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二章 維多利亞朝的上半期

君主：維多利亞，1837—1901。 輝格大臣財政方面的失敗 在邊沁派的靈感及激烈派的壓力之下，輝格黨人嘗於威廉四世時藉了《改革法》及《市會社法》兩法，注入近代效率及民眾代表兩種元素於政府的機關中。這雖不過是起點，然而起點恆為全局之所系。如輝格黨人之中能有一通曉當日社會問題的大政治家，或即有一能幹的財政大臣，則他們也許可以立即導引國家入進步的光明大道，而他們多災多難，忍力已無的同胞也可逐一實現他們（同胞）於《改革法》成立時所抱的種種奢望。不幸輝格黨在舊日雖嘗得夢塔歸烏·查理，哥多爾芬及窩爾坡爾善於理財的助力，而此時則轉為財政的窮促所困，故所得稅及自由貿易可為解除當日財政及經濟困難的良法尚須有待於比耳的發現。當維多利亞女王即位之時，輝格黨的國庫大臣，照比耳不常發的調侃語[1]所言，好像「坐在空虛的錢袋之上，無底的虧絀之旁，而在求一預算。」[2] 比耳及保守黨 所以於《改革法》成立的6年之後，大家已能看得清清楚楚，輝格黨人的箭囊早已射擊，他們袖中已無別種可以解救當時仍屬急迫的經濟及工業困難之政綱存在。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黨和政府黨間之能交執政權，互為上下，對於新局面下的國會政府制誠可算是一件幸事，不然豈不是又需一度的憲法變更？比耳所組織的「保守」黨乃從被《改革法》所破壞的「托立」黨中拯拔出來；許多年前為肅清朽腐城市而嘗贊助輝格黨者，如斯坦利及格累謨之輩，亦復——來歸。英吉利19世紀所特著而和好些外國不同的一點，即上等階級的各部分失卻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時，他們並不因此而即退出政治的生涯，他們只變通一切以求適應於新的情形。1832年所成就的改革，固因範圍太狹而永為後人所批評，然而正因其範圍有限之故，而上等階級和政治生活的關係得以繼續不斷，一種「職業式的政客」階級亦可不致發達起來。選權斷片似的零售似的擴充固然講不出什麼邏輯的道理來，然而前進無間的民主運動之能以次漸進而不是一蹴而就，對於民族的生活則盡有極大之實行上的佳處。 比耳1834年的「坦衛司宣言」（「Tamworth Manifesto」）已把《改革法》看做已成的事實而加以接受，它所有的涵義也被接受，而且比耳至少也能懂得這些涵義之為何若。他的「布爾喬亞」的出身及和工商階級一種天然的接近使他能比大多數的托立輝格黨人要易於懂得國人在經濟上及財政上的需要。他懂得中等階級的頭腦，於其經濟一方面，他也同情於窮人的災難，而且他之懂得或他之同情尚遠過他之能懂得或他之能同情於他所領導之地主政黨的頭腦。他把這個政黨看做在他手中的一種政治工具，他有什麼賢明的目的，他即可用這工具去實現。 新保守黨的大多數則另有他們自己的利益及情感。他們不喜比耳所偏愛的製造家；他們對於《谷法》的維護及教社的維護有深切的關心。他們極不以輝格黨人准異教徒入牛津劍橋，及以愛爾蘭國教教社一部分多餘的財富用於世俗目的兩建議為然，且深信教社已因此而發生危險，雖然他們也知有貴族在則這種建議決難成為事實。這類問題固然不但只黨眾關心，比耳也極關心，但比耳的心及意俱在改向救濟貿易之財政方面的問題，及喀萊爾（Carlyle）等正在開始視為國會及內閣的主要事務之「人民狀況的問題」，這些問題及其解決的方法漸成為他的主要關心。但比耳不幸缺乏感動群眾的天才，他能使他的至好及他的同僚，如格累謨，亞伯丁（Aberdeen）卡德衛爾（Cardwell），格拉德斯吞一班來日的比耳派隨他信他，而不能使黨的大眾皈依他的信條。他得到他的政治訓練蓋尚在《改革法》及坎寧之前，而內閣的決定即是法律之時。改革而後，他所懂得關於內閣和人民間的新關係，比所懂關於內閣和己方黨眾的新關係者為多。 新的窮民救濟法 在輝格黨人尚未因了1841總選舉的結果將政權移交比耳以前，《窮民救濟新法》即已由他們通過，且比耳及威靈吞也完全贊同。此法之通過為改良社會組織中的一大步驟。根據於棲聶·拿騷（Nassau Senior）及其委員團的建議，斯聘納蘭以地方稅津貼工資的制度今被廢除。[3]南英的工人之得恢復他自尊自恃的人格而不復永沉淪於極貧的地位蓋自此始。不幸的這個必要的更改來得太過於褊急，當事者只見及理論之應採擇，而不見及苦況之更會增甚。在戶外救濟成為城鄉萬千人民的求生術時，如果一下把它取消而同時又沒有強令僱主給他們以可資生活的工資，或為失業者及其依附人於貧民工廠而外，另設棲避之所，則窮人的苦況將更有難言者。而且，調查委員們因痛恨他們所欲廢除的制度之有極窮化的惡果之故，不惜立下一個原則，即貧民工廠中的生活應比廠外自由工人的生活尤為艱苦不適。當時的經濟理論尚不能容世人來從別一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容世人以法律來提高自由工人的情況，而使之優於工廠中的情況。[4]年老者及病人在是時因無年金或國家保險的制度故亦不能在家維持生活，但他們在貧民工廠中的生活一如常人，好像他們也因自己的不好而來到工廠似者。因了這種狀況，《特威斯特·奧力味》（Oliver Twist）的年輕作者[5]才細描棲居貧民工廠者眼光中的工廠生活以求維多利亞時代一輩新起人物的判斷。委員團之所顧及者為邊沁式的抽象，而此書中所述者則為血與肉的實際，方在長成的一世感覺既較前輩為靈敏，則當能詳察此中的利害。 