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在「新中國三十五周年電影回顧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1〕 開這麼一個會，總結一下經驗，對今後的電影工作很有好處。我在1979年寫過一篇文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最近，我在《世界博覽》寫了一篇關於三十五周年電影回顧文章；11月在《大眾電影》寫的一篇短文章，也是講的三十五周年。這個會議是個學術討論會，從拿來的材料看，大家的發言都涉及很有學術性、理論性的問題。 一 這三十五年是我們親身經歷過來的。籠統地講，三十五年來是有成就的，但是道路也並不平坦。我想這個三十五年應該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第二個階段從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個階段是從1976年到1979年；第四個階段是從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五年多。 第一個階段應該充分肯定成績，許多事情都是解放以前不能想像的，我們建立了幾個老廠，部隊有了八一廠，還建立了科教片廠、美術片廠、新聞片廠，成立了電影家協會，辦了雜誌，還有一些基本建設，包括翻譯片廠、洗印廠，自己能夠製造機器。過去我們一寸膠片都是從國外進口的，什麼都沒有，更不用說自己製造攝影機。這十七年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也應該講拍了一些好片子。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個空白，從1967年開始三年完全沒有拍戲，以後是一年拍那麼幾部，幾乎是空白。拍的也是樣板戲什麼的，不去講它了。這是對電影大破壞的十年，電影界人死得最多，受打擊的最多，破壞也最厲害。 打倒「四人幫」以後的三年，是徘徊的三年，步履艱難的三年，從政治上說是「凡是派」的三年，「按既定方針辦」的三年。這三年情況比較複雜，電影方面有一些好的現象，也拍了一些比較好的影片，但是沒有太大的起色。 最後這五年，就是從三中全會以來到現在，這是一個大發展時期、大飛躍時期，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最近《經濟日報》在展開一個討論：電影質量不高，經濟效益很低。 電影方面三十五年來走過的這個四階段的道路，現在回想一下，也可以說是崎嶇不平的道路，曲折坎坷的道路。具體地講，包括建國以後的十七年，由於「左」的思想的干擾，每次運動都是電影首當其衝。今年11月份的《大眾電影》上有個表，是關於建國三十五年來故事片（包括戲曲片、舞台紀錄片）的。這個表雖然是些枯燥的數目字，但是很能說明問題。舉一個例子：1950年我們拍了二十六部影片，到1951年降到八部，三分之一都不到。這是什麼道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就是對《武訓傳》的批判。當時沒有搞成整個運動，但用現在的話來講，也是以大批判開路，人人過關。當然我首當其衝，因為這個片子出在上海，當時我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兼文化局長，所以首先在《人民日報》做檢討的是我。人人過關，不僅包括孫瑜、趙丹，還包括寫過推薦《武訓傳》文章的每一個人。實際上對電影的批判，1950年就開始批評了《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接下來是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反右派鬥爭是全國性的，不單是對電影界，但它的起因是從鍾惦棐同志的《電影的鑼鼓》和上海梅朵同志寫的《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這兩篇文章開始的。一開始就是運動，群眾性運動，波及的面非常大。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電影界劃右派的人不多，創作人員中上海的吳永剛、吳茵、石揮；其他主要劃的是寫電影評論的，如鍾惦棐、梅朵這些。 解放以來，從1951年的八部逐漸回升，每年遞增十部，1959年達到七十六部，是「文化大革命」前產量最高的一年。國慶十周年獻禮，的確有幾部比較好的影片，就在這以後，由於反右傾鬥爭，文化部都是重點幫助單位，實際上是重點批判。離經叛道嘛！就是我講的：題材應該廣闊。反右傾鬥爭雖然並不像反右派鬥爭那樣搞群眾運動，但是批了一部分影片，如《上海姑娘》就是那個時期的影片。1959年以後，產量比七十六部下跌，徘徊在五十部、六十部，一直到1963年又有所回升，質量有所提高，其主要原因是1961年北京故事片創作會、1962年廣州會議，周總理講了知識分子問題，陳毅同志講了脫帽和加冕的問題。之後，周總理又對電影界講了幾次話。但影片的產量始終沒有再超過1959年的七十六部。1963年以後又開始下降，因為毛主席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下來了，文聯和文化部開始整風：文化部改組，文聯撤換，接下來就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十七年中可以看得出來，影片的主要生產數量和質量，跟當時的政治運動有很直接關係，而且電影是首當其衝的。 