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二章 輝格黨的寡頭政治

國王：喬治一世，1714—1727；喬治二世，1727—1760。 詹姆斯主義 在喬治一世及二世時，不列顛諸大臣的政策，無論對內對外，俱以維持漢諾威王室的命運為前提。欲做到此層，則輝格黨之繼續當權又為不可少的條件——至少一般的人確是這樣想法的。但輝格黨人的得勢也有兩種限制；第一，只有遵從盎格利干國教儀式的黨人得以掌大權；第二，托立鄉紳在四鄉的勢力須絕對的加以尊重，不然他們對於政敵的統治便將發生私人的仇恨。只消輝格黨人能一日奉行這兩個條件，他們也一日能握著政權。托立黨人固不滿意於漢諾威王朝，但又不願盡力參加恢復一位信羅馬公教的斯圖亞特之工作；所以他們於1715年及1745年的變叛中，和任何一方都不能攜手，他們於選舉時或於國會的議場上也不能聯合一致的以力爭他們的地位。 舊日騎士黨徒的子孫在英吉利者大都固已成為奉公守法，勤慎齊家的托立黨人，充其量他們也只能嘆惜地為「遠在海外的國王」偶飲祝福。但在蘇格蘭，則騎士黨後裔之變成詹姆斯黨徒者甚眾，他們一遇機會即預備揭竿以勤王。服從政府及厭棄內戰的習慣在英養成較早，而在蘇格蘭則較遲。1707年的合併至是仍未獲到民眾的歡心，故希望藉詹姆斯黨的復辟以恢復甦格蘭的獨立者亦頗有其人。在特威特河以南成為國教的且富有特權的主教教社在北不列顛則除用武力外，也別無其他恢復威權的希望。末了，高地諸部落的首領因嫉妒坎柏爾族雄霸全境之故，亦時時刻刻地渴望有依照高地舊日風氣以廝殺鬥爭的機會。因此種種，1715年及1745年的叛亂俱發端於蘇格蘭。但英人未加援手，故終致失敗。 「一五」之變 1715年英人方面的變叛幾限於諾森伯蘭羅馬公教派的鄉紳。他們的領袖為少壯的得溫特窩忒伯爵（Earl of Derwentwater），但信抗議教的福斯忒（Forster）則充他們隱蔽逆謀的工具。在邊地上招撫若干的蘇格蘭同志而後，他們即長驅昆布蘭而直入郎卡邑，他們希望可於此地鼓動大批的羅馬公教教徒。但他們的軍力過小，他們卒在普勒斯吞的街上被迫降服，他們的運命和70年前，同是自北南下而被克倫威爾於此地擊散的騎士軍如出一轍，所不同者，上一回的軍力要比此次大好幾倍而已。「一五之變」在英吉利可說是最後一次的為「奉神遊行」[1]，可說是北方諸郡的舊有封建主義及公教主義最末一次的掙扎。亂平而後，他們的財產被沒收，而這種反動勢力亦卒根本斬除。衛斯立主義及工業革命不久復把介於屈稜特及特威特兩河間的區域變成耳目一新的世界。 但在蘇格蘭則「一五之變」甚是嚴重。反對坎柏爾族的諸部落，和東岸主教教社的教眾聯合後，聲勢頗為浩大；他們所能集合的軍隊遠盛於30年後查理·愛德華親王（Prince Charles Edward）所能招到的隊伍。但在首次變亂時，輝格黨人殺敵保王的精力亦比在下次變亂時為大。喬治一世即位時，政府本預備有變亂的發生，故不像1745年時之無備。而且統率在蘇格蘭的王室軍隊之坎柏爾·約翰，即當時的亞加爾公爵，就他的將才而論，又遠在日後失卻普勒斯吞判茲（Prestonpans）的柯普·約翰（John Cope）之上。亞加爾的勢力在低地本是無往不大，而在高地的有幾部分也是不弱；於此次的危難中他也能充分利用他的勢力。福耳斯河以南的長老教徒惟他們的輝格僧侶之馬首是瞻；城市的絕大多數亦很能為漢諾威王室出力。但在1745年時則他們的毅力，因30年的太平無事之故，已大不如昔，低地人的戰鬥性已就衰，而城市的民軍則已破碎滅裂。在1715年統領蘇格蘭詹姆斯黨徒的馬爾伯爵（Earl of Mar）既不是一政治家，也沒有任何將才。於瑟立夫繆耳（Sheriffmuir）之戰，馬爾8000人的大軍竟為亞加爾的3500人所乘；此役雖未能決定兩方最後的勝負於當時，然已足阻止叛軍的前進而有餘，而叛徒的最後失敗因亦可以預卜。此外，「老偽王」（「Old Pretender」）詹姆斯，（即詹姆斯二世之子）既來得太遲，又沒有喚起人心的能力。他的號召力不如「四五之變」時他兒子查理·愛德華的遠甚。 喬治一世 從國家的安全方面著想，詹姆斯黨之早日舉事實是一件幸事；如果等到漢諾威王朝已為人民所充分厭惡後再舉事，則新朝恐不易安度危機。喬治一世固不是最昏惡的人君，但他卻是最無足取的人君。他不能說英語，他專以粗惡的外國婦人為情婦，而在德時的家庭悲劇則又歷歷在目；這樣一個人物當然絕難令新百姓對他起景仰之心。因他對於英事不知不問，他的大臣遂握有決定國內大政及教國用人之全權；因此他轉成為我們憲法自由的大提倡者。