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三章 最近時期的對外發展

第二不列顛帝國的充實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拿破崙之戰結束時，第二不列顛帝國已是一個長育極快的孩童。[1]在下一世紀中，它的面積，財富及人口更因商業，交通及轉運，及熱帶的實用醫學之發達而暴增無已。交通及轉運的發達由於蒸汽鋼鐵，及電氣煤油。國內的情況亦有利於外移。不列顛戶口的繁殖於19世紀末二三十年以前一直沒有多少的限制，然而除了貧民工廠之外，於此時內也一直無其他救濟失業的設施。因此之故，人民不斷的向外移居；一部分移到合眾國去，以助它充實阿利根尼山脈以西的大平原，但大部分則去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南非洲。千八百三十幾年間的殖民部對於外移之事固然懵懂而畏懶但達剌謨貴族及威克飛爾德·吉本（Gibbon Wakefield），加上了教會及私人組織的助力，卻開始了一個鼓勵不列顛人移居不列顛殖民地，且與以科學的保護之運動。這個運動到了日後且感化了丹寧街而使之共同工作。 一直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末年，大不列顛仍有許多生長於農，而僅希望在外洋得到一塊可耕的土地之人民。到了近年社會上始發生一種恐慮，深恐英吉利種族，無論在本國或在殖民地，將為習慣及選擇所迫而放棄農村生活，且聚居於都市。 帝國統治的推進 第二不列顛帝國之又一方面為亞洲非洲大塊地方之因通商或統治而開發。非洲及東西印度的政治治理乃依自威伯福士以來及自庇特改組印度政府，總督當權以來，常瀰漫于丹寧街的仁厚理想以進行。人類的極大部分因此而得到極大好處；在非洲則部族之戰及奴隸之搶劫得以停止；在印度，埃及及別地則近代科學及近代組織的物質便利能為大眾增福利，即最微賤的耕地者也得益不少。 但我們加於非歐民族的行政統治含蓄著兩大難題。第一，為白種農商之要求自治。在南非洲及昔時西印度等處白人為數較眾而可以實施自治的地方，則此種要求尤為難以忽視。第二，長期的和平，良好政府，及和西方文明的接觸，常會使被治者生自治的野心，於是各種糾紛隨之而起。此在印度為特確。究竟這種要求何時可以應允，如何而能應允，如何而又可不起危害，也許就是良好政府替自己產生出來的最難問題。 殖民地的經濟自立 不列顛本為全世界貿易及財政的清算所，比較不發達各國的製造中心，工業革命的新狀況一時更加增了它因這種地位而得的便宜，而它也敢於採用自由貿易，並廢止關稅及《航海諸法》。政策改變而後，嘗把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看做不列顛商業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附屬部分的「重商主義」亦於以拋棄。自此以後不列顛不必把不列顛的殖民地貿易當做不列顛的專利而加以管束。「重商」制度既停止後，不列顛更為自由平等之無可免的邏輯所逼迫，而不能不許自治殖民地以自決關稅政策的權利；如它們中有欲以關稅保護它自己的製造業者，它甚而可以保護稅加諸自祖國輸入的貨品。到了我們的今日這個自主的原則更在推行於印度。 但從最廣大的方面看起來，不列顛的自由貿易政策，及不列顛之不再把持我們殖民地及屬地之和外界的貿易，卻除去了我們和別國齟齬的好多原因。第二不列顛帝國所包含者極廣袤，如果它們和帝國各部不能有貿易自由之權，則糾紛其何能免？ 殖民地的自治 海外各群社可有自治之原則僅為已失13殖民地的，政府方法及庇特在上下加拿大開始採用的政府方法之推廣。[2]但責任國會政府的原則之得完全地且合乎邏輯地實行於自治地（Dominions）則實應歸功於達剌謨貴族之明達及努力。他有他特殊的貢獻，當輝格及保守兩黨大部的政治家正視分立為無可或免之時，他獨能見到自由為保持帝國關係之良法，而不是分立之趨近。 帝國的團結 在19世紀將終張伯倫·約瑟夫（Joseph Chamberlain）大聲疾呼之時，帝國的自覺心風靡了大不列顛及各自治地的全體。但後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希望，即這個自覺可以有某種樣的帝國聯邦及較統一帝國憲法來做具體的表示之希望，至今仍未實踐。我們只見早已長成為自治地之殖民地今且在演進為各別的民族。第二不列顛帝國正在成為英語世界的國際聯盟，而以君主（crown）為正式的結合。