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六章 喬治三世後期的帝國 奴隸貿易的禁止

第二帝國的長育 上天早就決定，不列顛的居民應帶島民性格，但所謂島性也可大可小而不一其程度。諾曼征服而後，英吉利人成為屬法蘭西文明的封建及公教世界之一部分者嘗歷數世之久。但經中古後半的逐漸轉變，更經推鐸爾的革命而後，他們又確立了島國的個性，無論在法律及政府，宗教及文化，或生活的性質及習慣方面，無不有其特殊的地方。如用依利薩伯嘗用以自述的字眼，他們蓋已成為「純英吉利人」，而將大陸的入侵勢力擯退。但他們自己的實力及自信心有增加後，他們又在海外年甚一年的活動起來，他們因此又失了「島性。」他們於新發現的地球上到處有足跡，更到處傳播在英吉利本國已經成熟的思想及標準。 到了滑鐵盧那時期時島民的生活正在因他們之能四處探獲征戰，貿易統治，而大增興趣，而擴充範圍。他們不特在日在膨脹的不列顛帝國之內多所活動，即中國及南美等國亦到處有不列顛人的企業；他們且成為歐洲貿易及勢力之特有代表。英吉利的生活自依利薩伯以來本已在向外發展，工業革命更增加其速度並給以新的動力。所以在喬治三世之世，若干新的帝國問題亦應時而起，或則涉及愛爾蘭，或則涉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印度，或則涉及白人和非洲黑人間的關係，而少庇特則於全體問題都嘗有重要的參加。 蘇格蘭 有一個往日常使英人感覺不安的緣由則早已消滅。英吉利和蘇格蘭間的關係已不復是一個嚴重的帝國問題，而轉是一種致祥的內國敦睦。兩國的合併經過若干時期的緊張實驗後，已隨時間及忍耐而臻於圓穩。詹姆斯主義的消亡，1745年後剷除蘇格蘭封建及部落主義的種種設施，以及「四五」之變處理過後蘇格蘭財富的增加：凡此種種的結果俱使英人對於蘇格蘭人的質地有較佳的領會。窩爾忒爵士的小說及於滑鐵盧大顯身手的穿裙營伍，在英人及全體的文明世界看起來，都好像能代表一種新的事物，而足以增厚島國的傳習及實力者。兩國人民之互相推與，自此以後遂永成為不列顛國家的棟樑之一。 朋茲及斯科特的時代實為蘇格蘭人發展繁榮，可以自驕的一個時代，在大體上說起來，也是他們立國以來最快樂的時代。固然，他們也不乏內部的困難，但他們和同時英人遭遇著的困難同一性質，所以反足以促成全島兩端的同病相憐。隨工業革命而起的社會經濟問題本已不了，而兩國政治制度的陳舊，朽腐城市的充斥，及足以應付新時代的都市和地方政府之缺乏，更使那些問題難上加難。連郡選舉都成滑稽表演的蘇格蘭，其政治的機械比在英吉利更是不合近代的時宜，而反雅各賓的壓迫精神更是凶辣，雖則民主的精神也要比在英國來得有力。所以據此時的情勢看起來，蘇格蘭之將比英格蘭有更嚴重的發展正是意中之事。但在隨至的時代內政治革新及社外改善在兩國有同樣的過程，而兩國間亦因休戚相關而益趨牢結。 18世紀的愛爾蘭 丹寧街雖不復把蘇格蘭看做一個問題，但愛爾蘭問題則經長時期的沉寂以後，正在進到一個新的局面，而又異常的活動起來。它不時足以擾亂不列顛帝國的治安；它要到了我們今世始得一個最後的解決。 在18世紀的初葉中葉，當詹姆斯黨的蘇格蘭正為禍源及危險所伏之地時，愛爾蘭的土人轉無發動作亂的表示。蓋自薩斯飛德之役以來，傳襲愛爾蘭詹姆斯主義的好亂之徒，皆已投身於法蘭西的陸軍，故他們盡可借封特訥等的機會以槍殺英人，而曾經克倫威爾及威廉兩度征服的愛爾蘭本國，則反可忍受不列顛人及抗議教徒的統治，反可忍受取締公教教徒不公平而又半執行的懲處法，而平安無事。 格剌坦 在18世紀的末年，那個孤野地方的死灰，因得了新時代的滋潤而復燃起來。新局面的發動者在始屬抗議教及自由主義，而不屬於公教及塞爾特民族。它本是厄耳斯忒長老教徒及格剌坦（Grattan）等一班氣度宏偉的政治家的運動，而以反對專顧英吉利的貿易利益而犧牲愛爾蘭整個的利益，專顧盎格利干國教，而犧牲愛爾蘭其他一切的教派之虐制為目的。