他信任大臣之心極專，他惟一的要求即是大臣須為輝格黨人。他經過一小小的痛苦經驗而後，即以英之大政付託窩爾坡爾。他之有此亦誠為賢明的一舉，因為窩爾坡爾實是當時最穩妥，最有秉國能力的一個輝格黨人。在喬治一世及二世之時，國王仍和眾議院及輝格寡頭共享有選任冢臣之權，故於窩爾坡爾的被任。我們仍不能不漠視國王有知人之明。 帕薩落角之戰 詹姆斯黨所以連這樣一個庸君仍不能推翻之故，乃由出亡的斯圖亞特氏之堅拒冒稱抗議教徒以迎合民心，有如查理二世之所為。此外，路易十五早年時，法蘭西攝政奧爾良（Orleans）的友英政策亦替喬治一世減除了不少的危險。此時的外患不來自法蘭西而來自眾所不料的西班牙。西班牙本已久成睡獅，但經富有雄才大略的義大利人大教臣阿爾貝洛尼（Cardinal Alberoni）的經營後，忽又有一度短時的振作。這位多才的冒險士重創西班牙的海陸大軍。他的野心極大，也許太大，他企圖恢復西班牙在義大利及在地中海的權力，而助成斯圖亞特王室的復辟。和他同盟以攻擊漢諾威者卻為一絕無疑義的抗議教徒，即雄武善戰的瑞典王查理十二。查理 聲名流傳於後世，聞者震懾而色畏 可以借來訓誡後人，借來當作故事一談也可以。 他和他的畢生大敵俄羅斯的大彼得無一相同，無一相合，但他們的敵視漢諾威王室卻不約而同。英人滿以為下次領詹姆斯黨入寇者非別人，必為這個好戰的瑞人。但不列顛海軍殲滅阿爾貝洛尼新創的西班牙海軍於西西利的帕薩洛角（Cape Passaro）附近後，查理亦旋於諾威某要塞中逝世；這兩件事併合起來保全了喬治一世的王位。並確立了不列顛以直布羅陀及米諾卡為根據地的地中海海上霸權。[2] 南海泡泡 再下一次對於漢諾威朝的危險卻起自國內。一個投機狂熱叫做「南海泡泡」（「the South Sea Bubble」）者，在那個初有交易所的時期內，竟風靡社會的全部，即政府本身亦被捲入漩渦，而不能自脫。國家的利益和南海公司發生了不應發生的關係，甚至發行債券以充公司的資本。國王的德意志情婦們及威爾斯親王俱和公司的計劃有密切的牽連，雖則以今日的眼光觀之，那些計劃似乎都是騙取孤兒寡婦的圈套。及至黑幕揭穿之後，被騙者及傾家蕩產者的哀號痛詈，全國蓋無地不可聞見。詹姆斯黨在當時似乎有絕好的機會，但他們一剎那間的幸運轉成為他們永遠的劫難，因為有南海泡泡而後有窩爾坡爾·羅伯爵士的當權，而他一執波濤起伏的國家的政權後，他便不肯放手；政權之在他手中竟歷20年之久。當南海事業正風靡一世之時，他嘗警告他的同僚及公眾，且嘗預言其失敗。所以當劫難之秋，他之奉召以恢復國家的信用及自信心，實為題中應有的文章。 沃波爾像 沃波爾（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國國務活動家（1721—1742掌權）。1708年任陸軍大臣。1710年任海軍財務總監。1712年被控告有舞弊行為，關進倫敦塔。1715年任財政委員會首席委員兼財政大臣。1721年任財政委員會首席委員兼財政大臣。喬治一世不問政務，沃波爾控制議會和內閣，1734年出任首相。被稱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首相。一般認為英國內閣制始於沃波爾任內。 窩爾坡爾的對內政策 在此以前的新世紀仍為劇烈的黨爭及朝代之爭的時期。國內的和平安定固常被視為18世紀的特彩，然而英吉利之所以得有這種的和平安定卻由於窩爾坡爾的長期統治。羅伯爵士之所給與不列顛者為休養生息；經三世的鬥爭而後休養生息固為國家所十分需要者。 除了因國會中輝格黨人自身間的互競——帕爾特尼，卡忒勒特及湯森德（Pulteney，Carteret，Townshend）等之和窩爾坡爾對峙——而發生的派別之爭不算外，當時反對政府的真實勢力不在國會之中，而為國會以外的詹姆斯主義。內閣的舉動常恐激起朝代的反革命而受牽制。因為害怕反革命之發生。故窩爾坡爾對內取「緩和」政策，而對外則取和平政策，否則戰事一發生則田稅必加重，而鄉紳將為叛徒作爪牙。也因害怕詹姆斯黨乘機竊發之故，他竟屈服地放棄他的國產稅法（Excise Bill）；反對的理由固極不充足，但他自己常明哲地說過，他絕不願因欲成立此法之故，而預備用武力來治國。他固為極偉大的國會人物，但他對於他在國會中的地位絕不有過分的自得；他不論做什麼事或避免做什麼事，他總仔細的計算它對公眾所可有的影響。不列顛的國家在當時既無得力的警力，又只有極小的兵力，故當時的政治雖是華族政治，實只是深畏暴動的華族政治。 