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一章 早期漢諾威時的英吉利

國王：喬治一世，1714—1727；喬治二世，1727—1760；喬治三世，1760—1820。 輝格寡頭政治 奧倫治的威廉之來英常鞏固了輝格黨的，而紊亂了托立黨的黨義，但輝格黨人並沒有因此而占著多少物質上的便宜。歷威廉及安兩朝，兩黨繼續共執政權，難分上下；國王及選民初則偏袒此方，繼則偏袒彼方，各隨當日形勢而轉移；黨爭亦繼續有力，有時且甚猛烈，但其結果，就大體而論，總算是有利於國家的。直到了喬治一世、二世之時，國中的情形始可於相當的保留及限制之下，目為「輝格寡頭政治」。且即在此時，如因托立黨的半數未常嚴重地蒙詹姆斯黨之嫌，則這寡頭政治也還不能存在。 半因這個理由，半因喬治一世之昧於英吉利的言語及習慣，漢諾威王朝的起首二王竟把威廉三世及安所決不會放棄的某幾種王權，完全委棄於輝格黨的領袖。內閣的組織，國會的解散，國王在教國中的委任權，在事實上，悉自國王移於輝格魁首之手。所以我們盡可以說，1714年而後我們有了一個寡頭政治。然自又一方面看起來，我們憲法中民眾的勢力實又得了一層的進步，因為大權在握的內閣須有眾議院的信任為根據，而世襲君主所享的權力則視前更小。 喬治三世，在他初即位後的20年內嘗將委任官吏之權努力收回。他的舉動固和成立革命解決者的用意並無不合，但他於恢復權力而後即用以作腐化眾議院的工具，他之腐化作用且比窩爾坡爾及輝格寡頭之所為更為到家。幸而輝格寡頭及喬治三世都沒有敢如斯圖亞特諸王之離開國會而自動；他們從不敢否認行政機關行使權力時須得眾院多數的同意。在18世紀時，他們所能做者只有藉官位的賞給以腐化議員，因為那時的朽腐城市正在日甚一日地不能代表國人。 在首二喬治之下，眾議院的權力頗有增加，但它和人民的關係則反疏遠起來。托立黨的長期蟄伏及一切重大政治爭議的靜止，使公眾對於國會的作為，除了位置及賄賂的分配外，不發生多大的興趣。目的在保障漢諾威王室的安全而防止詹姆斯黨活躍的《七年法》，延長了每屆國會的法定壽命；但政治的任期越長，則國中政治的興趣越薄弱，而議員越易受政府任官及給薪的利慾所誘惑。 內閣制的演成 在喬治三世時公眾對於政治的興趣又極盛起來，但平民控制國會之權則仍沒有增加。中等階級藉了1832年的《改革法》，始獲恢復並增進他們前時控制眾議院的大權，而且他們也發現近代國會及內閣制的效力，且遠宏於斯圖亞特時任何制度。18世紀的國會華族，蓋已鍛煉了並磨快了平民政治未來的武器。如果當時的貴族及鄉紳們能早想到下院日後之會變成一個嚴格的平民機關，他們是否仍肯讓它積聚如許大權則誠是一個疑問。但他們當時僅把它看做一個紳士的團體（其中一大部分且為貴族的私人或親戚），看做「倫敦最優之社」，看做「羅馬的元老院」，而國家最重大的利益盡可以交付他們而不虞有任何的不妥。 在這種情勢之下，華族的18世紀對於英吉利政治傳習的發展，卻作了一種偉大的貢獻。華族們發明了立法機關得以控制行政機關而又不致減少後者效率的一種機械。這個機械就是內閣制及首相的職位。所謂內閣制度在英國即為一群於國會中都有席位，於大政方針須一致，於彼此的行動及整個的政府須負全責，而又須恃眾議院的好意以立足的大臣。然首相及內閣之制都為革命解決中所未嘗想及，而都從國家平時及戰時的需要中逐漸演進而成者。威廉三世首創近似一黨包辦的內閣以努力領導全國和路易交戰，但他仍自居於首相及外相的地位。在安之世，馬爾巴羅充戰時行政的首領，一切軍事外交悉歸掌握，但領導國會的職務他仍一任他的同僚處理。演成內閣共同負責及首相為內閣及下院的首領兩大原則之大功，要歸諸自1721年至1742年繼續執政的輝格大臣窩爾坡爾·羅伯爵士。他之不類先於他而執政的輝格及托立首領，他之不為爵位所動，他之拒絕離開下院而遷至上院，也是很值得留神之事，因為先他而執政之平民皆嘗早日受封為貴族。他最終固然也同意為奧福德伯（Earl of Orford），但當他成為貴族時，他蓋已預備不復當權；當國的野心一日未衰，他也一日未受封爵。 喬治一世像 喬治一世（George Ⅰ，1660—1727）漢諾威選侯（1698—1727），大不列顛漢諾威王朝第一代國王（1714—1727）。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他奮勇與法軍作戰，屢立戰功。外交上機敏善斷，內政上組織了以輝格黨占統治地位的內閣。 喬治二世像 喬治二世（George Ⅱ，1683—1760），大不列顛三國王和漢諾威選侯（1727—1760），在位時政治上有很強的判斷力，但缺乏自信，嚴重依賴大臣們，特別是沃波爾。 喬治三世像 喬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國王（1760—1820），漢諾威選侯（1760—1814）和國王（1814—1820）。