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周總理對演劇隊的關懷

〔1〕 ——關於演劇隊的一些史實 今年3月5日，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八十誕辰，在這時候，所有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來的人，誰都會心潮澎湃，追想起總理對我們這些人的親切關懷和細緻而又嚴格的教育。前幾天，從電視中看了北京電影學院演出的《最後一幕》，很受感動，抗敵演劇隊的建成、壯大，和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工作、鬥爭的歷史，正是周總理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領導和撫育青年文藝工作者的一個光輝的範例。 抗敵演劇隊在國民黨統治區艱苦奮鬥了十多年，可是他們卻被萬惡的「四人幫」誣陷迫害了十多年，不少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文藝工作者在迫害中犧牲了，不少隊員和他們的家屬都在精神上、肉體上受到了殘酷的摧殘。但是，這一長達十年的冤案，終於在華主席、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得到了昭雪。是非黑白，是不容混淆的，我認為有必要說明一下周總理領導和關懷抗戰演劇隊的一些史實。 抗敵演劇隊是怎樣成長和戰鬥過來的呢？ 1937年抗戰開始之前，上海文化藝術界和廣大的愛國青年紛紛要求組織演劇隊、歌詠隊、服務隊等，到前線去參加抗日宣傳工作。經過黨組織討論，同年9月，得到當時剛剛建立起來的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的同意，組織了十二個「救亡演劇隊」（它的全名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救亡演劇隊）。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是在「西安事變」後開始籌備，到1937年夏郭沫若同志回到上海後正式成立的一個文化藝術界的統一戰線組織。由於當時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因此這個協會有一些國民黨和與國民黨有關的人參加，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是黨領導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民主同盟的前身救國會領導下的愛國青年。我參加了這些演劇隊的籌備、建隊的討論，並和一些演劇隊的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談話，但由於當時我已經擔任了以郭沫若同志為社長的《救亡日報》的工作，因此具體的籌備、建隊工作主要由原左翼戲劇界聯盟黨團負責人於伶同志負責。這十二個隊從10月開始就陸續離開上海，奔赴前線。 上海淪陷後，我於1937年底奉命離開上海到廣州，進行《救亡日報》的復刊工作。這些演劇隊在江、浙、皖、鄂一帶工作，到1938年，陸續到達武漢。在這一段時間內，這些演劇隊都是通過留在上海的於伶同志與上海黨組織保持聯繫的。 我在1938年4月下旬到武漢，向周恩來同志匯報《救亡日報》的工作。第二天，總理約我在曇花林第三廳談話，問起救亡演劇隊組成前後的情況，並說這些演劇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的民間團體，所以，在國民黨區域活動不僅經費上有困難，在演出上也遇到不少麻煩。有一個隊因為唱了一首反「摩擦」的歌，就幾乎被迫解散。現在已經有了第三廳，所以我和郭沫若等同志商量後，打算把這些演劇隊改組為第三廳直屬的抗敵演劇隊。總理說，抗日救國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國共兩黨都有莊嚴的責任，可是國民黨對抗敵宣傳消極怠工，那麼這份工作只能由我們擔負起來了。讓這些演劇隊有一塊「政治部第三廳」的招牌，用他們的錢，演我們的戲，唱我們的歌，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接著，我又從杜國庠、馮乃超等同志了解到，這些演劇隊從上海到武漢的途中，又吸收了許多新的成員，各隊隊長也有了改動（原來的隊長中，一些人已經參加了第三廳的工作，一些人已經去了解放區）。各隊的隊長絕大多數是黨員，由非黨員擔任隊長的隊裡面，也有黨員參加，各隊都已建立了秘密的黨的支部或者小組。我離開武漢的時候，周總理要我和到廣東工作的各隊保持聯繫。同年9月，八路軍廣州辦事處通知我，這些救亡演劇隊已正式列入三廳的編制，改名為「抗敵演劇隊」。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我和《救亡日報》同人在戰火紛飛中離開廣州，於同年11月到達桂林，籌辦《救亡日報》桂林版復刊。當時郭沫若同志和第三廳已經轉移到長沙，我就於11月10日從桂林到長沙，向周總理和郭沫若同志請示《救亡日報》今後的工作方針。當時長沙的情況已經極端混亂。11日我向周總理和郭沫若同志匯報了廣州失守後《救亡日報》的情況。由於前兩天，岳陽失守，長沙震動，周總理工作很忙，約我第二天下午四時到水風井第三廳再談。可是這一天，就是長沙大火的日子，因此我到水風井的時候，總理就來不及談《救亡日報》的事了。指示說，《救亡日報》的事，到桂林後再給你聯繫，現在先交你兩個任務：第一，給你一輛汽車，由你和孫師毅、馬彥祥護送於立群等同志到桂林，然後，立即自籌經費，趕快恢復《救亡日報》，建立宣傳據點；第二，目前戰事緊張，散在各地的演劇隊不可能和三廳保持聯繫了，在桂林的《救亡日報》是一個公開合法的報紙，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由你和各演劇隊保持聯繫，我已通知各演劇隊，有必要時到桂林和你聯繫，你能解決的就幫他們解決，不能解決的，通過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向南方局請示。這時第三廳已經開始撤退，臨別時，總理再一次和我說，這兩件事歸你負責。下午六時左右，我在暮色朦朧中匆忙地離開長沙。當晚，汽車到下攝司的時候，長沙就發生了大火。當時，沿途車輛、傷兵、難民擁擠。