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結論 1901—1918

國王：愛德華七世，1901—1910；喬治五世，1910。 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 1901年，在位近64年的維多利亞女王逝世，標誌著英國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張圖片顯示的是她的送葬隊伍經過懷特島上考維斯市街道時的情景。 新世紀的危狀 19世紀的結束和二次仆耳人之戰及女王和薩利斯布里貴族的逝世幾在同時發生，所以新世紀的開始誠可視為新時代的開始而舊時代的終結。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在國內則日趨繁榮，舊社會漸漸地，不斷地，並和平地進到新社會，而於對外的重要關係上則是不列顛取得和平及保障的久長時期。 但在新世紀的首20年中我們眼見世界全體捲入近世最烈的戰禍之中；即在戰禍發生以前，各民族，各種族，各階級的關係已失了和平親善的調子。人們克服自然界的權力增漲極速，而他們德智上的發達反而瞠乎其後。汽車，無線電，及航空潛水的機械俱為二三十年中的新發明。凡這種種發明，以及已有的蒸汽電氣之大規模的應用不斷地在改變經濟，社會及國際的組織，而同時又沒有能鞏固它們（組織）；不斷地在使曩日互相遠隔的種族發生接觸，而同時又沒有能使它們（種族）有所預備；不斷地在給政客及民族以新的武器以滿足他們征服自大的欲望，而又沒有能提高他們（政客民族）的責任心。 愛德華七世像 愛德華七世（Edward Ⅶ，1841—1910），1901—1910年在位，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及自治領國王和印度皇帝（1901年起），是一個極受人民愛戴的君主，以喜愛交際、為人和藹可親著稱。 保守黨的執政 二次仆耳人之戰[1]使自由黨內部有不幸的分裂故保守黨人於新世紀開始之時得有極大的多數來進行政事。他們的兩大領袖一為繼承薩利斯布里而為首相的貝爾福·亞叟爾（Arthur Balfour），又一為掌理殖民部而嘗鼓起不列顛帝國的自覺心之張伯倫·約翰。 教育法 貝爾福1902年的《教育法》使在1870年首次著手的國民教育益臻發達。按照這法，初等及中等學校都歸郡議會或郡市議會辦理。中等教育之能得到了公家財政上的扶助此次尚為首次，然它因而得和教育制度別的部分有平均的發展。新設的地方機關——郡議會中的教育委員會——比舊時的學校委員部因為所管區域較廣，故設計亦能較為遠大。教社所立的學校受地方機關較大的監督者，但它們亦比前更得地方稅的補助。但違教徒及其他非教社中人則極不以教社學校之繼續存在為然，在單一學校的區域中他們的反感尤甚，因為地方稅為全體人民所輸納而得益者則只是教社學校。《教育法》所引起的爭議極烈，在此爭議中自由主義漸次復盛，而民主及勞工運動亦間接的逐漸得勢。 貝爾福像 貝爾福（Arthur Balfour，1848—1930），英國政治家，在英國保守黨中掌權達50年之久，曾任首相（1902—1905）和外交大臣（1916—1919），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表支持猶太復國的《貝爾福宣言》而聞名。出任首相期間曾提出並通過改組中等學校行政管理的《教育法案》，又稱《貝爾福法案》。書中譯作《教育法》。 保護稅的問題 在此聯合保守主義（Unionist Conservatism）的氣勢正在衰落之時，又有張伯倫力主保護政策（即所謂關稅改革者）之事發生，而氣勢的衰落勢不能不或則因而驟然加速，或則一轉而又向上。張伯倫提倡保護稅的目標有二，一以保護不列顛的工業，因為外貨競爭之烈已非比耳及科布登時所可比，二以團結帝國的各部，因為各部間可有互惠的待遇。