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五章 法蘭西革命及拿破崙之戰
不列顛的諸大戰
近代英吉利嘗4次為防止某一強國之徵服全歐而大戰,又嘗4次獲勝;腓力及宗教查辦(the Inquisition)的西班牙,雄主(Grand Monarch)及耶穌會徒的舊製法蘭西,雅各賓黨及拿破崙的革命法蘭西,及我們今世的德意志軍國皆先後失敗,而未獲逞志於歐洲。這4次的大戰,英吉利次次抱著兩重的目標——一為歐洲均勢的建立或恢復,又一為它日後經商殖民所必需之海上勢力的奪得或保持。為保全歐洲及維持海權起見,英吉利又次次須防止尼德蘭及萊因三角洲之落於大陸上最強大的陸軍及海軍國之手。尼德蘭之次次成為英吉利武力干涉歐事的主要戰場,無論在依利薩伯時,在威廉及安時,或在喬治五世時,蓋不是一種巧合,而是由於它之能危及我們的海岸及我們海軍之控制海峽。由於同一的理由,喬治三世時我們和革命的法蘭西之戰亦以1793—1794年我們在尼德蘭的挫敗始,而以我們在同部的滑鐵盧之勝終。但在中亘的20年間,則法軍有力地占領著比利時及荷蘭,而不容我們的軍隊在那個利益鬥爭的神經中心插足;我們所派往的,如阿爾克麥(Alkmaar)及瓦爾牽稜(Walcheren)等的遠征軍,雖算入了尼德蘭,然都是不足重輕,且又無一成功。
拿破崙之戰和馬爾巴羅之戰的比較
拿破崙之戰(the Napoleonic Wars)在時間上,大小上及性質上都處於馬爾巴羅之戰及我們今世的大戰(Great War)之間。它們和馬爾巴羅之戰間的近似尤為顯然,因為那兩時期所用的海陸武器十分相類,而敵人又都為法國。擊破拿破崙的海陸軍事行動所用戰略及所處地勢和擊破路易十四的因此亦多相似。再者,在庇特及卡斯爾累時抗法大同盟的兩大要素,為出沒全歐海岸的不列顛海軍及充實全歐半數國庫的不列顛津貼,而在威廉及馬爾巴羅時亦是如此。嘗以列炮在屈拉法加打敗敵人的不列顛大帆船和嘗在拉·和格攻破對方的船隻同一結構,而「稀薄的紅色陣形」[1]及不列顛的騎軍所用以制勝於滑鐵盧的戰術和布林亨及剌米宜的戰術亦仿佛如一。此次又有一個富於天才的不列顛大將,統率了一支精而不多的不列顛陸軍來在大陸諸國較盛的陸軍中大顯威風,決勝致果。此次不列顛的軍隊又出現於尼德蘭及西班牙,於地中海諸島及美洲海岸。1815年和局之於英國其有利亦一如1713年的和局:第一尼德蘭仍有一個它無所用其畏懼的國家安然存在;它的殖民帝國又因而增加了不少的領地,而海上霸權不少的威望。
拿破崙之戰和世界大戰的比較
但拿破崙之戰不僅是過去戰爭的重溫,而且也是未來戰爭的演習。英人反對路易之戰的爭點固在在受英法間商業競爭的影響,但百年而後,商戰之為戰爭的武器比前更為彰明且有關勝負。不列顛之封鎖拿破崙所把持的歐洲及它以斷英糧食為目的的《柏林》及《米蘭敕令》,都為和今世不列顛之封鎖中歐各國及德之潛艇政策有同一普通性質的作戰行動;它們擾亂全世界的經濟,而對於交戰國家和合眾國及其他本可中立的國家間之關係有嚴重的影響。
海軍的掩護
由法蘭西革命所發生出來的戰事更含著一種近代才有的原素。法蘭西的新局面,無論它的缺陷若何的大或它的罪惡若何的重,能使最微賤的法蘭西農民及市民充滿著公民的矜負及志士的熱忱,使奇才異能之士得以出頭露角,經文緯武,而無需乎裔胄,到了波那帕脫(Bonaparte)的領政政治(Consulate)之下,更使新國家得有一簇新的,有力的行政系統。反之大陸別國的人民之入戰場則以雇兵或農奴的資格,而不居於公民軍士的地位。能以民族的愛國主義,而且是較老的愛國主義,和法蘭西的新精神抵抗者只有不列顛一國。但英人「征服的意志」(「will to conquor」)又不是常存的,又只能為保護海權及商業而激起;所以我們自1794年被逐於尼德蘭後,我們雖不至於如別國之屈服於法,雖仍繼續作戰,我們的陸軍卻有12年的藏庇于海軍之後,而不踐歐陸的土地。當馬倫哥(Marengo)及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聯盟兩次失敗時,我們除了給聯盟以海軍及財政的援助而外,並沒有認真參加。在1808年的半島之戰(the Peninsular War)以前,我們始終未以主要分子的地位來參加陸戰,即到了1808年我們所出的陸軍每次仍不過3萬。
同盟各國的命運要等到西班牙,俄羅斯及德意志諸國的人民,因不勝法蘭西的高壓而發生民族觀念時始入蔗境。他們初本為法人的改革所誘服,但到了後來則又反抗起來,而拿破崙之戰遂亦變成自覺的各民族間之戰,其性質和我們今日的大戰並無大異。戰禍之慘及殘殺之烈則隨各民族的甘願作戰與否為正比例,人民愈願戰,或也為自身而不僅為帝王而戰,則慘酷亦愈甚。莫斯科及來比錫(Leipzig)兩大役,不啻即預示民族主義的歐洲於日後將自相殘殺,而況近世的歐洲又有近代的科學及交通方法為助?
