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關於文藝創作的幾次談話

〔1〕 戲劇是綜合性的藝術，它和小說、詩歌不同，它不可能單獨存在，尤其是戲曲，它一定要和表演、導演、音樂、繪畫各個方面合作。所以劇作家寫劇本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綜合性這個特點。 （摘自1979年7月，在北京醫院病房和浙江、安徽、上海等地文化幹部的談話） 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不同，精神食糧有更大的選擇性。在生活上，肚子餓了就得找東西吃，沒有米飯，就得吃饅頭、大餅，以及任何可以充飢的東西。甚至有的時候，人為了生存，強迫自己吃東西。可是在精神生活上卻不同。一是不能強迫。因為沒有藝術享受也不會餓死，一個月不看電影、戲劇也可以，不願看的。不愛看的，他可以不看。二是適應需要。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在文藝上，一定得提倡百花齊放，使之豐富多彩，有各種題材，各種體裁，各種形式，讓人們自己選擇。「四人幫」強迫全國人民看八個「樣板戲」，甚至用「集體包場」，把看「樣板戲」作為「任務」來分派，結果怎樣，不是很清楚了嗎？所以，在國慶三十周年獻禮的節目中，一定要力求豐富多彩。要有現代戲，也要有歷史戲和傳統戲。要有反映現實鬥爭的如揭批「四人幫」的題材，宣傳新風尚、新道德的題材，也可以有神話傳說。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建議能寫一些鼓勵青年學科學的戲。 （摘自1979年8月在向陽招待所六樓和文化部獻禮演出評論組全體評論員的講話） 看戲，為了受教育，也為了休息和娛樂，這樣，戲不單要有好的內容，而且要有好的形式。故事情節要生動曲折一點，但是這不等於追求離奇。我看現在有一種傾向，似乎是在追求離奇，編造情節。有些我看是從外國電影、外國小說中抄過來的。譬如寫外國派特務來偷我們的造船圖紙之類，中國造船很落後，外國還會派特務來偷，這不是太離奇了麼？寫事如此，寫人更是如此。把人的性格寫得強烈一點，有特徵，這是可以的，但過了頭，離開了劇本規定的典型環境、典型性格，那就不真實了。寫事寫人，一是要合情合理，二是要有分寸。不論壞人好人，不合情理就不可信，不合分寸就顯得虛假。我認為，一個愛國的，進步的，特別是黨、團員作家，寫劇本得考慮到社會效果。現在社會上風氣不好，而戲劇、電影中人物的動作、語言、服飾……觀眾都是要模仿的。例如在劇本里很細緻地描寫一個青年如何偷人家的東西和調戲女人的過程，用形態表現出來，我看它的社會效果，是值得考慮的。 （摘自1979年9月2日，和文化部獻禮演出評論組部分評論員的講話） 一切事情，都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當然，文藝作品允許誇張，但也不能隨心所欲。寫人物，特別是用真名真姓的歷史人物，例如寫楊開慧烈士，你就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環境，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她本來的性格特徵。細節可以虛構，大的歷史事實不能有一點虛假。這兒有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近年來不少寫老一輩革命家的劇本，用嚴格的歷史唯物主義來看，歪曲歷史、從而損壞了老一輩革命家形象的情況是不少的。 （摘自1979年9月在北京醫院病房和文化部獻禮演出評論組部分評論員的談話） 為烈士寫傳記，介紹烈士的生平，不能隨便加東西。我是聶耳入黨的介紹人。三十年代，有一天，我在明星影片公司攝影棚旁邊一間小屋裡，單獨和他談話。我說：你要求人黨，黨已經批准了，今天黨派我來告訴你，吸收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就根據我提出的要求，宣了誓，我就是唯一在場的監誓人。「情節」就是那樣簡單。對此，決不能為了表現聶耳宣誓入黨時的熱烈氣氛，編造一個群眾場面，如果由於對過去不了解，誇張了一點，也許可以原諒，但是為了「有戲」，而捏造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能的情節，那就不對了。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醫院病房，接見聶耳的弟弟和侄女以及雲南省聶耳紀念室工作人員時的談話） 有人說，現在寫戲不容易，觀眾對戲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同時，有些看戲的人很敏感，也會作這樣那樣的聯想。這可能是林、江反革命集團肆虐時期用「影射」來羅織人罪名的後遺症。不過，我想這也不必怕，只要我寫的戲裡的人物性格是合乎邏輯的，合乎劇中歷史環境的，那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圖寫下去。作者要傾聽群眾的意見，但自己要有主見，不能隨波逐流。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醫院病房，與陳白塵、呂恩等談話） 現在話劇界出了不少好戲，當然不可能說都是十全十美。就是發表了的，也可能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我認為有爭論不是壞事，只要基本上是好的，對人民有利，藝術上過得去，那麼即使有點毛病也可以演，可以聽觀眾提意見後繼續改進。我認為當前的情況是評論落後於創作。