藉了以上的雷厲辦法，極窮社會的惡制總算一旦消滅。舊的《窮民救濟法》中各地方間的參差及牧臣的獨立性太大；《新救濟法》中的中央集權的性質，雖在首二三十年執行過嚴，往往有乖人道，然究有使後代輿論所一致要求的改良及救恤易於實現之功。貧民工廠漸漸的不復為無告窮民的罪犯柄留所；而在有老年撫恤金及國家保險的今代，即遇不景氣的年份它們也不復有多少寄居之人。 反映英國憲章派活動的漫畫 憲章運動是英國工人第一次單獨的政治活動，目標是徹底進行議會改革，使議會真正代表人民。鬥爭方式也是激進主義的。 憲章主義 工資階級對於《窮民救濟新法》的憤怒以及那個憤怒之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威力，使他們銳敏地感覺到，如要使他們的意志能直接在韋斯敏斯忒發生效力，則另一的《改革法》是萬萬必需的。他們所鼓動的《十小時法案》，即沙甫慈白利貴族及偉大的紡紗工頭飛爾頓（Fielden）所領導的減少工廠工作時間的動運也因自由保守兩黨意見兩都分裂之故，至1847年才能通過。[6]製造區域這類不斷的激動，以及繼續無已的凋疲竟使憲章主義（Chartism）得有發達的機會。實際上憲章主義所要求者即為1867年及1884年兩次改革中之所允許者，換言之，即給1832年法律所漏了的各階級以選權。「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的六點俱只帶著政治的性質。但憲章運動的動機及性質則是社會的。它拒絕中等階級的翊助。它是工資階級方面的怒號及階級自覺。它對於國會也有它的影響，因為國會今已成較銳敏的氣壓計，而比前能易於記錄外間的輿論。站在背景的憲章主義的厲影卒加速了《工廠法》，《谷法》《取消法》，禁止物品抵付工資（truck system）的諸法，沙甫慈白利的《礦法》，以及1848年《公共衛生法》的通過。公共衛生當然為第一公眾的問題，但國會經了察迪克（Chadwick）的報告後始肯通過第一次的法律。 階級和政黨 由此一來，憲章主義間接地確改善了勞工階級的生活，因而更達到它真目的的一部分。但它普及選權的政策則一時尚無成功的希望。它一日把普選當做階級的政策，當做對於僱主階級的一種攻擊，而不要中等階級的組織及領袖之幫助，則普選也一日沒有取獲的可能。然憲章派的領袖極缺乏實行政客所應有的才具，所以只知盲目地拒絕和中等階級合作，而不知合作之可貴。他們的運動之所以能在1867年成功者，還是因為到了是時中等階級中尚未取得選權的一半能在布來特（Bright）及格拉德斯吞的領導之下和工資階級聯合起來以要求選權的再度擴充。 中等和勞工階級在這時之所以能較在憲章主義的一時期中為互相接近者一部分乃因全體社會都已比前為繁榮，故由窮困所產生的疾恨已末減了許多。其他的原因為比耳內閣有利的財政政策，及《谷法》所由取消的特殊情形。科布登（Cobden）的反對谷法協會（Anti-Corn-Law League）把勞工及中等階級對於這個本無利害不同的問題之輿論極靈巧地集合而策動起來。他們經6年不斷的鼓動後竟勝過地主階級堅決的抵抗而獲得的共同勝利。這次的工作使工資階級和社會別的部分在政治上不致截然劃分。墨爾本及判麥斯吞的輝格黨——華族的一部分和中等階級之同盟——之所以能漸漸擴成為格拉德斯吞的自由黨——中等階級的一部分和工資階級之同盟——者亦有賴於這次敵愾的同仇。 藉了各階級及各黨這些錯綜複雜離合無定的動作，——但仍以國會中不變的兩黨制度來執行一切——維多利亞時代得以避免了在憲章主義及奧溫·羅伯的全國職工大會（Grand National Trade Union）[7]之日似已無可倖免的階級鬥爭。然而或種式樣的階級鬥爭仍是難以避免了，如果生活的狀態——至少在純粹的農村區域以外——沒有繼續不斷的改良。社會的獲救不特由於群社各部分的努力及善識，而也由於自1840—1850年中開始之貿易的進步及繁榮的增加。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中葉不列顛為世界的製造中心。它固有賴於別的國家的食糧及原料，但煤炭及製造品則它們須賴它來供給。 洛維特像 洛維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英國憲章運動領袖，要求選舉改革的《人民憲章》的主要起草人。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等階級自會發現完全的自由貿易會於他們有利。關於此事他們且敢作地主階級的獨立主張，雖則他們向來是感激地接受他們的政治指導的。市民之服從紳士階級本為英吉利的老規矩，惟一的條件即服從者於方針上也有發言之權。即1832年法中的10鎊自業主[8]亦常選舉鄉下的紳士代表他們。直到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以前，眾議院中中等階級出身而仍具中等階級的標準之議員，如科布登及布來特等，雖已有出席國會者，然非被同僚當做應予容忍的奇人，則仍被鄰座的托立及輝格鄉紳看作值得厭惡的莽漢。在那時候，紳士階級及富裕的中等階級間之分別仍然存在：它們尚沒有經過公眾學校的教育之標準化而混為同層的社會。不同的宗教禮拜也常常為兩階級之所由分，而且在那個異教徒尚未准入牛津劍橋而宗教可以代表社會事實的時期，這個不同更有它的重要。一階級的文化大部以古文學為基礎，而又一階級則以《聖經》為基礎。