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論上海現階段的劇運

〔1〕 ——復於伶 〔2〕 於伶兄： 桂林和上海相距得並不遠，但是消息的傳遞是如何的困難啊！《花濺淚》已經上演，已經再版了，但是我只從偶然看到的上海報紙上知道了這麼一個名字，你寫在這劇本前頁的兩封「致S. Y.」的信，是4月中到了香港才看見的，離這版本的出版，已經經過了半年的時日了。這兩篇文章正像獨行中偶爾聽到曾經愛誦過的歌曲似的想起了上海，想起了上海的劇運和艱辛地在這崗位上爭鬥的友人。我從亂紙堆中遍找到了有關上海劇運的材料，發表在《大公報·文藝》的健吾兄的那篇《關於上海劇運的低潮》深深地使我激動了！出於真情的文字，是永遠永遠地使人感動的，我和他同樣地難受，同樣地忿怒，可是忿怒了之後，我又覺得愉快了。一年幾個月，不算是一個悠遠的時期，可是這短短的時期已經使那些慣於在圈子外面唱高調，用術語，講冷話的人，和真實、誠懇而永遠和青年們工作在一起的工作者相距得這樣遙遠了！「辯正」，是沒有必要的，上海文化工作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在國內始終是一種使人嚮往欽慰的火炬，充滿了術語的「總檢討」，是不足以減損這火炬的光輝的。 關於《一年間》和其他幾個劇本的意見，我到今天還不曾接到過你的「另函」。對於《花濺淚》，我卻可以愉快地報告你讀後的感想。在你創作過程中，這是你走向更堅實更寫實的方法的一個重要的基點，也是一步重大的前進。和《夜光杯》比擬一下，已經是一個不同類型的劇本了。朋友們熱烈地期待著你從這基點出發，沿著這正確的方向，更多而更好地寫出些不僅適宜於「此時此地」的劇本。讓年輕而缺乏鑑別能力的戲劇工作者在抗戰已入新階段的今天還反覆著《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來》和《夜光杯》，這是我們應該痛感的責任啊！在曲江舉行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我們曾提出過「生產運動」的口號。當然，目的並不在鼓吹濫造出粗糙的東西。我們需要更多，同時也需要更好，在這一點，我是同意於你的意見的：「自己既是愛定了演劇這迷人的武器的藝術，決心學習寫戲編劇本，失敗了可以重來，跌傷了我會支撐的。」 在你信上提到過兩次「此時此地」，那麼讓我們談談「此時此地」的問題吧。我，對於此時此地的劇運，是同意於將這階段規定作「磨鍊」的時期的。「八一三」以來，中國的劇運可以大致說，已經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階段了。緊接在這一階段之後，我們的任務是在如何才能使這普遍化的戲劇能夠作一步更大的前進了。普遍，同時更要深入，這是我們的課題。在沒有緣的大眾間，過去我們已經介紹了話劇的新的形式，新的作風，這和舊有的文明戲，已經是屬於不同種類的東西了；但是，距離完整的，作為抗戰建國之最有力的武器的戲劇藝術，還隔著一個很遠的路程。在劇戰的前方，在不斷轟炸下的後方，一年來我們這年輕的戲劇藝術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演出、演技、裝置……和「八一三」以前已經進步到不能比擬的程度了。但是，我們的眼光不能單注意若干個優秀的團體。一般地說，我們也還有無數的只機械化接受了話劇這種「形式」，而完全不知道演出和演技為何事的支流。戲劇是綜合藝術，這話已經講膩了，但是有多少劇團和劇運工作者還將這藝術的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和失敗，單單寄託於劇本的故事和結構身上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話劇就留下了一個並不怎樣值得感謝的傳統。這，就是對於演出（導演）和演技的忽視。在選定上演劇目的時候，演出和演技的因素是很少放置在考慮的問題之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寄托在劇本的身上。情節曲折和劇情的熱鬧，是決定是否可以上演的準繩。在話劇要在無緣的小市民中間打天下的時候，這苦心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將這固定化而成為一種傳統，一種偏見，一種不費力地可以獲得成功（主要是商業上的）的捷徑，那便可以成為戲劇藝術正當成長的障礙了。在「八一三」以前，話劇開始向大劇場發展的那一個時期，即使作為一個試驗的演出，也不曾有過一個劇團敢於上演一個著名難演的劇本，這是如何可慨的現實啊！ 我深深地確信著，這種過重地依賴劇本而過輕地估價演出和演技的傳統，是阻礙中國話劇進步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真正造成今日的「劇本荒」的原因。因為現在被認為可以上演的劇本，都是「曲折離奇，緊張熱烈」，不論什麼人來演大致都可以博得觀眾歡迎。所以除出極少數的天才之外，在現階段的劇運中，導演和演員很少有真實地試驗實力和苦心磨鍊他們技能的機會。在國外往往一個劇本因為演出和演員的不同而可以得到一種不同的成果，可是在中國，卻是一個劇本經過一次上演之後就成為一個定型了。無原則的「鬧劇第一主義」阻礙了演出和演技的進步。——這，理由是很明顯的，沒有好的導演和演員，「平淡」而真實的劇本是「不適」於上演了。年輕的劇作家總是希望自作的劇本有上演的機會的，那麼，走「出奇」的路吧，寫曲折的情節，巧合的人生吧。而不幸得很，這條路並不是中國當前所需要的。戲劇的康莊，題材的枯窘，劇情的公式化，都只是劇作者不能正當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企圖僥倖成功而走錯了路子的表現罷了！ 強調演出和演技（以及其他舞台藝術）在戲劇藝術中的身份，在這磨鍊的時期里而建立起我們新的戲劇藝術的最合理的分工，讓無數的新的演出者和演員有一個試練他們才能磨鍊他們技術的機會，讓無數新的劇作者可以不必顧慮「生意」而能夠有一個放膽地自由地描繪這個時代的真實的機會，這不是此時此地該做的事嗎？ 十年之前，中國話劇運動的一個最真摯的拓荒者朱穰丞先生曾經提倡一次「難劇運動」。這運動並不曾得到成功，但是他的勇氣和毅力，在中國劇運史上是永遠也不會被忘記的。十年之後，話劇已經應該到非走上一個新的階段不可了。那麼，讓我們再來一次「難劇運動」，來造成一種新的，更切實，更嚴肅，也是更富於創造的風氣吧。演好一個著名的鬧劇，並不是演出者和演員的名譽的事情。讓我們來和難劇搏鬥，在難劇的上演，批評，檢討，再上演……的過程中，來使我們的戲劇作一步更深的前進吧。 我如此說，並不是表示了我們對此時此地之環境的讓步，相反，這正是我們「抗戰建劇」的必要的過程。我們的工作方式應該是永遠地抵住，永遠地反撥著壓力的彈條。我們需要的是堅韌，獲得一種堅韌的性格，我以為一個較長時期的磨鍊是必要的。 1939年5月5日在香港 注　釋 〔1〕 　原載《劇場藝術》1939年第7期，收入《長途》，桂林集美書店1942年出版。 〔2〕 　於伶（1907—1997），現代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