有一種壞風氣，要麼捧，要麼批，還有一種是先講一大段恭維話，然後加一句：「當然，這齣戲也還有不足之處……」 （摘自1980年11月在北京醫院和《劇本》月刊風子等的談話） 出大百科全書，在中國還是破天荒，不過做起來確實不容易。一定要一個比較精幹的班子。就是除了負責撰稿和編輯的之外，還要有一個「智囊團」，要有善於出點子，善於「知人善用」的人。在文藝方面，一定要和有關業務部門的專家保持密切的聯繫。電影方面，影協和《電影藝術》編輯部的同志都願意出一點力，我以為一開始還要作一些細緻的調查研究。即使過去上了書的，是否真實，是否有代表性？不能濫竽充數。對於人物介紹，正反面人物都應該讓他們有適當的地位。 （摘自1979年8月在北京醫院病房和大百科全書出版杜顧明等的談話） 現在文藝界的首要任務，是團結，是求大同存小異。小異總是會有的。各種見解，各種流派，各個問題的爭論，要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人都會犯錯誤，都會有缺點，對作品提意見，尖銳一點也可以，但應該是善意的，而且要實事求是，不憑意氣，不傷感情，目的是為了提高質量，改進工作。這是個艱巨的任務，也是必須儘量做到的任務。周揚同志在全國四次文代會上說：「流派一定要有，宗派卻千萬不能有。」從三十年代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過教訓的。 （摘自1979年11月在北京醫院病房和陳沂、王家揚、吳祖光等的談話） 《秋瑾》這個劇本，希望能搞好。這個題材，從清末到現在，不少人寫過。我過去寫的話劇。自己也覺得不很滿意。我當時還有個困難，就是可靠的資料太少，今天你們有了較好的條件。柯靈同志的電影劇本是改得不錯的，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老作家，又是紹興人，你們可請他出點主意。我的想法，最主要的一點是：一定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不能用今天的思想水平去要求秋瑾，任何一個人都受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實事求是，不要「拔高」，也不要「求全」太過。 （摘自1979年11月，在寓所和沈祖安的談話） 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和短處。從事創作的人，也應該根據自己的缺點』發揮自己的長處．克服或者避免自己的短處。黃宗英本來是話劇演員，但她寫的散文很好。過去寫的一些不說了，前一時候寫了一篇紀念上官雲珠的文章，也很感人。最近聽說上影要她寫聞一多的電影劇本，我有點不放心。因為第一是她沒有寫電影劇本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她對「一二·一」事件前後的情況，對當時在昆明的鬥爭不一定能理解。 （摘自1980年4月，在寓所和電影界同志的談話） 我是浙江人，出生在杭州，但是很早就離開故鄉，以後回去的機會也很少。我已經是一個鄉土觀念很少的人，但是，對故鄉總還有點感情。據我知道，浙江在三十年來，文化上是有成績的，戲劇創作上，出了不少好戲。今天也有許多老同志、老同事，有的在華東文化部時共過事，有的在北京接觸過。在美術界，我應該向一些同志道歉，五七年的那次運動中，我是美術方面的領導成員。儘管我後來也被整過，被「四人幫」關押過，但是對過去自己參與過的事，功過得失，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不能完全上推下卸，或者推給客觀，說我無能為力。今天文藝要繁榮，要發展，一定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我想，我們浙江的同志如果能堅持這一點，我們的工作還會有更大的成績。我今年八十歲了，今天能見到這麼多家鄉的同志，很不容易。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應該悲觀。我們為了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一定要加強團結，也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再搞形上學。 （摘自1979年11月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和浙江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全體代表的談話） 我從事文化工作的時間確實不短了，但是缺點很多，犯的錯誤不少，但是，我也從錯誤中得到了一些教訓。在這次文代會上，回憶過去，展望未來，我以為有許多教訓可以作為今後改進工作的借鑑。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一定要認真地、系統地進行研究。要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來研究，也要聯繫到每一時期的具體環境（國內、國外的條件）來研究．浙江自古以來文化就很發達。遠的不講，魯迅、茅盾、郁達夫、胡愈之都是浙江人。有人說浙江「文化外流」，其實，外流了的也不會改變他們對故鄉的感情。因此，我十分希望省內外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為繁榮我們故鄉的文藝事業而共同奮鬥。 （摘自1980年4月在寓所和沈祖安的談話） 注　釋 〔1〕 　原載《戲文》1981年6月創刊號，發表時有編者按：夏衍在1979年和1980年期間，在與文化界人士接觸中多次談到文藝問題。這裡選登的，是他多次談話的摘錄，在發表前，又經夏衍親自刪節和勘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