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七章 喬治三世時的經濟生活

國王：喬治三世，1760—1820。 工業革命 在英吉利始於喬治三世，而自後且擴及於人類世界之全體（雖則程度有差）的工業革命及其對於生活狀態所引起的變化實為史家所難於著手的一筆。在工業革命以前，經濟及社會的變遷固然也是有進無已，但它的進行好比一緩緩流動的河流；到了瓦特及史蒂芬孫（Watt，Stephenson）時，則它好比堤水閘旁邊之水，滔滔下瀉，令觀者深感不寧。而且它不但流動奇速，它也永不於底下積成水池而回復其固有的緩緩不急的流動。它至今仍是瀑布。法蘭西革命固然也是劇變，但經十餘年而即達止境，但工業革命則可再繼續數百年之久而不止，創造新的經濟及社會生活以替代舊的，更創造更新的以替代新的，如是層層出新，永無止境，而史家亦永不能說：「這個或這個是近代英吉利的常態。」今以交通為例。在百六十年之內四種不同的文明——騎乘用路，運河及大車路，鐵路，及汽車路——已新陣代謝而為我人移動的方法。 經濟史之難求翔實 因為缺乏統計的及經濟的材料，故早日的史家轉易於作史，不過他的範圍不能不狹小，而他的推論也不盡可靠。藍皮書（Blue-books）[1]的時期始於19世紀。大不列顛的首次戶口調查在1801年。我們的經濟材料到了工業革命首期的中年時始屬可靠，所以喬治三世末數年以前大多數英人的物質狀況我們實少估量的資料。經濟史家所給予我們一幅科柏特時英吉利的圖畫，自許多重要的方面看起來，固十分不能悅目；但它為英吉利社會史的電影中的首次「特寫，」所以任何早一時期的一幅準確而合乎實情的圖畫之是否能不會像那幅圖畫那樣的觸動今代人的情感，我們殊不能說定。以誠實為懷之人決不肯以近似武斷的語調來答覆這問題。 自然，你盡可置農村生活於都市生活之上，而痛惜於農夫及匠工之大都已為修補機器之匠所填補；然你如反過來而稱美都市生活也同樣的可以言之成理。我們固應一致傷嘆機制物品之失卻形體的美觀及外表的多樣，一致傷嘆風景之被工業主義所損壞，而昔日貧富都可賞鑒的最純粹的賞美快感之不復存；但如沒有近代的機器，則不特4200萬的眾庶不能生存於1921年的不列顛而仍得享受其舒適的物質生活，即千四百萬生活標準在我們今世視為極低的人民亦將無法生存於1821年。 戶口的增加 附帶於機械的革命，及經濟組織的改變，而生的種種變化中要以大不列顛人口在喬治三世一朝約自750萬至1400萬餘的激增為最惹眼目。但人口的增加和當時工農革命間的準確關係，無論孰為因果，卻不易答覆。某幾種的解釋在前時曾得公認，但到了今日又發生疑問。我們務須記得在同一時期內塞爾特愛爾蘭的人口也有異乎尋常的增加，然而在塞爾特的愛爾蘭工業革命固尚未發生。如以人口的激增歸功於「斯聘納蘭」按兒童數目以地方稅補助工資的制度亦不妥當，第一因為那個制度於1795年始行開始，於好些年以後始充分有效，第二因為它從不推行於蘇格蘭，愛爾蘭或北英，然而那些地方的人口，其增加之速絲毫不下於英吉利中南兩部「斯聘納蘭」諸郡的人口。而且自1790年以後，生產率稍有減少；戶口的繼續增加乃賴於死亡率的銳減。 1760年以後人口空前的激增由於早婚及較高的生產率者少——雖則這兩者在1790年以前也嘗有相當的影響——而由於增高的生活標準及因醫學及醫術的進步而獲保全的生命者多。製造品之因有新的機械發明而較前便宜實為生活標準提高之一部分的理由。至於醫學醫術的進步則成績更著。