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四章 維多利亞朝的下半期

格拉德斯吞和自由主義 美洲內戰中北方之獲勝及判麥斯吞之謝世兩者匯合起來發了一個信號，叫英吉利的政治再開始向前猛進。新的過渡時期中的領袖為格拉德斯吞。他為時代的政治精神之具形，而它的誠懇，它的樂觀，它的信託人性，及使它的理想主義不徒成空言之立法及行政細節的勤慎將事在他而都實現於形體。格拉德斯吞完成了輝格舊黨變成自由新黨的手續，且藉了他首次且最偉大的1868—1874年內閣的立法，補足了久已到期的制度變更。判麥斯吞領袖自由黨的特殊職務在領導社會的進步，但判麥斯吞的領袖卻遲延了黨的活動。今則改革之來有如怒潮的澎湃，惟抵抗之力不大，故暴烈之事並未發生。 的士累利的開通 操縱貴族院否決立法之權的保守黨在同時候亦落於明達者之手中。的士累利於1688年嘗寫給女王道，英吉利首相「永不宜有」「熱烈的素養」，[1]他之此言誠不僅對於格拉德斯吞一人而言，即他自己為首相時也何嘗不受此言的拘束？但他也盡可加上一句，盡可說反對黨的領袖也不宜有「熱烈的素養」。無論如何，保守黨首領多問善疑，明於觀察的保守黨首領本人確宜於「教育他的政黨」的工作，甚且宜於親自主持進步事業的工作。但沒有格拉德斯吞比較熱情的性格，則1868—1874年的立法大功仍是不易有的。 密爾 站在過渡時期的政治家之後方者又有政治哲學家密爾·約翰·斯圖亞特。他的著作於千八百六十幾年及七十幾年時對於有教育者的意見有極大的影響。他把邊沁的功利主義大加刷新，而一洗其狹窄的放任主義的色彩。他宣講他完全民治的主義，他以為男女人人應有參加中央及地方選舉的權利。但密爾也知道宜於民主機械的工作有它的限制，所以他願有專家主持的行政各部來領導平民，並供給政客們以專門的知識。他說，「權力可以分於各地，但知識為得用起見務須集中在中央」。槐特和爾吏員的專家行政和丹寧街政客及全國選民的政治行動，兩者之互相銜接，互相輔助，實為密爾好政府主義中的重要部分。這種思想在科柏特的舊式激烈主義及純粹的放任學說中並無存在。 他在《婦女的壓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所提倡的女權，雖則在當日未能遽使婦女取得選權，然有促進世人尊重婦女的個人自由及相信婦女教育的重要之功，所以在維多利亞的後期，婦女教育有一日千里式的空前發達。婦女在我們今日的社會中所得的地位實不能不歸功於密爾及奈亭給爾·佛羅稜斯。[2] 密爾像 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為英國近代史上邊沁之後最重要的功利主義者。哲學家、經濟學家、著名的自由主義法學家。主要著作有《論自由》等。 牛津運動 密勒的《自由論》[3]（On Liberty）是站在思想及討論自由方面的一種請願，因為這種自由當時雖為法律所不禁，而為習俗限制得極嚴。新興的一代即浸潤於這個信條，而且他們所享的自由也不限於政治。當時也是達爾文驚人的進化解釋引起首次徹底討論的時代。《族類的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和《自由論》出版於同年——1859年。劍橋於是時亦正在開始自然科學的榮譽考試。溥西，岐布爾及紐盟（Pusey，Keble，Newman）——未依羅馬以前的紐盟——在牛津發軔的「運動」也走出黌舍的舊家而和教社及國中精力的其他新鮮來源相會，有時且相融合。毛里士·腓特烈·得尼孫及金斯黎·查理（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Charles Kingsley）的所謂「耶教社會主義」把教社對於民主政治及工業革命所產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之關係也完全改易。經過了達爾文學說的爭論，並憑藉了歷史方法和知識的發展，昭厄特，斯坦利及科楞索（Jowett，Stanley，Golenso）一派的近代派神學也得到了容忍及重要。教社於它本身以內蓋在開始包含著可和外界各種互爭的潮流相呼應的分子，而不復只是專和某一種潮流抗爭的狹窄團體。沿好幾種的方向，智識都有邁力的增進——而誠懇的增進更甚。國內及海外傳教士的精力都似得了新生命似的。紐西蘭初殖民時主教塞爾文（Selwyn）具有一種聖徒的及民主的精神，即祖國的教社也深受其影響。教社僧侶於其和世俗人的關係中之功罪和在隨隨便便的18世紀中之功罪截然不同。[4] 達爾文像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國著名生物學家。 教社的改良 教社租稅分配不均的積弊已經為比耳及輝格黨人，及他們於《首次改革法》後所委派的宗教委員團（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ers）所改良。所以在種種方面，教社確新有了可以抵禦因1867年選權之更有擴充而發生的任何攻擊之預備。無疑的，它所享特權中之多種，尤其在大學中者，勢非放棄不可。但國教的抵抗力確比1832年堅忍熱心的教社中人連《首次改革法》也視為將引起廢除國教及停止捐建而加以反對時之抵抗力為堅強而又富於彈性。 