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一章 托立的壓制及輝格的改革

國王：喬治三世，歿於1820；喬治四世，1820—1830；威廉四世，1830—1837。 谷法 和後物價的暴跌使許多農夫及實業家破產，而大批工人失業，工資的購買力之一時大有增加，也是於事無補。英吉利史中物價之因外國食料的輸入——此時尚只由歐洲而未自美洲——而受重大的影響，此尚為首次。意在禁止外國五穀廉價輸入的《谷法》（Corn Law）不特對於窮民為惡法，為侮辱，而營製造業的中等階級對之亦憤憤不平，因為他們也並不希望窮人將所得盡作餬口之用。所以工業的僱主及工人首次能聯合起來，以共同反抗地主階級藉壟斷政權而做出來的設施。 所得稅的取消 但是中下階級這首次的聯合運動不幸未久即告消沉，縱然也不是永久的消沉。窮人因繼續為貧困所迫之故，仍騷然思動，且在科柏特及韓德的靈感之下，仍繼續的為反抗統治階級的激動，馴至四年之後有彼得廬之變及《六種法律》之通過。但中等階級因他們的健將布魯安·亨利及國會的輝格領袖已獲勝利，已得強迫托立政府廢止所得稅之故，頗能知足，暫時亦不復問及政治。他們廢除所得稅的運動乃用請願為利器，全島各處城鄉「最體面」[1]的居民繼續不斷的上書國會，抗議和平時的所得稅，尤其抗議「大批視察員及間諜之強迫請願人民把一切所有盡情暴露」。在群情憤激之餘，政府亦不得不為所屈服。此次實為民眾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不幸民眾所主張者適在錯誤的那個方向。所得稅廢除而後，已經過重的間接稅比前益重，然而間接稅的負擔於窮富本無分別，故窮人的負擔亦更不堪。此種不公平的情形直到比耳於1842年恢復所得稅後始獲改正。 間接稅除了用以償付國債的利息於富裕的債權人而外，兼可用來支給薪俸及年金於華族的官吏及夤緣者，因此，科柏特於批評政治時輒將國債及夤緣奔競混為一談，而同加斥責。他常說，而且也不無相當的理由，窮人所納之稅全作增裕富人的私囊之用。在當時的激烈派看起來，「食稅人」（「tax-eater」）似乎屬於另一種的，而且只是半具人性的族類，他的利益也和「納稅人」的完全相反。所以居於反對黨的輝格黨及激烈派都希望以減政及減稅來救濟窮困，而並不想到平均負擔為較好的一法。但他們於《改革法》後登台時立即發現「減政」不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之最好方法。 科柏特·威廉 科柏特·威廉雖嘗關於財政及其他問題寫過一大堆不通的激烈議論，[2]但他在英吉利史中究扮演了一偉大而且有功的角色。他復興了佩因所嘗發起而庇特所嘗禁止之勞工階級的政治運動。而且他所復興的運動不是共和或雅各賓的運動，而是國會的運動；他替勞工者要求選權，他並指導他們從這方向以解除他們的困難。當1816年他勢力極盛之時，他有號令他們的權力，但他則叫他們少從事於暴動及放火，而多注意於政治的討論及組織。他的忠告，他們本也不會聽從，但他為極有天才的新聞家，在那初有報紙的時期中，他的一枝禿筆有絕大的力量，但他又為當時惟一能替窮人說話，而把他們的窮況表現出來之人。當時無論在城中或在四鄉，所有教國當權之人，在工人看起來，總是和僱主一鼻孔出氣，而和他們作對。他們無他們可以說話的講壇。他們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都無選舉之權。他們也不能有合法的職工組織，故雖為數甚眾，而在勞工市場中仍是毫無勢力。科柏特實為能作他們有力的喉舌之第一人。 科柏特·威廉是一老派的部爾·約翰[3]，是一篤念過去而酷好鳥語花香的鄉境者，是一推崇自由農民，及其耕具及草舍者。他既瞧不起外國人，又不尚理論，所以他初當新聞記者時，他為一個反對佩因及其「《人權論》」的一個反雅各賓派。但他見到，或自以為見到，英吉利人舊有的權利被當局者所竊奪而後，他立即以恢復它們自矢，而他初年的同道者則對他既怒且懼。他的《政治記錄》（Political Register）不特於籬下廠中有人宣讀於不識之無的聽眾之前，即「體面之人」有時亦加以披閱，激賞其尖刻而笑罵其無禮，然而既讀之後終不能不考慮其所言之有理與否，於是上等階級亦得稍窺見窮人的生活之苦。窮人的眼光中，所有別的人既似乎一致的在陰謀損害他們，壓迫他們，劫掠他們，詆毀他們，則他們對於科柏特的愛戴自亦可以想見。要對抗那一大群自覺或不自覺的強梁，也需要一個強梁。舊式的英吉利，方在過去之自由農民及野草地設麥酒肆的英吉利，於其最後一次的努力居然產生了這位光榮的，無可抵抗的大強梁：體雖笨重而無絲毫的懦怯氣，言行雖激烈，而不存絲毫的惡意。 反《穀物法》同盟的宣傳活動 反《穀物法》同盟以反對人物法為惟一目標，不談其他政治問題，也不提其他要求。它是實際上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壓力集團，企圖用群眾鬥爭的手段達到單一的經濟利益目的。 激烈主義 科柏特成為那個影響19世紀不列顛極大而毫不帶哲學氣味的激烈主義之師保。那個主義並不是一種理論而僅是一種精神——替窮人叫屈的一種憤慨。它雖時常和自由主義聯盟，而卻無結合；他和放任主義更少結合。籍了許多不同的政黨及政客之力，它居然通過了《工廠諸法》，廢除了《谷法》，強取了選權，教育自由，及言論刊行的自由，最終且能改變上等階級對於下等階級的整個態度。邊沁及彌爾（Mill）固比科柏特為明達通曉，然他們苟沒有他的贊助則必不能從他們的學者交椅上將英吉利丕然大變。 勞工階級運動的歷史，一自工業革命使他們有了自覺力以來，向盤旋於政治行動及經濟行動之間，互為更迭而沒有停止。初經滑鐵盧後的行動為政治的。