普通書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紅礁畫槳錄》和《茶花女》要賣到大洋四角，我雖歡喜，但覺得價昂，無力購買。 初識丁翁 領教理財 我在中醫專門學校讀書的時節，每月由四伯父給我零用錢二元，包括鞋襪及膳費車費。那時一頓午餐，吃得省儉一些是銅元八枚，要是吃得豐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節省出來的只是車費，每天走來走去，很少搭電車。其實那時的電車費，經過華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過銅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錢」的重要，一定要想辦法利用課餘時間賺一些錢。恰好購到丁福保先生所辦的《中西醫學雜誌》，篇末有一則招請抄寫和剪貼工作職員的小廣告，我就跑去應徵。那時丁福保先生聲譽卓著，與衛生家伍廷芳齊名。我見他面色紅潤，一把銀白色的鬍鬚，接待時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風。我說明來意之後，他看了我履歷上寫的國文教師是章太炎、姚公鶴，醫學教師是丁甘仁，即刻就錄取了我。但是我聲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時至六時兩個鐘頭來做工作，初時丁福保先生認為時間太短，後來我對他的工作，貢獻了若干意見，他認為尚有可取，於是破格錄用，議定月薪銀元六枚。就從此時起，我開始自己賺錢，精神上的愉快簡直無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個月，終於拿到了一個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臨時加我兩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我對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興趣，對他既有幫助，我自己也有相當進步。他那時正在編輯一部《古錢大辭典》，書的內容是將古今的錢譜，以及藏家的拓本，詳註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錄」的古錢，都列入這部書中，洋洋大觀，美不勝收。 我對這部書的工作，有兩點貢獻，一是代為收集日本的古錢圖錄，二是古錢的圖式，儘量不採用臨本，一律要用拓本。由於當時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雖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氣概為之一壯。內心有說不出的快樂，外表上也覺得飄飄然，因為當時八塊錢是有很多東西可買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襪之外，還陪母親和弟妹上菜館去吃了一餐。記得那時的「和菜」，四菜一湯是一塊錢。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餘五塊錢。 第二個月開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編《說文解字詁林》，這部書他已出版發行，但是他發覺有不少錯誤，要我把這部書送到章太炎老師處，請他加以評述。章老師原是「小學」專家，他指點要怎樣搜集資料，怎樣改編，他開列出許多有關小學的古籍名目，從此我就天天到舊書店搜集資料，埋頭工作。丁福保先生處雖有好多位舊學人才，但是搜集資料的能力還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賞。 丁福保先生倡導素食，來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備汽車，著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園坊去訪問一個老友。進門時由一個長須老人親自開門，只見那老人家容光煥發，丰神飄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經過介紹之後，林森對我非常客氣，親自倒了杯茶給我。我見到客廳中，只有四張藤椅和一張圓形的藤桌，內室只有一張行軍床（即帆布床），原來這個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時作為居停之用，儉樸如此，出人意外。 林森喜歡搜集小擺設和古錢，和丁氏款款深談，逸興遄飛。忽然間林森說：「我為了調解國事糾紛，要到福建去走一次，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說：「何不到此間著名測字名家丁太炎處去測一個字，再定去留。」林森縱聲大笑，認為測一個字，雖也不妨，但這時局勢有劇變模樣，他的行蹤惹人矚目，便說：「可不可以把這位測字先生請來家中一談。」丁福保說：「不必，自有辦法。」說罷，就請林森口占一字，林森就說了一個「福」字，同時丁福保也說了一個「放」字，叫我坐了汽車到新閘路鴻慶里丁太炎處。 一般人認為丁太炎的「太炎」兩字，是沾章太炎師的光，其實丁太炎的成名，還在章太炎師之前。清朝光緒末年，他在北京的欽天監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時，李蓮英到他那裡去測一個字，他斷然地說：那字是「兩龍賓天」之兆。李蓮英認為荒唐，消息傳了開來，丁太炎被拘入獄。不久，果然光緒與慈禧先後駕崩，攝政王執政後，才把他釋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測字為業。