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難忘的1930年

〔1〕 ——藝術劇社與劇聯成立前後 這已經是二十七年以前的事了。 1927年我從日本回國，因為一些偶然的機緣，和文學藝術界發生了關係，這主要是因為當時黨的關係在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而這個支部的主要成員是一批文藝青年和從各地撤退到上海來的知識分子。我們做工人運動，發行黨的秘密刊物，同時還接辦過一所藝術學校。由於大革命的失敗，許多文藝工作者從實際工作的戰線上撤退下來，集中在上海，革命的文藝運動就在這個地方旺盛起來。1929年秋，為了集中力量，確立當前文學運動的任務，黨指定以我們這個支部為中心，聯絡文藝界，籌備組織一個統一的左翼文藝界的團體，這就是下一年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了籌備左聯，我們經常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名叫「公啡」的咖啡店裡集會。要組織一個劇社來推進革命戲劇運動的建議，我記得是在十月下旬的一次座談中提出來的。 1928年前後，上海話劇運動很活躍，我們這群人中也有許多人對話劇有興趣，從日本回來的人中間，葉沉（沈西苓）、許幸之兩位還曾在築地小劇場實習過一個時期，而且，上海藝術大學和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中，不少人有過學校演劇的經驗，這樣，上海藝術劇社就很快地組織起來了。其時，創造社的鄭伯奇同志得到他的一位同鄉前輩的幫助，在北四川路底永安坊開了一家文獻書房，我們就推鄭伯奇同志為劇社社長，並把劇社的社址暫設在文獻書房的樓上。 張庚同志在《半個世紀的戰鬥經歷》中說，藝術劇社是「創造社創立的」，這可能是當時一般人的印象，因為社址設在文獻書房，社長又是鄭伯奇同志。其實，藝術劇社倒是一個進步戲劇工作者的統一戰線組織，有創造社的馮乃超、鄭伯奇、陶晶孫；有太陽社的錢杏邨、孟超、楊邨人；有方從日本回來的葉沉、許幸之；也還有一大批愛好戲劇的文藝青年，如朱光、石凌鶴、李聲韻、陳波兒、王瑩、易傑、劉卯（劉保羅）、屈文（司徒慧敏）、吳印咸、侯魯史、唐晴初、陳勁生等等。當時把話劇叫做「愛美劇」，這個名詞是英文Amateur的譯音，意思是非專業的演劇，而在日本，Amateur一般譯作「素人」，素人的意思是「外行」。這樣，我覺得把藝術劇社的演劇叫做Amateur的演劇，倒是很恰當的，因為一則我們是非專業的，二則我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是話劇的外行。 假如藝術劇社在中國話劇運動史上還值得一提的話，那麼它的意義只在於這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並且首先提出了「普羅列塔利亞戲劇」這一個口號。在這之前，應該說，五四以來，中國話劇早已有了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傳統，可是，當時的所謂民眾戲劇或者革命戲劇，還缺乏一個明確的階級觀點。由於藝術劇社是黨直接領導的劇團，在這一點上就比較明確而堅定了。馮乃超同志在藝術劇社編輯出版的《戲劇論文集》中說：「民眾戲劇的革命化，根本地，若不站在民眾自身的社會關係上，代表他們自己階級的感情、意欲、思想，它永遠不會成為民眾自己的戲劇。」這很明白，已經不同於過去一個時期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同情」民眾，而是要求革命的知識分子下決心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來了。 從這個要求出發，藝術劇社選定了三個首次公演的劇目，這就是德國米爾頓的《炭坑夫》，美國辛克萊的《梁上君子》，法國羅曼·羅蘭的《愛與死的角逐》。為什麼演的都是翻譯劇本？第一是我們還沒有適當的創作劇本，第二是當時白色恐怖很厲害，在租界上演外國劇本比較保險一些。 決定了劇目之後，就開始了排戲，這次公演的工作人員和演員名單，就記憶所及，大致如此： 《炭坑夫》：導演：沈端先（夏衍），演員：石凌鶴、王瑩、唐晴初。 