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四章 民主運動的開始 法蘭西革命時的黨爭

托立寡頭政治 喬治三世中興王權的企圖失敗而後，華族的國會政府嘗有完滿的恢復。在少庇特的賢明的領袖之下，一個托立黨的寡頭政治和舊日窩爾坡爾·紐喀斯爾時代的輝格寡頭政治有了同樣堅固的根基。政府今又不以國王的恩眷為重，而依國會兩院的自由判斷以生存；但外界的公意雖已不是完全可以置諸不問，究尚是次要的考慮。庇特及窩爾坡爾兩人雖都得貴族的贊助，但也都是十足的眾院人物；他們的實力來自朽腐城市的制度者為多，而來自貴族院者為少。而且庇特又把貴族的威望減低了些；他任內所新封的爵位極多，而對於朽腐城市的物主之酬勞尤足以使世人賤視貴族。賣官鬻爵的貿易仍極驚人，雖則少庇特時腐化的方法已因柏克《經濟改革法》的成立，而沒有如紐喀斯爾及諾司時之繁多，也沒有昔日的昭著。 托立和輝格寡頭政治的比較 舊的輝格寡頭政治和新的托立寡頭政治，雖牌號已變，而實質極是相同。地主階級壟斷政權的形勢今猶如昔。新的托立黨人所奉的政治及宗教制度並非別的，而即是由窩爾坡爾的謹慎及庇特之父的毅力所保全下來的「漢諾威朝」的辦法。但整個的目的雖未更改，而著重的方向則已不無變換，因為今日之謀推翻憲法者已非詹姆斯黨而為雅各賓黨。輝格寡頭之保全現行制度乃在抵抗斯圖亞特反動和法蘭西波旁專制的結合，而托立寡頭欲保全同樣制度，則須內遏民主的潮流而外拒法蘭西的武裝革命。所以柏克之自輝格變為托立實沒有倒退多少；福克斯之鞭策輝格群眾前進，而和新的平民政治接近，才是離開了輝格黨原來的立場。如果柏克的後退可算是「叛黨」，則福克斯的前進又何嘗不是？ 新的托立主義 托立黨自經柏克晚年反雅各賓的色彩所砥礪後，便知以英吉利革命解決的真正承繼人及保護者自居，而以反抗法蘭西革命的謬說自負。托立主義好像就是國會政府的柱石，一方反對雅各賓黨的「直接行動」，一方又力拒拿破崙的全民專制。它之能有這樣的主張實有大功於世界；大戰既終而後，坎寧（Canning）所代表的托立主義一時竟和歐洲的自由有同樣的意義，而自由的明燈因亦得以不滅。然托立黨所擁護的國會憲法主義，照他們自己的定義，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代議的」政府；它只是一個「混合的憲法」，主要的成分是華族，平民只居於參加的地位，而國王則具有偶或干政的權力。 抗議教徒及反雅各賓派 同時，羅馬公教徒之積極地要求在英吉利及愛爾蘭之重享公權，完成了托立黨人和1689年諸原則的和解。喬治三世及其大多數未享選權臣民之反對公教徒的要求，本深得托立黨一班黨徒的同情。利用抗議教人民畏懼公教的心理不復為輝格黨的策略，而成為托立黨選舉時的口號。托立主義的目的之一即在結合保王派及民眾的情感；兩者幸而都視法蘭西的革命黨及羅馬公教徒為洪水猛獸，故結合的基礎不難覓得。教社外的衛斯立運動及教社內福音運動更增加全國對於「佩因·托姆（Tom Paine）的無教哲學」及愛爾蘭叛徒的「教皇教」的惡感。雅各賓主義及羅馬公教主義兩者在歐洲固在自相殘殺，但這個事實並不能阻止我們島國保守主義之同時痛斥二者，同時害怕二者，視它們和英吉利的精神根本不合，而和我們「教國幸運的憲法」絕對不能相容。