職工會及合作社 要列舉千八百六十幾年中許多別的智識生活及社會改革的運動將未免過於冗長。就其最重要者而言，一為精巧工藝的工人，尤其是工程業的工人之組織極大的職工會，又一為合作運動的發達。此項運動既可訓練巨數的工人使習於業務的好習，儉德及互助，復能使他們脫離肆主的剝削，並給他們以影響國家生活的一種力量。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內閣 《二次改革法》所提升的階級，於1868年初次行使他們的選權時，大大的增加了格拉德斯吞所領導的政黨中之激烈成分，而他也因得有極大的多數供他趨使。他的首次內閣實是英吉利史中第一次堪稱自由黨而不復是輝格黨的內閣。在1868年時，保守主義及社會主義都暫處於停止的狀態中。這種狀態當然不會長久存在，但格拉德斯吞在他一生最偉大的6年中頗能充分利用它來予我們以近代的事業及革新的制度。如果沒有這種事業制度，則我國將無應付日後社會及帝國問題之充分準備。在那些年中，大學廣開了它們的門戶以歡迎信任何宗教之人，全國初等教育的制度首告成立，陸軍的改革有了起點，員吏之公開考試推及於文職的全部，《投票法》通過於國會，而和解愛爾蘭的政策亦有了起首的步驟。 愛爾蘭的土地問題 1845—1846年的愛爾蘭因番薯無收而發生的奇荒使愛爾蘭人有大批移往合眾國及不列顛殖民地之舉，馴至到了19世紀之末，人口本嫌過密之島的住民，已由800萬跌落到450萬，即極高的生產率亦於數無變。但凶年後之20餘年內，政府對於愛爾蘭農民所受於英吉利地主的冤抑仍若熟視無睹，不作絲毫的救濟。地主按照年代已久的愛爾蘭習慣，得以厚斂田租，更得驅逐佃戶，但他自己則並不投任何之資於土地，並不力求改善土地，他只讓小耕農自己去起造他的茅舍，並設備農莊一切應有之物。這個制度本和在英吉利的大不相同，而利用它來榨取愛爾蘭人的地主既和佃戶不同種族及宗教，又常常住在鄰島而坐享他的經理人取自耕種愛爾蘭土地者之手的入款。 愛爾蘭的土地問題 愛爾蘭凱里郡遭到驅逐的佃農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房屋被燒毀。在1879年至1881年愛爾蘭土地戰爭期間，佃農與日益提高地租，以及在農業蕭條後出現的驅逐佃農現象進行鬥爭，並最終說服英國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在1881年的愛爾蘭土地法案中滿足他們的要求。 凶年後的20年中，塞爾特的愛爾蘭因衰疲過分，故沒有激動的能力。但美洲及殖民地中愛爾蘭移民所獲比較可觀的財富，以及他們有組織的恨英運動，不久即對於祖國發生影響。美洲內戰終結後所發生的飛尼運動，使英人很不舒服地憶及愛爾蘭問題之僅被忽視，而並沒有解決。 格拉德斯吞為政治家中能認真地謀和解愛爾蘭者之第一人。他1870年的《愛爾蘭土地法》固然所成極少，但它為英吉利人對於土地問題首次的正式承認，且11年而後他更以法律來規定公平的田租及租期的保障。土地問題歷久未能解決，在土地協會（Land League）之時更有抵制及農業罪惡來大湊熱鬧，而其最後的解決尚須有待於保守黨政府之將英吉利地主在愛爾蘭所有的土地悉數收買，但當格拉德斯吞首次的政府時，除了格拉德斯吞本人以外，英吉利人民之能基本認識它（愛爾蘭的土地問題）及它和英吉利土地問題間之根本不同者極少其人。好多的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同樣的不欲干涉「自由契約」，因為他們尚以為愛爾蘭的地主及佃戶之間真有自由契約之存在者。 愛爾蘭的宗教問題 宗教問題則比土地問題要易於解決。深為密爾的哲學所訓練的智識階級，及已於《二次改革法》中獲得真實的解放之違教徒皆能認真地奉宗教平等為他們的圭臬。他們共戴的領袖格拉德斯吞本是新派的一個高教社派，在他的頭腦中牛津的宗教原則已能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融而為一；他的教國的見解已不是他在30年前於他所著而經馬考雷批述過的一本書中所說。所以，如果宗教的平等可以和解愛爾蘭的話，則那個和解的工作在1869年時已可著手，而且真的實現。愛爾蘭抗議國教之廢除及部分的停止捐建格拉德斯吞能以練達的手腕及同情的態度來完成，而且他之為熱心的教社中人（Churchman）在談判進行時也予了他以不少的方便。貴族院及主教所取的態度本已和他們先人在千八百三十幾年中對於教社問題所取者截然不同，所以於法案經過貴族院時也只斤斤於條件之爭，而始終不作根本的反對。 大學的開放及增設 格拉德斯吞為自由黨的教社中人，而又為違教徒及學界中擁護宗教平等之人的領袖；他這兩種資格於純粹英吉利的大學及教育兩問題之解決也有極重要的助力。以國會法律來改革牛津劍橋之舉本早已愆期，但到了千八百五十幾年時始經格拉德斯吞能幹的處理而有首次大學委員團的設置。委員團雖可開始研究，而教社之壟斷大學則尚未至取消的時期。要等《二次改革法》及1868年的總選以後，准許信仰，或竟不信，任何宗教之人候補各書院的生員或大學職位的法律始獲成立。倫敦及達剌謨兩大學先此已經設立，在19世紀末年及20世紀初年中英吉利及威爾斯的各處更有別的學院及大學誕生。至於蘇格蘭則早有不少數目的大學存在。 教育的改進 大學教育不復成為極少數人的專利後，中等教育亦漸次改良，且及時推廣。