疫癘之不再光臨於它向日所特別照顧的我島；血斑病及天花之先後克制；因田土泄水而寒熱瘧疾之減少；清潔習慣的進步及廉價棉衣的服用；倫敦及別地公共衛生之比前進步，雖然豪厄德[2]的時期在今人看起來仍是十分不講衛生；尤甚於一切者，醫院的增多及改善和產婦嬰兒之得受較佳的醫藥，及產蓐病，驚風，軟症及別種嬰兒病之因而減少：凡此種種俱為18世紀及19世紀初年的特彩。[3] 也許在20世紀將至以前，歷代的生產糙率向少變更，而人口在近代的增加乃由於社會之善自保生；這不是不可能的。在喬治三世的末年法蘭西的死亡率高於英吉利者有百分之二十之多。英吉利在18世紀後期時盡多瑕疵，但那時也為科學，清潔，及人道大有改進的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史家，如馬可雷（Macaulay）等，之深以民族的社會生活及舒適之能繼續不斷的進步為榮，終亦不見得會比近人工業革命隨帶產生較苛刻的生活狀態之見解離全部分的真相更遠；兩者蓋各有一部分的真實，然而都不能代表全部分的真相。生死統計本不是惟一的考慮根據，然而就它而論，則它對於舊派人比較樂觀的見解並沒有什麼不利。[4] 集市 這幅插圖描繪的是英國林肯郡勞斯的一個熱鬧集市。它創作於托馬斯·馬爾薩斯（1766—1834）正在撰寫有關人口增長著述的年代。 運河及煤炭 但是，這些及其他在今尚未明了的原故即可以引起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增加，而所增加的數百萬人口決不能在我島，甚或在殖民地中，維持他們的生存，如果沒有新時代的農業及工業改革的話。如果舊的經濟制度在1760以後仍繼續不變，我們誠恐連已有的700萬居民也不易繼續享著他們向日的舒適。不列顛林木的用罄已在產生一種燃料荒，而令許多人家無力生爐，並驅冶鐵業遠適美洲及斯干條那維亞未經開闢的森林地。那時的不列顛幸得運河來解救困難。藉了運河的深入，南英內地的家庭火爐及黑國（Black Country）[5]一帶的熔鐵爐灶皆得了煤炭的供給。 羅馬時代[6]而後運輸上的首次大改良替工業革命也開了一條必需之路。自喬治三世初年起，一個運河網漸漸的伸張到各處，於是倫敦藉它沿海的地位及自海運來的煤炭而得坐享的種種利益，別地亦得同享。最後，運河且遍及於全島，但股息超過一分的運河幾盡在北部及米德蘭的礦業工業區域，或則為銜接泰晤士流域的諸運河。因為所謂「內地航行」（「inland navigation」）[7]之制宛如近代航海的商艦，它也得藉運煤以發財。鐵道在其初起之時，其用處亦在助煤炭的流通，故其敷設每以銜接運河或補助運河之不及為準則。但在史蒂芬孫·喬治的早年，有識者早已能料到運河在英吉利之不會長命。 運輸 該畫展示了1831年間從曼徹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車正在運載著牛、羊、豬駛過英國北部地區的情景。 馬路及馬 因為同樣的理由，平坦堅硬的馬卡丹路（即碎石路）之光榮是短命的，而自倫敦大客店的院中開往巴斯，或和力赫德（Holyhead），或約克，或格勒那·格麟（Gretna Green），或奔駛於窩爾忒爵士的蘇格蘭大道，每小時疾駛12哩的得爾·呼（Tally-ho）[8]驛車和不可一世的御者亦不長久。碎石路和當時的運河也同屬資本主義家集資合辦的公司，故旅客也須逢卡繳納路捐，以充股東的利潤。但築路運動也深得郵政部之助，郵政機關蓋為各部中之首能對於政府向公眾所負的義務作近代的見解者。英吉利馬路上愉樂及疾速的生活到了拿破崙之戰時始臻至善之境，但20年而後鐵路的倡用又明示它的末日不遠。那時馬也得到了萬眾熱烈的崇拜，何恩卡斯爾賽會（Homcastle Fair）則為它的麥加（Mecca），而獵狐者，御驛車者，及賽馬時的騎手則為新宗教的教士。