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李爾王、托爾斯泰和弄臣

托爾斯泰的短論文章是他的作品中最不為人所知的，他攻擊莎士比亞的那篇文章[1]甚至不易覓到，反正英譯本是如此。因此，在我討論這篇文章之前，先扼要介紹它一下，也許是有益的。 托爾斯泰一開始就說，在他一生之中，莎士比亞始終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種無法抗拒的反感和厭倦」。他意識到文明世界的輿論是與他背道而馳的，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莎士比亞的作品作了嘗試，把它們的俄文本、英文本、德文本讀了又讀；但是，「我都毫無例外地有著同樣的感覺：憎惡、厭煩和困惑」。如今，到了七十五歲高齡，他又重讀了一遍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包括歷史劇，然而， 我甚至更加強烈地有著同樣的感覺——但是，這一次，不是感到困惑，而是堅定不移地深信，莎士比亞所享有的不容置疑的偉大天才的榮耀，也就是說我們時代的作家競相模仿他，使讀者和觀眾在他身上去發現並不存在的優點——從而扭曲了他們的審美和倫理觀念的那種榮耀，是一件極壞的事，同樣也是極為虛妄的事。 托爾斯泰接著說，莎士比亞不僅不是天才，而且甚至夠不上是「一個普通作家」，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要拿《李爾王》來分析一下，因為他能夠引用赫茲里特[2]、勃蘭兌斯[3]等人的話，證明這部作品受到了過分的讚譽，可以把它當作莎士比亞最優秀作品的一個例子。 托爾斯泰接著對《李爾王》的情節作了一種類似評述的分析，發現它每一步都是愚蠢、囉嗦、不自然、不明白、浮誇、庸俗、乏味，充斥著不可信的事情、「狂言亂語」、「不好笑的笑話」、時代的錯誤、無關的枝節、下流的髒話、舞台的俗套以及道德上和審美上的其他毛病。不管怎麼樣，反正《李爾王》是剽竊以前早先一位默默無聞的作家的一部好得多的劇本《雷爾王》，莎士比亞把它偷了過來又毀了它。為了說明托爾斯泰是怎麼進行工作的，有一段話值得在這裡引用作為例子。第三幕第二場（李爾、肯特和弄臣都出現在狂風暴雨中）概括如下： 李爾在荒野上到處亂走，嘴裡喃喃地說些意在表示他的絕望的話：他希望狂風猛吹，吹裂他們的臉頰，大雨滂沱，淹沒一切，閃電燒灼他的白髮蒼蒼的腦袋，驚雷夷平這個世界，毀滅掉一切「產生忘恩負義的人」的種子！這時那個弄臣不斷說著一些更加沒有意義的話。肯特上場：李爾說在這次暴風雨中所有罪犯總會被查出來而定罪。李爾仍沒有認出肯特，後者竭力勸他到一個洞裡躲一躲。這時弄臣說了一句與當時情況毫不相干的預言，他們三人都下了場。 托爾斯泰對《李爾王》的最後評語是，任何一個頭腦沒有發昏的觀察者——如果確有這樣一個觀察者的話——除了感到「嫌惡和厭倦」以外，是不能懷著任何其他感覺把它讀完的。「莎士比亞受到讚揚的其他所有劇本，更不用說《伯里克利斯》、《第十二夜》、《暴風雨》、《辛白林》、《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等毫無意義的戲劇化故事」，都完全是這樣。 在處理掉《李爾王》以後，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起草出一份比較全面的指控。他發現莎士比亞有一定的技巧，這一部分可以歸因於他是個演員，但除此之外就一無優點了。他沒有刻畫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沒有根據情景自然創造對白和動作的能力，他的語言都是清一色誇張可笑的，他經常把自己的興之所至的胡思亂想插到正好手頭在寫的任何一個人物的嘴裡，他顯示出「完全缺乏審美感情」，他的語言「與藝術和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托爾斯泰最後說：「不管你把莎士比亞當作是什麼，他決不是一個藝術家。」此外，他的看法全沒有創新或令人感興趣之處，他的傾向是「最低級的和最不道德的」。奇怪的是，托爾斯泰這最後的評語並不是以莎士比亞自己的言論為基礎，而是根據兩個批評家的話：格爾維努斯[4]和勃蘭兌斯。