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三章 喬治三世的御攬政治

國王：喬治三世，1760—1820。 1760年的內閣制 喬治三世1760年繼位以前，責任內閣的新制已經確立於英國：內閣有首相為領袖，故其意志統一，但它須賴眾議員多數的信任以維持生命。自此制發明之後，斯圖亞特時期中行政立法兩機關間不斷的衝突，得以不再發生，而政府的行動也不至到處有著障礙，以和1689年的消極解決比較起來，新制於自由政府的實施實有更大的功績。後此，不列顛的自治殖民地及許多歐洲的國家亦採用內閣制度；內閣制度蓋成為英吉利對於政治機能的主要貢獻。 當時內閣制的弱點 上項的制度窩爾坡爾嘗賴以統治平時的英國，而庇特嘗藉以克敵於國外。庇特之子更以復活的托立黨黨魁的地位，把它刻板化起來，而成為不列顛不變的政府制度，直至今日尚未改易。但介乎庇特父子的兩政府之間，嘗有過二十餘年的變態政治，責任內閣及首相之制即非完全在停止的狀況中，至少也是混亂無章。我國憲政發達史中之所以仍不免這個挫折，乃由於喬治三世個人的野心。喬治欲恢復國王在1689年的解決所嘗留給於他的權限，所以他不惜視首相為國王意志的傳達者，而使內閣則不僅有「國王的臣僕」之稱，且也真有其實。經了1761年後數年間猛烈且錯雜的鬥爭之後，一時他居然大有成就。他把輝格黨人嘗藉以腐化眾院的任官之權收回。有了此權，他自己可以賄通並操縱眾院；於是內閣也失了效用，而他的目的也達到。 如果內閣政府能以平民為基礎，而不以華族，能恃輿論為後援，而不恃「操縱」，則喬治三世顯然不會有若何的成功。18世紀中葉國會及內閣的制度固一極良的機械，然道義的力量及民眾的贊助則尚是缺乏。固然，當7年之戰的來勢極惡時，輝格的寡頭亦嘗婉從民眾的意見而讓庇特組閣以解危難，然民眾仍無一定的，有規則的方法可以強制眾議院之尊重民意。當時所謂「薦選城市」（「nomination boroughs」）的數目極大，故議員往往可由某某一人提出而無須乎選舉。而且庇特本人也絲毫沒有運用這個奇特的政治機械之力。他所代表的古舍藍固然也是一個朽腐城市古城的廢址且已成為牧羊之所在，但他並不是一個城市販賣者，也不是城市販賣者的友人。他瞧不起輝格寡頭，他更常盛氣凌人地侮辱他們；他們則害怕他並討厭他。他嘗告紐喀斯爾道：「少說些罷，公爵！你的言語早已得不到我的重視！」因此之故，國家的危險，因庇特的勝仗而成過去後，他和輝格貴族間所成立的合作辦法便不能繼續的充施政的制度。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59—1806），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首相（1783—1801，1804—1806）。他也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就職時只有24歲。他是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的次子，於1781年進入政壇，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講家，他和查爾斯·福克斯一起倡導與美國和解。但另一方面，他卻堅持對當時崛起、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堅持加以對抗。後來因為國內的宗教問題而被逼解散內閣。 敵對政黨之不存在 喬治三世之所以能藉國會的腐化以恢復王權蓋尚有第二個理由的存在。當時尚沒有強有力的托立黨，故輝格黨人及國王兩不受正當的監督。國會內閣的制度，如要能健全地行使職權，則必須有兩個可以互相批評的政黨，如此國民庶可有所取捨，而兩方俱不敢大意。