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生路》述評

〔1〕 十五年前，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展開了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社會的改變，舊的威權終止了它的支配，新的主人從變革的烽火裡面繼承了他一切的遺產。在這種遺產目錄中間，有的是：被舊社會經濟制度剝削著、被長時間的世界戰爭荒廢了的廣漠而荒蕪了的土地；被西歐文學家們描寫作野蠻和無智之代表的、飢餓而半裸的農民；和舊社會秩序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的僧侶和酒精；以及被一切權威的社會學者認為不能醫治的「社會的癌腫」而放置在街頭巷尾的娼妓和「海斯潑里淑尼」（流浪兒）！ 這兒，在時代的新主人的前面，展開了困難而偉大的道途，為著大多數人的福利，他們不僅要從社會生活裡面除掉一切無用而有害的東西，而且要使這些無益有害的東西也能積極地擔負起建設新社會的使命。 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流浪的兒童，符拉基米爾·伊里奇 〔2〕 曾經說過：「在蘇聯，不該有這種流浪的孤兒，他們，應該要變成青春潑辣的幸福的市民！」根據這樣的主題，而用蘇聯獨特的技術攝製成功的最初的聲片，就是這一次在上海開映的《生路》！ 《生路》（原名《人生之路》）是新銳的導演尼古拉·埃克導演、尼古拉·巴它洛夫、伊凡·庫依爾拉主演、施屈路里加作曲的蘇聯梅裘拉蒲濮姆社出品的第一部有聲片。1931年5月初映之後，在莫斯科已經突破了續映一年的紀錄。截至去年6月5日為止，已經繼續了一千二百次的上映。現在，為了便利在沒有聲片裝置的農村上映，已經另印了無聲拷貝。這，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是一部繼普特符金的《母親》和愛森斯坦的《戰鬥艦伯巧姆金》而出現的世界電影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作品。 「電影在愚昧的欺詐者的手裡的時候，非但不能使觀眾得到好處，而且要對他們散播有害的影響。大多數的腳本，都因為可嫌惡的內容，而將觀眾引導到可害怕的邪道。可是，當觀眾自己得到了電影的時候，當電影被把握在社會主義文化的真實的活動家們的掌中的時候，那麼它就變成大眾教化的一種最強力的武器。」電影對於文化和教育的意義的如何偉大，這部《生路》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明。 蘇聯以流浪兒童為主題的電影，在《生路》出現之前已經有過幾種，在文獻上可以看到的，已經有《黃金的蜜》、《破袖子》和馬雅可夫斯基編劇的《三人》等等。前一種的主題是暴露流浪兒童對於多數學童所給予的不良影響，後兩種是描寫無家可歸的孩子們輾轉流徙之後而走上了有組織的生活的路程。現在，這部《生路》的目的，為著適應這片子攝製當時的情勢（五年計劃開始後第二年開攝），除出上述的兩項任務之外，主要的是「消滅一切社會的害蟲，動員一切力量去參加建設新社會之基礎的工作」。 被歐美的感傷主義和色情主義的影片食傷了的我們，在第一次接觸這種蘇聯影片的時候。誰也會感覺到一種完全不同的空氣。在這兒表現出來的不是形上學的思索，不是文字上的心理的描寫，而只是以動作和觀眾的感覺接觸的、人類活動的力學的表現，激動我們的心靈的，是集團的生活的力量，是集團的生活的意志。新的代替了舊的，健全而明快的感情代替了頹唐而傷感的情調。看，建設和崩潰，朝氣和老衰，健康和衰弱，歡呼和悲嘆，潑辣和沉滯，愉快和傷感，這是何等明白而尖銳的對比。 在劇的進展，我們也可以得到一種有意義的暗示，社會的構成是有機的，性格的轉變是複雜而困難的，在這一群流浪兒童的轉變過程中，因社會情勢的推移，而遭遇了許多必然要碰到的辯證的反逆、矛盾和動搖。在這裡沒有憑空而來的奇蹟，在這兒也沒有從來不犯錯誤的英雄。這是科學的、辯證法的發展。只因為如此，所以這才是絲毫沒歪曲和修飾的真實的現實！ 在技術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位性錄音」的成功。這，是對一切歐美有聲影片認為唯一錄音方式的「同時性錄音」的反叛！在這聲片裡面，有許多畫面不一定和音響一致，可是，在這種互相克制的中間，卻能對觀察者給予一種融然的理解。愛森斯坦所說的「在發聲電影畫面和音響決沒有同時性的必要，——反之，我們的工作是要在歐美先進國未曾試過的領域，去創造新鮮而強有力的影片」。這，可以說已經由這一張《生路》而完全地實證了。 這片子裡比較起來鏡頭最多的是扮演流浪兒指導者的尼古拉·巴它洛夫和扮演流浪兒頭目的伊凡·庫依爾拉。可是他們兩個的表演都不曾給觀眾以一個英雄或領袖的印象。巴它洛夫本來是莫斯科第一藝術劇場的名優，曾經在普特符金導演的高爾基的《母親》裡面扮演主角巴威爾而博得了異常的成功。在他第一次和中國觀眾見面的時候，我們想是值得特別的介紹一下的。 總之，這一部在各方面都有特殊意義的影片，在現今這種中國影業漸漸地走上正軌的時候上映，我想對於我們的電影從業員和觀眾一定會有很大的指示的。 注　釋 〔1〕 　原載上海《晨報》1933年2月16日「每日電影」副刊，署名黃子布。 〔2〕 　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