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幾個比喻和聯想

〔1〕 一 討論電影問題的消息，我是在病床上隱約聽到的，於是，產生了一個很奇妙的聯想。 離開醫院的那一天，護士長同志要我對他們的護理工作提出批評，當她問到醫院的伙食的時候，我回答說：「很好，特別是衛生、營養。」於是，護士長很敏感地微笑了。 伙食要衛生、營養，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單單這兩者合格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滿足病人的要求了呢？從病人的角度來說，他似乎還有另一項要求，那就是：多樣化、美味可口。 這裡，就接觸到怎樣來指導伙房的炊事人員和在特定的環境之下這種指導思想應該以什麼為重點的問題。最理想的，當然是三者俱備，但是在特定的環境下，這三者之間並不是沒有矛盾的。有的病人只能吃流質，有的病人在食物品種上還有許多禁忌，這樣，多樣化和美味可口這一條就不能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坦率地說，我對病院的伙食也曾發過牢騷，說什麼：你們只考慮幾公撮的維他命C、維他命B、或者只考慮到一天的食物應該具有幾千幾百個「卡路里」（熱量），而沒有考慮到病人的食慾和口味。於是，一位比我涵養好的病友反駁了我：要好吃，病好了到菜館裡去吧。 領導某一種業務，一方面要熟悉這一種業務的特有規律，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在特定時期、環境下應注意的重點。單單從維他命和「卡路里」的角度來指導炊事員，無疑是不夠全面的，但是毫無主見，病人要吃什麼就給什麼，那就是對病人不負責任的態度了。 在「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中，沒有一篇文章批評解放後國產影片的「思想」不好，火力是集中在題材單調、公式概念上——換言之，就是不合口味。在這裡值得我們警覺和應該引以為訓的是，七年以來，我們對電影事業的領導只從維他命、「卡路里」出發，太少考慮到觀眾的口味，也應該說，還沒有很好地掌握領導電影業務的特有的規律。 在此，就接觸到解放以來國產影片的估價問題。再用上面的比喻來說，儘管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對護士長講了伙食的「怪話」，但是，不管怎樣，對於醫師和護理員們這樣來處理我的伙食，還是懷著尊敬和感謝之念的。因為他們保證了我的健康，恢復了我的體力，沒有使我因為飲食不慎而舊疾復發。我們完全有權利要求領導電影事業的同志們根據電影的特點來改進領導方式，盡一切力量來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以便於動員一切積極力量來繁榮我們的電影事業，但是，對七年來的電影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把護理員和炊事指導人當作「鬥爭對象」，那無疑的是過分了。 我完全意識到，這一聯想和比喻一定會得到理直氣壯的反駁：電影觀眾不是病人。 是的，電影觀眾不是病人。但是回顧一下解放初期電影從業員和電影觀眾的思想情況，總得承認相當混亂和相當嚴重地受有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影響吧。當時，美國的壞電影不是還擁有大量的觀眾麼？《武訓傳》初映的時候不是還有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很多的觀眾的掌聲麼？中國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不是還有許多人動搖不定麼？抗美援朝的時候，不是還反映出一種恐美崇美的思想麼？我想，在那個特定的時期、特定的環境之下，首先考慮維他命、「卡路里」，不太去迎合觀眾口味，在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力求藝術性的完美，應該肯定是正確的、必要的，不該受到過多的責難的。千錯萬錯，堅持了電影為社會主義服務沒有錯，電影對億萬人民進行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沒有錯。七年以來，假如我們不堅持這一個方針，假如不用我們「公式概念」的國產片去擠掉「豐富多彩」的美國片，假如不把許多搖搖欲墜、天天到文化主管部門來要求「貸款」的私營影片公司國營化，假如不對廣大的電影從業員進行思想改造、整風學習，那麼，今天的「齊放」和「爭鳴」，是不能設想的。 二 今年元旦的《文匯報》上發表了白楊同志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是：「一點聯想」，她從電影聯想到人民裝。 打個比方，我瞧著自己這張照片，瞧著照片上這身人民裝，不自覺地會從內心深處湧出一種深重的感情，就像從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生命道路上的界限。一身普通的人民裝，對於我標誌著衝破舊社會和跨入新社會的界限，解放了與未解放的界限。這種內心深處的激情，往往使人忍不住喜悅得流下眼淚。 我不是想把解放後的電影比作人民裝，我是說我有過一些聯想。