在威廉及安之時，托立及輝格兩黨雖失之激烈太過，好爭太甚，然互相監督的職務總算有人盡力。在首二喬治之時，因為有了詹姆斯黨之故，真正的托立反對黨反而沒有。但詹姆斯黨自「四五」之變即已萎蘼不振，而當那個「農夫喬治」，那個「以生為不列顛人為榮」的，深得民眾愛戴的少年英人，繼他德意志的祖父而為國王時，且已完全死去。從前曾為詹姆斯黨徒及高托立黨人者如約翰孫博士之輩，皆甘願把他們無著落的忠心移向這樣體面入流的一位新君。和革命解決可以相容的一個新托立黨本可早日恢復，哪知要等新朝已過二十餘年之後，它始在少庇特的卵翼之下應運而起。 政制的廢弛 在此青黃不接的期間內則喬治三世得以拋開政黨而治國，內閣成為王命的工具，而議員則仰食於國王的祿奉。眾院中所謂「國王的朋友」僅是他的僱傭，至多也不過是他個人的死黨，而決不能視為真正的托立黨人。照波令布洛克所說，「愛國國王」登極後的黃金時代應是無偏無黨的唐唐王道，喬治本人，察坦姆，及討厭輝格華族當權的別的許多人們都嘗被這個理想所感動而大起幻想，但其結果則和波令布洛克的預言大相徑庭。政黨政府一被取消而後，不但無感恩圖報的國民來稱頌國王的仁慈，國中反而充滿了治人者及被治者間不足為訓的衝突。尉爾克斯（Wilkes）本不是一個品端行正之人，然而政府累次的凌壓他轉足以使他成名，使民眾奉他為民權的擁護者；此其故本不在他之真能為民權盡瘁，而由於行政機關之多事干涉，及眾議院之不肯承認密德爾塞克斯選民有選舉任何人充任代議士之權。尉爾克斯一案實可充分表示那時期一切衝突之不足為訓。至於對外，則我們在7年之戰所困苦得來的威望及推崇亦被標特（Bute）在1763年所用以取得《巴黎和約》的方法及嗣後倫敦和我們自已的殖民地間不堂皇的爭執所一掃而空。所以到了帝國內部的危難發作之日，不列顛在歐洲只見有仇敵而沒有一個的友國。 察坦姆之無能為力 然新朝起首20年中內政外交之紛亂失敗，亦不能盡以諉諸國王及反對國王之輝格華族。一部分的責任也應由庇特——在此混沌的時期中已成為察坦姆伯爵——擔負。他雖沒有他自己常有的國會徒黨，他於國王及輝格黨之間卻握有舉足輕重的權勢，因為在那眾院極不能為民喉舌之時，他要算是國民真實的代表者。如果他能善用他的地位，則當時的紛亂總可減輕若干。但他政治上雖表同情於民眾，他的傲世之態卻遠過於華族之所有。他本人盡可是一高貴的，自由為懷的獨斷者，然而和他共事則為不可能之事。他的地位本可使他中立於兩方之間，判斷曲直，減少爭端，但因倨傲失常，且乏知人之明之故，他竟治絲而益紊。他不能和喬治合作，也不能和輝格黨人合作，至於使兩者得有一種協調則更為絕不可能之事。 在有一個時候，察坦姆嘗重拜組閣之大命，全國也都望他能成立一「超黨」的政府，以救國家於因內部潰濫而起的危難。但此時他的體力及意力俱已不濟。他自伊吞（Eton）學生時代起即嘗努力抵抗痛風之症，至是竟使他臥床不起，歷數月之久他困處於多慮的愁悶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易怒暴燥，不可嚮邇之態正不讓於鐵欄中的怒獅。他的內閣本有賴於他親身的領導，而無任何團契可言，他既拒絕接見同僚後，他們更如群龍無首，迷惑無路；他的政府固不能不跨台，而不列顛及帝國最後的希望亦歸於烏有。 喬治的獲勝 到了1770年時，喬治三世已打倒所有的政敵——打倒和「輝格黨有關係者」，並打倒他所疾恨的察坦姆。他本疾恨一切有才之人，只有甘願奉行他的意旨，而不別有政策的二三等政客不在被恨之列。察坦姆嘗保全了並擴大了他所不能維持的帝國，但他反稱他為「叛亂的喇叭」。自喬治三世的眼光看起來，批評國王的政策即是「叛亂」。他之評量所有的政客亦全憑他們對於他的態度[1]。這樣一位國王，於對待新英格蘭的殖民時，自也不會特別的寬容，因為那地的「叛亂」比察坦姆的較為嚴重，而又為地方的特產。然而那地正在發生之帝國關係的問題固極需妥慎的解決，而不容絲毫大意者。 