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概說
國會機械的適應
國會的華族政治在首先三個喬治之下嘗將不列顛的海權發展到納爾遜撒手時程度；嘗失了一個海外帝國，但又立了一個新的；嘗圓滿了蘇格蘭對英的關係，但也使愛爾蘭永不能和英親善；更嘗使工業得以無阻地在英發軔，但是沒有想法來約束它對於社會的影響，也沒有能預先見到它的政治上的涵義。輝格及托立兩黨的華族，於久執政權之餘，嘗完成了一種新式的政府機械，使整個的機械依內閣及首相以行動，而國會之統治亦居然極有效能起來。因為有了此制，故英吉利的眾議院卒成多次和專制君主政治交戰中的勝利者，且在庇特及卡斯爾累之世，更能打敗拿破崙本人，給歐洲以和平，並替大不列顛爭得了百年的安全。
使這個國會的內閣政府的制度適合於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的社會事實乃為後期漢諾威諸君王時，繼庇特及卡斯爾累而當國者的任務。欲完成這個任務，他們發現須先後准中等階級及勞工階級參加政治，准它們和舊日統治階級同執政治的機械。如果不能有此種因應，則國會政府的制度將破滅，而階級之戰將發生。彼得廬及《六種法律》（Six Acts）的時候，這兩種危險本似已無可逃免於將來。
但英吉利人政治的天才常能助他們逃出若已絕望的境遇，自1688年以來不列顛蓋尚未有過革命之事。他們能逐漸的走向平民政治，既很少會疾趨而進，更絕不會開倒車，所以政治的權利能不須突然的變化而擴充及於全體人民。這個大進行之所以能成功，一因各階級及各政黨在大體上都有正確的政治見地及和易的相處精神，再因維多利亞時代為不列顛內獲昇平，外無隱憂的時代，而其中葉更有空前的繁榮，最後更因全體得有選權而後，國家亦嘗於私人及各教派所經營之缺漏不全的教育制度之外，更立普及教育的大計。
兩黨制的仍舊
就大體而論，上述逐漸更新的工作仍藉兩黨制以成就，而無需於新創的機械。英吉利兩黨制度的獨有傳習在托立黨壟斷政權的數十年內本差不多已降為多派的制度，但在1830—1832年的《改革法案》之時輝格黨人又得了新的口號及新的黨綱以整飭他們的陣容，而兩黨又各有各的團結，各隨時勢的變遷而和新的社會勢力聯盟，新以繼舊，舊以啟新，五光十色，變幻莫定。
我們所以能將維多利亞時的自由及保守兩黨一直追溯到查理二世的輝格托立兩黨而無有間斷者，全賴教社和異教間之一直互相敵視。教社一日猶壟斷著某幾種的特權，則那個為日已久之宗教上的兩元制亦勢必一日的於政治上的兩元制中有反應。此所以歷200年之久，本來無甚分別的兩黨居然能永遠保持它們間不同的傳習，時代盡可變更，而傳習仍是不變。19世紀開始時勞工階級的運動本和異教有一部分的關連，而在是時猶完全站在國教教社的勢力之外。所以政治之有宗教之分使勞工階級的激烈主義和輝格·自由黨攜手；他們一方藉了黨以爭得政治的選舉權，一方又利用他們自己的職工會，合作社，及幼稚的社會主義以求經濟的及社會的改良。19世紀中葉時英人大多數之猶信宗教而卻不奉同一的宗教，實為當時階級競爭及政黨競爭中的安定勢力，雖則因此之故，英人又多了一種爭論的原因。
會社及團體生活
但國會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逐漸適應於新時代的民主性質僅為必要的適應工作的一部分。如要解脫新社會於危難，如欲使四千萬人民的生活，在七百萬人民所嘗視為不易生活的島國中，逐漸的改進，則非創造種種新的組織不能成功。18世紀嘗以富於偉大的人物及個人的精力有名，但它的會社生活及團體生活則昏沉而缺乏生氣。19世紀一反前世紀的狀況，不特舊有的國會，城市，教社，大學，學校及吏員得了新的民主精神的淬礪，而新的團體——無論公立的或私辦的——之創設者亦不計其數，任何一方面的生活蓋都有團體來相輔而行。19世紀是職工會，合作社，互助社，協會，董事會，委員團及委員會的時期，有一種的慈善或文化的目的，幾即有一種組織，即不能說話的獸畜亦不致落空而無保護的團體。就會社及團體生活新花樣的創造而論，19世紀盡可和中古比擬，而就自助及個人創造的精神而論，它也不會視18世紀而瞠乎其後。19世紀所產生之大人物的芳名單常為世人所傳頌，然它所產生之新組織的一覽表必更繁長，而且其重要亦不會稍次。
官民間及中央地方間的合作
政府及人類活動在此時演化出來的新花樣誠過於複雜而不能於此書中作簡要的申述，但有好些猶為我們現代生活中所習見之事。民族新的機械的特色之一即為一方私人慈善事業及政府監督發生密切的相互關係，而它方地方及中央政府間亦發生同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到了維多利亞女王末年時已可顯明地看得出來。國會及地方政府開始能為群社的全體謀利益，而國家愈是能對於私人在教育，醫藥，衛生以及無數其他人生事業，發生解事的興趣時，一種國家補助金，強迫執行，及監督的細密制度——藉了度支部發給地方團體的補助費（Grants in Aid），國家對於勞工及生活狀態的視察，工業保險及近代教育制度等等而施行的——亦應時而生。私人的或人民自願的經營，得了國家的協助之後，做成種種在歐洲全由國家經營或沒人經營的事業。