亞諾爾德·馬太（Matthew Arnold）嘗一度言之過甚地宣稱為歐洲最落伍之英吉利中等階級的教育狀態到了19世紀末年蓋已大有改進。教育及文化漸次普及於中等階級後，體育及知識取樂以外的取樂亦愈有同樣速度的發展。19世紀初葉勤勞的商人社會的清教主義[5]越是為式樣繁多的生活新標準所代興，則各階級之要求閒暇及娛樂亦越是年甚於一年，雖則我們應聲明，新的生活標準並非個個是勝過舊標準的一種改進。 初等教育亦因福斯忒·威廉·愛德華的《教育法》而有全國通行的制度。凡沒有學校的地方，即應設立一個受民選學校委員部（School Board）監督的學校，在這個公立的學校中，不分教派的宗教課程是可以有的。凡已有學校的區域中，那些「自費設立」的學校仍可繼續存在，它們大多數都有的宗教性質亦繼續沒有侵害。為責令其維持相當的標準起見，度支部且給以相當的補助費。增加的補助費令違教徒大失所望，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在農村區域中的兒童仍須就學於這種教會學校，而無所逃避。但此法之所以能通過上院者正因其對於這點有了妥協。如果它（法律）引起黨內一部分的不滿而對於自由黨為有害，它卻對於全國為功臣。它終究給了英吉利以一種能讀能寫的人民，它給了貧民區域中無數失養的兒童以一種訓練及紀律，它也發動了此後半世紀中偉大的教育進步。 陸軍的改良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政府也開始了久已愆期的陸軍改革，並創立了和半島及克里米亞時的組織截然不同的近代軍事制度。陸相卡德威爾之名應和這些改革共垂不朽。和他處於反對地位者有女王堂兄劍橋公爵（Duke of Cambridge）所領袖的一班老年將校的成見及已定利益。但政府仍能通過若干極重要的改革。它廢除了雙層管理之制，它把近衛騎軍置於陸軍部的管理之下，換言之，即總司令須受陸軍大臣的指揮。它也廢除了購買委任狀的制度，由是而家道不豐者也不致因無錢而有不獲擢升之苦。它創立了短期的應募制度，由是而我國首次得有正當的預備軍。凡此種種更改使日後作戰的效率得以大增，此點我們蓋可於武爾茲力·加涅特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在亞洲及非洲攻打有色種族的諸役中覘之。第二次仆耳人之戰的較不舒服的教訓予我們以繼續改革的激勵，於是我們得於1914年有一富有實力的遠征軍及領地軍（territorial army）。 員吏制度的改良 引起廢除陸軍中買官制的一套意思也引起了公開競爭考試以取錄員吏之制。此制經格拉德斯吞1870年的立法而達於完全。[6] 經過了6年的活動而後，格拉德斯吞首次的內閣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閣員誠如的士累利「一列爆發已盡的火山」之適當比喻。他自己嘗很機敏地讓他們的溶石噴出，而貴族院則也不阻止他們政策之成為事實。全國所嘗期望他們的工作本已大體完成，故一個自然的保守反動亦於1874年的總選中開展出來。 的士累利的內閣 於是的士累利便於他70歲時首膺首相的大任。他的政府的工作，無論於內政或外交方面，都留著了他自己的思想之印象。 的士累利的內政 於內政方面他極欲表示新的保守主義和社會改良的關連，及和勞工階級親善的關連。他和他能幹的內相剋洛斯·理查（Richard Cross）兩人以1875年的《公共衛生法》及《工人住所法》來和貧民區及不衛生的情形宣戰。這種設施以及格拉德斯吞於1870年所設立以和地方機關日常增加的活動合作之地方政府委員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7]的繼續工作實為末減社會痛苦的勢力。不幸壞的建築及壞的城市設計在過去100年中已有長期的發達，所以它們也從未能為較好的建築及設計所趕上，所代謝。 改良建築及設計固難，而限止醜陋及單調之日日蔓延擴張，之時時在毀壞前工業世界的美麗及多樣更難。誠然，國家愈是繁榮，愈是進步，則那個永不停的醜化工作也進行愈速。人類一有機器為工具後便不能不把美麗糟蹋，無論他所做者為何種工作。[8] 的士累利也解決了職工運動的問題於一時。職工會運動本來時時發生問題，無時或輟，但的士累利此次適在問題極緊急時有所解決，故為功更大。1867年，半因管理比較不善的職工會中的幾個於瑟斐爾德（Sheffield）及別地方有犯罪的暴行之故，法院的一個判決似乎剝削了全體職工會自1824—1825年立法以來所一直享有的自由。因此職工會便有很持久的激動，它們的立場且得休茲·托姆及哈禮孫·腓特烈（Tom Hughes，Frederick Harrison）的贊助及擁護。勞工者於1868年本投了格拉德斯吞之票，然而他們關於此事實未嘗從新政府獲得滿意，故職工會的一般會員莫不極為失望。的士累利則於1875年通過了《僱主及工人法》，而此問題於多年中亦暫得滿意的解決。 1869年11月17日蘇伊士運河通航首日 1875年被認為是英國進入新帝國主義時代的分水嶺，這一年迪斯累利領導的英國政府從負債纍纍的埃及統治者手中買入了蘇伊士運河的股份。英國從此鞏固了這條對英國和印度貿易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的運河的控制權。 