要有所謂帝國特惠（Imperial Preference）勢必在大不列顛也徵收關稅，但對於殖民地運入的貨物則此稅可以發還。既然要收關稅，則外來的食品勢必又將成為有稅之物，然此則和民眾對於《谷法》的傳習觀念完全相反。張伯倫固能利用他無限制的精力及極偉大的勢力來積極提倡他的主張，但保守黨竟因而分裂，而自由及勞工的勢力轉因而一致。1906年總選的結果，自由黨人當選者約380人，愛爾蘭國民黨人約80人，勞工約50人，而退居反對黨的保守黨人且不及160人。 自由黨的當權 在此後的10年中，自由黨的內閣頗能久於其位，即歷1910兩次的選舉而仍無恙。他們的成功乃因他們之始終能和愛爾蘭人同盟。他們和勞工的同盟雖麻煩較多，但也同樣的能有好果。 政府和貴族院的衝突 自由黨政府的生命如無貴族院敵意的舉動殆不會如此之長。貴族們於1893年嘗有否決《本國自治法案》[2]之舉，且因而獲到群眾的歡呼；因此他們及保守黨的領袖俱以為上院的勢力可以利用，更因此使上院成為政爭的中心，且為1832年來所未見。 勞合·喬治像 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國首相（1916—1922），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和戰後幾年裡是英國政界首要人物；他的社會政策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先驅。1910年，提出該年年度預算，其中對貴族利益進行打擊，大幅度增收遺產稅，增加所得稅，徵收土地稅等等，該法案被稱為「人民預算」。 貴族院固嘗讓許多社會改革的法案和勞工階級利害攸關的法案成為法律，即爭議極烈，而賦職工會以特殊權利的《職工爭執法》[3]亦能通過上院。別的法案之不經上院否決者也不在少，如同《養老年金法》，《工人償失法》，《礦工八小時法》，《兒童身體檢驗及兒童法》，《都市設計法》，《汗流工業法》（Sweated Industries Act），《失業保險法》，《疾病保險法》，以及適用於農村區域的《小管業法》。好多諸如此類的設施，再加以將護委員會（Care Committees），遊戲場，童子軍，成年教育等等一類不受政治牽動的私立或市立的機關或事業之翊贊，及日進無已的醫學及衛生知識之補助後，竟能在本世紀中提高兒童衛生及快樂的標準，減少死亡率，而增加人類的平均壽命，即屢起的戰事亦不足以遮蓋這種可喜的進步。 然而上院的確拒絕通過政府所提出的某幾種法律案。1906年時新獲大勝的自由黨想以《教育法案》來解決因貝爾福1902年的《教育法》而起的宗教爭端；此案遭了上院的否決。1908年的《執照法案》（Licensing Bill）[4]也沒有通過上院。到了1909年貴族院更推翻喬治·魯意（Lloyd George）的《預算法案》，於是極大的憲政爭端遂一發而無可遏止。 好些有力之人極不喜歡1909年的預算，一因土地稅征取極重，再因富裕階級須納多量的直接稅以用於較貧階級較為有利的社會改革。但貴族們之否決歲計，縱非法律所禁，至少是沒有前例可援；而且如果他們可有此權，則他們可以於任何年頭強迫國會的解散。是時國中意見緩和的人們本又在逐漸傾向保守主義，但貴族今番的行為實予自由內閣以博得他們（意見緩和者）同情的良好機會。同時為共御貴族起見勞工及愛爾蘭黨亦能一致的擁護政府而不稍游移。喬治·魯意平民式的呼號亦極盡激烈之能事，所以爭論的形勢更是嚴峻。而且本國自治的運命亦和此次的爭端有生死的關係，如果貴族院否決之權不取消，則它將永無成為法律之日。此外兩黨間更有關稅改革問題之爭；主張自由貿易的政府為應付有增無已的軍費及社會改革費起見，不得不把直接稅大大增加，而保守黨人則以為可用關稅來支付激增的歲出。 國會法 凡此種種問題俱藉《預算》及《國會法案》之爭而一一大暴於世。《國會法案》的目的在限制上院的否決權，使由絕對的否決降為暫擱的否決，更在取消上院對於財政法案之權。