在當時它尚無完備的職工會組織，且除了希望得到而尚未得到的較高的工資而外，也沒有任何經濟的政綱或福音為其聲援。[4]1815年的《谷法》似乎在挑動工人們去采政治的行動，所以為改良經濟的生活起見，國會的改革應為第一步的努力。 輝格黨的態度 這時候的中等階級猶站在外邊為中立者，而讓無組織的勞工，在科柏特及韓德的領導之下，和上等階級及政府的全力來決改革之役的勝負。輝格黨或可說是華族的自由黨，也是無力的旁觀者，因為它於國會的改革問題仍未有一致的意見。輝格黨人一方固痛斥托立政府的高壓舉動，一方又極不以激烈派的論調為然，然而他們自己也不能提出他們自己補救方法來以為代替。所以改革的一役此時仍完全操於利物浦，威靈吞及卡斯爾累的托立政府之手。 托立政府的反動 很不幸的，滑鐵盧及維也納和會的勝利者於應付內爭時卻無同樣的見識及靈敏。除了一味高壓外，他們別無其他政治或經濟的提議來可作補救。庇特反雅各賓的高壓固然嘗於戰時克制住了極小的多數，然今則竟以之來壓倒也許在國內占多數的反對派於平時。政府以大逆罪來控告暴動者，而以謀叛罪來控告印刷者及著作者，但中等階級的陪審團也並不老會照政府所控以定罪。間諜及密探，如著名的奧力味（Oliver）之流，則由政府密布於激烈派之內部。《出庭狀法》則宣告停止。所有的出版品俱須納一便士的租稅，不但激烈派的宣傳品固因此大受限制，即別的書報窮人亦無法購閱。在1836年以前凡值一便士的報紙亦至少須五便士才能購到——此誠為國會智慮之所擬定者！ 彼得廬 公眾的集會普通也在禁止之列。索性所有的集會一概禁止，那倒要好些，而彼得廬的慘殺也就無從發生。不幸集會有時是容許的，故大群能守秩序的勞工男婦有集會於曼徹斯忒的聖彼得廣場以要求國會改革之舉。但地方官則驟然的恐慌起來，也不暇問集會的內容，而遽命自由農民兵放起槍來，結果死者12人，而重傷的男女則有數百之多。 政府不待詳查即嘉納這個錯誤的慘案，但國民的多數則不以為然。不特激烈派及工人憤激異常，即安居鄉宅的輝格黨人及高坐華廳的商人亦為這殘殺同胞的暴行所震驚。國人稱此慘案為「彼得廬」，因為這樣一來似乎可以表示他們對於取得滑鐵盧的勝利者之感激已消滅一部似的。[5]它對於無論那一黨派那一階級方在長成的一代之頭腦都有極大的影響，因為它能證明反雅各賓的托立主義所采一味消極壓制的政策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但可以替代這政策的政策一時仍沒有找到，調和既是不可能，則秩序勢必嚴格的維持，因之是年冬有《六種法律》之通過。 彼得盧大屠殺場 這幅19世紀的作品描繪了1819年英國曼徹斯特發生的「彼得盧大屠殺」場景。當時地方行政官派遣了義勇騎兵隊前往聖彼得廣場，去制止政治改革支持者舉行的和平公眾集會。在接踵而來的恐慌騷亂中，11個平民遭殺害，數百人受傷。事件發生一個時期後，輝格黨要求進行議會改革。 托立黨人的失政 次年的二月又有伽圖街陰謀（Cato Street Conspiracy）的暴露。這為武力激烈派（physical-force Radicals）的陰謀，由替斯爾烏德（Thist lewood）所主持，而以乘內閣晚宴時一舉殺盡為目的。政府固因此得了國人若干的同情表示，然如一思及陰謀的凶慘，則政府所能引起的同情心實亦微薄異常。那年夏天諸大臣為迎合他們新繼位的主翁喬治四世，而助之離異喀羅林後（Queen Caroline）起見，又在上院中舉行離婚的大審。這個丑舉動更使他們不齒於人民之口。臣民對於王后的人格固也有懷疑者，但他們對於國王的劣行則始終無絲毫的疑問。固然他們當時只疑心而尚不知他有同時和兩個女人結婚之事，但英吉利人崇尚公平的意識究不能直國王部下，招致下流義大利人，以當全國貴族，證明其妻的不名譽之所為，而況國王自己又在公開地和別的婦人們同居？所以對付主後的「處罰案」（「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在沒有能提到下院以前即得撤銷。由克魯克善克·喬治（George Cruikshank）打頭的一班新起的漫畫家此時亦正在描繪喬治四世不復堂皇的面貌，及自由農民軍槍殺慘呼的婦女的暴行，而他們的殘酷正亦不亞於在季爾累（Gillray）時他們前任攻擊福克斯及所謂「雅各賓派」時的情狀。 喬治四世像 喬治四世（George Ⅳ，1762—1830），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國王兼漢諾威國王（1820起）。 自由的托立黨人 「王后審判」的失敗給政府以一大打擊，一時的空氣較清淨，而國人的心胸亦較舒適，於是托立的內閣又有一度的振作，而又得維持十年的政權。有三種情形是袒著他們的：一是貿易的復盛；二是在國會中惟一能和他們作對的輝格黨之衰萎；三是卡斯爾累的逝世；卡斯爾累的天才長於對外而絀於對內，然而他一日不離內閣，則新的而且較自由的一派托立主義之有力代表者坎寧便一日不能出頭得勢。 在此後的八年內，不特近二三十年來反雅各賓的嚴厲制度一蹶不振，即世人所認為自1689年以來向屬不列顛憲法的各部亦有破裂改變者。縱然舊有的選舉制度無法使人民任何的大部分得有直接的代表，但國會也不至於完全不能代表新時代的精神。在朽腐城市沒有取消而輝格黨人沒有得到公平的機會以前，舊日的兩黨制度縱然不能恢復，但多派的制度也不至於完全不能代表國中不同的各種輿論。在托立內閣本身中即有兩個派別：坎寧及哈斯啟孫（Huskisson）代表比較自由[6]的看法，而威靈吞及老年的厄爾登貴族為牢守過去者，而首相利物浦及善思的比耳則力謀兩派的和洽。然而即在威靈吞當首相，老派盡把敵人逐出內閣之後，他們也為時勢的潮流所迫，而不得不通過比坎寧本人所能提出通過的法案更要自由的法律。 