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甘地隨想錄
聖人在沒有證明清白無辜之前應該總是被認定是有罪的,但是,應用在他們身上的試驗,當然,不是在什麼情況下都是相同的。在甘地問題上,你覺得要問的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甘地是由虛榮心——由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坐在祈禱用的席上以單純的精神力量動搖帝國的謙卑、赤身的老人——所推動的,在多大程度上他參與了政治而損害了自己的原則,因為政治的本質決定不能脫離脅迫和欺詐。要給一個明確的答案,你必須極其詳細地研究一下甘地的行為和著作,因為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一種朝聖,其中每一行為都有意義。但是這部寫到二十年代為止的不完整的自傳,卻是對他有利的有力證據,尤其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是他可能會叫作放蕩的生活方面,而且使你想到,在這位聖人或者半聖人的內心深處是一個非常精明能幹的人,如果他本人願意的話很可能成為一個能獲得傑出成就的律師、行政官員,也許甚至是企業家。
這部自傳[1]最初出現的時候,我記得是在印刷很差的一家印度報紙上讀到它的開頭幾章的。這幾章給了我很好的印象,而甘地本人在當時並沒有給我這種好印象。與他有關的一些事情如自己織布、「靈魂力量」、素食主義等等都是沒有吸引力的,他的中世紀式綱領在一個落後的、飢餓的、人口過多的國家顯然是行不通的。同樣明白的是,英國人在利用他,或者以為自己在利用他。嚴格地說,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國大黨人,他是敵人,但是由於在每次危機中他總是竭盡全力防止發生暴力行為——從英國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防止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可以把他當作「咱們的人」。在私下,這一點有時是坦率承認的。印度百萬富翁們的態度也是一樣。甘地叫他們懺悔,他們自然喜歡他而不喜歡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後者一有機會就要把他們的錢奪走。這種打算從長久說有多牢靠,頗可懷疑;正如甘地自己說的,「說到最後,騙人者只騙自己」。但是無論如何,為什麼幾乎總是溫和地對待他,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他有用。英國保守黨人只有在他對另外的征服者實際上實行不抵抗時,才真的生了他的氣,如在一九四二年[2]。
但是我可以看出,即使那樣,以一種感到又好玩又不以為然的口氣說到他的英國官員也是有點兒真正喜歡他和讚賞他的。從來沒有人說過他腐敗,或有任何庸俗的野心,或者說他做了什麼出於害怕或惡意的事。在判斷像甘地那樣的一個人的時候,你似乎從本能上就應用高標準,因此,他的有些美德就幾乎放過去了而沒有注意。比如,甚至從自傳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自然地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是相當突出的:他的遇刺身亡後來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對自己的生命稍為珍惜的公共人物就會安排更加充分的警衛。而且,他似乎完全沒有愛·摩·福斯特[3]在《印度之行》里言之有理地稱為積習難改的印度弊病——猜忌多疑(正如為英國弊病的虛偽)。雖然,毫無疑問,他很精明,能夠察覺別人的不老實,但是他似乎總是儘可能地相信別人是本著良心行動的,而且有善良的天性,可以由此打動他們。而且,雖然他出身於貧苦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的道路開始並不順利,而且在體型相貌上大概並不出眾,但是他沒有妒忌或者自卑的毛病。膚色的歧視,他是在南非第一次碰到它最惡劣的表現的,似乎使他大吃一驚。但是即使他在從事一場事實上的膚色戰爭的時候,他也不是根據人們的種族或者地位來看待人的。省長、棉花富商、半飢半飽的達羅毗荼人苦力、英國士兵都是平等的人,要一視同仁地對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最惡劣的情況下,如在南非,當他充噹噹地印度人的權益保護者而不得人緣的時候,他也不乏歐籍朋友。