此帝國的結合究竟堅強到若何程度，則可於大戰的經過中測之，大戰蓋誠非一紙紙上憲法所能應敵而不至摧毀者。 張伯倫像 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英國實業家、社會改革家、激進政治家和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不論在地方、國家或殖民地工作中，他都是建設方面的激進派，重實際成就，而不重黨派忠誠或思想信仰。 北美政策 19世紀不列顛政治家的北美政策有兩個領域，——加拿大的諸問題及不列顛和合眾國的關係：兩者又有密切的相互的牽制。我們應謝謝達剌謨貴族及後於他的厄爾金貴族（Lord Elgin），加拿大的問題於早年即得著縝密的注意及處置。但我們和合眾國間關係的全副意義，在美洲內戰以前，始終未被輝格黨及保守黨政治家或一般輿論所認識。 達剌謨及加拿大 1837年，加拿大有了兩個即告敉平的叛亂——一是法蘭西居民在下省發動的，又一是英語移民在上省發動的。幸而兩部既彼此不睦而又無一願和合眾國聯絡，故和不列顛的關係並無中斷的危險。但兩省對於寡於同情的行政機關都有未愜之處。庇特在兩省所設立的議會只有阻撓行政機關而沒有推舉或監督行政機關之權。[3]如今則給予完全的負責政府之時機已至。但這並不能說，祖國的政治家也會相信此即醫亂之良法，或此法於緊隨武裝叛亂之後即可實行而不發生危險。對於殖民地情形之隔膜既深，而首先反對，繼又通過《首次改革法》的政治家中能對於民主政治有堅定的信仰者也極稀罕。所幸者墨爾本貴族的輝格政府偶有極幸運的靈感，他們偶爾想到把他們能幹而言詞尖刻的同僚，達剌謨貴族，遣往加拿大當屬不惡之事。在那個閣員地位的人物幾無一是民主者或帝國主義者的時代，達剌謨既為民主家又兼為帝國主義者。他及他的秘書部勒·查理（Charles Buller）能見到完全自治之必要，且能於有名的《達剌謨報告》中有力地說出。 但是問題並不如是簡單，它比任何在英吉利的英人之所覺察者為複雜，也比達剌謨自己未到該地以前所知者為複雜。他發現兩個民族，一操法語，一操英語，於反對政府而外，又互相仇視。不列顛在西方的移民及農業已使法人在全加拿大中處於少數，但在他們自己的下省中，法蘭西的農民仍比操英語的商民及實業家為多。宗教及文化上的分別益使兩者間的隔離如水火之不能相合。要在那一代的下加拿大建立負責的自治政府不啻即鼓勵政府的整個崩潰，或且鼓勵兩民族間的武裝互攻。達剌謨有膽的建議是把兩省併合起來，而設立一單一的，且有全權監督政府的民選議會。這樣一個議會的多數自然會在操英語的人民手中。達剌謨的計劃為1840年的《加拿大法》所採納。法語人民固嘗有一度的抗議，但隨即服從。新的加拿大憲法，一直要沿用到1867年加拿大史上發生又一次的大危機之時始被變更，於其實行之始厄爾金貴族銳敏而自由的領導也極有功效。[4] 合眾國·加拿大的國界 但是，要了解於1867年促成加拿大聯邦的情形，必先回溯不列顛和合眾國在近過去50年中的關係。卡斯爾累為外相時有許多行動值得後世的感激；而其致力於兩國間一種協議的成立，即兩國在加拿大邊境各不設武備，特別是界乎不列顛領土及合眾國間諸大湖中之不得設置海軍，更值得銘感。次年，他以同樣的精神來開始劃定兩國向西的界線。這個危險四伏，而在未來一代中為丹寧街及華盛頓的政治家所共同注意的手續，決難有滿意的和平的收場，如果兩邊向有盛大的海陸武備及尚武傳習。 在卡斯爾累時，兩國的界線，據協議所定，東起森湖（Lake of the Woods），沿北緯49°緯線西迄落機山（the Rockies）的極頂。至於落機山以西沿太平洋岸一帶之地，則此時暫不解決，而留待日後再說。住居於那個統稱為「俄勒岡」（「Oregon」）的極廣區域中者，此時尚只有兩國獵人及捕獸取皮之人，他們全賴太平洋沿岸以和外界交接。合眾國及大不列顛之「共占俄勒岡」一時頗能保持那人煙稀少之地的和平，要到了「喧鬧的千八百四十幾年」中，美洲平民緊沿「俄勒岡足跡」（「the Oregon trail」），突過落機山而西進之時，形勢始又一變。 美人正在膨脹的情態中。他們正在征服自然而移殖全洲，征服移殖之速又為世界有史以來所未聞。當時是墨西哥之戰及肆言無憚的時期，然而這也正可表示他們對於無限制的膨脹及新運命的發現之一種真摯的，雖則也是太不檢點的，出神及愉快。1844年總統的選舉即基於「54度40分，否則打仗」而獲勝，所謂「54度40分」者，蓋即言兩國在西方的界線應依北緯54.40之線，換言之，不列顛帝國將永無在太平洋沿岸發展的餘地。但是加拿大和合眾國無別，它有它的向西發展的權利。比耳本為我英最賢明的主和大臣之一，所以他雖是中正和平，而又堅持不示軟弱。