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戲劇到農民大眾中去

〔1〕 ——戲劇節答一個朋友的信 ××先生： 你的信昨天才收到，你所提出的問題，本來是應由別的朋友來答覆才對的，可是一則我感動於你態度的真摯，二則今天是戲劇節的前夜，對於當前戲劇運動也正有些一吐為快的意見，所以就把我未成熟的意見率直地寫下來了。你奇怪我們這些過去搞話劇的人為什麼那樣熱心於秧歌？你疑問話劇在延安已經是否不復為人們所注意。從你那封信的字裡行間，我也明白地感到了你在懷疑：「秧歌」是不是一種值得這樣提倡的「藝術」？因為你自己也是一個「過去搞話劇的人」，你對話劇有成就也有信心，所以我對於你的這種提問並不感到意外，也不將這些看成單是你一個人的意見。你在信中一再提到中國話劇運動的歷史，那麼讓我們先從這方面來談一下吧。中國的新戲劇運動，只從五四以後來講，也已經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了。在這二十五年之內，少數進步的知識分子用多種外國傳來的藝術形式作為武器勇敢地進行了民族解放的鬥爭。我們挫折，我們苦悶，我們鬥爭，我們提出過「平民戲劇」的口號，我們組織過「藍衫劇社」，我們之間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過「大眾化」和「戲劇到農村去」的呼聲。抗戰開始，法西斯的炮火摧毀了我們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的「地盤」。我們從上海出發的戲劇工作者也曾一度相當規模地深入了中國的內地，接觸了從來不曾經受過歐洲文明之洗禮的人民。但是，姑不論這個時期因為抗戰中政治形勢的轉變而限於非常的短暫，即使是在那個時期之內，我想能夠深思一點的朋友都能感到，我們在農村、兵營，乃至在小城市所演出的一切戲，也不過是想把我們自己所想所做所歡喜的一套，憑著主觀的企圖而普及或者說是施與給人民大眾罷了。中國話劇有了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在今天回想起來，這三十年經歷只是城市小市民的話劇歷史，只是受過西歐文明的知識分子的戲劇運動，只是憑著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文化思想，而企圖把這一切「普及」到更大多數的人民大眾中間去的一種強迫教化運動而已。施與的同情，強迫人民接受的藝術文化，是不能獲得最大多數人民的「喜聞樂見」，是不可能成為廣大人民自己的文化的。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同志說：「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又明確地指出：「在我們，文藝是為人民的。」什麼是人民大眾呢？他說：「最廣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士兵與小資產階級。」因之，在延安，在新民主主義實踐的地方，文化——文藝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裡掙脫出來，把當前的重點放在人民之中最大多數的農民工人身上，鼓勵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積極的親近工農兵，認識中國革命的本質，改造自己的感情，重視農民工人自己所固有，所創造的所謂「萌芽狀態」的文藝，幫助他們從這種基礎之上提高，而創造出中國人民大眾自己的文化文藝。這不是極其自然而極其正確的方向麼？「為人民」，為中國人民之中占最大多數的農民與工人，不僅是新文藝到農民工人中去，而且是在農民工人之中創造出新文化來，這不單是現階段文化文藝工作的正確的指標，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歷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劃時代的轉變，與最正確的解決。在中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任何一切政治經濟文化，不從農民大眾之間生根滋長，不為農民大眾所擁護，所接受，所喜愛，是永遠不可能有發展的前途的。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是解釋得很透徹的：「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您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除實質上，就是說根本上，並非忽視其他問題，這是史達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大城市失陷之後，更不止百分之八十了。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數千萬。