這部自傳為方便報紙連載而寫成短小段落,不是什麼文學傑作,但是由於它的材料很大部分都是平凡尋常的性質,它反而更加使人有深刻印象了。我們最好記住,甘地開始出道的時候有著一個印度年輕學生的正常抱負,他的極端派觀點是逐漸形成的,在某些問題上,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很有興趣地知道,有一個時期,他還戴高禮帽、學跳舞、學法文和拉丁文、上埃菲爾鐵塔,甚至想學小提琴——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徹底地吸收歐洲文明。他不是那種從孩提時起就以超人的虔誠而出眾的聖人,也不是另外那種在縱情聲色以後棄世脫俗的聖人。他充分坦白了少年荒唐的劣跡,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很多的劣跡可以坦白。書前有一幅照片是甘地死時的身後遺物。全部衣物可以花五英鎊購得,而甘地的罪過,至少是他肉體上的罪過,如果放在一起,給人的印象大概也差不多。幾支香菸,幾口肉,童年時代從女傭那裡偷來的幾分錢,去妓院兩次(每次他都「沒有幹什麼」就逃了出來),一次在普利茅斯差一點點同他的房東太太發生苟且,一次大發脾氣——這就是全部罪過。幾乎從童年時代開始,他就特別認真,這種態度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但是,到他三十歲之前,他沒有十分明確的方向感。他初次嘗試可以稱為社會活動的事是通過素食主義。在他那較為不平常的素質下面,你一直感到他的祖先那些殷實的中產階級商人的存在。你覺得如果他放棄個人雄心,他也一定會成為一個足智多謀、精力充沛的律師和一個頭腦冷靜的知道怎樣壓低開支的政治組織者,一個善於領導各種委員會的能手,一個不知疲倦爭取訂戶的報館經理。他的性格是極其混雜的,但是其中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你指責,說它不對,我相信,甚至甘地的最大敵人也會承認,他是個令人感興趣的不平常的人,僅僅由於活著就豐富了世界。但是至於他是否也是個可愛的人,他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教導是否對不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有什麼價值,我一直沒有把握。
近年來,在談論甘地的時候,把他說成好像是不僅同情西方左翼運動,而且甚至是這運動的組成部分,已經成為風尚。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都聲稱他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只注意到他反對中央集權和國家暴力,而忽略了他的學說中出世的、反人性的傾向。但是我認為,你應當明白,甘地的教導不能等同於人是萬物衡量標準這個信念,我們的任務是使在這個地球上生活是值得的,因為這個地球是我們擁有的惟一地球。甘地的教導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有意義:上帝是存在的,而實在物體的世界是應該逃避的幻覺。值得考慮一下甘地對自己所實行的紀律,他雖然可能不去堅持他的每一個追隨者遵守每一細枝末節,但是他認為如果你要為上帝或人類服務,這些紀律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是,不吃肉,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什麼形式的取自動物身上的東西都不吃(甘地本人為了健康緣故不得不在牛奶上妥協,但似乎認為這是一種退步)。不喝酒、不吸菸、不吃胡椒或辛辣的調味品,甚至蔬菜型的,因為食物不是為了吃而吃,而完全是為了保存你的體力。其次,如果可能,不性交。如性交必須進行,這應該完全是為了生兒育女,而且要保持很長的間隔,甘地本人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就立了bramahcharya[4]的誓言,這一誓言不僅意味著完全的守貞而且要根絕性慾。看來,不遵奉特定的食譜和經常齋戒,這一點是很難做到的。飲用牛奶有一個危險,那就是它容易引起性慾。最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追求善的人不能有親密的友情,不能有任何專一的愛。