海上霸權的重要
在20年戰事的大半時期中,新法蘭西的民族精神及國家組織固能遠駕舊局面下大陸各國奄無生氣的舊式機械而上之之故,英吉利所樂於贊助以抗法國的各國聯盟俱先後失敗。要到了半島之戰及俄德人民俱群起抗法之時,威靈吞及卡斯爾累的偉大策略始得實施;在此以前英吉利行動之能有實效者幾以海上為限。但英吉利之能維持它四海上的權力於全歐已盡成法蘭西的屬國之時,即已不是等閒之事。它賴有它的海權,故它的勢力可直達敵人的海岸,因而它也可不承認歐洲獨立取消的已成事實。不列顛民族的兩大目標,海軍的勝利及法蘭西稱霸的力拒,在納爾遜及庇特兩人而有具體的表現。兩人之能通力合作實免了不列顛帝國於危亡。
庇特的戰事觀念
時勢造英雄:納爾遜實生於適當的時勢,為己立功,為國亦立功。他素長於海事,且亦永活在海上。庇特則適相反。他是一個和平時的能臣,作戰非他始願,被時勢所迫,他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負起戰事的重擔。他首10年賢明的內政及加拿大印度的立法[2]嘗使英吉利及帝國有支持大戰的充分能力;但他決未預料著,也決不會願見,不列顛於失了美洲屬地未久而後,重又捲入戰爭的漩渦。在1792年時他嘗拒絕和反動各國聯合起來共攻革命的法蘭西;他在那年的首月且嘗預言英國將有長期的和平,故嘗削減海陸軍士的人數。但法蘭西之攻尼德蘭使他於1793年開始時不得不戰。
到了此時庇特已成為劇烈的反雅各賓黨,日日害怕本國改革派之會騷動。但他從不能使柏克滿意,而把戰事當做十字軍看待,他也絕不顧問法人所要的政體。他的目的在保全歐洲各國獨立而不讓法蘭西來侵略,尤其不讓它來併吞荷蘭及奧大利尼德蘭,順便則可搶來法蘭西在西印度的幾個殖民地,而稍輕不列顛人民的擔負。
為禍為福固不易說,然庇特缺乏柏克的想像力則是事實。他把此次的禍變看做7年之戰的重臨,他以為政治情形雖已改變,而大體的形勢則仍一致;因此他仍襲用他父親的成規,他擬以維持海上霸權及征服殖民地方為主要的工作,歐洲各國則只消接濟以少許的軍隊和巨量的金錢便可望其自助。但他既沒有他父親的作戰天才,而他所極須應付的法蘭西又已大不相同,並且我們這邊又無像大腓特烈那樣一員大將。在1793年時如有人能自尼德蘭直趨巴黎,則歷史將整個大變,而噶諾(Carnot)也將絕無改組好叛善變華族官長已逃的舊日王家軍隊,而使之成為新的平民勁旅之機會。但好機會任令錯過,而革命則得及時把它的潛勢組織起來。當時在法蘭德斯奧英軍隊的訓練領袖兩俱不足以語這種出奇的步驟;如果有威靈吞,甚或穆爾·約翰爵士(Sir John Moore)在場,則他也許可率日後經改編而移駐西班牙的英軍來克奏膚功。
西印度的戰事
庇特於1793年又把不列顛可用軍隊的一大部分遣至西印度。他不在仿效馬爾巴羅的作戰計劃,而在抄襲察坦姆的計劃:西印度於他猶加拿大之於他父親,他父親征服了加拿大,他則將舉西印度以贈帝國。在他的一世時英吉利的墾植者常有在蔗糖群島致巨富者,故世人亦往往視之為比加拿大更有價值。庇特保持並征服這些島嶼時所需的巨大犧牲,雖為近代史家所嚴厲批評,而在當時則卻被視為應當。但他對於西印度地方的戰鬥情形極為隔膜,初不如乃父之熟知征服加拿大及俄亥俄流域的方法。不列顛軍士之死於疫癘疾病者以千計,而英屬法屬各島上的黑奴亦有反叛者,殺戮愈慘則成功亦愈不易,而軍隊亦無可撤退,一撤退則叢島之全體勢將如海地(Haiti)之淪落為黑奴的野蠻世界。西印度之役要歷時3年之久,死亡4萬之多後,始獲結束,然而犧牲雖如許之巨,而帝國幾無所得。威靈吞6年中在兩班牙死亡之數亦不過如是,然而威靈吞則已能使拿破崙的軍力不留於西班牙。
革命軍的勝利
這次在熱帶的大損失,再加以當時軍制的不善,效率的低微,竟使英吉利在歐洲的作為大受牽制。依庇特的計劃,俄普亦應自動攻法,然它們方在瓜分已亡的波蘭,故無暇於共御大敵。不列顛及奧大利的軍隊竟聞《馬賽歌》而卻步,而被逐出於低地諸國。荷蘭及萊因各邦且被法人引起了革命,居民且半表同情。末了,波那帕脫之徵服義大利及於該處建立若干附庸之國,更引起了一個法蘭西征服及國際政治的新時代。1797年奧大利也被這年輕的神人所敗績,於是英吉利成了惟一未屈的敵人。
比嘗被威廉及馬爾巴羅所降服的「雄主」還要厲害的「雄國」(「The Grand Nation」現已以執政政府(the Directorate)為統治機關。執政俱為斷頭台下的餘生,富有能力,而不顧信義;他們決心搶掠歐洲以恢復法蘭西的財政;他們是近代戰爭及征服的始祖。他們最能幹最出力的臣僕,即不久將居他們之上的拿破崙,是時已在因義大利的經驗而習知建立一法蘭西歐洲帝國之道。他在義大利一方替人民取得革命的社會利益,一方又予以在執政政府下人民所不能享的宗教容忍及政治安定。如果兩者可以得兼,則法蘭西帝國的建立自是可能。
