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電影批評的機能

〔1〕 ——電影批評夜談之一 我以為這只是一個絕望的夢而已。你在電影從業員或者說是創作者們身上所寄託的這種想法，以及你要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老實說，在電影的創作手段完全地掌握在企業家手裡的時候，是絕望而殘忍的。 你的意思是說，在現在這種體制下面，不該對電影作家要求社會的和藝術的良心。但是，我可不像你一樣的悲觀。雖則在現在一般的極度惡劣的環境裡面，當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感覺到非藝術的企業的觸手威脅到他創作的本身的時候，他可以從一個作家的立場…… 錯了，你沒有認清電影的特性，你不理解電影的創作手段與其他藝術的創作手段的不同。在文學、繪畫、音樂等等，受企業制度制約的，只限定在作品成為商品時候的流通的一面，文學的作家，當他有了作家的藝術的和社會的良心的時候，他可以從一個作家的立場，在他創作的行程裡面，遂行他所被容許了的自由；而在電影，你得知道，他則是一個企業制度下面的電影工廠的工人。所以當他選擇題材和決定主題這一瞬間，他就受了商業主義的支配…… 但是，問題是在藝術作品對於公眾所及的影響，如你所說，文學和其他藝術部門的作家有局限在創作行程中的自由，可是，在現在這個時代，在流通部門被阻塞了的藝術作品，實質上就失掉了他對對象的機能。所以，電影作家假使有了藝術家的資質和對社會的誠實，那麼在他對藝術和對社會的態度，做到和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同等程度，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你說到了公眾的問題，而且你認識了電影作家在創作上所受到的營利的立場的支配，那麼請看一看眼前的實際。有人說，公眾是孩子，甜的、好看的，好聽的，常常是不辨別地會接受的。現在，電影是一種以這些孩子們為對象的商品，企業家自然不獨不竭力地趨向興味中心主義，迎合低級趣味，在現在這種恐慌的時代，他們更不恤放棄一切電影向上期所發生了的藝術性對社會現實的真摯，而瘋狂地製作著反進步的作品，在這裡，電影作者彷徨在企業家和影評人的中間，當他們的正義感和所謂藝術的良心敵不過現實生活的經濟的支配的時候。…… 問題變成很簡單了。你的錯誤，是在只看了企業支配藝術的一面，非遺忘了觀眾與作家之間的交互作用。電影是一種最年輕最現代和最大眾的藝術，它以一種資本主義的速度，急速地滲入了大眾生活的內層，資本主義將電影當作營利的商品而送進大眾的各個階層，可是這種藝術的普遍化正完成了藝術創造觀眾的準備作用。「公眾是愚昧的」，但是他們有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壓力，能夠起反應作用的感覺和一種有歷史的優越性的真實。「藝術對象和其他一切生產物相同，能夠創造有藝術趣味和鑑賞眼的公眾。所以，生產不僅對主體生產對象，同時還對對象創造主體。」（卡爾·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序）作家用他們的藝術生產來創造有藝術鑑賞力的公眾，公眾用他們的社會的真實來變革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無視了這種交互作用，而將問題片面地固定起來，這是你的悲觀論的原因。 這很對，但是我們也還不能樂觀，現在，電影作家的藝術家的資質，對社會的正義感和嚴肅性，都很貧乏，而所謂「生意眼」的壓力，卻儼然存在他們的上面。 在這兒出現的，就是電影批評的機能。電影批評不僅對觀眾以一個注釋家、解剖者、警告者、啟蒙人的姿態而完成幫助電影作家創造理解藝術的觀眾的任務，同時還要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的所有者和實際製作過程理解者的姿態，來成為一個電影作家的有益的諍友和嚮導，當然，要完成這種機能，批評者自身的基礎與態度，是該嚴肅地討論的。 注　釋 〔1〕 　原載上海《大晚報》1934年11月18日「火炬·星期電影」副刊，署名韋彧，收入《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