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見到他煙容滿面，形神消瘦，只是兩目炯炯生光，望上去顯得很精明。那時客廳中坐了十多個人等待占卜測字，他好像老吏斷獄一般，對每一人只說幾句話，問卜質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輪到我占卜時，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禱之後拈一個字卷。我說：「我已經有兩個字帶來，只要請先生解釋一下。」丁太炎就對我說：「當壇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帶字來要收兩元。」我說：「照辦。」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問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門遠行。」他見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說：「『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個『祜』字，可見洪福齊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話，更是順利；要是到福建莆田的話，那麼『田』字是『累』字的頭，有些麻煩。」我再問：「有無生命危險？」他說：「沒有。」 接著他又看「放」字，他照例問：「所占何事？」我說：「不知道。」他說：「這個『放』字的一點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簡筆的『萬』字，旁邊是一個『文』字，大約是有一筆錢要想放出去。占這個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話，放心去做可也。」 我覺得他講的話，簡單明了，不覺心動起來，我說：「我也想占卜測字，能不能只付半費？」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說：「占卜一字必須照我的潤例付錢，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說出來，我替你簡單地算一個命。」我就說出：「我的生辰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四日寅時生。」他一算之下，問我要問何事。我說：「問前程。」他說：「你的前程好極了，將來定是一個千萬富翁。」我就笑起來說：「上海富翁能有一百萬的人已經不得了，丁先生大約不知道上海的情況，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綽號程麻皮，也談不上千萬富翁。後來程麻皮為了標金五百秤的投機差額，把全部地產契據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來了。那時黃金十兩為一條，七條為一秤，以此來計算程麻皮的家產也不過爾爾。至於上海最大的民營銀行，是陳光甫先生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最初不過五萬元（按：初稿我寫十萬元，今查書始知資本五萬元）。勸工銀行、女子銀行，創辦資本不過二三萬元而已。所以你說我將來有千萬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陣說：「說不說由我，信不信由你。」說罷，我就告辭了。（按：我當然自忖不會成為千萬富翁，但是照敵偽時代後期儲備票的情形下來計算一下，倒真有千萬元收入，勉強地解說，也可以說是應驗的。） 我對相面、算命、測字，並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對這件事看得很重。對「福」字的解釋，林森拈鬚微笑，點頭不已。至於丁福保先生對這個「放」字的解釋，口頭上不說對與不對，但是觀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對我說：「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髮，並預備水果四式，專程地送給我，我準備把理財的秘訣傳授給你。」我說：「好極了。」 翌晨，我帶了水果禮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進入內室，那間房間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兩人盤膝對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線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談，說是： 一個人讀了一些書，往往對錢財看得很輕，認為是阿堵物，提到錢就俗了，這是不對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財為何事，一生潦倒，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其實，一個人的生存是脫不了錢的，不善理財一世苦。 理財的方法，從來都是老生常談，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於「無知」。要是能夠按照我說的話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傳授你幾個秘訣： 一、擇業要向大眾方面著想，選中一個行業，要專心致力地去「做」，絕對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狀元。 