海事與庇特
是時英吉利適處於奇窘的狀態中。它的船隻不能駛往地中海中,西班牙則已和英之敵人聯合作戰;停舶在斯匹特赫德及諾爾灣(Spithead,the Nore)的內海艦隊則因恨政府之忽視及薄待而有譁變之事;在陸上則它的陸軍名譽亦已一敗塗地;從種種方面看起來,它似乎有不能獨力抵禦併力謀它的西歐全部之勢,除非它能得一同盟。
但適在多難之秋,庇特的勇毅及庇特善處海軍之天才幸而替它解脫了重圍。他一方平復了譁變,一方又寬以濟嚴,而予船員以較佳的待遇,故船上的生活亦不無改善。曾經譁變過的船員居然又隨了當坎(Duncan)而出征,而毀荷蘭的艦隊於干伯爾敦(Camperdown)。庇特的軍事外交,由丹達斯(Dundas)主持的軍事,及由格稜維爾主持的外交,固俱遲鈍而多失事,但我們如視他為不稱職的戰時大臣,則我們未免將他對於海事——英政治家所視為戰務中較重要的一半者——之功一筆抹殺。他所託以海事的斯賓塞及澤維斯(Jervis)既是適當的人物;他又助他們以提拔當時僅為海軍旗將之一而又年事較輕的納爾遜;他更力持派他到法人已經把持年余的地中海去為我們恢復勢力。結果則有尼羅河之海戰。
尼羅河之戰
尼羅河之戰為全戰中主要的一戰。它恢復了英之海權於動搖之際,於已失之地;而屈拉法加反而不過是錦上添花,一種最光榮最美滿的圓成而已。
波那帕脫嘗安穩地由法蘭西護送到埃及,且自聖約翰·的·武士(the Knights of Saint John)出發而道經馬耳太嘗奪後者為法有。所以自大亞歷山大而後野心最大之人似乎盡可東取君士坦丁堡及印度而曾無阻礙之可言。但納爾遜一把它舶在尼羅河口的艦隊擊毀後,他的東向大夢竟不容繼續存在。到了次年波那帕脫且以能溜回法蘭西為幸事,而他軍隊之暫時被鎖於埃及者亦不暇顧及。他回故土後,立即變了他的方向,而改圖實現其野心於西方;經了好幾年的努力後他始復有取道於俄以入東方的計劃。此外,納爾遜那年夏夜埃及海岸左近之炮攻,際賣索爾(Mysore)的替浦薩喜布(Tippoo Sahib)正在作亂而衛爾茲力(Wellesley)弟兄所主持的馬拉沙諸戰(the Maratha Wars)進行正逢緊急之時,又有確立不列顛的霸權於印度半島之作用。
尼羅河一役之又一結果為地中海上不列顛優勢的恢復。我們海軍的勢力以馬耳太及西西利為穩固的根據地,馬耳太我們於1800年由法奪來,從未放棄,而西西利則為納普而斯王室之逋逃藪,納爾遜與王室極善,而王室則成為英吉利的保護者。
拿破崙之稱雄陸上
尼羅之役除了拉著南意波旁王室為我同盟外,我們更藉以得了較有力的同盟。奧俄乘法之敗而有二次反法聯盟的組織。聯盟初曾於索服勞夫(Suvoroff)統率之下於北意獲過勝利,但在馬倫哥(Marengo)則又慘敗於波那帕脫而解體。波那帕脫今已為第一領政,有指揮法蘭西文武勢力的全權,故他於他一生最得意的4年內改組一切文武制度,集中一切財力物力,使法國成為極強極盛的國家,更給它以新穎有力的行政機關。在此以前,別的國家蓋從未這樣的整飭過者。
其次復有俄羅斯及斯干條那維亞諸國「武裝中立」的糾紛。它們之采此行動半固由於海上霸者在實行它的海上檢查時嘗於中立國民的權利多所侵害,但半亦由於它們之欽佩波那帕脫,且有與之同盟之意,而俄帝保羅(Paul)尤具和他親善的狂熱。保羅被暗殺,而丹麥艦隊被納爾遜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要塞的火線以內轟毀而後,那部分的危險才算除了,而不列顛的勢力亦於南北兩洋俱成無敵。法蘭西及西班牙,荷蘭及丹麥,諸國的艦隊俱已擊散,而不列顛亦可任意收取法蘭西的不幸諸同盟國的殖民地而毫無拘束。好望角及錫蘭(Ceylon)即於是時取諸荷蘭以保障赴印海程的安全。
亞目民條約
在陸上則波那帕脫尚沒有敵手足以抗衡,所以海陸稱霸的兩雄於《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中互相承認彼此的勢力範圍而停止戰事。然英人對於和約雖表歡迎,而久望的和平實只是空洞的休戰。英人雖希冀有全部的和平,雖以為法蘭西自後再不得任意擴張,但波那帕脫則另有一種的解釋;他以為有了英人訂立《亞眠條約》而後,便將退隱於海軍的護盾之後而不復作戰,而他則可以任意併吞他所欲併吞的歐洲國家。這種解釋既與商訂和約的英吉利政治家之用意不合,則兩國之重又作戰自為無可避免之事。