打倒「四人幫」初期，整個文藝界情況都是比較好的，出了一批好的作品，但這三年的路也不好走。當時黨中央的負責人是所謂「凡是派」嘛。「按既定方針辦」嘛！因此思想也不能解放，「文化大革命」中，以及過去受迫害的都還沒有平反，那時荒煤還在重慶圖書館，1978年才回來。這三年是怎麼走過來的呢？首先還是意識形態方面開始的一場辯論，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整個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動。實際上這個話是過去早就講過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在那個時候成為一個問題。「凡是派」是反對這個的，要批的，的確也批過。到什麼時候情況開始變了呢？第一是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四人幫」被打倒以後一個時期不是還批鄧嘛！第二是1978年耀邦同志當組織部長；還有萬里同志在安徽搞農業改革，接下來就是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黨中央領導的方針路線起了個變化。這三年的路是這麼走過來的。打倒「四人幫」以後，電影界是很有聲勢的，有些老的電影工作者恢復了工作，很想搞點戲，也寫了一些劇本。那時候跟我有點關係的有兩部影片，一部叫《法庭內外》，講法制的；一部叫《柳暗花明》，魯彥周等人寫的，寫安徽的農業改革，這個改革還是初步的，只反對「以糧為綱」，農民可以搞副業，接觸到反對頑固派。這樣一些題材的路也難走哇，《法庭內外》差一點被槍斃。反對武鬥的《楓》，也經過許多曲折的。這一段路不平坦，電影界許多人沒有恢復名譽，組織問題都沒解決，沒作結論。「四人幫」時受迫害的人真正平反昭雪，是耀邦同志到了組織部以後才開始的，我們這些人都是那個時候開始才作了結論的，專案組才撤銷，中組部才改組。同樣也是在耀邦同志到了中組部以後才開始對1957年反右時的右派平反，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啊！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著，在經濟方面是農業改革開始，萬里同志在安徽開始搞農業改革，魯彥周等人寫的《柳暗花明》我參加過改劇本，參加過意見。那時候只是還沒有敢講包產到戶，更談不到聯產承包責任制。只開這麼一點口：就是特別貧困的地方或者邊遠地區可以少量地包產到戶。但這個事情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從安徽開始之後，就像野火一樣，全國農業經濟改革起來了。 三中全會以後這五年期間，我們電影界也起了很大變化，1978年不到四十部，以後逐年上升，到去年有一百二十七部。這跟「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革」後三年來比，那是很大的差別。這說明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小平同志一再講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個黨的方針的重要性。六中全會通過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下來就是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耀邦同志在「十二大」報告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指出：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了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束縛，重新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一個大變化。在黨的領導方面，一方面是撥亂反正爭取安定團結，對過去的錯誤平反昭雪，作出正確的結論；其次就是農業經濟改革。到今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好是五年十個月。 這五年十個月中，我們電影界起了很大的變化。從1979年的七十六部到去年的一百二十七部，這是在數量上。質量上也有很大提高，拍了很多好影片，得到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和「金雞獎」的影片，那是拿得出去的、質量比較好的影片。昨天，我碰到我們駐日本的大使宋之光同志，他講，這一次在日本舉行中國電影周，拿出去的《大橋下面》、《寒夜》等相當受歡迎，特別是《大橋下面》，曾擔心日本人不接受，但在東京、大阪都是賣站票。所以這五年多時間裡中國電影的確起了很大變化。這個重要變化就是反對了教條主義束縛，解放思想，發揮了電影工作者的積極性。最近國家體委有個材料，建國三十五年來我們獲得的獎牌有三分之二是三中全會以後的五年中得到的，這跟我們電影方面的情況差不多，從數量上講，每年拍一百二十多部是沒有問題的。 回顧三十五年來的情況可以看出，電影事業能不能發展，電影質量能不能提高，主要看政治上是否安定團結，看黨的政策符合不符合人民群眾的需要。要反掉教條主義，反掉條條框框的東西。1978年、1979年作家協會開會時候我曾講過，「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電影裡是沒有什麼講戀愛的，記得長影拍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是講戀愛的。