當其胸襟宏放之時，許多的抗議教徒盡忘了他們祖先對於本地公教徒的恐懼，而素被畏懼的公教徒，則自世紀開始以來亦只知忍辱而沒有做出什麼危險的事情來。 際美洲獨立之戰時，愛爾蘭落在抗議教的義勇軍（Volunteers）之手，但公教的輿論亦贊助他們的主張及運動。他們願以全力來保衛英之勢力而抵拒法軍的入寇，但他們有他們的條件而英之政府也不能不予接受。他們所要求者，一為廢除歧視愛爾蘭商業利益的法令，二為愛爾蘭國會之正式獨立，而不受不列顛的節制。愛爾蘭果真為它自己的貨物得到了自由的銷路，但它在此後20年中的自主政治卻名至而實不歸。不但公教徒絕對無參加都柏林國會之權，即抗議教徒亦因都柏林堡寨內的寡頭善於操縱朽腐城市之故，而不得享受政權。 「九八」的屠殺 但新時代中尚充滿著希望。懲處法之最嚴酷者已取消了。格剌坦所領導的改革亦尚未夭折，他且欲藉逐漸演進的程序而調和種族及宗教間的紛爭。公教及抗議教的狂熱兩在酣睡，而18世紀容忍及寬闊主義的卓絕精神猶瀰漫於社會之中。如果不列顛的政治家能依格剌坦的精神而遇之於半途，則其所可成就者或已不可限量。不幸雅各賓主義及反雅各賓主義，新公教主義及新抗議主義（即奧倫治主義）[1]的精神來得過早，以致18世紀的時代精神所造成的極好機會悉被虛擲而無從利用。英吉利的托立黨人襲了輝格黨向日「打倒教皇教」的口號，而以之充他們的選舉口號，同時法蘭西革命則使得他們堅拒一切的改革而不加理會。居心自由但言辭不慎的副王，菲次威廉貴族（Lord Fitzwilliam），於已經燃著了庇特所不能實踐的希望之後，也被政府自都柏林召回。他去之後，政府也不復作聯合愛爾蘭的公教教徒以共御法國的嘗試。所以當法蘭西的軍人宣傳家以共和政體的自由餌愛爾蘭時，他們的襄助也立即為愛爾蘭人聯合會（United Irishmen）的領袖吞·烏爾弗（Wolfe Tone）及菲次澤剌德·愛德華貴族（Lord Edward Fitzgerald）所接受。這些人們希望能聯合愛爾蘭的宗教來驅除英吉利的勢力。但他們依賴法蘭西助力的實際結果則為鼓動公教徒及抗議教徒之互殺，一如在威廉之戰之時。厄耳斯忒的蘇格蘭人及長老教徒所受於英吉利政府的冤屈固大而且深，然他們絕不能聯合法人來建立一教士作主的塞爾持共和國。因此多災多難的不列顛政府轉得賴了愛爾蘭盡忠的人民之助而削平1798年之變。這班人民今又恢復了他們祖先對於公教徒的恐懼，因而更開始為奧倫治幫會（Orange Lodges）的組織。在那個危急的關頭，英吉利政治軍事的勢利都極軟弱，故不得不多多依賴本地忠於政府之人，而他們之殘殺愛爾蘭工人亦因此絕難加以阻止。「九八」紀念遂成為仇恨的傳家之寶，家家戶戶傳頌不輟，愛國志士及激動之人亦世世代代利用之以鼓動民族的義憤。 愛爾蘭的合併 處這種情勢之下，庇特決定只有把兩島合併於韋斯敏斯忒的國會才可以恢復治安，並重張公道於久遠。但他只能恢復了治安，他沒有通過公教徒解放的政治權力。公教徒解放本為他計劃的一部分，而將以誘致愛爾蘭人，使歡迎合併者；因為有了解放的希望，再加上了都柏林國會的縱酒狂飲，《合併法》才獲通過。但庇特的主上，他同僚的一大部分，他的政黨，及他國人的多數皆深怕羅馬公教徒之享有政治權利，無論在英吉利或在愛爾蘭。當日的兩大勢力，反雅各賓主義，及福音主義，又對於這問題有一致的意見，所以羅馬公教徒之不能入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的聯合國會者尚有28年之久。 公教的塞爾特人因此又被壓了下去，而且此次臨在他們的頭上者，除了全英國的重量外，更加上了北部愛爾蘭人方張的奧倫治主義。南北兩愛爾蘭重又處於對陣的地位，日日以口舌來戰他們的波因之戰。此外，土地問題也正在開始；在那個人口過剩，番薯充飢，人盡佃農的島國之政治上占著最重要的地位起來[2]。