1910年政府兩作諮詢國民之舉--在愛德華在世之時，一當新王喬治五世初即大位之時——而其結果則相同，兩次都使自由·勞工·愛爾蘭的聯合在眾院中得到了約120人的多數。所以自由黨得控制貴族院的運命，所患者它本身也須賴同盟者的善意而已。喬治五世於二次選舉重申人民於首次選舉所表示的意見而後，即接受愛斯葵司（Asquith）的示意，並根據威廉四世的前例，而以大規模封立貴族為恐嚇，於是《國會法》亦能如葛累貴族的《首次改革法》之通過上院。 大戰前的政爭 但1911年不能和1832年相比，《國會法》的通過並不是一切困難的結束，因為國人今時的意見並不能如當年的強弱判明，當年的貴族院只能藉它的憲法權力來抵抗政府，而1911年的貴族院則有一部的輿論為後盾。本國自治問題今又成為極重要的問題；依照《國會法》的所定則貴族院只有延緩其通過的時日，而不能絕對的加以否決。在威爾斯的國教教社之廢除，本為該地違教徒的全體所主張，而為教社社員大多數所贊成，故到了今日已成為可以討論議案，然而英吉利人則因此而更多一熱烈的爭論。 不幸的，大不列顛黨爭最烈——可說是舊的憲政及教派之爭和新的社會及財政之爭的一種混合物——之時亦即愛爾蘭種族及宗教之爭達於極端之時。當日風靡全社會的精神為暴烈及憤激：即好些提倡女子選權——當日擾攘紛紜的政爭中之最重要的橫流——的婦女們也有藉毀物傷人的戰術以宣傳她們的主張者；她們為和守法的女權運動家（Women Suffragists）分別起見且以「選權小[5]運動家」（「Suffragettes」）自號。勞工的糾紛亦十分劇烈，而罷工之事亦常見；在大戰前的數年路礦兩業全國勞資組織間的大衝突更為工業生活的一種新有特彩。猶如在中古時期一樣，浩大的會社甚有比無組織的群社更有勢力之勢。 1914年襲擊白金漢宮的女權運動分子被捕 爭取婦女選舉權 1914年，一位爭取婦女選舉權的婦女，在把自己拴在倫敦白金漢宮的柵欄上以後被警察逮捕。為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在英國展開論戰的雙方都激起意外巨大的反響。在英國，年齡超過30歲的婦女最終在1918年獲得選舉權。 愛爾蘭問題 愛爾蘭的問題本早應得到各黨公平的考慮，應視為重要的帝國問題而早日加以解決，然而歷30年來不列顛的政黨轉以它為政爭的口實。以其如此，故天討之降臨亦無黨派的分別，前之忽視這問題者今俱在無赦之列。固然，到了1914年時不列顛兩黨對於這問題的爭端不在本國自治的本身，而在厄耳斯忒諸郡之應有何等何樣的自治，它們所爭者已不復是根本的問題，而是枝節的問題；然而英吉利自有《預算》及《國會法》兩大戰而後，黨爭既倍極劇烈，而在愛爾蘭則政治的感情亦趨於如火如荼的高度。——一方新芬（Sinn Fein）[6]在代憲政軌道以內的民族自主主義而興盛，它方奧倫治主義[7]亦異常熱烈——所以至少兩島中的一島似乎將免不了有內戰的發生。孰知在是年的8月為禍更烈的大戰忽然爆發，在外禍臨頭之時，自由黨和保守黨，資本和勞工，已有選權的男子和未有選權的婦女，在一禮拜中俱已拋棄前嫌，合而為一。在大戰初發，情感正突然緊張的數月中，即愛爾蘭和英吉利，奧倫治和綠色（Green）[8]能聯合起來。 赫赫的隔離 自坎寧以至薩利斯布里，大不列顛之「赫赫的隔離」頗於它為有利。除了它自找的克里米亞之戰以外，它絕不參加大陸各國的爭鬥，而且隨克里米亞之戰而起的麻煩不久也即已無存。根據於當時期戰備及科學創造的情形，海軍猶得為保障它安全的利器，且自屈拉法加之後的百年中也沒有一個國家嘗圖創設能和它競爭的海軍。歐洲各國的均勢無需不列顛的加入而即可維持，而萊因三角洲諸小國的獨立也沒有經過若何重大的危險。當1870年普法之戰進行之時，格拉德斯吞嘗根據於1839年所立條約[9]的款項及精種而聲明不列顛之將以武力來維持比利時的中立，如果有人敢破壞條約的話；在這一次，一紙宣言已足發生圓滿的結果。