托立政治末了八年的結果一為若干重要改革的成立，再為當權已逾一世之反雅各賓的托立黨之解體。在國會改革問題最烈的一二年中，有新的輝格·自由黨及新的保守黨繼它而代興；這兩個新黨在將臨的時期內彼此輪執政權而無斷。所以經一時期特殊的混沌之後，國會的生活又回復到兩黨之制，雖則在改革後的國會實代表較前更繁複的爭端，及較龐雜的階級和利益。 皮爾像 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1788—1850），英國首相（1834—1835，1841—1846），保守黨的創始人。於1829年實施都市警察法，建立大倫敦地區警察隊。 反結合法的取消 在托立末數年當權時所成立的自由法律中，取消庇特《禁止結合諸法》的法律實為重要的一法，然它並不是由於閣員中任何一派的特別主張，而由於輿論的轉移，及國會外那個傑出的激烈裁縫普來斯·法蘭西斯（Francis Place）機敏的活動，以及國會內那個激烈議員休謨·約瑟夫（Joseph Hume）的合作。普來斯在北部諸工廠區域中糾合了巨數同志以共上請願書於國會，國會議員受了請願書及見證人的包圍後，自亦不能無動於衷。 比耳 又一大串的重要改革應歸功於比耳為內相時所具的朝氣。比耳·羅伯為一近代式的郎克邑大製造家之子，他和執政的托立領袖發生關係蓋尚在哈洛及基督教社（Harrow，Christ Church）求學的時代。在少年時他即為英吉利鄉紳及僧侶，及愛爾蘭得勢一派得寵的政治經理人及說客。他畢生相好的友誼結於半島之戰正極熱鬧，而舊式托立主義正極濃厚之時。如果他延後十年始作政治生涯，則他也許會自認他是像坎寧或哈斯啟孫的一個自由·保守黨人。實際上他之屬於舊派轉使舊派所堅持的陣線遇危險時不易保守；如果他公然地加入對方作戰，這陣線之保守或轉可較易。威靈吞有一次嘗批評比耳，說他（比耳）所開始的戰役他（公爵）每不能預知其結束。這個批評對於政客的（以別於軍人時的）公爵自己固然更要確切，但對於比耳也無不公之處，只要我們照克倫威爾的說法再加上一句：「無人能比自己不知何往之人走得更遠。」英吉利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不能逆睹4年以後之事實，則已是英吉利逢到變動極快時一種常有的特色。 法律改良及文人警察的設置 1822年比耳代息德馬司貴族（Lord Sidmouth）長內政部後，政府高壓並偵探激烈工人的惡制瞬即取消，而各黨及各階級也從此得到較公平的待遇。比耳更將邊沁，羅密力（Romilly）及馬琴托士·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多年提倡的刑法改革制為法律；他廢除了百餘種不同的死罪。末了到1829年他又設立我國史上尚為第一次有的有效能的文人警察，這種警察因深得民眾之愛，故常被以親愛的名字見呼。他們能應付普通的罪惡，他們對於社會的效用極大；然他們也能應付激烈派的暴民，故政治的效用也不在社會的效用之下。到了此時，執武器的軍人可以無需，而僅執警棍的文人警察可作代替。他們不因沒有武器而遂不敢和暴民抵抗，故軍人的長處他們也有。然而他們又有軍人所不能有的便利，因為他們在事發時即可實行制止。自是而後戈登·喬治貴族式的暴動及彼得廬式的慘案可以永不發生，因為軍隊可以無須在都市中為維持治安而出動。兩年後改革法案怒潮中火燒布勒斯托爾的暴動，如果能有一百個「新式警察」來及早應付則必可消患於無形。不幸新式的警察此時只行於倫敦。但在一世之內此制已逐漸應全國的要求而推及於各處。他們的制服自始即采文人的藍色；他們在早年不戴頭盔而戴硬的高帽。 哈斯啟孫的善政 在同一時期中國家的財政亦經哈斯啟孫來整理一過。向有的關稅稅則，無論從稅收方面或從保護方面看起來，只是一亂堆不合科學的層積及不相聯屬的試驗，而處處於貿易有害。哈斯啟孫並沒有想成立完全的自由貿易，而且他的行動也受民眾反對恢復所得稅以裕稅收之限制；但他已經能大大的減除了好多貨物的入口稅，而他所保留者則都有條理及目的。只有一類貨物仍是神聖不可侵犯：在英吉利的政治中，一部分的鄉紳階級能一日的藉了朽腐城市以包辦權力，則一日的「谷是國王」。 哈斯啟孫又予嘗於過去百幾十年中使不列顛船只得以專利不列顛口岸商業的《航海法》[7]以首次的大打擊。那種人為的助力在先時容是必不可少的，即斯密司·亞當也嘗稱頌有加，但不列顛的航業到了現在已充分發育；故盡可不必再求助於它。《航海法》的完全去了固須有待於自由貿易成為國民政策而餘存的保護稅也一律廢除的下一時期，但哈斯啟孫已加以重大的變更。《航海法》所給予他們的壟斷權利取消後，不列顛的船公司及船廠主人亦不得不振作精神以改良他們管理及製造的方法。因為維多利亞時的不列顛在工業上處最優勝的地位，故海船之用蒸汽及鐵板實於它有利，尤其是它此時本已不易得到木材的供給。向外運輸而於全球各埠都可購得的煤炭也為促進不列顛航業的一大鼓勵。歷19世紀的餘年，我們的商航繼續的日增月進而沒有一厲害的匹敵。 卡斯爾累像 卡斯爾累（Lord Castlereagh，1769—1822），英國外相（1812—1822），曾協助領導反拿破崙大聯盟，並在1815年重繪歐洲地圖的維也納會議上起過主要作用。歐洲一致原則的主張主要是由他提出的。 卡斯爾累及坎寧 坎寧之代卡斯爾累而為內閣中主要的個人勢力給內政上的改革勢力以一種很大的鼓勵。在兩人都特别致力的外交方面，坎寧固沒有怎樣更動他前任的政策，但他畢竟和寡言驕傲的卡斯爾累不同，他不特常訴諸眾院的公意，他也好求民意的評判。在他當權之時，外交不復如格稜維爾及卡斯爾累時之為高年政治家的一種神秘。坎寧所采的新的公開方法到了判麥斯吞，格拉德斯吞及的士累利之世更大有發展，馴至總選亦有以外交問題而決勝負者。到了世紀之末，薩利斯布里貴族又稍稍回復卡斯爾累比較靜默的方法上去。 