其一對於遊獵，政治及地產有極大的興趣；其二則緊伴帳本，其娛樂比今日實業界的為少，而其周末也比較為短。 谷法的取消 即在1832年以後中等階級對於上焉者包辦職位及排擠他們，仍多方忍受，但關於五穀的自由貿易一事他們意志堅決，且它也得未獲選權的民眾之一致擁護。國會中的保守黨是反對取消《谷法》的，而輝格黨則意見不能一致。比耳在他偉大內閣的初年內嘗恢復了所得稅，且藉了它的助力嘗廢除了好幾種的人口稅，而貿易亦大受其益。但他不能同樣的把外國輸入之谷之稅也取消，所以谷仍為主要的問題。反對《谷法》協會之於工業的英吉利幾乎和奧康尼的公教會之於農村的愛爾蘭有同樣的重要。於1829年嘗屈服於後者的比耳也不能不於1846年屈服於前者，一因他覺得政府應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再因科布登在下院議場上的演說足以折服了他，更因愛爾蘭1845—1846年的番薯害蟲使他除了停止《谷法》或坐視愛爾蘭人成千成萬餓死外別無他法。但是外國五穀的關稅，如果一旦停止，則再不能恢復，如要恢復則大不列顛必起革命的運動。《谷法》之「完全的，立時的」取消為庇特《合併法》所料不到的一個效果。[9] 皮爾像 1845年，愛爾蘭發生大饑荒，成百萬人被餓死。當時，解救災荒的惟一辦法就是放開糧價，讓外國糧食自由進入英國。皮爾下決心廢除穀物法。1846年，議會終於廢除了這個法律，一個「階級的立法」也就壽終正寢。 保守黨的分裂 《谷法》的取消因種種的緣故為首次及二次《改革法》間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第一，它分裂了保守黨，因而使輝格黨人得於此後20年內的大部中執著政權，有時且尚能得著比耳派政治家如亞伯丁，卡德衛爾及格累謨等的參贊及表決力量為助，而格拉德斯吞理財的人才亦得為他們所有。 迪斯累利像 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政治家，首相（1868，1874—1880），為保守黨制定了一種托利民主和帝國主義的雙重政策。 比耳及的士累利 保守黨後方議員（private members）之反叛比耳本非一般人所逆料。後方數列凳子之所以起而譁變者乃由於的士累利痛罵賣黨者的諸篇演說之卓絕有力，猶之欲炮之發火，必火藥之先行燃著。的士累利對於《谷法》之為一種經濟政策似乎沒有很深切的信仰，因為他不久即嘗不關心地說及保護政策之已成「死去，且亦該死」。但他同從前的波令布洛克一樣，他也自以為和「鄉下黨」的紳士有職業上的關係，故對於他們覺得有「來一下」的責任。他是以外國人的眼光來觀察我國的制度者，故英吉利偉人的鄉閥世家對於他的意像有極大的吸引力，雖則屬於敵方的輝格世家他又不能不視為例外。比耳於放棄《谷法》時實嘗賣送了「英吉利的紳士」之利益，且嘗對不起他們，他們既無法充分表示他們對於此事的情感，的士累利遂成了他們反抗賣黨者之健將。他之逐去比耳的行為固使保守黨20年不得握著大權，然他自己卻得因而由後方普通議員高升為僅在斯坦利下的首領，從而更得於21年後「教育」他政黨以轉變過來的方法。21年後的轉變，論其程度的完全與滋味的辛辣本和比耳的突變無異，但的士累利只有攻人而不為人所攻，而比耳則於民心歸附最盛之時竟被的士累利所突然打倒，此誠不平之至！ 天才有天才的便利處，任何人都不必加以嫉妒，因為有了天才，國會中的進行才能和危險較多的戰事及革命有同樣吸引當時的觀察者及日後治史的學生之力。判麥斯吞、的士累利及格拉德斯吞都好像特意降生於此時，各用各的方法，以俘獲新的民主政治的想像，而更以人的興趣來引起世人對於國會政府之注意者。因為缺乏人的興趣，有幾國的國會制度才有如植物缺水之枯死。 農業利益 反對《谷法》協會的勝利為中等階級勝過紳士階級，工業利益勝過農業利益之第一次的重要勝利。但農業的利益，從較廣的意義說起來，於此問題實不一致。如果英吉利有一為數極伙的小農階級，其所有或所用之田俱不過大，則地主及大農夫在取消《谷法》的爭端中便不至孤立無援。但無地的農業工人，如果政客去徵詢他們不足重輕的意見的話，則幾一致的傾向於廉價麵包的政策。 但即地主及大農夫不久也自知他們的「農業利益」沒有因《谷法》的取消而有所損害。自由的輸入使谷價，即在加利福尼亞及澳大利亞金貨充斥，而貨幣之值大低之時，仍得不至濫漲。它們不但沒有增漲，而且在隨後一世內頗為安定，而麵包的消費則反大有增加。維多利亞時期中年的富饒及快樂於英吉利的鄉宅及農莊為空前絕後的盛事。屈洛羅普（Trollope）的小說及利赤·約翰的（John Leech）圖繪皆可為證。真的，市鄉間所有彼此仇視的重要原因之除去使「巨戶」得更享一世極尊榮的社會地位。過後大火輸及橫貫大陸的鐵道兩者發達，而美國得運來多量的糧食，所以在1874—1876年的士累利當權時，不列顛的谷產竟受了極大的影響，不列顛商業遍及世界的組織能自各地吸收糧食來島，而不列顛農業的地位遂亦開始變為我們今日所見者。 1846反對《谷法》協會所獲的勝利是政治教育及政治宣傳的新方法所獲的勝利，也是向著民主道上前進的又一步。在隨後20年國泰民安社會無爭的時期中，這些方法又似未甚大用，但自1867年及1884年新獲選權之民以數百萬計而後，它們又成為兩黨——不特自由黨，即保守黨也然——通用的技能。 《谷法》的爭論嘗使地主及紗廠主人間發生劇烈的口舌，而兩者遂各以擁護被對方所壓迫的階級之利益為能事。在協會的講壇上農村工人工資的低微及居所的惡劣常有表暴，但對方則儘量描寫工廠工人所受的種種虐待。