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重讀《創新獨白》

〔1〕 ——悼念瞿白音同志逝世一周年 去年10月，正當全國第四次文代大會召開前夕，得知瞿白音同志因病又住進了醫院。由於他是一個長期病號，因此我想經過一段時期的治療，可能還會來京參加這次盛會。可是，就在大會開幕的第三天，傳來了他病逝的噩耗。一位有理想、有才華、有實踐經驗的藝術家在這時離開了我們，實在太讓人悲痛了。解放以後，白音同志長期受到病魔的纏繞，但是他一直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而且不斷進行著艱苦的藝術實踐和探索。他從1962年起，就一直受到張春橋及其在上海的後台的誣陷和打擊。他得到平反則是在1979年初，可以說是上海文藝界平反最遲的一個。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儘管他的處境還沒得到完全改善，但他立即恢復了一貫的樂觀主義，充滿信心地總結三十年來戲劇、電影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準備重新用文藝武器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可悲的是，從1962年到1979年這十七年中，封建法西斯大小惡棍們對他的精神和肉體的打擊，使他的宿疾不斷加劇，而終於奪去了他重新工作的機會。 我認識瞿白音同志是在1934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組成的時候。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在桂林、香港和他有多次接觸與合作的機會。當時，他不僅是進步戲劇運動的組織者、編劇和導演（在香港時他曾寫了《南下列車》等三個獨幕話劇，編了《水上人家》電影劇本，與歐陽予倩同志聯合導演了《野火春風》、《戀愛之道》兩部影片），他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孜孜不倦地翻譯和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和他的導演體系。 上海解放後，白音同志由組織安排很快從香港回到上海。他在負責公私合營長江電影製片廠公方廠長職務時，還導演了影片《兩家春》。其後不久，他帶病出國，擔任了中捷合作的第一部彩色長紀錄片《人民心一條》的中國方面的編導工作，這部影片獲得了文化部發給的優秀影片二等獎。1953年回國之後，他帶病相繼擔任了上海電影製片公司副經理和上海市電影局副局長等職務。眾所周知，從50年代起，文藝界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由於他從不隨波逐流，實事求是地從中國電影實際出發，敢於提出一些「不合時宜」的建議，因而不止一次地遭到來自極「左」方面的指責。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不懈地進行藝術上的探索和實踐。他與沈浮同志、田念萱同志合寫了《萬紫千紅總是春》的電影文學劇本，把吳強同志的長篇小說《紅日》改編為電影，都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儘管他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再次受到批評，但得到1960年全國第三次文代大會和1962年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上周恩來同志和陳毅同志講話的鼓勵，特別是1961年周恩來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講話的教導。於是，他就在1962年初中央宣傳部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為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二十周年召開的電影座談會上，以他特有的藝術家的勇氣，針對當時電影創作方面的時弊，做了「去陳言、立新意」的發言，接著，根據這個發言寫出了《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這篇有獨到見解的文章。不久，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一直到所謂「文化大革命」，他不斷受到了張春橋、姚文元之流的圍剿，而成為所謂電影黑線在上海的黑幹將，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受到嚴重的摧殘和迫害。現在，我重讀《創新獨白》，並重新翻閱了「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班子所寫的、署名丁學雷、題為《瞿白音的〈創新獨自〉是電影界黑幫的反革命綱領》的文章。總括起來，文章為他定的罪名有三條：一是說他的《創新獨自》是「電影界一夥黑幫分子串通一氣合夥製造出來的一項『重要文件』」，「是公開號召文藝界的牛鬼蛇神們奪取他們的文藝陣地、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宣言書」；二是說《紅日》電影劇本為國民黨將領塗脂抹粉，樹碑立傳；三是把他提出的改革電影生產體制的建議說成是皮包公司和恢復到解放以前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這三件事都或多或少與我有關，在白音同志逝世周年之際，我深感對這三個問題有說明真相的責任。 第一，《創新獨白》這篇文章，如上所述，是白音同志根據在全國影協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而舉行的座談會上他的發言整理而成。寫成後，交《電影藝術》編輯部，編輯部付印前，將清樣交我過目，我考慮到當時的客觀條件，刪去了幾句過於尖銳的「俏皮話」，為切合紀念《講話》之題，增加了幾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的當代文藝創作開闢了創新道路這樣的話。我把修改後的清樣寄給白音同志徵求他的意見，他立即表示同意，於是這篇文章就在1962年第3期《電影藝術》上發表。《創新獨白》的主要論點不外乎反對電影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出題作文、主題先行和庸俗社會學。一句話，就是反對陳言，提倡獨立思考和藝術上的創新。他引用了葉星期的話：「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說明了文藝創作不能墨守成規，千篇一律，而必須根據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更新。他著重提倡作家的獨創性。他提出「觀察生活，還有個如何觀察，如何體驗，如何研究、分析的問題」，他認為只有對現實生活具有獨特的見解，才能創作出有新意、有個人風格的作品。他又引用黑格爾老人的一句話：想像是「最傑出的藝術本領」，針對當時電影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強調了想像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也是在上述座談會上經過反覆討論的問題，柯靈同志就同時也發表了一篇題為《真摯、想像與虛構》的文章。