《梁上君子》：導演：魯史，演員：陳波兒、劉卯、魯史。 《愛與死的角逐》：導演：葉沉，演員：李聲韻、易傑、凌鶴。 裝置：許幸之、吳印咸。 效果：陶晶孫。 排戲的地點，記得是在北四川路餘慶坊的一家樓下的客堂間。排得較認真的是葉沉的《愛與死的角逐》，他在我們這裡是唯一的「專家」，他跟村山知義排過戲，總算有一點經驗。我呢，不僅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當導演，甚至中國人自己演的話劇也看得很少，當時年少氣盛，膽大妄為，於此也可以看出來的。 一邊排戲，一邊籌款和預先進行推銷戲票的工作，我們這批人在北四川路底的幾個據點度過了一個緊張而愉快的冬天。那時演戲不僅劇團要籌款預備蝕本，演員和所有工作人員都得自己賠車錢、管伙食。排完了戲到施高塔路口的一家叫白宮的廣東小飯館去吃一客兩毛小洋的客飯，這種情景還很清楚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翌年一月六日起，藝術劇社在虞洽卿路（西藏路）寧波同鄉會禮堂舉行了連續三天的首次公演。表面上看來賣座很好，幾乎場場客滿，事實上是門售的並不太多，絕大多數的戲票都是經過黨組織和赤色工會向學生群眾和工廠中推銷的，由於這種關係，由於絕大部分觀眾都是進步分子，演出的效果很好，台上演到暴露資產階級醜惡的時候，台下發出了熱烈的鼓掌和歡呼。當時和我們有聯繫的幾位外國進步記者，如美國的史沫特萊、日本《朝日新聞》的尾崎秀實和一位曾經參與過廣州暴動的日本記者山上正義，都給我們在上海的外文報上作了宣傳。特別使我們這批人高興的是上海話劇界的所有知名之士，如田漢同志，洪深、應雲衛、朱穰丞等先生都來看了戲，而且和我們發生了友好的接觸，這就使我們的勇氣更增加了。 儘管大家很努力，戲，應該說演得並不好。第一，劇本的台詞都是外文直譯，聽起來已經很難懂（譬如「炭坑夫」這個名詞就是日本文的直譯，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應該通俗一點，譯成「煤礦工人」），加上演員很少有人能講像樣的北方話，從上面的演員表可以看出，陳波兒、魯史、屈文是廣東人，凌鶴是江西人，王瑩是安徽人，劉卯、易傑是湖南人，唐晴初、陳勁生是四川人，真所謂南腔北調，蔚為大觀。為此，我曾在餘慶坊排戲的時候作過一副對聯：「兩間東倒西歪屋，一桌南腔北調人」，上一句略有誇張，下一句則是完全寫實。 在籌備第二次公演的同時，這一年我們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春天。 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 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 4月，藝術劇社舉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公演。 這一次演出了兩個劇目：馮乃超創作的獨幕劇《阿珍》，和從德國小說家雷馬克原作改編的《西線無戰事》。 《西線無戰事》是一出「群戲」，群眾演員很多，而且全劇三幕十一場，不僅舞台條件困難，還需要相當大的一筆演出經費。好在第一次演出「成功」，給了這群「新生之犢」以勇氣，我們根本不把困難放在眼裡，演員不夠，所有工作人員一律得當群眾演員，經濟困難，大家掏腰包來解決。剩下來最難解決的是換景，按當時的技術條件，三小時內換十一堂景是不可能的，可是後來我們終於找到了北四川路橫濱橋的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戲院，叫「上海演藝館」，座位不多，可是它有轉台裝置，這就解決了舞台換景的問題——當然，這個轉台裝置是用人力而不是電力操縱的，因此全體後台工作人員——包括導演、演員在內，換景的時候就不得不到台下去推轉舞台了。 舞台條件好，可是前台的條件卻很壞。因為這是一座純日本式戲院，觀眾席沒有椅子，而只是一片劃成方格子的「榻榻米」（草蓆），為了演出，不能不委屈觀眾了，好在我們的觀眾絕大部分都是有組織的進步學生和工人，所以大家盤足而坐，一點也沒有怨言。 這次演出從藝術角度來看，也算不上成功，可是，不論劇本、演出、舞台裝置，乃至劇院，都有一點新的東西，所以在當時也居然頗為轟動。