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魯德亞德·吉卜林

真是很遺憾，艾略特先生在為這部吉卜林詩選[1]作序的長篇論文中，竟然會採取這樣的辯解的態度，不過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你甚至還沒有談到吉卜林之前，你就先得清除一個由兩批連他的作品都沒有讀過的人所製造的神話。五十年來吉卜林處於這種成為一種代稱的特殊地位。在文學界的五代人的時期里，每一個開明之士都鄙視他，但到了這個時期結束時，這些開明之士十之有九都已為人遺忘，而吉卜林在某種意義上卻仍在那裡。艾略特先生沒有令人滿意地解釋這個事實，因為在答覆那些說吉卜林是一個「法西斯分子」的膚淺而又常見的指責時，他犯了相反的錯誤：在無法為他辯護的方面為他辯護。明知吉卜林的人生觀總的來說是任何有教養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原諒的而仍說能夠，這是沒有用的。例如，當吉卜林寫到一個英國士兵為了要勒索錢財而用捶衣棒打一個「黑鬼」時，說他這麼寫只是以記者身份，而不一定贊同他所寫的事情，這是沒有用的。在吉卜林的作品中，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跡象表明他不贊同這種行為——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種很明確的虐待狂氣質，大大地超過了那一類作家必然會有的殘暴狂。吉卜林的確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者，他的確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在審美上令人反感的。最好是一開始就承認這一點，然後再設法弄清楚為什麼他仍流傳至今而瞧不起他的有教養的人卻這麼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 但是，關於「法西斯分子」的指責仍需回答，因為不論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若要對吉卜林有所了解，第一個線索就是這個事實：他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比如今最人道或者最「進步」的人都更加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人們常常鸚鵡學舌引用一些話而不肯稍微費點心去查一查這些話的上下文或者弄明白它們的含義，這種情況的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例子是「退場讚美詩」中的一行：「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這一行在粉紅色左派人士中間總是當作嘲笑的對象的。一般都認為這「次等人種」理所當然地是指「本地土生土長的」，於是腦海里就出現了某個頭戴遮陽盔帽的英國老爺在踢一個苦力的形象。但在這一行詩的上下文中，它的意義卻幾乎是截然相反的。這「次等人種」幾乎可以肯定是指德國人，特別是泛德意志作家，他們「沒有律法」是指無法無天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權力的意思。整個這首詩一般都認為是一種大肆吹噓的狂言，實際上是對權力政治的譴責，包括德國人也包括英國人。有兩節詩值得在這裡引用（不是作為詩作，而是作為政治）： 如果因為看到權力而陶醉， 我們竟然不敬畏上帝而信口亂言， 這種吹噓像非猶太教徒那樣 或者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那樣， 萬軍之主啊，請與我們同在， 免得我們忘記，免得我們忘記！ 因為異教徒的心把它的信任 寄託於發臭的隧道和鐵片， 所有建築在凡身上的堅定的凡身 都警惕著，不敢驚動主來警惕 那大言不慚的吹噓和蠢話—— 主啊，請寬恕你的子民！ 吉卜林的許多用詞都是從《聖經》中借用過來的，在第二節中，他無疑想到了《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篇：「若不是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費勞力；若不是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警醒也是枉然。」