1790年及1830年間之託立諷刺畫中，我們常見《大憲章》及《聖經》及加於這兩部神聖書籍之上的王冕被視為我國民族「自由」的基礎；而福克斯的輝格黨人及他們教皇教派的同盟者則被詆企圖摧殘這些自由之人。這樣一個簡單的信條固然一經解析便站不住，且與當世的事實也不符，但只顧眼前的政客及但知利己的階級則利用它不遺餘力；而它對於英吉利的工業社會及愛爾蘭的政治社會亦種下很大的禍根。從好的方面說，它也有援助全國戰勝拿破崙之功，因為它甚能鼓動英人的性質及傳習，它之入人者比僅僅的政治關係為深，而且它能維繫中等階級的忠心於不變，歷多年的戰亂而仍不變。 政黨及教派 復活的托立黨既然甚忠於漢諾威王室及革命解決，輝格黨人既然已開始為羅馬公教徒爭求公權，那麼我們便應問，究竟沿著何種路程我們才可以追溯兩黨的連續性，自奧次·泰塔斯（Titus Oates）及薩瑟味勒爾博士（Dr. Sacheverell）以迄大不相同的現時？然而兩黨仍各有各的連續性，托立黨人始終和教社的利益維持著關係，而輝格黨的華族則始終依賴違教的選民為後援。庇特在1787年及1789年先後反對《鑑證法》及《會社法》的廢除，因為此兩法不廢則抗議教及公教的異教徒兩不能有充任文官的可能。在又一方，則福克斯·查理在極力的擁護宗教平等的正義，並力持「宗教不應為任官的正當條件」的近代原則。 所以異教徒看得很透徹的，除了經由福克斯所領導的新輝格黨及國會改革的途徑外，別無可以獲得公權的方法。他們深信，朽腐城市之制一旦廢除，則他們的選舉力量可以強迫國會改善他們的待遇。因為相若的理由，國教教社的僧侶及贊助他們最力的托立黨人則成為堅決反對國會改革之人，他們蓋恐改革後的國會會廢除國教。在1832年，1867年及1884年的諸個《改革法》將新時代的改革大問題解決以前，這問題所引起的宗教分野繼續地影響及於政治。 當英吉利的政黨正在對宗教平等及國會改革兩事開始取各異的方針時，驚天動地的大變忽自法傳來。是時的法蘭西尚未成為雅各賓黨的國家，但已以立憲君主代替專制，且正在擬訂法律，凡人民無分信仰悉予以同樣的公權。所以英吉利教社中人及異教徒對於法蘭西大革命的態度，在此時當然以他們對於國內公權問題所取的態度為依違。本來純粹是英吉利運動的國會改革問題，今則突和社會政治狀況與我無一相同的國家之潮勢混在一起而無可分清。 初期改革運動 開始鼓動國會的改革者為約克邑受輝格地主紳士將護的舊式自業田主。他們的運動和工業革命無關，和任何近代特有的社會或政治狀況亦無關係。它並不是要求給選權與大城市或新興中等階級的一種運動。他們只建議廢除若干朽腐城市，而增加各邑的代表。他們這種緩和的國會改革之主張，並不出於任何提高中下階級地位，或使窮人致富的理論，而僅僅以恢復有力政府，及納國主及國會於同一的輿論監督之下為目的。他們鼓吹改革；因為有了改革，則喬治三世無從再有指派並收買眾院多數的權能，而他的個人統治亦可中止。所以初期的改革運動，即使是有主義的運動，也未嘗不是適應一時事變的運動。 少庇特之恢復立憲的，有力的政府奪了上項運動的魂魄，而柏克1782年的《經濟改革法》，因能減削國會中腐化之力之故，亦差可替代選權的改革及選舉區的重分。1785年庇特緩和的《改革法案》之否決蓋可視為首次激動的終結，而庇特自己亦不久即變成一個反改革者。 普萊斯及普利斯特利 改革激動的第二期乃是哲學的異教徒普萊司及普利斯特利（Price，Pristley）所領導的一種深帶學者派頭的運動。它的目的在藉國會改革以取得宗教平等，且約略主張民主及「人權」的普遍原則，而大要表同情於法蘭西較早而較緩和的變動。