國民為這最高貴的畜生所傾靡的時期固不甚長，卻是十二分的英吉利。後世至今仍有惓惓於那時代而視為「嬉樂的英吉利」之最末一世者，這種人蓋已忘了那時也為彼得廬的時期，而工業革命的流弊方在最嚴重之時。 紗廠的漸興 我們於考察過去的社會狀況時，誠不易將花樣繁雜，而於同時存在著於複雜的民俗生活中之新事舊事——記在心裡。我們有時以工廠制度為喬治三世末數年主要的特點，但它雖是新的特點，雖有偉大的將來，然除了一二區不計外，它尚未有勝過其他一切的發展。郎卡邑的棉布業固已一躍而起，首有利用盆寧斯河水力而起的小規模「磨坊」，[9]繼有下流平地中規模較大而機械較全的紗廠；利物浦因為由美來的原料由此入口，而行銷海外的製造品由此出口，因得為新工業的海港之故，亦有同樣的發展；然在彼得廬慘案的那一年，英吉利的人家之有人參加棉業者尚不到二十分之一。農業猶為最大的職業，而建築業及家庭服役次之；織毛的工作猶尚未完全屬於工廠，雖則紡織機已將農民中許多勤勞婦孺的農舍工作破壞；猶為國中最大行藝的裁縫業及製鞋業也屬於家庭工業而和工廠無關；而業賽馬，御馬，養馬，販馬等等之人其數也必可觀。 工業革命不是一個事變，而是一種進程。威靈吞時代特有的而且有力的不列顛乃是新舊生活狀態混合的結果。19世紀逐漸前進時，為數較巨的人夫始逐漸為機械服務，為大企業馳驅，而工廠之制亦年有擴張，而家庭及戶外的職業則逐年減少。幸而在工廠成為代表的工作場所時，它的最壞的弊病也在以次改正；自1833年而後國家視察及規制之權愈增加，則工廠的情形亦愈改良，且能令在家庭中工作的舊式工人欣羨不置。 紡織廠 約克郡的設菲爾德區鋼鐵生產基地 冶鐵及機器師 喬治三世時最大的，比郎卡邑紗布業更大的，發展要推於米德蘭西部各邑造成黑國之化煉鐵礦的革命。在四十年之中鐵在不列顛的產量增加有十倍之多。黑國為這個新發展，及日益依賴煤鐵而生存的各種五金器，磁器等等的工業之主要場所。全島各處新的企業如蜂起，如潮湧，而又各得力於瓦德·詹姆斯的蒸汽機之助力。一種新的行業——近代的機師——亦隨鐵及機械而產生。偉大的經濟變動對於工廠中的童工及煤礦中的男婦童幼也許尚沒有多少的好處，但卻創生了一個薪資甚優，教育頗高，而為數極眾的工程界，而他們的專門知識亦深為散處全島各工業的僱主們所無任欽佩，所樂於就教。泰因河畔的史蒂芬孫大族蓋即屬於這個依工資為生的階級。那位火車頭的發明家出身本極貧賤，於17歲時始知識字讀書，故絕無「布爾喬亞」的色彩可言。將臨時代的格言為「自助」或「機會自由」，而它的德澤也並不為「布爾喬亞」或中等階級所專利。新時代的成年教育蓋以在「機師的學院」[10]所習者為起點。 北部的發達 自盎格魯·薩克森時期而後，英吉利西北半壁，即古代的麥細亞及諾森伯利亞，之能和南部東部的五穀地及倫敦和其附庸各郡，重要相比擬者，今尚為首次。[11]到了機器時代時，即東盎格利亞，索美塞特及科次窩爾山地一帶舊有的紡織業亦不能當北部谷地有力的競爭。向為邊境流寇，封建家人，及牧人所先後為家的澤地今則成為近代式的財富及專門智識之中心。這個地理上均勢的移動將為下一時期中要求改革政治及重行分配國會議席的主要原因。但當拿破崙戰正酣之時及戰事結束後的十多年內，新興的階級方專注於財富的積聚，故未嘗認真地反抗華族之壟斷政治社會，及擯斥他們之參加。集中於新的工業區域內的無產階級雖為窮困所迫而趨附於科柏特及韓德（Hunt）所領導的激烈激動，但在他們未得中等階級的贊助，或沒有他們自己合法的職工會組織以前，壓服他們也是不難的。 