由此一來，無選權人民的境遇也得著充分的廣告，關於有幾件事且得著相當的救濟。在地主及紗廠主互攻的數年內，沙甫慈白利的《礦法》及有名的《十小時法》[10]皆獲通過。農業工人所得的救濟較少，因為他們不像工廠工人之能集中於工廠而有職工會的組織，他們散處於四鄉，力量微薄，既不為人所畏懼，而助之者也不易。 《海德公園的夏日》 圖為約翰·里奇（書中譯作利赤·約翰）創作於1858年。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社會變革的標誌之一就是中產階級的富裕達到了新的水平。 輝格·比耳派的統治 《谷法》的爭論結束而後，中年一維多利亞（Mid-Victorian）工商業大擴張的時間即時開始，而社會問題及下層社會的不平鳴則掩沒於繁榮的巨浪之下而暫不翹首。政治亦反映著這弛懈的空氣。自1846至1866間我們有比較安靜的輝格·比耳派的統治，此時的主要演者為民眾所特眷的判麥斯吞。他所演所做之事對於這個對內對外甚麼都安全，甚麼都不害事，——即向俄國挑戰也沒有多大的責任——的時期，實是十分的相宜。 員吏制度的改良 同時，格拉德斯吞則正在由一個舊世界的托立黨人進而為一個前進的自由黨人；在這遲慢的進程之中，他先別人而見到整理財政，養成度支傳習（treasury traditions）[11]不妄用一錢，不濫用一絲之重要，他見到政治家對於群社所負的主要義務就在財政政策的可靠。他於這幾年內本和度支部有密切的關連，所以他的努力，於傳習之養成，有極大的貢獻。此時好多的行政各部在發展它們的制度及傳習，所以到了職務大繁的下一時期，它們已經有了相當的預備。同時，競爭的考試也正在代舊日夤緣奔競的風氣而為登進員吏的方法。考試可充測驗人才的良好方法，其意思本從牛津及劍橋得來；兩大學自19世紀開始以來，考試嘗為極通行之事。判麥斯吞對於公眾生活的觀念猶一仍攝政時代[12]的標準，所以他極不屑地反對以政府用人之權完全讓諸於一個考試機關。但新時代的論調一致的反對私人主義及華族的缺乏效能，故判麥斯吞死後，深以此事為意的格拉德斯吞，令槐特和爾各部幾乎全體的採用公開競爭考試的制度。 政治上的消極時期 無疑的，一個識見較遠的世代定會綢繆於未雨，定會利用中年——維多利亞繁榮的諸年來通過社會的立法，來設立全國初等及中等的教育制度，以防歹年之又至。固然，關於公共的衛生在幾年中確實有些設施。但就大體而論，不平之鳴雖無前時的高大，而各黨的政治家則都有姑息苟安的傾向，他們只希望為繁榮的巨浪所掩蓋而不復能看出的丑狀惡情將永遠不會再暴露出來以促起國會的注意，他們並不肯用心於它們之根本消除。 至於教育，則時人以為它不過是民眾流行的一種嗜好，而熱心教育的亞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也不過是一個德人——教育也許對於不具我們其他性格上及國際地位上種種便利的中歐勤勞人民是必要的，然我們又何需乎於它？無論如何，從政治的方便方面看起來，教育是最不應論及的問題，因為無論你怎樣辦法，不得罪教社便一定會激了異教之怒。新的輝格黨的政策關於此點是和窩爾坡爾舊黨的政策一致的，它不欲驚醒了現正被鎖於貴族院之門而熟睡不鬧的宗教怪狗（Cerberus）。[13]而且輝格黨人因和比耳派保守黨人同盟之故，連違教徒對於強制宗教稅及不准入大學的兩大冤苦也不能與以解除。在那個十分安適繁榮的世界本來什麼人都不易把冤苦覺得太認真，計較得太厲害，又何必顧問？當時只有像布來特那種樣人仍維持著他的狺狺之聲，他的希望是它將來可以擴大為大眾的呼聲。 判麥斯吞 國內的情況既是如此，這時期主要的政治興趣自然是在外而不在內。在對外方面，判麥斯吞真是天生的炫耀宇內者，而他所放射的光彩也無人能加以否認，雖則用以放光的金錢，為數究有多少在當時為——且將永為——一快意的爭點。 判麥斯吞和比耳一樣，他的政治生涯也於半島之戰時開始，當時他也是一個托立大臣；中年時他嘗追隨坎寧，而在燦爛的晚年則可稱為合乎坎寧派的托立黨人和輝格華族間的一種人物。他常代表不列顛人的情感而反對外國的專制君主，於此坎寧和輝格黨人本無分別。就他對於宗教教社加流奧（Gallio）[14]似的態度，及對於朝廷勢力的反抗態度而論，則他是一個輝格華族。他固對內反對民主勢力的增加，尤其是選權的擴張，他卻不反對人民於相當範圍內監督外交政策；他為外相時常以為自己對於輿論所負之責多，而對於君主所負之責少，即對於同僚，他所負之責也不及對於人民所負之大。他和前於他的坎寧一般，他常求助於中等階級以賈徹他的外交政策而壓倒朝中及內閣的反對，但我們也應加一句，他有時的行為實沒有像他師父（指坎寧）那樣的有理。 判麥斯吞的人望在國中為最佳，在眾議院中尚好，在內閣中已極微，而在朝中則極不佳。他之所以能得民心半因他們信「老判麥」（「Old Pam」）是一「遊獵家」，半也因他政策的性質。他的政策能雙料的討人歡喜。他有自由黨人對於奧大利及俄羅斯，納普爾斯及羅馬之厭惡，然他也能力持純粹不列顛的利益，他力持的語調若在後一代則將被視為極端的愛國主義（「Jingoism」）。照判麥斯吞活潑的言詞，一個不列顛臣民即是一「羅馬市民」（「civis romanuis」），即使他只是一個行騙於雅典的馬爾太猶太人，他也可靠不列顛的艦隊為保護。對於1848年大陸上自由運動失敗，在匈牙利，義大利及其他地方為奧俄虐政所凌壓的無告人民，他幸而也有同樣大無畏的精神。