其他講戀愛的當然還有《梁山伯與祝英台》、《天仙配》，但那是講古代戀愛的，而現代題材是不能講戀愛的。我總記得，《青年魯班》這個戲拍出來以後，其中有一段戀愛的情節還是我剪掉的。這不是條條框框嗎？粉碎「四人幫」以後就不可收拾了，1981年和1982年每一部戲沒有戀愛簡直不成了。這也是一個「物極必反」的情況。但總而言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揮電影工作者積極性的時候，黨的政策對頭、人民群眾擁護的時候，我們電影事業的潛力就可以得到大大的發揮。 二 我們的經濟改革，我在外事工作中所接觸到的外國人，不管是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沒有一個不講中國農業問題解決了、十億人口能夠吃飽飯是個奇蹟。我們今年生產糧食四億噸，八千億斤，這個數字是了不起的。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十月革命到現在六十七年了，它的糧食問題沒解決，它只有兩億多人口，今年向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進口糧食是四千五百萬噸，六十億美元，占它出口貿易額收入的四分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儘管老吹「以糧為綱」，但糧食不能解決，而現在糧票作用不大了。為什麼農業方面起了這麼大變化？還不是衝破了舊的框框嗎？過去一個農民要種什麼東西，不光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連個人三分兩分自留地都要管著的，管死的。1965年，我在山西搞「四清」的時候，我住的農民家裡在自留地種西瓜，生產隊長來制止，而且後來把他已經種上的西瓜全拔掉了。這個農民還有什麼積極性呢？自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民的積極性增加了，副業起來了。更進一步的一個大創造，就是鄉鎮企業。農民離開土地到鄉鎮辦工廠。鄉鎮企業辦一得最好的是江蘇。我今年到蘇州、常州、南京看了一下，那個地方一個鄉的鄉鎮企業收入上億，甚至兩億。農民辦家庭工廠、辦集體工廠、辦旅館、辦交通、辦文化館、辦放映隊的很多。使八億農民富起來這是一條；第二條是農民富起來以後，離土不離鄉，到鄉鎮去辦企業，這就達到了我們過去老講的但是空講沒有實踐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縮小。今天從報上看到，河北兩個農民辦的工廠的廠長到北京舉行答謝宴會，請知識分子。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改革說得很清楚，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從農民開始的，農民先富起來了，逼著城市非搞經濟改革不可。這次城市經濟改革當然困難一點，大概三年到五年的時間開始見成效。「十二大」講到本世紀末翻兩番時提到，只要我們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翻兩番是可能做到的。因為從1982年到本世紀末還有十八年，如果翻兩番的話，工農業總產值每年要增加百分之七點二。而工業發達國家像日本和西德，每年最多增長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我們要在十八年內每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二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從「十二大」到現在只有兩年，今年年底就可以提前兩年完成六五計劃。我們現在工農業總產值每年增長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多，今年大概是百分之十，是很好的年成，歷來所沒有的。這個勢頭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明年還可以更好。所以，今年國慶小平同志明確地提出，我們現在可以說，可以做到翻兩番。這個數字不小嘞！1982年開「十二大」時，國民經濟總產值兩千五百億美元，翻一番是五千億，翻兩番是一萬億。與世界先進國家比比，美國是二萬億，日本不到一萬億，蘇聯是一萬億多一點，我們中國到本世紀末達到一萬億，那麼已經跟先進國家差不多了。但是我們只能達到小康水平，因為日本只有一億人口，一萬億的話，每人平均一萬美元。我們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少，年收入八百到一千美元。爭取再用三十年至五十年，到2050年，我們人民平均收入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小平同志說翻兩番不算我們偉大的雄心壯志，我們的雄心壯志是在下一世紀五十年（2050年）趕上或接近世界水平。對這個事情我們現在應該有認識。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我們對黨和國家前途的信心，對於我們事業的信心。三中全會以後，決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農業改革或是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裡面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的突破。