要使政權已失的托立鄉紳接受漢諾威王朝實不是難事，所需者只是相當的時間，而際此時間中又別無挑動或惡潮而已。這層窩爾坡爾總算做到。除了政治以外，18世紀的世界，在法律及社會習慣上，亦無不適合於鄉紳及盎格利干僧侶的性情需要。漢諾威王室即是這個習慣固定的世界之屏障，而斯圖亞特的復辟則不啻是躍入茫茫的大海，結果有難逆料。到了喬治三世即位時，這點已為大眾所通曉，故鄉紳及僧侶重又成為王室的主要擁護人。在過渡的四五十年間，則英人中所有的階級及所有的教派皆因窩爾坡爾藉和平及繁盛，及因庇特藉作戰及光榮，所給與的教訓而漸得有統一的意志及統一的精神。窩爾坡爾及「大平民」俱嘗立在眾議員的立場上，並藉首相所領袖的內閣制度來統治帝國。[3] 窩爾坡爾的為人 窩爾坡爾本人的統治本非托立鄉紳所難受。他是諾福耳克一個舊家子弟，有地也有相當的財富。即在首相之位而信札極多時，據說他仍先拆閱他獵場管理人致他的信。他如不能回家時，他便在利支滿公園中帶了小獵犬而狩獵。他酒量甚宏，飲亦有恆；每當豪飲時，他輒大講最粗俗的故事。像這樣的人當然不會是一個長老教徒，或城中暴富，或驕世傲人的貴族；他必是一個和易的角色。他雖是一個極忠心的輝格黨人，他在政治上雖和輝格貴族，金融界及異教徒為同盟，但就他私人而論，窩爾坡爾實為英吉利鄉紳的代表。 他的君後對於他也十分的稱心合意。他能和喬治一世對坐共飲，消磨時光，雖則他們語言的媒介只能求助於藍青的拉丁語。喬治二世之為人固遠在乃父之上，然其和窩爾坡爾的來往，則幾是一位模範的立憲君主。他雖不忠於淑德昭彰的安斯拍黑·的·喀羅林（Caroline of Anspach），但他之尊重喀羅林竟遠在其他一切情婦之上；而且關於國家之事他又能採納她的意見。她是羅伯爵士最賢明的顧問，同時也是最忠實的朋友。 窩爾坡爾的心情格局對於他和平安靖的工作具有特殊的相宜。他的天才在於他的操縱（management）技術；無論於善義或惡義的操縱他具有出類的技術。他絕不任絲毫的理想或浪漫來誘他入於好戰政策的途徑。常識及和善為他特著的德行；而不分善惡則為他的短處。他闊面上善意的微笑又好像是含譏的冷笑。他絕不能令槍刺或恐怖為統治的工具，然他對於向有的國會腐敗卻看不出一些的不是。他的統治仍建築於腐化議員的舊基礎上，他並不謀以民族的良知及自尊心來做替代。當下一世時，老庇特欲藉民眾的同情為統治的惟一基礎時，失敗立即隨至；他須和那個腐化大家紐喀斯爾成立諒解後，始獲有替英國獲勝於七年之戰的機會。但窩爾坡爾則不然，他自始即任國會及世界各行其素。他如果嘲笑反對方面之「童兒們」的「愛國心」，且暗自想著大多數「尊榮的議員」個個有一定的定價，他也沒有抹殺了一切的是非，因為當時的事實確係如此。欲藉窩爾坡爾以得到道德上的改進是不可能的。 窩爾坡爾的和平政策 他的酷愛和平確是出自真誠。自古以來和平的旗幟本不是僅賴理想家之力而即可維持得了的。窩爾坡爾固然又粗又不關心正義，固然不是一個重視理想之人，但他卻有力阻英國捲入波蘭繼承之戰的（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英雄之仁，雖則他的同僚頗欲復念輝格黨人對於波旁王室（The Bourbons）的舊怨者。他於1834年告訴喀羅林王后道：「本年度歐陸上被殺之數有5萬，但英人則無一牽入者。」馬爾巴羅之戰既早已消除法蘭西雄霸歐洲的危險，不列顛本落得袖手旁觀，本可不必輕易加入大陸各國的互斗。我們之拒絕加入給了我們以休養生息的良機，而對於不久即要降臨的大競爭我們轉有了充分的預備。在當日的戰事中，窩爾坡爾以「誠實的經紀人」自居，藉了他的經紀拉牽，各國亦卒獲停戰而重歸於和平。 貞琴茲的耳之戰 然羅伯爵士的和平政策，終因民眾之要求和西班牙作戰海上而告終。那個主戰的怒潮在當時，在1739年時，固沒有好好的經人領導，也缺乏充分的知識，但卻和20年後擁護庇特·威廉上台及壓倒印度北美的法蘭西勢力之潮流同出於平民愛國的熱誠。即在1739年之時，民眾以海外殖民地為目標的直覺也沒有錯誤。歐洲各國的疆界問題絕不能激動暴徒的情感，心中念念不忘於漢諾威的利益者只是國王一人而已。民眾的熱烈情感完全因自由貿易的要求而鼓起。英人遠自呼金茲及掘類克以來向要求得有和南美自由通商的權利，但西班牙則強加限制，只准英人在《允協》[4]的範圍以內通商。貞琴茲（Jenkins）所受的種種虐待，以及西班牙關吏割去他的一耳的驚人傳說，竟掀動英人舉國若狂的惡感，即窩爾坡爾也不能不違心的勉從民意而拔刀以向，雖則他之執刀似乎是很不自然的。 英吉利每經多年的和平之後而驟遇戰事時，輒有手忙腳亂之病，此次亦不能為例外。