據格爾維努斯的意見（至少是托爾斯泰對格爾維努斯的理解），「莎士比亞教導人家……人可能太好了」，而據勃蘭兌斯的意見，「莎士比亞的基本原則……是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托爾斯泰則添上自己的看法：莎士比亞是個最糟糕的侵略性的愛國主義者，但是除此以外，他認為格爾維努斯和勃蘭兌斯都真實和充分地闡明了莎士比亞的人生觀。 托爾斯泰然後又重述了幾段他在別的地方比較詳盡地表達過的藝術理論。說得再簡短一些，這就是要求保持題材的尊嚴、用意的真誠和寫作的技巧。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必須採用「對人類生活有重要意義的」題材，它必須表達作者的真正感受，它必須使用會產生預期效果的技巧。由於莎士比亞觀點鄙俗，手法馬虎，在態度上連片刻也不能做到真誠，顯然理該遭到譴責。 但是這裡產生了一個困難的問題。如果莎士比亞真的如托爾斯泰所說的那樣，他怎麼會受到那麼普遍的欽佩呢？顯然，答案只能從一種可以說是群眾性催眠狀態中去找，這也可以說是「傳染性暗示」。整個文明世界多少都被騙得相信莎士比亞是個好作家，甚至最簡單明白地表示相反看法的話都無人理睬，因為這已不是理性的意見，而是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東西了。托爾斯泰說，在人類的全部歷史上都沒完沒了地發生過這樣「傳染性暗示」的事情，比如，十字軍東征、尋找鍊金術、橫掃荷蘭全境的種植鬱金香熱等等。他作為當代例子所舉的、很有意義的是德雷福斯案件[5]，認為全世界沒有必要為之情緒激昂。此外還有一些對新的政治和哲學理論發生短暫狂熱的事，或者對某個作家、藝術家或科學家——例如達爾文，他（在一九〇三年）就「開始為人遺忘了」。在有些情況下，一個完全沒有價值的群眾偶像很可能在好幾個世紀中仍舊吃香，因為「也發生這樣的情況：偶然有利於這種狂熱的確立的特殊原因而產生的這種狂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會上流行的人生觀，特別是文學界流行的人生觀，以至它們能保持很長時間」。莎士比亞的劇本之所以能夠長期得到欣賞，是因為「它們符合他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上層階級的不講宗教和不講道德的精神狀態」。 至於莎士比亞的名氣是怎樣興起的，托爾斯泰認為這是十八世紀末德國的一些教授們所「製造出來」的。他的名氣「起源於德國，然後再從那裡轉到英國」。德國人願意抬高莎士比亞是因為當時沒有值得一提的德國戲劇，而法國的古典文學已開始僵化和做作，德國人遂被莎士比亞的「聰明的場景發展」所迷，並且發現他能很好地表達他們自己對生活的態度。歌德宣稱莎士比亞是個偉大詩人，而所有其他批評家都鸚鵡學舌、群相效尤，於是這種普遍的痴迷就一直延續至今。其結果是造成戲劇的進一步貶損——托爾斯泰在批評當代戲劇時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劇本也包括在內——和現在普遍流行的道德觀的進一步腐化。因此，順理成章，莎士比亞的虛名是一件很壞的事，托爾斯泰認為他有責任與之鬥爭。 這便是托爾斯泰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你讀了之後的第一個感覺是，他說莎士比亞是個蹩腳作家，顯然是不對的。但問題不在這裡。實際上，沒有任何哪種證據或者論點你可以舉出來證明莎士比亞或者任何其他作家是「優秀」作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肯定地證明，舉例來說，瓦里克·迪平[6]是個「蹩腳」作家。歸根結底來說，除了是否能流傳長久以外，並無測試文學優劣的標準，而流傳本身又只能當作多數人意見的索引而已。像托爾斯泰的那種藝術理論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因為這種理論不僅從隨意的假定出發，而且所依賴的又是可以由你隨心所欲作解釋的模糊詞語（如「真誠」、「重要」等諸如此類）。正確地來說，你無法反駁托爾斯泰的攻擊。但有趣的問題是：他為什麼作此攻擊？不過應該附帶提一句，他使用了不少軟弱無力和有失誠實的論據。有些值得指出，不是因為它們否定了他的重要指責，而是因為它們可以說恰好證明他心有惡意。 首先，他對《李爾王》的分析，並不是像他兩次申明的那樣是「不偏不倚」的。恰巧相反，這是連續不斷地進行歪曲。