這一段文字不會對後希特勒時代的人們頭腦造成什麼印象。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人相信有任何比軍事力量更大的制裁力量；沒有人相信，除了用更強大的武力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勝過武力。沒有「律法」，只有力量。我並不是說，這是一種真正的信仰，我只是說這是所有現代的人實際上都有的信仰。那些硬說不是那樣的人或者是思想上的懦夫，或者是不加掩飾的力量崇拜者，或者是根本沒有跟上他們所處的時代。吉卜林的世界觀是前法西斯的。他仍相信驕者必敗，神明必懲傲慢。他沒有預見到坦克、轟炸機、無線電和秘密警察，或者他們的心理結果。 但是這麼說，你是不是推翻了原先所說吉卜林的侵略主義和殘暴成性的話？沒有，你只不過是說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觀點和現代歹徒觀點是兩碼事而已。吉卜林極其肯定地屬於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二年這個時期。世界大戰及其後果使他怨憤不快，但沒有什麼跡象表明他從布爾戰爭[2]以後所發生的任何事件中學到了什麼教訓。他是英帝國主義在其擴張階段的先知（甚至比他的詩作更甚，他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消失的光芒》讓你感覺到了那個時期的氣氛），而且也是英國軍隊的非正式史家，這支老式的僱傭軍於一九一四年開始改變它的組成。他的全部信心，他活躍的、粗俗的活力，都來自法西斯分子和准法西斯分子所沒有的那種局限性。 吉卜林晚年鬱鬱寡歡，毫無疑問，其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望，而不是文學上的虛榮。不知怎的，歷史沒有按計劃發展。英國在獲得了空前最偉大的勝利以後，卻不似以前是個世界強國了，吉卜林很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所理想化的階級失去了美德，年輕人不是貪圖享樂就是不問世事，要把地圖塗成粉紅色[3]的願望已經煙消雲散。他不能理解這些情況，因為他對那作為帝國擴張的基礎的經濟力量從來沒有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像一般軍人或殖民官員沒有認識到的一樣，吉卜林似乎沒有認識到，帝國主要是一件掙錢的生意。他心目中的帝國主義是一種強迫的教化。你對一夥沒有武裝的「土著」人群開槍，然後你建立「律法」，這包括道路、鐵路和法院。因此，他不能看到，產生帝國的同一動機也可能毀滅帝國。例如，把馬來亞叢林開發出來建立橡膠園的這個動機，也就是如今把這些橡膠園完好無損地拱手讓給日本人的動機。現代極權主義者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而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這兩種態度都有它們的好處，但是吉卜林卻從來沒有能夠從一種態度走向另一種態度。儘管他畢竟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觀點是瞧不起做生意的「老闆」的受薪官僚的觀點，活了一輩子而不知發命令的就是那些「老闆」。 但是，由於他認同於官員階級，他卻有了一種素質，那是「開明的」人士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備的，那就是責任感。中產階級左派為了這一點而恨他不亞於他的殘暴性和庸俗性。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裡，所有左翼政黨骨子裡都是一場騙局，因為它們鬥爭的對象並不是它們真正希望消滅的東西。它們有國際上的目的，同時它們竭力要保持一種與這些目的不相容的生活水準。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的」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一個人道主義者總是一個偽君子，而吉卜林對此的了解也許是他創造一針見血的話的能力的中心秘密。要用比「嘲笑那些在你睡著的時候守衛著你的軍人」這句話更少的幾個字來描繪英國人的褊狹的和平主義，會是很困難的。