的士累利的對外政策 於外交政策方面，的士累利使他所領導的政黨復成為力主維持不列顛的民族利益者。保守黨和民族利益間的關連自滑鐵盧以來本並不十分看得出來。自《維也納和約》以後，昔嘗大有功於那個歐洲解決的托立黨或保守黨，有時比判麥斯吞及其徒黨更要篤好和平，因為輝格黨及激烈派對於1815年的解決並不若何尊敬，而對於大陸上願欲推翻它的民族或政黨轉表同情。殖民地也不能使保守黨人比可以達刺謨貴族自誇的敵黨發生較大的興趣。在1852年的士累利自己嘗以「橫加我們頸項的磨石」比「這些廢物似的殖民地」。但他對於新狀況銳敏的認識使他的眼光一變，故他於老年時轉力求新獲選權的不列顛平民之能以帝國自驕，而能對「有精神的外交政策」發生興趣。固然，人民對於殖民地的興趣猶在萌芽時期，須在下一代中，在張伯倫·約瑟夫的領袖之下，始充分發展。的士累利主要的用武之地為近東。他之為英吉利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票開始了我們和埃及的關係，這個關係於他死後之不多年內且產生極重大的發展。在1876—1878年時，他和格拉德斯吞於他們憤怒而雄偉的爭論中，又激起國人對於巴爾幹戰事及屠殺的劇烈情感；如果沒有這兩位天才的宣傳，則這種戰事及屠殺將僅似鳶鴉之鬥爭於遠方，而與英吉利絕對無關。 近東問題 的士累利，即今之比康斯斐爾德貴族（Lord Beaconsfield）以不列顛政府的力量來助歐洲土耳其之阻擋俄勢前進；而退居於反對黨的格拉德斯吞則大聲呼斥土耳其「在布爾加利亞的兇殘」，而使一半不列顛人的公論儼成為東方被壓迫耶教民族的最大救星。當時的情勢甚為奇怪，而於內部分裂的我國危險滋多。幸而俄土間的衝突得《柏林條約》而告一結束，而俄羅斯和不列顛間的戰事可不致發生。這即所謂的士累利的「榮譽的和平」。他確實已使英吉利於歐洲國際間的地位重又重要起來，而使人不得不尊重它的意見。但土耳其之重獲統治已解放的馬其頓人（Macedonians），且重又統治了30年之久，究竟是否為英吉利之所應要求，則至今仍是一個疑問。好些熟知巴爾幹情形之人則深以的士累利之未能於《柏林條約》中堅主為馬基頓人置一耶教治理者，而保障它的政府之有道為遺憾，即使他們（熟知者）能贊同的士累利反對以它劃入新興的布爾加利亞之理由。他們所提的辦法如獲實現，則20世紀巴爾幹鬥雞場中種族相仇之可少凶烈些亦正是意中事。 托立的民主政治 1880年的總選推倒了的士累利的政府，次年他亦於退休生活中逝世。他嘗變易了保守黨的性質，而使之能自存於民主的新世界中：他要上等階級誠實地接受國內已變的狀況，要他們不再因特權的失卻而坐在家中發氣，要他們走入通衢大道，以愛國的熱忱及帝國的利益來博得民眾的歸從。下10年中格拉德斯吞在南非及埃及的錯誤，以及他的本國自治[9]的提案皆足以替這樣的一種宣傳供給極好的材料。上等階級以全國共同的利益為立場而訴諸下等階級以求贊助的原則，於的士累利死後，更表現於為紀念他而設的櫻草協會（Primrose League）及保守黨人滿遍全國的會社（Clubs，Associations）。在1880初年中，「托立民主政治」的意思更從丘吉爾·藍多爾夫貴族（Lord Randolph Churchill）隕星似的短期生涯中得到一極大的激勵。 民主的政黨機械 同時候，激烈派領袖張伯倫·約瑟夫亦正在憑其毅力而將各地方的自由會（Liberal Associations），——即被諡為「考刻司」（「Caucus」）者——聯合起來而成為全國自由聯合會（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他在柏明罕地方本有極大的個人權力，該地的「考刻司」也曾有顯著的成功，今則地方的組織且成為全國各處所效法。自由黨固這樣，即保守黨也是這樣。陳訴於民眾及細密的機械組織成為今後政黨選舉方法及政治策略中不可或少之物。舊式的腐化及舊式的引誘正在為新式的腐化及新式的引誘所替代，但新式的理想主義及新式的矢忠於公務之心也有勃起。近代組織的完密及政黨宣傳的周到至少有一好處，它們至少能使大不列顛的國會政府不會發生因民眾對於選舉及政治缺乏興趣而起之失敗。而且主義的真正不同，階級的利害衝突，及本國自治等大問題之存在，使組織極完密的兩黨亦不至僅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它們究是有所分而分的政黨。[10]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內閣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內閣並無首次那樣的赫赫有功。自由黨在1880年時和在1868年時有別，在前時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政治哲學，及全黨一致贊同的政綱，但此時則兩者都是不存。它之所以能於此時當權，一因國人已深厭的士累利的極端愛國主義，再因他們有一種含混的民主企求，他們以為自由黨上台則那種企求或可實現，雖則他們自己尚不自知其所企求者究為何物，也沒有產生一種有系統之社會改革的政策出來。