即在將近下台之時，他成就了重要或許不亞於取消《谷法》的一件大功；他居然能使合眾國同意於卡斯爾累北緯49度原有界線的延長。界線的爭執遂得了公平而且和協的解決。自大西洋直至太平洋延長數千哩而為眼所不能見的邊界，只用兩大民族的善識好感來守護著，而哨兵與劍及履及的武裝則概不存在。 南北之戰和不列顛輿論 理智及好意此番戰勝以後，不列顛及合眾國間的相互了解似乎可以擺脫戰爭及社會宗教的分別在昔所養成的誤解及互猜而不斷的向前挺進。不列顛的制度已不復如前之有嚴格的華族性質，而且正在漸次變成民主的制度；美人也不復如前時那樣的褊狹，所以也可不再終日念念不忘於對祖國的舊仇宿恨。不列顛人移往合眾國的新潮流本第17世紀以來所未有的大潮流，兩國人民間因此而生的家庭關係，藉近代郵政之力，往往可以維持得極好。不幸英美間這種人和人的關係在當日只存在於平民之間，而平民在不列顛又尚無投票的權利。華族及上層中等階級於此時尚未沾染和美人通婚或去美國旅行的習慣；當美洲內戰於我們國際關係中引起一個新的危機時，握有外交之權而更得控制新聞紙及國會者，不幸只是他們而不是平民。 際戰事的數年中判麥斯吞及羅素政府並無失態的行動。在病危垂死的亞爾柏特親王之抑制勢力之下，諸大臣得將橫亘於我們政府和林肯總統的政府間之屈稜特事件（the Trent incident）和平解決；而且，經過相當的猶豫後，他們終仍拒絕聯同拿破崙三世來橫加干涉，來助南方蓄奴的脫離派結束戰事。但不列顛上等階級的同情則大致袒護南方，且於《泰晤士報》，《判赤報》（Punch）及其他報中有極粗直的表示，而新英格蘭的輿論則特別易於因此而受刺激。固然，此間對於蓄奴之制絕無同情可言，但林肯總統嘗於戰事開始時宣言所爭者為統一而非奴制，好多的英吉利人對於美洲本不甚了了，他們又如何能徹悟這句話的全部意義？英吉利人之懷疑於南方之是否可以永遠強留在聯邦之內本就不是不可恕之事，及至林肯宣告叛亂的南方邦聯中所有黑奴一體解放而後，英吉利的公論幸又轉而漸向北方。至於常得布剌特·約翰，福斯忒·威廉（William E. Forster）等一班人開導的勞工階級及下層中等階級則始終站在北方的民治一面，而反對以奴隸為基礎之共和國的成立。北方獲勝而林肯被刺之後，其他之人亦趕緊和他們站在同一方面。但當戰事猶在進行的時期中，不列顛的同情仍有依各人對選權擴充問題所持的態度而分裂為二的傾向。 北方以不列顛的公論為偏於叛徒，故極形憤慨；但南方則嘗希冀得積極的幫助，故對於不列顛也無多大的好感。當時發展的一般趨勢在兩國本都利於兩民族之相互了解，但美人對英的感情突於此時起了極壞的變化。這次的惡化既然由南北之戰意外的情形所致，自不會永久存在，但它所發生的時間則於英美親善的前途極為不利。仇英的愛爾蘭人及和英吉利文化及傳習不同的歐人此時正在大批開始來美，因此向在美洲共和國占優勢的盎格魯·薩克森性質到了19世紀末年時已大有更動。 亞拉巴瑪的償金問題 內戰所移交下來的主要外交問題為亞拉巴瑪（Alabama）的償金問題。羅素為外相時嘗因疏忽之故，沒有禁止那隻闖禍之艦掛了南方邦聯之旗，而潛自貝根赫德（Birkenhead）的雷德船塢（Laird’s yards）開出以劫毀北方的商航。北方之恨英自然可以想見，所以於內戰既終而後，政府竟要求過度巨數的賠償金。兩方的爭執延長有數年之久，直至1872年始獲在日內瓦解決。格拉德斯吞今已為首相，他戰時表示同情於南方的失察之咎到今總算因他之能同意於讓第三者來仲裁賠償金的數字問題之故而得以末減。這次的仲裁為世界和平史上的重要一頁。在19世紀的末10年中，克利夫蘭（Cleveland）總統及薩利斯布里貴族間因委內瑞拉（Venezuela）疆界問題而發生的劇烈爭端亦以仲裁來解決；所以後此美國及西班牙間因古巴問題而發生戰爭時英吉利輿論顯著的比歐洲大陸的輿論要偏袒美國些。這兩次的事件都可以證明不列顛對於合眾國的政策及感情向持友誼的態度。 加拿大聯邦 北方諸邦在內戰中及內戰後數年中對於不列顛的惡感，以及加拿大邊界上愛爾蘭飛尼黨人（Fenians）的活動皆足以使加拿大警醒於它獨立之有危險。幸而一代的完全自治已收了它的功效，所以不列顛北美諸自主的殖民地，除了紐芬蘭以外，能自動的聯合起來成一聯邦，其意若曰自今而後無論國內國外再休想作合併於南鄰大共和國之夢。成立此聯邦的主要功臣為加拿大政治家麥克陶那·約翰爵士。附帶的，聯邦政策也恢復了法蘭西下加拿大的自主，從今而後它只受加拿大聯邦共同的行動之拘束。到了此時不列顛及法蘭西兩群社已習慣於共處，齟齬已無昔日之甚，而法蘭西人也已能習用於國會政府的制度。 因聯邦之成功，加拿大自治地能漸次地直接和合眾國發生關係，而無須盡賴大不列顛的居中代理。