解放後的電影曾經感動了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在人民建設新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面。國產片的成績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產量少，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現象，缺點不少，也是一面。但這不能遮掩住解放後的電影的成就，它已在中國電影史上寫下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的一頁。說到這裡，我又想扯到去年由於提倡美化服裝，對人民裝有過「嘲笑」、「醜化」的一些事情。因此，我便不免過慮地想，在推進電影事業的今天，會不會引起像對人民裝那一種不必要的錯覺？說起人民裝，確實曾經起過移風易俗的作用，使全國人民趨向樸實，甚而在人們的感情上也激起一種參加革命工作的喜悅。 解放之後，黨和政府並沒有下命令要大家一律穿人民裝，甚至也沒有什麼領導人特別寫文章提倡過，但是人民裝卻蔚然成了風氣。人民裝美嗎？很難說；經濟嗎，也不一定，據說對女同志還得花較多的布料。為什麼這樣流行？為什麼從1949年到1955年一直沒有人提出意見？為什麼1956年曾經大大地反過一陣而終於沒有被反掉？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簡單，而我以為白楊同志所說的它「確實曾經起過移風易俗的作用，……甚而在人們的感情上也激起一種參加革命工作的喜悅」，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這樣說並沒有堅持要大家繼續穿人民裝的意思，也並不認為人民裝應該全盤肯定而一無缺點。我同意這個比喻，是認為在討論或者批判一種社會現象、風氣的時候，應該很客觀地分析一下產生這種現象、風氣的內內外外的原因，假如可能的話，也應該對這種現象、風氣的好壞和功過，給以公平合理的評價。 當去年許多漫畫家、雜文家大張旗鼓地批評人民裝的時候，一位年高的漫畫家豐子愷先生在上海《新聞日報》上畫了一幅具有獨立見解的漫畫，同時還題了一首詩，今年元旦，他對此又寫了一段「小感」： 1956年11月25日我曾經在《新聞日報》上發表一張小畫。畫中描著三個奇形怪狀的女人：一個女人頭上梳一個髻，有一尺多高。第二個女人的眉毛畫得很闊，占據了半個額骨。第三個女人的衣服的袖子非常大，拖在地上的有七八尺，又轉個彎堆在地上。這幅畫上寫著一個畫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畫題下面還有小字：「《後漢書·長安城中謠》。注云：改政移風，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1956年深秋子愷畫」 近來有些號召提出之後，我似乎看見社會上有許多同這三個女人一樣奇形怪狀、變本加厲的情況，因此畫這幅畫。我但願1957年以後不再有這種奇形怪狀、變本加厲的情況出現。 我認為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反對國產電影的公式化、概念化，不一定要任性地對過去的國產片加以醜化，而今天，儘管人民群眾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還應該想到：假如把概念化、公式化和思想性、政治性混淆起來，不加分析地否定過去的國產影片，片面地強調「票房價值」，那麼，是不是也和服裝問題一樣，有可能產生某一類的「奇形怪狀」呢？ 也有許多人在討論中國電影的傳統。我個人看法，中國電影歷史較短，不一定像戲曲、繪畫、音樂那樣已經有了一種比較完整的民族傳統和民族風格，但是，毫無疑問，二三十年以來，特別是解放後七年來，中國電影卻也積累了不少和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堅持了電影為革命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方向，頑強地反對了為電影而電影、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反對了將電影看作商品、用票房價值來作為影片好壞的唯一標準的資產階級思想。1933年前後，當國民黨反動派不能用死刑和監獄來嚇倒當時風起雲湧的進步電影的時候，他們曾經把一切具有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的電影叫做「硬性電影」，而相對地提出過「軟性電影」的口號。他們的理論是：看電影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聽「說教」，所以他們給「軟性電影」做了一幅廣告式的標語，叫做「給眼睛吃冰淇淋，讓心靈坐沙發椅」。但是其結果，這一反動的理論和實踐在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的猛擊之下，很快就消滅了。值得我們欣慰的是，當年參加這一鬥爭的許多進步電影工作者今天還堅持在光榮的人民電影的崗位上，而當時主張過「軟性電影」的電影工作者，一部分人也已經經過思想改造，而終於投身到我們的行列中來了。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展，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人民的服裝一定會起變化，人民的文化食糧也一定會日新月異地豐富多彩。