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評丘吉爾的《他們最得意的時刻》

對於一個仍有政治前途的政治家來說，要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是很困難的；而且在一個五十歲才是個嬰孩，七十五歲才入中年的職業里，任何人只要沒有實際上丟過臉蒙過恥都會覺得自己仍有前途，這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如，一本像齊亞諾[1]日記一樣的書，如果作者仍舊有聲望的話就不會出版。但是，這麼說對溫斯頓·丘吉爾是公正的：他不時出版的政治回憶錄一直大大超過一般的水平，不論從文學素質來說還是從坦率性來說都是如此。丘吉爾多才多藝，除了其他身份以外，他還是個新聞記者，對文學有真正的感情，即使這種感情不怎麼有識別能力，而且他還有永不休止、追根究底的頭腦，對具體事實和動機分析都有興趣，有時包括他自己的動機。總的來說，丘吉爾的作品更多的像是普通人的作品而不是一個公眾人物的作品。當然，他目前這本書有些章節給人以從一篇競選演講里摘出來的外表，但它也顯示了作者十分願意承認錯誤。 這本書是系列著作的第二卷，涉及的時期是在德國開始進攻法國和一九四〇年年底之間。因此，它的主要事件是法蘭西的崩潰，德國空襲英國，美國日益捲入戰爭，德國加緊潛艇戰，以及北非長期鬥爭的開始。此書資料豐富，每一關鍵時刻都有演講和電報摘錄，儘管不免大量重複，但使讀者有可能把當時所說的和所想的與實際發生的情況作一番比較。 丘吉爾本人承認，他低估了軍事技術方面的最新變化的結果，但一九四〇年風暴襲來時他迅速作了回應。他最大的成就是甚至在敦刻爾克的時候就認識到法國已經打敗，英國卻沒有打敗，雖然表面上來看是打敗了。他的這一判斷不僅僅是以他的頑強好鬥態度為依據的，而是對形勢作出的合理評估。 德國人要迅速打贏戰爭的惟一途徑是征服不列顛群島，而要征服不列顛群島他們必須打到那裡去，這意味著對海峽保有制海權。因此，丘吉爾堅決拒絕把英國本土空軍力量全部投入法蘭西戰役。這是個嚴酷的決策，自然在當時引起很大怨懣，並且大概削弱了雷諾[2]反對法國政府中失敗主義者的地位，但在戰略上來說，這個決定卻是正確的。當時認為不可缺少的二十五個戰鬥機中隊留在英國，入侵的威脅被打退了。這一年還沒有過去，危險早已大大減退，可以把大炮、坦克、人員從英國調到埃及前線。德國人仍舊能夠用潛水艇打敗英國，或者，可以想像，用轟炸的辦法，但這需要若干年的時間，而在這期間，可以期望戰爭會擴大蔓延。 當然，丘吉爾知道，美國遲早會參戰，但在此階段，他似乎並不期望會有一支好幾百萬人員的美國大軍最後開抵歐洲。他在一九四〇年就預見到，德國人大概會攻打俄國，他正確地估計到佛朗哥不管可能作出什麼允諾，他是不會站在軸心國一邊參戰的。他並且看到武裝巴勒斯坦猶太人和在阿比西尼亞煽起反叛的重要性。凡是他的判斷失誤的地方，主要是由於他對「布爾什維主義」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憎恨，因此在政治上有不作區別對待的傾向。他坦白地說，他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3]爵士去當駐莫斯科大使時沒有意識到共產黨恨社會黨人勝過他們恨保守黨人。的確，英國似乎沒有一個保守黨人了解這一簡單事實，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工黨政府上台。沒有這一點認識是造成英國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政策錯誤的一部分原因。丘吉爾對墨索里尼的態度儘管並不影響到一九四〇年的局勢發展，也是建築在錯誤估計上的。在過去，他欽佩墨索里尼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屬於那些認為有可能用收買辦法把義大利拉出軸心的一派的。他坦率地說，他絕不會在阿比西尼亞那樣的問題上同墨索里尼爭吵。義大利參戰時，丘吉爾當然沒有留情，但是如果英國保守黨人能在十年以前就了解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並不僅僅是另一版本的保守主義，而由其本質所決定必然是對英國懷抱敵意的，整個局勢就會好一些。 