加拿大統一的新意識在後數十年中也產生了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而西方的大地亦得讓英語民族在不列顛國旗之下來開闢屯墾。那條鐵路實是新的加拿大民族的脊骨。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在19世紀仍另有它的世界，而和外界極少接觸。它沒有承襲著類同法蘭西加拿大人的困難問題。它也沒有如合眾國那樣的鄰人。但它的一如加拿大的歷史，它的也是若干殖民地分立的歷史。各殖民地之間有荒漠遠隔。但它們到了19世紀中葉已完全自治，到了末葉則已有遙長的鐵路把它們聯做統一的經濟區域。到了1901年時則澳大利亞成一聯邦的時期已至，猶之加拿大之在1867年時。但澳洲諸殖民地的聯邦沒有像加拿大聯邦那樣的密切。澳洲政治的特色為工黨之早年得勢，及平民之和「占住空地者」之力爭平均地權及大田產的分散。排斥有色種族勿使來澳的政策及這個政策對於近代日本所可發生的影響，在近年內已能使澳大利亞強烈的民族主義知有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之必要，而和不列顛帝國的關連之重要亦有新的認識。澳大利亞的理想是白人的，高大身材的，和平均生活標準很高的一個平等社會，為維持這個理想起見，它寧願發展較遲而不願有所遷就。 紐西蘭 使公眾深信紐西蘭除了容納摩立種族（Mori Tribes）外也可容納別的種族者為威克飛爾德·吉本。他的創於1837年的紐西蘭會（New Zealand Association）建立了第一個不列顛居留地於該島，而幾被法蘭西併吞的危險亦僅僅得以免除。紐西蘭於今僅有百餘萬的人民，它為不列顛自治地中的最小一個，但它的幸福及人緣卻不在人下。[5] 南非和加澳兩地的比較 南非洲的歷史和別個自治地的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也先成立了若干廣大而有大漠橫隔的群社，然後再有鐵路的敷設，及政治的聯合：關於此點，它和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相同。南非殖民及自治的問題也因別一歐洲民族比英人先入居留而起種種的糾紛；關於此點，它又和加拿大相同。在烏爾弗及夢坎之日，加拿大先有流血而後有安居，而在吉青納及波太（Kitchener，Botha）之日，南非也經同樣的過程。但不同之點亦多，南非聯合中白人在今日仍只居全人口1/4。此尚不把土人的保護國計算在內。加拿大的氣候天然宜為白人的國土，而殖民的歷史更證實了這層；澳大利亞的某幾部分本可供有色種族的聚居，但政策已將全洲保留給白人；但南非洲則異是，歐洲及非洲的種族並居於內地的高原而各得繁盛。白色的南非人已夠眾多，故先敢有自治的要求，繼則能成功地自治；但這個事實對於土人的問題有不斷的反響。 大移徙 不列顛自於拿破崙之戰中將好望角的航海碇泊所併吞而後，即在桌山（Table Mountain）附近設治以管理為數甚少的仆耳（Boer）[6]群社。此為不列顛南非歷史的起點。在起先時政府並無多大的困難，一因仆耳人在荷蘭國旗之下，向不習慣於自治，再因此時尚無巨數的不列顛移民。但在千八百三十及四十幾年中不列顛移民之來者漸眾，故語言，法律及習慣的問題亦即發生。同時，全不列顛帝國中的奴隸亦悉數解放。仆耳人於奴制之廢除並無微言，但他們以為政府所允許他們的償金並未全數付給。他們的意見也不是毫無理由。在同幾年中他們在邊遠地方的農莊也未能得政府有力的保護，以致內地的土人常有侵襲之舉。墨爾本內閣中並不勝任的殖民部長，格楞涅爾格貴族（Lord Glenelg）又屬於當時關於土民問題專聽某一派的傳教士之一派不列顛官吏，所以仆耳人的下情更難上達。凡此種種邊界農夫所遇的困難，再或加上多少冒險或好動的靈魂的趨使，實為大移徙（Great Trek）的原因。仆耳人皆扶老攜幼，驅著牛車，越著草原而向內地進發。他們即止於其地；他們依著他們族長的制度而過他們的生活，讀著他們巨大的《聖經》，繁殖他們的牲畜，獵取出沒四圍的獸類，更恃著他們百發百中的毛瑟槍及來福槍而抵禦好戰的土人部落之自後方來襲。 但這樣的一種孤居獨處在19世紀的非洲是決難久長的。初在那塔耳（Natal），繼在瓦爾河（Vaal）的兩岸，他們之後塵都跟著各式樣的歐洲移民，——傳教士，獵人，農夫，採金及采鑽石者，及資本主義的投機家。新式和舊式白人社會間之互哄在19世紀的南非洲竟成層見迭出之事，雖其形式又各有不同。 「馬朱巴」政策 好戰的土人部落之存在一時頗能阻止仆耳人及不列顛人之火併。