廠工及礦工狀況的惡劣 歷喬治三世一朝動力既愈趨愈大，男婦亦愈向克來德河畔（Clydeside），北部煤區，郎卡邑，黑國，南威爾斯，倫敦等等的工業區以及人們可以得到開河造路的「航行」工作的任何其他地方集中。在這些工業區的四鄰本來十分微小的農作工資亦得增高若干，而非別無它種雇役可與競爭的遠鄉可比。然而新的工業的無產階級之狀況仍是十分惡劣，而且拿破崙之戰又引起了劇烈的經濟起伏，以致物價，工資，及雇役俱流動無定，而他們的狀況更惡劣難堪。 1848年某工廠內毆打童工的畫面 新經濟制度第一期中的弊惡固極嚴重，然它們只是舊弊的集中增厲，而不是新生的弊惡。煤礦本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礦工的居住，工資，及工作時間亦素向是可駭的惡劣刻薄，預防意外之法既絕無僅有，而遇有意外發生時亦無多少的調查。[12]在1815年以前，達剌謨及諾森伯蘭的礦中向無調查死案的習慣。在蘇格蘭，則快到18世紀收束時，礦工仍是賣身的工奴，儘管這種情形極難令人置信！即在英吉利，婦孺也於黑暗潮濕的礦穴中工作如牛馬，其狀況亦有不堪以言語形容者。工業革命驟把開礦的人口大大增加，而他們的狀況卻沒有先為改良，所以開一新紀元的《礦業報告書》中所述的虐待情形深能使較前重視人道，較前富於求知心的一世感受不安。赤貧的兒童前時在布郎立格太太及克萊姆斯·彼得家[13]長似的愛護督責之下，所受待遇當然不至過於嚴峻，但在新時代則他們的僱主可為一個堅苦備嘗的北方工人而藉資設立紗廠者，他自然只知叫他們拚命工作，而不會有良心的譴責。有父母待養的兒童之「自由工作」[14]亦正在自家庭趨於工廠；在大多的情形——雖則未必是所有的情形——之下，這種改變，在1833年有了工廠檢查以前，自然也只能由惡變成更惡。這時期中窮人的困苦如和前世的窮人比起來究作若何的比例，我們因對於前世無確切的事實之故，不易估計。但此時好多窮人之絕對的不堪則是毫無疑義的。 人民的移動 趨向工業區域的移民實代表大不列顛自1760年以後居民的繼續增加所產生出來的人口過剩。他們成為新的工業世界的人力，他們縱須「為麵包而垂首鞠躬」，他們仍樂於逃出只有坐餓待斃之農村的英吉利，蘇格蘭，威爾斯及愛爾蘭。至少自斯圖亞特時以來，愛爾蘭人的入移久為倫敦生活及英蘇收穫時的一種特色，但它在漢諾威時它更成為顯著的行動。中歐及東歐的猶太人亦開始作大規模的入侵，所以到了18世紀的終局倫敦已有二萬之多，且大多均屬極窮者。幸而在19世紀時美洲吸引這兩種種族之力更大，不然英吉利群社中猶太人及愛爾蘭人的混合必將更甚於現有的混合。愛爾蘭人的生活及工資標準本極低下，故他們之來有促成貧民區之功。他們在倫敦所居的地窖至少和他們棄在昆涅馬洛（Connemara）的茅舍有同樣的御風避雨的功用，而麵包及牛乳餅總比番薯為高一等的食品。半因他們有降低英吉利工人本就十分可憐的工資之傾向，故攻擊他們的暴動常發生於倫敦及農作手中。大不列顛民眾在戈登·喬治貴族之時及後此好幾十年中之所以對於羅馬公教徒有深烈的惡感者，工農對於愛爾蘭勞動者的仇視蓋即為原因之一。 鄉村工業的衰滅 工業中心人口的增加和被雇的機會既然同時並進，可見英吉利人之自農村區域入移為無可置疑之事。但鄉村本身的經濟同時亦在生極大的變化，而鄉人向城市出移的步伐亦多方受著影響。此時的變化有兩層：一為機械及組織發生革命後，工業自鄉村向都市區域的移徙；二為公共田地及公開田地之被圈圍起來以多種五穀。這兩種運動聯合起來便革了英吉利農村生活之命，但兩者間卻沒有因果的關係存在。 工業革命引入機械，因此更助成了工業之集中於工廠及都市區域，而兩類的鄉村工業亦遂漸漸的為革命所革除。