不列顛和法蘭西固有殖民地之爭，而和俄羅斯則有中亞之爭，但薩利斯布里在千八百八十幾年及九十幾年中還沒有覺得有加入德奧意三國同盟的必要。 英·日同盟 但新世紀開始，而「赫赫的隔離」之時期亦隨以告終。當蘭茲丹貴族（Lord Lansdowne）為外相時，不列顛即開始踏進新的途徑。依他的看法，列強海陸軍備的擴張使我們不得不和某國或某幾國成立諒解而有固定的友誼關係。我們如能和美洲成立諒解固然是最好不過，但它的傳統的隔離政策絕不能容它和我攜手。因此1902年有英·日同盟的成立，同盟本來的目的一以抑遏俄羅斯向太平洋的膨脹，再以阻止俄德法之瓜分中國。美國也不欲見中國的瓦解，但它卻不願有積極的作為以達到它的目的。英.日的締盟更使我們無須在太平洋上設置一巨大的海軍，同時日本則憑藉我們的友誼而得成為第一個「有色」的強國，雖則大陸上別的國家極不願見有此事。日本之戰勝俄羅斯對於印度及全世界又有極大的影響。10年而後，當大戰之時，日人仍未減其同盟的信義，所以它能巡視遠東的海洋並保衛遠東的海岸，使我們無東顧之憂，而使德人的野心無可獲逞。此外，他們更於地中海中給我們以不少的助力。 英日同盟漫畫 20世紀初，英國為了加強在遠東的地位，力圖假日本之手遏制俄國在遠東的擴張；而日本為侵占朝鮮和中國東北急於尋求反俄的同盟者。1902年1月30日，簽訂了《英日同盟條約》。 友好的聯結 比日本條約更為重要的則為我們對法及對德政策之同時變化。當時歐洲均勢的情形有失平的危險，故我們又不能不擔心起來。德意志帝國憑其盛大無匹的陸軍漸有席捲全歐之勢，而其實力又基於其人口，財富及智識技能的增加，故它實不容厚侮；同時它又在建設一足與我國競爭的艦隊。海權之於不列顛本有生死的關係，而於德意志則並不如此，所以後者之增加海軍使前者不能不翻然變計。1904年蘭茲丹貴族解決了英法間關於埃及及摩洛哥（Morocco）的種種爭端，而所謂友好的聯結（entente cordiale）者亦得逐漸發展。然而友好的聯結初不是一種同盟，而且在我一方面也無仇視德意志的惡意存在，除非德意志要把它看做仇敵。 對德關係的惡化 在此後的10年中各國於海陸俱競修軍備。軍備的競爭自然只能以作戰為目標。想鬼便見鬼，夢戰便有戰，這個真理不久即有最可怕的證實。不列顛固嘗希圖和德意志成立一種協定以限制彼此的海軍，但它的接洽不幸未獲對方的垂青，因為操縱威廉皇帝的帝國之一切大計的陸軍派今已兼為海軍派，故陸軍固須雄冠全歐，海軍也須不弱於人。以此之故，歐洲竟逐漸的向著巨礁駛行，而英吉利也竟如被拖之無可自脫。 不列顛之牽入戰爭 大戰固因巴爾幹及俄羅斯問題而爆發，固和不列顛無直接的關係，但當它方才開始之時，它即已危及法比的獨立，即已使它們有永為德國屬國，永不能再自作主的危險。「中歐強國」的勝利不啻即全歐之被制於德意志帝國。而且德意志人又富於服從的天性，故他們的長處適足以增加德國宰制全歐的危險；拿破崙的帝國固危險，然而其存在不能長久，但德人如獲臨照各國，則各國將永為其奴隸而無可自拔。 奧大利大公被刺後，形勢正最緊急的數星期內，不列顛的外相葛累·愛德華爵士（Sir Edward Grey）嘗竭盡心力以阻止戰事之發生及擴大，他的目的雖未達到，然而他為我國及我們的聯盟國博得大部分人類，尤其是美人，不少道義上的同情。和平的努力失敗後，自衛自保的天性令我們不得不出於抵禦歷史上最強有力的帝國之一舉，它既已公開的和我們爭海權，我們又烏能讓海峽諸港，尼德蘭諸國，甚而全歐，成為它的附庸？不列顛雖力求和平，雖極不願戰，然而比利時中立之被破壞及入侵者欺侮比人的狀態突然的激起國人的公憤，而使他們不能不見到可怕的事實和當日的需要。 大戰和拿破崙之戰的比較 大戰的經過尚歷歷在大家的目中，所以要於余後數頁中作一簡要的敘述未免有些不經。但我們不妨把大戰時和拿破崙之戰時的種種情形及作戰方法扼要作一比較；這個比較也許可做我國一部長史的很好終結。 地勢 第一，地理上的情勢有不同之處。