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從廣州會議談起

〔1〕 ——在全國戲劇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最近比較忙，不能按時參加會議。聽了幾位同志的講話，看了一些簡報，因此，只能講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第一，曹禺同志提出要為1962年在廣州召開的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恢復名譽，這個提議我贊成，也確有必要。但是，我認為，為了推倒林彪、「四人幫」強加於廣州會議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讓文藝界——特別是戲劇界認清林彪、「四人幫」把這次座談會叫做廣州黑會，是為了炮製「文藝黑線專政」論，反對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反對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的一個惡毒的陰謀，那麼，發一條消息，寫幾篇文章，都是比較容易的。可是要在戲劇界肅清「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流毒在政策、思想、創作方法等方面撥亂反正，真正落實黨的文藝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使戲劇工作者心情舒暢，敢於解放思想，大膽創作，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則還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廣州會議距今已經過了十六年，我看有些參加和列席過這次會議的同志，對於這次會議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召開的，會議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恐怕已經不大清楚了。據我了解，那次會議是在戲劇界經歷了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有一批反映這個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的作品遭到了不應有的批判，和輕率地被認為是毒草，劇作者和文藝部門的領導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某些矛盾的情況下，為了對這一時期的戲劇作品作出正確的評價，總結經驗，統一認識，調整關係，團結隊伍而召開的。那時，我正從參加在開羅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之後回到廣州，只參加了一次周恩來總理召開的預備會議，聽了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講話，在廣州停留了三天，沒有繼續參加會議。但是在這三天內，我也聽到了不少戲劇工作者對劇院、劇團和更高一級領導人的尖銳的批評。針對這種情況，敬愛的周總理在會議開幕的那一天，十分精闢地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正確地評價了建國十三年來，革命知識分子在文藝領域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貢獻，以及還存在的缺點，殷切地期望戲劇工作者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發揚民主，互諒互助，加強團結，既要大膽創作，又要謙虛謹慎，為反修防修，為繁榮舞台藝術，寫出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戲劇作品。在回京途中，周總理還對我說，對創作人員來說，既要大膽創作，又要謙虛謹慎；對文藝領導人員來說，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善意平等。當時，我在文化部工作，因此這一重要指示，至今記憶猶新。 回憶往事，我認為戲劇界當務之急，一方面必須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認真嚴肅地總結一下建國以來特別是廣州會議前後那一個時期戲劇創作和戲劇領導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現在召開的這次會議上，不少同志談到「心有餘悸」的問題。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心有餘悸」的關鍵問題，在於文藝部門的各級領導。現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已正式寫進了新的憲法，華主席在五屆人大的報告中也十分明確地強調了這一方針。為什麼還會「心有餘悸」呢？不少劇作家在會上或私人談話中，講了不少和廣州會議類似的問題。我問一位參加過廣州會議的同志，林彪、「四人幫」粉碎了，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第三戰役正在深入發展，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方針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你還怕什麼？回答說：「不怕官，只怕『管』。」還有一位業餘劇作家和我談了不少「管」文藝創作的情況。一是作為任務號召作家寫，可是寫了之後，有的領導或者不看，或者看了之後既不點頭，又不搖頭。二是領導看了或聽了，可是不從實際出發，好大喜功，求全責備，要求「一炮打響」，為本單位或本地區爭光。三是領導看了，討論了，也發表了意見，可是一切以他的意見為主，「一言堂」作風嚴重。四是今天肯定了，明天聽到一些「風聲」，又要求大改，或全盤否定。除此之外，當然也還有「土政策」、「土條文」的流毒。這種情況廣州會議前後就有，至林彪、「四人幫」肆虐時期更變本加厲。是不是一切責任都在領導呢？我看創作人員在思想作風上也還有不少問題。在這裡也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一種是思想不解放，不敢碰所謂「禁區」；二是聽了各種不同意見，覺得者有道理，自己拿不定主意；三是寫過一兩個劇本就驕傲自滿，什麼話也聽不進，連一個細節，一句對話也不能改動，不僅對領導，而且對導演，也鬧彆扭，不合作。有一位文藝單位的負責人對我說，我們這兒有的是「驕兵悍將」。我想，在抓綱治文藝的今天，讓上述的這些情況繼續下去，對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是不利的，有害的。我希望所有戲劇工作者重溫周總理在廣州會議上的指示，領導工作者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努力使自己成為戲劇藝術的內行，從把劇本搞好的願望出發，要有平等的態度、民主的作風，而不是居高臨下的態度、發號施令的作風，來幫助劇作者提高思想、藝術水平；創作人員既要謙虛謹慎，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藝術技巧，又要解放思想，接觸實際，聯繫群眾，大膽創新，寫出對人民群眾有教育意義又喜聞樂見的作品。 我認為這個問題，關鍵在於對民主集中制的認識不足。我們這個國家經歷了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和一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脫胎出來的，我們身上在思想作風等方面都還包藏著許多封建主義的東西，這種封建殘餘的思想一有機會就會如魯迅所說的「沉渣泛起」。林彪、「四人幫」所用的手法就是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結合，因此我認為在文藝界大力宣傳和發揚民主作風，肅清封建流毒，依舊是當前的重要任務。 第二，談到廣州會議，我想參加過那次會議的人都會想起陳毅同志的講話。