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影評人、劇作者與觀眾

〔1〕 ——電影批評夜談之二 在原則上，影評人一方面應該以啟蒙者的姿態來幫助電影作家創造能夠理解藝術的觀眾，他方面還該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的所有者和一個實際製作過程的理解者的姿態來成為電影製作者的有益的諍友和嚮導。這原則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讓我們看一看影評的現狀。劇作者和影評人，除出若干的少數之外，大都是惡意地對立著的，影評人和觀眾，同樣地除出一部分熱心者之外，大都是相互地無視著或者藐視著的。 問題是相對的。中國的新生電影和電影批評，都只有極短的歷史，如你所說，電影作家，除少數之外，藝術家資質和對人生對社會的正義感和嚴肅性都很貧乏。我們不能忘記，在一兩年之前，「電影批評」只是一種宣傳和廣告的延長，直到現在為止，一部分劇作者和影評人還將影評當作一種私人感情的酬贈，所以當批評對於劇作者的聲譽和對於售票處的收入有利益的時候，他們可以將影評當作有利益的宣傳，而當批評對於上述兩者有所不利的時候，他們便可以很快地全盤否定影評的存在，譬如…… 那麼，對於這種現狀的責任，你以為影評人沒有值得非難的地方嗎？ 恰恰相反，在責備開始——或者正要開始為著新的電影而努力的電影作家之前，「作為一個進步的世界觀的所有者」的影評人應該首先接受自我批評的鞭子，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影評人缺乏的是：真摯的學習，善意的忍耐；而多餘的卻是：不必要的玄學和可羞恥的「指導者的架子」！為著要使中國電影進步，為著要使影評成為電影作家的嚮導，從事電影批評的第一件需要的是努力地學習，從客觀的現實和從製作的實踐；對於自然和生活現象，尤其是對於大眾的現實生活，假使批評者沒有一種具體而深刻的理解，試問用什麼基準來估計作品所反映的一切是否真實？第二，對於電影作家，只要他們是在進步，或者有進步的可能，批評者在世界觀上盡可以不作分毫的讓步，但是在態度上卻需要著最大限度的節制和忍耐，「批評家不該將自己看作高於作家的存在，而是要從作家學取很多的東西，只有最好的批評家才能以熱心和感激對待作家，不論在什麼場合，他們都該有一種兄弟般的親切」。 其次，就是你所說的擺「指導者的架子」的問題。這種態度不僅對電影作家，同時對觀眾也引起了不必要的反感。譬如說，影評人常常慨嘆著觀眾水準的低下，而將自己和觀眾之間劃出了一條不可越的鴻溝，假使，觀眾的水準始終和影評人的水準不能合致，那實質上就是影評人否定了自身的存在。 擺「指導者的架子」，和高爾基所說的一樣是一種「時代病」。最近，他在對蘇聯作家大會的報告裡面有一段極痛切的批判，他說：「指導是很高地評價人們的精力，而指示出以最小的力的消費來獲得最大的實際的效果的指標，可是擺指導者的架子卻是一種企圖出人頭地的小市民的個人主義的努力，這，只要有機械的訣竅、空虛的頭腦和空無所有的心靈，是誰也可以容易地做得到的。」我們的影評人應該很快地清算這種個人主義的遺產，在評價主題、性格和人物的相互關係的時候，出發點不該從煩瑣哲學而該從對於現實觀察所得的一切事實的根據。對於一個難以理解的作品，應該像一個不憚其煩的解釋者和注釋者一般地對觀眾解說，對於表面上香甜而實質上有霉的作品，應該像一個警告者一般地對觀眾忠告，對於核心包藏著有益的果仁而表面上包著一層硬殼的作品，應該像一個解剖者一樣地代觀眾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消散影評人和觀眾間的鴻溝，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電影批評所應有的使命。 我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在現在這種「當口」，坦白的自我批判，也許會被當作某種企圖的藉口和武器的。 但是我們相信，只有不怕自我批判，才能保證我們影評的充實和前進。假使說，這一切可以當作掩護和判罪的資料，那麼我們的回答是說：上面所談的態度，是只對進步的劇作者而不是對惡意的藐視者的！ 注　釋 〔1〕 　原載上海《大晚報》1934年11月25日「火炬—星期電影」副刊，署名韋彧，收入《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