沒有他們，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為了抗日，為了戰爭的勝利，為了新的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明天，把一切工作重點放在工農大眾身上，這是極合理而自然的事情。可是，親愛的朋友，三十年來，連「小學生的常識」也似乎一直不會為我們所注意，新的話劇維持著它的那種舶來的形式，滿足於他的那種一把抓不滿的小市民層的觀眾，自命清高，高尚其志，將人民大眾——特別是將農民當作「水準太低」的「不懂得我們的藝術」的對象，謹守著「我們的」這個小市民階級的「藝術觀點」與「技術水準」，直到今天還夢想著有朝一日我們的「小市民文藝」能夠光大發揚……這在抗戰八年，大城市淪陷垂盡了的今天，不已經是真正值得懺悔反省的時候了麼？ 在這種認識和方針之下，把文化——文藝運動的重點放在工農大眾之上，從工農兵的現有的文化水平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的基礎上去提高，利用人民大眾之間固有的——甚至封建階段舊形式的東西，給他們改造，加進新的內容，使他們逐漸地蛻化進步，為革命的人民大眾服務，而變成革命的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這不是今天頭等重要的工作，更不是今天文藝工作者的光榮也是最有責任的任務嗎？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國的農民，一直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今天，是不可能有「高尚的」藝術賞鑒能力，來接受我們這種從外國直接販運過來的「藝術」形式的。從他們現有的文化水平，和萌芽狀態的文藝做起，這是今日的方針。用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階段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心目中的所謂「藝術水準」來評價「秧歌」，那麼「不能滿意」乃至認為「這是一種極其原始的藝術形式」，不也是極其自然的結果麼？朋友，我們的看法是從人民大眾的現有的文化水平出發的，這是「粗坯」，這是「未完成的藝術形式」，說得文雅一點，這是黑暗中一道微光，但是，我們終於摸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我們已經有了一道微光，中國人民大眾終於有了一點點微末而粗糙的「他們自己的萌芽狀態的藝術」了。我們，是不會將這一種萌芽狀態的自己的東西看作已經完成已經滿足了的藝術來評價，來滿足的；我們只是說，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從人民大眾自己的利害來看，從自己的愛憎來寫，來演，從自己的基礎上來提高和改造。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最大的多數，而我們，也必然地要突破一切困難來擔當建設一個新的民主主義的中國的主要的責任。所以我們相信，這條路子是新的民主主義文化的最正確的路子，這種產生於人民大眾而從實際提高的文化、文藝才是真正為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喜愛的東西。 朋友，上面所寫，也許你以為這只是適應於某一特別地區的方針吧。我們不想機械地把一個地區的方針適應於「後方」，我們也沒有意思忽視城市小市民的工作。但是，我們在今天，在戰爭到了這個決定關頭，戲劇界紀念著自己的日子的時候，把「戲劇到農民中去」這個口號提出來也並不覺得就是「不合時地」。在小市民層的觀眾中低迷了二十幾年，在大都市裡作為一種溫室里的花卉，作為極少數的人們的欣賞對象而在今天已經感到了彷徨苦悶的生根在小資產階級之中的話劇，今天也應該嚴肅地考慮到如何使話劇新生的問題了吧。後方的城市漸漸地減少，大劇場公演的困難一天天地增多。二十年來我們所可能爭取到的這一點點的小市民層的觀眾，不是也被迫著一天天地縮小了麼？為著持續和發揚我們新劇運動的光輝傳統，為了使它能夠更有效更廣大地服務於人民，為了使它更積極地有力地服務於我們民族的革命和解放，今天，也應該是脫下白手套，拋棄舊觀念，勇敢地走向人民，走向農村的時候了。我們要有真實地表現農村的劇本，我們要有到農村去演出的劇團，我們要有真誠地為農民服務，幫助他們從現有的民間形式的基礎之上來改進來創造的獻身的戲劇工作者，我們要求每一個戲劇工作者應該關心在抗戰中貢獻了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的勞苦功高的農民大眾的生活與疾苦。「不從群眾學習不能做群眾的先生」，沒有到人民大眾中去的決心是不能「為人民」服務的。 1945年2月 注　釋 〔1〕 　原載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2月15日，署名姜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