第一，農家的婦孺再無從從事於紡織及其他的農事以外的副業；第二，村民向日全時經營的職業，例如造鐘，織籃，造車轎，製革，磨谷及釀酒，制鞍，製鞋，裁縫，及織布的民族大工業等等亦不能維持下去。這些工藝中有幾種專為供給鄉村自己的需要，有些本可供給全國及世界的市場。但自喬治三世即位起的170年間，不列顛的工業幾已悉數搬到城市之中。 工業及手藝的遷移使鄉村重又只有農業，有如《土地調查書》的時代。農村的眼光重又狹窄起來，村民的知識及獨立性重又低減。近年的學校教育固然給了他以單方面的補救，但在百年以前英吉利的鄉村尚無像樣的學校。工徒制度及技藝在舊日本為有力的教育勢力，但今則漸在消滅。它們所賴以生活的工業既離鄉村而它適，許多本可自立的家庭也不能不如窩次衛斯（Wordsworth）「可憐的蘇省」[15]溪旁的農舍， 她舉世惟一喜歡的住宅， 而掩沒於近代城市毫無異致的街道中。其留居鄉下而受農夫之雇以作田事者則因家中別無副業之故，再不能堅求工資的提高，也不能另有所獲以補充他們所得的工資。19世紀鄉村生活的單調多半由工業之移往都市區域，而這移徙在英國終且比在歐洲任何一國尤為徹底。 圈圍的必要 喬治三世去世時工業之離鄉村它徙僅成功了一半，而土地的圈圍則比較將近於完成。國會以個別法圈圍公田及公共荒地的時期約和喬治三世一朝相適合，雖則在兩端不無前後出入的餘地。 中古早期公田耕種制度[16]之至今猶存於米德蘭及東盎格利亞產谷最盛的區域實為不能再予容忍的反常狀態。圈圍可以增加生產，最後並可繁殖人口的好處在推鐸爾及斯圖亞特時已在好多的區域中充分表現[17]。到了老庇特時島上人口開始驟增之時，五穀生產的增加成為國民最急切的需要。我們須知在拿破崙戰以前俄羅斯或任何其他海外的國家仍不能大規模的供給不列顛以五穀，所以我島如不能自給，則必至餓死。 所以在喬治三世一朝米德蘭及東盎格利亞，及北英和蘇格蘭田勢的大部都變為棋盤的式樣，無數以籬笆或石牆「圈圍」起來的田地猶如棋盤的格眼。當時的式樣已和今日無大異。島的極東南部及西方好多群邑則在早幾世紀即已成為棋盤式的田勢。[18] 圈圍的善果 喬治三世時的躉當圈圍，猶之推鐸爾及斯圖亞特時零星圈圍，給農夫以整塊的業田，而使之得有改良農業的可能。改良的機會也並不錯過。18世紀為「改良地主」的時代，他們既肯投資于田地，復肯研究，實習，並推廣科學的農業及畜牧之智識。馬而外，牛羊在這個「改良的世紀」的英吉利亦臻於最完善之境。舉凡在公田制度下儘是不可能的人工草，根產物，及種植五穀的正當方法今成為一般英吉利農夫的常習，而不復是他們中偶有的成績。新農業的預言家為楊格·亞搜爾，而它的代表角色則為「諾福克的科克」（「Coke of Norfolk」）。科克為一忠實的輝格黨員，而喬治三世的仇人。自美洲革命以迄比耳做首相的60年內，他為有名之和爾坎（Holkham）的主人；（他把一片多沙的兔囿改成為模範的田莊，而不列顛及歐洲各處的農業家都來此參觀）。他的租稅自2000增至2萬鎊，他成了巨富，而同時又得四鄰的愛戴。 蘇格蘭當喬治三世初即位時猶為無籬無樹的大地。它不像中英，它不是大村鄰立的國家；它像北英，它多小村及散處的農莊，而四鄰儘是荒野。蘇格蘭地主的權力極大，佃戶往往只有一年的租期，且隨時可被斷租。但科學農業的精神在蘇格蘭更比在英吉利為有力，故地紳們常利用他們的權力來把田地圈圍，而耕種採用近代的方法。長期租佃的新規則有鼓勵農夫力圖自立之功。蘇格蘭之堅實的農家屋宇，田地間的牆，以及墾植地蓋皆為喬治三世初年以後之物。 農村的威爾斯在此期的變化較英吉利及蘇格蘭為少，因為在塞爾特的山地中圈圍和農業同年，而並不是本期中的特有運動。但威爾斯正在養成它自己的「黑國」，沿南岸一帶所開之煤可直驅于海。 圈圍運動為飼養日在繁殖的人口之必要步驟。