顯然，當你為一個沒有讀過《李爾王》的人扼要介紹它時，如果你用以下這樣的方式介紹一段重要的話（就是科迪莉亞死在李爾王懷中時他說的一段話），你就不可能真正是不偏不倚的：「接著李爾王又開始了他的胡言亂語，使你感到不自在，就像聽到不能引人發笑的笑話一樣。」托爾斯泰有數也數不盡的例子，在作批評的時候，把原文略作改動或者渲染，使得情節顯得更加有些複雜和不合情理，或者語言顯得更加有些誇張。例如，他告訴我們，李爾王「沒有必要或者動機要遜位」，雖然他要遜位的理由（他已年老，希望不理朝政）已在第一場戲中明確地表示過了。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上面引的段落里，托爾斯泰也有意誤解了一句話，另外又略微改變了另外一句話的意思，使得本來按其上下文來讀的一句相當合乎情理的話成了沒有意義的胡說八道。這些誤讀本身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它們綜合起來的積累效果卻誇張了這個劇本的心理上的一貫性。此外，托爾斯泰不能夠解釋莎士比亞的劇本在他死後兩百年（那就是說在所謂的「傳染性暗示」開始以前）仍在印行，仍在舞台上演出。而且他對莎士比亞名聲四起的整個介紹也是充滿了明顯的錯誤言論的猜想。再有一點，他的許多攻擊都自相矛盾：例如，他說莎士比亞不過是個藝人，「一點也不認真」，但一邊又說他不斷地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他的人物的嘴裡。整體來說，很難覺得托爾斯泰的批評是出諸真心實意。反正，他不可能充分相信自己的主要論點，那就是說相信他說的有一個多世紀之久整個文明世界被一個彌天大謊所欺騙，而只有他一個人能夠看穿。當然，他對莎士比亞的憎厭是相當真實的，但其原因卻可能不同於或者一部分不同於他所聲言的原因；他的文章之所以不令人感興趣恰恰就在這裡。 至此，你就不得不開始揣測了。但是，有一個可能的線索，或者至少說有一個問題可以指引通向那個線索的道路。那就是：托爾斯泰有三十多個劇本可選，為什麼選了《李爾王》當作他的特定目標呢？不錯，《李爾王》這麼有名而且受到這麼多的讚揚，完全有理由可以用來代表莎士比亞的最佳作品，但是，為了作敵意分析，托爾斯泰大概選了這個他最不喜歡的劇本。他對這個劇本懷有特殊的敵意，有沒有可能因為他有意無意覺得李爾王的故事與他自己的故事有相似之處？但是，最好還是從相反的一個方向來看這一線索——那就是，考察《李爾王》本身，以及托爾斯泰沒有提到的它所包含的品質。 英國讀者在托爾斯泰的文章中首先會注意到的幾件事情之一，是它很少把莎士比亞當作一個詩人來看待。莎士比亞被當作一個戲劇家，他的受人歡迎雖然不是假造出來的，但只是由於舞台技巧所玩的花樣，使得聰明的演員有了很好的機會。現在必須指出，就英語國家而言，這一點是不確實的。莎士比亞的愛好者所最重視的好幾個劇本（例如《雅典的泰門》）很少或者從來沒有上演過，而最適宜於上演的一些劇本，像《仲夏夜之夢》，卻最不受重視。最欽慕莎士比亞的人首先重視他對語言的使用，也就是所謂「語言的音樂」，甚至另一個敵意的批評家蕭伯納也承認是「不可抗拒的」。托爾斯泰無視這一點，他似乎沒有認識到，一首詩在有些人讀來有著特殊的價值，因為那首詩是用他們本國語言寫的。但是，即使你自己處身於托爾斯泰的地位，把莎士比亞看作一個外國詩人，事情仍舊很清楚，托爾斯泰忽略了某種東西。詩，看來不僅是聲音和聯想，在它自己的語言群體之外毫無價值。否則，為什麼有些詩，包括一些用已死去的語言寫的詩仍能跨越國界呢？顯然，像「明天是情人節」之類的一首抒情詩是無法令人滿意地翻譯的，但是在莎士比亞的重要作品中確有一些可以稱為詩的東西可以與語詞分開。托爾斯泰說《李爾王》作為一個劇本來看並不是一個好劇本，這話說得並不錯。它拉得太長，人物和枝節太多。有一個壞女兒已經足夠了，埃德加是個多餘的角色，的確，如果把格羅斯特和他的兩個兒子都刪掉，也許這個劇本就會好一些。不過，有一種什麼東西，有一種可以說是格局的東西，或者僅僅是一種氣氛，卻不受情節的複雜和拖拉而保存了下來。可以把《李爾王》想像成為一場傀儡戲，一場啞劇，一場芭蕾舞，一系列畫片。它的詩意，也許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分，是它的故事所必然帶來的，既不依賴任何哪一組詞語，也不依賴有血有肉的表現。 閉上你的眼睛，想像一下《李爾王》，如果可能的話，不去想什麼對白。你看到的是什麼？至少我看到的是：一個身穿黑色長袍的神態莊嚴的老人，白髮蒼髯，隨風飄拂，仿若布萊克畫中的人物（不過也奇怪，很像托爾斯泰本人），帶著一個弄臣和瘋子，在暴風雨中遊蕩，咒罵上蒼。接著場景轉換。