判麥斯吞當時替不列顛所采的態度，雖和女王及亞爾柏特親王的意願相違，然實不是卑劣，也不是完全無用，因為它昭示世界，即立憲的自由在列強中仍有一國在馨香祝禱其成功者。 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禮 本圖描繪的是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1819—1901）加冕典禮。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即英國）女王（1837—1901）和印度女皇（1876—1901），她的長期統治已成為英國進步、確定、征服和財富的時代象徵。 維多利亞及王位 判麥斯吞和朝廷間的鬥爭於他為不斷的娛樂，且為冒險生活中一種快慰，但於女王則不勝其討厭。朝廷在她的主持之下已一變在喬治四世為攝政及國王時的情形。也許判麥斯吞寧取他所可回憶之攝政時的狀況——雖則他不會對於攝政有比對於女王較好的依戀。在攝政的時候，君王，貴族或大臣如不償還他們所欠商人的債項或在其他方面不循規蹈矩地對待無特權的階級，世人決不會以為異，但今則完全改變。在政治方面，前後的丕變也有同樣的顯著。喬治三世及四世都和托立黨一鼻孔出氣而抵抗改革。但維多利亞在她易受感動的少年時，自她的師傅，老年的墨爾本貴族處得了一種永不忘記的教誨，即不列顛君主制的勢力不在和大臣刁難，或和民眾的企望作戰，而別有所寄。在那時候她固太偏寵輝格黨人，但她知比耳較稔而後，也能領略他的真價值。在亞爾柏特親王的提調之下，她對於外國，尤其德意志，王朝的私人感情有極大的注重；但她對於內政的見地也許轉因他的參議而益比以前要無黨而遠大，至少她的見識要比前有知識些。 王位在此時尚未達到它在世紀之末在民眾想像及在帝國的新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但它已經脫除了最近數朝的不幸傳習。歷她長命的一世，維多利亞女王孜孜王事，習以為常。她留心著她大臣的舉動，如不贊成，則堅言抗爭，因此她時常能得到滿意的修正，但他們如已經熟知她的意見後仍堅決不移，則她也絕不作推翻他們政策的企圖。她對於反對黨有時也行使權力，尤其對於貴族院中的反對黨；自自由主義在格拉德斯吞之下強項化而後，兩院間嘗發生多次的衝突，然而幸能免於決裂者，女王之功蓋不在小。 不列顛和俄土的關係 中年一維多利亞20年沉寂的政治及欣欣的繁榮，於其中間為克里米亞之戰所打斷。滑鐵盧的過去已有40年之久，所以新輩的不列顛人很易一激便入戰鬥的狀態。近代的新聞界，尤其是判麥斯吞所得左右的一部分，又專載足以煽動人民仇俄的新聞，故人民也極富於好戰的精神。俄羅斯之被擇為仇敵，驟看起來似乎有些武斷。但歐洲及印度之懼俄在近年來大有發展。俄國最近的兩鄰，奧大利及普魯士倒並不覺得有減小俄勢以重立均勢之必要，但英吉利及法蘭西則深覺得「德意志的獨立」必須擁護，而俄則必須反抗。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半是政治的。奧大利，普魯士及俄羅斯嘗共站於神聖同盟的舊原則之上而把1848年各地的變叛削平。但維多利亞女王的不列顛及拿破崙三世的法蘭西則俱主比較要自由的政治，雖兩者的方法也各自不同。就英吉利而論，自由的情感嘗被波蘭的慘遇及反動俄皇尼古拉（Nicholas）助奧削平匈牙利之舉所傷害。 但判麥斯吞及羅素因袒助土耳其之故，而和俄羅斯決裂。固然，俄羅斯已接受了我們所提議而規定於1853年7月維也納通牒中的解決條件，而土耳其嘗拒絕它們，但我們仍助土而攻俄。外交無能之這種樣的暴露，天然使閣員們幾乎無法答覆布來特在眾院中的責備，——至少其中的幾種，——但在作戰的熱度正高之時答覆是無須的。巴爾幹半島沉淪著的耶教民族之狀況，甚或它們之存在，在當日的不列顛尚為未流行的知識；所以建立自主的布爾加利亞及塞爾維亞（Bulgaria，Servia）以阻俄羅斯前進的提議，（坎寧幫助希臘獨立的用意即在於此）尚沒有人能想到。舊日土耳其的制度在國人心目中尚為惟一阻攔俄羅斯的利器。 不列顛的同盟者 俄皇尼古拉被視為巴爾幹除外的歐洲之主要反動巨擘，人民對於克里米亞之戰的熱忱實是從那時期的情況中發生出來的自由主義及極端愛國主義之混合物，而判麥斯吞則為此種混合物的具體。但戰事卻不是當做解放之戰而打的，不然奧大利不會獲加入英法同盟的邀請。奧大利拒絕加入後，英法始接受加富耳（Cavour）小小的皮德夢特（Piedmont）所自獻的助力。皮德夢特之能於克里米亞之役中為奧大利的替身，日後固加速了義大利的解放，然作戰者的始意又那是如此？ 於法蘭西又在傾向攻取，而不列顛人的性感也在預備抵拒拿破崙征服之重又開始，於此時候，不列顛之能和法蘭西及拿破崙三世交好，實應視為克里米亞之戰的善果之一。那個方才藉了靈敏的手腕而取得法蘭西帝位的非常人物，並沒有白研究了他伯父的生平。他見到，法蘭西帝國如果和英吉利及東方專制各國同時交惡，則必有覆亡之虞，所以他很熱烈的希望不列顛之和他親善。判麥斯吞為首先信他之誠實者，一般的不列顛人則並不如是輕信。但在目前，則反俄同盟至少是避免和法蘭西作戰的好方法。 陸軍的窳敗 戰事的過程表現了不列顛行伍（regimental）操練及行伍傳習的健全，而最高統率的絕對不行，組織及參謀工作的缺乏，軍需及軍醫設備的不全。我們的陸軍離駐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港的不列顛艦隊僅有六哩之遙，然而他們竟因糧需不至而餓死。