英美對稅法之爭 因7年之戰而法蘭西之勢不復存在於北美，因法蘭西勢力之消滅而有不列顛帝國初次的崩潰。北美的英吉利殖民者自脫離了異族侵迫的危險後，即不在乎祖國的援助，故態度大變。同時，祖國則因多年作戰，負債纍纍，田賦銳增之故，其政治家頗希望殖民地亦能擔負保護帝國的軍費之一部分。首次的嘗試為格稜維爾·喬治（George Grenville）1765年的《印花稅法》。按照該法殖民地中所有一切的正式文件俱須粘貼印花，所得稅項即撥為維持在美的王家軍隊之用。但殖民地反對新法極烈，故通過的次年洛金汗（Rockingham）的輝格政府即予撤銷。1767年湯森·查理復於美洲徵收茶稅及其他數種貨物之稅。察坦姆本為英人中反對徵稅於殖民地的政策之最有力者，然他此時名雖猶是首相，而實則因痛風及愁鬱症之故，已和實際的政治斷絕往來。到了1773年時凡此種種不得民心的稅項只有茶稅一項仍未取消；且喬治三世的嬖臣諾司貴族（Lord North）所視做原則問題而堅持不廢的茶稅，已非原來的茶稅，稅率既低，而收入亦極些微。不幸的，在殖民地方面，8年來因徵稅問題而引起的長期爭執，已使一般的殖民者有固執成見的傾向，茶稅於實際上縱無多大損失，但英吉利國會可以自由徵稅的原則則非取消不可；為達到目的起見，任何的紛亂，任何的犧牲也可不恤。他們所大聲疾呼的是「沒有代表，便不能徵稅」，即農民及邊陲林民（backwoodsman）亦各以罕普登自居，而把諾司當做斯屈拉福德。 紐約大街上反對《印花稅法》的狂潮 美人之反對英吉利國會，反對他們絕無代表的國會來向他們抽稅，無論所抽者若何有限或若何公允，本也不是說不通之事。他們和英王有君臣的關係，他們是完全承認的，——雖則馬薩諸塞特在斯圖亞特時期中有時似乎不甚注意此層，雖則在1643年它嘗未經請示國王的手續而即和法蘭西作戰——然他們卻從未承認過國會享有最高之權，從未承認在韋斯敏斯忒開會的國會有權可以通過束縛殖民地的法律及稅法。它們各有各的議會，只有它們自己的議會能有束縛它們之權。關於這個爭端，兩方都可有富有法律根據的辯護；本來在歷史上嘗使我們的種族分為贊否兩派的許多憲法上的大爭端，類多不是只一方有法律根據而它方無有的。苟舍法律而言政策，則向殖民地征取供給帝國公用的賦稅，自宜由它們自己的議會自願通過，而不應由不列顛的國會來高壓它們。[2] 美人對於帝國的冷淡 很不幸的，他們半因節儉，半因對於帝國的聯絡漠不關心之故，也不想自動的來抽稅。法人侵迫的危險一成過去而後，阿利甘尼中的邊陲林民便視帝國為一種抽象的事物，而不值得他們的垂青，猶之今日一般中部西方（Middle West）人之視國際聯盟然者。沿海岸一帶的人民對於帝國固知之較諗，然也未必定有較好的感情：代表帝國的督臣將校皆屬不列顛的上等階級出身，他們之常不能和平民的社會相往來，猶之油及醋之難以相合。而且，在美人的心目中帝國和他們工商業上所遭的限制是相聯之事，帝國常偏袒英商或西印度的墾植甘蔗及菸草者而不損害他們的利益。在殖民人中只有西印度富盛的墾植者獨得祖國的青睞，即對於蓄奴之制祖國亦尚未絲毫有動於中。 察坦姆——我們或許應說庇特·威廉，那驚人的大平民——嘗使美人能寶重和帝國的關聯於戰時，且他也許會有使他們能容忍這關聯於平時。不幸察坦姆今已失了指導帝國政治的勢力，他今僅是一個卡撒掘剌（Cassandra）[3]式的預知家，他盡向喬治三世進警告，然而忠言逆耳，恩將怨報，喬治不但不聽，反詆之為「叛亂的喇叭」。 爭端之無法和解 在理論上——至少在流行於英吉利本國的理論上——不列顛帝國是一個團結不分的國家。在實際上則它只是一個許多自治群社的聯邦國，聯邦的條件則又從未訂定，且常發生爭執。這樣的一種形勢自是危機四伏，國人之不知這種形勢及危機之存在則益足以提高危險的程度。已告物化的輝格寡頭不能說是曾經有過何種的殖民政策，或對於帝國有過何種明晰的意見。庇特的人才內閣也已如過日的黃花。