他對建國十三年間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戲劇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所作出的貢獻作了很高的評價，表示經過了十三年——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考驗，可以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同時他在講話的最後一段風趣地講了他自己經歷了在贛閩粵邊區三年游擊戰爭之後，在抗戰前夕，為了號召在敵人包圍中苦鬥了三年多的各游擊部隊集合起來，聯合抗戰，而被一位革命農民領袖逮捕、捆打，最後還是耐心說服了這位革命農民領袖，使這支部隊參加了新四軍行列的故事。這個故事，1951年他在上海曾和宋之的同志講過，後來又親筆寫信給宋之的同志要他不要發表和引用，那麼，為什麼又在與三年游擊戰爭看來毫無關係的廣州會議上講一遍呢？可能在當時聽了這次講話的人也不一定能體會到他講這個故事的深意。同年七八月間，我在北戴河問過陳毅同志，他回答我說：「『七大』之前毛主席不是在延安也講過『古城會』的故事嗎？」一句話就把他講這個故事的深意講明白了。他看到了戲劇界內部的矛盾，也就是文藝領導和創作人員之間的矛盾、誤解和對立，因此他講這個故事希望同在革命陣營內的同志都應該互諒互助，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大局為重，團結為重，消除誤會，盡釋前嫌。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不擇手段地破壞我黨半個世紀以來的優良傳統，抄襲蔣介石的「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的手法，拉幫結派，既破壞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又破壞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他們肆虐的十年中，在文藝界戲劇界製造了各色各樣的小幫派、小團體。林彪、「四人幫」打倒了，參加他們反黨陰謀的幫派體系已經大致查清了，但是文藝界戲劇界的派性還遠遠沒有肅清。我希望這個問題在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中得到解決。黨中央的方針是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除了林彪、「四人幫」的死黨骨幹，死不悔改的頑固分子，打、砸、搶的首要分子之外，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在特定的政治形勢下，講過錯話，寫過「表態」文章的人，只要他們願意悔改，肯老實地講清問題，都應該給他們改正錯誤、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來的機會。另一方面，在十多年的時間內，不少人蒙了不白之冤，遭到了誹謗、誣陷，因此那些受害者對誣陷他、打他罵他的人，以及和他打過派仗的人，心中有氣，不願和這些人共事、合作，這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了抓綱治國，安定團結，為了戲劇工作也能「三年大見成效」，我希望已經得到平反、恢復名譽的受害者，還是高風格、高姿態，不咎既往，不記前愆為好。總之，我們要記住華主席的話，要團結團結再團結。幹革命，人還是多一點好。 第三個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就是題材問題。對此，我想講三點意見：其一，我認為，題材的廣度可以依照「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應以現代題材為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題材、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題材、歷史題材、外國題材、民間傳說、童話、神話等等題材全面發展。這當然要有領導、有界限、有主次的，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而且各個時期的題材也是十分廣泛的，可以寫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等等。而且只要作者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對待和分析事物，也不排斥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其二，寫現代題材，不僅要寫「現在」的題材，而且要看得遠一些，從現在起就要創造條件，努力去寫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新人新事。也就是說，寫20世紀最後二十二年新長征中的英雄人物。這二十二年是我國八億人民極大地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期。就是每個作家從今天起就應該考慮到新的時期、新的條件、新的對象。對這個問題，我打算在即將召開的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上講一講，這裡就不多說了。其三，寫任何一個時期的任何題材，都要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現在劇壇上老調子唱得太久了，老程式太多了，老框框（包括創作和表導演）束縛得太緊了。我衷心希望戲劇藝術能有一批新人寫出有新意的作品。簡單地說，就是要去陳規、出新意，這也可以說是推陳出新。現在的戲劇創作和表演藝術上的大病是套套太多、太舊，在寫別人已經寫過十遍八遍的故事，在寫別人，已經寫過十遍八遍的人物，有什麼意思呢？怎能得到群眾的歡迎呢？已故的劇作家和導演洪深同志常講的一句話，要Something new，就是要有一點新東西，這是當前戲劇創作、表演藝術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戲劇（主要指話劇）的特徵問題。這個問題對在座的有經驗的劇作家來說，分明是班門弄斧，但是這次會議邀請了不少業餘的年輕作者參加，所以我還想講幾句。大家知道，話劇（我指的是易卜生以來的話劇形式），是一種受時間和舞台限制得很嚴的藝術形式。時間，一齣戲最多只能演兩三個小時，這不同於元曲、崑曲和連台本戲。舞台，現在上演的舞台，還受到三面牆的限制。由於有這種限制，所以話劇有既不同於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又不同於電影的特點。有些缺乏經驗的作家，寫一個多幕劇多達十二三萬字，那是一個下午、一個晚上無法演完的。毛病是情節多，人物多，特別是對話多。總之是不精練，太拖沓，不考慮到時間的限制。其次是不了解話劇和長篇小說、電影是不同的。不從舞台的實際出發，一齣戲分成十幾場，零碎、鬆散，前無伏筆，後無交待。或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其毛病在於不考慮到舞台的實際限制，不講究結構，不講究「敘述法」。我認為寫話劇之難，難在第一幕。第一幕不寫好，整個戲、整個劇本是寫不好的。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各自一定的「章法」，而話劇尤然。我希望初學寫劇本的同志，認真地精讀一些中外古典劇作，從外國的易卜生到中國的曹禺，不是泛讀，而是精讀。學習他們的匠心的結構、細緻的刻畫、精練的語言等等。戲劇是最富有群眾性的藝術，但它要受到廣大群眾的檢驗。單有好的主題，單有勇氣是不夠的。所有寫作的人，第一要有正確的思想，其次是要有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要下決心學技巧，而學技巧則要下苦功。多讀、多想、多練。我想引用一句華主席的話來結束我的講話，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團結團結再團結」。 注　釋 〔1〕 　原載《人民戲劇》1978年第8期，收入《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