雅各賓及拿破崙的法蘭西思從西北來征服歐洲；日耳曼諸國固用同一的策略，但它們的地勢更於它們為有利，它們居於中心，它們握有所謂「內陣線」，所以它們可以攻擊來自任何方的敵人——俄人，巴爾幹人，意人，法人，及英語諸人民。不列顛和東方諸盟國，尤其和俄國的交通，極易被敵人所截斷。如果「中歐強國」能獲勝利，則它們也不難把歐洲及亞洲西部永久的制服起來，反之，拿破崙及其後人則極難將德意志永久制服，即無來比錫之敗，德人不久也必能脫離法人的羈絆。 敦促參戰招貼畫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幅招貼畫，敦促英國婦女鼓勵丈夫、兒子參戰。 人力 就戰略及戰術而論，不列顛兩次的責任都在供給盟國以財力及海軍，並在封鎖敵人海上的出路。但在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更有一種新的職務：我們也須供給人力，在4年之中我們出征的軍士以數百萬計，死者百萬，而傷者逾200萬。在1793年至1815年的法蘭西諸戰中，我們陸軍的功績雖大，而用力極微，我們每年的損失平均不過5000而已。我們對德之戰則每年死亡者幾達25萬之眾。在今世紀之大戰中，我們之所以必須出較大的陸軍者，半亦因「中歐強國」之地勢較利於雅各賓及拿破崙的法蘭西；如果我們一旦讓德人蹂躪全歐，猶如拿破崙之所為，則我們將無法令他們再退出放棄。 但我們於陸上之有較大的努力半亦由於海陸軍武器及戰術的改變，而我島安全之發生問題。凡能取得海峽的港埠者便能藉遠炮、飛機及潛艇以襲擊我們，而且其危險又遠過於只有平底船可供利用的拿破崙據部羅涅之所能為。[10]因此，不列顛人民自己便不能不躬自從軍作戰。20世紀的來比錫及滑鐵盧不是一次的決勝而是數百哩地壕中日夜不斷歷經四年之久的連續戰爭。近代的信用制度，及近代運輸軍士，食品，及軍需的方法使兩方都得維持數百萬人於前線——而且主要的陣線都有大軍隱於壕中——而數年不斷的作戰。 一戰中投入使的坦克 圖片顯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輛坦克正在衝鋒陷陣的情景。這種有刺的鐵絲網和密集機槍火力阻擋不住的坦克，正是由英國人研製的，並於1916年首次在西線戰場投入使用。 戰術的變化 兩次戰爭間最顯著的區別要推軍器及戰術之不同：多年的拿破崙之戰始終用布郎·柏斯毛瑟槍，也始終用不列顛橫隊及法蘭西縱隊的密集隊伍之作戰法。當是時，英吉利固日有新發明來改進工業，但關於戰術則各國都沒有創造可言。拿破崙固已見到行政及組織之近代化和戰事有關，但他幸而沒有發現近代科學之可有種種軍事上的可能。大戰時的變化則完全和以前不同。在1914戰事開始時，至少德國一國已能有極完備的全民組織及科學器械極充分的利用；於四年之中則各交戰國的作戰方法更經過數次的完全革命。地壕戰固代替了行動戰，而空中及海底戰之大規模發展，及德人所發明的毒氣戰和英人所發明的唐克車戰皆為拿破崙的非科學之戰事所望塵莫及。科學既然被拉來助戰，而全國的非戰人民亦被動員起來。大不列顛的非戰人民此次也得盡其全力以從事於殺人及被殺的義務，而再不能如前次之託庇於納爾遜的海軍，而優遊自得地以產生斯科德的短詩及小說，威至威司的詩，坎斯塔布爾及忒涅的畫。 海外和祖國的關係 在庇特及卡斯爾累之時我們因蠶食法蘭西及其盟國而得擴大我們的殖民帝國，百年而後我們又有同樣的發展，不過此次的被犧牲者為德意志而非法蘭西。但在上一次的戰爭中殖民地並未參加，因為在庇特之時第一不列顛帝國既已解體，而第二不列顛帝國尚在孩提時期。百年之後它已長為成人。固然我們並沒有帝國聯邦的機械足以迫帝國采一致的行動，但加拿大，澳大利，紐西蘭及盎格魯·荷蘭的南非各各自動的竭其全力以從事於長期的鬥爭。它們併合起來共出了150萬的殖民陸軍。 印度在庇特及波那帕脫時見到英人驅逐勾結土著國及土著軍隊之法人的最後一戰。但印度於1914—1915年時則熱心地派遣大批軍隊來參加歐戰。很不幸的，戰事的延長及可怕性在印度，埃及及愛爾蘭俱產生了一種在戰事初起的數月內所不能預見的騷然不安。