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告訴你吧」

〔1〕 ——所謂軟性電影的正體 軟性電影論者常識之缺乏與理論之混亂，已在彼等所發表之似是而非之論文與影評文章中暴露無遺，一經駁擊，即失正面反攻之根據，乃在所謂影評與低級趣味之雜文中亂放無的之矢。其言非如村婦之罵街，即類稚兒之譫語，理之固覺無聊，置之亦殊煩擾，尤令人感受侮辱者，為彼輩用作口頭禪之「告訴你吧」一語，理論之蕪雜與幼稚者如斯，而好自誇矜者又若此，可笑亦復可憐，固有此文之作。此對本欄賢明之讀者，固似有浪費紙面之嫌，然對彼外強中乾之輩，容或不無開竅啟蒙之效。禮尚往來，茲並以「告訴你吧」一語，璧諸「常識過於低落的少數」。此為前書。 目下軟性電影論者所最狺狺不休的問題，第一是不滿意於影評人的要求影片須有進步的意識，第二是反對製片者的攝製以社會黑暗面為題材的影片。他們以為電影的目的「是給眼睛吃冰淇淋，是給心靈坐沙發椅」，所以他們所需要的影片只是「使紳士們忍禁不住」，而「漸漸地從坐椅上沉下去」。對於這種儇薄與愚蒙，唐納 〔2〕 先生在《晨報》「每日電影」所發表的《清算軟性電影論》中已經有了不厭其詳的解釋，但是，他們有時候以「人道的戰士」、有時候以「藝術至上主義者」，乃至有時候以「洋場惡少」的姿態而出沒於影壇的終極目的，只是在為著他們的主子而反對在電影中反映社會的現實與防止觀眾感染進步的思想這麼一點。為什麼他們害怕這種社會的真實的揭露？為什麼他們不願電影觀眾感受進步的思想？這決不是為了他們的「神經衰弱」，而老老實實地只為著他們在現社會秩序中「盤踞」的地位。在這篇短文中。筆者明白地認識了這點，但是為著如前言所述之目的，寧願再退一步。假定軟性論者的錯誤，真的是在不理解藝術作品的內容的重要，綜合他們的意見，他們是崇尚形式而蔑視內容的形式論者。但是我們先得回敬一句，「告訴你吧」，在藝術史上，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始終是內容占著優位性的。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在形式上極不完整，極端粗獷，有時甚至於文字的通順都不能做到，可是只因為在他們的心靈有了強烈的內容，而博得了不朽的聲譽。柴霍夫 〔3〕 曾經嘆息地說過：「我們在形式上已經有了非常的成功，我們能夠極度技巧地描寫一切的事項。我們也知道了一切章句和其他的構造，但是我們缺少了一項，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項，我們並沒有能夠使我們相信、能夠使我們無限地獻身的東西！」一個藝術作品沒有內容，就等於一個軀體沒有頭腦，一千個衣裝絢爛的衣裳架，一萬個銅肩鐵膀的機器人，能抵得一個衣衫襤褸肢體羸弱的藝術家嗎？「告訴你吧」，單單的形式的美，充其量，在作品，不過是一時的流行物；在作家，不過是一時的流行兒，他可以博得暫時的聲名，可以供給沒落的無自覺的小市民以若干的陶然和幻想，可是，在嚴肅的藝術史上，他們是沒有被記載的資格和權利的！ 唐納先生的上述的論文，很扼要地接觸到一點，就是，電影事業是產生和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沒落的時期，這是極特徵的一點：只因為它的產生和發展，不在洋溢著成長和興隆之衝擊的文化的上行曲線，只因為它的生產機能差不多全掌握在衰亡期的支配者手裡，所以必然地在它的容貌，強制地被反映了一切崩潰著的社會體制的頹廢的特性，於是，一種膚淺的固定的觀察，就誤將這種病態的變則當作了固定的藝術式樣的美的特徵。但是，電影藝術生長在資本主義的搖籃，而它被賦予了的命運卻是對於這自己生長的溫床的反叛！所以在頹廢的對面，萌芽著一種準備以必然的權利來承繼一切文化的新的精神。在此，在這上下行文化交替的中間，文化——藝術批評者的批評基準應該是「作品是否在進步的立場反映著社會的真實」，而決不在作品的外貌是否華奢與完整。囂俄（Hugo） 〔4〕 的戲劇樣式不及莫里哀（Molière）的完整，高爾基的小說形式不及柴霍夫的洗鍊，費爾巴哈的哲學體系不及康德的完整，可是我們明白地認識，後者是舊的完成，前者是新的萌芽，我們不是遺少，我們的年紀還輕，我們的展望是在明天，所以我們的評價必然的是要強調這進步的成分。