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於伶小論

〔1〕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一閉上眼，仿佛可以看見一條漫長而險 的道路上，一個怯弱，可又是那般悲壯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態。顛躓，挫跌，無情的嘲笑，一時的迷失，荊棘刺傷他的肌膚，崎嶇磨損他的腳底！可是他摸索著，行進，沒有絲毫的反悔。歷史吝嗇了他應該得到的積蓄和遺產，但是在殉道的求神者，也許過多的行囊反而是他累贅的負擔。他選擇了的是一條怎樣的路子，我們善良而謙遜的作劇者是明白地意識到而且是作為驕矜的： ……自己既是愛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的藝術——決心學習寫戲編劇，失敗了可以重來，跌傷了我會支撐的。因為自己還年輕，自信有著充分的勇氣來接受失敗的經驗與教訓，武器只有在鍛煉與使用中才能具備與發揮其戰鬥力的。 ——給S. Y.（《花濺淚》代序） 怯弱、多感、疾病和貧窮老是緊纏了他，先天具備了舊時代儒生的謙讓與息事寧人的心情，而後天的環境與教養，偏又使他養成了知識分子的潔癖。接觸到這位善良的作者和誦讀到他的作品的時候，我常常這樣想，要是這位作者早生這麼一世紀，那麼他也許可以是一個恬淡飄逸，徜徉山水和歌嘯林泉的隱遁之士吧；早生這麼二三十年，那麼也許可以是一個佯狂歌哭用詩酒來排遣他「國民孤憤」的南社詩人吧；再說，要是他少年易感的時代不接觸到五卅、一九二七、九·一八、一二·九，那一浪猛於一浪的時代的怒潮，他所處的環境不是北平，一個有著五四革命傳統的地方，他所私淑的只是唐詩，定庵詩和夢窗詞，而更找不出一些新的支柱來作為他靈魂的依傍，那麼也許，他可以是一個「忠貞」於「藝術」的「鶯」，而決不會那般悲壯地「再度生涯潛地下」吧！ 「自己愛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之後，「學劇九年」在我們這位多感的詩人已經是一連串困苦的爭鬥，從感傷的哈姆雷特到悲壯的堂吉訶德，這中間不是沒有脈絡可以追跡的。最觸目，最感人，也是我們這位作家所最值得使人珍愛的，是他洋溢著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義使他憎惡強暴，人道主義使他帶著不愉快的心情來正視現實，也是人道主義，使他從現實社會的矛盾苦惱，懷疑追索而走向了學習一種可以解決這一切苦惱和矛盾的理論。於是，一個誠實而單純的青年求神者，發現了新的神，發現了他靈魂的新的支撐點了。因為他是敏感的知識人，所以他珍視理性；因為他是樸質的人道主義者，所以他開始了對真理的熱烈的追尋；更因為他處身於一個國破家亡的時代，他親自目擊著和身受著內內外外的，精神和物質的對於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戕殺，於是他把自己愛定了的藝術作為武器，而開始不計成敗的戰鬥了。 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評者和劇作家李健吾先生，在《夜上海與沉淵》一文中接觸到對於我們這位作家「最有影響於他製作的物質和精神的作用」，舉出了四點，就是：「第一，貧弱的身體。第二，詩情的心靈。第三，銳敏的感受。第四，樂觀的信仰。」 於是他說：「這麼一點，或許是於伶先生在最惡劣的心情和最困難的環境之下，能給以不斷的創作的堅強的支柱。」我同意這個觀察。信仰使他樂觀，使他掙扎，使他廢而再立，傷而再起，但是，使他今天，最少在今天，支持這樂觀的信仰的，還是由於他的同情，他的人道主義，換句話講，信仰成為了他肉體和靈魂的支柱，而這支柱的著力點，依舊是知識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義。 由於他的出身，由於他的教養，由於他生來內向的性格限制了他熱情的奔放而只能默默地在心內燒灼的個性，更由於他從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走向殉教般的革命者的經路，由於他目前擔當的工作和接受的生活，我們今天正不必替作者諱飾，他獲得了的世界觀今天依然還只是他靈魂深處的一根有力的「支柱」。世界觀使他脆弱的時候得到支援，世界觀使他頹喪的時候得到補強，但，支柱終於還不是靈魂的本體。 在這苦難的中國，在這苦難的當代，儘管不能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同時代人比擬，但是把中國知識人的遭際，和過著牲畜一般生活的中國人民大眾較量起來，終於還是屬於得天較厚的部分。於是，由於生活，由於在現實社會中的遭際，真正處於社會底層的勤勞大眾和知識人之間，在對事象的觀察，在內心進發的要求，就有了不相同的方向。前者喊出來的是「我要」，而後者感覺到的卻是「我有責任」和「我要對得住良心」！對於這種感情的表達，我們的作者自己是說得很清楚的： 「為了戲劇，為了自己愛定了的演劇藝術，我願意而且決定了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地把生命賭在這受難的尤其是孤島受難的戲劇運動裡面！我將不計毀譽，不論成敗，但求盡我心，竭我力，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對得起戲劇藝術者的本分與良心！」 《女兒國》序，《雪中廢話》第十四頁。 我們沒有權利和必要來要求一個知識階級的作者違背自己的良心和感情而急速地去迎合另一種人群的口號，我們也絲毫沒有企圖過低評價一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和理性。對於我們論及的這位作者。恰恰相反，我們要求的正是要有更深和更廣的人道主義，和更有機地和自己感情融合了的理智。