那個老人嘴上仍在咒罵，仍舊神志不清，手上卻抱著一個死去的姑娘，而那個弄臣卻吊在背景處的一座絞架上。這就是這個劇本的基本梗概，甚至在這裡，托爾斯泰也要刪去大部分基本的成分。他反對暴風雨，認為這無必要，他反對弄臣這個角色，在他的眼裡這乾脆是乏味的累贅，說些不可笑的笑話的藉口，而且他反對科迪莉亞之死，他認為這失去了劇本的道德寓意。照托爾斯泰看來，莎士比亞用來改編的原先那個劇本《雷爾王》比莎士比亞的劇本結尾更加自然，更加符合觀眾的道德要求：那就是高盧人的國王征服了兩個姐姐的丈夫，而科迪莉亞不但沒有死，反而幫助雷爾王恢復原來的王位。換句話說，這部悲劇應該是一部喜劇，或者，也許是一部情節劇。悲劇意識是否與信奉上帝相容，這是可以懷疑的，不過反正，這是與不信人類尊嚴不相容的，與那種美德不能獲勝而感到受騙的「道德要求」不相容的。正是美德不能獲勝而仍感到人類比那摧毀他的勢力更加高貴的時候，悲劇的情況才會出現。也許更加有意思的是，托爾斯泰認為弄臣的出現並無必要。其實，弄臣是劇本的組成部分。他的作用不僅是充當合唱隊，他對主要情節發表比其他角色能做到的更加明白的評論，而使得這主要情節更加清楚，而且也用來襯托李爾王的瘋狂。他的笑話、謎語和順口溜，以及他沒完沒了地對李爾王高尚愚行的諷刺，從簡單的嘲笑到一種憂鬱的詩句（「你拋棄了所有其他的頭銜；你與生俱來的東西」），好像一股頭腦清醒的涓涓細流，貫徹全劇始終，提醒人們，儘管這裡有不公正、殘暴、陰謀、欺騙和誤解的事發生，在世界上什麼地方，生活還是在照常進行。從托爾斯泰對弄臣的不耐煩態度，你可以窺見他與莎士比亞的更深刻的不合。他不無理由，反對莎士比亞劇本的參差不齊、無關枝節、情節不可信、語言誇張，但是歸根結底，他最不喜歡的大概是那種生氣勃勃，一種對實際生活過程感到談不上愉快而只是興趣的傾向。如果把托爾斯泰僅僅看作是一個道學家在攻擊一個藝術家，而不屑一顧，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從來沒有說過藝術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沒有意義的，他甚至也沒有說技巧上的多才多藝是不重要的。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主要目的是收縮人類意識的範圍。一個人的興趣，一個人對物質世界和日常鬥爭的關心點，應該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文學必須以說教寓言來組成，去掉細枝旁節，幾乎獨立於語言。關於說教性寓言，托爾斯泰有別於普通的庸俗的清教徒，認為本身應該是藝術品，但必須從中排除享樂和好奇。科學也必須與好奇脫離。他認為，科學的任務不是發現發生了什麼，而是教導人們應該如何生活。歷史和政治也是如此。許多問題（例如，德雷福斯案件）根本不值得為它們傷腦筋去解決，他寧可讓它們聽之任之。說實話，他的整個「狂熱」或「傳染性暗示」的理論（他把十字軍東征和荷蘭人種植鬱金香的狂熱等等這種事情都歸於這一類）說明，他願意把人類的許多活動看成不過是螞蟻一般來往忙碌，不可解釋，缺乏興趣。顯然，他對於像莎士比亞那麼一個結構混亂、細節煩瑣、東拉西扯的作家沒有耐心。他的反應是一個愛吵鬧的孩子打擾的容易生氣的老人的反應。「你為什麼老是這樣跳上跳下？你為什麼不能像我這樣安靜地坐著？」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老人是對的，但問題是，孩子的四肢好動，這種感覺老人早已消失。如果老人知道有這種感覺存在，結果只有使他更加生氣，要是辦得到，他會讓孩子也馬上年老體衰。也許，托爾斯泰不知道他在莎士比亞作品裡沒有看到的是什麼，但是他知道他沒有看到什麼，他下決心要讓別人也看不到。他不僅以自我為中心，而且生性專橫。他在成人以後，生起氣來有時還揍僕人，據他的英文傳記作家德里克·萊昂說，後來他還「常常感到有一種欲望，稍有不遂就想打與他意見相左的人的耳光」。雖然經過了宗教上的皈依，你不一定就能夠改掉這種脾氣，確實很顯然，再生的幻覺可能使你的邪惡本性比以前更得到了自由的發展，也許方式微妙一些而已。托爾斯泰是能夠摒棄肉體暴力的，而且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但是他不能夠保持容忍或謙恭，即使你沒有讀過他的其他著作，僅從這一篇文章你也可以看出他進行精神恫嚇的傾向。 但是，托爾斯泰不僅僅是要剝奪別人的他所並不享有的樂趣。