特拉法爾加戰役
屈拉法加
英吉利重又須以隻身而和法蘭西對陣。波那帕脫把他的無敵大軍駐在部羅涅(Boulogne)以遙制「背信的阿爾背溫」(「perfidious Albion」)[3],但他暫時尚無須勞動他們。他的用意在先將控制海峽之權取得,不幸他的很有魄力的計劃失之於粗率及不合海軍軍略。他令布勒斯特及土倫兩艦隊會師於西印度,但納爾遜及「弟兄幫」(「band of brothers」)能隨處嚴防並盡力抵抗,故他的計劃終不得售。我們的船隻緊追法蘭西的船隻於西印度,復追之回歐,往來大西洋兩岸之間,竟絲毫不予放鬆;故被追者急急逃入法蘭西及西班牙的海港而不復敢出,而入侵英吉利的計劃再也不能聽見。但一切似乎都已了結之時,拿破崙加諸海軍大將微爾涅甫(Villeneuve)的怒罵又把法蘭西及西班牙的主力艦隊激了出來。孰知它們一次的出港應戰,竟為最後的一戰?它們竟被殲於屈拉法加角的洋面。此役益使歐人深信英吉利海軍之不可挫,而於余後10年中的封鎖工作中英人也省了許多的繩索及木材。歐人愈迷信於英吉利海軍的常勝,則不列顛人亦愈易獲得安全及和平;即於百年的繁榮及文明重又被一大戰所中斷之時,這個迷信也使不列顛人得占著不少的便利。
納爾遜像
1805年10月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納爾遜(1758—1805)指揮地中海艦隊同法、西聯合艦隊作戰,摒棄傳統的戰列線戰術,採取分隊穿插的機動戰術(稱為「納爾遜戰法」),並以劣勢兵力,徹底粉碎拿破崙一世進攻英國本土的計劃,鞏固了英國的海上霸權地位。
納爾遜
納爾遜實是英吉利人最喜聞的一個名字。我們和他的關係絕不能僅以他的天才及我們對他的感激來解釋。就才力及功德而論,馬爾巴羅及威靈吞也不見得亞於納爾遜,然而前者不為人民所喜,後者雖得人民的尊敬欽仰,而尊敬欽仰之中仍含有苦幹的害怕成分。威靈吞之盡瘁於王事公務實來自一種可敬的但並不十分可愛的華族驕傲;因為矜持過甚故他不與世人接近。威靈吞固因此而得免於納爾遜所常犯的錯誤,並因此而可保持納爾遜所常失的尊嚴,但納爾遜可直入凡人的腹心,而威靈吞則不能。有一段故事可以充分表示納爾遜的性格,當他正在盼望著屈拉法加之戰時,他偶然地發現他坐船「勝利」上最良舵手之一,因忙於綑紮郵包之故,反把他自己給他妻子的家書忘了放入。及至他發現這個遺忘之時,郵船已張帆向英開出。納爾遜知道此事時便發令道:「扯起信旗來把它叫回!誰能保險他明日不會陣亡?他的家書應令同別人的信一起寄出。」那個郵船也居然因此區區一信而折回一次。
同時,拿破崙,今已成了法帝,也把部羅涅無用的駐軍移作於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征服東歐之用。他的勝利堪和納爾遜的相比,而且當時的人也無從預知他的帝國將萬不及已死英雄在海上所建帝國那樣的永久可靠。當日為英吉利喜懼交並,哀榮並至之時。世變飽嘗,又病又失望的庇特旋亦死於職守。他的及納爾遜的死亡,實是念年惡戰的前半之終點,而無結果的《亞眠條約》轉不能算做一種段落。
國會及戰事
偉大的對法之戰,——在庇特和納爾遜主持的初期,及在卡斯爾累和威靈吞主持的末期,——全是眾議院肩負的戰爭。當時受過教育者沒有一個人的心目中不存羅馬元老院大戰漢尼拔(Hannibal)的比較。凡得下院信任之人,只消他們能把他們的政策向數列長凳上的四鄉紳士解釋而得其贊同,便可運用國家的武力財力。因此之故,所謂國會的辯才在此時為極盛。大庭廣眾間的演說,除了於少數公開選舉區域的選場每逢選舉時會得用著外,此時尚不重要;至於公眾的集會則更是沒有。戰事繼續時,甚且在戰事告終後的數年內,改革派尚絕少言論及出版的自由。科柏特嘗因痛斥德意志傭兵之鞭撻不列顛民軍而獲得二年的監禁。限制民眾自由及宣傳的用意只一半在預防戰時的反動,所以在戰事告終而後限制並不取消。用意的又一半乃在防止改革內政運動的復活。在反雅各賓人的心目中改革和通敵並無多大分別,故用以預防通敵的方法也可用以防止改革。
但自由儘管不完全,盡有一部分失效,而國會的權力則無人改作縮減的嘗試,喪失美洲殖民地的國王亦無人願助之恢復大權。不過喬治三世也不是毫無權力。即在老年瘋病常作之時,他仍能阻撓庇特,使不能解放愛爾蘭的公教徒,他於國會各派互爭閣席也仍能參與若干意見。
黨派的起伏