海陸軍的行動俱缺乏適當的指揮，所以坡托·柏羅，卡太其拿（Porto Bello，Carthagena）及古巴雖一一曾被襲擊，而其功不著，南美洲貿易的問題亦絲毫沒有進步。但西班牙美因之戰在英吉利及歐洲俱發生反響，而窩爾坡爾的政府且因之而倒。國王及貴族院雖仍繼續對他信任，但眾議院1742年反對他的表決使他不能不去。他如果能於三年前即行辭職，而不勉強地支撐他所認為不會有結果，有好處的戰事，則於國於身俱當好些。 英法之爭 西班牙海戰的又一結果為和法在大陸之戰。輝格黨人於《烏得勒支條約》時早已聲言波旁氏兼王庇里尼斯山南北兩國的危險，但兩家族的「家族盟約」（「family compact」）在此以前尚未結成實際的果實。自有貞琴茲的耳之戰（War of Jenkins』 Ear）而後，繼窩爾坡爾而起的當國者竟不能再避免和法蘭西的衝突。所以奧大利繼承之戰（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重把歐洲鼎沸後，我們又見英法兩國站在對敵的地位，而多年的和平也告終止。30年的休息對於英國卻是極有利的；它的自由的典製得以確立鞏固，而它的權力及繁盛則得以鵬飛猛進。英法間今已發生新的爭端，利益的主要衝突在美洲印度而不在歐陸；應付新的局面更需要新的人物及新的辦法。 俄亥俄流域英法殖民者之互爭在新世界的霸權，印度英法兩公司之互爭在加那的克（the Carnatic）及在恆河三角洲的霸權，都為各該地方英法兩群社間莫可避免的衝突，而不是歐洲政客縱橫捭闔或譸張為幻的結果。然而解決這些爭端則仍有待於歐洲的政治大家，而且就英國而言，須為大異於窩爾坡爾的一個偉人。這樣一個偉人於窩爾坡爾辭職15年而後始得之於庇特·威廉；怪不得大腓特烈說過，英吉利勞而無功者甚久，到了它覓得妥人後，形勢始大變。 「四五」之變 但窩爾坡爾所下的警告卻應驗了。他以為英吉利之重和法蘭西西班牙兩國的波旁王室交戰必將引起詹姆斯黨第二次的攻擊新潮；他本人的政策即在極力防阻這種攻擊的發生。封特訥（Fontenoy）之戰，我們在尼德蘭抵敵法蘭西步兵，大顯勇武雖敗猶榮的那年，亦即查理·愛德華親王在不列顛有驚人舉動的一年。當時不列顛的空虛達於極點，軍隊都已出征，而人民則絕不知如何抵禦，如何自衛。他們的自私又無以復加，所以對於斯圖亞特及漢諾威兩姓都沒有取捨之可言。因此種種，親王竟得率5000執手盾持大刀的高地人自愛丁堡直入德貝，沿途的人民只知相驚失色，而不知抵抗，也不會參加。窩爾坡爾收買操縱的政術，其短處盡可從1745年時不列顛人民之缺乏急公好義的精神中見之，無論自詹姆斯黨的或自漢諾威王室的立場看起來。我們如記得12年後庇特·威廉能使激發同一的不列顛人民及其子弟充滿了熱烈及犧牲的精神，則1745年的麻痹真是可異。 我們知道文明的社會往往不甚熱心於它的典章之擁護，所以高地部族如果真能把國會及法律推翻，而把舊朝恢復，則其結果只有是失政無道，而決不會有其他。當時的國會政府既是十分腐化，而又無普及的選權為基礎，所以不能經穿裙劍士（指高地人）的蹂躪；諸重要法律取消之日即將為國會政府顛覆之日。由此而復辟的斯圖亞特君王必將重行誅除異教徒以取到大權，而異教徒則必仍忠於漢諾威王室而不攜貳。到了1745年時人民之服從漢諾威王室者已歷整世之久，故矢忠於它不肯變節的政治家，教士，及海陸將士為數亦必不在少；把他們盡置於法，為勢所不可能之事。為便利起見，新君或且有擢用愛爾蘭及蘇格蘭冒險人士之必要，然而他們固不適於英吉利的國情。且即以君主而論，查理·愛德華此時雖甚勇武，但他的後年則人格極為卑鄙。他如成事，我們盡可捲入內戰的又一個輪迴中，而於國內的文明及工業，于海外的貿易及帝國兩俱不利。 精密的推測雖不可能，但凶狂的高地部族，如獲在倫敦變政，則其結果之悲慘乖謬是無可疑的。幸而不列顛得趕緊自大陸召回若干精兵以救危難。召回的人數雖不多，然為得亭根（Dettingen）及封特訥的百戰之士，故進占德貝的叛徒絕不敢再往前進。而且查理·愛德華的徒眾自越邊界南下後，除了300曼徹斯忒的子弟而外，毫未有任何的擴充。他們實處於進退維谷之境，進則恐不能敵久戰之師，退則亦終難倖存。他們終於退回蘇格蘭，他們之遲早會被殲滅也成為已定之事。他們的妙棋在出人不意先聲奪人，但他們一舉旗幟而後，他們絕無準備的軍馬可資聲援。 德貝退軍後的福耳刻克（Falkirk）之戰，和叛旗方舉時的普勒斯吞盆茲之戰同為高地人的勝利。但不數月而後，他們的勢力盡殲亡於喀羅登荒地（CullodenMoor）之戰。