他們的犧牲本是無須的，但他們死後，補充他們的新軍，竟未能將凸角堡（the Redan）攻下，而在歐洲的眼光中不列顛陸軍於上年因得阿爾馬及英喀曼（Alma，Inkerman）兩捷而獲得的敬佩已減失了若干。 我們軍事組織的缺陷和我們當日工商業的效能誠成一極可注意的反襯。它們為近衛騎軍（Horse Guards）及陸軍部的昏暗精神所養成。朽腐城市，市政府，大學，教社，員吏制度都嘗感覺到批評的力量而有過多少的變更，但國民自滑鐵盧以來向相安於和平，所以只消陸軍的預算為數不巨，他們便不會來問到陸軍的情形。凡有要求改革者，陸軍部也可概置不理。今則打仗的熱忱忽然發作起來，而部爾·約翰也想著尚有「稀薄的橫隊英雄」可以應用，故即遣他們以攻俄人，並坐盼他們能獲在半島之戰時所獲的勝利。但威靈吞的軍隊今所存者只有行伍的傳習及好多人仍在掮著的布郎—柏斯（Brown-Bess）式的毛瑟槍，此外則已一無所存。在當時反對諸將及軍部的聲浪極大，但戰事一告終，則舊日對於武事的不關心狀態又隨即恢復。陸軍的改革尚須再待12年之久，直到卡德衛爾（Cardwell）任首次格拉德斯吞內閣的陸軍大臣時始有改革。 戰事及國民生活 在政治方面，克里米亞之戰對於國民生活所生的影響並不雄大。因為科布登及布來特為批評作戰政策者，故他們受著一時的不利。但這並不是對於全體激烈派人為然，他們中之熱烈主戰者也很有其人。就大體而論，華族主政之制與其說是因了戰事增高了威望，還不如說是因了戰事減低了威望，因為作戰行動所表現出來的無效能實足為華族令名之累。《泰晤士報》（The Times）的羅素·威廉則創造了戰地通信員的新職業。他以文人而把前方將官的行動盡情的批評，此蓋為前此及此後的不列顛軍官所無須遭遇到者。他寄給《泰晤士報》的通信往往將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我軍的可駭狀態盡情宣暴，而敵方也可得知；此固於我為不利，但公開討論的好處在能激起輿論及國會的處置，而及早有所補救。於此危急之時，判麥斯吞之繼從不贊成作戰的亞伯爾丁而為首相亦為應然之事。 奈亭給爾及婦女地位 我國在克里米亞雖喪失2.5萬[15]的生命，然所保全於未來者實遠過此數。戰事的真正英雄實是奈亭給爾·佛羅稜斯（Florence Nightingale），而它最切實的結果則為近代的看護術，無論軍中及民間，以及關於有訓練有教育之婦女的地位之新觀念。又因了這個改良的觀念而於千八百六十幾年及七十幾年間有密爾·約翰·斯圖亞特（John Stuart Mill）的女權運動，奈亭給爾女士也贊成這女權運動，而有婦女書院的捐建及女子學校的改良，而女王半數臣民的高等教育亦居然得有相當的顧及。從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前凝凍的血濺的戰壕中，從初有的斯庫台里（Scutari）軍醫院中之慘狀中，不特國民對於士兵的性格該應有了較公平的觀念，即我們近代生活中許多別的事情也間接由此發生，雖然驟看起來它們似乎都和戰事的景色，和終歲常冬的高原上蓄髭不剃的英雄所受的災難相距甚遠，毫不相關。 義大利的獨立 在維多利亞時代中，不列顛外交政策要以在義大利為最有顯著的成功。戰爭固用不著，重大的戰爭危險也從沒有遇到。不列顛之藉以助義大利者僅為和民眾所表劇烈同情一致的外交正常行動；然而即此一舉，地中海中及歐洲的國際團體中已產生了一個獨立國家；其他列強縱不樂觀它之產生，然而其產生仍莫可阻止。這件大事替歐洲的政治團體除了一大痛創，並肇始了英意交好的傳習，而且義大利對我的友誼一直到它加入大戰之日長為影響世事的一個重要勢力。 1848年長外部者為判麥斯吞。當時不列顛對義大利問題的意見尚不一致，大抵以黨而分界。判麥斯吞是主張義大利自主的。他希望能以交涉的方式而使奧大利自動的退出倫巴底，他以為奧大利為顧及自身的利益起見也應退出。但在那個革命的年頭，判麥斯吞併不握有解決義大利問題的鑰匙。他既為不列顛的負責大臣，他覺得他的首要義務為防止歐洲的大戰的發生，尤其是法蘭西可藉以攻侵奧大利，因而更開始一個征服及黷武主義之新時代的大戰，然而法奧苟不交戰，則事實證明義大利是無法進行它的解放運動的。 到了1859年夏義大利問題又告急迫時，判麥斯吞成立了它6年長的二次內閣。羅素是他的外相，而格拉德斯吞則為國庫大臣，即內閣中三大領袖中之第三人。他們對於其他問題意見固極不一致，然對於義大利卻無出入之處；由於一種可奇的偶同，「三巨頭」中個個對於意事有深切的認識，而和三人是時對於美德及近東問題的隔膜剛剛相反。因此他們在1859—1860年的緊要關頭時的行動又適當而又有力，而所獲的結果也極美滿。 英吉利對於義大利1848年時的情勢固沒有握著鑰匙，但對於此時的情勢則鑰匙在握。前此德貝貴族的政府雖嘗極力防免法奧間之發生戰事，但和加富爾的皮德夢特同盟之拿破崙仍和奧大利開了戰。他的目的在把奧大利的勢力驅出於義大利半島，而以法蘭西的勢力為替，不過所取的形式當令比奧人的和緩些，而於他所真表同情的義大利人也不致如前此之有害。他所願望者非建立一個獨立的單一的義大利國家，而是數個依他而存的義大利小邦。反之，加富爾則僅在利用拿破崙來驅除奧大利，於此而後他希望可以使全義大利解放而成一真正的獨立民族。在兩人中加富爾本較聰明靈敏，所以終獲勝利：但他如沒有不列顛的幫助則恐未必就能獲勝。 俄羅斯及普魯士贊助奧大利而反對義大利任何樣的解放，雖然自克里米亞之戰以來，俄羅斯的權力既無前時之盛，而其對奧的感情也大非昔比。