兩黨制的暫時不振及多派制的暫時復活為這時期的特色之一。派別愈紛歧則國王愈得以仲裁人自居,因之他的勢力也稍有恢復的趨勢。兩黨制的所以不振乃由於輝格黨內部因改革及法蘭西革命而起的分裂,分裂而後福克斯派的黨員僅有百人左右,故無攫取政權的希望者竟有一世之久。輝格黨在1793年至1830年間的蟄伏,堪和托立黨在1714年至1760年間的蟄伏相比,而其促成眾議院之分成多數的派別之處,亦和托立黨的蟄伏,如出一轍。托立黨長期的衰微使輝格黨人分成窩爾坡爾及反窩爾坡爾兩派,所以托立黨在19世紀的首年亦分成庇特派,阿定吞派(Addingtonians)及附從格稜維爾氏的輝格·托立派。這些派別只有不同的領袖,而無各別的政見,所以它們在戰事的余後十數年中嘗先後和《福克斯派》結合以組織政府或以反對政府。
處這種情形之下老王自然會有若干的選擇大臣之權,及至他的瘋病成為不治之後,則攝政的喬治親王繼有此權。他們兩人都利用此權來歧視有福克斯派輝格黨人在內的結合。庇特死後的1年中喬治三世固嘗不獲不起用「全是人才」(「All the Talents」)的混合內閣,連垂死的福克斯也在其內,結果奴販亦卒獲禁止;然國王仍能於短期中將他所極不喜歡的大臣趕跑。他免除他們的根據固極不正,但其結果卻不見得怎樣惡劣,因為輝格黨的諸領袖及格棱維爾派的同事都不是戰時的能臣。自波那帕脫屯兵部羅涅而後,福克斯派固嘗承認對法作戰的必要,而他們長過外部數月的黨魁於臨終之時,亦已改變他向日的眼光而深信拿破崙之不能與言和議,但繼他而起的輝格首領如荷蘭及曷累兩貴族的仍太易於消極,欲支持歷久的戰事者所必需的沉靜及銳敏,他們兩皆缺乏。[4]
1807年而後純粹的托立各派又結合起來以當國,更藉眾院之力以抗拿破崙。滑鐵盧的大捷及最後的勝利終須歸功於那個始終不屈,始終不肯絕望的國家。根據世界可靠的判斷,倔強的島民之所以終得勝利,不由於國王,也不由於攝政,而由於不列顛的國會制度,不列顛的華族,及不列顛中等階級沉著的性格及激增的財富。
的爾西特
拿破崙稱帝而後,跟著有東歐東至俄國的征服。這為3年長的工作,每年
有一致命的痛擊!
而赫赫的帝國又倒了一個。
奧大利敗於奧斯特里齊,普魯士敗於耶拿(Jena),而俄羅斯則敗於腓利德蘭(Friedland)。他的工作告成於1807年之夏的《的爾西特條約》(Treaty of Tilsit)。當他和俄帝亞歷山大泛舟尼門(Niemen)河上,互抱以示親愛,而成立此約時,其躊躇滿意之態誠有可以想見而不可以摹寫者。亞歷山大年少易受感動,而又富於誠摯,故於歐洲的悲劇中雖其扮演的身份有多種,而其深重之態則始終如一,且俱本良知。在最初的4年他以得為拿破崙的同盟及歐洲全洲的並治者為榮。當是之時,東自烏拉爾山西迄庇里尼斯山,所有的文明世界悉聯合以難英國,而英之航運及貨物亦不得與此世界相通。然而即在這廣袤的敵人版圖中,它也有好多秘密的友好,而它政治家的主要努力即為如何而可以煽動這班密友,使之造反。不列顛的津貼為一種的引誘,因為他們一舉事便可有得著接濟的希望,又一的引誘是反面的,而且是苛刻的;他們如果一日不抵抗法國而甘為它的附庸,則他們也一日不能得到茶及咖啡,糖及棉布。
封鎖戰
英法今俱從事於封鎖戰以絕對方的糧食,其規模的宏大蓋為前此所未見,良因前此的歷史中亦從未見有如屈拉法加以後的英國那樣大的海軍國,也未見有如的爾齊特以後的法國那樣大的陸軍國。自有拿破崙的《柏林》及《米蘭》敕令(Berlin and Milan Decrees)而後,中立國及法之同盟國皆不許和大不列顛或其殖民地通商。不列顛則以樞密院院令為報復,後發者又比早發者為嚴峻。其傾向則為把拿破崙的歐洲全體封鎖起來,而不令和外界交通。
因兩方封鎖戰而受著災難的有三種人,究竟哪一種人將率先反抗呢?拿破崙的德意志附庸及莫斯科同盟呢?還是合眾國呢?還是英吉利的中下階級呢?拿破崙的附庸及同盟已因他一人之故而犧牲奢侈品的享用及舒適的生活。合眾國為當時碩果僅存的中立運貨人,它恨英人的封鎖比恨拿破崙的大陸制更甚,因為拿破崙尚無潛水艇相助為理,故不能禁止美人之和不列顛通商,而英吉利的軍艦則可有力地阻止央歧(Yankee)商船之出入大陸海港。至於英吉利的中下階級則際此作戰的數年中亦在在受極大的犧牲,他們的事業,及真正的工資都因戰時物價的漲落及市場的伸縮而搖動無定,所以拿破崙在1811年時誠有希望他們將因不能再忍而騷動的理由。
英美1812之戰