它不但增加了投資於莊產的地主之財富，即在運動中充他們主要經理人的大佃戶亦大大發財。科柏特為極不滿意於當時的現狀者，但他亦深為喬治三世末年過舒適生活之農夫的數目所動容。這班農夫住於新而漂亮的磚屋——即常稱為「滑鐵盧農莊」者——中，去市場時則駕一二輪的單馬車，食桌上有酒，而客室中則有鋼琴可供女兒之用。然而這些都是財富，舒適及教育大有增進的象徵。舊式的小「耕農」（「husbandsman」）雖久已在減少，但也尚未完全消滅。1831年的民情統計告訴我們全體業農者之中，不受僱亦不僱人的耕者和僱人的農夫及他們的僱農比較起來仍占一與六之比。即遲至1851年，大不列顛的農莊仍有蘭分之二在百英畝以下。 圈圍對於農村窮人的惡果 圈圍固是一種必要，但圈圍之地並沒有能給大家以同等的利益。窮人所得的好處實太過於微小。我們已經講過鄉村工業的它遷，他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窮困俱由於此故。但圈圍的方法常失之於未能充分顧及小農夫的利益，而且政府也未嘗多多想法來把他們留于田地。當年丹麥發生同樣的變動時，各階級（連極貧的也在內）的利益俱獲仔細的考慮，故今日重農的丹麥得有極優良的結果。但喬治三世的英吉利和丹麥完全不同，丹麥受治於以民為貴的君主，而英吉利的統治階級，無論為托立黨人，輝格黨人或「國王朋友」，於組織及同情上俱屬於極端的華族。通過圈圍法的國會兩院按法律非相當的大地主不能獲選。於鄰里中作威作福的治安法官則只屬於一種的階級。英吉利大部的田地又僅為少數「偉大的有田家族」所有。在此種社會及政治的情形之下，圈圍之僅依大地主階級的意思而執行誠亦無可或免之事。他們誠然能見到增加糧食生產之急需，然而他們不能見到小田產或小業產之維持及增加對於國家亦為必要。 在把公田及公共荒地重行分給業主及農夫時，騙取小農的用意固是沒有，但也沒有衡平的處置。小農往往對於他在公共草地上所享的權利不能舉出法律上的證明。更往往他在那裡養牛養鵝，或他個人在鄉村公田中耕種一二條地的合法權利只能以之換得為數極微的代價，此數供他在麥酒肆中痛飲一月或已足敷，但供他自立為資本主義的農夫或加籬於分給他的一塊地皮則不足。因此他便成一個無地的勞工者。楊格·亞搜爾為圈圍運動的主要布道者，但他自己也為運動的某幾種結果所震駭。他於1801年時寫道；「20個圈圍法中，19個都對於窮人極不公道，且損害極大。」[19] 斯聘納蘭制度 農作工人自其妻兒失卻昔日所營的職業後，其情況的窮困誠達極點。活命工資的強迫執行本和英吉利舊日的理論及實行毫不衝突，且庇特禁止結合的諸法既使職工會不能作合法的活動，則為公道起見，勞工者更應受著保護。但由治安法官所代表的地主階級不欲強令農夫付給可藉以生活的工資於工人，而僅採用以地方稅補助微薄工資的政策，此即柏克邑的法官於1795年在斯聘納蘭所推敲出來的政策。為維持窮人的生存起見，他們決計令納稅者共同負擔，而不強迫農夫及其他的僱主負他們所應負之擔。這樣一來，農夫益不肯提高工資；在1834年新的《貧窮救濟法》將這制度取消以前，農村的工人竟成依人為食的貧民，不知有廉恥，也不知節儉自立。自助是難以成功的，而仰給於官廳的拯濟轉成為維持生存的較易方法。但此惡制幸未推行於蘇格蘭及北英，故是地的業農工人，雖境況亦奇苦，而於道德及社會上尚不致如他們南鄰的流落。 貧富的懸殊 財富在市鄉間俱有極快的增加，所以富人生活及窮人生活間的反襯比昔時尤為明顯而含有戲劇性。在工業社會中，新興的中等階級不復住在工場中，不復和他們的工徒及工友合組一個家庭；他們也起了第宅別墅以模仿紳士階級的生活。