不錯，吉卜林不了解知識分子與保守分子之間的關係的經濟方面。他沒有看到，地圖塗成粉紅色主要是為了可以剝削苦力。他沒有看到苦力，卻看到了印度文官；但是即使在那個層面上，他對職能的了解，他對誰保護誰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刻的。他清楚地看到，只有在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是比較沒有教養的人，在那裡守衛和餵養另一些人的時候，這後者才能保持有高度的教養。 吉卜林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認同於他所頌揚的官員、軍人和工程師呢？並不像人們有時所假定的那樣完全。他年輕的時候曾經作廣泛的旅行，他基本上屬於在平庸的環境中長大而具有出色頭腦的人，他的某些氣質很可能有些病態地使他傾向於行動活躍的人而不是感情細膩的人。十九世紀的英印人士是他的偶像中最無同情心的，但卻是實幹派。他們所乾的，也許都是壞事，但是他們改變了地球的面貌（拿一張亞洲地圖來看，比較一下印度的鐵路系統和鄰國的鐵路系統，就可以明白了），如果英印人士的正常觀點像愛·摩·福斯特的觀點的話，他們是不可能有成就的，他們是不可能維持一個星期的權力的。吉卜林給我們描繪的圖像儘管華而不實，但它是我們對十九世紀的英屬印度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而他之所以能夠描繪，只是因為他本身粗俗，才能夠在俱樂部及團部食堂中存身並保持緘默。不過他並不十分像他所欽佩的人。我從好幾個私人來源獲悉，與吉卜林同時代的許多英印人士並不喜歡或贊成他。他們說他對印度一無了解，這話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從他們的觀點來看，他是太高雅了。在印度的時候，他往往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而且因為他膚色較黑，被錯誤地懷疑有亞洲血統。他後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生在印度，很早就輟學。如果背景稍有一些改變，他很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或者傑出的通俗歌曲作家。但是說他是個庸俗的搖國旗的人，一種為塞西爾·羅茲[4]服務的宣傳人員，這樣說有多少正確成分？這樣說，確是不錯，但說他是個唯唯諾諾的應聲蟲或者見風使舵的投機者那就不對了。他早期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後來就從來沒有討好過公共輿論。艾略特先生說，對他的意見是，他用一種受人歡迎的方式發表不受人歡迎的見解。這樣說，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了，假定「不受歡迎」是指在知識分子中間不受歡迎；但是事實是，吉卜林的「寓意」是廣大公眾不想要的一種寓意，而且是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同現在一樣，人民大眾是反軍國主義的，對帝國已感厭倦，只是無意識地愛國，吉卜林的官方仰慕者現在和過去都是「服役」中產階級，也就是讀《黑樹林》的人。在本世紀愚蠢的初期，布林普式人物[5]終於發現有個站在他們一邊可以稱為詩人的人，於是把吉卜林供在祭壇之上，對他的一些比較說教的詩如《如果》給予了幾乎《聖經》一樣的地位。不過可以懷疑的是，布林普之流是不是並未留心讀過他的詩，就像他們沒有留心讀過《聖經》一樣。他說的許多話是他們不可能同意的。很少從內部批評英國的人說過比這個粗俗的愛國者更加尖銳的話。總的來說，他攻擊的是英國工人階級，但不一定總是這樣。那句「在板球門旁的穿法蘭絨褲子的傻子和在足球門旁的糊塗的笨蛋」的話今天仍像一支箭一般突在那裡，它是針對優勝杯決賽的，也是針對伊頓和哈羅的對壘的。他寫的一些關於布爾戰爭的詩，就其題材而言，有一種奇怪的現代味。大概是一九〇二年寫的「斯特侖波希」[6]代表了每一個有頭腦的步兵軍官在一九一八年會說的話，或者今天仍會說的話。 吉卜林關於英國和帝國的羅曼蒂克的想法，如果不含當時的階級偏見，本來無關緊要。如果你考察一下他的最優秀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行伍詩，特別是《軍營歌謠》，你就會注意到，較之其他東西更加損害這些詩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腔調。