到了今日，喬治三世的大臣單方所提出抵補帝國支絀的財政之方法，既不為美人所接受，而殖民者則又拒絕提出任何的抽稅方法來做代替。當時苟有意態誠懇，存心為公之士起而召集一圓桌會議，則排難解紛或尚非難事；在此會議席上，不列顛盡可自動的放棄對於殖民地貿易的限制，而美洲則可自動的擔負祖國因保護它們而需要的軍費之一部分。 但這樣的一個會議在大西洋的兩方都沒有被人想到的可能。英吉利是時猶為「重商」及舊式保護主義的理論所奴役。它把殖民地仍舊看做它貨物的市場，而殖民者的工商業則須以不悖祖國的經濟利益為範圍。我們不列顛殖民政策的史家說得好：1776年的「破裂之為由1765年及1767年的法律所促成固是顯而易見的；然〔殖民地及祖國間〕之遲早總會破裂，除非大不列顛能把它的整個殖民政策更易，也是無可致疑的。」[4] 講到美洲或可自動擔負帝國費用的希望，則所謂「美洲」者並不存在，13個殖民地互相嫉妒殊甚，它們的思想完全是屬於地方性的，它們彼此之間又有極大的地理上的，經濟上的，及社會上的隔絕。它們1754年在奧爾巴尼（Albany）時尚不能聯合起來以共御法人危急的侵迫，在此承平之時，更何能希望它們聯合起來以和英吉利磋商它們所不認為緊急的問題？ 美人的激烈性 所以事情便一天一天地流向僵的方面去。一方，有喬治三世的固執不變，及那個隨隨便便，和易近人的諾司貴族之善伺王命，不肯亦不能絲毫加以糾正。又一方則有激烈黨（Radical Party）不妥協的熱誠，及亞當斯·撒彌爾（Samuel Adams）的有力領袖。在亞當斯心目中，向不列顛宣告脫離似乎本身即是一件好事，雖則這個見解是漸漸的得來的。[5] 使英人美人不易互相體會的緣由在當時誠繁多而且深固：此中有許多已隨時代的變遷而消滅，但種族的區別則至今日而更甚。英吉利的社會在當時猶是華族的，而美利堅的社會則已是平民的。倫敦及波士敦之間相隔有六七星期不舒服的大洋顛沛，所以人與人的往來極少，而自祖國向美移殖的潮流則自1640後早已瀕於停滯。在英吉利，政治及高雅社會非清教徒之所得插足，但在新英格蘭則新教高於一切，且從而瀰漫於其他的殖民地；在馬薩諸塞特盎格利干主義轉為不時髦的信仰。英吉利的社會是古舊的繁複的，人為的，美利堅的社會則為新進的，單簡的，生糙的。英吉利的社會建築於極不均等的財富之上，而在美洲則財產猶是比較的均等，有望的童子盡可有於日後和本鄉首富相捋的希冀。在英吉利鄉紳們的意見操縱政治上的意見，但在美洲，則政治上的意見來自農夫，沿海的暴民，及森林中的邊民。[6] 兩社會日常生活的處境及空氣既如是的迥異，要體解大西洋彼岸一般人民對於爭端的看法之究屬何似，目非具有極大的意向力如同柏克，察坦姆及福克斯所具者不可。喬治三世固有堅強的意志，執行的才力，和勤勞的美德，但他那有意向力？ 拋擲茶箱 勒克星吞 波士敦海港發生了有名的拋擲茶箱之舉後，勃然震怒的英吉利政府即鑄成萬古不磨的大錯。它急急地於國會通過了幾個懲處馬薩諸塞特的法律，封閉波士敦口岸，撤銷了殖民地的特許狀，並令所有關於美洲政治犯的案件統移往英國審理。這些處置使別的殖民地亦歸附馬薩諸塞特，而本或可為英政府所利用的猶豫分子及保守派人亦悉站在激烈黨人的背後。《懲處法》的惟一結果當然是和殖民地宣戰。除了把它們看做戰時的行動外，它們絕無辯護的可能，所以它們一獲通過，政府應立即為作戰的預備，以保勝利之可期。然而即在那年，不列顛政府反在裁減海軍中的海員，而它在美洲的軍力亦不認真的予以充實。當最後的決裂來到，而戰事在勒克星吞（Lexington）爆發之時，柏贛因（Burgoyne）在波士敦寫道： 我們的延誤已久，我們不特沒有採取有力的處置，且連這種處置的預備也沒有著手；然而我們忽然地採取決然的行動起來。 我們此時正際惡戰開始之時，然而我們除了火藥外，什麼戰品都還沒有徵發！ 保王黨 不列顛政府雖已以強硬方法對付新英格蘭，且挑之使出於用武的一途，然勒克星吞發生前的12個月之中我們所做者只為波士敦的占領，而毫無別的動作。