當然，像白音同志這樣一位有獨立見解的文藝工作者在1957、1959年兩次政治運動之後很自然地會感到在這種情況下發表這篇文章會激怒一些極「左派」和保守派，因此，他在文章中就預言了創新是要冒一點危險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所冒的危險並不是一點，而是無限上綱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十八年後，今天重讀這篇文章，大家都會感到，他所指出的「陳言充斥」的痼疾，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所以，現在電影出版社為《創新獨自》平反的這個專集，對當前的電影創作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二，關於《紅日》，我得先說明一下改編這個劇本的經過。1957年，吳強同志寫完了長篇小說《紅日》的初稿，把初稿送請陳毅同志審閱。陳毅同志很忙，要我看後先提意見。我不了解孟良崮戰役的具體情況，因此只能向陳毅同志談了一些人物性格和技巧方面的問題。回憶起來，我當時提到的只是關於張靈甫這個人物的刻畫和對石東根的描寫是否恰當這兩個問題。陳毅同志聽了之後對我說：過去不少描寫戰爭的影片，常把敵軍寫成軟弱無力，一蹴即潰，像「雷公打豆腐」一樣。這是不真實的。事實上，不論是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和淮海大戰，不少國民黨嫡系部隊是很頑強的。我們也曾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認為，把張靈甫寫得頑強一點是可以的。對描寫石東根穿國民黨部隊服裝醉酒馳馬的場面，陳毅同志笑著說：吳強這樣描寫是有模特兒的，我想也可以。這樣，這部小說就在同年出版。白音同志改編電影劇本時，基本上是忠於原著的，只是根據電影的特點做了一些藝術加工。想不到，這部在上演後受到廣大觀眾和影評工作者好評的優秀影片，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就遭到張春橋及其在上海的後台的撻伐，他們羅織了「美化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奸惡之徒，醜化人民解放軍英雄人物」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進行了駭人聽聞的政治陷害。今天重看丁學雷之流的惡毒誣衊的文章，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第三，關於電影生產體制改革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四人幫」及其爪牙們也對白音同志進行了瘋狂攻擊，說他的改革方案和建議完全是復辟資本主義，把電影倒退到解放以前的經營方式。這一問題，絕非白音同志的個人意見，而是從1956年開始，文化部電影局和中國影協不止一次經過出國訪問、總結經驗而提出的一種改革設想。對這個問題，我曾寫過一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文章（發表於《電影藝術》1979年第1期），其中比較詳細地說明了產生這一設想的原因及所經歷的艱難險阻。我認為，解放初期我們缺乏國營電影製片廠的生產經驗，沒有從實際出發、根據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出一套電影生產（主要是電影製片廠）的管理制度。50年代初，我們照抄了蘇聯電影生產的體制和規章制度。1956年後，我們已經感到這種體制和中國電影生產實際情況的矛盾，也曾派出過一個以蔡楚生、司徒慧敏同志為首的代表團，到東、西歐和南斯拉夫去考察。根據他們的調查報告，1957年初，草擬了一個《關於改進電影製片工作若干問題》和附件《國外電影事業中可供參考改進的一些做法及對我國電影事業的一些建議》。但是，這個文件尚未下達試行，就被反右派鬥爭給衝掉了（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衊為「資本主義復辟」典型例子的所謂「舍飯寺黑會」）。1962年，我們又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擬定的「文藝八條」，重新提出了電影生產體制改革的方案（即「電影三十二條」），同樣也被1964年的來自極左派的干擾所扼殺。瞿白音同志對電影生產和管理有實踐經驗，因此他懂得用最少的資財、最短的時間生產出更多更好的影片，為國家積累更多利潤。打倒「四人幫」後，黨中央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之後，我們對1956年提出的電影生產體制改革方案、1962年提出的「電影三十二條」和瞿白音同志在北京、上海電影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加以回顧，可以看出，這些意見完全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切中時弊的。我認為，電影工作迄今為止還沒有很好貫徹八字方針，而白音同志十多年前所提出的建議，對今後電影生產體制改革還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 十年浩劫，文藝界首當其衝，電影事業受到最大的摧殘；白音同志在這場浩劫中，更是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嚴重的折磨和打擊。但他相信黨，相信人民，還是堅強地頂過來了。去年1月，當他得到全面平反並落實政策，擔任上海市電影局顧問後，雖然多次病魔纏身，住院治療，他又開始興致勃勃、滿懷信心地準備有計劃地再為電影藝術的研究做些工作。他曾建議上海影協相應成立藝術研究機構，對世界電影多做些深入的分析、研究和介紹。他自己還打算就電影藝術規律問題撰寫些文章。當前，電影事業正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正需要白音同志這樣有理想、有才華、有藝術實踐經驗，又有創新勇氣的藝術家對改革電影有所建樹，而他卻被無情的病魔奪去了寶貴的生命，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我想，如果不是這場空前的浩劫，白音同志是還能為我們的電影事業再幹上十年、二十年的。因此，不由得使我為失去這樣一位卓越的電影藝術家、理論家而感到分外的悲痛！ 注　釋 〔1〕 　原載《電影新作》1980年第6期，收入《〈創新獨自〉與瞿白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出版。 瞿白音（1910—1979），電影編劇、評論家。40年代末在香港曾參加以夏衍為首的七人影評的寫作，電影作品有《水上人家》、《萬紫千紅總是春》、《紅日》（改編）等；曾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等論文。 《創新獨白》，即《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