只有具備著全副心腸的深而且廣的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於自己狹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腦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廣泛的地方，才能成為一個真實的社會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為著受難者群的遭際而歌哭，而爭鬥，也只如此，才能把自己堅定起來，不會在挫敗的時候「怯戰」，不會在寂寞的時候傷感，更進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論成為自己的血肉，浸潤自己的每一個細胞，匯合同時代人的苦痛為自己的苦痛，才使他自己的靈魂壯健起來，能夠巍然獨立，再不需要「理論」這一根機械的外在的支柱！ 也許我們已經花費了過多的篇幅於空疏的緒論，但，在我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我們從善良恬淡的「讀書人」由於理智的掖導而未成熟地走向了人生殘酷之戰場的文藝工作者，理與情的未能渾然合致，也許正是一個普遍存在而不很自覺的現象。在我們這一輩的知識階級，在性質上，「理」本來是「情」的推力（Push），而在自然界，電壓（Votage）先導電流（Current）也正是應有的事情。可是，我們在此不能忘記，電力（Power）是電壓與電流之「積」，而決不是電壓與電流之「和」。所以藝術作品感人的力量，應該是理與情的渾然的一致，而決不是情加理或者理加情所能做到的事了。現在，假如某一特定階段的一個作者在他作品中所能發散的感人力量是一個定數，而我們在這限度之內要有更多的光，更多的熱，那麼很明白，問題不是放任他的情的泛濫，相反，在這兒應該強化和更強化他的理的強度和壓力了。具體一點說，就是更深的思考，更廣的感受，更真摯地關心全人類的運命，和更嚴肅的鬥爭與生活。 在我們論及的這位善良的作者，情與理的未能達到融合是一個容易發現的現象，——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直到今天，他理論上的認識依然還是他的靈魂的一根外在的支柱，因此，在他短時期內辛苦製作了的許多作品中，因為在他靈魂深處還留著這麼一點小小的企圖合致而終於未曾合致的乖離，所以發於情者大都為珠玉，而急於理者大部為贅瘤。我們在此已經不需追溯尤兢時代的作品，從《夜光杯》到《江南三唱》、《血灑晴空》，就是在他大踏步地走向了更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之後的《夜上海》、《大明英烈傳》，我們也能容易地發現，作者常常委屈他的人物，不使他從他們特定的身份、地位、環境和某一特定的時代氛圍氣中行動，講話，和得到歸結，而常常借用他們，而由自己來代替他們說理。當然，這常常表現於作者與戲劇搏鬥最激烈的場合。不能勝之以情，乃圖勝之以理，這也許是轉型期內的必然的現象吧。 對於這位自謙為「學劇九年」的作者，不幸得很，即使是較為親密的朋輩，也已經很少能夠知道他初期的作品。但是，從尤兢（1931—1937）到於伶（1937—　），無可否認的他有了一個飛躍的——值得刮目的成就。看了《夜上海》（1939年）和《大明英烈傳》（1941年）之後再去回溯一下《漢奸的子孫》（1935年）和《夜光杯》（1936年），這是一個如何顯著的進展呀！從性急的呼喊到切實的申訴，從拙直的說明到細緻的描寫，從感情的投擲到情緒的滲透，很奇妙，一個筆名的改變在某種意義上竟象徵了這位作者的再出發和新生。當然，這進展是不能用奇妙這兩個字來解釋的。第一，從1932到1936，作者獲得了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而未能充分溶解與消化，而這一個時期也正是焦躁和窒悶的時代；第二，1938以後，使他蟄居在上海，責任和良心使他負起了「孤島」劇運最艱苦的工作，而一般情勢又逼他學習了「沉默，肯定，確信，堅持」和「站定崗位，保蓄力量，穩紮穩打，埋頭苦幹」的作風和氣派。 把一個具有知識的潔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寧人之心情的作者拋擲在「淪陷了的上海」這泥濘的戰場上作戰，這是一件殘酷的，可是在他創作生活上有著重大意義的事情。一方面上海磨折了他，上海也孳乳了他，他學會了戰鬥，接觸了「淺俗」，他懂得了千萬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實地從淺俗的材料中去提煉驚心動魄的氣韻，使他完成了一種「詩與俗的化合」的風格，使他寫下了令人不能忘記的迂迴曲折地傳達了上海五百萬市民決不屈服於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但是另一面，由於要在上海這環境中創建一個同時兼備「小劇場」性的戲劇的質和「大劇場」性的觀眾的量的劇場，為了要在商業競爭極度的強烈的「娛樂」市場上使新的戲劇能夠占有一個繼續性的地位，我們的劇作者也不能不「為營業，為觀眾著想」，而助長了他在作品中放任那種「涉筆成趣，涉筆成刺」（「孤島」市民同時需要著趣和刺的）的「繁花茂葉」的滋長。《夜上海》第四幕的雲姑與馮鳳這線索的發展，《大明英烈傳》第四幕的兩頭蛇這一角色的出現，都是一方面為了迎合上海這特殊的環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抑制對於惡的謾罵，和對於筆墨之遊戲的適宜。要一棵大樹高而且直地成長，生長期內是需要刪剪繁枝茂葉的。在此，對於結構的更緊密的把握，和對於成趣的題材的無情的割愛，為著作者更大的成就，也許在技術上是當前重要的問題。 求神者求得了他的神，摸索者找到了他的路，而在本質上，我們的作家又正是前途燦爛的彌琢彌珍的渾金與璞玉，讓我們祝福他，更熱情地鬥爭，更誠摯地生活，更艱苦地磨鍊，他，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成就來激勵潤澤滋養我們這民族的心的！ 妄言多罪。這算是備忘錄式的試論。 1941年7月，香港 注　釋 〔1〕 　收入《長途》，桂林集美書店194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