吉卜林把軍官，特別是下級軍官理想化了，而且到了一種荒唐的程度，小兵雖然可愛和浪漫，卻必須是個丑角，說話總是用一種程式化的土腔，不太侉，但是發音都無一例外地略去了H和收尾的G。這樣做的效果常常是像在教堂聚會時幽默背誦一樣令人不好意思。結果造成了這樣奇怪的現象：你常常可以簡單地把吉卜林的詩改寫一遍，把土腔改成標準發音，就能把他的詩改得更好，不怎麼可笑、侮慢。這在他的疊句上尤其如此，它們常常有一種真正的抒情性質。他應該克服自己嘲笑勞動人民口音的衝動。在古代的民謠中，地主和農民用同樣的語言。對吉卜林來說，這可辦不到，他用一種歪曲的階級觀點來看待，結果卻損及他最精彩的一行詩，這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但是，即使這種以示土腔可笑的故意裝腔作勢在音調方面並無什麼效果的時候，這種做法也是令人討厭的。不過，他的詩作得到朗誦的機會比默念多，大多數人都本能地在引用時作了必要的改正。 你能想像上世紀九十年代或如今有哪個士兵在讀《軍營歌謠》時感到作者是一個為他們說話的作家嗎？很難想像。任何一個士兵如果能讀一本詩的話馬上就會注意到吉卜林幾乎毫不知覺軍隊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有一場階級戰爭在進行。這不僅是因為他把士兵看成是個丑角，而且他認為他是愛國的、封建的、崇拜軍官的和以做女王的兵而自豪的。當然，這有一部分是對的，否則就不可能打那些仗了，但是，「我為你，英國，我的英國，做了些什麼？」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問題。幾乎隨便哪個勞動者會馬上接著問：「英國為我做了些什麼？」就吉卜林對此的了解而言，他簡單地歸結於「下層階級的極端自私」（他本人的話）。他在不寫英國人而寫「忠心耿耿」的印度人的時候，他的「老爺您好」的基調有時到了令人厭惡的程度。但事實仍是，他較之他的同時代的大多數「自由主義分子」或者我們時代的大多數「自由主義分子」更加關心普通士兵得多，更加希望他們能得到公平的對待。他看到士兵受到了忽視，軍餉不足，而且還受到其收入多於他們衛護的人們的虛偽蔑視。他在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我開始明白了士兵生活的可悲境地，他們所受到的沒有必要的折磨。」有人攻擊他美化戰爭，也許他是這樣，但是他並沒有像常見的那樣美化戰爭，把戰爭說成是一場足球比賽。像大多數能夠寫戰爭詩篇的人一樣，吉卜林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但是他的戰爭描寫卻是寫實的。他知道子彈傷人，在炮火之下人人恐懼，普通士兵從不知道戰爭是為了什麼才打的，或者除了自己所處的戰場一隅以外，從不知道整個戰局，而且英國軍隊像其他軍隊一樣常常落荒而逃： 我聽到我身後的刀響， 但是我不敢正視我的敵人， 我也不知我這是到哪裡去， 因為我沒有停一步來看一看， 一直到我聽到一個叫花兵 一邊跑一邊尖聲叫救命， 我想我熟悉那個聲音—— 那就是我自己的聲音！ 把這首用現代化的詞句來寫，它很可能出諸二十年代反戰作品。還有： 如今子彈穿過塵土飛來， 沒有人想前去迎接， 但是每個叫花兵卻難違此命； 這樣他們就像上了鐐銬的人， 即使不樂意上前也隨隊而上， 行動出奇地僵硬遲緩。 以此與下面一首相比較： 「輕步兵，沖啊！」 有沒有人膽怯？ 沒有！雖然當兵的知道 有人犯了大錯。 如果說有什麼不對的話，吉卜林只是過分渲染了戰爭的恐怖，因為在他年輕的時候的戰爭，以我們如今的標準來衡量，實在算不上是戰爭。也許這是因為他身上的神經質的氣質，對殘暴行為的渴求。但是至少他知道，奉命去攻打不可能攻下的目標的士兵是膽怯的，而且一天才四便士的軍餉談不上優厚。 關於十九世紀末期那支長期服役的僱傭軍隊，吉卜林留給我們的圖像究竟有多麼全面或真實？就像吉卜林所寫的關於十九世紀英屬印度的情況一樣，你必須說，這不僅是最好的，而且幾乎是我們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他記錄了大量你只有從口頭傳說中或者不堪卒讀的團史中才能弄到的材料。他所描繪的軍隊生活圖像比實際的情況似乎更加全面、確切，也許是因為任何一個中產階級的英國人都可能有足夠的了解來填補空白。無論如何，讀到埃德蒙·威爾遜[7]先生剛剛發表的或正要發表的關於吉卜林的論文，有那麼多的事情使我們看來熟悉得有些發膩而在一個美國人看來卻很難理解，我感到吃驚。