以和10年前約克邑自業田主的改革激動比較起來，則新的運動已不是純粹不列顛的產物；它已經帶些美法及人類大同的氣味。托立的上等階級對於它概括的及哲學的性質極為吃驚，因為這種性質可使運動益趨極端，而超過首先激動者的原意；柏克於一個極有名的政治小冊子中把普利斯特利及法蘭西革命罵在一起，而柏明罕的「教社及國王」暴徒則不為地方官吏所懾服，而將哲學家的家宅搗毀，將其科學儀器付之一炬。曼徹斯忒亦發生相類的橫暴，故中等階級哲學的異教徒所領導的改革運動終告停止。至少在這兩個工人生活的大中心中，中等階級的大體甚不關心改革，而工人階級且表反對，雖則40年而後這些大城市都準備著逢到必要時為葛累的《改革法》，甚或為別的更要徹底之事作戰。 佩因與柏克 柏明罕及曼徹斯忒的暴民行動明示著「平民」的見解在下一世內，即在窮人中，仍將為少數人的見解。但佩因·托姆卻即在這個要緊關頭，在一部分的勞工階級中開始他的民主運動。在這裡我們首次可以發見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新的社會狀況和英吉利政治間的密切關係。遍英吉利及蘇格蘭之全境，無處不有大批工人向工廠及工業區域麇集的行動，而佩因的主義亦得了樂於領教及討論的群眾。巨數因經濟變動而喪失獨立及生計的災民，既無別的方法可以改良境遇，亦不顧一切地移其注意於政治。自鄉村漂流到新的工業區域的人群，常聽見有人告訴他們，說佩因·托姆嘗宣言所有的政治權力自然屬於人民，然而依據他們各個的慘澹經驗，則它似為資本主義的僱主，大農夫，及有地的治安法官所包辦。富人之榨取窮人，窮人之怨恨富人，以及兩者間的互相懷疑，把久為18世紀英吉利生活的特點之階級和諧一掃而空。 上述種種也許是事所必然的結果，總是無可逃免的，但柏克對於《法蘭西革命的感想》及佩因《人權論》兩書的極端主義更不是造成互相諒解的良法。歷40年這兩部著作於群社的左右兩翼有絕大的勢力，柏克雄麗的文章，及深重的（雖是單方的）哲學很能使當時受過教育的各階級失驚而折服，而佩因粗淺扼要的邏輯則對於知識未開的階級，對於只知逢選舉時騷擾一下，放肆一下而不知政治尚具有其他意義的人民，不啻是一種開胃的新飲料。偉大思想家之往往只能顧及問題的一方，而不能顧及雙方誠是一件可痛之事。柏克及佩因的議論，乃是最不妥協的保守黨及民主黨的論調。 當日的保守主義和下一世紀下半葉的保守主義不同，它並不自以為和民主政治為同盟。它主張根據1689年的基礎，而維持國王貴族及眾院間的「憲法均衡」。庇特的總檢察官斯科特·約翰（John Scott），即日後晉封為厄爾登貴族（Lord Eldon）者，嘗於1794年檢舉激烈鞋匠哈第·托瑪斯（Thomas Hardy）的大逆而欲置之死地，他的罪狀是「主張成立和本國已有制度絕對相反的代議政治！」柏克的賢明非特不能用來開豁厄爾登的茅塞，反而益增他的昏昧；此則只可看做造物之作弄人類了。 在又一方，佩因的《人權論》以為一切的世襲政治，無論國王的或貴族的，儘是從強力壓迫而來的，以為所有的權力發源於人民，故真正的議會政府應即建立起來。他又預言，富人所享，而來自人民負擔的年金應和他所擬議抽收的一種累進所得稅，一同用於貧民的教育，老年的撫恤，及養育的保護。這些建議——有些本是深刻的預言，有價值的提議——之不易動一般人之聽者，乃因他更不顧事實，而有廢除君主制度的要求。