這個話不是我們單獨講的。羅馬尼亞的報紙、南斯拉夫的報紙，甚至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都是這樣講的。中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業改革所出現的景象，美國報紙認為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不露聲色，不搞運動。假如保持這樣一種勢頭，我們國家的前途，我們的電影事業的前途是完全可以改觀的。今年10月4日，中央領導同志跟香港來觀禮的英籍華人的一次談話中講到：我們中國有句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是孔夫子講的，這句話有一定道理。因為我們中國到了建國三十周年，就是1979年，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四十而不惑，今後十年里，我們這條路不會有什麼改變了。這個小平同志講過不止一次了，我們「對內搞活，對外開放」這個政策，不是不會變，而是不能變。這條路線對了，人民擁護，那要變也不可能。過去不是農民窮嗎？農民窮了幾千年，從中國第一次農民革命，陳勝、吳廣起義，每次換朝代都是農民革命，農民窮了幾千年，如今在短短不到六年的時間裡，中國八億農民開始生活好轉了，富起來了，特別是沿江沿海一帶的農民，不是萬元戶，五萬元戶，十萬元戶都有嗎？不是湖南有兩戶農民開了個旅遊車到北京來旅遊嗎？這個事情中國歷史上有過嗎？沒有吧！這樣的例子外國有沒有哇？沒有吧。蘇聯搞了六十七年，農業部長不知換了多少，農業始終沒有辦法。他們儘管和美國搞得很壞，但也非要向美國買糧食不可。因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就是美國。所以有這點認識，我們電影事業只要真正地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十二大」的方針政策來做，那我們的前途是很可觀的。現在整個國家形勢很好，比我們預想的要好，甚至於好得多。而回到我們本行來講，我們電影的情況怎麼樣呢？不僅跟農業不能比，跟工業也不能比。我們電影是落後了，這一點是應該承認的，假如不承認這一點那是不行的。儘管我們電影的部數到了一百二十七部，但是質量不高，這是我們每年都要講的。一百多部中真正拿得出來的，三十部到三十五部頂多了。絕大多數是平平庸庸的，甚至有些是不好的，勉強通過，政治上沒問題，可以放映，但實際上片子質量很低。質量不高，經濟效益很低。《經濟日報》登的是每年以兩千萬次的人數下降，電影的發行拷貝數增加了，經濟效益下降，這為什麼？現在文教口四個部門，教育、衛生、體育、文化，走在最前面的是體育。我們今年奧運會得了那麼多金牌，全國人民都振奮。為什麼體育進步得這麼快，這就是一個搞活的問題，一個對外開放的問題。女排三連冠，早在1965年，周總理請了大松博文來當女排教練。我們的球隊，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大量到國外去比賽，他們比較開放。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還有領導重視。每次參加比賽回來，各個省市委都要發獎的，工資上升一級，當三八突擊手，當勞動模範，這在我們文藝界沒有吧？我今年8月在煙臺看了奧運會比賽後，我用化名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文章，我說，為什麼體育健兒回來以後，體委領導同志到飛機場去接，甚至國家領導人到飛機場去歡迎，回來後各省、市都要給他提高工資一級，給予勞動模範稱號？為什麼我們文藝界對得獎的沒有這樣？文藝界胡曉平唱《繡花女》在匈牙利得獎，今年張建一、詹曼華都得獎，為什麼也沒有領導重視？為什麼體育是這樣的？當然後來文化部也給了一點獎，但是省、市好像沒有。我們浙江給張建一提升了一級工資。我們的電影工作者可能是低薪裡面的低薪吧？我去年問過電影演員劉曉慶一月工資多少錢，還是五十幾呀？她說：現在加了一點，六十多元。我們電影在國外得了獎，國內有沒有獎啊？文化部有獎，給幾千塊，但還是平均主義的，大家分到一點。這次女排三連冠，國家體委給袁偉民一萬五千塊，給郎平、張蓉芳一萬三千塊，其他各隊員根據功績大小、貢獻大小都有獎金。這個文藝界有沒有？更重要的還有這麼一條，在我們文藝界裡，為什麼歌唱家、鋼琴、小提琴、芭蕾舞在外國可以得獎，為什麼電影真正要得到大獎是很難的？我們得到一些特別獎，是有點照顧性質的。《光明日報》今年11月1日登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座談會文章，他們講到古典音樂、體育可以上去，而其他方面上去慢，主要因為這些跟實際沒有關係，跟改革也沒有關係。其他的就管住了，管得最厲害的大概是電影跟話劇，當然短篇小說也經常挨批評，長篇小說挨批評就比較少，因為長篇小說究竟沒有什麼人去看，沒有被發現。我最近看了一篇長篇小說，山西的柯雲路寫的，叫《新星》，二十三萬字。我看了這樣的東西，感到如果拍電影准通不過。因為他是寫一個三十多歲的縣委書記，到一個最保守的縣裡單槍匹馬與各種勢力作鬥爭。三中全會以後，文藝工作者是不是真做到思想解放了？領導上是不是真正想把文藝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我想遠遠沒做到。為什麼沒做到？就是「十二大」提到的那個「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文藝界還沒有完成。