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1〕 ——祝《電影藝術》復刊並從中國電影的過去展望將來 被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禁錮了十二年之久的《電影藝術》終於復刊了，我感到非常高興。編輯部要我寫文章，並給我出了一大串題目。除了對於刊物的復刊表示祝賀之外，我想談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只有幾句話：就是，希望《電影藝術》和所有電影工作者緊密團結，大膽創新，製作出更多更好的、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電影，為建國三十周年獻禮，為新時期的總任務服務。第二個問題要講得多一些。我認為，電影工作當務之急有二：一是繼續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的罪行，徹底肅清其流毒；二是總結過去電影工作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改進今後的工作。前者，是撥亂反正的問題，就是整頓電影的綱；後者是正本清源的問題，就是必須從中國電影的歷史來看我們的過去和今天。對於前一個問題，人們談得很多了，我不再多說；對於後一個問題，目前還缺少認真的探討。 在一次文藝界座談會上，我曾說過中國電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話。先天不足，指的是解放之前；後天失調，指的是解放以後。先天不足，就是中國電影根基淺，底子薄。根基淺，因為中國電影和其他姐妹藝術不同，它不像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那樣，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獨有的民族風格；底子薄，因為中國電影也和崑曲、京劇不同，它沒有一支科班出身的、血統師徒相傳的基本隊伍。有傳統和無傳統是大不相同的。我國的詩詞有悠久的傳統，因此，五四以後也還有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所創作的優秀格律詩；而新詩則因為是新創，所以五四以來近六十年，正如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論詩的信中所說，新詩的成就不大。所以從隊伍的角度來看，底子厚和底子薄，也是不大相同的。戲曲藝術底子厚，有一支受過嚴格基本訓練的隊伍。像崑曲這一劇種，抗戰前後銷聲匿跡了近二十年，解放後恢復過來，還能演出像《十五貫》那樣的好戲。由於老藝人「幼工」好，像古稀之年的俞振飛、李萬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演停唱了十多年，現在重上舞台，依然風采不減當年。而缺乏基本訓練的話劇、電影演員，就很不相同了。中國電影歷史很短，從第一個故事影片（1913年鄭正秋導演的《難夫難妻》）算起，只有六十多年的歷史。從初步具有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新文藝工作者參加電影工作算起，也只有四十多年的歷史。有人對30年代電影做了較高的評價，而林彪、「四人幫」卻把30年代電影說成是電影黑線的根源。其實，所謂30年代電影，只有短短的七年多時間（1930—1937年）。抗戰一開始，幾乎所有電影工作者都離開了上海，奔赴戰地和大後方，從事抗敵宣傳工作。除了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同志在香港拍了幾部電影外，國民黨有兩家國營電影公司，卻沒有拍出一部像樣的影片。抗戰八年，除了延安電影團拍了一些新聞電影之外，中國電影可以說是一片空白。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私營崑崙電影公司，在上海拍了《一江春水向東流》、《烏鴉與麻雀》、《萬家燈火》等較好的影片，金山同志拍了《松花江上》。而國民黨接收了「滿映」和上海的一些私營電影公司之後，只拍了一些像《十三號凶宅》那樣的壞影片。當然，對30年代的電影，應該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我認為，黨領導的電影小組在30年代只做了三件事：一是介紹了一些蘇聯電影理論，如普多夫金的電影論著（魯迅先生也翻譯了日本岩崎昶的電影論文）；二是改變了過去拍電影只有梗概和「幕表」的方式，開始有了電影文學劇本和攝製台本：三是通過電影批評和座談會等形式，團結了一批進步電影工作者和批評家。但這些也都做得很不充分。底子薄，指的是在隊伍方面。20年代以前，從事電影工作的人主要是章回小說家和文明戲演員；30年代以後，不論編劇、導演、演員，幾乎全是業餘話劇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真正有過基本訓練的編劇、導演是很少的。因此，說中國電影先天不足，是並不過分的。 解放以後，中國電影得到了新生，開始建立了國營電影製片廠，有了一支專業電影隊伍。但是，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在建國初期只能向蘇聯電影學習。從1953年第一批蘇聯電影專家到來以後，我國電影生產的經營管理和規章制度完全襲用了蘇聯的一套辦法。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有章可循總比無章可循更好一些。我們的缺點是一切照搬，而沒有從中國實際出發，形成適合於中國實際的電影生產機構和制度。特別在電影的隊伍方面，我們也創辦了電影學院，但由於師資和教材的不足，成就不如理想。當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來同志的親切關懷下，中國電影確實也有了迅速的進步和發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們也生產了不少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優秀影片，出現了不少優秀的電影編劇、導演和演員。可惜的是，到60年代中，和其他姐妹藝術一樣，中國電影也受到了來自右的和「左」的干擾。