佩因極易受激動的性格充滿了對於美利堅憲法之讚美，其故則大半因為美國沒有君主也沒有貴族院。他之要求取消不列顛憲法中所有的古董「傢伙」（「lumber」）不特使他的宣傳絕無成功的機會，且使他自己成為流亡者，而使他著作的流行形成罪名——雖然不憚躬犯這個罪名者並不乏人。 在未來的多年之中，佩因的共和主義，不啻是一切自由理論或自由制度的障翳。福克斯及葛累雖竭全力以否認，而仍不能洗得乾乾淨淨。一到了我們和雅各賓共和國作戰開始之時，則人民冷靜合理以考慮政治的最後機會亦告消滅。街上的行人只消凝視店鋪格眼窗中所懸掛季爾蕾（Gillray）的漫畫，便會把華族的輝格黨人想做志在割下「好好的國王」之首，建立「無袴黨」（Sansculottes）襤褸的共和國，而頭戴紅色自由帽的人民。[1] 法蘭西革命及英之黨派 英吉利在1793年的開始以前尚未和法蘭西作戰。英人僅以中立的眼光來觀覽1792年的巨變，但他們之所見者對於英人的輿論有永久重要的反響。歐洲舊局面（ancien regime）諸君王武力消滅法蘭西革命的雄圖（有如他們主將布倫茲威克Brunswick在所頒宣言中所說者）；法蘭西人民之崛起奮力抵抗；新法蘭西在瓦爾美（Valmy）之役所獲出人意料的勝利；雅各賓主義及共和主義，屠戮及斷首，同時在巴黎所得的成功：凡此種種至今猶引起後世凝視的莫測大事，吸引了英吉利政客的全神，改造了我們的政黨，並決定了我們政府此後40年中的精神。 常往布洛克斯的時髦會所之福克斯派輝格黨人，及通信會（Corresponding Society）[2]中貧賤的激烈黨人熱烈地表同情於法蘭西人民，而不以德意志專制的入侵者為然，福克斯且以後者和波斯帝柔克西斯（Xerxes）入攻希臘的大軍相比擬。他嘗依著他熱心腸的，富情感的方態，於9月屠殺的消息尚未傳到英國以前，寫著法人道：「他們縱有過失及荒謬之處，然我仍十分關切於他們的成功。」未幾而巴黎監獄中大屠的噩耗傳到英國。於是他又寫道：「我真正的以為那天晝晚的慘禍，對於像我一班永遠忠於自由正義的人們，實是畢生再沒有更大的悲痛。據我看起來，這個慘酷的屠戮絕無辯解容恕的可能，甚且連稍微略跡原情的可能性也是一點沒有。」 但絕大多數富有階級的同情則始終站在布倫茲威克一方。9月屠殺及斷首政制在我島所引起的情感和聖巴退爾米屠殺及《南特詔令》取消的消息所引起者相似。在那年的秋冬，民主運動在所有的英吉利村市中悉被公意所壓倒，而不能再一伸首。全國遍地有忠王會之組織，普通俱由教士為領袖，而他們本地的異教改革者則為會眾所欲剷除的人物。這些會社集合民眾的意見以贊助政府；他們對內要求厲禁改革者的運動，對外則要求嚴戢法人武力「解放」歐洲的野心，即出於用武亦所不恤。 那年的冬天，法蘭西的共和黨人，因為受了一陣的勝利及威權的麻醉之故，因為他們預料的是被普魯士所挫敗，而結果反而大勝之故，竟侵入薩伏，萊因蘭（the Rhine Land）及奧大利尼德蘭，並宣告斯刻爾得河（Scheldt）為公開河流起來，所有宣告這河為數國內河的歐洲各條約他們視若廢紙。他們更預備入侵荷蘭，而以武力援助一切樂於推翻舊政府的國家。路易十四的驕矜竟在這班以推倒他的雕像，殺害他的子孫，誅除他的宗教為能事之共和黨人心胸中復活起來。萊因三角洲之被歐洲最大的陸軍國次大的海軍國占領，又挑起了英吉利自衛的觀念，一如西班牙的腓力，及法蘭西的路易所嘗在同一地方因同樣的野心而挑起者，也一如德帝威廉在日後所挑起者。