但它一上台而後，它立即遇到愛爾蘭，埃及及南非等等不可避免的問題，而且在1880年時自由黨人對於這些問題的隔膜及不關心復無別於一般的英吉利人。格拉德斯吞本人固然通曉愛爾蘭之事，而且也極關心，他1881年保障租期及禁止苛重田租的《土地法》也總算是一大改良，但《土地法》並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更不能使土地的改進運動及本國自治的政治要求分而為二，不相聯屬。如果這兩個問題能各有各的解決，則解決自較容易，但此時帕納爾（Parnell）正把它們混為一談，且正在用「阻撓」的新戰術以促起不列顛眾議院的注意。 三次改革法及農村改良 自由黨政府的主要成績為《三次改革法》的成立。住戶選權擴充及於農村選舉區後，農業工人及礦工也得了選權。在此以前他們的生活狀態太不為世人所注意。阿赤·約瑟夫（Joseph Arch）雖於上10年內嘗企圖為農業工人組織職工會，然終因缺乏政治實力而失敗。農業工人即在繁榮的年頭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到了1870年後幾年美洲運入的農產激增[11]而農業有不景氣的現象時，則他的遭遇更壞。他於1884年得了選權以後，他的境況亦漸漸地稍有改良，而經濟及社會的情形亦不能再坐視他之沉淪無援，但他的境況改良之時，鄉村的戶口蓋已被向城市的「農村流徙」所席捲而空。19世紀農村英吉利的社會史在種種方面看起來誠是一個災難不絕的編年紀。 農村的地方自治 農村工人獲得選權後，四鄉務區不久也有了民選的地方自治政府。在此以前他們不但受委任的治安法官的裁判，且也受他們的治理。保守黨政府於1888年設立了民選的郡議會；到了1894年自由黨政府又佐之以都市區及農村區的區議會，及牧區的牧區議會，於是農村民治的機械遂告完成。司法及准許開設酒館之權固仍寄於治安法官之手，但行政大權則由此移轉於民選的團體。 埃及 格拉德斯吞政府首幾月內因忽視了南非問題，致有馬朱巴慘劇的發生。[12]埃及問題則於其初起時頗屬順利。歐洲諸國在埃及本有很大的財政利益及僑民關係，所以土耳其人及埃及人自己的政府解體後，方於忒爾·哀爾·刻俾耳（Tel-el-Kebir）戰勝阿拉比（Arabi）的武爾茲力將軍即率不列顛軍隊而把埃及占領。在此以前法人在埃及的勢力本比英人的為盛，但當此重要關頭，法人忽拒絕參加占領的事業，而不列顛獨理埃及的局面於以開始。貝靈·厄味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即克洛麥貴族（Lord Cromer），雖名為埃及君（Khedive）的外臣，實不啻是真正的統治者；在他的治理之下，尼羅河流域繁榮甚速，而埃及農民的物質生活亦得益良多。法人對於我們在埃及所有的權力極形妒視，所以不快的事變及衝突亦層見疊起，直到1904年蘭茲丹貴族（Lord Lansdowne）和法訂立協議將埃及及其他懸案掃數解決後，形勢始有變更。 版畫 這幅1884年的版畫描繪了埃及駐軍準備守衛在蘇丹境內的一個要塞，以抵禦逼近的馬赫迪軍隊。1882年英國成為埃及的保護國。從奧斯曼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埃及對蘇丹的統治，在當時受到宗教領袖馬赫迪領導的起義的衝擊。馬赫迪死於1885年。1898年他的後繼者哈里發被英軍擊敗。 蘇丹 蘇丹（Sudan）問題和埃及有連帶的關係，而格拉德斯吞政府所因以倒者即蘇丹問題。尼羅河的下游雖浸潤於古埃及的文明，它的上游則仍為野蠻的蘇丹部落之所居。是時他們正在馬第派人（Mahdists）的勢力之下，既為非洲內地的掠奴中心，而又時刻足以危害埃及。任何統治埃及之人，或任何關心於全非利益的國家，勢不能坐視蘇丹之沉淪於禍海而不加援手。但解決蘇丹的時機尚未到臨。埃及的秩序先得建設起來，而它的財政軍事納入軌道。 在蘇丹的埃及戍軍固然必須退出，但於退兵的進程則格拉德斯吞政府深有失計之處。政府受了斯忒德·威廉（William Stead，即近代炫煽式的報紙之鼻祖）的督促，竟付戈登·查理（Charles Gordon）[13]以撤退戍軍的大任。但這位英雄雖什麼兵役都可勝任，卻不配當引退之責，所以他非但沒有能把大軍安全的自蘇丹撤退，他自己反被馬第派人緊緊圍困於喀土穆（Khartoum），而和外界不通消息。不列顛政府亦不能及早派遣解圍的援軍，及至援軍開到之日，則戈登已喪亡，而格拉德斯吞在國內的威望亦隨而喪亡大部。但在非洲則戈登的失利並不產生同樣大的影響。蘇丹之撤兵在當時為必要的一著，無論何人皆非有此一著不可。要等到克洛麥貴族在埃及的基礎工作完全成功，薩利斯布里貴族的政府才能命吉青納將軍統率不列顛及埃及的大軍而將蘇丹征服。 愛爾蘭本國自治黨 在1885年的總選舉中自由黨在城市中大是失敗，戈登及喀土穆則為失敗的主因。但新獲選權的農業工人則飲水思源而投自由黨之票，且希望自由黨能替他取得生活狀況的真正改善。因是之故，薩利斯布里貴族並不能得到判明的保守黨多數來統治國家。結果韋斯敏斯忒的均勢權入於一位祖先雖是盎格魯·薩克森而本身卻把不列顛的自由及托立黨人一體仇恨的一位怪傑之手。本國自治黨在不列顛新國會中占有85議席，而帕納爾 ·查理·斯條亞（Charles Stewart Parnell）則為無上的黨魁，黨紀森然，而他的號令亦無敢或違。