改，是大勢，也是人民群眾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改得好，改得對，不要改到過去的老路上去。要肯定的應該肯定，要批判的應該批判，要堅持的就一定要堅持。這之間，需要的是科學的分析，冷靜的探討，同志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唐朝的一位大政治家李泌有一句話講得很好：「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慎將來耳。」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慎將來，那麼，「咎」的態度也就很自然地應該是同志式的批評，而不是牢騷和泄憤了。 三 兩三年前，有一位負責領導電影事業的同志對我不勝感慨地說：「電影像一個大家庭中兼祧幾房的獨養兒子。大家都喜歡他，大家都關心他，大家都要管，於是，當這樣一個『孩子的保姆』就難辦了。」 愛他所以管他，這不能不說是大家的好意，也不能不說是這個孩子的福氣。但是管的人多，關心的人多，當保姆的人的確是很難辦了。 電影是最富於群眾性的藝術，去年觀眾十三億人次。因此，第一，群眾要管，群眾不能沒有意見；其次，電影要描寫工業、農業、工商業、青年、婦女……於是各有關部門不能不關心，不能不發表意見；當然，還有更重要的，電影是教育人民的最犀利的武器，黨不能不關心，政府不能不關心。大家希望這個孩子好，希望他成為一個「三好」青年，這一點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的管法上，由於各方面的看法有所不同，就很難完全一致了。老祖母說應該讓他吃得飽些、穿得暖些，叔叔伯伯卻說太嬌生慣養了不好，應該讓他鍛煉鍛煉；母親主張小孩子應該穿紅戴綠，父親卻認為孩子應該從小就養成樸素的生活作風……當保姆本來很難，當這樣一個孩子的保姆更難。她的責任是兼聽各方面的意見，結合實際情況，不主觀，不偏聽，對的意見要採納，不對的意見要解釋，對的、但是一時做不到的意見，也要耐心地把做不到的理由說清楚。要做好這樣一個保姆，不僅要有豐富的經驗，足夠的業務知識，而且要有獨立思考、勇於負責的精神。 對於這個問題，有的同志做了另一個很形象化的比喻：「因為它重要，生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我以為兩個比喻之間，有一點差別。魯四老爺是一家之主，關心和干涉，都出於主動，主觀性更多一些。而當保姆者，則主要是按各方指示辦事，干涉不一定出自單純的主觀。 對這個問題，我以為電影負責人應該受到責難的，不在於對事業關心太多，而主要是在於本身政策、業務水平不高，還沒有很好地掌握領導電影藝術生產的特殊規律，不善於分別實際情況來領導業務，缺乏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由此而風來隨風，雨來隨雨，怕犯錯誤，缺乏負責的風格和勇氣。 拿有的同志的比喻來說，假如一方的確是魯四老爺，一方的確是阿牛，那麼我想，把著阿牛的手教描紅，也算不得什麼錯誤和罪過。毛病是出在一方面魯四老爺自己不一定是書法家，另一方面把不是阿牛的也當作了阿牛，又忘記了經過七年之後阿牛已經能夠自己臨帖而不再需要描紅這一事實。 但是，話也得說回來，在解放初期，在各私營廠合營初期，「關心」多，干涉多，教阿牛描紅，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沒有必要，完完全全是「好為人師」的主觀主義的辦法呢？我看恐怕也不是如此。儘管在被教描紅者之中有許多已經具備了足夠經驗的人，但是，在那個大變化的時期，把著筆教思想、教政策，也不能完全把它看成干涉，看成「傳道方法」吧。假如容許我講得坦率一點，由於中國電影還年輕，它的童年又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度過，所以即使是那些對電影生產已經具有足夠經驗的人，除出政策、思想之外，對於新事物、新主題、新技術恐怕也還有學描紅之必要吧。在內戰、外戰時期身經百戰的將軍們，今天不是還有許多人重新在軍事學院「立正」、「稍息」麼？加上，開國以來，在整個人民電影事業的工作人員之中，有經驗的老手並不占百分比中的多數，那麼，那些初在水銀燈下工作的人，難道就完全沒有把筆描紅之必要了嗎？ 時代在進展，人在成長，當孩子戴上紅領巾，入了隊，入了團，保姆的職能就逐漸消失了，這時候，即使他們還要「關心」，還要絮絮叨叨，但對於開始有了獨立見解的青年，也不再會感到太大的壓力和束縛了。但，到那時候，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自由」，沒有人來「關心」了呢？不，社會要關心，人民要關心，黨和政府要關心，而為了他們的進步和發展，這種關心有好處，也是永遠有必要的。 1957年 注　釋 〔1〕 　本文是將1957年發表的《一個聯想——關於電影的雜感之一》（《人民日報》1957年1月11日，署名子布）、《又一個聯想——關於電影的雜感之二》（《人民日報》1957年1月13日，署名子布）、《「關心」與干涉——關於電影的雜感之三》（《人民日報》1957年1月14日，署名子布）等三篇文章合編而成的，收入《電影論文集》（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