但自不列顛的軍隊及官吏將咀魯蘭（Zululand）的驍民削平鎮服以後，仆耳人也覺得比前安全。在此緊要關頭，不列顛諸內閣，尤其格拉德斯吞內閣，的游移不定，而不能早日決定一種可以解決屈蘭斯瓦爾（Transvaal）仆耳人問題之方法，發生了馬朱巴（Majuba）的不幸。格拉德斯吞承認了不列顛那次的失敗，因為他深恐不如此則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的荷人也會響應在瓦爾河彼岸的同胞民族；因此屈蘭斯瓦爾遂得恢復它的獨立，而成為南非共和國。「馬朱巴政策」本來也許可有成功的機會，但屈蘭斯瓦爾金礦及鑽礦的發達使那種可能的希望完全消滅。財富的爭搶使富於世界性的實業家和精明的荷蘭農夫間產生比前益著的相反，而在後者之意則寶礦固應由他來開發，即政權也應由他們主持。 羅德斯巨人 這幅漫畫表現塞西爾·羅德斯（書中譯作羅德·塞西爾）設想構築從埃及開羅到南非開普頓的「雙開鐵路」，以建立縱貫整個非洲的英國殖民地。 羅德的大計劃 此時羅德·塞西爾（Cecil Rhodes）及他的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y）[7]正在屈蘭斯瓦爾之西南兩方開闢不列顛的領地。羅德西亞（Rhodesia）亦於此時誕生。這個向內地的冒險沖入一半實因羅德所持德人或會向大陸擴充他們德意志西南非的領土而令和葡萄牙屬地銜接之恐怕而起；在羅德之意，這樣的一個擴充，如果及時實行，則可以永遠截斷不列顛種族北向的去路，故他希望及早建立一個聯絡點，以使南非得和贊鼻西河（Zambesi）以北而李溫斯吞（Livingstone）及其他不列顛的傳教士嘗於上一代中指出走向中非腹部的路線之區域，發生接觸。更以北則為不列顛所占據的埃及。在羅德好勝樂觀的精神中，自好望角至開羅（Cairo）的鐵路自不難完全在不列顛領土之內經行。 這個富於實行的夢想者對於非洲的地理歷史嘗留下極大的標記。但他所為者並非全是他所始願者。他願意使不列顛及荷蘭兩族互相親善，但他反而使兩者成多年的仇敵。當他為好望角殖民地首相時，他因耐心不足之故，致和南非共和國克魯革·保羅（Paul Kruger）總統——舊世界式的一個仆耳人，——失起和來，而有武裝攻入屈蘭斯瓦爾的計劃。「詹麥孫之襲擊」（「Jameson’s Raid」）使非洲荷蘭人的全體一致大動公憤，大起猜疑，克魯革亦因得儘量武裝，而二次仆耳人之戰卒以爆發。在國內主殖民部的張伯倫及在南非的米爾納·阿爾弗勒爵士（Sir Alfred Milner），亦皆以為除了把爭持的問題趕作一水落石出的解決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 布爾戰爭場景 圖片描繪的是布爾戰爭第一年，英軍正在德蘭士瓦作戰。表面上看，英國贏得了這場戰爭，結果花了3年時間，動用大量人力物力，還調動了其他殖民地參戰支持。英布戰爭是一道分水領，在此之前帝國在上升，在此之後帝國則走上了下坡路。 二次仆耳人之戰 第二的仆耳人之戰，以及始料未及的挫敗，及因仆耳農夫盡力混戰抵禦而致的長年不決，對於不列顛帝國有若干極重要的影響。第一，它埋葬了19世紀末尾瀰漫一時之虛誇式的帝國主義；這種主義或精神，雖在當日也有它的功效，雖然使大眾能瞭然於不列顛帝國的意義。但如果不及時收藏起來則定會在將臨的危險時代中闖出禍來。仆耳人之戰的嚴重性質使各黨人民對於帝國的義務及使命都采一比前要健全心廣的眼光。第二，它也給了軍事的效率及陸軍的改革以在12年後有極大關係之一種新的激勵：如果我們能不費吹灰之力而將仆耳人戰勝，則我們也許永不能於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最後，它引起了加拿大人及澳大拉西亞人（Australasians）之積極且熱心的助力，他們都來到南非為遇難的帝國出力。 戰後的發展 羅伯茲（Roberts）及吉青納兩貴族在戰場上所獲的勝利引起了屈斯瓦爾及奧倫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歸併。《味立尼根格條約》（Tteaty of Vereeniging）為我們取得了和平，但尚在荒蕪的草原中掙扎而不肯屈服的民軍（Commandos）亦得到了有面子的條件。大不列顛承認立即從事於已毀農莊的物質恢復，荷語及英語則應處於平等並重的地位，而完全的負責自治政府也應於相當時期內讓給南非人民。凡此種種口惠均已實至。負責的自治政府於1906年即由坎柏爾·班涅曼爵士（Sir Campbell-Bannerman）設立起來，而南非亦遂獲真正的平定。