反之，四鄉的激烈黨人則方在利用此無動作的少憩時期而組織革命的權力，對於反對他們者則施行恐嚇及驅逐的策略。老實說起來，自《印花稅法》原法通過的那年起，「自由之兒們」（「Sons of Liberty」）即已在援用滿塗黑油遍插羽毛（tarring-and-feathering）及其他土著方法以收統一民意之效。但即在這種暴力之下，保王黨（Loyalists）在13個殖民地的大半中仍不失為極有勢力的團體，他們固極少，甚或沒有一人會贊成不列顛政府的所采的強硬處置，然他們不願見帝國的解體，且因種種社會政治的理由，也深懼激烈黨之得執政。他們的勢力在沿海營商的及職業的階級中及大地主中為最盛，就各殖民地相比起來，則他們在中南諸殖民地之勢比在新英格蘭為盛。和他們對峙的則為各地方貧賤的眾庶，以及西部的小農夫及邊民。平民為有組織的勢力，他們的領袖富於熱誠而極有魄力。但保王黨則行動極遲緩，他們志切於和解而心不在乎備戰。他們自己中本乏領袖人才，不列顛人則非但不去領袖他們，反而輕視他們；虐待及忽視兩者終驅他們和叛黨攜手。 華盛頓 但激烈黨人也決不能有戰勝喬治三世的正式軍隊及他們自己的保王同胞之可能，如果他們沒有獲得一位文武全才，長於組織，亦長於訓練的大政治家為領袖。華盛頓·喬治在性情及背景而論本應屬於保王黨，而不和激烈黨接近；但他雖首是維基尼亞的一位紳士，他也是一個曾在阿利甘尼以西和紅印度人及法人見過戰陣的邊民。他深知少年美利堅的靈魂，他有邊陲森林的透視力。他雖是良好的維基尼亞人，但他決不是目光不出本地，經驗限於一區的鄉人。他有「大陸」的頭腦，他能逆睹他所創立的國家。他因他能見及新國家將來西向發展的偉業，故決意拔刀和激烈黨人站在一邊，而和不列顛宣戰；和不列顛作戰即等於為美洲獨立作戰，他蓋早已認定。美洲的民軍極長於伐木及瞄準，且富於耐苦力，精力，及勇敢——凡此蓋皆自抵抗自然界的經驗中得來者。但他們極缺乏紀律，除了清教主義所賦予個人的自制力，及華盛頓所施諸於陸軍的紀律以外，他們別無紀律之可言。他當戰地總司令時之尚須不斷的和庸愚達於極點的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事事奮鬥，誠可稱為戰爭中的戰爭。幸而富於作戰力的不列顛的陸軍，舉措至為乖方，不特在軍事上頻頻失利，即在政治上亦錯誤百出；不然，即華盛頓的大才亦恐未必見得能使殖民地穩獲勝利。 美軍總司令華盛頓 大陸會議 13個殖民地代表參加了費城的第一次大陸會議。他們一致同意暫時中止與英國的貿易，直到恢復殖民地在1763年前享有的權利，並廢除了1763年後的所有立法。還通過決議拒絕向英國納稅，並準備在英軍對殖民地發動進攻時進行自衛。 英人意見的紛歧 英美之爭為一國的內戰而非兩國的交戰，雖然在戰事終結之時，一國已成為兩國。因為它是內戰，因為它的結果，除了決定別的爭點外，還可決定英國將來是否應由國王藉國會來統治，抑或國會藉國王來統治的問題，所以英人的意見的分裂，初不弱於美人意見的分裂。到了戰事已經開始之後，大部的不列顛人民固然一致的為政府聲援，克服殖民地的希望一日未絕，他們的贊助也一日不撤退，但他們對於鬩牆之爭仍無熱心之可言，故招募極不易易，而政府亦不得不依賴德意志的雇兵為台柱，雖然雇兵的蠻橫行為益足以惹動殖民地人的公怒。而且，在英吉利也常有一有力的少數在痛斥著主戰政策的整個，並在要求給予殖民地以讓步，以為及早保全帝國統一的良法。他們的人數雖少，而他們的發言力極大；性格互異的察坦姆，柏克及年少的福克斯都嘗做過此少數的喉舌。 柏贛因的投降 柏贛因的投降 不列顛人軍事行動之在在失著猶如其激起戰爭之鹵莽滅裂。不列顛是時的士卒本不比布林亨及民登的為差，他們在邦刻·山（Bunker’s Hill）的奮鬥充分足以表示他們的優良，但柏贛因及豪（Howe）兩將軍軍事上的錯誤，既性質極嚴重，而祖國政府措施的乖張又不在兩將之下。