反抗法蘭西稱霸歐洲，更反對它雄視尼德蘭，成為國會政治的英吉利之主要工作，且國會政府反抗之力和決心之堅反而遠過於任何專制朝廷。仇法的專制各國只知輕率地叫布倫茲威克來觸雅各賓獅之怒，及乎雄獅一吼，則他便又索然逃退。 舊英吉利阻止新生法國併吞歐洲老弱朽腐國家的決心在庇特一身有具體的表現；他又以之傳諸他的徒眾，到了卡斯爾累的時候他們卒得了最後的勝利，而20年余慘澹多變的經過也算不虛。這個決心不幸為時勢所累，而和取締改革並禁止討論改革的對內政策同道而馳，又和冷淡待遇工業革命的犧牲者及一般窮人——都可變成雅各賓黨的苦人——的態度聯做一起，所以它對內的影響極是不幸。 由於觀念聯合的同一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於政治家極費索解）政治上的緩和主義，對於改革的緩和傾向，以及對於經濟的或政治的壓迫下犧牲者的同情，常常又和戰事熱忱的缺乏，及新法國前後諸政府之都為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政府之遲於承認，走在一起。福克斯，荷蘭貴族（Lord Holland），斯密司·息德尼（Sydney Smith），羅密力（Romilly）槐特布勒德（Whitebread）擺倫，及早年激烈時期的科柏特皆為這個公律惹眼的例子。 托立政府的高壓政策 所以在將至的一世中，改革派深為雙料的壞名所帶累，他們在世人眼光中既非赤血的愛國志士，而又是佩因共和主義的友人，他們之力辯其非曾不能改移世人的誤解。改革派既這樣的不理於眾口，庇特自然更易採用強硬的手段以禁止國會以外一切關於國會改革的討論，雖然自我們看起來，他們的大失人心使嚴厲的取締反成為不必有之事。在戰事初起的兩年內，編輯人，違教的牧師，及傾向於宣傳的理論家等等之因敢為改革國會的主張而被檢舉者時有所聞；他們中雖常有借用法人激烈而不適宜的措辭，然其罪究不甚重。被蘇格蘭的澤夫立茲[3]，布剌克斯飛爾德（Braxfield）法官判處流徙植物灣（Botany Bay）的繆耳及判麥（Muir，Palmer）兩人，其所受之刑尤為冤枉失平，然而昔時嘗主改革的庇特竟拒絕予以寬免。蘇格蘭在19世紀中以激烈主義得名，而其所以能滋長者，對於這兩個為改革而犧牲者的同情蓋也有一部分的功用。 最後到了1794年時，政府因驚慌之餘，竟欲剝奪改革者的生命起來。它以大逆罪來控訴創立通信會並領導勞工階級以作政治上的立憲運動之鞋匠哈第·托瑪斯。其他安分而有身份之人如演講家衰爾韋爾（Thelwell）及語言學家圖克·何恩（Home Tooke）亦受同一的控訴。此次的大獄幸有那個英吉利特有的陪審制度來解免。庇特已冒犯了英人公平應付爭端的民族性。經了厄斯琴（Erskine）一番動聽的演說後，12個托立的陪審員終仍宣告哈第及其同被監禁之人為無死刑之罪，並且提醒政府，英國並不需要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的方法。即反雅各賓空氣極濃的倫敦亦聞宣告無罪的消息而忭欣鼓舞。 輝格黨人的「脫離」 英國也因此免得流入恐怖的政治，也許更因此消滅了報復性的革命於未來。但政府於此後的多年中仍依舊的鉗制一切政治的討論，關於此層人民亦比較有共同的贊成。通信會及其他會社被國會以法律來封閉。