在這個複雜的情勢之中，英吉利居然因能比拿破崙更透徹地，更同情地，擁護義大利的獨立統一，而給了加富爾以加鞭前進的大助力。自加里波的（Garibaldi）將西西利解放而後，奈普爾斯王國的反動政府及大部中意的教皇政府之崩潰竟跟著而來，即拿破崙也不能不勉強同意。他既不能讓奧大利之重把義大利征服，則對於義大利民族運動（於其方得不列顛政府的外交暗助及不列顛人民的熱烈鼓勵之時）之能澎湃全境，及義大利全國之一統於皮德夢特的君主，他也自然絕難加以阻撓。 丹麥問題 一個比較不幸的歐洲事變結束了羅素及判麥斯吞的時期。丹麥和它德意志諸鄰間因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即千四百年前大部英吉利人民所自移往不列顛之處[16]——的問題而發生爭執。就問題的本身而論，兩方本各有是非，如有和兩方都和好的第三者出而作無偏無倚的調人，則和平解決或非難事。但判麥斯吞及羅素舍此不圖而反大言地鼓勵「小小的丹麥」取它自己絕不能單獨維持的強硬態度，即俾斯麥所斥為虛聲恐嚇的態度。判麥斯吞嘗宣言侵略丹麥「將不僅發現丹麥為敵人」，但戰事真的發生時，它卻沒有一個同盟，因為我們尚未改革的陸軍實不能和普奧，甚且全德的軍隊決勝於疆場，而中年一維多利亞時期有名的義勇軍則只能充作防內之用，而尚不足以應外敵。我們也不能希望得著俄法之助，因為我們的外交新近已開罪了它們。 判麥斯吞的外交之收束 判麥斯吞的時代所以卒以一個蒙羞的挫折而閉幕。那事件的真正重要且比當時之人之所知者尤大，因為近代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全部意義須待1866年大捷奧大利，1870年大捷法蘭西後而才顯露於世。判麥斯吞好炫夸兼好取悅國人的外交表演已失了它們之用，如果再繼續下去，則在正在降臨的新世界中，在各民族正在藉近代科學及近代運輸的大力以作戰爭預備的新世界中，它們勢將引起無量的危險。 羅素伯爵 「兩名搗亂老領袖」中，判麥斯吞之先逝世，於政治史有極重大的關係。遂繼起為輝格·自由黨的首領者為羅素，今稱羅素伯爵。他雖嘗一度被呼為「終局的約翰」，[17]然他實早要把選權再度擴充，而使本黨自華族的輝格主義進於民主的自由主義。如果判麥斯吞比羅素後死，則他殆將反對這種的變化，而且或會和格拉德斯吞決裂，因為兩人無論於性格或於政策，都是背道而馳的。羅素則年事太高，在過渡的新時期內已不復能過於活動，故他雖居於首相的地位，而黨中實際上的領導則他一以委諸年富力強的格拉德斯吞。 格萊斯頓像 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國政治家，曾四度擔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格拉德斯吞和布來特的同盟 格拉德斯吞由此獲到了領袖的地位後即和布來特·約翰成立盟約。布來特是時正在力為都市工人及下層中等階級爭取選權，且為此項運動的首領，在這10年中勞工階級運動在政治方面之所以有力者，乃因他們之能和中等階級的激烈派人一致作戰，一致以要求兩都未獲的選權。嘗一度使舊日憲章運動受著靈感的階級自覺則已因時世較為榮盛之故而消滅不復聞見。[18]布來特在國中則為這個聯合運動的領袖，在議院中則為它的喉舌。他自己及他所擁護的正義新近都因他對於美國內戰所為判斷的準確而威望大增。對於美洲的南北之戰大部的輝格黨及保守黨政治家都多少偏向於南方，但布來特則極力地有知識地擁護北方的主張。當戰事正在進行之時不列顛的輿論大都可視各人在本國中為擁護華族政治或民主政治者，為主張較狹的選權或較廣的選權者而分。在大西洋的彼岸，「戰審」的結果已屬林肯·亞伯拉罕及北方民主政治的勝利，而它對於英吉利內部的政治也有極大的，雖然不易估量的影響。格拉德斯吞之為人本不受許多規則的拘束，所以他對內雖在猛向民主政治方面進行，而對美可仍為私淑南方之人。但美洲戰事結束，而判麥斯吞死後，他和布來特間的同盟一舉而將選權問題放在不列顛政治中重要的地位。[19] 二次改革法案 《二次改革法》通過的方式和首次的截然不同。統治及保守階級在這35年內之能漸習於變更，之能視變更為政治生活的常態而不復視為世界的末日，可由這個不同指示出來。我們幾可以說，達爾文（Darwin）當日爭論正烈的進化論在政治的自覺方面已得到了證明，已獲了勝利。 駱的反對 但這次也發生了一個極烈的鬥爭。格拉德斯吞所提出之授與勞工階級以選權的法案本極緩和。但上年選出的輝格·自由黨的多數本只有贊助判麥斯吞政府的使命，而沒有賦勞工以選權的使命。在駱·羅伯（Robert Lowe）的善辯而輕率的領袖之下，一群失意的輝格議員，即布來特所諡為「亞杜蘭的穴中人」（「the Cave of Adullam」）[20]者，竟和的士累利及保守黨聯合起來而共將這次的緩和的改革遽議推翻。即從他們的觀點而論，他們的戰術也很不高明，尤其因為駱氏公開的以工資階級智識道德之不如「布爾喬亞」為拒絕改革的理由。他對於這個有趣問題所發的不謹慎議論激起了勞工階級的公憤，因而要求選權的激動更比以前要激昂而可怕。工業大中心的職工會聯合了中等階級而共組盛大的戶外示威，戶外集會，而布來特則為最能叫座的演說家。當時政治集會本尚為稀有之事，這種組織的影響蓋亦可以想見。 的士累利及二次改革法的成立 格拉德斯吞的《改革法案》失敗後，自由黨的政府即行辭職；當時國會並不解散，保守黨人亦即行繼起。的士累利在德貝貴族新內閣內所處的地位等於數星期前羅素伯爵政府中的格拉德斯吞，他也是以國庫大臣而為內閣的主腦，為下院的領袖。