英人所放之萄葡炮彈及三重紅色兵隊的排槍實非高地人之所克抵禦：在蘇格蘭的歷史中從此亦不復有部落劍士之聚眾作戰。喀羅登之戰昆布蘭公爵實為元勛，武功甚大，但他對於高地人民極為殘酷，故不免美中不足。當時的英人於憤怒之餘，固毫不以殘酷為不然，但日後則無人不痛詆昆布蘭的行為。也許他的行為不無形容過甚，但即無過甚的形容已極可畏。在此次事變的過程中政府向失之於疏忽，且極不稱職，既釀成叛亂，復不能有適當的善後。樞密院長福白斯（Forbes）為惟一能見大識微之人；如果政府能早采他的諫言，則叛亂可以不致發生；如果政府能於變端結束時採納他的勸告，則附從的高地人民定當得到寬大公平的待遇。 高地部落主義的肅清 「四五」之變及其削平在英吉利所生的結果只是消極的政治的，只促成了詹姆斯主義之進一步的衰亡，但在蘇格蘭則是積極的，且大大的轉變了一切制度的精神。詹姆斯黨之亂之所以很是可怕，乃由於首領，貴族及紳士對於部屬所享的大權。因此之故，叛亂削平而後，政府把高地及低地所有的世襲法權一體廢除。久存於蘇格蘭之封建主義既不能再延殘喘，則中央政府的權力及安全自亦增加。除此而外，封建主義的撤廢更有使那個農民社會的民主及平等精神得有發苞怒放的功效；1759年誕生的朋茲（Burns）即屬於這個「人即他自己的上帝」的自由社會。 蘇格蘭亦終賴英吉利軍隊的助力而解決它的高地問題。這對於蘇格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欲將文明擴至島的北部，則當地部落的作戰組織及部屬對首領的私忠必須先予剷除。國王的文詔必須能在山谷中通行，而離「近代雅典」50哩之內也絕不容有阿富汗寄生。[5] 無可再延的改革總算於此時成立了，但並不出以最允當的方法。低地的法律一舉而行諸於高地，高地的執業及習慣一致改用低地的法律，無有絲毫的變通。文明人每因瞧不起原始社會的形式而不耐研究他們的真況，以故他和他們相交時每有隔靴搔癢之病；不列顛人此時之應付高地社會也完全暴露著這種短處，舊日的首領一變而為地主，他們昔時的徒眾則降而為期間無定的佃戶，故改革的用意雖在剷除前者的威焰，而受苦最大者反為多數的平民。首領們忘了昔日密切的主臣關係，把小農夫逐出於山坡的小農田，而把全谷夷為大片的牧羊地。因之，即在美洲革命以前，高地人之渡海移往者據說已有3萬人之多。 蘇格蘭的昌盛 但高地界線失了政治上的意義而僅成地理上名詞而後，蘇格蘭確獲得了和平與治安。道路隨即興建，旅行者亦得安然往來，於是低地高地亦熔成一個不可分的群社。忠於所事的長老派傳教士則向高地人民宣傳他們的宗教及教育思想，故全國的信仰及意志亦得統一。老庇特最得意也最放異彩的政策之一即為能替蘇格蘭作戰，並替在加拿大及全世界的帝國利益作戰之高地軍旅的成立。近代的蘇格蘭——朋茲及斯科特的蘇格蘭——即從上述的變動及附帶而生的經濟進步中演化而來。演化而成的蘇格蘭為一統一自尊的國家；它舉整部的歷史以為榮，塞爾特的遠祖和薩克森的先人同樣的值得稱頌，而盟約人（Covenanters）的功業及詹姆斯黨的事績也同是過去的光榮；它的聖徒志及名人傳則遠起窩雷斯及布魯司，中經諾克斯·約翰，以迄麥克陶那·傅羅剌（Flora Mac Donald），堅苦合理和冒險浪漫的民族心理，篤好自由的熱情和善事首領的愚忠，在過去的歷史中蓋皆已熔冶而成為純一的民族特性。物質方面的進步，農工商業的發展亦一日千里而迥非德利英失敗時的蘇格蘭之所敢望及。但物質方面的改進仍不足以害及它在精神方面的努力，它的人民仍於智識及神靈之事有獨長，所以蘇格蘭子弟之遠往各處以發展並統治不列顛帝國者亦獨多。到了18世紀告終時，蘇格蘭已成為英吉利的良友好鄰；在此以前從未這樣好過，而在此以後，則從未變過。[6] 拍蘭弟兄時的泰平 介乎奧大利繼承之戰及7年之戰間的數年在歐洲為稍息的時期，而在英吉利則有拍蘭兩弟兄——拍蘭·亨利（Henry Pelham）與以販賣國會城市著名的紐喀斯爾公爵——的秉政。他們以窩爾坡爾的和平政策為衣缽，雖則這政策已不甚宜於當時。在不列顛島中，這幾年可算集18世紀滿足安詳的大觀，因為詹姆斯主義已不足為患，而政治上又無復窩爾坡爾和他的私敵間的劇斗來資點綴。在眾議院中，即庇特好動傲世的天性亦受平和的時代精神所抑制，故他暫亦不以他的激昂的演說來攪亂朝臣的安靜。不特如此，他甚且甘願蟄居於軍需監的職位而暫不思動。但在印度及北美則各方俱在積極備戰，那裡作戰的預備終亦使酣睡的不列顛驚醒而起。 法人在印度及北美的計謀 在印度及北美兩處取攻勢者都為法蘭西人。