《保護狀》亦停止了多年，人民絕無犯罪的證據而被禁多年者亦不乏其人。凡未經地方官吏允可的公眾集會俱在禁止之列；在事實上地方官吏亦不再准人民集會。除了反對販奴的運動外，不列顛暫無任何政治生活之可言，即反奴運動也嘗有一時的不振。一若此尚未足以罄當日政治狀態的可憐者，福克斯派的輝格黨人，半因厭惡政治，半因出於懶惰，竟放棄國會的職務，而退隱於他們的泉林。當時只在國會中尚有批評政府的可能，然而反對黨竟以「脫離」（「seccede」）國會聞。 勞工階級之被壓制 庇特的《禁止結合諸法》（Combination Acts）也為當時壓制精神的一種表示。這些法律使職工會（Trade Union）成為非法的組織，而勞工者所有的結合悉在被懲之列。然而政府只有消極的壓迫，而沒有積極的保護，只不許工人結合以圖自利，而並不替他們保證公平的工資。政府的行動尚不是真正能代表「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它僅能代表利資本而不利勞工的國家干涉政策；所以有此而可憐的工人須完全聽命於僱主。政府之所以採取這種不公政策不僅在減低工資以求合於當時的經濟情形，而且也深由於反雅各賓派人對於「勞動窮民」一切結合之畏懼。在兩院中反對《禁止結合諸法》者，除了薛立敦（Sheridan）及荷蘭貴族兩輝格黨人外，別無其他的重要政客。 正在因工業革命而產生，且正在向城市集中的新興勞工階級因而早早即發現出一種自教自助的天性，而他們的活動則沿政治的結社及經濟的職工組合同時並進。庇特的政府欲把兩者一體剷除，但它的成功不等，在政治方面者似較在經濟方面者為大。當戰事結束，工人於彼得廬（Peterloo）時期作政治的及職工會的兩項運動時，他們處於極不利的地位，他們處處觸犯刑章，他們須先爭生存之權。輿論到了那時固已大有變動，固已不如庇特時候之大抵依附托立制度，但庇特在戰時所用以對付少數的高壓方法，那知已成為全國的習慣，而庇特的後繼者且用以對付多數於平時。所以政府對待窮苦人民及別的人民之膽敢作改良地位的要求者常失之於苛酷不公，雖則在法蘭西革命及對法之戰而後，他們之有此要求本極自然。政府的苛酷使工業革命於其社會的方面不獲有健全的發展，且它（苛酷）所留下的不良痕跡，雖經後日的補救時期之後，仍從未能全部盪除。至於禁止職工會的《結合諸法》本身則於1823年始告廢除，而立法的大演化亦於是時開始。 輝格黨人的地位 國會中的輝格黨人，在於今已屆中年的福克斯·查理及其特寵的荷蘭貴族和葛累·查理兩少年的領導之下，採取了一介乎反雅各賓的托立主義及佩因的激烈主義間的折中地位。他們固不斷的否認佩因的主義，但他們於1793—1797年反雅各賓的熱焰正高的數年間，仍繼續地在國會中動議廢除朽腐城市以實行改革。他們居絕對的少數，反對他們提案者多數動輒視他們表同情於法蘭西的叛徒，而相顧失色。他們之所以得免於更壞的待遇者，一因全體英人之能十分尊重國會的特權，再因英人對於名門子弟或和大人先生們有關係的一班體面人物每特予優容，而尊重其矜奇立異的特權。 在這種情況之下，改革派的輝格黨人之和柏克等一班為數及全黨之半的舊黨友互哄，自然是劇烈而又徹底。追隨柏克的輝格黨人即和托立政府的一般贊助者混合而不可復分，但依附福克斯的黨徒則猶不失為輝格黨的中堅，且為黨的傳習之保持者。因有福克斯派黨人之繼續反對庇特及他的後繼者，故國會整個的機械尚不至降為反雅各賓運動的一部分，而新時代彼此分隔，猶如懸隔的各階級間亦尚得保留著一纖弱的維繫，無論這維繫是如何纖細，如何脆弱。