甘地說,親密友情是危險的,因為「朋友互相起作用」,由於忠於一個朋友,你可能會因此做錯事。這無疑是正確的。此外,如果你愛上帝,愛全體人類,你就不能偏愛任何一個個人。這也是正確的,而且在這裡,人性的態度和宗教的態度不再能夠協調。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如果愛不是意味著愛某個人勝於愛別人,那麼愛就是沒有意義的。自傳沒有明確表明,甘地對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態度是不是很不體諒的,不過反正它表明,他有三次寧願他的妻子和一個孩子死掉,也不願意按照醫生的處方讓他們進食動物食品。不錯,死亡並沒有像當初害怕的那樣發生,並且甘地——你可以猜想,大概在來自對立方面強大道義壓力下——總是讓病人自己選擇,是否以犯下罪過為代價延長生命,但是,如果完全由他自己來決定的話,他仍舊會禁食動物食品,不論這會帶來多大的危險。他說,在我們為了要活命而採取的行動中,應該有一定的限度。而這限度是劃在不到喝雞湯的程度。這個態度也許很高尚,但是從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這個詞來說,這是不人道的。做人的本質是,你不必追求完美,但是你有時為了講義氣而願意犯罪過,而且你不必把禁慾主張推行到無法與人友好交往的程度,還有你要準備最終被生活所打垮,這是把你的愛給了其他個人的不可避免的代價。沒有疑問,菸酒等等是聖人必須避而不碰的東西,但是聖人境界也是普通人必須避而不碰的東西。對此,很明顯是可以反駁的,但作此反駁必須慎重其事。在這瑜伽信徒充斥的時代,很容易認為,「超脫」不僅勝過完全接受世俗生活,而且普通人只是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太困難才加以拒絕。換句話說,普通人都是失敗的聖人。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頗可懷疑。許多人真誠地不希望做聖人,很可能,有些達到了或者希望達到聖人境界的人從來沒有感到多大做普通人的誘惑。如果你能夠追溯到心理上的根源,我相信你會發現,「超脫」的主要動機是希望逃避活著的痛苦,而且尤其是逃避愛,不論是性愛還是非性愛,愛都是很累的苦活。不過,在這裡沒有必要辯論,出世的理想和做人的理想孰高孰低。問題是,它們是互不相容的。你在上帝和人之間必須作一選擇,而所有的「激進派」和「進步派」,從最溫和的自由派到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派,實際上都選擇了人。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他的其他教導分開來。它的動機是宗教上的,但是他也為它聲辯說,它是一種能夠產生預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確的手法,一種方法。甘地的態度並不是大多數西方和平主義者的態度。首先在南非創導的Satyagraha[5]是一種非暴力戰術,一種能夠打敗敵人而又不致傷害他和感到仇恨或引起仇恨的方法。它需要進行這樣的活動:民間不服從運動、罷工、臥軌、面對警察的襲擊而不逃走也不還手,等等。甘地反對把Satyagraha譯為「消極抵抗」,在古吉拉特語中,此詞意思似乎是「堅持真理」。甘地早年在南非戰爭中為英方擔任過擔架員,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中他準備再做這工作。甚至在他完全摒棄暴力以後,他也誠實地看到,在戰爭中,站在一方反對另一方往往是必要的。他沒有——的確,由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活圍繞著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他不能——採取無益的和不誠實的態度,認為在每一場戰爭中,雙方都是一丘之貉,誰勝誰敗都無關緊要。他也沒有像大多數西方和平主義者那樣,善於迴避作難的問題。在最近這次戰爭中,每個和平主義者有明確義務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那麼你對猶太人採取什麼態度呢?你是準備看著他們被消滅?如果不是,你打算怎樣把他們救出來而不訴諸戰爭?」我必須說,我從來沒有從隨便哪個西方和平主義者那裡聽到過對這一問題作出誠實的回答。雖然我聽到許多遁詞,通常是「你又是一個」這一類答覆。但是甘地在一九三八年被問到一個有些類似的問題,他的答覆正式收在路易斯·費歇爾的《甘地和史達林》一書中。據費歇爾的記載,甘地的看法是,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這「就會喚起全世界和德國人民對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戰後他為自己辯護說,反正猶太人要被殺死,不如死得有意義。你得到這樣的印象:這種態度甚至令費歇爾先生那樣的熱烈崇拜者吃驚,但是甘地不過是在說老實話而已。你如果自己不準備殺人,那麼你必須經常準備有人會以某種其他方式丟命。一九四二年他號召對日軍入侵實行非暴力抵抗時,他承認這可能造成好幾百萬人的死亡。