4年而後整個的尖角大陸成為南非聯合的聯邦，只有羅德西亞及某幾個土著保護國尚未在內。嘗於1902年堅持到底以抗不列顛陸軍之波太及斯墨茲（Smuts）兩將軍在1914一1918年時且為南非聯合對德作戰的領袖，於是帝國在最危險的時候亦得著了不少的物質助力，而所得的精神助力則尤大。 印度的紛亂 蒙古帝國在18世紀的崩潰，及印度之沉淪於戰鬥無已的君王，酋長及好戰的民群之一種無政府狀態中，使不列顛東印度公司不得不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負起極大的政治責任。法蘭西人之啟意把不列顛人趕出於印度更足以令後者奮勉，而令征服統治的進行加速。衛爾茲力貴族為第一個總督之能見到努力進取，直到「不列顛的和平」為印度各邦所一一採取接受而後止的必要者。但他的馬拉沙之戰雖然遏住了無政府狀態在半島東部及南部的猖獗，印度中部的紛亂大來源，仍絲毫未受限止。衛爾茲力退任而後，政府且嘗一度企圖限制不列顛的責任，而停止繼續向內部前進之舉。[8] 海斯頂斯的武略 但事實不久即指出我們對別部分的紛擾決不能袖手旁觀。那一邊紛擾勢必越過無防衛的界線而侵入這一邊，北印度及中印度的紊亂連帶使別的部分也不能安居。海斯頂斯貴族所以又恢復了衛爾茲力貴族的前進政策。他以武力來平服了尼泊爾的廓爾喀山民，自後他們之國遂永為我們友好的同盟，且為印度陸軍的募集之地。在他的時候，中印度的馬拉沙酋長及劫盜為生的部落，亦經第三次馬拉沙之戰及品達里斯之戰而有最後的征服。6年而後，因為緬甸人侵入阿撒姆而攻擊印度的西北之故，而有首次緬甸之戰，但結果則為我們之開始併吞緬甸。經了1853年及1886年兩次的事變之後，緬甸且完全為我所有。緬甸人為信佛教的西藏·中國種族，故在宗教及種族上俱不屬於印度本部的一幅多彩嵌工；但不列顛所用以治理這東陲以外的土地之制度則大體上仍為印度所用的制度。 黑斯廷斯畫像 黑斯廷斯，1772—1785年任孟加拉的英國總督。他給英國在印新征服的地區的治理帶來了穩定，同時又抵擋了法國和印度對手對這些地區的進攻。也有人說人他殘酷無情，暴虐專橫。這幅肖像畫，反映了他與當時印度貴族的密切聯繫，以及他對印度藝術和文化的濃厚興趣。 奔霆的文治 在海斯頂斯貴族及安麥斯特貴族（Lord Amherst）兩任之後，在西北邊界問題及和阿富汗的帕商人（Pathans）及盆查布的塞克人發生的接觸令我們又重新開始一陣的征並以前，海斯頂斯貴族的威武政策有十餘年的暫停。在此和平的時期中，不列顛統治的恩德方面及對於印度人所負的一種代管責任的意念為奔霆·威廉貴族（Lord William Bentinck）及其他忠勇有為的公僕所充分注意。代管責任或委託的意念在別的以征並著名的不列顛統治者——自克萊武及海斯頂斯·華倫，經衛爾茲力及海斯頂斯貴族，以迄麥特卡夫（Metcalfe）及羅凌士（Lawrence）兄弟——之心目中當然也並不缺乏。但奔霆貴族之必須征服的強寇無過於在印度大道上世以殺人越貨為生的惡盜（Thugs）之可怕，而其必須搗破的抵抗，除了半熱心地擁護焚死孀婦的惡俗（Suttee）者之抵抗以外，也無別的。他的勝利都是和平時的勝利。 東印度公司的治權 東印度公司壟斷不列顛和印度的貿易之權已於1813年廢止，20年而後它對於不列顛和中國貿易的壟斷權也被取消。「約翰公司」（「John Company」）不復成為經商的團體，但直至1858年它仍保留著政權的形影，雖則政權的實質早已歸於國王的大臣。1833年所頒新的特許狀中有下列一語：「凡印度的土人，或誕生時即為國王臣民者，不得因其宗教，誕生地，家世或顏色而取消其任官受僱之權。」這個寬大的讓步可以代表奔霆的政策一種的傾向，但訓練印度官吏以使他們能和不列顛同僚一同任事之工作尚有待於創始。奔霆及其同時之人對於此項大任頗能赴以毅力及熱誠。 在此時期中歐人及印人間極少何種的惡感。未有不列顛治理以前的情形猶在印人目前，故他們對於不列顛人的感激尚有存者。英吉利人及蘇格蘭人之在印度者尚極少數，而且大多數又都是經過選擇之人。他們尚不夠眾多，尚不能自成為一種社會。他們和祖國有6個月海程的遠隔，又往往畢世不能再返。印度是他們的第二家鄉。通婚雖極稀罕，但尚不為習慣所禁。色的情感在英印兩方都尚未至如在19世紀末時那樣的強烈。印度人所知關於英吉利或歐洲者等於零；在他們心目中，他們的統治者不啻是從天而降的奇人，常勝人，而比他們所知的神祇或君王之大多數為寬仁有道。然而這種可慶可幸的情形是無法可以永久存在的。即使我們不採我們行於印度的教育制度，而另采別一制度，無論如何總得發生的變動之是否能因此而改善或更惡，只是一個無關宏旨的空問題而已。 