所以坎寧入主外政而後，外交的方法大有變更，新的方法實和新時代比前民主及比前好問的精神如出一貫。但不列顛外交政策所緣以進行的方向則一仍舊貫，所不同者步伐比前較快，而政策的自由立場及不列顛立場亦比前更是顯明更是著重而已。 卡斯爾累的政策 卡斯爾累既顯明地是一「歐洲人物」（「good European」）他自會贊成列強之按時會議以解決國際間的糾紛。但那時列強之不能代表人民猶之那時諸邦之不能代表各種族，所以那時的會議絕沒有逐漸成為有似我們今日的國際聯盟一類組織之可能。在反動的梅特涅及以反動終的俄皇亞歷山大的勢力之下，這些會議反而變為神聖同盟諸國政府的愚昧政策之清算所。神聖同盟諸國本以壓制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發動而聯合，卡斯爾累既不願見英吉利之被牽入於各國內部的警視問題，自不得不漸漸地和大陸的會議政治疏遠。他後因不勝工作的繁重而自殺。但他之絕不贊成希臘及義大利的獨立運動似可令我們預知他之決不會採擇他後繼者所採擇的自由政策。[8] 坎寧的政策 在一方面坎寧固是紹述卡斯爾累的工作者，然他究引入了一種反抗大陸各國反動各派的精神。他比卡斯爾累要感覺得深切些，即英吉利國家所擁護者為一種介乎雅各賓主義及專制主義間的制度，固不是前者，也決不是後者。少年時之他既嘗受不列顛精神的靈感而成為一能幹的反雅各賓派，中年時的外相遂亦受同一精神的趨使而成為大陸上專制王公的惡煞，而自由黨人的北辰。此時歐洲的諸帝王自波蘭西迄葡萄牙，正在利用前時嘗藉不列顛的武力及津貼而恢復成的權力來踐踏一切政治，種族，及文化的自由，英人對此自然不勝其憤激，而坎寧則深表同情於國人。當神聖同盟委託王黨及僧侶專權的法蘭西用武力來壓服西班牙的立憲運動時，英吉利的全國，無分階級與黨派，俱不勝其憤慨。但坎寧雖抗議法蘭西之侵入西班牙，他卻能聰明地避免采恐嚇的態度，因為恐嚇的結果非繼之以第二次的半島之戰，便勢必有不榮譽的外交退縮。 玻利瓦爾 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1783—1830），南美洲北部地區民族獨立戰爭中最為重要的領導人，也是整個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統治的革命運動中最為傑出的領袖。 坎寧像 坎寧（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國政治家，以其在外交大臣任內（1807—1809，1822—1827）和1827年擔任首相的4個月內推行自由主義政策而聞名。希臘獨立戰爭期間（1821—1832），坎寧給希臘人爭取從土耳其統治下獲得自由的鬥爭以外交支持，並保證最後建立一個獨立的希臘國家。 南美的獨立 但在西班牙問題的又一方面，就中南美殖民地反抗君主母國之一事而論，則坎寧有比較自由的處置權力，因為不得不列顛艦隊的默許，法蘭西或神聖同盟所遣的十字軍決不能渡大洋以征服波里瓦爾（Bolivar）所率領的叛徒。而且南美的獨立於不列顛有物質上的利益。西班牙對於英人和它美洲殖民地貿易所設之限制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向為極麻煩的問題；如果殖民地自身能成獨立國家而和不列顛處於和好的地位，且願於和它的商人貿易，則激成掘類克之戰，燻烤海賊之戰，及窩爾坡爾時「貞琴茲的耳之戰」的痛心事便可一勞永逸的解決，永遠的除去。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列顛工商巨子之願見南美獨立確不僅在為新的英吉利工廠所生產出來而堆積如山的貨物找到新的市場，他們對於自由的勝利也的確有誠摯的熱誠，對於科克藍（Cochrane）之贊助叛逆政府而於智利及秘魯沿海獲得驚人的巧捷也真的有充分的愉樂。凡是英人也無一不樂見法蘭西人及剛愎自用，嘗作偽誓的斐迪南七世之重受失了美洲的重罰。當坎寧在眾議院中作他已產生了一個新世界以助復舊世界的均勢之宣言時，他實是在對上述的各種民眾情感而發言，故民眾亦立即為他的聲援。無論何時都愛舊世界甚於新世界的厄爾登及威靈吞則大不樂見他們同僚之變成一個民眾的鼓動者，而托立黨內部的分裂遂亦更深而更甚。 門羅主義 就宣告並保護南美的獨立之事業而論，英吉利及合眾國的政治家和人民極為一致。門羅總統嘗趁這個機會來立下他極有名的，且於日後極關重要的「主義」，他否認歐洲國家於已有的土地而外尚有在美洲大陸另得新的領土之權。這個「主義」固為當時對於神聖同盟各國的一種警告，然同時也不啻是對於不列顛日後行動的一種限制。坎寧頗不喜歡這種論調，他及繼他而起的他的徒弟判麥斯吞都不及卡斯爾累對美之有好感，有如後者在加拿大國界除兵問題中所表示者。[9]但在坎寧之世，英美間的爭端尚無發生，故暫時英語種族的兩大支能完全一致。但我們也不要發生誤會，使法蘭西或神聖同盟不能削平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亂者乃是不列顛的艦隊，而不是門羅總統的「主義」。 希臘的獨立 除了中南美極廣的面積外，世界政治地圖上的較小的某一點也至今留存著坎寧手觸的舊跡。希臘的獨立大部須歸功於坎寧。在利凡特他當然不能一手抹殺歐洲列強的意志，有如他在大西洋彼岸之所為。幸而關於希臘反叛土耳其一事，神聖同盟各國的政府也彼此不能一致。奧大利固始終如一地贊助能代表「反對革命」的一面之土耳其，但俄羅斯則一因私利攸關，再因向表同情於巴爾幹各民族之故，力主擁護東方耶教徒的利益。法蘭西半因宗教及文化關係之故亦同情於俄之看法。因此英吉利的態度所關極大。威靈吞步卡斯爾累的後塵，故為幫土耳其者。