同樣，在進步的立場，評價現階段電影作品的時候，我們有充分的權利來強調和讚美普及健康的人類的美的觀念的作品，更有充分的義務來抨擊和指斥傳染病態的美的觀念的影片。再說一句，「告訴你吧」！淫亂、猥褻、神秘、荒誕、浪費、敗壞、幻夢、狂亂，這一切將道德的頹廢種植和感染到人類精神生活的所謂「軟性影片」，決不能貼上一張「娛樂」和「慰安」的商標而掩飾它的毒害，相反，真正的娛樂和慰安，應該是互助的精神，團結的意識，爭戰的熱情和勝利的呼喊！這一切是年輕的、健康的、進步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勝利的，有未來性的。 所謂「軟性電影」的理論（？）始終是在極度的混亂和自己撞著裡面，一忽兒高嚷著「只有少數笨呆的觀眾」才會「照銀幕上表演的那麼去做」，一忽兒又會調轉槍頭，說電影「是最普遍的教育和宣傳的武器」，一忽兒化裝做一個藝術的戰士，說要「拋棄一切含有作用的宣傳素料」，「重新恢復第八藝術的純真」。可是掉過頭來又會「心花怒放」，「肚腸波動」地讚美十足地宣傳羅斯福復興政策的美國影片。讀者諸位不要誤認這是簡單的矛盾，而應該看出這是他們宿命的苦悶，他們打起反對硬性影片的大旗，打出了防禦「宣傳」強占銀幕的口號，可是留心影壇的人們看見他們反對過《白宮風雲》嗎？看見他們抨擊《錦繡前程》（Looking Forward）嗎？在他們這些片子裡面的宣傳都已經變成了「藝術」，所以，這些都已經不是「毒素」而是「安慰」。真不愧是「藝術至上主義者」，否則哪能有這麼「軟」的「藝術手腕」。 最近，他們歡喜「侈談」喜劇，有時候還引用Farce 〔5〕 的目的是為著「使紳士們心花怒放，狂吹紙菸，從坐席上漸漸地沉下去」嗎？「告訴你吧」！Farce定義，應該是「對於該當時代之支配者的高度地發達了的否定心理」，而決不是使「紳士們」心花怒放的東西！朋友，我假定你是讀過一些法國文藝史之類的書的，你知道Farce在18世紀的法國（同樣地在全西歐）所處的地位嗎？「笑劇為民眾而製作，而在民眾的前面上演，這，常常表現了民眾的見解，民眾的努力和對於上層身份者的不滿。」所以，假如真真有Farce出現，那麼「紳士們」看了之後，「波動」的該不是他們的「肚腸」而該是他們的「胸脯」。從這兒，我可以大膽一點地斷言，黃嘉謨先生所理解的只是「喜劇」這兩個字面，而他所要求的則誠如唐納先生所指出的一般的只是儇薄的「低級趣味」而已。 對於這種儇薄矛盾的似是而非的理論做論爭，在筆者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擺在中國電影從業員和影評者前面的，應該有更嚴肅更偉大的任務。在這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益急迫，吃人的禮教勢力死灰復燃，虐殺民眾精神之向上的宗教迷信瀰漫全國的時候，每個有正義心的嚴肅的電影關係者都該以更深刻的認識去完成各該部署的使命，一切「洋場惡少」之流，在認清了他們的本質之後，正像「國事管他娘」的無聊文士一樣，讓他去受廣大民眾的唾棄和蔑視吧！ 6月20日於病中 注　釋 〔1〕 　原載上海《大晚報》1934年6月21日「火炬·星期電影」副刊，署名羅浮，收入《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 〔2〕 　唐納（1914—1988），原名馬季良。30年代初參加電影工作，撰寫影評，主演影片《都市風流》，主編《電通畫報》，1951年定居巴黎。 〔3〕 　柴霍夫，今譯契訶夫（1860—1904），俄國小說家、戲劇家。主要作品有《農民》、《套中人》、《萬尼亞舅舅》、《海鷗》等。 〔4〕 　囂俄（Hugo），今譯雨果（1802—1895），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悲慘世界》、《九三年》等。 〔5〕 　Farce，在此處意為鬧劇、滑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