在這種情形之下，僧侶主義，民族主義及無教育的民主主義之新的大集合，得公教律師奧康尼`達尼爾（Daniel O』Connell）的公共演說之才之助而開始組織起來。 加拿大的繁殖 於喬治二世的末年我們嘗見法蘭西加拿大之被征服，在喬治三世的長朝內，我們更見法蘭西加拿大人之自安於他們在不列顛帝國中的地位。他們之所以能自安乃由於英人能容忍他們的宗教，權利及習慣；英人的政策適和同時期中英人在愛爾蘭所采之抗議教徒及英吉利人高於一切的政策相反。在喬治三世時我們也見英吉利及蘇格蘭移民之沿諸大湖而移殖於上加拿大，移植於紐·布倫茲威克（New Brunswick）及諾伐·斯科細亞的沿海諸殖民地者也有若干。新來人中的一大部分為「合眾帝國的忠王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換言之，即美洲殖民地人之向日反對獨立，而今則因不堪合眾國勝利的共和派人之虐待而逃來者。不列顛殖民加拿大時的又一原素，為那種因在祖國不堪經濟壓迫而逃出之人。這種人在19世紀初年時為數極眾，因為此時不列顛人口的增加極速，縱有大批移美之舉，而喬治三世的60年中人口仍自約750萬增至1400餘萬。 種族的問題 大批不列顛種族的男婦之至加拿大增加了治理上不少的困難。新來的人立即要求他們在新失的英吉利殖民地中所久已習慣，而在英吉利本國也多少習慣的自治。但法蘭西的農民則絕不知自治之為何物。他們的封建田主於不列顛征服後大都已退回法國，但他們仍信任他們的教士。征服後的施治本仍尊重他們完全不同的習慣及理想，但新來人的移殖頓使他們生法律將被變更的戒心。幸而政府於合眾帝國的忠王派未到以前已能得前他們的信任，幸而諾司貴族1774年的《魁北克法》（Quebec Act）及督臣卡爾吞·蓋爵士（Sir Guy Carleton）賢明自由的治理已令他們知有一種保障的觀念。 庇特的解決方法 到了庇特毅然地而且成功地把加拿大劃分為上下兩省，以解決兩族逼處的問題時，加拿大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的解決方法一沿地理上的分界；舊的部分成為下加拿大，法蘭西的法律習慣照舊遵用，而沿湖一帶的新居留地則屬於上加拿大，法制等等一遵不列顛的成法。上下兩省各有各的民選議會，議會雖無推舉大臣之權，而政府雖也未能完全向它「負責」，但它已有徵稅及立法之權，而對於督臣及行政機關也有一定的關係，和依利薩伯時國會對於君王的關係相若。庇特這種的辦法頗能適合加拿大當時的需要，猶之50年後根據於達剌謨（Durham）的報告而給與加拿大的「責任」政府之能適合後一時代的需要。在這兩時期之間，法人初次浸淫於代表會議的玄秘之中，而不列顛人則繁榮無比，在半世紀之間，人口竟自1萬增至40萬之眾。沿聖羅稜士河一帶英吉利及蘇格蘭的移民來者極眾，故即在這個須步步開闢才能容人之地，人口也能激增。 澳大利亞 當不列顛加拿大有人墾殖且作初期的發育時，澳大利亞也有同樣的進行。初次墾殖的起因及方法在兩地固有不同，但殖民運動的普通性質則並無二致。加拿大是以打仗得來的，故法人已先我們而在該地，並替後者盡了些開闢的工作。澳大利亞雖在17世紀即為荷蘭人所發現，但向為他們所忽視，故當王家海軍的庫克海校探視它的沿海，而促起不列顛政客公眾的注意時，猶是四顧茫茫，除了寥寥土民以外，尚無人口的大地。第一個的居留地尚是根據於庇特及他的內政大臣，息德尼貴族（Lord Sydney）之命而建立的；但設置居留地的目的尚不在於地底創立一帝國，而僅為開拓若干流徙罪囚之處，因為舊日美洲諸殖民地已因獨立而不復能為流徙之場。但罪囚的居留地和監守它們的駐軍亦即英澳交通的根據地，有了它們而後，交通得以頻繁，而殖民運動竟開始起來。