回顧解放後近三十年的歷史，我覺得，有來自右的干擾，但更嚴重的是來自極「左」的干擾。打倒「四人幫」以後，大家都說電影陣地是一個重災區。但是我想，電影事業的受災可以說在1966年以前就開始了。例如，從1958年起，一個後來當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司令部的總顧問 〔2〕 的人，看了長影、北影、上影的一些影片之後，在文化部作報告，點名把《梁山伯與祝英台》、《青春的腳步》、《花好月圓》、《牧人之子》、《地下尖兵》、《球場風波》等影片說成是銀幕上的白旗，而予以批判。這不僅造成了文化部和省市製片廠之間、中央和省市委之間的矛盾，而且迫使一批反映所有制改革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劇本下馬和改作。儘管在國慶十周年獻禮片中產生了不少受到國內外好評的優秀影片，但是，到1964年以後，這個人利用他的權勢，變本加厲地「槍斃」了已經公映受到群眾歡迎的、和尚未公映的大批影片，例如《怒潮》、《紅河激浪》、《北國江南》、《逆風千里》、《革命家庭》、《早春二月》、《阿詩瑪》、《烈火中永生》，以及京劇戲曲片《尤三姐》和《秦香蓮》，等等。 後天失調，還有其他原因。1951年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關連長》的批評，在周恩來同志的指導和關懷下，主要批判了影片的錯誤和缺點，並沒有給編劇、導演扣帽子，也沒有追究他們的政治責任。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情況就有所不同。這次運動時間短，波及面大，工作粗糙。不少人就因為把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而造成不少錯案，挫傷了電影工作者的積極性，直到今天還成為一個難以解脫的「包袱」。這之後，文藝界、電影界的運動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特別是前面說過的，1958年和1964年那兩次所謂拔「白旗」和批「毒草」的運動，波及面就更廣，不僅造成了錯案，而且造成了冤案。經過1960年的全國第三次文代會和影協代表大會，周恩來同志對電影工作者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鼓勵大家「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並決定重新放映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被指為「毒草」而禁映的影片。這樣，1962年以後，我們的電影在質量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來自極「左」的干擾繼續不斷。到1966年，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把電影作為他們篡黨奪權的第一個突破口，進行了大砍大殺，連周恩來同志親自審定的好影片，如《紅日》、《兵臨城下》、《聶耳》、《戰上海》、《抓壯丁》、《東進序曲》等等，也作為公開批判的「毒草」片而被禁映。這樣，使已經縮短了的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之間的差距又重新拉大。在林彪、「四人幫」肆虐時期，有經驗的、對中國電影做出過貢獻的老一輩電影工作者無一倖免地遭到了殘酷迫害。解放後成長起來的、本來可以大有作為的中年編劇、導演也幾乎全部被迫停止了他們的創作活動，剛從電影學院畢業的、應當比他們的前輩做出更多建樹的青年一代則整整十年荒廢了他們的專業。 中國電影的先天不足，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後天失調，則像我這樣從解放後就長期主管電影工作的人應負有很大的責任。對這個問題，在我與世隔絕的十年間，想得很多。我覺得，我們這些人應負的責任有以下幾點。第一，由於我們未能準確地完整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頭腦里既有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又有奴隸主義，因此頂不住來自右的、特別是「左」的干擾，以至在電影創作方面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清規戒律，寫電影劇本被認為有「觸電」的危險。第二，我們在掌握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數量與質量的關係等方面片面性嚴重。長期以來，就沒有認真地、理直氣壯地抓影片質量和創作人員的藝術技巧問題。儘管我也不止一次地傳達過周恩來同志對這個問題的指示，例如1960年12月，我曾對在京的電影工作者傳達過周恩來同志的一次講話：「我們的藝術品不能老是粗糙下去。業餘的可以，對專業文藝工作者，我們就有權利要求你們提高水平，提高藝術質量。一個表演藝術家、演員，必須有一定的基本訓練。現在，舞蹈演員、戲曲演員比較好一些，有一定的基本訓練。但話劇演員、電影演員就很差，缺乏基本訓練。這個問題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話劇、電影演員台詞說不清，咬字不准，許多電影演員缺乏基本訓練，因此許多事情幹不了。」周恩來同志關於提高電影質量問題不止講過一次，我都傳達過，但是，既沒有具體措施，又沒有定期考核，也就是「抓而不緊，等於不抓」。特別是運動一來，質量、技巧就無從說起。第三，對於隊伍培養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辦了電影學院，起初是按照蘇聯專家那一套來培養學生，蘇聯專家走了以後，又沒有提供足夠的合格的有實踐經驗的師資。電影學院的教材也是殘缺不全、質量不高的。這就是周恩來同志所批評的許多電影工作者缺乏基本訓練的原因。第四，特別嚴重的是我們還沒有從實際出發、根據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出一套電影生產（主要是電影製片廠）的管理制度。50年代初，我們照抄了蘇聯電影生產的體制和規章制度。