言語及教育的問題 在奔霆的任期內，政府始決定以英語為教育及行政特寵的媒介。關於文字問題的爭論實決於馬可雷（時在加爾各答為參事院會員之一）所提強有力而微嫌自信過分的理由。但我們也不易相信，除了英語外，尚有別的文字可獲永久的採用。印度既然須受統一的治理，則勢必有一公用的語言。但何人得以強迫不列顛人及印度人於教育及行政時硬采從龐雜的東方語言中武斷地選出來的一種？ 但英語的教授也含著某幾種的危險，而後世又沒有用正當的方法來將此種危險避免。一個有為的，於過去幾世紀中已有了各種自治的技能的，視自製及公共治安為必然之事的，白色種族自然地會三致意於它的詩文及它關於自由的政治哲學，而視之為生活的大寶。但這些土製的理想，如果被人類經驗和我們絕不相同的聽眾所聞見，或會發生奇異的影響；有人嘗說我們在印度之所為乃在圖「以反叛的文學來養成一個能勝行政的種族」，此言蓋不無相當的真實在內。學校的課程中亦自必不免有錯誤之處。但那班以為印度學校中不教西方的語言文學，則近年所有的困難俱可不致發生者，實未嘗想到如何極力地印人即在1835時已在要求學習英語；他們自己的文學及思想之復活，應歸功於和西方智識的接觸者究有多少；永遠地不讓和我們同奉一王的人民得知西方的科學學術是如何的小氣且如何的終不可能；也未嘗想到政府方面如不從他們所極力表示的志願，而欲強使他們處於愚昧的狀態，固然一定不會成功，但此種失敗所引起的危險又為如何之大。 阿富汗 經奔霆時期和平的整理團結而後，前進的運動重又開始。千八百四十幾年中的戰爭及解決，在大體上定下了西·北邊陲的政策及地理。我們對於阿富汗的企圖，我們之想收取阿富汗，卒致有喀布爾（Kabul）撤兵時全軍覆沒的奇禍。然而此次的失敗也許即是幸福的化裝，因為日後我們確知印度半島的根本和平及根本安全，全恃阿富汗之能為界乎俄羅斯及不列顛兩大強間的一個緩衝國家，而我們則和它親善。因為有了一獨立的阿富汗存在，我們才能從不和亞洲俄羅斯發生武裝的衝突。 塞克人之戰 我們被挫于山地後的數年中卻併吞了新德及盆查布，因此西·北平原的大流域又入我手。盆查布的塞克人我們或可稱為「抗議」印度教徒的一種民主宗教團結，他們之保衛印度的平原而不讓回教的山地部落之被糜爛，或中印部落之被侵入者蓋歷時已久。他們的大首領蘭桀特·新格（Ranjit Singh）嘗以歐洲的方法來訓練塞克戰士，他又和英人維持親善。但他死後，他的赫赫的軍隊突然渡過薩特勒日河而侵入不列顛印度起來。因此而起的劇斗如穆德岐，索布剌溫及企梁華剌（Moodkee，Sobraon，Ghillianwallah）等等之戰，論其爭鬥之烈，不列顛在印度所經的兵事蓋無出其右者。戰爭得來的勝利又有羅凌士兄弟的文治以為繼。他們在盆查布甚有德政，故塞克人能誠心的歸附，到了兵變的風潮突發之時，羅凌士·約翰且能利用新近得來的盆查布為重行征服已叛的烏德之軍事中心。當此急變時阿富汗已和英人極好，所以英人得以傾西·北邊陲的駐軍以應付亂兵，而不虞有何危險。 兵變 兵變為不列顛軍中幾團印度兵之變叛，其中且有一大部分的炮兵。平民為旁觀者，他們並不參加。引起變亂的冤苦實為軍士的冤苦，而釀成之者則為管理的不善或處置的不宜，好比不介意地發給印度兵以神聖之牛及可惡之豬之脂肪所塗過的子彈等等。 孟加拉陸軍的譁變始於米剌特（Meerut）。它的近因為不稱職的官長之瞎作嚴峻，但事變發生而後則他們又手足失措。變兵中有直趨沒有不列顛軍駐守之德利者。德利立即失陷於變兵；孔坡（Cawnpore）則經三星期的堅守而陷落；除了羅凌士·亨利爵士因死守而捐軀的辦事大臣區（Residency）以外，盧克瑙（Lucknow）亦完全陷落。即在這恆河的上流區域，當時已在印度的不列顛人和未變的印度兵於1857年夏奮勇作戰而獲得勝利。他們「我們一手成功」的自誇大體上是不誣的，雖則他們仍須賴來自英吉利的援兵之數月的認真作戰始把亂事敉平。尼科爾孫（Nicholson）及羅凌士兩兄弟的，哈味羅克及烏屈籃（Havelock，Outram）的，坎柏爾·科林及洛茲·休（Colin Campbell，Hugh Rose）的戰績，以及他們所組成統帶的小小隊伍，德利斜堤脊（Delhi Ridge）及喀什米爾城門（Kashmir Gate）的故事，以及盧格瑙的援救和最後克服：凡此種種使不列顛的威嚴不特復振於印度，抑且復振於歐洲。我們在克里米亞之時嘗因軍隊之缺乏組織而名譽掃地，但今則又差可掩蓋宿恥。 所以火勢尚未蔓延中印度之時，烈焰已經完全撲滅。孟加拉的大部及瑪德拉斯，孟買及西·北之全部仍矢忠不叛。強大的土著國如賣索爾及海達拉巴亦始終未變。兵變的一個結果為大賀胥總督急急於吸收土著保護國的土地的政策之中止，雖則他的用意完全在使仁愛的行政有廣被的機會。