澤門·喬治貴族（Lord George Germain）嘗在英國立下進攻薩剌托加（Saratoga）的計劃，猶之庇特之有襲取魁北克的計劃，但辦法雖相似，而結果則大異。澤門的計劃使美人得占有站在內線的便宜；他雖派遣柏贛因去加拿大，沿呼德孫河直下，以隔絕新英格蘭。但他沒有嚴令豪將軍自南北上以和柏贛因會師於薩剌托加；結果當豪猶流連於費列得爾費亞之時，柏贛因及其5000正式陸軍已被美人阻斷於大河旁的野地，而不得不乞降於薩剌托加的美洲義勇隊（minutemen）。 費城獨立大廳 合眾國的產生 薩剌托加而後，法蘭西的專制主義亦覺得有贊助新世界的自由主義的勇氣。這個很有關係的決定固然促成了不列顛帝國的解體，但它沒有因此而實現恢復波旁王室之世界帝國的目的。革命的意向如果得在美洲成功，則渡越大西洋亦自非難事；老實說起來，它渡越之易有非意料之所能及者也。非意料之所能及厥惟兩大國之能自不列顛舊帝國的破卵殼中孵生，——一為仍能橫跨全球，仍能稱霸海上，仍能不屈於大陸各強國的不列顛新帝國，又一為一統的，橫亘美洲的，戶口達萬萬的，而非局處於大西洋岸旁各不相下之13小州的美利堅合眾國。 美洲之產生是可慶的一件事，但產生之必須經過作戰則是一件可悲的事。美洲的分離雖大概只是遲早及方式的問題，雖終難可避免，然而負氣的分離，以及美人之牢記著那時的負氣，美人之視它作他們歷史的嚆矢，則我們至今仍引為痛心的惡果。 列國的干涉 美洲獨立之戰的結局，成為不列顛抵抗半個世界之戰。法蘭西及西班牙波旁的「家族盟約」又海陸並進以攻不列顛，宛如它們向日之所為；薩夫朗（Suffren）所統率的法艦對於英印的交通有很嚴重的妨害；俄羅斯，普魯士，荷蘭及斯干條那維亞諸國則聯合外交及海軍上的行動起來，以維持「北方武裝的中立」，而保護中立國人的權利。處此大聯合的敵對之下，所謂海上主人翁者幾亦無可如何。在愛爾蘭，抗議教徒及公教徒亦能空前絕後地聯合起來以推翻犧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專利英吉利的弊制。 當存亡危急之秋，不列顛幸而有一群英雄出來保全了它，來拔它出於它的愚人曾把它陷入的深坑。在政治家中，則有保全加拿大的卡爾吞（Carleton）及保全印度的海斯頂斯·革倫。在戰士中則有死守直布羅陀，力御法西武力的厄力奧特（Eliott），及戰勝得·格剌斯（De Grasse）而恢復海權的羅德尼（Rodney）。 「御攬政治」的結束 但是13個殖民地的規復則已成為永不可能之事，它們蓋已成為美利堅合眾國。察坦姆於死時尚未完全放棄希望，但3年而後所有喬治的臣民俱已承認歸復之不可復能。只有國王的意志極堅，他始終不肯自認失敗。他的大臣則絕對拒絕再繼續自信已無熱心已失的戰事；斬斷國王的妄念。他們連在眾議院中買下的多數也有不能指揮如意之勢。在1780年4月眾院即已以233對215的多數通過騰寧（Dunning）「國王的勢力已有增加，仍在增加，但應減削」的決議。比較的真能代表選民團體的各群議員中，60人贊成而僅8人反對：此亦大可注目之事。到了康華理斯（Cornwallis）於約克唐（Yorktown）乞降於華盛頓後，在美洲的戰事可算終止，而投降的消息傳到英國後更收束了國王親執政權的制度。 眾院不須分組而通過了一個措辭極嚴之反對在美繼續作戰的決議。自1782年3月諾司貴族辭職之日而後，除了負責的內閣及首相外，從未有過別人來統治過不列顛；內閣及首相不僅對於國王負責，而首須，且最須向眾議院獨立自動的決斷負責。因了美洲的巨變，替王位恢復政權的嘗試，遂告結束而不再竊發；這倒是一件極關重要之事。如果喬治三世的，及他之後他的子孫的御攬政治能延及於下一世紀，則新時代的民主及改革運動將因直接和國王，和以主要的保守勢力自居的國王，發生衝突之故，而變成為反王黨的，甚或為共和黨的運動。 政黨政府的復活 完滿的國會政府恢復後，它的必要的隨伴，政黨政府，亦隨而恢復。