沒有疑問他是這麼做的，但是他同莎士比亞的分歧還要更進一步。這是對待生活的宗教態度和人道態度的分歧。這裡，我們又回到了《李爾王》的中心主題，對此，托爾斯泰沒有提到，但是他相當詳細地介紹了劇情。 《李爾王》是莎士比亞劇本中少數令人毫不懷疑地含有寓意的劇本之一。托爾斯泰抱怨得有理，把莎士比亞說成是個哲學家、心理學家、「偉大的道學家」等等的胡說八道文章已經寫得很多了。莎士比亞不是個系統思想家，他的最認真的思想是隨便或者間接說出來的，我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目的」寫作的，甚至不知道一般說是他寫的作品有多少實際上是他寫的。他在他的十四行詩中甚至沒有提到他的成就包括劇本，雖然他的確有些難為情地提到他的演員生涯。十分可能，他至少把他的一半劇本看作不過是混飯吃的手段，很少操心什麼目的或者可能性，只要他能把什麼東西拼湊在一起——一般是偷來的材料——能夠在舞台上多少站得住腳。但是，這還不是全部情況。首先，正如托爾斯泰自己所指出的，莎士比亞有一種習慣，喜歡把無關宏旨的一般想法插到他的人物的嘴裡。在戲劇家身上，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點，但是這並不符合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印象，莎士比亞並非托爾斯泰所認為的是一個庸俗的文丐，沒有自己的看法，僅僅希望花最小力氣產生最大效果。不僅如此，他的大約十多個劇本大部分寫於一六〇〇年之後，都毫無疑問有一定的意義，甚至道德寓意。它們都圍繞著一個中心主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歸納為一個詞。例如，《麥克白》是寫野心，《奧賽羅》是寫妒忌，《雅典的泰門》是寫金錢，《李爾王》的主題是寫權力的放棄，只有你有意視而不見，你才會不了解莎士比亞在說些什麼。 李爾王放棄了王位，但是希望大家繼續把他當作國王看待。他沒有看到，如果他放棄了權力，別人就會利用他的弱點，而且誰最阿諛奉承他，即雷根和戈奈莉爾，誰正好就是會反對他的人。他一旦發現不能使別人像以前一樣服從他，他就大發脾氣，托爾斯泰把這種脾氣說成是「奇怪和不自然的」，但事實上卻完全符合性格。李爾王在瘋狂和絕望中，有過兩種情緒變化，這在他的具體情況下也是自然不過的，雖然其中一個情緒，大概是被莎士比亞用來發表他自己的看法的。這兩種情緒中，一個是厭惡，李爾深悔做了國王，第一次了解到官場司法和庸俗道德的腐敗。另一個情緒是枉然的狂怒，他藉此泄恨，幻想報復那些對不起他的人。「一千條血紅的火舌，吱啦啦卷到她們身上！」又說： 用氈呢釘在一隊馬兒的蹄上， 倒是一條妙計；我要把它實行一下， 悄悄地偷進我那兩個女婿的營里， 然後我就殺呀，殺呀，殺呀，殺呀！[7] 只有到最後，他神志清醒時才明白，權力、復仇和勝利是不值得的： 不，不，不，不！讓我們到監牢去…… ……我們將在那兒了此殘生， 在囚牢的四壁內，我們將冷眼看那班奸黨 隨著月亮的圓缺而升沉。[8] 但他的這一發現已為時過晚，因為他的死和科迪莉亞之死已經註定。故事就是如此，除了有些地方講得有些笨拙，這是個很好的故事。 不過，這不是很奇怪地同托爾斯泰本人的歷史很相像嗎？你不可能不看到有大致雷同之處，因為托爾斯泰一生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就像李爾王一生之中一樣，是他所採取的一樁無償放棄巨額產權的行動。他到了老年以後，放棄了他的莊園、爵位、版權，而且要嘗試脫離他的特權地位而過農民的生活，這是一次真誠的嘗試，儘管沒有成功。但是更深一層的相似還在於，托爾斯泰像李爾王一樣，是出乎錯誤的動機行事的，因此沒有取得他預期的結果。根據托爾斯泰的看法，每個人的人生目標都是幸福，而幸福只有靠執行上帝的意志來獲得。但是執行上帝的意志意味著摒棄一切世俗的享樂和野心，一心為別人而活著。因此，托爾斯泰最終放棄了世界上的榮華利祿，滿心希望這會使他快活一些。但是，如果說他的晚年之中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話，那就是他過得並不快活。相反，他周圍的人正因為他放棄一切而把他幾乎迫得發狂。像李爾王一樣，托爾斯泰不是個謙卑的人，他對人品沒有很好的判斷力。他有時常常傾向於回到作為一個貴族的態度上去，儘管他穿農民襯衣，他甚至有兩個他信任的孩子最終與他作對。不過，當然，方式不若雷根和戈奈莉爾那樣令人吃驚。他的過於厭惡性生活也同李爾王非常相像。