但不列顛的公眾則已深為擺倫之慷慨捐軀所感動，而當時的文化又是十分的「古典」，故他們把希臘的「愛國盜」（「Klephts」）捧作色摩比利（Thermopylæ）的英雄。坎寧則有一極幸運的思想，他以為與其讓土耳其的虐政繼續下去，毋寧設立一獨立的希臘國家以擋住俄羅斯在利凡特的侵略。他這種鼓勵民族主義以克制俄羅斯野心的政策，就希臘而論，固大是成功，然不幸不為此後不列顛政治家所繼續採用。因懼俄羅斯之故，判麥斯吞，羅素及格拉德斯吞於克里米亞之戰時，20年而後的士累利於柏林會議時，俱犧牲了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利益。 坎寧的政策，就希臘而論，到了他死後的數星期後，科掘靈吞海將（Admiral Codrington）所統率的不列顛，法蘭西及俄羅斯聯合艦隊將土耳其艦隊火毀於那瓦里諾灣（Navarino Bay）外時，總算成定了大功。神聖同盟之為歐洲政治中的一種勢力亦隨此次的大火而熔化。威靈吞於備位首相時嘗嘆那瓦里諾為「失態的一件事」，但他也不能若何限制它的影響所及。 坎寧的自由傾向 坎寧充利物浦內閣的外相時嘗大大的激發新英及新歐浪漫的自由主義，所以於輝格首領尚不能有力地領袖不列顛的進步黨派之時，他成為他們目中的大英雄，更所以於利物浦因病乞休，托立內閣分裂，坎寧組織內閣，而威靈吞，比耳及厄耳登所領導的一班老派拒絕參加時，新的首相竟能在國會中得到過半數的輝格黨人的幫贊助，而在國中也博得自由派人的好感。不幸數月後他自己又復逝世，故他的內閣也無何種特殊成就之可言。然它之得以組成已是一個解散老黨重組新黨路程上的重要步伐。大多數坎寧派的閣員，如同判麥斯吞及墨爾本（Melbourne）不久即脫離舊黨而改隸氣象一新聲勢復盛的輝格黨，而《改革法》亦卒由此新黨通過。 然而坎寧直至死時仍未變其反對改革的態度。所以他之死去也許轉加速了政治改變，他所嘗孜孜發動的政治改變的速度。他為英吉利惟一能再使朽腐城市延長若干年之人，他死後再無別人能阻住潮流，而改革派遂亦轉入好運。當坎寧及哈斯啟孫當權之時托立黨的政府及未改革的國會似甚有領導國家前進，以適合新時代的希望，但這個希望被威靈吞的高托立政府所斬絕淨盡。 宗教平等 但在政黨以對於改革問題的態度而完全改造以前，公權上宗教平等的原則已得到了重要的勝利，即反對這原則的威靈吞及比耳內閣也不能不為時勢所迫而讓步。維新的潮流其來也誠有一瀉千里之勢，所以窘迫失措的大臣所處時有遷動的地位亦無一可以堅守。在1827年時坎寧為應付本黨起見尚有聲明他的內閣決不取消《鑑證法》，也決不理會解放公教徒的法案之必要，雖則他自己本是主張解放的，然而十五月而後，執政時嘗以「決不投降」為言而極端托立的威靈吞內閣已不得不將兩種救濟法案都予通過。 使公教及抗議教違教徒不得充任國家或市府公職的《鑑證法》自查理二世一直被教社視做聖約之匱（Ark of the Covenant），且為它接受革命解決及漢諾威繼承的條件。它之因羅素·約翰貴族的動議而廢止只有符號上的重要，而沒有即時發生的重大關係。在國會及城市的選舉充分民主化以前，異教徒極少得任公職的希望。和1835年的《市會社法》及1867年的《二次改革法》聯在一起後，《鑑證法取消法》始發生充分的重要而予違教徒以政治上全部的解放。 公教徒解放及托立黨的分裂 次年政府有更堪注意的屈服。在過去的12年間愛爾蘭的人民嘗有公教會（Catholic Association）的組織，以教士為司令，而奧康尼·達尼爾為總司令。政府中人雖無一不反對這個運動，然而人民的一致也有不可當聲勢。一個只有一種無教育的農民階級的民族，如果能有一偉大的領袖統率起來，則其整齊一致的精神必非別的大群之所可及，而況愛爾蘭人合群的天性又深得數百年的高壓所砥礪。奧康尼要求公教徒的解放，要求羅馬公教徒得有充任兩院議員的權利。滑鐵盧的勝利者不敢和愛爾蘭的公教會交綏。為實行減政及減稅起見，不列顛的陸軍已縮減到最低的限度，以之對付飢餓的工人及放火的農民而保護在不列顛的財產尚嫌吃力，更何能遣之對付愛爾蘭人？此為一因。此外，威靈吞向來痛惡內爭的流血，故最不願對內用兵，雖則他常常不到最後，便不肯讓步以避免流血的慘劇。比耳及威靈吞之降服於奧康尼使高托立派譁然大怒，因為兩人本受了他們的委託以保持一切舊制者。威靈吞在初為首相時確嘗把政府中所有的坎寧派人，及所有表同情於公教徒解放之人驅除出外，乃才過一年而他自己即為解放的實行者，亦無怪高托立派人的憤憤。自此而後托立黨分為互相仇視的三派——坎寧派，高托立派，及窘迫不安而又不能不助政府者。威靈吞政治戰役中戰略及戰術上的錯誤終究替他所最懼的事物——真實的國會《改革法》及真實的改革內閣——辟了堂堂的大道。 羅素像 羅素（John Russell，1st Earl Russell，1792—1878），英國首相（1846—1852，1865—1866）。在（1846—1852）這一屆政府中，他規定各工廠採取10小時工作日，創立了全國公共衛生委員會。但由於黨內分裂和領導不力，未能使城市工人獲得選舉權。第二次任首相（1865—1866），亦因擴大選舉權問題倒台。 葛累貴族 葛累貴族查理，雖自福克斯死後向為輝格黨名義上的黨魁，然已多年未能充分盡反對黨首領的責任——至少從我們近代的對於政治首領的見解判斷起來。他諾森伯利亞傍海鄉宅的幽閒舒適，再加上了它的藏書室及他的十五子女，能給他以韋斯敏斯忒所不能給他的吸力，故他在鄉宅之時亦日多。但當他少年盛氣之時，他嘗力促福克斯於1792年宣告贊成國會改革，更因此而促成福克斯和波特蘭（Portland）及和追隨柏克以加入反雅各賓一邊的一群輝格脫黨者之分裂。葛累本信廢除朽腐城市，重行分配議席將為救護不列顛國會政府的必要方法，這個信條他亦從未拋棄。