蒙古帝國的解體及加那的克印度土王的宣告獨立皆足釀成度普雷克斯（Dupleix）大事經營的野心。他細思法蘭西印度公司於商業上既萬萬不及英之公司，則何不趕緊和若干土著國家作軍事上的聯盟，並召集受命於法國軍官的印度士兵，以剷除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瑪德拉斯及在別地的貿易場所？在加拿大，法人亦有極完備的軍事計劃，自聖羅凌士河之口以入諸大湖，經俄亥俄流域，復沿密細細必河，以達墨西哥灣的大河之口，法人都在建築軍用的營寨場所。藉了這個連續不斷的設備，他們蓄意將阿帕拉契及阿利甘尼山脈以西以北之地悉納入法蘭西的版圖。 印度英法之爭 1754—1763年的印度英法之爭中，兩國各自都有土著盟友。圖片描繪的是法國土著盟友攻擊英軍的場景。 印度英法之爭 在印度，英吉利公司的資望物力都在法公司之上，且和土人的關係亦密切得多。在北美，沿岸操英語的殖民有200萬之眾，為數亦遠過於法蘭西之加拿大。所以法人如欲成功，則於指揮的統一，領袖的能力，及祖國海陸軍的授助三方面必須特加重視。他們必須能於這幾方面超過英人，他們才有獲勝的可能。自好望角赴印必經的毛里西亞島（Island of Mauritius）為他們用以攻擊印度英人的海軍根據地，而布勒通角的路易斯堡（Louisburg）則為他們征服北美的根據地。當戰釁初起時，度普雷克斯，藉了他的偉力，在加那的克一帶居然所向皆捷，但自克萊武·羅伯（Robert Clive）離了店櫃，親入戰地後，則形勢驟變。他取了亞科特（Arcot）堅守不放，法人亦於以大挫。自此而後，兩方肉搏的苦戰竟綿延於全岸，雖則英法兩國尚維持著外表上的和平。因為英人的商業較盛，在當地的物力亦較大，故英人卒漸漸的取到勝勢。當7年之戰發動時。法人在印度的勢力蓋已處於衰敗的地位。 北美英法之爭 在北美之形勢和在印度者迥異。北美的殖民地，除了馬薩諸塞特外，皆不願作戰以自衛，且似乎也不能有共同的政策。英吉利諸居留地間的交通本異常困難，而甲殖民地和乙殖民地間，殖民地議會和殖民地督臣間亦互相猜忌，再加以草莽世界的移民又從未受過封建或王權的訓練，故個人主義備極發達；因此種種，英吉利殖民者之一致禦敵竟成為千難萬難之事。[7] 但法蘭西人的殖民者則從不知自由之為何物，不論在教社或在國家之中，或在封建貴族之下，他們只知有服從而不知有它。而且他們的居留地猶如一串念珠，聖羅凌士及密細細比諸河可比一線。祖國又遣派精良的王家軍隊及能幹領袖以統率他們。法人又和紅印度部落相善，故可以利用他們來殘殺同色的仇敵。1753年法人驅逐在俄亥俄流域經商的英人，並建築度墾要塞（Fort Duquesne）以防止他們的回來。兩年後，紐喀斯爾政府雖遣布剌多克（Braddock）將軍赴美以恢復英人在阿利甘尼山以西的權利，但他的遠征軍竟被法人及紅印度人的伏軍所乘，而遭覆亡之慘。 即在1756年7年之戰已經具體化之後，法蘭西的經營，除了克萊武耀武揚威的印度以外，仍在順利得手。輝格寡頭政治之不足以應付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蓋已成為無可掩飾之事。它的職責已盡，它的使命已成，它的末日已至。詹姆斯主義已成過去，舊日輝格黨的策劃自亦完全失了作用。它和新的勢力新的潮流相隔絕，雖則在它朝氣較盛的時候，它也曾助成它們的發育。它本賴腐化及「操縱」（「management」）而生，但到了今日紐喀斯爾既不能買通法蘭西的陸軍使退出加拿大，也不得以愛爾蘭的主教位置贈與法蘭西海將的弟兄，而令之停止攻擊。 北美英法之爭 （上圖）1755年，號稱「冷流衛士」的愛德華·布剌多克將軍是北美英軍總司令。他率軍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直取法國要塞。（下圖）法軍得到增援，英軍中了埋伏而遭潰敗，布剌多克受了致命傷。 「大平民」 舊的輝格黨固然到了心死的時期，但是舊的托立黨則已不復存在，而新的托立黨則尚未誕生。不列顛人猶如沒有牧羊者的羊群，或者我們可說羊群中已來惡狼，而牧羊人尚在玩耍。庇特·威廉嘗說道：「我知道我可以救護我國，也只有我能有救護之力」；他之所言不過道出實情而已，他絲毫沒有過甚其辭。得中等及勞工階級的信任者只有一人，在他們的眼光中只有他是公而忘私的政客；當他做軍需監時他嘗一反世人中飽的習慣，他所經手的巨款他絕不染指。不列顛政治家中只有他能高瞻遠矚，顧全全帝國的利益，也只有他能懂得美洲殖民者不耐煩的精神，而知如何利用他們以作共同行動的方法。