不列顛人之去加拿大者乃因經濟的壓迫；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們也源源向澳大利亞移殖。所以在滑鐵盧的時候，世所知為「占住空地者」（「squatters」）的一班資本主義的牧夫農民，已在開始建立一我們今日所知的澳大利亞。 詹姆斯·庫克像 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國海軍上校、航海家和探險家，曾探測加拿大的海路和海岸（1759，1763—1767）；領導對太平洋的三次探險（1768—1771，1772—1775，1776—1779），範圍包括從南極冰原到白令海峽，從北美洲海岸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西印度群島碼頭 1810年，倫敦的西印度群島碼頭。正如停泊的大量船隻所示，西印度群島仍然為英國進口的最大地區。 印度 喬治二世之時法蘭西在印度的勢力已被克萊武所摧毀，孟加拉則被他所征服，不列顛在印度半島上得了一個大陸的區域，而東印度公司亦自一武裝的經商公司進而為亞洲的一大強國。公司性質的變化到了喬治三世時而大著；在印度的海斯頂斯·窩稜，康華理斯，衛爾茲力，及國內的庇特蓋皆為促成此變化的大匠。 法人在印度斯坦建立帝國的計劃雖已被克萊武所破壞，但普拉西後的50年內，他們仍不斷的與不列顛人以種種的困難，他們既煽動印度諸邦的朝廷，復統帶它們的軍隊，初以抵禦海斯頂斯，繼則以之抗威爾茲力。但他們這樣做法反足以加速不列顛人在半島上進取的步伐，因為不如此則便不易立足。 海斯頂斯·窩稜 在美洲獨立之戰的前後數年內，海斯頂斯幾有一手擎天的大功。他一方須抵禦上述的外侮，而同時又須克制參事院中由他的私仇法蘭西斯·腓力（Philip Francis）所領導而對他遇事掣肘的一派，否則他將無法維持他的權力。他雖困苦備嘗，他雖不能免於強有力之人於危難緊急時常會做出來的種種錯誤，然他畢竟保全了不列顛的統治。因為他這種種的錯誤，再加上了心懷叵測的法蘭西斯及富於意像的柏克，福克斯及薛立敦們之多方曲解，多方張大，他竟在韋斯敏斯忒大堂受嚴重的彈劾。那種種有名的法律手續，雖結果仍宣告了海斯頂斯無罪，然於他實為冤枉。它們惟一的好處即在使不列顛的政治家及公眾不能不再注意到印度的種種問題，及他們對於印度所負的責任。 庇特的印度法 在未久以前，庇特於痛斥並打倒了福克斯所提出的一個十分相似而比較徹底的《印度法案》後，嘗以他自己的《印度法》來規定東印度公司的權利。自有此法而後，公司的商業專利雖仍一如昔日，但它的行政工作則須受不列顛內閣的實際上的監督。同時駐在加爾各答的總督也可不受參事院的拘束，參事院一降而為顧問諮議的機關，而不復為昔日的行政機關，故海斯頂斯和法蘭西斯互哄的種種怪事亦無從再演於參事院的會議桌上。依印度法，總督成為獨裁的統治者，在那個只解獨裁的國家他可以任所欲為，不過最終他仍受祖國政府的約束，因為在槐特和爾尚設立了管理印度事務衙門，而以有閣員地位的一個大臣為其主席。庇特的印度立法在兵變以前之能適應印度的需要，猶之他的加拿大立法於達剌謨貴族以前之能適應加拿大的需要一樣。 康華理斯的文治 庇特更有遴委適當的人物以充總督而行使大權之功。康華理斯貴族完成了海斯頂斯對內的工作；他把孟加拉租稅及政府制度大加整飭，而使成為此後不列顛所統治的各行省之模範。在他之下，印度人開始覺得不列顛國旗，而且只不列顛國旗，是安全及保障的一種表示；不列顛權力所到的地方，好戰邦族的寇掠固可以擋住，而最凶暴的苛政亦可免除。安全及保障亦卒為不列顛統治能永久維持，能說得過去的基本理由。當我們初獲孟加拉時，縱克萊武在盡力抑止國人凶暴貪得的野心，而欺壓搶奪之風竟不可遏，然在新制及新精神的勢力之下，則舊日的悲劇即欲再演而有所不能。「盎格魯·印度諸族」的傳習亦於此時開始造成；許多這種的族姓屬蘇格蘭人，因為庇特友人丹達斯·亨利（Henry Dundas）於把持界線以北的官缺而外，更派遣好多年少有為的蘇格蘭人去印度。 