《他們最得意的時刻》最令人感到興趣的幾章中有一章談及以美國驅逐艦交換英國在西印度群島的基地。丘吉爾和羅斯福交換的信件成了一種對民主政治的評論。羅斯福知道，英國得到這些驅逐艦，符合美國利益，而丘吉爾知道，美國得到這些基地並不會對英國不利，而是相反。但是，除了法律上和憲法上的困難以外，不可能未經討價還價就簡單地把驅逐艦交給對方。選舉即將來臨，又要提防孤立主義者，羅斯福不得不作出竭力討價還價的姿態。他並且要得到保證，如果英國作戰失敗，英國艦隊無論如何絕不交給德國人。這個條件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丘吉爾肯定不會交出艦隊，但是，要是德國人征服英國成功，他們會成立某種傀儡政府，對於他們的行動，丘吉爾就無法負責了。因此，他是不能夠作出所要求那樣的堅決保證的，談判就相應拖延下來。一個迅速的解決辦法是取得全體英國人民的保證，包括艦隊的船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丘吉爾似乎不願意公開這些事實。他說，讓大家知道英國多麼接近失敗是件危險的事——也許這是他在這一時期里低估英國民意士氣的惟一的一次。 該書寫到一九四〇年陰暗的冬天結束，當時沙漠中意想不到的勝利和大批意軍被俘的好消息被德國轟炸倫敦和海上沉船日增的壞消息所抵消了。你讀書至此不免心中反覆會問：「丘吉爾能夠放開說話到什麼程度？」因為這些回憶錄中主要引起興趣的部分肯定是在以後才會出現，那就是丘吉爾告訴我們（如果他決定告訴我們）在德黑蘭和雅爾達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那裡採取的政策是不是他本人贊成的，還是羅斯福強加於他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本卷和前卷的口氣都顯示，在適當時機，他是會把比他迄今透露的要多的真相告訴我們的。 不論一九四〇年是不是任何哪個人的最得意時刻，它肯定是丘吉爾的最得意時刻。不論你對他有多麼不同的意見，不論你對他和他的黨沒有在一九四五年競選中取勝感到多麼高興，你不得不欽佩他，不僅欽佩他的勇氣，而且欽佩他大度的胸懷和待人的真誠，這甚至在這種正式的回憶錄中都表露了出來，而這部回憶錄遠遠不像《我的早期生活》那樣涉及個人。英國人民總的來說摒棄了他的政策，但是他們對他總是抱有好感，這從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裡流傳的關於他的傳聞的口氣中可以看出。沒有疑問，這些傳聞常常是道聽途說的，而且有一些是不能見諸筆墨的，但是它們在得到傳播這一點就是有意義的。例如，在敦刻爾克撤退時，丘吉爾發表了他常常被引用的戰鬥講話，據傳說，在為廣播作錄音時，他實際說的是：「我們將在海灘上奮戰，我們將在街頭奮戰……我們將向那些婊子養的扔酒瓶，這是我們手裡剩下的惟一東西。」——但是，英國廣播公司的檢查官當然在這關鍵時刻按了鍵子。你可能認為，這個傳聞是不確實的，但是在當時，大家認為這一定是確實的。這是普通老百姓對這位堅強而幽默的老人非常合適的恭維，他們不會接受他當和平時期的領袖，但是在災難時刻他們認為他是他們的代表。 寫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 刊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紐約《新領袖》 * * * [1] Galeazzo Ciano（1903—1944），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之婿，曾任外交部長，後因與墨不和外逃，被捕後遭處決。 [2] Paul Reynaud（1878—1966），法國政治家，一九四〇年時為法國總理。 [3] 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國工黨領袖，曾任駐蘇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