喬治三世嘗依照波林布洛克的立說而為廢除政黨的企圖，但他種種活動的純淨結果，除了美洲的失卻不計外，即為新輝格黨及新托立黨的出世，及民主政治興趣的喚起。他所喚起的民主興趣，雖歷50年之久尚未能做到國會的改革，但洛京汗貴族，柏克及福克斯所領導的輝格黨，少庇特所創造的托立黨，及威伯福士反奴貿易的十字軍之所以能蓬然有生氣者，則胥賴因民主興趣而生的輿論。 洛京汗派的輝格黨人 諾司推倒之後，國王的公開仇敵洛京汗的輝格黨人立即起而秉政。他們已不復是紐喀斯爾腐敗的輝格寡頭；他們雖仍在華族的領袖之下，但他們已能首以輿論為依歸，且有認真減除國會中的腐化之遠志。他們多年的否運已經給了他們以許多教訓，而且他們也嘗拜倒於柏克·愛德曼的座下。那個政治思想家深遠徹透的識見正因兩事而越是有力，也正因兩事而越不可靠——一因他的發表政見之具是雄偉的演說術，再因他熱烈幾近瘋狂的愛爾蘭性情，害他對於一個問題只能見及一方而不能兼顧雙方。他為輝格政治家時如是，他為印度改革家或為反雅各賓派（anti-Jacobin）時亦如是。當提攜他的洛京汗貴族於1782年上台時，他的政治信條猶未脫離他早年的自由傾向。洛京汗輝格黨人的政府雖在任僅有數月，然對於我們的政治生活已留下一個極深刻的為善印象，因為它嘗通過柏克的《經濟改革法》（Economic Reform Bill）。此法大大減削政府所可任意委派的掛名差缺，故窩爾坡爾，紐喀斯爾及喬治三世所嘗賴以賄賂整個的國會的可能性自後不復存在，而奧機阿斯王[7]藏垢納污的大廄今亦半告洗滌。 內閣的更迭 洛京汗死後，輝格黨人因瑟爾本貴族（Lord Shelburne）隱秘的人格而又起內訌。福克斯則忘了他多年熱烈痛罵諾司貴族的歷史，且不顧政治上的節度，而反和諾司聯合。但福克斯·諾司的政府也不久於位，國王亦竭力助成其傾覆。繼它而起者為年輕的庇特，而後援則為新近復活的托立黨。庇特嘗極力反對國王的個人政府及其美洲政策，但只消國王能接受他的條件，他固未始不可和他聯合起來。在喬治一方，御攬政治既屬不復可能之事，則又何樂而不和庇特聯合以共御更是可憎的輝格黨人？ 庇特及托立黨 庇特首10年的政府尚未經法蘭西革命之戰的攪擾，故純是一中興太平的內閣，明智不讓於窩爾坡爾的政府，而活動力且尤過之。庇特整理了國家的財政，恢復了它對內對外的威望，開始樹立了一不列顛新帝國的基礎於舊帝國的灰燼之上，又近代化了加拿大及印度的政府而使之穩固[8]。他又仿照窩爾坡爾的成例，將首相在國家中的職權重加整飭，而使之成為全國的真正治理者，不復如前時之僅為國王意志的工具。在他當權的時候，不列顛人的內閣觀念亦有最後的確立；內閣為一行動一致的團體，且須依一獨立的眾議院為生。他的前任洛京汗派輝格黨人所嘗努力恢復的政黨制度，亦經他的締造而益臻完成。在他領袖之下復活的托立黨不復僅是「國王朋友」的一個名稱，而是一獨立有為的國會團體；它有它的朽腐城市及它的選舉經費；它在群社中也有各重要階級為奧援，且得它們的厚愛。它的中堅雖仍為鄉紳階級及教社，但它的少年領袖也深得營商群社的信任，猶如夢塔歸島·查理及窩爾坡爾一班輝格領袖之所嘗獲得，而托立領袖則從未獲得者。而且庇特又和福克斯的輝格黨人不同，他懂得經濟及財政，而布魯克斯之會（Brooks’s）[9]中則絕少會研究及於這種學問。他在劍橋的盆布洛克做學生時，即已熟讀斯密斯·亞當方於當時出版的《原富》；數年而後，在瑟立本的進一步的教誨之下，他又嘗以新經濟主義實施之於財政部。他和他的父親一樣，他也能和市府（Guildhall）的參事官們交忭，而倫敦城對於兒子的愛戴信任亦無異於它對於父親的愛戴信任。 庇特的功績及限制 因為庇特個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故復活的托立政黨一時成為進步的工具。他奉著輝格黨人自己也可採納的政策；因此一來，柏克及福克斯反而須反對自由的設施，他們的反對也盡失了為主義奮鬥的意義。