到了1812年時,俄羅斯誠已對於拿破崙的敕令表示反抗,而合眾國亦誠已起而抵抗不列顛的樞密院院令及不列顛船長的檢查,但不列顛「內國陣線」上因戰事而受苦的階級則仍屹立不動。經商群社拒絕屈服於拿破崙,他們只極力要求拍息發爾(Perceval)政府末減樞密院院令的嚴峻,以避免和合眾國的戰爭。但中等階級此時大多尚未取到選權,他們不是托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故他們的忠告不易即獲政府的採擇,而英美間戰事也就爆發而無可挽救。戰事起後,英國貿易斷絕,故一時極感痛苦。但貿易的斷絕及加拿大邊境和美國沿岸之海陸用兵俱不足牽動英國在歐的大勢,而使之不能獲勝,因為在英美作戰的數年中,俄德亦相率而叛法。下一世的英人每不把對美之戰牢記心上,他們只把它看做拿破崙戰中一個不必有的枝節;但美人則視為國恥,視為新國長成時的挫折之一,而世世牢記不忘。從日後盎格魯·美利堅關係的觀點講起來,新共和國第一戰之仍須和祖國對仗,仍須如獨立之戰之以祖國為敵人,誠是一件至為不幸之事。
紐奧良之戰
「1812年戰爭」最血腥的戰役發生在1815年1月8日的紐奧良。在這場戰役中英國軍隊死傷逾2000人。
戰時死亡的人數
拿破崙之戰對於不列顛有時雖也危險萬分,如同我們今世的大戰一樣,但群社的生活則並不如此次之多方受著影響,而丁壯的死亡尤不及此次大戰之烈。在12年之間我們在大陸上,除了不常有的,小規模的襲擊所需者外,幾沒有軍隊。全戰22年之間死亡之總數僅有10萬左右;此中幾有半數死於庇特時的西印度之役,而4萬人則死於6年的半島之戰。英吉利最大的損失不是丁壯而是人民所遭經濟上的痛苦。為了作戰的緣故,工業革命在最緊要的二十餘年內竟離了正道而成為彎曲發展。
戰時的社會生活
但經濟上痛苦並不由各階級來平均負擔。上等階級因租金提高之故照常能過其舒適的生活。他們也只付了小部分的戰時賦稅,因為國用的大部來自消費稅,而消費稅的負擔仍歸於須付騰漲的物價之窮人。庇特的所首倡,且至戰事告終始行撤除的所得稅,固可稍稍調劑富人與窮人間的擔負,但尚不足以得其平。在1815年時直接稅的收入僅有2500萬鎊,而間接稅則有6700萬鎊。出身高貴的治者階級都有租金可以收入,什一之稅可以享用,所以他們的生活絕少受戰事的影響。
戰事期內島國的文化誠有驚人的昌隆。歷戰爭的期間,偉大的風景油畫師,詩人及小說家都在盡力寫作,而以出品供有閒及富有階級的娛樂欣賞。鄉居生活從未有過如此時的愉樂,獵狐射鳥而外,你更可於收藏極富的圖書館中消磨餘暇。游臘生活亦從有未過如此時的有趣,你可趨車於新築的馬路之上,你也可參加貴族所提倡的拳藝。從奧斯騰女士所繪的一幅客廳畫圖中,實不易找出些小因戰事而生的煩惱或操心的痕跡。
中等階級所受的痛苦較大。許多商人,如同《虛榮市》(Vanity Fair)[5]中的塞德力(Sedley),皆因市場的驟伸驟縮,時價的變幻無定而破產。但也有許多在此時期中致富的商人,有的因了新設的工廠,有的因了和全世棕人黑人的通商。英人的布匹貿易在此時尚無人與之競爭,而棕人黑人的衣料亦幾全賴英人的供給。
受痛苦最大者實為勞工階級。政府對於他們,除了柏克邑諸法官所始創於斯聘納蘭(Speenhamland)的津貼政策已經通行各地而外,絲毫不想法予以救濟。然始自斯聘納蘭的津貼金雖或可稍稍補助工資之不足,而使合家不致成為餓殍,但工人的生活仍無改良,甚或維持的可能。最低工資的規定自為較好的政策,但只見討論而不見採擇,國會且以舊式及不科學視之。同時,庇特的法律又使職工會成為違法的結合,所以工人也不敢冒犯宮廷的虎威,而為隨物價以提高工資的運動。
我們今在大戰中各階級間所具有的一種博愛精神,在那時反雅各賓人的心目中是絕對不存在的,替他打過勝仗的士兵,在威靈吞的眼光中,只是「世上的渣滓」,只為「謀得酒飲而才當兵」[6];這種語調可以代表當時上等人對於貧賤階級的同情的一班,雖則納爾遜對於舵手之信的故事完全又是一調。而且不但上司待遇常受鞭撻的兵士海員恆從苛刻,即世人對於拉德派(Luddites)[7]及一般「工作窮人」的態度亦是如此。所以在致力於打敗拿破崙時,當國者對於不獲飽食的庶民自認有一種雙關的義務,——一方須維持他們於不死,一方又須壓服他們而不使作亂。
半島之戰
拿破崙為厲行「大陸制」——他所可藉以懲創傲慢無禮的島民之惟一方法——以禁不列顛貨物之進入歐洲起見,竟致闖出他畢生最嚴重的兩大亂子,一為不顧西班牙的民意而作併吞他們國家的企圖,再為遠攻俄羅斯。他本已把各國的國王收拾得服服貼貼,但這兩件事卻激成各國的民反。時間較前而且作孽也較大的一件事給了英吉利以開始半島之戰的良機。我國的軍事行動在始規模極小,我們的目的在始只在遵守傳習的政策,而維持舊盟葡萄牙的獨立。歷此後的6年內葡萄牙始終成為我們的根據地,而海軍則為全役成功的條件,此其情形和馬爾巴羅之戰時不列顛軍隊在西班牙的行動如出一轍,不過昔時的成就不及此次的宏大而已。