現在看來，由於當時藝術劇社的成員都是話劇界的新人，而且一部分人剛從國外回來，一方面固然對國內話劇界情形不熟悉，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們絲毫不受舊傳統的影響和束縛。的確，這一次演出試用了許多新的花樣，例如《西線無戰事》開幕之前先放映了一段歐戰電影（這是從外國影片中翻出來的），並用字幕說明，陶晶孫的音響效果也做得不壞，同時還利用燈光，試行了「暗轉」。 應該說，藝術劇社的這次公演，不論從劇本到演出，都是一種大膽的革新，而這種革新精神在當時的話劇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當然，推動整個話劇界轉變的，終於還是當時已經瀰漫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間的那種不滿現狀、要求革命的時代精神。大家痛感到在那個苦難的時代，群眾要求於話劇的已經不只是曲折的故事，巧妙的對話，精湛的演技，而是更能反映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戲劇了。這次演出之後，上海各劇團之間有了更進一步的接觸，接著，組織一個劇團聯合會的建議提出來了。 國內外反動派並沒有熟睡，很快地襲來了「鎮壓」的暴風。藝術劇社第二次公演之後不久，上海工部局就在4月28日晚間查封了竇樂安路十二號的藝術劇社社址，當時由我們主辦的中華藝術大學也遭到了抄查。不久，南國劇社在中央大戲院演出《卡門》，因為內容「過激」地反對了「黑暗政治」，也被勒令停演，這一年秋天，南國劇社也被查封。 我們沒有被暴壓所嚇倒。冒著風雨，中國話劇運動前進了。 以南國劇社和藝術劇社為中心，我們很快地組成了上海劇團聯合會（後來改名為左翼劇團聯盟），參加的有藝術、南國、辛酉、大夏、摩登、戲劇協社、光明這七個劇團。這是一個大轉變，這也是中國話劇史上第一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結成的強大的統一戰線。這之間有過鬥爭，有過分化，可是話劇界壓倒多數的成員向左轉了。辛酉劇社的轉變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不久以前還是孜孜矻矻地鑽研演技，曾經以「專演難劇」為標榜的辛酉，堅決地參加了「為工人演劇」的隊伍，不久，這個劇社的主持人朱穰丞同志拋棄了高薪的職業和美滿的家庭，隻身到蘇聯去了。 在藝術劇社被查封之前，它就曾和其他劇團合作，組織過專到工廠和學校去演出的「移動劇團」。藝術和南國被封，劇聯就迅速地把主要力量轉移到「移動演出」這個面向工人、農民和學生的方面。表面上看，1930年下半年上海劇壇是沉寂了，實際上，這不是沉寂而是深入。從此之後，中國話劇運動的領導權就掌握在黨直接領導下的劇聯手中，方針比以前明確了，鬥爭的策略也比從前更靈活、更韌性了。 藝術劇社的壽命是很短的，從籌備到封閉，只不過是半年的時間，但是它的作用，我們以為不在於舉行了兩次公演，辦過兩個專業性的雜誌（《藝術》，《沙侖》Siren，汽笛這個字的譯音），和辦過一次戲劇講習班，而在於正當廣大知識分子彷徨苦悶，尋找不到正確出路的時候，它響亮地喊出了「無產階級戲劇」這個口號，而替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準備了條件。藝術劇社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成立，勇敢地進行了鬥爭，它在話劇藝術上，貢獻是不多的，但，它在反對國民黨文化圍剿中，卻起了顯著的作用。 日子過得真快，二十七年過去了，我想起了劉卯、宗暉、李尚賢等同志。為了中國無產階級戲劇，他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紀念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的時候，我希望能有人為他們作傳，讓下一代人能夠知道前驅者的榜樣，應該是有好處的。 1957年10月 注　釋 〔1〕 　原載《文匯報》1958年1月5日，收入《雜文與政論》，北京出版社195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