自是而後，1801年的《聯合法》保留著一日，則愛爾蘭的問題亦一日的成為左右不列顛政治的勢力，而不列顛政治家再不能置若罔聞。此後的政治形勢和19世紀初葉及中葉愛爾蘭議員分隸不列顛兩大黨時的形勢完全不同。或者兩大黨聯合起來以共抗帕納爾，或則兩者之一須和他聯合戰線以抵禦另一的政黨，但再不能如前之互相爭雄，而不管愛爾蘭的問題。格拉德斯吞則覺得有和帕納爾妥協的必要，他於1886年且提出首次的《本國自治法案》。 反英示威遊行 在1882年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中止後出現的社會動盪期間，都柏林的菲尼克斯公園廣場相繼發生了反英示威遊行。儘管愛爾蘭逮捕了一些反英的政治活動家，但兩名英國大臣仍然在都柏林遭暗殺。 愛爾蘭本國自治 以後此的事變來觀察當時的情勢起來，我們今世的人中一定有許多會以格拉德斯吞的決定為當然的，不容疑問的，並且會熱望愛爾蘭自治的問題於當時即能和平的解決，而不必待至1921年，待至無數慘事已發之後。但格拉德斯吞的行動究竟促進了愛爾蘭和不列顛的親善呢？還是延緩了那個親善呢？我們殊不易確答。本國自治本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常人本應加以鄭重的考慮；故格拉德斯吞態度轉變的驟突適足以啟民眾的惶惑及憤激，自由黨亦卒因本國自治的問題而致破裂，且歷20年而勢力大衰，而保守主義則和愛爾蘭聯合主義混為一談而抹殺問題的真相。尤其甚者，格拉德斯吞之承認帕納爾抗議教的厄爾斯忒應為自治的愛爾蘭之一部之主張尤為策略上的大誤。欲把厄爾斯忒和公教的愛爾蘭合為單一的政治區域是絕不可能之事，無論從種族或從政治方面看起來。 保守黨於1885的選舉時本在吸收愛爾蘭的票子，而且也不無成功之可言。但它今則利用格拉德斯吞和帕納爾間所成立的盟約來當做喚起不列顛民族感情的良機。本國自治和喀土穆同被看做有忽視民族利益的意義。19世紀末年方張之帝國主義的情感拒絕承認愛爾蘭的本國自治為帝國新信條的必要部分，雖則海外的自治地中盡不乏贊成愛爾蘭自治的公論本國自治的爭點所引起的劇烈情感本已橫決於一時，又加之以如1887年《泰晤士報》公布假造的「帕納爾」通信等等的不幸事；在此酣爭的政情之下，各黨相互協議以求合理解決之可能性自然也無從存在。然而除了各黨協議的處置外又實無其他可以解決愛爾蘭問題的辦法。 在1886年的總選舉中，民眾對於格拉德斯吞及本國自治的反感極濃，所以保守黨能得到獨立的多數，即格拉德斯吞派自由黨及愛爾蘭國民黨的聯合勢力也望塵莫及。自此而後，保守黨遂有一期強有力的政府，薩利斯布里貴族則為其主持者，而自由聯合黨人（Liberal Unionists），尤其是張伯倫·約瑟夫，則為其同盟者，後者更成為倡導新的帝國主義的健將。自1886年以迄仆耳人之戰之後，不列顛遂一直在這個結合的手掌之中，其中只有三年是例外。在此三年中格拉德斯吞所領導的自由黨人及愛爾蘭人又以34人的多數將《本國自治法案》通過於眾院，但貴族院則加以拒絕，而於1895年的選舉中貴族院的行動又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這個勝利使保守黨領袖想到上院在近代政治中可有一種新的大的，而為謹慎的比耳及的士累利所不敢想到的職務。結果則在下世紀中自由黨當權時貴族院常有阻撓下院的立法之舉，所以兩院間不久即發生一極嚴重的憲法爭端，自1832年以來本已不再發生的衝突。 選民於1895年總選舉時將本國自治否決後，愛爾蘭問題即有多年的沉寂。保守黨政府前此本嘗賴高壓力以統治愛爾蘭，但今則得以從容養成一種「以仁慈來消滅本國自治」的政策。他們一方加增愛爾蘭的地方自治，一方則收買英吉利地主的田地；因此愛爾蘭的土地問題卒獲結束——至少也回到了克倫威爾時的舊制。但在政治方面，則愛爾蘭人本國自治的要求，甚或更甚於此的要求，初未末減到了20世紀時，愛爾蘭塞爾特人的心胸中已充滿了自主自治的民族思想，所以帕納爾盡可塌倒死亡，土地問題盡可解決——首先給愛爾蘭以擾亂不列顛帝國政治的力量之人及問題——而政治的運動並不中止。 格萊斯頓像 1866—1893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格萊斯頓一直擔任自由黨領袖，他在19世紀後期有關帝國的辯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堅持「各國權利平等」，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及征服。但其政府卻支持擴張英國統治的一些重大活動，如1882年對埃及的占領。 格拉德斯吞的功罪 格拉德斯吞卒時已躋89的耆年。「大老人」（「The Grand Old Man」）之熱心致力於愛爾蘭的本國自治實為他畢生最非常，最富戲劇性的一部分，但也是成功最少的一部分。如果他於晚年時將自由黨的政治及帝國全部的政治留給年事較輕的人來辦理，而不自經營，則它們也許可有較自然的發展，但他之異乎常人的活動及他之包攬一切，使友敵兩者俱不得不被迫而踏進非出本願的地位。但如把他的生活當做整個的觀察起來，則多數人又當會承認他有改變不列顛國家的機械及不列顛政客的習慣以使適應近代民主狀況之大勸，當會承認他之功大於任何其他人之功，而同時他也沒有把舊世界最好的標準全部犧牲。