因為要破這個東西必須要清算「四人幫」，要徹底否定「文革」。我們文藝界，至少我們全國文聯整黨裡面根本沒提徹底否定「文革」，當然更沒查「三種人」。現在第一期整黨已經結束了，如果不徹底否定「文革」，必然還有「大批判開路，人人過關」這東西，一部小說有點毛病，一部電影有點毛病，就東推西擋。上海《電影新作》的一位記者訪問我，我說，電影沒有好劇本這個問題是有的，但是有了好的劇本不敢拍也是個問題呀。《人到中年》不是幾個廠推來推去，結果長影拿去了，得了「金雞獎」。這樣的事情很多呀！這個問題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叫做領導上要放權，政企分開，讓廠有獨立自主權，拍哪種片子，哪個人來導演，選哪個劇本，要有這點權，這就是農民的自由種植，願種什麼就種什麼。第二，創作人員自我鬆綁，創作人員自己把自己捆死了，要自我鬆綁，創作人員不敢放手，這也是有的。有的戲照邏輯發展下去不應該是這樣的，結果是這樣改了。為什麼呢？還是一句老話：心有餘悸。現在創作人員，包括導演、廠長，心有餘悸，怕，怕出問題。還是那個「但求政治無過，不求藝術有功」。今後運動是不搞了，也搞不起來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但是大批判開路是可以的，組織幾個報紙來批，這可以的。我與劉曉慶只見過一兩面，劉曉慶寫了一篇《我的路》，要批。我問《中國青年報》是什麼理由，說是批兩條，一條是個人奮鬥，第二條叫做自我吹噓。於是我就很奇怪了。我認為現在的青年人不管他自我奮鬥也好，集體奮鬥也好，他肯奮鬥還是好的。現在怕消沉，不奮鬥，這就麻煩了。一方面反對個人奮鬥，一方面又鼓勵自學成才，這到底怎麼講法？這自學成才不是個人奮鬥嗎？自學成才你沒人幫助啊，這就要批，後來又說可以不批。究竟怎麼一回事啊？ 這個事情如果不改變，怎麼能使電影工作者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起來？我在30年代就開始搞文藝工作了，我可以講，今天的青年人、青年的文藝工作者，比30年代強得多。現在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一方面可以說是最不幸的三十年。現在三十五歲的青年，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他六歲時碰到反右派，可能是爸爸、媽媽挨上了；他到十歲左右碰到大躍進、大煉鋼鐵，搞得飯吃不夠；正要進大學的時候，碰著「文化大革命」，插隊落戶到黑龍江，到內蒙。這麼一些青年人，他們還有這麼大的勁頭來探索，來努力地搞。當然有個別壞的了，刑事犯罪也有，但絕大多數都很好。現在三十來歲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比我們30年代強得多，不管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強得多。在這麼一種情況下，農業可以上去，工業可以上去，為什麼文藝不能上去？要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來。就是我們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還有這麼一股可怕的東西，還是害怕，廠長也是明知這個片子好，但是不敢拍，這有的吧？明明有個好劇本，導演也不敢拿來，也有這種情況。究竟什麼原因？我們現在搞「四化」，可以拿《西遊記》唐僧取經來比一比。唐僧帶了個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去取經。豬八戒品質並不好，沙和尚能力並不強，最能幹的就是孫行者。而這個唐僧對豬八戒、沙和尚不太管，他就管這個孫行者。孫行者當然有時候也發脾氣，也不聽話，唐僧有一個辦法就是念緊箍咒。那個緊箍咒偶爾念一遍也可以，真到孫行者不聽話的時候念，但你天天念這個，孫行者的積極性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發揮的。孫行者的積極性不能發揮，唐僧也不可能到西天，因為唐僧主要依靠孫行者。我們這個國家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如果起不來，四化是沒有希望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後小平同志講：城市經濟改革一共十條，最重要的是第九條，概括起來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尊重人才。對知識分子如果東一棍西一棍地打，不採取完全與人為善的、幫助的方法來誘導、來幫助，而老是用這種大批判開路的方法，組織那些個報社來批，用這個方法，文藝方面是上不去的。對賈平凹的確當地已經批了，但是他最近寫了三篇短篇小說，寫農村改革的，我看都寫得很好。這樣的青年不應該愛護、不應該尊重嗎？犯一點錯誤就不行啊！電影界情況應該比過去好，這是肯定的。但是要真正符合耀邦同志最近的要求，要大鼓勁、大團結、大繁榮，這個恐怕不行。因為這一類問題我們實際上吃的苦頭夠多了。你們這次看了《關連長》、《上海姑娘》，你們都還覺得很好嘛，為什麼那個時候會被打成「毒草」的呢？康生不是要「拔白旗」嗎？這就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材。現在回過頭來看，瞿白音已經死了，他提出的「皮包公司」確實有道理，他承包一個攝製組為什麼不可以呢？