葡萄牙人因能甘受不列顛軍官的訓練指揮之故,在此次的戰事中居然成為不可厚侮的臨陣軍隊。西班牙人則反是;他們很少能成為過得去的正式軍隊,但他們卻長於混戰。然正因西班牙民族的性格及社會比別的民族要幼稚草昧之故,拿破崙所瞧不起的國家轉予占領的法軍以莫大的困難;他們可以踐踏文化較盛的近歐洲諸國,而不能逞志於這民性單純的西班牙。所以法蘭西在西班牙的30萬大軍大都皆須散作扼守交通之用,而從不能厚集起來以痛擊摩爾或威靈吞所統率的不列顛3萬永不消滅的軍隊。當英軍年復一年地自葡萄牙襲擊西班牙,而半島上法軍的壓迫亦因拿破崙被俄德所牽制而逐漸輕減時,威靈吞的勝利,——塔拉味剌,薩拉曼加,維多利亞(Talavera,Salamanca Vitoria),——亦一個比一個地重大起來。在革命諸戰開始時本已降落到極低的不列顛軍力及軍威,至是又恢復到克倫威爾及馬爾巴羅為主將事的高度。半島上的諸戰及圍攻益鞏固了我們的團伍傳習而使之傳諸久遠,不列顛陸軍在未來百年中的精神蓋儘是這種可貴的傳習。
橫隊對縱隊
不列顛軍在西班牙的連捷,雖多半由於約克公爵及摩爾·約翰爵士的陸軍改良及威靈吞自己戰略及戰術上的奇才,但不列顛橫隊之優於法蘭西縱隊亦為致勝的一因。兩軍陣列的不同嘗經過一有趣的蛻變。本來18世紀的朝代戰爭,自馬爾巴羅以迄大腓特烈。皆沿用橫隊的陣列——初則為三重的橫隊,到了世紀之末則減為兩重。但這種作戰的方法雖為當時文明軍隊的不二方法,然非濟之以專門軍士的熟練便不易成功。所以當法蘭西共和國初年的陸軍以富於精神而缺乏訓練的烏合之眾,以農民及店員臨陣時,他們只能用縱列密集的陣形,而以哨兵站於陣前索戰。他們的人數極眾而精神極飽滿,所以竟能以這樣粗疏的陣勢來攻克行伍整齊作橫隊式的奧大利步軍於疆埸。歐洲諸君主國於敗績之餘,遽以為法軍的制勝由於他們的新式陣形,遂仿行他們不足取的戰術,而法軍所由成功的精神則自然仍付缺如。只有不列顛軍隊,半由於保守的天性,半由於正確的判斷,仍牢守他們向有的橫隊陣形。所以他們偶於埃及及南意的戰場上和法軍對壘時,他們得占著它國所沒有的優勢。及至半島諸役,英法兩軍常常相遇之時,前者紅色長列橫隊所發的密集槍彈更常足以掃退法軍縱隊的頭尖。近代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從不想改革他步軍的戰術,也誠是值得注意的一事。
滑鐵盧戰役
滑鐵盧戰役最終粉碎了拿破崙軍隊的實力,法軍和盟軍傷亡都很慘重。
來比錫
半島之戰之所以得獲最後勝利,乃因法蘭西在俄德的繼續被挫使它不得不繼續減少在西班牙的軍隊。同樣的,我們同盟者之能於來比錫大敗拿破崙,亦因於威靈吞之能在南方牽制一部分的法軍。1814年的初月法蘭西遂被聯軍所侵入,威靈吞越庇里尼斯山以入法,奧人,普人及俄人則渡萊因河以入法。我方最後的成功更有賴於卡斯爾累1813—1814年在中歐的外交,因了他的聰敏及努力,互相疑忌的諸國君侯亦卒能聯合起來以赴共同的目標。
滑鐵盧
拿破崙第一次推倒而後又繼以他之自厄爾巴(Elba)潛回巴黎,及老兵宿將的歸附,雖則法蘭西人民的從違則顯然未能一致。他的百日的復辟於滑鐵盧一戰而告最後的結束。此次最後一戰之所以能歷時甚短應當歸功於不列顛政府的當機立斷,立即宣戰,並立即遣派威靈吞聯合布呂協(Blücher)的普軍共衛荷蘭比利時,以待大軍之自東方開來。滑鐵盧一役的結果決定了全局的形勢,而戰事亦突然告終,因為法人於敗後也不甚熱心於戰事的復作。
不列顛之力抗拿破崙,不屈不撓,本已早獲好評,它的名譽於滑鐵盧尤為卓絕無倫。所以在和會中,卡斯爾累及威靈吞的意見得以十分有力,即帝王們亦望塵莫及。《維也納和約》的優點大半蓋須歸功於這兩位盎格魯·愛爾蘭的華族。
維也納的解決
1815年解決中最值注意的優點即為對於被征服者的公平寬大,及歐洲之因此而得享長時期的和平。威靈吞和卡斯爾累俱力主寬大,俄帝亞歷山大助之,而布呂協和德人和一大部分的不列顛民眾則自然要想報復。波旁王室已經復辟而革命的社會關係則未更張的法蘭西,按照和約,得以保持1792年的舊界,並且不必放棄亞爾薩斯或洛林(Alsace,Lorraine)。英吉利在戰時曾經占領的非洲及兩印度的殖民地也大半歸還於它。它所需擔負的賠款自始即定得極低,所以在3年之內聯軍已完全撤退。而它的疆土完整如昔。和約避免了報復,但聯盟諸國又相約以防拿破崙之復回,以保各國的安全。至於拿破崙本人則今被英人幽禁於窵遠的聖·赫勒拿(St. Helena),故作亂亦自不易。