有地的紳士階級也在擴大他們的第宅以居冢子，擴大本牧區中的牧師館舍以居幼子。他們也往往拆卸300年來局部添造而於今已將跌落之三角式的屋頂，而易以新帕拉第奧（neo-palladian）式華麗的「紳士府」（「gentlemans’seat」）。他們不顧人口眾庶的飢餓而仍力圖鳥獸之保持，於是竟有不以人命或肢體為重而於荊棘叢樹中設陷阱及彈簧槍以保山雞者，馴致庶民因偷獵而和地主起武裝的交綏，而每年因犯偷獵而被定罪者數亦恆以千計。新時代的激烈主義蓋即由這種貧富生活狀態的懸殊中產生出來，此所以在早期漢諾威的英吉利，窮人的生活雖未必較勝於後期，而激烈主義則未之前聞。 倫敦 北部及米德蘭諸邑的煤鐵固然造成不致如斯圖亞特時諾利支及布里斯托爾那樣不能和倫敦相比的城市，倫敦固不復能如昔日之遠在其他城市之上，但倫敦仍在一日千里的膨脹，而令舉世為之咋舌。它的繁榮依舊如工業革命以前之基於二者；第一，它為世界商業及商貨分配的中心；第二，它富於各種猶在家庭中製造的精巧手工藝。因此它仍舊能吸引兩種絕不相同的移民——最粗的搬運工人來服務於船塢中及運輸事業，及最精巧最有知識的工人來服務於精巧工藝。倫敦的居民中，書記，組織家，公務員及有教育之人所占的比例亦比世界任何城市的為大。 英吉利的住宅 沿倫敦四圍，磚料及膠泥常不絕的經綠草地而入市。當喬治三世去世之時，倫敦差不多已和罕麥斯密，德特福德，亥給特及帕庭吞（Hammersmith，Deptford，Highgate，Paddington）戶廛相接起來。倫敦和別的英吉利城市一樣，它向來只往外開拓而不向上膨脹。巴黎及別的外國城市，常因不能在城堡以外造屋之故，不得不向上發展，於是中等階級有層屋（flat）而窮人只能住雜屋[20]（tenement）。但英吉利人則從傳習向住於他自己的屋宅中，無論它如何鄙陋或離工作之地如何遼遠。就大體而論，英吉利的誠是最良的制度，雖則不是最廉價的制度。[21] 草率蓋起的居屋也許是工業革命最嚴重的弊害。固然，使激增的人口人人得有住處已不是等閒的事情，固然，從嚴格的物質意義說起來，人類此時在新的都市區域所獲的棲宿平均也不見得劣於他們或他們的父兄昔日所住破舊的農舍，但下級工人，無論在倫敦，格拉斯哥，曼徹斯忒或在礦區，舉家住在地窖或一間的雜屋究不是健全之事。工資階級的一大部分及全部的商務「書記」固有較好的住居，但即他們寓所的外表也是單調污穢得很。城市設計及裝飾街道的外觀為當時人意想以外之事。有出息的僱主只求他所欲雇用之人有屋可住。建築者只想謀利。至於別的人更不曾想到這個問題。而新的英吉利竟從這種隨意及忽略中產生。 放任主義及其原因 放任主義，或反對政府的干涉，固成為一種理論，但在初時則完全是實事。18世紀英吉利的整個組織和富有效能的行政不能相容。一個近代的國家蓋尚處於推鐸爾機械——或者我們可說，那個機械經200年後而仍遺留下來的殘餘部分——的治理之下。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對於國家或市府已有的小小管理已覺討厭，更何敢再要求加增？直要到了1832年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機械開始改良以後，輿論始稍稍改變；在此以前則根據於經驗的輿論總以政府愈少動作則愈妙。在政府近年所做的事情中一為以法律來取締職工會，二為以租稅來補充工資，三為1815年的《谷法》（Corn Law）：此三者皆非民眾所喜之事。至於城市設計，工廠視察，公共教育及衛生等等，則政治機械沒有大改以前，萬難希望國家或市府會想及。必須先誕生了新代的人物及新代的意見，然後有其他之可言。 