同時,有理由認為,甘地畢竟生於一八六九年,他不了解極權主義的性質,他都是從自己反對英國政府的鬥爭經驗來看一切事物的。在這裡,重要的不是英國以耐心的態度待他,而是他總是能夠引起公眾的注意。我們可以從上述所引那句話中看出,他相信「喚起全世界」,而只有全世界有機會聽到你在做的事情時,這一點才有可能。很難設想甘地的辦法能夠用在現政權反對者在深夜消失以後永遠不會再露面的這樣一個國家裡。沒有新聞自由和集會權利,僅僅呼籲外國輿論,他這辦法是辦不到的,而是要發動群眾運動,甚至要讓你的對手知道你的意圖。眼下俄國有甘地那樣的人物嗎?如果有的話,他完成了什麼?俄國群眾只有同時都有公民不服從思想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踐這一思想,即使在那時候,根據烏克蘭發生饑荒的歷史來看,這也不起作用。不過我們姑且假定,非暴力抵抗用以反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是有效的,或者反對占領國是有效的,即使如此,你怎麼把它在國際上實行呢?甘地關於最近這次戰爭的各種自相矛盾的言論似乎表明他也感到這有困難。用於對外政治,和平主義要麼不再是和平主義,要麼便成為姑息。此外,甘地在與個人打交道時用之很有效的假設,即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接近的,都會對大度的姿態作出回應,卻需要認真地予以商榷。例如,當你與瘋子打交道時,這就不一定正確。那麼問題就變成:誰是神志健全的?希特勒的神志健全嗎?一國的整個文化用另一國文化的標準來衡量,不是很可能就是神志不健全的嗎?而且,就你能夠衡量整個民族的感情而言,一種慷慨大度的行為同一個友善的回應之間有沒有明顯的關聯?感恩圖報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因素嗎?
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問題都需要討論,而且迫切需要討論,在某個人按一下電鈕,火箭就開始發射之前,留下給我們的時間已經沒有多少年了。文明能否經受另一場大戰,看來頗可懷疑,以非暴力為出路,至少是可以作如此想的。對於我在上面提出的這種問題,甘地大概會予以誠實地考慮,這是他的美德;而且,的確,他大概在他的無數報紙文章中討論過其中的大多數問題。你可能會覺得他有很多事情並不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覺得他有什麼東西是不敢說的或不敢想的。我從來不能夠對甘地感到怎麼喜歡,但是我並不肯定地認為,作為政治思想家,他基本上是錯的,我也不認為他的一生是一場失敗。使人奇怪的是,在他被刺後,他的不少最熱情的仰慕者悲哀地聲稱,他活到剛剛看到他的畢生努力付諸東流,因為印度在進行一場一直被認為是權力移交的必然副產物之一的內戰。但是,甘地一生致力的,並不是平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敵對。他的主要政治目標——和平結束英國統治——終於已經實現。像常見的一樣,有關的事實總是互相交錯。一方面,英國未經一戰就離開了印度,這件事很少觀察家在一年前會作此預言。在另一方面,這是由工黨政府來完成的,可以肯定,如果是保守黨政府,特別是由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但是,如果說到了一九四五年英國已有很大部分的輿論同情印度的獨立,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甘地的個人影響?而且如果印度和英國最後能實現不錯的友好的關係(這是可能發生的),這會不會是一部分由於甘地頑強地堅持鬥爭而不懷怨恨以至淨化了政治空氣?從有人想到提這種問題這一事實也可看出他的聲望之高。你可能像我一樣感到從美學上來說對甘地的厭憎,你可能反對有人把他抬到聖人的地位(附帶說一句,他本人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你也可能反對把聖人當作一種理想,因此感到甘地的基本目標是反人性的和反動的:但是僅僅把他看作一個政治家,而且把他與我們時代的其他政治領導人物相比,他留下的氣味是多麼乾淨!
一九四九年一月《黨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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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檢驗真理的故事》,甘地著,由他的秘書、印度獨立運動家和作家德賽譯成英文。
[2] 指二戰期間日軍侵印。
[3] E.M.Forster(1879—1970),英國小說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等。
[4] 梵文,守貞。現在一般轉寫為brahmacharya,印度教修行中四個人生階段里的第一個,以禁慾、守貞為特色。
[5] 甘地造的梵文詞,執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