1815年解決的大缺陷即為大陸各國,除了法國以外之不顧民族的界限及人民的自由。英國不算外,得勝的列強都為反動專制的國家,而且即卡斯爾累本人對於英吉利以外的國會也不屑一為關心。俄普奧三國的帝王把波蘭,德意志及義大利任意分割,一若這些國的居民僅若干的人口而可以由至尊的論價人自由交易割讓者。教皇對於中意的世俗權力今也恢復。民族及民眾自表的希望竟完全抹殺不問,雖則這種的希望是西班牙及德意志人民群起抵抗法國的理由之一部分。
維也納解決的優點給歐洲以40年的和平。它的過缺則使戰事仍無可倖免於後。——為民族獨立及民眾自由而起的戰爭即梅特涅(Metternich)的制度也不能永久防免。[8]
1815年諸條約中的又一點亦為不列顛所特別關心者,這即袒英的奧倫治王室之復王荷蘭及比利時之併入而成為尼德蘭王國。萊因的三角洲今又重歸於英吉利毋庸畏懼者之手。但最後的解決尚須待至15年之後,待至比利時和荷蘭分裂,而另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後。
維也納會議場景
1815年拿破崙帝國崩潰後舉行維也納會議。英國在維也納會議上得到的許多經濟上和軍事上的重要地區,使它進一步確立了在世界上作為第一號殖民強國的地位。這樣,自17世紀末以來同法國爭奪殖民地的長期鬥爭,就以英國的勝利而結束了。
但不列顛最大的關心在海外,而在海外它是最高無上的裁斷者,它所在戰時占得的殖民地,它一人有決定何者留給自由,何者還諸舊主之權。在大體上它不能不算是寬宏大量之人。它雖留了錫蘭,好望角,星加坡,並以300萬鎊購了幾內亞(Guiana)的一部,它仍以爪哇及別的東印度群島歸還荷蘭,而為荷蘭日後在海外的主要富源。法蘭西及丹麥亦得還它們最有價值的島嶼。但英吉利又留了毛里西亞及黑耳郭蘭(Mauritius,Heligoland)以及地中海的要害,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及馬耳太兩處。不列顛海軍,航海,及經商的——不久而後更用作裝煤的——港島場所此時蓋已在星羅棋布於全世起來。庫克海校(Captain Cook)和平得來的澳大利亞洲亦正在移殖之中。上加拿大則漸被英吉利人及蘇格蘭人所居住。第二帝國蓋漸在代已亡的帝國而興起,而新帝國的基礎亦如舊帝國之建立於海權,商業及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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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者按,指步軍,因步軍穿紅色軍衣,而陣形不密。
[2] 見下第663—666頁。
[3] 譯者按,阿爾背溫即英吉利的別名,其源不可考。
[4] 輝格黨人於西班牙人民初起抗法時,頗抱樂觀,但轉瞬即有摩爾(Moore)的撤退,而他們對於半島之戰也就氣餒起來。他們且以為威靈吞的作戰必將無成。
[5] 譯者按,即塔刻立(Thackeray)所著的小說。
[6] 但我們也不應忘了公爵的又一句話,「我們之能把這班人鍛煉成為優良人物誠是可驚之事。」此句雖緊隨在後,而世人卻不常引用。
[7] 譯者按,拉德派為1811—1817年間的一派工人,專以打毀代替人工的機器為事,其首領為拉德(Lud)故名。
[8] 嘗為卡斯爾累作傳得名的韋白斯忒(Webster)教授於Congress of Vienna,第147頁中寫道:「自治觀念的鉗制尤比民族觀念的忽視為無可恕,因為自治觀念在當時更為人民所習知。只有亞歷山大及其顧問人員對這個觀念表些同情;而法之所以得有「《憲章》」者亦完全是他及塔力籃(Talleyrand)之功,塔力籃蓋亦深知革命而後,民權已屬不可忽視者。其他的政治家都把民治和無政府及革命混作同義之辭,而深致反對;不列顛的托立大臣也屬於這種反動的政治家。即曾得不列顛使臣的暗中贊助而始成立的憲法,托立大臣仍私下鼓動別人來加以攻擊。此後各國民眾運動之所以不是人民意志的表示,而踏入奇異的途徑者蓋亦上述的政策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