員吏制度
中央及地方政府間，私人及國家企業間變化無定而又十分複雜的相互關係之所以能維持在極適宜的基礎上者，則大不列顛的員吏之功實不在小。他們有日積月累的知識及經驗，又有極好的傳習；19世紀中葉後的20年內，公開競爭考試制度採用而後，他們的進身也不復是政治的援引，而是人才的選拔。這個用人制度固十分新奇：然而它的成功卻也十分顯著。
不列顛應付新時代諸問題的方法甚能顯出實行性的創造力，且和本國的傳習亦完全一致，而取決於大陸上的諸種運動者則極少。國會的制度本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政府亦依不列顛的方式而改革充實；工廠視察，職工會主義，合作運動皆始自不列顛；員吏制度則沿本國的傳習，而其考試制度更為特有色彩。
婦女的地位
人類，民治和教育三者進步，而工業方法丕變而後，大批勞動男女之工作於公司及工廠又引起了婦女地位的變更。婦女的教育在昔幾完全被人忽視，但經六七十年而後，則已可和男子的頡頏。她在家族中的地位亦為法律所提高，而在實行上及輿論間，則改變者更多。所以到了最後，連選舉權之賦與也不復被視為荒謬。
和平的厚賜
以上種種的大更動如無不列顛在19世紀中所享的太平繁榮及安全，則決難不經大難而即能成為事實。除了克里米亞之戰（the Crimean War）而外，不列顛常用的政策為不參加大陸各國的互爭，所以自滑鐵盧而後，它有40年可以恢復實力。均勢的狀態一時又告成立而後，它又無挺身以御志在征服歐洲的某一強國及其屬國的必要。[2]
同樣的，我們和合眾國間的關係雖日趨重要，而自《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以來從未離開和平的途徑；縱有若干不做美的憾事發生，然亦未致於決裂。卡斯爾累及門羅（Monroe）早年之能同意將合眾國及加拿大交界間兩方永遠撤除武備，實為促進美滿關係的一大原因；因為兩方各不設武備，故界線縱老向四方沿長，爭端縱常恆屬嚴重，而用兵之舉仍不致發生。又一個和平的基礎則樹于格拉德斯吞之時，他之肯將亞拉巴瑪（Alabama）案交付第三者仲裁，實為避免兵戎相見的善法。我們於瓜分非洲及亞洲的土地時和法德兩國發生的衝突，雖在世紀的末年往往呈危險的狀況，也常因和平的仲裁或協議來解決；此則多半要歸功於薩利斯布里貴族，因為他為主張和平才是不列顛「最大的利益」者。
移殖及帝國
所以和平及維多利亞女王一朝不列顛商工業驚人的繁榮實為解決我島嚴重的政治社會新問題之絕好條件。不列顛主要的關心既不是作戰，也不是備戰，而是它日增月累的對外貿易及它屈拉法爾加和滑鐵盧的戰勝者所傳給它之新的殖民帝國。拿破崙戰之後不列顛的人口過剩及當時尚無何種工業保險足資救濟的失業，兩者俱逼英吉利人及蘇格蘭人成千成萬的向外移殖。在19世紀的上半，這種出移民中很多是農業工人或半農業工人，故樂於領得土地而躬自耕作。快到世紀中葉之時英吉利種族才因英吉利農村生活的衰敗及近代都市生活吸力的增加之故，而有變成不願留居於土地也不願移植於土地的城居種族之危險。
到了20世紀開始時，各殖民地已成為自治地，實際上即新的民族。它們於享了五十年或不止五十年完全的對內自治權後，開始以獨立民族的——加拿大的，澳大利的，南非的——眼光來應付世界的問題。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列顛政治家在19世紀末年帝國主義運動正盛時所抱的希望，即帝國可以團結為一種聯邦的希望，竟不能成熟而實現。當帝國於1914年8月與德意志宣戰而遇到它又一次的大危機時，它僅恃共同的利害及情愛為團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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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者謹按就全書的篇幅而論，19世紀所占的似未能和其重要相稱。方成過去之事之不易有準確的透視自是簡略的主要原因。同樣的，本卷的史值恐亦不及以前五卷。但關於第一個的缺點，閱者可以著者的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782—1901）補充。
[2] 法羅登的葛累貴族（Lord Grey of Falloden）於他的Twenty-five Years，1892—1916年中論及我們於1886年以後和當時稱雄歐洲之德奧意三國同盟的友好關係時嘗說道：「在理論上大不列顛向不反對某一集團之稱雄於歐洲，如果那個集團能有利於和平及安定。他的第一著的計劃通常總為與這個集團以贊助。只有那稱雄的強國變成侵略者，而它以為它自己的利益也發生危險時，它才會為自衛的天性——即不是熟慮的政策的話——所激動，而加入爭鬥，以恢復均勢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