1956年後，我們已經感到這種體制和中國電影生產實際情況的矛盾，也曾派出過一個以蔡楚生、司徒慧敏同志為首的代表團，到東、西歐和南斯拉夫去考察。根據他們的調查報告，1957年初，草擬了一個《關於改進電影製片工作若干問題》和附件《國外電影事業中可供參考改進的一些做法及對我國電影事業的一些建議》。但是，這個文件尚未下達試行，就被反右派鬥爭給衝掉了（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衊為「資本主義復辟」典型例子的所謂「舍飯寺黑會」）。1962年，我們又根據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擬定的「文藝八條」，重新提出了電影生產體制改革的方案（即「電影三十二條」），同樣也被1964年的來自極「左」方面的干擾所扼殺。接著，就是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對電影事業的瘋狂破壞。這個問題現在就成了我們電影事業前進的最大障礙。積二十多年的經驗，從正反兩方面來看，深感電影事業的發展，也和其他事業一樣，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電影事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電影生產是既要按藝術規律辦事，又要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一種事業。我們的電影生產，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失當），生產周期長，成本高，也許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攝製一部重點影片，最多也不過一年時間，少的五六個月就可以了。而1966年以來，一個劇本定稿之後，誰也掌握不住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拍攝出來。成本高這個問題，我們也抓過，同樣是抓得不緊。1962年，我曾在上海講過，一個製片廠一天不拍戲，等於把成把的金條丟進黃浦江。而近十多年來，由於林彪、「四人幫」煽動無政府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破壞了電影生產必需的一些規章制度，上面講的這種情況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了。電影要講質量，我們當然不贊成粗製濫造。但是，講求質量並不就等於要浪費國家資金。為什麼在歐洲、美國、日本，一部重點影片只要花幾個月時間（據說在香港拍一部影片只要幾十天），而我們就不能學習一些人家的先進管理經驗呢？我們要有懂業務又有事業心的廠長、經理和製片人，要有科學的管理方法、考核和獎懲制度。現在的情況是「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非專業人員怕「觸電」，而專業人員則捧著一個「鐵飯碗」。最近工業生產方面強調質量，實行了考核獎懲制度。對於產品質量低、經營管理差而又長期不改觀的工廠，採取了停產整頓的措施。我認為，為了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為了提高中國電影的產量和質量，電影生產也到了必須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1979年是抓綱治國、三年大見成效的最後一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三十周年。一個學習、掌握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熱潮正在蓬勃興起。放眼全國，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各方面都出現了捷報頻傳、人才輩出的可喜局面。我們電影工作者肩負著用電影這一最富群眾性的藝術武器，為宣傳新時期的總任務，為極大地提高中華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高速度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的莊嚴任務，我們不能停滯不前，也不能緩步前進。最近我重溫了周恩來同志1959年11月在慶祝國慶十周年獻禮片茶話會上、1960年11月對首都文藝界、1961年7月在香山招待影協代表午餐會上的講話，真是思緒萬端。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他的親切關懷和諄諄教導言猶在耳，我深以未能貫徹他的指示而感到內疚。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要我們團結一心，奮發圖強，很好地總結過去三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肯定成績，克服缺點，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那麼我們的電影事業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大步前進，創作出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好作品的。 1979年2月 注　釋 〔1〕 　原載《電影藝術》1979年第1期，收入《夏衍雜文隨筆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出版）、《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劫後影談》（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出版）、《夏衍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 〔2〕 　總顧問，即康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總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