我們好不容易到18（或19）日才到達衡陽，這時候才知道周恩來同志已經從衡山趕回長沙，並指定由洪深同志率領各演劇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擔任大火後的救護和善後工作。事後洪深同志告訴我，在長沙大火之後，演劇隊的一切活動都由周總理親自領導，從方針政策、具體行動、對國民黨人員的既有團結又有鬥爭的策略，一直到隊員們的生活細節，總理都作了細緻周密的指示，並逐日進行了檢查、匯報。 1939年秋，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的演劇隊都受到了嚴重的壓迫，許多隊有被迫加入國民黨的危險。九隊隊長呂復曾於九十月間到桂林和我談到這個問題，我請示了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李克農同志，李克農同志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聽取了呂復同志的情況匯報，並對呂復同志傳達了南方局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演劇隊當前的主要任務還是長期隱蔽，保全實力，團結一切要求進步和愛國的人，反對國民黨的頑固分子。各地情況不同，必須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靈活處理。國民黨內也有不同派別，余漢謀和張發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樣，所以應該利用這些矛盾保全自己。要廣交朋友，擴大抗日統一戰線，但一定要堅持原則，不演一出反共戲，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謹慎小心，不要衝動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紅帽子。如有遇到被強迫入黨時，可拖則拖，拖不下去的時候，可以集體加入，但有三點必須注意：一、必須向全隊講清楚，使大家有個思想準備，取得隊內的意見一致；二、個別隊員堅決不願參加和已被國民黨監視有危險的人，應設法保護他們安全離隊；三、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弄假成真」。之後，我從呂復同志詳細了解了各隊情況，並要他想方設法讓各隊隊長了解南方局的指示。此後，在這一年冬，李克農同志曾和我說，周恩來同志曾兩次電詢過東南各省的演劇隊的情況。我也曾通過各種途徑和在湖南、廣西、廣東的演劇隊聯繫，了解他們的情況，並把這些情況向周恩來同志作了匯報。 1941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因為桂系的白崇禧是這一反革命事件的主謀者之一，因此在桂林也掀起了反共高潮。這時，在《救亡日報》因為拒登國民黨中央社發出的誣陷新四軍的消息而遭到了當天報紙全部被扣的事件之後，周總理通過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通知我立即離開桂林赴香港，和從重慶撤退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對外宣傳據點。我離開桂林時，請李克農同志電告周總理。我離開桂林以後如何與各演劇隊聯繫，請予指示。我到香港後不久，就接到周總理的回電，內容是今後在白區的演劇隊，可與重慶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馮乃超同志聯繫，假如有人到香港的話，也可與他們接觸，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我記得演劇八隊的劉斐章同志曾到香港和我聯繫過一次。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我經過澳門、台山回到桂林。在桂林，又向新中國劇社的杜宣、嚴恭等同志了解了一下大後方各演劇隊的情況。1942年4月間，我到了重慶，向周恩來同志匯報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文化界人士由廖承志同志領導，分途撤出的情況以後，又把我在桂林了解到的演劇隊的情況向他作了匯報。周恩來同志對各演劇隊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下來，不演一個反動戲，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表示非常高興。接著，當於伶、宋之的等同志從香港回到重慶之後，周恩來同志又親自指示，要組織一個話劇團，使在重慶的話劇工作者有演出的機會，同時也可以吸收一些到重慶的演劇隊的成員參加。 從1942年到抗戰勝利的三年時間內，周總理還是繼續通過文化工作委員會和散處各地的演劇隊保持聯繫，並不止一次地親自接見到重慶來請示的演劇隊同志。甚至當我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奉命赴上海恢復《救亡日報》時，在臨行前的深夜，周總理還派專人帶口信給我，指示我到上海後立即告知劉曉、劉長勝同志，要他們迅速通知東南各地的演劇隊：抗戰勝利了，但鬥爭還沒有結束，要求他們不要忙於「復員」，一定要堅持下來，等候黨中央的統一安排。 以上事實說明，從救亡演劇隊到抗敵演劇隊一直是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和親切關懷下成長起來和戰鬥過來的。他們是在國民黨反動派控制的地區內堅持戰鬥，宣傳黨的團結、抗日、進步的方針的輕騎隊，是黨在國統區的一支重要的戰鬥隊伍，而絕不是「四人幫」誣衊的所謂「反革命別動隊」。我對演劇隊的工作做過一段時期的聯繫工作（主要是在東南地區），因此，在深揭狠批「四人幫」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深感到根據親身經歷的史實，說明事實真相，把「四人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是我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 注　釋 〔1〕 　原載《人民戲劇》1978年第3期，收入《夏衍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