的士累利之為人，只要他不在自覺地讓他東方式的幻想迷夢於某一種有用的使命時，常得把事實看得清清楚楚。他懂得國中的情況，他也見到它們需要一種基於讓步的解決。而且他對勞工階級比駱氏有較大的真正同情，在理論上他對於無選權的勞動者有時頗有譽辭，而對於選舉輝格黨人的僱主則轉嘆不如。固然的士累利新近嘗以格拉德斯吞擴充選權的辯論為「佩因·托姆的主義」而痛予詆斥，但佩因·托姆的也好，別人的也好，他現在只見得實行的時候已至，且無可再緩。 而且，的士累利除此而外並無別的可以抓住國會之道，因為保守黨自己不是多數，而自由黨的大部已不能再忍受下去而不見改革之成為事實。在國會以外，全國也正際於醞釀紛擾之中。維多利亞女王的意見也偏向於求一「解決」。德貝貴族當其少年為斯坦利時也嘗致力於《首次改革法》的成功，且嘗有「辯論的魯柏特」（「the Rupert of Debate」）[21]之稱，所以他現時也很願「欺騙一下輝格黨人」（「to dish the Whigs」），而「向暗處一躍」（「to take a leap in the dark」）。的士累利很能幹地解決了選權的問題並鎮定了全國的民心。他所成立的法律，照最後的修正，實比年前亞杜蘭派及保守黨人所認為過分而加以否決的法案要徹底得多。固然農業工人及郡選舉區中的礦工仍然沒有得到選舉權，但城市中的住戶選權實是《二次改革法》的惟一原則。它既是保守黨的提案，通過貴族自然不成問題。 克籃龐（Lord Cranborne）貴族，即日後有名的薩利斯布里貴族，並非是惟一視保守黨這次的所為為違背了黨的主義者。也許，我們與其把它看做叛了主義，毋寧把它看做政治善議的長進。無論如何，能以的士累利攻比耳之法反攻的士累利者此時實無其人。保守黨能不須乎內部的分裂而即接納這極大的變更，故它也能於民主的新世界中有了將來。但在1868年的選舉時，改革的利益仍屬於格拉德斯吞及自由黨。在保守主義的真正時代能開始以前，自由黨尚有一包含好些已經愆期的改革政綱急待實行。 * * * [1] 奧康尼嘗謂「他的笑好像棺材上放一銀盆」。奧康尼固不喜比耳，但比耳羞澀的容態的確易被誤會為冷淡及傲慢。他同黨之人因此不易和他接近，而他們1846年的叛離一半也可以此為解釋。但內閣中的同僚則知比耳較稔，故始終擁護，且成為比耳派人。維多利亞女王初時也不喜他，但於既知他之為人而後，即變更她的態度。 [2] 譯者按，此段意甚簡單，意譯極不必；故仍從直譯。 [3] 見上第682頁。 [4] 譯者按，照斯聘納蘭舊制，無出息的工人因有工資的補助金之故，每不以獨立為急，於是此輩工人常沉淪於極窮的狀態之中而不自振作。新的《窮民救濟法》廢除了一切的戶外救濟，凡極窮之民悉令入貧民工廠工作，此即所謂戶內救濟。立法者因恐工廠中人仍樂於此種生活而恬不知恥，故令廠中生活特別不夠舒適。 [5] 譯者按，即Dickens. [6] 見下面注⑩。 [7] 奧溫·羅伯欲工資階級不問政治的激動，而專注全力於半革命式的經濟行動，及社會主義。但他對於民主的選權從不十分關心，因為他本是一個有獨裁頭腦的僱主，為僱工們自己的好處起見，他自願把他們組織起來。但他和邊沁一般，他到了後日也感覺到社會是不能由上而下地改良的。 [8] 譯者按，指十鎊住戶選民。 [9] 威靈吞很合乎他個性地贊助比耳的大變政策，這並不因為他同意於後者的意見，而因為他對於後者之為大臣有絕端的信任。他退讓地說：「糟糕的番薯實促成此事，它們把比耳弄到如此地步」。 [10] 此法限制工廠中年輕人及婦女的工作時間不得過10小時；實則成年男子的工作時間也因此得了同樣的限制，因為工廠中輪值的辦法等等不能使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布來特之所以反對此法者由於此層，他卻並未反對限制兒童的工作時間；關於此節世人往往有誤傳者。輝格及保守兩黨對於《十小時法》都不一致，但13歲以下的兒童之保護早已在輝格政府1833年的《工廠法》中規定。關於全部的問題可讀Hutchins and Harrison的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及Hammond的Shaftsbury. [11] 譯者按，英國的度支部（Treasury）有極佳的傳習，然所謂度支部者當然又以國庫大臣為主要人物。譯為財政傳習不妥。 [12] 譯者按，即1810—1820年。 [13] 譯者按，Cerberus出希臘神話，頭甚多，尾形似蛇，乃守地獄之門的一頭凶狗。 [14] 譯者按，為《聖經》中人，以對於宗教漠不關心得名。 [15] 照奈亭給爾女士所知，就中萬六千人都死於管理之無狀。她將斯庫台里醫院中的死亡率自42%減至22‰。 [16] 見上第37頁及47頁。 [17] 譯者按，判麥斯吞及羅素皆為與舊社會以不安之人，而又皆年老，故反對者詈為「the two old ringleaders」.羅素·約翰貴族於提首次改革時嘗有此次改革為最後定局，永可不再更改之言，故被認為「finality John」. [18] 見上第721—723頁。 [19] 關於不列顛和美國內戰的關係，見下第744頁，745頁。 [20] 譯者按，亞杜蘭出《舊約》，為猶太的舊城，所以亞杜蘭之穴者，乃指斥腦筋陳腐之意。 [21] 譯者按，魯柏特親王以少年善戰名，見上第528頁及5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