他嘗為那個偉大的盎格魯·印度人的寵孫；他又是倫敦商人及參事們（aldermen）的私人朋友。世人所號為「大平民」（「The Great Commoner」）者固公然地瞧不起當權的輝格華族，但他卻又恢復了輝格舊傳習中猶足以淬礪民眾的部分——對於1688年革命所保障的自由憲法之矜持；對於代表人民的國會之確信，雖則代表的方法極是粗劣；對於人民全體的信賴，無分階級及宗教；對於海外專制政治的及羅馬公教的權勢之恐怖；誓不讓波旁王室把持大洋及北美的決心；對於英吉利種族的厚望。 此即庇特的信條，而不列顛的人民能竭誠擁護者。眾議院亦樂於受他的指揮。他的演說即受紐喀斯爾收買的議員們亦被所懾服，甚且被所感動。他的儀態固太過於造作，但可表現他偉大的力量及熱情。他當是一位善於表演之人，而他的聲音及姿態尤足以感動觀眾。 庇特之主持戰事 他也許可算英史中最大的演說家及最大的國會及國民領袖。除此而外，他又有過人的組織戰事的本領。他是一個偉大的戰事大臣。他熟諳世界戰略，他知如何而可以使不列顛的海陸大軍合作，海陸軍的合作本為它最大的勢力所在；他精選海陸將帥，他使他們充滿了他的精神，他授他們以充分軍力而遣之執行相當的任務。以作戰的效率而論，他實在林肯之上；就危急時的領袖能力而論則兩者頗堪一比，但他們的領袖方法則又大不相同。 1758—1760年間遍及全世的征服絕難視為輝格寡頭的功勞，雖則在相當範圍之內它們（征服）誠可視為舊日輝格外交政策的最後勝利。但輝格寡頭在7年之戰的初年時把戰事弄得極糟，國家瀕於危險，所以國民也不得不起用庇特以救國家於危亡。輝格黨的紐喀斯爾雖繼續握有腐化國會及任官命吏之權，但政治戰爭的大權歸於庇特。此項辦法兩黨都能同意，故庇特盡可大展驥足。他所恃者為不列顛政治中潛勢極大的民眾階級，尤其是在馬薩諸塞特發達更甚的平民。他激動他們的自由精神，他復藉了這種精神以救護帝國。 我們不把你們當做奴隸而召喚，卻當做自由人， 又有何種人能如海上之人那樣自由？ 此即當時海軍中所習用的歌調。然據實講起來，拉夫式之招募海軍不能說是自由；18世紀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本無一不尊重自由，而此獨為例外。不過此歌總可表示海軍及帝國在大海上，在加拿大，在俄亥俄流域大勝法人的精神。不列顛的勝利即是自由制度在北美的勝利，而專制制度在北美的失敗。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國政治家，兩度成為實際上的首相（1756—1761，1766—1768）。他使英國轉變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 庇特及腓特烈 庇特的盟友即普魯士的大腓特烈（Frederic the Great）。聚居北德意志沙瘠區域的200萬農民，當是時幾尚未脫離農奴的狀態，自法逃來的呼格諾徒雖文化較高，然為數隻寥寥數萬，這兩種人民居然能助他們的國王力抗奧大利，俄羅斯及法蘭西的聯合進攻，且支持到7年之久，誠似一個奇蹟。然腓特烈之成功確不僅由於他善戰的奇才，而也須歸功於他和他蒼勁老父之能在平時養育並訓練馴良的人民。腓特烈所維護的為科學的，軍人的專制政體，而他自己實為這系統的元首；他富於勤勞耐苦的精神，他為他人民嚴厲的導師，但也為細心的保姆。和他對立者則為侵蝕人民膏血，只知窮奢極樂，毫無興奮精神的一班君臣——即主持大陸上「舊局面」（ancien régime）的一班角色，且能代表繃巴都夫人（Pompadour）可以出入自如的社會者。同時，庇特則在充分表現不列顛自由在戰時所能有的權力。庇特及腓特烈之能合以禦敵即是他們成功的秘密。英吉利人民亦極力讚美英普的同盟；同盟本起於一時的需要，但兩國之同屬抗議主義給了英人以大做文章的機會。他們竟把腓特烈看做力抗奧法公教主義而維護大陸抗議主義的健將。[8] 腓特烈在7年之戰中的主要工作為堅守他在奧大利繼承戰中背信忘義而攫得的西勒西亞（Silesia）。攫取時的鄙劣幸有堅守時的義勇來稍資掩飾，因為腓特烈的力當歐洲三大強國誠不是等閒小事。然而即以腓特烈的雄武，他也不會倖存，如果他得不到庇特的津貼；如果沒有不列顛的軍隊在西線助他御法，並因此得了民登（Minden）之捷。在英吉利方面，它也不能坐視腓特烈的失敗，因為他的失敗即等於歐洲的一致攻它。庇特的政策為「在德意志征服加拿大」。他果真實現了他的政策。他在昔時雖嘗領導民眾大聲疾呼地反對英國之加入大陸上的及漢諾威的糾紛，他今日不但能使人民熱心於海外之戰，即連大陸之戰亦能使他們歡迎。