英吉利18世紀的政治精神——貴族的權力，再調和以國會的監督及個人的權利——和大陸的專制主義或我們今日民主官治的主義極少相同之處。所以改革派，受了邊沁，科柏特及布魯安的靈感，而謀解決舊的政治制度和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事實兩者之間應有何種關係之大問題時，他們原先的信仰以為解決之法在減少租稅及國家的干涉。許多人也預料這將為國會改革的必有結果。但事實適得其反。自由主義對於政府的範圍日後不但沒有減削，且從而增加。但政府亦須先被改做共同意志的工具。許多服務社會機關之逐次增設，及公帑之撥用於新設的服務機關日後固成為19世紀對於社會公益的主要貢獻，但這種發展無人能於1816年時有先見之明，故是年布魯安猶在強迫政府取消所得稅以當對於平民公意的一種讓步。 * * * [1] 譯者按，為英國的官文書，有此而後國民的各種活動始有詳盡翔實的記載。 [2] 譯者按，即豪厄德·約翰，18世紀的慈善家，參看上第684頁。 [3] 參看S. Talbot Griffith的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Cambridge press，1926.更參看Mrs. George的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1—61頁。 [4] 衛生的改進在愛爾蘭雖不是完全沒有，但不及在英吉利遠甚。愛爾蘭人口的增加多半由於番薯饑荒之不發生於18世紀。1846—1847年番薯因害蟲為患而發生大荒後，移民美洲之風大盛，而人口亦自800萬餘突降至500萬以下。番薯在愛爾蘭蓋為維持標準極低的生活之極易方法，然一遇荒年，則人口便又不能不銳減。 [5] 譯者按，即中部的冶鐵區域。 [6] 見上第51—53頁。 [7] 因此大幫開鑿運河的工人叫做「航行者」（「navigators」或「navvies」）。 [8] 譯者按，原為獵人嗾狗之聲，後來御者用以呼喝駕車之馬，故車轉以此得名，蓋形其快之意。 [9] 譯者按，紗廠原文作紗磨（cotton 「mill」）者蓋因其原先利用水力，有類水磨之故。 [10] 譯者按，指在機師處所得的經驗知識，非真有學院。 [11] 見上第72頁。 [12] 但當時地面上的煤積卻愈在減少，礦工愈在深入，而危險愈在增加。 [13] 見上第587頁，及第593頁注(18)。 [14] 譯者按，即別於工徒之工作之意。 [15] 譯者按，出The Reverie of Poor Susan一詩。 [16] 見上第173—175頁。 [17] 見上第321頁。 [18] 參閱Gonner的Common Land and Enciosure末之諸圖，便可略窺18、19兩世紀圈圍諸區域的地理。在英吉利的西北角上所圈圍者僅為公共的荒地；至於北方則向以散處的農莊為主，而公田的農業制度從未若何盛行。 [19] 但圈圍運動並沒有剝奪了農舍的住戶的小花園。喬治三世歿時，附屬於農屋的小花園及番薯地尚極普通。 [20] 譯者按，我國北方有「住雜院」一語，今借其意譯窮人分住的樓屋。 [21] 愛丁堡高數層的狹小樓房（「wynds」）令人想起乃因大街以外當時尚不安全之日。但在斯科特·窩爾忒爵士時，親王街及新的住宅區域已在一日千里的擴張。然蘇格蘭的市鄉房屋今昔都不及英吉利的講究。在較窮的農業區域內，至今猶可看見一間房的草泥屋及不用膠泥的石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