自由選材，自負盈虧為什麼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有人同我開玩笑，說你敢不敢承包？我說假使我年輕二十歲，我准包一個廠，現在沒有人敢出來承包，因為牽扯很多。五六十年前魯迅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他在這篇文章里講：作家、知識分子，一般比較敏感，他常常會講得早一點，別人沒有感覺到他先感覺到，先感覺到了先講，講了就會挨罵。這篇文章在《集外集》里。他舉了個例子，小孩練體操，體操教員叫「舉——槍」，一定要等「槍」這個字出來舉起來才對，你如果在喊「舉——」的時候舉起來就會挨罵，早一點就不行，但是文藝工作者常常早一點。《我們夫婦之間》是1950年拍的，講的是農村幹部到城市，對城市裡面的生活一切看不慣，發生矛盾，以致造成夫妻之間的矛盾。這麼一個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種信息，就是在農村里沒有知識可以，到了城市裡就不行。現在看這個問題沒有錯啊，現在連工人都要補習，要提高到中學水平，農民也要辦學校。1957年王蒙因為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劃了右派，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我看也是一個信息。它反映一個工程師和一個隊長兩人在橋樑工地上發生的矛盾。隊長是什麼事情都要請示，上面沒有話他不辦，所以當洪水到來、橋樑要衝垮的時候，他拚命打電話問上面，上面好容易接通了，橋已經衝垮了。工程師沒有請示，根據實際情況非要搶救不可，他搶救，結果保全了。就是寫這麼個東西：究竟以上面的意志為準呢，還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好呢？這就是一個官僚主義問題吧。1957年不是提出要反官僚主義嗎？那麼這樣一個作品為什麼要批判，就是講得早了點。這個報告文學今天發表不會劃右派了，不會成問題的。這樣的事情很多很多。現在我們搞城市經濟改革是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1984年的事情。但是城市經濟改革在文學裡表現得很早，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不是講的城市經濟改革嗎？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可是受到壓力不小，我替她抱些不平，還換來一些流言飛語，現在叫閒言碎語。這不是講城市改革的嗎？當黨沒有做出這個決定之前，她早了兩年寫了這個東西，就會引起問題。蔣子龍在天津也引起問題的。農村經濟改革開頭，魯彥周等人寫了《柳暗花明》，就是1978年萬里下去的時候。文學藝術工作者一定要早一點，他感覺得快，他覺得這個問題快來了，他先向廣大人民群眾報個信息。現在信息這個話是很值錢了，信息有價值了，農民專門派人到各地去收集信息。但是信息這個話早幾年講是根本沒人理會的。我在四次文代會閉幕時就講了這個問題。我在1977年度文聯全國委員會上就講了80年代是信息時代。這一類問題假如不是從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採取幫助的態度疏導，誘導，而東打一棍，西打一棍，像馬戲團里的鞭子「啪」響一下，嚇你一下，這種辦法不行。馬戲團里那個鞭子不一定真打這個馬，但「啪」一下，馬就嚇得要死。這個也不行，它只能按你的意志辦事，不能有創造性。所以我希望文藝工作者能夠認識我們現在新的形勢，認識我們現在這個好的勢頭，我們黨和國家這麼好的形勢，真正地解放思想，真正地認真學習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我們電影方面也是有前途的。 三 電影質量問題，我認為還是一個思想解放問題，還有「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這種思想。這個問題說起來話長。我也說過很多次，重要的問題在於學習，學習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一點歷史。至於現在電影賣座不佳，經濟效益不高，這個原因很複雜。最近《經濟日報》登了謝晉同志的講話，還有幾家廠長講了，大概都講了發行問題，發行公司一家專辦獨營，這個問題我看現在已經打開，快打破了。你們上海請了各地的發行公司經理，把《花環》 〔2〕 拷貝賣出去三百多個。將來別的省也要這樣搞。最近新華書店的發行問題也打破了，各家自己搞門市部賣書。不單是這個問題，當然還有電影藝術質量不高的影響。我們電影不賣座的原因還有個電視。電視真正妨礙我們電影發行的，大概是這麼幾個，香港的《霍元甲》、日本的《血疑》。那幾天放的時候的確是電影觀眾減少。我問過，演《霍元甲》的那幾天電影觀眾少，他看電視去了。其他電視真正搶我們生意的不怎麼大，當然有影響。談到發行問題，當然這是一個問題，但不是全部問題。問題還在於製片廠的消費。攝製時間長，浪費大，人員臃腫，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影片也上不去。首鋼在鋼鐵工業里是改革最好的一個典型，最近他精簡了一萬幾千人出來。我們這個電影廠，開支大，人頭費大，兩千人，儘管低薪，那也相當多哇，機器還有折舊費，一天不拍戲也要花這麼多錢。現在拍一部戲，可以組織編劇到廠里來寫劇本，寫幾個月；一個導演出去看外景，從南到北，可以北到黑龍江、內蒙古，南到海南島去跑，帶了一批人；挑演員可以走很多地方。當然你也不能說他精益求精不對，但是把這種浪費算在內的話，我們這個電影要賠本。