但庇特所領導的究為全國保守勢力所集中的政黨，為領袖者在形勢上亦決不能永遠向著改變的途徑步步前進，而不知中止。所以當他趨承國人因美洲之戰的失敗而發生的一種改進運動，而提出一緩和的國會改革法案時，他自己的黨徒亦絕不願其成立。柏克固嘗以他的《經濟改革法》來燒焦國會腐化的毒蛇，但他及反對他的托立黨人俱尚不欲藉朽腐城市的減少來把它殺了，所以那個根深蒂固的毒蛇仍有多年的榮譽生活可度。法蘭西革命及因此而起的戰事發生後，所有政治改動的擬議歷30年之久而不能再一提出於英吉利。那些雖是光榮的年份，卻也是可怕的時期；如果我們沒有庇特政府在首10年中所立下的基礎，我們也許未必能安渡過這個時期，而仍為勝利者。 戰事起後，庇特須和雅各賓主義及其海陸大軍作殊死戰。為獲勝起見，他所嘗救出於美洲戰後的萎頓而將養使之復原的各色社會他固須依舊依賴，但他所嘗想法改革，想法搖動之政治的已定利益他也須得其好感。凡是一個人，為救護國家抵抗外寇起見，而須依賴各種勢力時，則他立即失了批評這種勢力的能力；他須受制於他所藉以工作的物料，而再不能制服這種物料。而且，極端保守勢力在拿破崙之戰中的得勝本來也未必見得即可發生永久的禍患；此次所發生的禍患之所以特別可驚，乃因工業革命正在猛進，而保守的政治思想及習慣則對於這革命的社會及經濟方面有極壞的反響。 * * * [1] 在1778年他嘗嫌察坦姆之得在韋斯敏忒寺享有國葬，「此舉於我個人極為可厭」，他嘗說。他似乎沒有見到他的臣民之仍拳拳於逝者在7年之戰中所建的大功；他似乎也沒有想到他們初不會問及他死時和國王感情之好不好。 [2] 關於憲法上的爭執，參閱C. H. Mcilwain教授的The American Revolntion. A Constitntional Interpretation及Pollard教授1924年10月在History中所發表的批評。美人當以1688革命以前的案例為根據，而把國王及國會之權分得十分清楚：國王之權他們在某種範圍內可以承認，但韋斯敏斯忒的國會則他們僅視為不列顛的地方議會。自英人看起來，這樣的一個劃分是說不通的，因為他們視「國王在國會」為最高權之所在。 [3] 譯者按，卡撒掘剌初因得亞玻羅（Apollo）神的垂愛而有預知之力，但亞坡羅和她不睦後，又使她的預言一一無靈。 [4] 見Egert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頁。斯密司·亞當提倡自由貿易的《原富》出版於1776年，即殖民地有《獨立宣言》的那年。 [5] 為使英人易於明了起見那個戰勝美洲「托立黨人」而實現對英獨立的政黨，就它的性格及政策而論，最好稱之為「激烈」，我們姑不問此名詞在今日的美國具有何種意義。革命黨人絕不是英人所知的「輝格黨人」，因為他們既無華族氣味，更少緩和精神。他們也不是「自由黨人」，因為他們絕不讓反對黨享有言論或意見的自由，他們終且把反對黨驅出國外。他們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重行分配財產的企圖，他們在經濟理論上都是個人主義者。他們是平民主義者，他們對於非來自人民的權力極少尊重；或絕不尊重；他們強欲少數服從多數的意志，並欲使窮人和富人在政治上有同量的權力。如欲用我們英人所習用的政治名詞來稱呼他們，「激烈黨人」一詞是最確切不過的了。 [6] 關於美洲的社會及邊陲的影響，參閱上第474—475頁。 [7] 所謂Augean Stable即古希臘Elis國之王奧機阿斯（Augeas）的大牛槽，中蓄牛3000頭，歷30年而未一洗濯。其後Hercules決二河之水，一日而便洗清。 [8] 關於加拿大及印度，見下第639—667頁。 [9] 譯者按，為當時輝格黨人的聚會之所，以會所的肆主人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