老實說，大賀胥之併吞烏德間接即促成了兵變的發生，因為烏德就是兵變發祥之地。自1857年以來，土著國家一直被視為不列顛統治必要的棟樑，在最近數年不列顛直接治理的諸省內常生困難之時土著國仍甚可靠。 兵變場景 1857年爆發的被稱為「印度兵變」的叛亂，本質上是一連串反應的總爆發，最初由於印度教士兵害怕使用塗有禁忌動物脂肪油脂的子彈會褻瀆神靈，因而發生了叛亂。這說明大多數反叛傳統社會對變革和現代化的自發的反動。 1857年之變雖是軍隊的譁變而不是人民的叛亂，但畢竟和印度大眾輿論的畏懼心及不安心有多少的關係。印度的歐化愈速，則民眾輿論的變化亦愈速。大賀胥之熱心於改革及進步使印度得到好些新奇的事物，——鐵路，電報，及歐洲效率和衛生之標準。 兵變後的進步 兵變而後這些事物仍進行不輟，印人亦漸漸習慣。於是印度有長期的和平及良好的行政。1858年不列顛政府更代東印度公司而為正式的統治者。1877年維多利亞女王復從的士累利之言而用印度的皇后之尊稱。 不滿足及讓步 在統治者及被治者的內心中流血及種族鬥爭的回憶雖仍如幻夢的潛伏，但兵變後多年中，好政府的種種工作確得進行而無阻。饑荒及疫癘得因科學的方法而克制，而財富及人口亦有空前的增加。 那真是有利於千百萬無告人民的可貴工作，但當那些有成績的年頭先後過去而未生一波之時，官僚政治亦在沾染著任何專制政府所不能免的缺陷。它只想到已成的良好工作，而對於政治空氣中的變更則絕少留意。如果在上者早日即能予初起的，忠君的民族運動，如同千八百八十幾年及九十幾年的印度國民代表大會，以相當的讓步，也許將來的途徑可以平坦許多；但和緩的批評，當其初發之時，往往被英人所視為謀叛，及至英人能不以謀叛視之之時，則它又確已不亞於謀叛。 在19世紀的末10年中顏色的自覺在兩方也都有增加。在印度的英吉利社會已比昔年大而自足，且因海程縮短之故，和祖國的關係亦較前密切。在又一方，有教育的印人也開始遠矚高山大海以外英人及別的白人所自來的世界，開始知道白人統治的現象僅為歷史及科學的一個事實，而不是一種天命。民族及民權主義的歐洲之政治思想他們也有驚人的熟諳，而且他們的心胸中對於洋主人的新式辦法又生了一種種族性及保守性的反抗。日本人之戰勝俄羅斯變更了一切亞洲人所持對於白人稱霸各方的態度。在新的20世紀中，好多有教育的印人表達了一種仇視的態度，且往往雜以反叛的心思及政治罪的嘗試心。而且智識階級的反英宣傳對於思想保守智識未開的農耕民眾也非完全沒有影響。 為應付且抑止這種嚴重的騷動起見，讓步的時代隨即開始。關於孟加拉分區的問題，一位偉大副王的行政決定數年而後為倫敦所撤消，撤消的用意則在服從民眾的公意。副王民托貴族（Lord Minto）及印度大臣摩黎·約翰（John Morley）合作而成的《印度參事院法》又與立法參事院以民選的部分及參議並批評政府的行為之權。在1911年喬治五世又以國王皇帝的資格於新都德利接受一盛大的朝賀（Durbar）。他是第一個在位的不列顛君主之親幸印度者。 世界大戰發生之時，印度仍矢忠不變，且帝國在亞洲及歐洲俱深得其助力。此後困難，讓步，運動及反運動又相繼而起；我人居處於中，自不能不為擔憂，可是也不能沒有希望。 * * * [1] 見上第659頁。 [2] 見上第495頁及664頁。 [3] 見上第663頁，664頁。 [4] 達剌謨的報告雖在1840年在羅素·約翰貴族的主持之下為國會所採納，但達剌謨本人則因布魯安搗亂，而保守黨的新聞紙籍此多所發揮之故，於1839年為墨爾本責族所極不客氣地召回。照布魯安的說法，達剌謨的事績極少榮譽，而所謂《達剌謨報告》者也全不是他的手筆。這種誣衊之辭不幸在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尚有採為事實者。 [5] 各個自治地在1921年（此後已有增加）的人口如下： 加拿大............8788483 紐芬蘭............263000 澳大利亞............5435734 紐西蘭............1320275 南非洲............1583920（白人） 大不列顛（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有42767530。大戰而後，愛爾蘭自由邦已取到了自治地的地位，厄爾斯忒則為負責的自治政府。1921年時戶口調查無法實行於愛爾蘭，但它的人口當在450萬之上。 [6] 譯者按，Bóer在荷文本作鄉農解，但專用諸南非之荷蘭移民。 [7] 見上第399頁之⑨。 [8] 見上第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