衛爾茲力的武功 如果康華理斯曾於內政方面有極大建樹，而使不列顛人無愧於他們在印度的統治，則威靈吞的長兄衛爾茲力貴族的武功於向外膨脹方面有同樣不滅的價值。他擊破了賣索爾（Mysore）回教君主替浦薩喜布及中印度馬拉沙大邦聯（the great Maratha Confederacy）的權力。邦聯在近時嘗因法蘭西軍官的助力而以歐洲的方法來訓練其軍隊，武力之大甲於中印，而它的騎軍則時時侵入鄰邦，擾亂各邦的治安。衛爾茲力任總督時的政策在擴張不列顛的勢力而令之及於如海達拉巴（Hyderabad）等若干印度國家，庶幾它可繼已亡的蒙古帝國之後而為全半島的仲裁者，及治安的維持者。這個涵義極廣，而在地理上勢必不達喜馬拉雅山及海邊不止的政策，自不為謹慎小心的東印度公司所歡迎，即庇特及他的內閣亦只一半的於意雲同。但事實實不能不如此辦理，所以衛爾茲力退職後，政府雖嘗認真地欲中止他的進取政策，而勢仍有所不能。 盆查布（Punjab）及別地迭起不已的經驗，證明印度的平安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維持，即單單某一個國家的宗主權之到處承認。這一點也許無人願起懷疑。但是，如果海達拉巴一類仍受土人統治的保護國為數較多於今日，而不列顛人直接統治的面積較小於今日，則我們今日的地位是否可以少些困難，誠是一個可有辯論餘地的問題。但大賀胥（Dalhousie）等一班富於改革熱誠之人深以為不列顛直接統治的擴張為得到良好行政，並增加印人幸福的必要方法，故不惜儘量開拓直接治理的面積，不顧日後政治上的影響。而且在幸運的19世紀時，除了兵變那年的禍亂以外，我們所遇者亦只有行政的問題，而政治的則轉站在背地而並不成為急迫的問題。 世界先進的不列顛人 在拿破崙之戰時，不列顛的商業及殖民事業益為歐洲其餘各國所望塵莫及。它於此時猶獨享著新的機器時代的種種便利，而在拿破崙的歐陸作戰的時候，它的海軍又能保護著它的大洋航線，而敵國的艦隊則莫能侵入。所以當和平恢復之時，它的精力及它增加極速的人口使它能保持著首創的便利者已有多年。在19世紀的初葉，堪和第二不列顛帝國急速的膨脹比較者，除了合眾國的西行運動（the Westward Movement）外，別無它物。然美洲的英語人民之向西發展。他們之越北美中部的諸大平原及諸大河流而步西行，也和不列顛有利無害，因為他們一時不再和它爭雄於海上或爭全世界的市場。 在這緊要的關頭，有色人種未來的命運遂大致落在不列顛的手中。歐洲和中國的接觸及和印度較前更密的接觸，它皆為代表者，而於非洲的發展它亦為歐洲的先驅。如果白人和「土人」間的關係將長如昔日的昏憒，自私，及不負責任，則文明必不至傾覆不止。那麼，英吉利的良知或見識是否能及時激起以一改故態？在印度，我們已見故態之在改變；文武官吏已能不重私利，而惟數百萬人民的和平及幸福之是圖，故能孜孜於公事，而養成盎格魯·印度政治的極好傳習。在非洲則第一要務即在奴販之禁止，在此以前，白人黑人間自然只有傷心害理的關係而講不到別的。 奴隸貿易 奴隸貿易的禁止實為世界史的一大關鍵。威伯福士及其友人之能激動不列顛人民的良知，而於1807年及1833年先後禁絕不列顛及不列顛帝國中的販奴事業實是一件大可慶祝的成功。過後歐洲的種族即開始向非洲的內部發展。如果奴制及奴販於非洲開發之後，於19世紀之中，仍得繼續不輟，再濟之以工業革命及近代科學的新武器，則熱帶勢將成為白人的一片植奴廣場，而歐人自己的家庭亦勢將為羅馬帝國所由滅亡之奴隸。文明的疾病所墮落。 幸而當威伯福士攻擊奴販之時，這萬惡的商業猶僅是不列顛輕船沿非洲海岸誘拐黑人以運往美洲的一種買賣。而黑洲的內地猶未為歐人所涉足。而且英吉利海上的霸權至高無上，故它如能決意禁絕奴隸貿易，則別的國家亦極難加以阻撓。