他首次內閣時的立法有近代化我們制度的大功。《二次》及《三次改革法》之所以能成立多半亦由於他於判麥斯吞死後之能領導全國的公論。他能不斷的訴諸民眾，更藉這種陳訴來使新獲政權的平民對於國會政府發生興趣，然而他絕不利用民眾的自私心，或投其所好，他只以公理來激發人類的理解能力。他的理解盡可常有不合之處，他也盡可太喜激動民眾的道義上的憤慨，但就大體上說起來，他的令民眾判決重大公共問題的習慣是一極好的且有好果的則例，而我們之能於公眾生活正有變化的時期內有此則例尤為幸事。 薩利斯布里的對外政策 薩利斯布里貴族兩次保守黨人及自由聯合黨人所合組的政府適與貿易隆盛時期同時且在二次仆耳人之戰[14]以前，也與世界和平的時期同時。大不列顛在此時期中正以能維持「赫赫的隔離」（「splendid isolation」）政策自得；它和大陸諸國的關係頗盡和好的能事。但它們則正在摩拳擦掌地分成兩大壁壘——一為德意志，奧大利及義大利的三國同盟，又一為法蘭西及俄羅斯的兩國同盟——急急備戰，各不相下，一若我們今世所遭的世界大破壞已早被料及者。大不列顛固於兩大集團都無所屬，然一因法人對於我們在亞非兩洲的殖民利益常采敵對的態度，再因我們不斷的畏懼俄人向阿富汗及印度有惡意之故，薩利斯布里貴族在大體上說起來實對於日耳曼諸國為比較親善。不過英德兩政府一是基於人權及國會制度的而又一是基於俾斯麥所創立的軍治及官治的，故它們間的關係總帶著多少的不自然；而德意志的新領袖又深深地傳襲了俾斯麥對於不列顛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但在威廉帝羨慕不列顛的海軍而急起直追以前，德人之厭惡英制尚不足以影響及於不列顛的政策，而德英間的海軍競賽在19世紀末年尚未達危險的程度，故兩國間的關係也不至惡化。大陸上的情勢既然如是，薩利斯布里因得從容使非洲的問題得有和平的解決。黑洲（Dark Continent）為列強所瓜分後，發展亦極速，因為它們既有近代的交通方法為助，而又有近代的熱帶醫學足以保全開發者的生命。 社會的改良 就國內而論，19世紀的——也是維多利亞朝的——最後20年，無論自由黨當權或保守黨當權，實為社會及行政改善的時期，而在所謂「市府社會主義」的方面尤有顯著的推進。[15]公共浴場及洗濯所，博物院，公共圖書館，公園，花園，隙地，勞工階級所需的屋地及住宅：凡此種種市府俱以地方稅來收買經營。在好些的地方，電車，電燈，煤氣，及水廠亦收歸市有。除此而外，這20年也為公益事業大有發展的時期，如團卑廳（Toynbee Hall）等一類所謂「逗留所」（「Settlements」）設置極眾，且全體階級都能覺悟到窮民區的「環境」所能發生的不好影響。英吉利在是時猶算做「全世界最富之國」，更如何能坐視窮民區的存在而不顧？巴涅特教士（Canon Barnett）以科學為依歸的耶教靈感；蒲士·查理（Charles Booth）及其贊助者對於倫敦生活所作統計的調查，以及他之合理地鼓吹老年恤金；蒲士·威廉「將軍」以救世軍來援助人類並發揚宗教的工作；新倫敦市民的愛市主義，以及巴忒西（Battersea）的朋茲·約翰（John Burns）和倫敦郡議會中進步黨所提倡的種種活動及事業；衛布·息德尼夫婦（the Sidney Webbs）的調查，及藉以使自由及保守兩黨及它們的政府逐漸推行社會主義的所謂「費邊」（「Fabian」）手段；喬治·亨利（Henry George）的《進步及窮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及海德曼（Hyndman）的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所給予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及新使命；職工會活動之自極高等的工人推及於工資極微的低等工人，有如1889年碼頭工人罷工之所昭示，——凡此種種以及別的許多運動及勢力俱足以告訴我們，說社會問題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正在開始，而且在未來的世紀中盡可掩蓋了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 人世的丕變 除了政客們及社會改革家直覺的行動不計外，工業革命繼續不斷而且日速一日的進行同時也在沉默地改移社會的積習，舊日品級及信仰的不同日在消除，而捧讀聖經，且猶未忘情於昔時農村或市民生活及階級上下的人民則在變成我們今日所知的城市居民。哈姆茲威司（Harmsworth）的《日日郵報》（Daily Mail）之發達蓋可視為社會大變的有力徵象；它專以迎合新的半受教育的平民為要務，而和維多利亞朝布爾喬亞所讀的報紙不同其趣。 維多利亞的處政方法 到了1901年1月，重要不亞於，而為期且長於喬治三世之朝的維多利亞女王之朝卒告結束。女王在位極長，故在她的臣民的心目中，英之君主政體幾已成為女性的制度。歷經她的長朝——無論在她結婚以前，有夫之時，或夫死以後，無論在她偏向輝格黨或偏向保守黨的時期內，無論對付她所垂青的大臣或對付政見和她不同而人格和她不近的大臣時——維多利亞牢守著她自己的一種憲政實行而不稍變更。