不過從吉卜林早期著作中的確產生一種對機關槍時代以前的舊式軍隊的栩栩如生而又不是太嚴重誤導的圖像——在直布羅陀或勒克瑙的熱不可耐的軍營，紅色上衣的軍裝，刷白的軍官皮帶和無邊小圓帽，啤酒，毆鬥，鞭罰，絞刑和釘十字架，吹號集合，大麥和馬尿的氣味，留著一尺長大鬍子的大聲吆喝的士官，血腥的伏擊總是指揮不當，擁擠的運兵船，霍亂蔓延的兵營，「土著」小老婆，最後在收容所死掉。這是一幅殘忍的、庸俗的圖像，在其中，歌舞廳中一首愛國的插曲似乎同左拉的更加血腥的一段描寫交雜在一起了，但是後代的人能夠從中得出關於長期服役的志願兵軍隊的大致概念。在大約同樣的水平上，他們可以了解一些沒有聽說過汽車和水箱的時代的英屬印度的生活。如果認為，要是喬治·莫爾[8]，或者吉辛，或者托馬斯·哈代有吉卜林的機會，我們可能讀到更好的書，這麼想是錯誤的。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十九世紀的英國不可能產生一部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或者像托爾斯泰關於軍隊生活的次要作品如《塞瓦斯托波爾》或者《哥薩克》，不是因為一定缺乏才華，而是因為有足夠的悟性來寫這種作品的人沒有一個會作恰當的接觸。托爾斯泰生活在一個軍事大帝國中，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年輕人似乎都很自然需在軍隊中度過幾年，而英帝國當初和現在都仍是非軍事化到了大陸的觀察家幾乎難以置信的程度。有教養的人不會輕易地離開文明的中心，在大多數國家的語言中都很缺乏你可以稱為殖民文學的東西。只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環境的結合才產生了吉卜林的俗不可耐的場面：小兵奧特里斯和霍克斯比太太站在棕櫚樹前聽著寺廟的鐘聲，其中一個必要的環境條件是，吉卜林本人必須是個半開化者。 吉卜林是我們時代惟一的為語言增添了短語的英國作家。我們拿過來使用而沒有想到它們的來源的那些新詞彙和短語，並不總是來自我們所欽佩的作家。例如，聽到納粹廣播員把俄國兵說成是「機器人」（robots）是很奇怪的，因為這是不自覺地借用了他們如果能夠抓到就會加以殺害的一位捷克民主人士。這裡有半打的吉卜林所創的詞彙短語，你可以在小報社論中看到引用，或者在酒吧間聽到那些根本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的人們口中在說。你將會看到，它們都有一定的共同特點[9]：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白種人的負擔。 只知道英國的人，又知道英國什麼？ 女性比男性更致命。 在蘇伊士運河以東什麼地方。 償付丹麥金[10]。 還有其他一些，包括一些已經失去時效多年而仍在使用的詞彙短語。例如「用你的嘴巴殺死克留格爾[11]」這句話到最近還在使用。也很可能是吉卜林第一個用「匈奴人」稱呼德國人而造成大家群起效尤；無論如何，他在一九一四年炮響之後就馬上開始使用。但是我在上面開列的詞彙短語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你以半開玩笑的方式說的，但是你遲早會使用。例如，對吉卜林的輕視莫過於《新政治家》，但是在慕尼黑時期《新政治家》就多次引用那句關於「償付丹麥金」的話。事實是，吉卜林除了他的點心店智慧和用幾句廉價的話概括豐富的特色的才能（如「棕櫚和松樹」，「蘇伊士運河以東」，「去曼德萊之路」），一般都是在說些引起眼前興趣的事情。從這個觀點出發，有思想和教養的人一般都發現是站在他的籬笆的對面，這一點並不重要。「白種人的負擔」立即引起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即使你覺得這句話應該改為「黑種人的負擔」。你可能從骨子裡不同意《島國居民》中所含的政治態度，但是你不能說，這是一種輕浮的態度。吉卜林所表達的思想既庸俗而又持久。這就引起了他作為詩人，或者韻文作者的特殊地位問題。 艾略特先生把吉卜林的格律作品稱作「韻文」，而不叫「詩」，不過又補充說這是「偉大的韻文」，並且進一步限定說，一個作家如果有些作品「我們不能斷定它是韻文還是詩」，他只能被稱作是個「偉大的韻文作者」。顯然，吉卜林是個偶爾寫幾首詩的韻文作家，在這種情況下，很可惜艾略特先生沒有指明可以稱為詩的是哪幾篇。問題是，凡是需要對吉卜林的作品作美學判斷的時候，艾略特先生總是太過於採取辯解的態度，而不能明白地說。