但他已多年不談他的信條，因為他以為如果只有勞工階級的激烈派人高談改革，則改革的時期尚早。他信只要一旦人民自己能「認真地，熱烈地」顧問這個問題——他的所謂人民當然特指「堅強而體面的」中等階級——則這個問題便可復活。時機今已到了，所以這個老年貴族也遵守了他自己所說的話而毅然復出，他中斷了他鄉居的生活而替不列顛取得了他少年所嘗熱望的改革國會。他之東山再起大非他友人意料之所及，而大使他敵人恐懼。 國會改革運動 在1830年時國會改革的運動似乎為當時環境的自然趨勢而不可阻遏者。工商業的又逢凋疲，市鄉的勞工階級因無望而發生的橫暴，中等階級之恐下等階級的造反，及一般人之深信僅僅壓制之不足以避免意外：凡此種種都為促成改革運動的理由。大眾因公爵領導無方而對於托立政府之絕望，及巴黎七月革命除了專制的查理十世而卻沒有發生1789年社會騷動之好例，更使大部的英人生改革的決心。自鄉紳以迄御車者，自棉紗大王以迄紗廠工人，人人都在討論改革的必要，雖則改革的意義及著重之處出入極大。關於新選權的範圍及性質，意見極不一致，但對於朽腐城市之憎惡則全體一致。它們的主人在昔本為世人崇禮，但今則被呼為「城市的惡販」（「borough-mongers」）而不齒於眾口。新的工業區域及舊的農村區域，應多多按財富及戶口的比例而遺派代表，也成為共同一致的輿論。各階級之聯合一致以反對朽腐城市，可於阿特武德·托瑪斯（Thomas Attwood）所主持的柏明罕政治協會（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中充分的表現出來。在40年前的柏明罕暴徒尚搗毀改革者的住宅，但它今日的市民則已一致的主張此米德蘭的首城應有選派代表出席國會之權。 輝格領袖及布魯安 葛累及幼一輩中傾向較為急進的副將如羅素·約翰貴族及達剌謨貴族等，皆以為由輝格國會黨來領導這個運動的時機已至。國會中華族的輝格領袖以重行分配議席及各城市一律設立10鎊住家選權兩大要點為號召，而一躍地為全國中等階級的輿論的領袖。因為有了工業革命，故中等階級的勢力已數倍於18世紀之時；因為衛斯立主義之發展，故異教幾已占宗教世界的半數。輝格華族之能以改革的選舉制度為基礎而復成中等階級的領袖將成為未來一世中不列顛政府中最安定的成分。可以代表輝格華族及中等階級的同盟者首推那個平民布魯安。布魯安為「有智識的中等階級」之領袖及激動者，他的堅決而又生動的相貌蓋不啻是「機械及智能的進行」（「machinery and the march of mind」）之新時代的現身。他已和輝格領袖及《愛丁堡雜誌》有密切的關係。1830年的輝格內閣當然不能沒有他的參加。如果他為當權時的同僚之明達可靠能如為反對黨時的戰士之勇武多智，則他可為新時代的大政治家；但他在位時的成績無在野時的有價值，他竟流為新時代最偉大的怪僻人物。 輝格黨人及中等階級兩者的同盟尚有別人參加。墨爾本和判麥斯吞等一班坎寧派人[10]及年輕的斯坦利（Stanley）和格累謨·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Graham）一班代表北英「體面」階級的獨立派人新近皆得到一種信條，即欲救英國非有一種緩和的國會改革不可。在1830年的秋季，他們仍希望威靈吞能給國家以所需要，但他的「現有的代表制度得著國人的全部信任」及改良非人智所得及之宣言，使緩和派一一離他而它適。經這個有名的宣言而後，斯坦利及格累謨立即和輝格黨人成立暫時的同盟以實現國會的改革，而坎寧派的墨爾本及判麥斯吞則成為公認的輝格領袖，且終他們之世而不變。威靈吞的內閣竟無法進行，而高托立派更於重要的表決中投了反對票，以報復威靈吞及比耳通過《公教徒解放法》之大仇。1830年11月公爵之政府被推倒，而新立的且得民眾歡心的「海員國王」（「sailor King」）威廉四世立命葛累組織基於「和平，減政及改革」三大政策的內閣。 首次改革法案及各階級的態度 葛累貴族的內閣之人選是華族的，但此華族內閣實包括國會中幾個最能幹最前進的議員在內。由達剌謨貴族及羅素·約翰貴族秉承葛累而擬制，而由阿爾索普貴族（Lord Althorp）領導通過於眾議院的《改革法案》，雖則自來即有不徹底的批評，然在當年固嘗使它的友好仇敵俱驚駭於它的革命性。它誠如托立黨人所譏，它誠為一「新的憲法」，如果政權之擴充及於新的社會階級及新的區域可算更動了「憲法」的話。 一下便盡數廢除全體朽腐城市的法案本從未為國人所逆料，故它的發表一方引起了全國自地極角迄格洛特·的·約翰驚異及熱烈的歡呼，一方則趨只料有一緩和提議的托立黨人於憤激的反對。最有勢力的勞工領袖及組織者，如普來斯及科柏特之流，極力贊助「這法案，這法案的整個，而且除了這法案外無別的」，因為他們深知欲通過授勞工階級以選權的法案於當時的下院是絕不可能的，而且在當時輿論狀態之下也是絕不可能的。但他們也可以預知，如果輝格的法案能通過，而擁有薦選城市的已定利益之遠年舊製得以推翻，則勞工階級的選權也總有取得的一日，即輝格黨人口口聲聲以「最後」為言也是不相干的。然而要使輝格法案通過，已非各階級聯合一致不可，因為貴族院按憲法有否決那法案的全權，而它又有不顧一切危險以運用權利的決心。 新獲選權城市中的中等階級之上層及肆主們對於十鎊的居宅選權已能完全滿意，因為他們不必再需要其他。中等階級其餘仍無選權的一半只能於新獲選權的工業區域中希望得有間接的代表：曼徹斯忒及瑟斐爾德（Sheffield）既能代古舍藍及康華爾的小村而得派二名議員於國會，則《谷法》的取消終亦不能歷久再不實現。但鄉紳及佃農們卻忽略這層的危險，他們自己已經滿意，前者因各郡議員名額之增加而滿意，後者因佃農選權之成立而滿意，（這種選權在農村選區中增加地主的權力者轉比減少了者為多，）故他們也贊成這法案。