托爾斯泰說，婚姻是「奴役、饜足、厭惡」，而且需要容忍緊挨著「醜惡、骯髒、臭味、傷痛」，這話與李爾王的那段著名的話很相配： 腰帶以上是屬於天神的， 腰帶以下都屬於魔鬼； 那兒是地獄，是黑暗，是硫磺坑， 大火熊熊地燒灼著，發出惡臭，消耗殆盡…… 雖然托爾斯泰在寫他的那篇關於莎士比亞的文章時並不能預見及此，甚至他的生命的結束——突然出逃，僅有一個忠實的女兒相伴，最後死在一個陌生村子的農舍里——也似乎與《李爾王》有一種幻影似的相同之處。 當然，你不能假定托爾斯泰是意識到這相似之處的，或者如果向他指出，他會承認的。但是他對這個劇本的態度一定受到了它的主題的影響。放棄權力、送掉土地是一個他有理由深有體會的事。因此，他對於莎士比亞由此引出的道德寓言一定比他在其他劇本上更加感到憤怒和不安，例如《麥克白》，這一劇本沒有這麼貼近他自己的生活。但是《李爾王》的道德寓意究竟是什麼？顯然寓意有兩個，一個是明言的，另一個是故事所暗示的。 莎士比亞一開始就假定，放棄你的權力就是招致攻擊。這並不是說人人都會同你作對（肯特和弄臣始終站在李爾王一邊），但極可能有人會這樣。如果你拋棄你的武器，不怎麼講規矩的人就會揀起來。如果你湊上另一面頰，你會比第一面頰挨更重的一記耳光。這事不一定總會發生，但是可以預料到的，真的發生時你不應該抱怨。第二記耳光可以說是你湊上另一面頰這個行動的組成部分。因此，首先為弄臣得出的庸俗的、常識性的寓意：「別放棄權力，別送掉你的土地。」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寓意。莎士比亞並沒有明言，他是否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不十分重要。它包含在故事之中，而故事畢竟是他自己編的，或者是改編來適合於自己的目的的。這就是：「如果願意盡可以送掉你的土地，但是你別指望會因此得到幸福。十之八九你不會得到幸福。如果你為別人活著，你就必須以為別人活為目的，而不是為自己謀好處的迂迴手段。」 顯然，這兩個結論都不能使托爾斯泰高興。其中第一個結論表達了那種他真心想迴避的普通實際的自私心態。另一個結論與他的既要吃蛋糕又要保留它的願望相衝突，所謂既要吃蛋糕又要保留它的意思指的是，摧毀自己的自我中心觀念同時又藉此獲得永生。當然，《李爾王》不是主張利他主義的講道說教。它只是指出為了自私原因而實行自我克制的結果。莎士比亞身上有相當明顯的入世氣質，要是他在自己的劇本中非得偏袒一方的話，他的同情很可能會在弄臣的一方。但至少他可以看到整個問題之所在，而在悲劇的層面上處理它。邪惡受到了懲罰，但美德沒有得到報償。莎士比亞後來的劇本中的道德寓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宗教性的，而且肯定不是基督教的。只有兩個劇本《哈姆雷特》和《奧賽羅》是在基督教時期發生的，甚至在這兩個劇本里，除了《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出現，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存在著萬事皆得報應的「來世」。所有這些悲劇都是以人道主義的前提出發：人生雖然充滿悲傷，仍是值得的，人類是高尚的動物——這一信念是托爾斯泰在晚年所沒有的。 托爾斯泰不是一個聖人，但是他盡了極大努力要使自己成為聖人，他對文學提出的標準是理想世界的標準。我們必須明白，一個聖人與一個普通人之間的不同是種類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這就是說，不能把一個看成是另一個的不完美形式。聖人，至少是托爾斯泰心目中的那種聖人，並不想在人間生活中謀求改善，而是想結束它，用別的來代替它。這種想法的一種明顯的表現是，他聲稱獨身「高於」婚姻。托爾斯泰事實上是在說，如果我們停止繁殖、打仗、鬥爭和享受，如果我們能夠去掉我們的罪過，而且去掉把我們困在地球表面的一切聯繫——包括愛，就是在普通意義上對一個人比對另一個人更喜歡，那麼整個痛苦過程就會結束，天國就會降臨。但是正常的人並不要天國，他要的是在人世間繼續活下去。這不完全是因為他「軟弱」、「有罪」和急於要「享受」。大多數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相當的樂趣，但總的來說，生活是受苦，只有很年輕的人或者很蠢的人才不是這樣想。最後，自私的和享樂的態度是基督教的態度，因為目的總是脫離人世的痛苦鬥爭，在某種天堂或極樂世界中找到永恆的和平。