茶館酒肆中有無數獻給「普魯士的國王」，及「格蘭卑伯爵」（「Marquis of Granby」）的招貼；後者蓋即統率我們的騎隊而在德意志戰場中奮勇殺敵者。 歧布龍之捷 庇特的大陸上軍事行動的目的僅在維持現狀，保障安全，他的真的目的乃在海外。然海軍優勢的恢復為成就他計劃的先決問題。在1756年英吉利真真有被法人進襲的危險，而英人嘗大起恐慌。米諾卡於是年失去，為減輕人民的公憤起見，政府嘗不顧庇特數次的抗議，而把失利的海軍大將丙·約翰槍斃。但於庇特秉政之後，海軍的優勢恢復極快，海軍於兩年內連獲勝利，終則有7年之戰的屈拉法加，有和克（Hawke）在歧布龍（Quiberon）的大勝。 魁北克的攻克 當時的加拿大實際上只是散處聖羅凌士河的法蘭西居留地，所以最易的征服方法在海軍掩護陸軍而進襲。因為兩軍能通力合作，故首有大河門戶路易斯堡的攻克，繼有烏爾弗（Wolfe）之自河岸攀登亞伯拉罕高地（Heights of Abraham），及他的攻陷法蘭西王家軍隊所守的魁北克。此決定加拿大運命的一役實為深可紀念的一役，兩軍的主將，烏爾弗和他偉大的敵將夢坎（Montcalm）幾於同時同刻受了重傷。在俄亥俄流域中則蘇格蘭高地的團伍及美洲的殖民軍亦能為庇特偉大的精神所感動，通力合作地越過阿利甘尼山，把法人趕走，而將度墾要塞正名為庇特之堡（Pittsburg即庇茲堡）。所以在7年之戰告終以前，法蘭西的權力已無存於北美。未開闢的西方（West）即為「大平民」贈給英語種族的厚禮。 克萊武普拉西之捷 在戰事的進程中，許多在西非及西印度叢島法蘭西的屬地被我們搶來，同時一個大帝國亦在東方建立。在印度另有一位文武全才的英雄在策劃一切。印度離祖國太遠，繞道好望角的海程便需6個月至9個月之長，故丹寧街的勝利的組織者盡可計劃聖羅凌士河的進兵方法，而不能預籌恆河流域的戰略。在實際上，克萊武在普拉西（Plassey）大捷時，庇特的人才內閣尚正在組成時期。有普拉西的勝利而後有克萊武的征服孟加拉（Bengal）及不列顛印度大帝國的創始，然而這些都是克萊武的首功。 1760年的不列顛 當喬治三世繼他祖父而主國政時，不列顛的盛名為世界各國所欽敬，其欽敬的程度空前而亦絕後。它的自由制度，我們雖明知遠非完美，在當世的歐洲諸國看起來，則已不勝羨慕之至。「反英吉利」的傳習也沒有發生：愛爾蘭人既安靜而不為人所注意，美洲的殖民地則猶和祖國一致，且擁戴庇特極誠。法人不特害怕，且欽佩英吉利及其「大平民」之為人，因為他們本為宏達的民族，而且也極不滿意於他們自己的專制制度，陷他們於不振的制度。英吉利的種族是時可說適處於黃金時代。它之所以能得此優越的地位，多半由於長時期中的所交的佳運及明慎的行為，但在最近則亦由於一人的努力，故3年之中它得否極泰來，躋於至境。可是又過20年後，我們的運命在兩半球俱又一落千丈起來。我們的憲法雖得世人的欽佩，然而它有它的缺點，我們被崇拜的英雄也有他的短處；我們運命之所以又不濟事者，這種缺點及短處也不是不足重輕的理由。 * * * [1] 見上第307頁注②。 [2] 不列顛因急於言和之故，嘗願以直布羅陀的割讓為和好的條件，但阿爾貝洛尼沒有接受。帕薩洛之戰而後，追逐敵艦的窩爾吞海軍上校（Captain Walton）嘗致書報告海將丙·約翰爵士（Admiral Sir George Byng），書的末一句為世人所常常引用，而久被誤視為書的全部者。末句如下：「我們已把沿海所有的西班牙船艦捕獲擊毀，其數目如頁邊所開。」 [3] 丹寧街（Downing Street）上有名的首相官舍即於是時起源。喬治二世以該宅贈諸窩爾坡爾，但窩爾坡爾只肯以官舍視之，而不肯視為贈給他私人的禮物。至於他對於在內閣制及首相制發展史上的貢獻，見上第570頁。 [4] 見上第550頁。 [5] 譯者按，愛丁堡有「北方雅典」或「近代雅典」之稱，阿富汗則指高地。除了斯科特及史蒂芬孫的小說而外，Neil Munro的小說，叫做The New Road者亦述高地社會在「一五」及「四五」年間的詭謀甚詳。 [6] 關於蘇格蘭在此時的教社運動，見上第583—584頁。 [7] 關於北美英法殖民地的性質，見上第491—495頁。 [8] 福耳特耳的勢力雖在增加，但遲至1762年法蘭西仍有藉曲解法律以殺抗議教徒卡拉（Calas）之事。是時抗議教徒在法奧的地位和公教徒在愛爾蘭的地位頗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