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頭經 · 論翻譯——給魯迅的信

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裡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劃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洛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20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只是「紗籠」（salon）里的哈叭狗。現在粗製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麼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歷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裡，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麼能夠「達」！ 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裡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麼，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蒙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洛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洛文學，暗指著普洛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洛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洛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著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 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只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洛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只是梁啓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裡，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1925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游擊隊」，「游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裡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裡面，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只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里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裡面，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麼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裡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於「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說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只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面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面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 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為怎麼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並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裡，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這裡有各種人不同的口氣，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並且這並不限於對白。這裡，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只不過愈加加重我們的任務，可並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務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幾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著原文讀的只有很少幾段。這裡，我只把弗理契序文里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著序文里的次序，編著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著號碼到書上去找罷。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裡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有一種—— 「對於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確些： 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 「渴望著一種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個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麼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種時候，極大多數的幾萬萬人，還不得不過著這種原始的可憐的生活，過著這種無聊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生活，——怎麼能夠談得上什麼新的極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骯髒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唉聲嘆氣的聲音，他愛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為——甚至於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為。」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仿佛什麼也不曾有過，」——華理亞想著，——「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麼沒有快樂呵！」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種苦惱，這是憂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惱，——他這樣苦惱著的想：他已經27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鐘，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它一過，而以後，看來也沒有什麼好的……（這一段，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木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直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皤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麼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為他無論什麼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心裏面，所以，他想著他的痛苦是因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夠不信任他，不能夠不服從他的。」 （七）「開始的時候，他對於他生活的這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願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奮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裡比俄文原文多了幾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於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九）「……沉默的，還是潮濕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疏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面走著的人一樣。」（這裡，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 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確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裡，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於：（一）丟掉了「甚至於」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贊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於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產生。這裡，葬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這意思是指著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著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裡面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著「人類」。萊奮生渴望著一種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仿佛是一般的渴望著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鬥爭過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諦克……等等不同的人物。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眾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傘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確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確，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於翻譯問題，對於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爭。 J.K.193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