輝格黨人即在國會改革無可實行的時候猶能牢守原議，他們亦卒賴這不撓的精神而得於時機成熟之際以1832年的《改革法》來免除內戰及社會上的大騷動。 但在那個一時尚不可期的時代以前，輝格黨人的完全是一個隔絕的地位，既和國民熱心和法作戰的潮流不合，也和佩因·托姆及其後科布特·威廉微賤階級的激烈主義不相為謀。但30年的大失人心及不獲政權仍未能消滅輝格黨人。他們個人間密切的關係及黨的傳習足以把他們團結一起，故無論在鄉下華麗的第宅中，或在布洛克之會中集會時，一種團結的精神仍絲毫沒有衰減。他們多是華族，學者，及遊獵者，他們縱失了民心，縱不獲權位，然仍有多方足以自娛，足以使生活充滿著樂趣。他們也握有一小部分的朽腐城市，故在國會中的議席也是穩固不生問題。他們甚且以托立黨的主政者為不及他們的體面有排場，更從而瞧不起他們。他們的親戚故舊十分有力，故他們可以提倡平民政治而無所懼，他們最喜入時，故「雅各賓主義」於他們亦僅似一種趨時的怪僻。他們於1806年福克斯死前之忠事福克斯，及死後之追懷他的遺思，成為引導英吉利政治變遷的偶然情勢之一。福克斯之為人朋友即不欲厚愛而有所不可。他在何處，何處即會有一輝格政黨。但如果他也和庇特及反雅各賓主義攜手，則輝格·自由黨將永不能有，而英吉利政治在19世紀的過程殆須經由武裝的革命，而不能經由國會的改革。 福克斯 當年幼的庇特初受喬治三世之命而秉國政時，輝格黨人常好作「王國交付於學童管理」的譏笑。但國會及全國不久即知庇特不是一個學生，而是一位嚴肅寡言，莊重善教的先生。福克斯轉是一輩子的學生。忠於友好，厚於仇敵，而又永永反對著他們，無論有因無因；總處為難的情境；樂生而又愛人：他實生而即是反對黨的領袖，他在眾院的多年亦幾無時不是反對黨的領袖。他的演說才不及察坦姆，他的辯論才或次於少庇特，但他能聯演說及表情能力和辯論能力而為一，於此，世人實無能出其右者。他早年的狂賭，他中年的浪漫政治，他和諾司的苟合，他之一味反對庇特早年的許多良政良法——凡此種種皆於他大有不利。但日高的年事及不利的政局漸漸使他穩重，而他往年常以虛擲於黨爭的熱性今則漸漸用來替被壓迫者——無論在英吉利，在蘇格蘭或在愛爾蘭——鳴不平而求幸福。黑奴的運命尤得他的關垂。庇特因忙於不列顛帝國和全歐安全的保衛，及和拿破崙的戰爭之故，幾盡忘了別事，也無暇詡贊反對販奴的義舉。但於福克斯則威伯福士獲得了一個矢志不移的盟好。半因他的熱心，半因庇特死後輝格黨人之得有組織短期混合內閣的機會，販奴貿易在1807年即獲禁止，而不必待諸異日。奴販的禁止可視為福克斯臨終時傳給國家，傳給合世的遺贈。 那個誠是悲慘的時代，但英吉利所產生之人卻很偉大。除了有庇特及卡斯爾累，納爾遜及威靈吞以指導它度過它所從未經驗過的大難外，它更有福克斯及威伯福士以點醒它的良心，故即在戰時它的良心仍可不泯。 * * * [1] 譯者按，法之雅各賓黨人戴紅色的自由帽而穿有腳之褲。他們棄向日上等人所穿的短袴（Culottes）而不用，反對他們者因諡之為「無袴黨。」 [2] 譯者按，此會的前身為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因常通信，故名。 [3] 見上第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