二、一個人不可以懶，一懶百事休，「勤」要勤到與眾不同的勤力，觸類旁通，必然會出人頭地。錢財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當的錢，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賺到了錢之後，一定要懂得「節」，賺十文，最少要節三文，等到所業有成，那麼賺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積下來的錢，籌備更大的計劃，因為「由錢生錢」更為容易。 四、賺錢不易，管錢更難，只會賺，不會「管」，仍舊不懂得理財的道理。能夠理財之後，還要會「用」，會用比會管更難，用得不得當是浪費，用得有意義，才算得是理財家。 這些話講明之後，他又舉出許多當代成功者的故事。我聽了大為感動，我說：「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譯的卻爾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雛》裡面有一句名言：賺十個先令，用八個，一生一世快樂；賺八個先令要用十個先令，一生一世苦惱。」丁氏頷首稱是。 先時，我曾經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園，門票每張為小洋一角，遊船一小時為銅元六枚。兩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興大發，相互「言志」。表兄的終身願望，只希望能夠在洋行中賺到三十元，那時他可以供應一家開支之外，還可以有一輛鋼絲包車，連車夫的工資都在內了。 我說我的志願，希望將來做醫生，每月能賺四十元，已經很滿足了。要是醫生不走運的話，只有進善堂做一個主診醫生，薪水雖不過三十元，也可以維持家庭。 這是兩人讀書時代的願望，深深地印在腦海之間，足見胸無大志，可笑非常，不過那時賺錢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麼奢望。 生活困頓 賣文助學 我在讀書時能夠賺幾塊錢，真是得來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賺幾塊錢不可，於是我處心積慮地想出一個辦法來。當時上海的《申報》，天天有一個副刊，叫作「常識」，刊出後每篇稿酬一元。我就開始投稿，專門寫一些驗方，連續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後，音訊全無，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並不氣餒，只怪自己寫得不好，還是繼續不斷地寫。不料在三個月之後，忽然登出一篇「疥瘡驗方」，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報上見到。領稿費時，只見稿費單上附註了「著投稿人來與編者沈思孚一談」幾個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蘇省教育界前輩。 沈思孚見到我穿了青布長衫，如學生模樣，態度極和藹。他問我的學歷之後，便說：「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瘡，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藥店買成藥『一掃光』來擦，只費了兩個銅元，把多年的頑病就醫好了，所以要見見你。」我就很誠懇地謝他。接著他又問我的境況，我也依實相告，他說：「好，你的稿件儘管不斷寄來，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學時的需要。」我稱謝而歸。 這次領到的一元稿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換錢，當天意興豪發，拉了六七位同學到邑廟「春風得意樓」去吃茶。茶資是銅元八枚，各種小吃，如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又吃掉了銅元二十餘枚，在那幾位同學看來，簡直是一件豪舉。 隔了幾天，我把會見沈思孚的事告訴姚公鶴老師，姚老師說：「報館的投稿人，向來是各有地盤，外邊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這個圈子，很不容易。以後你的稿子讓我先替你潤飾一下，一定還要好。」 否極泰來 進入鴻運 在中醫學校肄業的最後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師處開藥方。謝利恆老師特別為我吹噓，說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別的同學做錄方的工作，總要等候三個月以上，只有我一進丁老師的診所，就為他寫藥方，寫了三個月，丁老師很是滿意。一天，有一個病人拿了藥方到拋球場京都達仁堂去配藥，不料達仁堂的夥計看了我寫的藥方，說藥的分量寫得不明白，拒絕配方。病家打電話來質問，丁老師頗有慍色，要我即刻到藥鋪去察看一下，到底錯在哪裡。我見老師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麼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達仁堂，那個夥計指著藥方說：「你們上海醫生寫三錢二錢的『錢』字，都不像錢字。」我回說：「這是我們南方中醫傳統的簡寫法。」他聽了我的話，就說：「我們不識，所以不配。」於是我就和那位夥計爭執起來，我說：「你們雖是北京的老藥鋪，現在到上海來做買賣，也應入境隨俗，該把上海醫生習用的簡筆字學習一下。」