人道主義的態度是，鬥爭必須繼續，死亡是生命的代價。「人必須承受自己的死亡就像他們承受出生：成熟就是一切」——這是一種非基督教的感情。在人道主義和宗教信徒之間常常似乎出現一種休戰狀態，事實上，他們兩者的態度是不可調和的：你必須在今世和來世之間作一選擇。大多數人如果了解這個問題就會選擇今世。他們繼續工作、生育、死亡，而不是摧殘他們的官能而希望在別的什麼地方重獲新生，他們就是作了這一選擇。 我們對莎士比亞的宗教信仰不甚知曉，從他的作品來看，很難證明他有什麼宗教信仰。但無論如何，他不是個聖人，也不是個候補聖人；他是個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不是個很好的人。例如，很明顯，他喜歡結交有錢有勢的人，而且能夠以最巴結的方式阿諛奉承他們。他在表示不受歡迎的意見時也特別小心謹慎，且不談膽小怕事。他幾乎從來沒有在有可能被別人認為就是他自己的角色的嘴中吐露過一句離經叛道或懷疑宗教的話。在他的全部劇本中，敏銳的社會批評家，也就是不輕信已被普遍接受的謬說的人，都是小丑、壞蛋、瘋子，或者裝瘋賣傻的人，或者處於歇斯底里大發作的人。《李爾王》這個劇本里，這一傾向特別明顯。它包含了大量隱藏的社會批評——這一點托爾斯泰卻忽視了——但都是由弄臣或者埃德加假裝瘋癲時說的，或者是李爾王發瘋時說的。李爾王在頭腦清醒時很少說過一句明白的話。但是，莎士比亞必須用這種花招，這一事實說明他的思想的廣度有多大。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對什麼事情都要發表高見，儘管他是戴上一系列假面具來這麼做的。如果你用心讀過莎士比亞，你很難一天也不引用他的話，因為沒有多少重大的問題他不發表意見或者至少在什麼地方提一下的，儘管不是有系統地，但很說明問題。甚至他的每一劇本中俯拾即是的一些無關枝節——雙關語、謎語、名單、報道片斷（像《亨利五世》中腳夫的談話）、粗俗的笑話、失傳的民謠等等——都不過是精力過分旺盛的產物。莎士比亞不是個哲學家或科學家，但他確有好奇心：他愛地球的表面和生活的進程——應該再次指出，這與要過享樂的日子和儘可能長命不是一回事。當然，不是由於莎士比亞的思想品質才使他的名聲流傳下來，如果他不同時是個詩人，很可能連戲劇家的名聲也不會流傳。他對我們的主要吸引力是通過語言。莎士比亞深深地受到語言的音樂的迷醉，這大概可以從畢斯托爾[9]的道白中看出。畢斯托爾說的話大多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但是你如分行來看，它們都是精彩萬分的好詩。顯然，那些鏗鏘有力的廢話（「讓洪水泛濫，讓魔鬼因為沒吃的而嘶號」等等）不斷地自動出現在莎士比亞的心中，必須創造一個半瘋的角色來把這些廢話用掉。托爾斯泰的母語不是英語，你不能怪他不受莎士比亞的詩句的感動，或者甚至不願相信莎士比亞的遣詞造句的技巧非同一般。不過他也會反對因為詩的肌理而珍視詩的這一想法的——即珍視它是一種音樂。但願有人能夠設法向他證明——他對莎士比亞聲名鵲起的整個解釋都錯了，至少在英語世界裡，莎士比亞的受歡迎是真的，單是他把一個音節放在另一個音節之旁的技巧就能使說英語的人民世世代代得到高度的快感——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能算是莎士比亞的優點，而是相反！這只不過是又一證據，證明莎士比亞和他的崇拜者的不信宗教的、入世的本性。托爾斯泰會說，詩要由它的意義來評斷，動人的聲音只會造成虛假的意義逃過注意。在每一層面上，都是同一個問題——今世對來世：而音樂肯定是屬於今世的東西。 托爾斯泰的性格總是使人感到一種懷疑，就像甘地的性格一樣。他不是個庸俗的偽君子，像有些人說他那樣，而且，如果他沒有每走一步就受到身邊的人的干涉，特別是他妻子的干涉，他大概會讓自己作出更大的犧牲。但在另一方面，按照他們的門徒的估定來看托爾斯泰那樣的人是很危險的。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甚至是或然性——他們不過是以一種形式的自我中心換另一種形式的自我中心。托爾斯泰放棄了財產、名譽和特權，他摒棄一切形式的暴力，而且準備為此而受苦，但是我們不容易相信，他也摒棄了脅迫的原則，或者至少是脅迫別人的願望。在有些家庭里，做父親的會對他的孩子說：「你再這樣我就揍你！」而做母親的則是噙著眼淚，把孩子摟在懷裡，愛護地低聲說：「寶貝，你這麼做對得起媽媽嗎？」誰能說第二種方法不如第一種專制？