經濟效益低這個問題，我不知講了多少年，人員臃腫，後勤不好，常常為一件道具等著不拍戲。海鹽襯衫廠講「時間就是金錢」，香港一個月拍一部戲，二十天拍一部戲。最近，我在日本問德間 〔3〕 ，我說：你們究竟多少時間拍一部戲？他說，也就是個把月吧。前天我還問了杉村春子，這個老的戲劇家，她現在還在拍電影。我說，你這個電影到底拍多長時間，她說：假如我主演的話，個把月吧。我們現在起碼四個月、五個月是平常的，還有半年、一年的。我們經營管理是有問題，有的是要上面決定改的，比如發行方面，此屬必然，非改不可。但是製片廠本身的人員臃腫是一個問題吧，時間拍得長是一個問題吧，消費大是一個問題吧，消費不好是一個問題吧。還有，這個問題很奇怪：海鹽襯衫廠步鑫生，他一個小廠子就幾百人，有廠旗，有廠歌，他自己指揮唱，有廠標，我們電影廠沒個商標。最近我看了珠影廠的《殘月》，一開頭就是珠江電影製片廠。就沒有片頭，沒有商標。三中全會以後，報紙也起了變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報紙上沒廣告的，現在是整版整版登了廣告，但電影沒有廣告。沒有廣告，電影廣告就登在路旁的廣告牌子上，只有個片名，沒有演員名。我看了不只一個。你懂得個揚長避短吧。比如《寒夜》，我最近看了的，《寒夜》應該有長處吧，巴金，中國第一啊，中國最有名的作家了。潘虹是「金雞獎」得獎者，你這個長處你揚一下，你推銷嘛，你廠要有個招牌。過去電影廠，比如像米高梅有個獅子，「哇」叫一聲。這個東西年紀大的人大概都看過，每個廠都有個商標。而我們有的廠連個商標都沒有。主要演員是可以引人來看的，你不登廣告，人家不知道。別的都有廣告，為什麼電影不能登廣告。「四人幫」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名字的，新聞署名是本報記者，本報訊。現在變了吧，新華社記者某某人，本報記者某某人，廣播也講了這個節目是某某人廣播的。電影沒有，要麼就在電視裡面搞個電影簡介。你要有經濟效益，但沒有經濟打算，不會做生意，輕商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這不光是電影界，從解放以後我們報紙上就沒有廣告了，這說明重生產輕流通，重產業輕服務，所以我們沒有第三產業，都是一家包的，銀行、郵政，都是一家統死地吃大鍋飯，反正你賺錢不賺錢跟我廠長沒關係，花了錢國家補貼，賠了本也沒問題，這個就是十二屆三中全會城市經濟改革里提出的：沒有競爭，而沒有流通就沒有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這是明擺著的。連一個襯衫廠都有個商標，可是我們現在有些製片廠還沒有個廠標。現在我們的人就不願做生意，廠長就應該是個企業家，既能夠選擇好的本子、好的導演、好的演員來拍這部戲，又願意把這部片子推廣出去，讓更多的群眾看，你不在這個方面去下工夫，這是不行的。要提高經濟效益，一方面是精簡。最近鄧小平同志在軍委講了一個老年化的問題，新舊交班的問題；第二個講了一個消腫，就是精簡嘛；第三個是軍地兩用人才的問題。消腫問題，我們電影界也是有的。由於人太多，真正生產第一線的人少，非生產人員和老弱殘兵多，結果經濟效益不高。前年，我就寫過文章說，假如我們現在一部片子以花錢花得多、人多才取勝，這是不行的，藝術質量提不高的。我看了《殘月》，這個片子拍得不錯，演員表演也比較好，但是有的地方根本不需要這麼多人。一個燈會要來這麼多人啊！我看大可不必。我看了以後以為是三中全會以後的元宵節鬧燈會，原來是抗戰前。沒有這麼多人！鄉下哪有這麼多人，哪有這麼多花費呀！現在我們的編制擴大，實在不單是電影，電影當然很突出，京戲也是這個樣子。京戲過去龍套兩個人，包公出來，兩個旗牌。現在我們拍的《徐九經升官記》，一出來宮女四個，老爺一出來四個旗牌，編制擴大一倍。這個對藝術是不是有好處呢？沒有好處。現在還有一種嚴重的浪費，就是這個戲拍完了，這一套衣服下個戲就不能用了，重新再做一套，好像國家的錢，人民的錢，根本不考慮在內。這種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多得很。我認為人事臃腫，後勤不好，管理不善，浪費大，這幾個問題實在是應該考慮一下。因為我們要考慮到，我們現在的膠片全部是彩色片，全部要用美金去買，要用國家外匯去買得來。當然在這方面我們規定很死：1比3.5。外國這一關比我們寬，不計較這個數目，膠片便宜。但我們應該節省的地方沒節省。特別是有的戲可以不用那麼多人。用這麼多人去搞，不僅對影片的質量沒有好處，反而有害處。我看了《殘月》，肯定這個片子不錯，但是我跟曹征講了，我也跟石方禹講了，今後你們看片，這些看起來是小節，但是也要跟他們講，他們沒有經驗。這些問題今後要講，不要怕碰痛自己，碰傷自己。因為「十二大」的報告裡明確講，要徹底清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思想影響。這個「文革」前的「左」的思想，我們這些人都有份。大躍進的時候，不是我也大躍進過！我也「左」過！你不要看我老右，我也「左」過的。過去犯了錯誤，你承認了，這沒有什麼不好。所以我以為應該很好地分析一下，真正認真地學習一下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這個決定有些地方比較難懂，你不搞政治經濟的比較難懂，但是用小平同志的話講，這是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跟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部新的政治經濟學，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一方面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同時馬克思主義根據實際情況也要發展。