[11] 1832年《改革法案》無病而終 這幅當代諷刺畫題為《改革者向老病樹發起進攻》。1832年的《改革法案》不僅擴大了選舉權，而且剷除了許多「腐敗選區」，因此被廣泛認為阻止了英國革命的威脅，使之無法實現。 我們驟視起來有些奇怪，為什麼由全體地主及半數中等階級瓜分政權的一種提議會得到民眾如許熱烈的擁護？但是「打倒朽腐城市」的口號確能聯合一切的人民，只除了許多直接間接占著舊日分配製度的便宜者，及誤信《改革法》會引起廢止國教廢止捐建的教社僧侶。實則它連強迫教社稅的廢止及大學准許異教徒入校的兩事都沒有引起，直到選權又有一次的擴充後，這兩事始獲實現。中等階級在1832年法律中所取得的政權實在太不完全。 改革法通過的進程 經15個月大不列顛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政治大激動後，《改革法案》居然打破貴族的抵抗而通過。第一次的緊張為國會的大選；大選的結果，法案的多數自單薄不可靠的一人突增到136人。第二次的緊張為貴族院以41人的多數把法案否決；反對方面大都為托立黨新近封立的貴族及多懼的主教。那年冬天農工[12]區域中又有極壞的經濟衰疲，虎列拉也正在盛行，而民眾對於貴族的憤激幾有使社會橫決之勢。幸而布里斯托爾的暴動使有識之人頓覺危險之所伏，而暴烈的運動亦遂為各地模仿柏明罕而起的政治協會所克制。然協會之存在也含蓄著真正內戰的恐嚇，如果法案歸結仍是不能通過。 《改革法》的最大危險就恐怕它的勞工贊助者一旦放棄不顧，而另作他們自己的運動。則國家勢必大亂，於力爭秩序之恢復時反動便不難繼起。幸而中等階級已一改他們對於政治多年的冷淡，他們決意於托立及輝格兩黨因互斗而將社會破壞以前趕把法案通過。全國的和平亦誠繫於法案的通過。所以威廉四世——在別位國家的航行者所從未經遇過的颶風中，他縱心亂而尚不失為一誠實的船員——到了最後也親許葛累以運用他封立貴族的特權，來使法案通過，且女王安也嘗有過封立大批貴族以助托立政府成立《烏得勒支和約》的先例。但到了最後一刻時，威廉忽又遲疑起來，他轉請託立黨人執政而提出他們所自願的《改革法案》來。此為末次緊張有名的「五月諸日」之所由起。葛累貴族辭職不干，而國人在一星期之間亦深信威靈吞之將以兵力來治國。各大城市也都預備抵抗。但比耳則看清鬥爭之無望，故葛累又凱旋地返執政權，國王允於不得已時封立貴族作為復職的條件。 這使《改革法》得以終獲通過的末次緊張，給了「新憲法」中的民眾成分以一種戲劇性的注重。統治階級之所以肯讓步，而近代《大憲章》之所以搶得，豈不是全體人民努力的結果？自此而後國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翁。但「國民」的政治範圍尚須由好幾次的選權來繼續擴張，雖則次次都不及首次的暴烈。10鎊的住戶及佃農決不能長為「國民」的全體。他們統治國家的時效權蓋尚不及舊日城市主人之大；如果後者的已定利益尚可為國民和平的謀反所推翻，則前者的壟斷更何足道？ 蘇格蘭的改革 舊日的代表制度在蘇格蘭，更比在英吉利為惡劣；在特威得河以北，即郡的選舉也是有名無實。從政治上說起來，蘇格蘭可看做一個極大的朽腐城市。1832年蓋尚為蘇格蘭人首次於刻克（Kirk）而外，得到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年。《改革法》的直接影響為1833年的《城市法》（Burgh Act）。根據此法，蘇格蘭人得有於15世紀以來第一次民選的市政府。 市會社法 英吉利須等到1835年才有它的《市會社法》。國會的朽腐城市的廢除勢必做到市政府的朽腐城市的同樣廢除，因為它們雖一在中央，一在地方，而都是同樣的弊制。但在舊局面下決不能成立的1835法律實比《改革法》更是民主，它一舉而給所有納稅的人民以參加新市的選舉之權。到了此時英吉利團體及會社生活的冰河時代總算截止，而群社的生活也開始依新經濟社會的實際需要而改造。邊沁·澤里米（Jeremy Bentham）的精神至是也磅磚於大地，雖則老人家本身已屆臥床垂死之年。他的實驗問題——「究竟這有何用」——世人竟以之陸續地加諸這個及那個年遠期長的荒謬制度。王家委員團以及它們報告的時期也隨著輝格黨的改革內閣而開始。《市會社法》即是初批果實中的一個。 但這法只對較大的城市為有效。至於農村區域則直到薩利斯布里政府於1888年建立了民選的郡議會時為止，仍受治安法官的行政管理。地方政府之有兩派適和都市英吉利及農村英吉利不同的精神相吻合，當新興的都市區域已充滿了民主精神之時，農村社會在心神上猶附屬於鄉紳階級而未能自立。 1835年的《市會社法》於地域方面固極嫌不夠徹底但它在主要的都市區域建立了一種受民眾的監督而能徵收地方稅的有力機關。這個機關漸漸地成為各種新業務的集中；歷19世紀的餘年，市會社的法定權力蓋在永遠繼續不斷的加增。到了最後時，它幾有權可以應付所有和地方政府有關的事務，它只不能有準開酒館之權和司法之權，因為這二者英人總以為不宜由民選團體行使的。在1835時很少的人會逆料新的都市日後會得教育人民的子女，會得供給公眾以水，火，電車，甚或住宅，或會得變成大規模的企業者及雇用勞工者。 自1835年起槐特和爾政府各部和地方民選團體間的合作也漸漸發達起來；中央一方監督地方的行政，一方又由度支部以人民所納的賦稅來補助各地地方稅之不及。凡此種種雖非1835年大膽一致的輝格立法所能逆料，然究因有了那立法而後可能。工業革命所產生出來而尚無管束的社會效果因此才稍稍得些調劑，得些補救。然而所謂「減政」者試問將從何處著手？那個萬靈膏藥蓋不得不消滅於無形。 《工廠法》 1833年阿爾索普貴族通過了第一次有效力的《工廠法》，將兒童及年輕人的工作時間各予以法律上的限制。這個法律的一大優點為政府視察員的設置，法律可以由視察員來監督執行。