如果威伯福士能使英吉利皈依他的信條，則全世界自亦不難令之服從。 反對販奴的運動 即舍勸化的結果不論，勸化的方法亦開了一不列顛公眾生活的新紀元。反對奴販運動為近代式的宣傳激動之第一次成功者，而它的方法為19世紀英吉利盛行的無數會社協會——政治的，宗教的，慈善的，文化的，——所仿效。在最初時，反對奴販運動本為朋友會所提倡，繼則由慈善家如沙普及克剌喀森（Sharp，Clarkson），由威伯福士，由馬可雷·撒加利（Zachary Macaulay）等一班人士所主持。威伯福士本屬於時髦社會，他也屬於被「勸化」之人，故勸化人之力亦頗大。馬可雷為蘇格蘭人，富於蘇格蘭人的堅強之性，故有他而英吉利的福音主義亦頓具剛毅奮鬥之力。從事於反對奴販運動者好多是夸克派教徒或是福音派教徒，他們深為那時世俗人富有實行性的宗教熱忱所感動，所以他們不難激發國人的天良，尤其是異教徒的天良。如果他們無這種宗教熱忱，而僅以人道主義或帝國的前途來勸說國人，則其成功或尚無如此之易。但新時代非宗教的人道主義也是他們的有力同盟者。老將如福克斯，新進如布魯安（Brougham）皆能仗義執言，為黑奴聲援；當政的庇特盡可忘了他初年的反對奴販的熱忱，但反對黨的天良則歷久而愈有有力的表示。 全國的感化在法蘭西革命之前數年即已開始，即於反雅各賓的反動大熾之困難期間內仍能推進無間。在此期間內，主張廢止奴隸貿易者固被敵人詈為改革家（Reformers），詆為藉口平等派（Levellers）的人道口號而將於布列斯托爾及利物浦[3]的已定利益有所損害；但他們的運動雖經過若干年的衰落，而仍未間斷，終且於1807年大告成功，而《禁止奴販法》亦成立。此次的成功特別的可以壯主其事者之膽，因為它發生於大戰方酣之中，而別的運動都遭禁止之時。政治的團體盡多腐敗，但不列顛人民的精神仍未喪失自由，仍可為健全的激動所激起；以和當時別國的輿論比較起來，蓋仍有生死之別。代表約克邑而坐於中互長凳（crossbench）[4]的威伯福士，今已於英吉利的政治制度中找出一種新的較尊貴的用場。 所以在維也納諸條約時，卡斯爾累能夠，且也願於勸化歐洲諸國同意以奴販的取締為新時代海上公法中的一種規則。經富於戲劇性的變動之後，不列顛的國旗竟和黑人的自由發生特殊的關係起來。 威伯福士及福音主義 到了此時福音主義在托立黨的內部也已有了極大的勢力。托立首相之一，拍棲發（Perceval）即為福音派教徒。舊式的托立黨人很多不喜歡所謂「克拉判派」，[5]因為他們和異教徒親善，因為他們太注意他們自己及別人的靈魂，而忽視了糕餅麥酒，更因為他們常以人道及良心為重而不肯一味盲從黨的指揮。托立黨中這種兩歧的興趣，及宗教社會同樣地有射狐行樂的教士，及沉著而崇奉福音的教士之並立，雖也足以引起內部的糾紛，卻是社會已有生氣的一種表現。這種歧異的目標得使政黨及教社和外界的潮流稍稍接觸，否則在戰後數年舊的托立主義及舊的國教之限制已顯而易見之時，黨及教殆將不適潮流而起劇烈的變動，福音主義及人道主義——常常雖非老是聯在一起的——實為新時代中能不顧黨的界線而對於不列顛政治有好影響，更能使公眾及國會生活得有新的實在之兩種勢力。 * * * [1] 譯者按，奧倫治派（Orangemen）於1795年創始於厄耳斯忒一帶，以維持抗議教為主要目的。他們自以為能尊重威廉三世（即奧倫治·威廉）的精神者，故名。 [2] 在1821年時愛爾蘭的愛爾蘭人已增至6803000人，在隨後的十年內又增加了百萬。大不列顛的人口在同樣的兩個年份僅有約兩倍愛爾蘭之數。 [3] 見下第712—713頁。 [4] 譯者按，即下院中中互於政府凳及反對凳的議員坐凳。 [5] 譯者按，威伯福士曾卜居於倫敦的克拉判，故他所領導的一派的福音主義稱Clapham s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