因為馬克思的經典著作都寫在19世紀中葉，他那個時候還沒有電力，所以我在四次文代會閉幕時講到：列寧宣布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我想列寧現在還活著的話，一定要講蘇維埃制度加電子計算機，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電子計算機，現在電子計算機威力多大啊！牽扯到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人。最近文聯派了個代表團到英國、荷蘭走了一下，那地方美術學院有專門一課叫做電子美術，把色彩、線條、圖樣都儲存在電子計算機里，一個一個打出來，拼合起來，看好了，就定下來，叫電子美術。現在發展到第五代計算機，日本人在搞，與美國人競爭。第五代計算機是一種智能計算機，不僅能計算，能控制，而且能思維，日本的機器人已經能講話。將來科學還要繼續發展。我們假使不學一學新的政治經濟學，將來是不行的。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當然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了，但今天要過渡到21世紀的人應當很好地根據中國的特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拍出有中國特色的新的中國電影，應該很好地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你中國。前天耀邦同志會見一個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問：你們現在物價問題、工資問題怎麼樣？他們比我們關心得多。耀邦同志回答他：我們《決定》裡面講了，工資、物價不合理的部分確實要調整，但不讓人民生活有所降低，這一點你們可以放心。這不是隨便講的，現在黨中央是成熟的，小平同志講現在的黨是成熟的黨，辦事情是妥善的，是按實事求是原則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來辦事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這麼一個思想情況下，很好地學習一下三中全會的決定，把它同我們中國電影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我講三十五年分幾個階段，只是供大家參考，我也是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中國電影不是沒出路，我在這一點上是樂觀的。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現在電視機有四千萬台。我們的電影放映里還有個問題：只算35毫米的，16毫米的沒算，現在農民自己辦放映隊，辦文化館，將來不愁沒有觀眾。電視終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看得到，所以只要我們片子好了，能夠動人，能夠教育人民，而且能夠使人感興趣，那不怕沒有人看。但是問題是，一定要改變過去那一套做法，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獨家經營、沒有人來跟我競爭的，那種情況要變，今後一定要競爭。我是看了《霍元甲》以後深有所感。因為演《霍元甲》的時候，據說是馬路上的人都少了，看電視去了。為什麼道理呢？《霍元甲》片子並不算好啊。為什麼？除去武打之外，主要的還是它的情節。他一集看完還想看第二集。我們電影裡從30年代以來都不大講情節，情節不動人不能吸引人，電影也是這個問題。國慶十周年的時候，我講電影演員要漂亮一點，不是到全國去挑電影演員嗎？而「文化大革命」受批判的一條——選美人，這個對不對呢？我看對嘛！昨天宋大使給我講，我們這次六位電影演員出去 〔4〕 ，把日本電影演員壓倒了，比他們漂亮得多。很漂亮，這也不算錯啊！我以為今後要讓觀眾看好看的。歡喜看，願意看下去，吸引人，要有情節，要有適當的娛樂性。過去不講娛樂性，也是「左」的傾向。你這個電影究竟不是上課，不是聽報告，它是靠娛樂，寓教育於娛樂嘛！你沒有娛樂性，有什麼辦法？ 今天我把我所看到的、我所想到的一些問題，講一點意見，供大家參考。最後，我還有個建議：你們是不是把1956年舍飯寺會議討論的方案找出來再看一看。那個時候我們派了代表團，司徒慧敏、蔡楚生到南斯拉夫、義大利走了一下，回來以後搞了一個方案，那個東西基本上是「三自一包」：自由選題，自由結合，自負盈虧，導演中心。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攝製組。這個方案要找出來看一看。我認為這個方案還是可以做的。 注　釋 〔1〕 　本文是夏衍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舉辦的「新中國三十五周年電影回顧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未公開發表。 〔2〕 　《花環》，即《高山下的花環》，上海電影製片廠1984年出品，李存葆原作，李準、李存葆改編，謝晉導演。 〔3〕 　德間，即德間康快，日本電影製片人。 〔4〕 　「六位電影演員出去」，指劉曉慶、張金玲、陳沖等人組成的中國電影代表團訪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