他所沒有說的話，而且是我認為在任何討論吉卜林的場合應該一開始就說的話，就是吉卜林寫的大部分韻文實在太庸俗了，它們給你的感覺就像你在觀看歌舞廳中一個三流演員朗誦《伍方福的辮子》一樣的感覺，那時有一道紫色的燈光打在他的臉上，然而，仍有很多地方，能夠給了解什麼是詩的人帶來快感。在他最差勁的時候，也就是他最富有生氣的時候，吉卜林在他的詩作《貢格遵》或《丹尼·丹佛》中，幾乎給你帶來了感到慚愧的快感，就像有些人到了中年仍偷偷愛吃廉價糖果一樣。但是即使在他的最佳章節中，你也有一種感覺，感到自己受到什麼虛假偽劣的東西的誘惑，而且毫無疑問是受到了誘惑，除非你是個勢利鬼或者說謊者，你不可能說，凡是喜歡讀詩的人不會從這樣的詩句中得到什麼快感： 因為風在棕櫚樹中吹拂， 寺廟的鐘聲在告訴你， 「回來吧，你這個英國兵 回到曼德萊吧！」 然而，這都不是「菲利克斯·倫德爾」或「冰柱掛在牆頭上」那種意義上的詩。也許，你如果把吉卜林簡單地稱為一個好的蹩腳詩人，就會比在「韻文」和「詩」這些詞語中間玩把戲更能滿意地給他定位。他是個詩人，就像哈里埃特·皮徹爾·斯陀[12]是個小說家一樣。這種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能告訴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一些情況，一代又一代的人認為它們太庸俗，然而還是繼續有人閱讀。 英國有大量的好的蹩腳詩，我認為它們全都是在一七九〇年以後出現的。這種蹩腳詩有——我有意選擇多種類型——《嘆息橋》、《小伙子，當全世界都還年輕的時候》、《輕步兵的衝鋒》、布萊特·哈特[13]的《軍營中的狄更斯》、《約翰·摩爾爵士的葬禮》、《真妮吻我》、《拉佛爾斯頓的凱斯》、《卡薩比安卡》等等。這些詩都流露柔情蜜意，也許不一定就是這幾首，但是這一類詩卻能夠為那些有能力看出它們毛病在哪裡的人提供真正的享受。如果要編一本好的蹩腳詩選集，你可以收集到不少材料，只不過這種詩一般都婦孺皆知，不值得再印。在我們這樣的時代，沒有必要硬說「好」詩能夠真的受人歡迎。這是，而且必然是，極少數的人所欣賞的，是各種藝術中最不被容忍的。也許這話需要一定的限定。真正的詩有時把自己偽裝為某種別的東西才可以為人民群眾所接受。你可以在英國今天仍舊有的民間詩歌中，如兒歌童謠和幫助記憶的押韻詩中，看到這種例子。還有當兵的編的歌詞，包括那些配合軍號的歌詞。但是總的來說，我們的文明是那樣的一種文明，你一提到「詩」就會引起譏笑，或者，至少是大多數人聽到「上帝」一詞時會感到的那種厭惡感。如果你能拉手風琴，你可以到最近的一家酒吧間去，五分鐘內就會博得聽眾的歡迎。但是要是你建議向這同一批聽眾朗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們的態度會是怎麼樣呢？不過，好的蹩腳詩如果事先製造了適當的氣氛是能夠打動最意想不到的聽眾的，幾個月以前，丘吉爾在他的一篇廣播講話中引用了克拉夫[14]的詩《努力》造成了顯著的效果。我同一些肯定不能說是詩歌愛好者的人們一起聽這次講話，我相信講話中插進這首詩打動了他們，並沒有引起他們不好意思。但是如果引用的是一首比這首詩好的詩，就是丘吉爾也不可能成功。 就韻文作者受歡迎而言，吉卜林一直是很受歡迎的，而且現在仍舊是受歡迎的。在他生前，他的有些詩已超越了讀者的範圍，超越了學校兒童朗誦獎、童子軍歌唱、軟皮書籍、烙花和日曆的世界，而進入到了歌舞廳的大世界。儘管如此，艾略特先生認為，他的詩作值得編集，這就承認了別人都有然而總是不能誠實地承認的一種口味。像好的蹩腳詩這種東西居然能存在，這一事實說明了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之間有一種感情上的重疊。知識分子不同於普通人，但是不同只存在於他的個性中的某些部分，即使這樣也不是永遠如此。但是一首好的蹩腳詩的特點是什麼？一首好的蹩腳詩是顯而易見的東西的優雅的紀念碑。它用難以忘記的方式——因為韻文是一種幫助記憶的手段——把幾乎人人都有的感情記錄下來。像《小伙子，當全世界都還年輕的時候》這樣的詩，不論它可能多麼自作多情，它的優點是，這種感情是「真正」的感情，你一定會發現自己遲早也有它所表達的思想；如果你正好知道這首詩的話，它就會再度出現在你的腦海之中，而且似乎比上次更加感人。這種詩可以說是一種押韻的成語，而且事實是，肯定受歡迎的詩常常是格言式和警句式的。只要舉吉卜林的一個例子就夠了： 發白的手緊抓住韁繩， 馬刺鬆開了靴跟； 溫柔的聲音高呼「再轉身」！ 鮮紅的嘴唇令鋼刀失色： 不論下地獄還是登寶座， 單身旅行最迅速快捷。 這是一種表現很有力的庸俗思想。可能不真實，但是反正是人人都會有的思想。你遲早會有機會感覺到單身旅行是最迅速快捷的。