真正的區別並不在於暴力和非暴力，而是在於有沒有權力欲。有人相信軍隊和警察都是壞的，但是比起那些相信在一定情況下有必要使用暴力的一般人來，他們自己卻更加不寬容和苛求別人。他們不會對別人說「你做這個、那個，否則就把你送進牢去」，但是他們如果可能都會鑽到別人的腦子裡去，指使他想這想那，直至最細微的程度。像和平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那樣的信條在表面上似乎意味著放棄權力，實際上卻鼓勵這種思想習慣。因為如果你抱有一種似乎已擺脫政治的骯髒的信條——一種你本人不能期望從中得到物質好處的信條——那就一定證明你是正確的嗎？你越是以為自己正確，那麼也就更自然地脅迫別人也抱有同你一樣的思想。 如果我們相信託爾斯泰在他文章中所說的話，托爾斯泰看來從未發現莎士比亞有什麼優點，而他的同胞作家如屠格涅夫等的看法卻不一樣。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托爾斯泰還沒有重生之前，他的結論可能是：「你喜歡莎士比亞——我卻不喜歡。我們就到此為止，讓它去吧。」後來，當他喪失了世界是多樣化的事物組成的看法以後，他開始把莎士比亞的作品看成了一種對他有危險的東西。大家越是從莎士比亞那裡得到了樂趣，就越是不聽托爾斯泰的。因此，不能允許有人欣賞莎士比亞，正如不能允許有人喝酒或吸菸一樣。不錯，托爾斯泰不會用武力來阻止他們。他並不要求警察沒收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但是，只要可能，他就要給莎士比亞抹黑。他會想法鑽到每一個莎士比亞崇拜者的心中去，用盡方法使他得不到享受，包括一些自相矛盾甚至是否誠實也值得懷疑的論點，就像我在扼要介紹他的文章內容時所舉的那樣。 但是，說到最後，最有意思的事情是，這一切實在一點也不起什麼作用。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你無法反駁托爾斯泰的文章，至少它的主要論點。你不可能有什麼論據來為一首詩辯護。它的流傳就為自己作了辯護，否則，它就是無法辯護的。如果這個考驗成立，我想在莎士比亞這起案件上，判決應該是「無罪」。像所有其他作家一樣，莎士比亞遲早會被遺忘，但很少可能會對他提出更加嚴厲的起訴。托爾斯泰也許是他的時代最受人欽佩的文人，而且，他肯定不是最差的論文作家。他傾全力攻擊莎士比亞，像一艘戰艦萬炮齊鳴一樣。結果是什麼？四十年後，莎士比亞仍巋然不動，一無損傷，而想要把他肆意貶低得一錢不值的努力卻蕩然無存，只留下一本很少有人閱讀的發黃小冊子，如果不是因為托爾斯泰也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恐怕這小冊子早已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論戰》第七期 * * * [1] 《莎士比亞和戲劇》。一九〇三年作為恩納斯特·克勞斯貝寫的另一篇文章《莎士比亞和工人階級》的序言而寫的。——原注 [2]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國散文家，代表作有《時代的精神》等。 [3] 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麥文學批評家，著有《十九世紀文學主流》。 [4] Georg Gervinus（1805—1871），德國文學史和政治史家。 [5] 一八九四年，法國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被誣告通敵，判處終身監禁，此事轟動法國各界，左拉寫《我控訴》為他鳴不平。在社會壓力下，他終於一九〇六年經重審宣布無罪釋放。 [6] George Warwick Deeping（1877—1950），英國通俗小說家。 [7] 引文採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九卷，頁二四九。 [8] 引文採用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九卷，頁二六一。 [9] 畢斯托爾是《亨利五世》中的一個角色，倫敦小店主，靠巴結福斯塔夫為生。見上引《莎士比亞全集》第五卷，頁二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