那夥計竟然倔強得很，把處方一推，岸然不理。於是我就振振有詞地罵了他一頓，我說：「你們要是不聽我的話，全上海的中醫，都不會向你們配藥。」那夥計還是說：「我們不在乎幾張藥方，我們是靠出售藥丸的。」 正在爭執之際，東主樂篤周帶著笑容由裡面走出來，很客氣地問我尊姓大名，我見他態度溫和，氣惱就消了許多。才把這件事情說明，樂篤周說：「你來得正好，我想請你把所有簡筆的字碼，對我們全體夥計解釋一下，以免下次再有這種事情發生。」我見他態度很誠懇，於是就把「錢」「兩」「錢半」「兩半」等簡筆字，寫了一張示範的清單，樂氏就說：「怪不得我們配方的生意寥寥無幾，今後完全要把這些簡筆字學習明白。」說完他就送我一份「樂家老鋪」四字的拓本，原來這四個字是明朝權相嚴嵩所寫。 我拿到這個拓本，很是高興，我又把他們的藥丸仿單加以評述，我說：「你們這張仿單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樂篤周很虛心地請我進入內室，問我：「這張仿單由明代沿用到現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說：「仿單原文語句陳舊不明，而且對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樣能看得懂？」樂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門，而且說：「明天要來拜會丁老師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樂篤周果然來見丁老師，隨帶百元面額莊票一張，並說：「你們的陳師兄光臨小店，經他一番指示，茅塞頓開，所以我除了親來道歉之外，奉上此區區之數，希望老師請一個人來為我們把全部丸散仿單修改一下。」那時病人很多，丁老師匆匆地接過了莊票便對我說：「既然你主張要他們修改仿單，那麼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時的一百元，真是一個可觀的數目，我接收了這筆錢，不覺頭都有些暈起來。 丁老師把這事交代清楚之後，又在百忙之中，親自送樂篤周出門，這是很難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師說：「樂篤周家私百萬，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後該對他要多多聯絡，他們北方人是最講究禮貌的。」 我把達仁堂的丸散仿單修改補充，又經醫界名宿余繼鴻老先生潤飾之後，工工整整地謄寫成冊，送給樂篤周。樂氏一邊看，一邊贊說：「陳師兄，你能不能再幫一個忙？我想請一桌酒，邀請幾位上海名醫，你可否為我做一番聯絡工作？」我說：「丁甘仁老師向不應酬，人家發請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絕不會坐下來吃到席終。不過我有一個辦法，這一次我憑空受到你一筆墨金，應該由我來出面，而且要預備上好煙土，那麼丁老師自會欣然光臨。」樂篤周大喜說：「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時我另外備法國名酒和雲南小隻『馬蹄土』。至於在哪家菜館，和請哪幾位名醫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時節上海的北方菜館「會賓樓」「大雅樓」，一席酒是銀元十元。廣東菜館在虹口有「會元樓」，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有一家「鴻運樓」，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魚翅的話，就要加四元，因為他們的白汁排翅是馳譽全上海的。 鴻運樓向不講究裝修，恰好這時他們剛油漆一新，老闆在內室有一間煙房，專供自己吸菸的，因為他們有這個設備，所以就訂下了鴻運樓。鴻運樓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煙房，初時頗有難色，後來聽到我備了「馬蹄土」饗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說：「煙房儘管借給你，不過我也想香一筒。」我說：「可以。」 所謂「馬蹄土」，形狀就像馬的足蹄，是印度產的最上品煙土。價格最貴的時期，一兩馬蹄土相等於白銀五兩，不是豪富階級是吃不起的，而且出產不多，物以稀為貴，更抬高了它的身價。 丁甘仁老師聽到我要宴客，也很高興，再聽到有馬蹄土饗客，更是歡喜，他說：「這個土一定要拿到我這裡來熬煮。」姚公鶴老師聽到這個消息，也要參與其盛。還有謝利恆老師、惲鐵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樂篤周盛裝而來，見到當時上海的名醫，一個個應邀而到，他更高興，每人送吉林人參一兩，當時這種參的售價每兩是銀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價，吉林參每兩為港幣一萬三千元，而且看來還有直線上升之勢。） 這一次在鴻運樓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請客，幾位前輩在席散之後，大家魚貫而入內室，吞雲吐霧，談笑風生，直到深夜。我所費的不過十二元幾角，樂篤周的煙土和洋酒所費比我費的還多，但在他覺得收穫很大。 這次宴會之後，我自己計算一下，我在銀行中的積蓄，已經有了兩百元以上。這個數目，在當時已是很可觀了。這是我後來實行創業計劃的基礎。隔不到幾年，境況完全改變，都是從這兩百塊銀元開始的。所以我對鴻運樓這次宴會，認為是我否極泰來，進入鴻運的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