這種思想就現成地存在那裡，而且可以說是在等待著你。因此很可能，這句詩你聽到過一次後，你就會記住不忘了。 吉卜林作為一個好的蹩腳詩詩人所以有魅力的一個原因，我在上面已經提到是他的責任感，這使他有可能保持一種世界性的觀點，儘管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吉卜林與任何政黨都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是個保守派，這在今天已不存在了。如今自稱為保守派的人不是自由派，就是法西斯派，或者法西斯派的同謀犯。他認同於當權派，不認同反對派。這發生在一個有才華的作家身上，我們看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是令人噁心的，但是這的確有這樣的好處，使吉卜林對現實有一定掌握。當權派總是面對著這樣的問題：「在這樣這樣的情況下，你會怎麼做？」而反對派卻沒有義務承擔責任或者作任何真正的決定。凡是反對派已有恆久地位和年金收入的地方，如在英國，它的思想的品質就相應墮落。此外，凡是在開始時對人生採取悲觀反動觀點的人往往為事實所證明他們是對的，因為烏托邦從來不會實現，而吉卜林所稱的「陳腐之見」總是要回來的。吉卜林出賣給了英國統治階級，不是在經濟上，而是在感情上。這就扭曲了他的政治判斷力，因為英國統治階級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樣，它把他引到了愚蠢行為和虛榮勢利的深淵，但是他由於至少作了嘗試，想像一下行動和責任是怎麼樣的，從而也得到了相應的好處。他不機智，不「勇敢」，不想震驚資產階級，這對他極為有利。他寫的基本上是陳詞濫調，由於我們生活在陳詞濫調的世界中，他說的話大部分是有效的。甚至他最愚蠢的錯誤比起同一時期的所謂「開明的」言論如王爾德的警句和《人與超人》末尾的格言來，也顯得不那麼淺薄，不那麼令人生厭。 一九四二年二月號《地平線》 * * * [1] 托·斯·艾略特選編的《吉卜林詩選》。——原注 [2]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英國人與南非荷蘭移民後裔布爾人的戰爭。 [3] 舊時世界地圖中的英國和它的屬地及殖民地都塗成粉紅色。 [4] Cecil Rhodes（1853—1902），英殖民主義者，在南非開採鑽石礦致富，後任開普殖民地總理，辛巴威獨立前的舊名羅得西亞（Rhodesia）即以他命名，在牛津大學設羅茲獎學金。 [5] 布林普上校是英國著名政治漫畫家大衛·羅在三十年代創作的一個典型的保守分子形象。 [6] 南非西南部一小城，當時英軍里往往把體面降職的軍官調到那裡的駐地。 [7] 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國文學和社會評論家，著有評論作品《阿克瑟爾的城堡》等。 [8] George Moore（1852—1933），愛爾蘭小說家，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小說中首創自然主義風格，代表作有《埃斯特·沃特斯》。 [9] 以下六行都是吉卜林極具代表性的詩句，分別出自六首不同的詩：「Ballad of East and West」（1889)、「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The English Flag」（1891）、「The Female of the Species」（1911）、「Mandalay」（1890）、「DaneGeld」（1911）。 [10] 古代英格蘭為向丹麥進貢或籌措抗丹軍費而徵收的一種年度稅，後作為土地稅而沿襲徵收。 [11] Paul Kruger（1825—1904），布爾戰爭中與英軍對壘的布爾人軍隊總司令，戰敗媾和退隱瑞士。 [12]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即《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陀夫人。 [13] Bret Harte（1836—1902），美國小說家和韻文作家，以其描寫礦工和開墾者生活的作品著稱。 [14] 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國詩人，著有《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