不列顛在大戰期中對愛爾蘭的態度，雖不無瑕疵可擊，但在中心究屬不惡，究和1795—1800年的精神完全不同，所以即有1916年復活節都柏林的暴動以及戰事期內其他的不幸事件，而愛爾蘭仍可有最後的解決。 我們和合眾國的關係此次和拿破崙時為同樣的環境所影響，但因執政的應付及精神較佳於前，故結果卻大異。英吉利既為主要的封鎖者，則它的利益自不能不和志在照常運貨於歐的中立國家的利益相衝突，在前次這樣，在此次也這樣。不過前次的拍息發爾政府一味倨傲，一若和合眾國作戰是一無足輕重之事，故讓兩國的關係惡化而不加援手，而此次的葛累·愛德華爵士則特別尊重美人的感情，他寧可讓棉花及其他於戰事有用的貨品運入敵方，而不願早日即引起美人的惡感。在我方我們於我們的封鎖政策特別小心，而在彼方，則德意志的潛艇政策任意傷害美人的生命財產。美人的大部本對於協約各國多同情；所以那偉大的中立國卒加入我們一方來共同努力。 封鎖的情形 封鎖的情形有很重要的幾點和拿破崙之時不同。固然我們此次封鎖敵方主要艦隊，及制止敵艦活動的效力，雖遠以斯卡拍·費洛（Scapa Flow）為根據地，也不會在納爾遜緊靠布勒斯特及土倫，就近加以封鎖的效力之下，然而我們如以藐視納爾遜的戰艦，而繼續侵害不列顛商業的有帆巡艦及武裝私船和大戰後期將把英人餓死的德意志潛艇相比則誠有小巫見大巫之概。為應付新的危險起見，新的且完全合乎近代科學的方法亦繼續發明，但王家海軍及商航界舊有的精能及勇敢也沒有絲毫的消失。 國際的互賴 英吉利已不復能如拿破崙時的自食其糧，故海上的霸權於今更比前時為重要。但「中歐強國」也不能永久的自給自食。不列顛的封鎖日趨嚴密後，尤其是美洲加入戰團，封鎖政策於外交及海軍方面俱更易實行後，德奧餓斃的危險亦日著。自工業革命而後，歐洲各國俱漸漸地不復能自給，而愈文明愈近代者則愈不能自給。近代各國數千數百萬人民所賴以生存的經濟組織太過的纖密，而國際的互賴也太深，所以決不易久經科學的戰爭所給與它的損害，而仍可無恙。固然它居然經4年之久而尚不至完全解體，但百年積聚的財富及文明亦幾已用罄。不幸的，自1918年11月的休戰以來，應用科學的破壞力又已無數倍於往日。如果又一的歐戰降臨的話，則這個新戰爭和大戰間的不同，決不會亞於大戰和拿破崙之戰的不同。不久而後，消滅半個國家盡可和拿破崙消滅半連軍隊同樣之易。 政府和人民間的關係 在這兩次大戰中勞工階級的地位及不列顛人彼此間的關係亦大不相同。庇特及卡斯爾累以立憲政治家的地位，並經由眾議院來抵抗法國；但他們或他們的同僚絕不想到國家當危急之時，平民也當予以相當的待遇以換到他們的贊助。他們（大臣）只知有反雅各賓的高壓及國會改革說的禁止。而且就作戰的勝利起見，平民也的確可以不放在眼裡。但1914—1918年內國陣線所隱伏的危險須以完全不同的方法來應付。當1918年2月，戰事尚在進行之時，《四次改革法》得著國會全體的通過，男子的普選固然成立，而女子的一部也得到了選權。就政府和眾院間的關係而論，迭克推多的成分此次也許要比庇特時大些。但1914—1918年時的英吉利內閣須常常虛心的尊重人民的意見。他們知道，如果製造軍火的工人稍一懈怠，則官吏將無法令其加緊。「下級社會」既已成為有選權且半受教育的民眾，則惟一可以勸服他們，而使之產生在拉德派[11]時高壓可以產生的效果者，只有報紙。當我們和雅各賓的法蘭西作戰時，應急的良方為取締職工會的《禁止結合諸法》；當和德意志作戰時，則良方為工資空前的提高，並工黨領袖加入混合內閣之籲請。戰事的困苦此次不復如百年以前之多半落在工資階級的肩上。戰事對於各階級的共同危險一日不除，則不列顛全體人民間的博愛，無論在國內或在戰場之上，總比拿破崙之戰事要深厚而廣播。 1918年11月11日 在九百餘頁[12]中我嘗試將我島自猶是綠林遍地，洪水橫流的大自然界，而智慧最高的人類，為避免其同類及豺狼的侵害，因而聚居於較適人居的高地，以保護他自己及其子孫的安全起見時起——至4000萬眾大部麇集於除了頭上一片雲天以外，別無其他自然可見的街道，而相與狂樂地慶祝危及一切的4年大戰之告終時的那個猶在目前的休戰日止，數萬千年來我島人生演化史中的幾方面而加以記述。