她堅決地要求知道國家大事的進行；她從她過去宏富的經驗中找出實例來加以比較；如果她不能同意，她會抗議；如果她的大臣仍堅持己見，則她會放棄。但大臣們並不個個會堅持己見，尤其關於用人及公文的措辭方面。女王的辦法因為實行甚久，有60餘年之久，故國君在憲法中的地位也得確定，即到了20世紀別的制度多所動搖，動被批評之時，君主之制仍得巍然不動。而且維多利亞的後繼者因能對於政黨不加歧視之故，更使立憲君主制在新時代中一帆風順，絕少障礙。 同時，帝國各部的國會既不能如聯邦般的結合起來，國君自然的成為帝國一統的惟一象徵，惟一聯絡。於此，女王亦極能顯其身手。在她晚年時她極能盡，且極樂於盡印度女皇的，及自由人民大團結之元首的，新位置。1887年及1897年先後舉行之登位四旬及五旬紀念，不啻以帝國各部間親密的團結昭告全世。 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1819年生於倫敦。1837年繼位成為英國女王。1838年6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到19世紀末，維多利亞女王由於擁有許多歐洲皇室的皇親國戚，被人稱為「歐洲的祖母」。1876年成為印度女皇。1897年英國為她在位60周年舉行慶典，成為英國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女王。由於這一時期英國迅速地向外擴張，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地，因此，被稱為「日不落帝國」。1901年1月22日，維多利亞女王去世，但「維多利亞時代」卻一直延續到1914年「一戰」開始。 維多利亞的性情 維多利亞極富於女君應有的本性及尊嚴，但她的感覺及意識卻又十分純簡，故能和一般人民接近。她之為人實和她女性臣民之處卑下地位者無甚異同，所不同者她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女王而已。她不能算是一個華族中人；華族及依附和模仿華族者的娛樂於她猶如浮雲。她實是在華族之上，而不是華族中人。從她另一方面的性格看起來，她只是一個簡易的妻婦及孀婦，她如僦居於普通的農舍中，她也必能自如無恨。當代知識上及藝術上的潮流所以對於她也不發生關係——除了當亞爾伯特親王在世時所教給她者以外。她的悲喜比介乎她及平民間之華族的悲喜要易於為平民所領悟。 因此種種政治上的及個人的理由，平民政治的降臨竟轉和國人對於君主制度的熱忱同時發生。雖然君王今又不復直接握有政權，然而熱忱的復活究非國人所嘗逆料的。 * * * [1] 譯者按，原文為「a fund of enthusiasm」，意即為首相者應頭腦冷靜，不應過於熱烈之意。的士累利此言本為責備格拉德斯吞而發。 [2] 見上第730頁。 [3] 譯者按，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 [4] 參看上面第581頁，582頁。關於千八百三十幾年及四十幾年中的教社史，讀Church副主教的The Oxford Movement，及W. L. Mathieson的English Church Reform，1815—1840。 [5] 譯者按，當作寡慾之意解。 [6] 屈勒味林·查理爵士對這兩種運動都嘗有極大的首倡之功。他曾經服務於印度及英吉利為文官。（譯者按，此人即著者的祖父） [7] 譯者按，英吉利的Board極難譯。本書中把一人獨為首領的行政機關如Secretariat及Ministry等譯為部，但Board則為委員（Lords Commissioners）制度，而又不能和委員團（Commission）或委員會（Committee）相同，故譯成委員部。 [8] 下段寫得很好：「19世紀並沒有攻擊美麗。它僅不過把它踐踏於足下，結果我們的平民群社於誕生時即有萎縮之形，而要恢復那個自銅器時代以迄工業革命將它暫時毀壞時向為開化人民的特徵之一的審美觀念或形體美之愛亦正非易易。」——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1924年4月25日。 [9] 譯者按，home rule普通作地方自治，但此處作本國自治以示特指愛爾蘭之意。 [10] 本時期中不列顛政治的變動在Ostrogorski的Deni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上冊中有冷靜嚴刻的解釋。 [11] 見上第722頁。在1881年業農的人口占全體約12%，在1921年已跌至7%。 [12] 見上第745頁。 [13] 譯者按，即洪楊之亂時的常勝將軍戈登。 [14] 見上第746頁。 [15] 在1888年保守黨大臣立契（Ritchie）通過他的《郡議會法》。這個法律不但設立了民選的機關以治理各郡，更把人口超過5萬以上的市鎮俱劃做所謂「郡市」（County Boroughs）而擴張其自治的權限。此外，它又設立了倫敦郡議會以治理全部的倫敦，只舊日的「倫敦城」不在新設議會的權力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