這一優點時人雖未加注意，然實為社會公益之整個新發展的起點。 奴制的廢除 《改革法》的又一直接效果為不列顛帝國內奴制的廢除。《奴制廢除法》通過的1833年，威伯福士亦即逝世，但他的工作已有驚奇的完成。在他末了的數年中，反奴制的運動已改由伯克斯吞·托瑪斯·福威爾爵士（Sir Thomas Fowell Buxton）作活動的領袖，而布魯安則為吹號作大聲者。當威伯福士初起反對奴制後，擁護奴隸貿易者實為布列斯托爾及利物浦兩地重要的不列顛航業利益。[13]但自奴隸貿易禁止而後則擁護奴制之在英吉利本國者已極少，而在殖民地者較多。奴隸即不能再自外邊運來，然仍可從存貨中培養，所以西印度及其他熱帶殖民地的墾植者深感廢除奴制的危險，奴制廢除，則他們行將破產。但他們之進行擁護並不得法，他們對待黑奴或偏袒黑奴的傳教士也不佳；他們的橫暴激動了不列顛人民的公憤，而當時十分有力的違教及福音主義的宗教世界尤甚。照1833年的《奴制廢除法》祖國自動的以2000萬酬給奴主為放奴的代價。 比利時的獨立 輝格政府的又一大成績為比利時問題的解決。1830年時比利時隨巴黎是年的革命而反叛荷蘭，它不願再依1815年諸和約而和荷蘭合做一國。比利時的反叛半是自由的，而半是僧侶的，但實受法蘭西勢力的鼓勵。東歐反動諸強國自然深惡1815年的條約之被破壞，尤其被民族的反叛所破壞，它們願以神聖同盟式的高力來壓倒叛民。但不列顛則並不這樣想法，尤其在葛累任首相，判麥斯吞任外相之自由政府當國之時。不列顛顯反對法蘭西勢力之樹立於比利時，無論其所采的方式為歸併或為法蘭西親王之入主新國。巴黎的極端愛國黨當時正在咆哮叫喊，「公民國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及其大臣們費了好大的氣力才能把他們之勢稍殺，而接近英吉利的可能增加。至於他之所以必須和新的自由的英國要好則因為俄奧普三強之對他不睦。當時的比利時問題誠是棘手難辦而又險礁四伏的問題，幸而經若干的危機之後，各國俱能承認以薩克森·科堡·皋塔的利奧破爾得親王（Prince Leopold of Saxe-Coburg Gotha）為比利時人的國王，而問題亦得有滿意的解決。親王和不列顛諸大臣私交甚篤，而又為日後維多利亞女王最親昵的舅父，所以不列顛亦可沒有閒言。到了1839年時判麥斯吞更完成了他前數年的努力，他和列強間成立了解決荷蘭·比利時國界爭執而共同尊重比利時中立的一個條約。比利時，大不列顛，法蘭西，俄羅斯，奧大利及普魯士皆為這條約的簽字者。由此一舉，不列顛在尼德蘭又得了一個它所不必害怕的國家，而它的防止有足以加害於它的勢力之存在於萊因河口的長期不變的政策又有了數十餘年成功。 * * * [1] 譯者按，向國會請願者每自稱「最體面」（「the most respectable」）的公民或居民。 [2] 科柏特於論及1826年時的亥德公圓隅（Hyde Park Corner）時嘗寫道：「那個善於阿諛的布魯安所稱做『本時代的大將』者即住在離此不遠的地方，而『英吉利貴婦』們的裸體阿溪里（Achilles）亦植立於此，其像基上的『威靈吞』數字粗巨而惹眼，而余字則極小極小；所以國內鄙劣的食稅者及以國債為賭博之人每當走近這個銅像而屈伏為禮時，輒會想到此即大將自己的銅像！」譯者按，「本時代的大將」（The Great Captain of the age）及英吉利的阿溪里皆為威靈吞的美名。英吉利上等婦人尤其視威靈吞為勇士，故她們也被牽入。總之此段目的在詆毀威靈吞而已。當時英人的大部敬畏威靈吞如神，乃科柏特仍可信口詆毀，於此亦可見英人言論的自由，即在反動時期，仍極寬大。 [3] 譯者按，John Bull即英人的別名。 [4] 向不主張政治的行動的奧溫·羅伯（Robert Owen）於此時尚是一個慈善家的僱主，而不是一個平民的領袖。和平初復的幾年中，他尚在力勸其他的僱主及內閣國會改良廠工的生活狀況及教育。他以為此種改良於僱主及國家兩有利益，他在他自己的紐·拉那克紗廠（New Larnark Mills）的經驗足以證明他主張之非誣。如果他們在當時能聽他之話，則我們今日當可活在一完全不同的世界。 [5] 譯者按，滑鐵盧及彼得廬同以忒羅（terloo）為結束，但滑鐵盧及彼得廬都為習慣的譯音，致有此處之不方便。 [6] 在19世紀中葉以前，「自由」尚不是一黨的名稱。它只表示一種具有進步的看法之人，無論他是激烈派人，或是輝格黨人，或是坎寧派的托立黨人。 [7] 參看上面第481頁及487頁之注。 [8] 關於卡斯爾累及歐洲1815年的解決，見上第656頁，657頁。 [9] 參看下面第743頁，744頁。 [10] 哈斯啟孫為又一坎寧派的領袖。他於1830年9月參加曼徹斯忒·利物浦鐵道的開幕典禮時為一引擎所斃。是時他正在和葛累接洽合黨之事。 [11] 在1832年以前英吉利每郡只有議員2名，而城市的名額則有400名之多，其中的大半都為朽腐城市的代表。《改革法》所取消的200名朽腐城市的議席中，輝格黨人在1830年時占有60。這200議席，140經完全取消，其餘60則改歸新的10鎊選權的選民推舉。在極少數的城市如普勒斯吞及韋斯敏斯忒中，選權因有了一致的10鎊規定而轉多限制，以致那幾處地方的勞工階級轉喪失了本可享受的選權。 [12] 上年11月輝格黨人初握政權時，南部數郡中嘗有「末次的農民之變」。他們的目的在要求每日二先令半的工資。飢餓的農工者固然暴動了，但他們不殺人，也不甚毀壞產業。但恐慌失措的輝格黨人則治他們以酷刑，有些被絞死，而被徙至澳大利亞即家人亦不知在何處者約有450之多。 [13] 見上第667—6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