在早時期因為人類無力和自然競爭，所以他的生活不免粗暴而短促。然他今日之能完全制服自然反又成為他最大的危險。以言將來則史家之所知者也不能多於別人之所知。他只能把過去的事績，以及它們多方而且神秘的意義，指點給人深思而已。 * * * [1] 見上第746頁。 [2] 見上第773頁。 [3] 此法使職工會得免負普通團體在通常法上因職員有違法行為而應負的責任。此法成立而1901年上院關於塔夫谷（Taff Vale）礦工罷工的判決案失了效力。1912年國會又通過一法使職工會得有權徵收政爭費（political levy），如果此費曾經會員所投票通過。 [4] 譯者按，即准許開設酒館的執照。 [5] 譯者按，此乃「Suffiragette」的直譯，實際並無大小之意義在內。 [6] 譯者按，即我們自己之意。 [7] 見上第658頁注①。 [8] 譯者按，為愛爾蘭民族黨的旗色。 [9] 見上第717頁。 [10] 見上第646頁。 [11] 見上第653頁。 [12] 編者注，原版本正文計703頁，約35萬字，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版本為949頁，此次編輯為792頁。 1770年以來的內閣 1770—1782 諾司內閣（托立黨，國王的朋友） 1782 洛金汗內閣（輝格黨） 1782—1783 瑟爾本內閣（國王的友好及察坦姆派） 1783 諾司及福克斯混合內閣（輝格黨及托立黨） 1783—1801 首次庇特內閣（初為察坦姆派及國王的朋友，漸為托立黨人；保守的輝格黨人於1794年加入） 1801—1804 阿定吞內閣（托立黨） 1804—1806 二次庇特內閣（托立黨） 1806—1807 人才內閣（輝格及托立黨人） 1807—1809 波特蘭內閣（托立黨） 1809—1812 拍息發爾內閣（托立黨） 1812—1827 利物浦內閣（托立黨）但於1822年後，其政策漸趨自由。 1827 坎寧內閣（自由托立黨） 1827 哥德立赤內閣（自由托立黨） 1828—1830 威靈吞·比耳內閣（托立黨） 1830—1834 葛累內閣（輝格黨） 1834 首次墨爾本內閣（輝格黨） 1834—1835 首次比耳內閣（保守黨） 1835—1841 二次墨爾本內閣（輝格黨） 1841—1846 二次比耳內閣（保守黨） 1846—1852 羅素·約翰貴族的內閣（輝格黨） 1852 首次德貝·的士累利內閣（保守黨） 1852—1855 亞伯丁混合內閣（比耳派及輝格黨） 1855—1858 首次判麥斯吞內閣（輝格黨） 1858—1859 二次德貝·的士累利內閣（保守黨） 1859—1865 二次判麥斯吞內閣（輝格黨及比耳派，兩者皆主自由） 1865—1866 羅素伯爵的內閣（輝格黨人主自由者） 1866—1868 三次德貝·的士累利內閣（保守黨） 1868—1874 首次格拉德斯吞內閣（自由黨） 1874—1880 的士累利內閣（保守黨） 1880—1885 二次格拉德斯吞內閣（自由黨） 1885—1886 薩利斯布里內閣（保守黨） 1886 三次格拉德斯吞內閣（自由黨） 1886—1892 首次薩利斯布里內閣（保守黨，但得自由聯合黨贊助） 1892—1894 四次格拉德斯吞內閣（自由黨） 1894—1895 洛茲白里內閣（自由黨） 1895—1902 二次薩利斯布里內閣（聯合黨） 1902—1905 貝爾福內閣（聯合黨） 1905—1908 坎柏爾·班涅曼內閣（自由黨） 1908—1915 愛斯葵司內閣（自由黨） 1915—1916 愛斯葵司內閣（混合） 1916—1918 喬治·魯意內閣（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