在位時正值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成為殖民帝國，但喪失了北美殖民地；接著通過與革命的法國和拿破崙的法國的鬥爭而躍居歐洲首屈一指的強國。 窩爾坡爾之引起上述憲法習慣的變動，其用心固多半在增加他自己的權力，但他也替國家立了大功。他因欲把持政權，而把所有不能贊成他政策的，或不服從他領導的同僚逐出於內閣之外；於此他卻樹立了此後不列顛無論在戰時平時所可藉以施政的機械。有了內閣制度後，行政機關縱須受制於一個五六百人的辯論團體之意志，然它能負起一切的責任，能有一致的政策，更能有偉大的效率。內閣制度實為英人廢除立法行政兩機關間互不相容的良法，兩機關之互不相容在好多的國家本為無法解決的問題，但英人則居然把它解決了；而且他們的解決辦法，並不如威廉三世時人們所想到之驅大臣於眾院之外的方法，而為大臣應為眾院中人，應領導眾院，有如窩爾坡爾·羅伯爵士所為的辦法。內閣為行政及立法機關的關節，而且也是極密的關節。它是近代英吉利政制中的主要部分。[1] 不成文憲法的便利 革命解決之沒有給英吉利以一個簇新的，謹嚴的，不可變的成文憲法也是一件幸事。離英獨立的北美各邦於組成聯邦國家之際，固然少不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成文憲法，但英國則並不有需於它，有它而後且會感覺到種種的不方便。如果英國於詹姆斯二世被廢之際即得了一個剛性的憲法，則威廉及瑪利加冕後卅年內即陸續移於國會大臣行使的諸種權力，國王必將永遠的享著而毫不放棄。而在1689年的情勢之中所擬成的一個剛性憲法，大概也不會讓國王的諸大臣在眾議院中有議席的。 英國當然有它的習慣及法律，但成文憲法——有別於普通的習慣及法律之整個部分的成文憲法——則和英人的政治天才實不相能。克倫威爾因不能覓得一國民可一致同意的協議，故有種種極不自然的舉動，而其最不自然的舉動之一，即為他之公布一護國者及國會兩者權力有如涇渭之分明而永不能改動的成文憲法。然而這種策略實和英吉利人進步的真實方法相反。倫敦的厚霧罩沒了韋斯敏斯忒立法行政機關間的精確關係，而使世人不易窺測，也因而使憲法得以隨時代的需用而改易，而不為世人所察覺。 貴族院與眾議院 我們所謂首二喬治時的輝格寡頭政治，蓋指（如果是可以指得出一定的人物來的話）為數約有70，或則互相聯合，或則互相競持，以維繫下院不斷的贊助而把持國家用人行政大權的諸巨戶。它們的族長大都在貴族院中有議席，但它們的子弟則大都出現於眾議院。貴族們半因從不會認真的反對下院的政治理想，半因他們握有巨數的朽腐城市可以操縱選舉，故不難保存著下院的信任。更因此之故，大貴族們無須他們所屬的一院，尊嚴有加而權力較小的一院，作提高權位的要求；他們在下院已有非正式而有力的代表，他們盡可坐視下院之權力日增而不加反對。 要到了19世紀，到了1832年《改革法》時及以後，貴族們才覺得有替他們自己的議院堅持有直接的權力之必要。到了此時，他們才對於下院久享為國家立法之自由權發生爭執。但到了19世紀時，此種抵抗，雖不能謂為完全無功，究已出之太遲。當眾議院尚為一華族會議之時，英人對它的統治早已司空見慣，所以於它進一步而更能代表全國國民而後，他們亦不能忍令它的權力有所減削。 人權的保障 自1714年至1760年國家用人行政之權雖操於輝格巨閥之手，但他們絕不和「威尼斯寡頭」的擅作威福相近似，的士累利（Disraeli）之比他們於威尼斯共和國的巨頭實和事實不符。當時在英吉利實為嚴格的法治時代，為1689年戰勝國王的法律之全盛時代。在布拉克斯吞時，英吉利的法律能嚴密的限制統治人的權力。公民所可得的保障既多而又有力，政府絕不能奈何他。他所享的個人自由蓋為全歐人士所目瞪口呆者，因為從歐洲人的眼光看起來，英吉利的政治應會和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制及查考政府一般的缺乏自由。如果在1714年至1760年的昇平期間，英國仍不免有暴虐，那只是鄉紳在鄉里中的社會暴虐。而決非國會及內閣的政治暴虐。 地方官吏及中央 歷推鐸爾及斯圖亞特之世無俸給的治安法官，半藉他們的地主地位及在本鄉的資望，半因他們為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法官，常執英吉利村郡的行政及司法職務。莎士比亞曾把福爾斯塔夫的朋友，格羅斯忒邑的治安法官沙羅，寫成一位鄉氣重重的人物[2]，阿狄生《文報捃華》中的主人得·卡味力·羅求（Sir Roger de Coverley）爵士為此類人物的又一個。政府的施政當時不賴於有給的官僚，而有賴於中央和地方紳士間的一種政治諒解；有這諒解，則紳士雖不受政府的俸給而仍可為之盡力。 這即推鐸爾及斯圖亞特諸王所用以統治全國的機械。它正和別的英吉利事物一樣，它需要圓通的手腕及互諒的能力，沒有則中央及地方的機關便無從合作。詹姆斯二世卻把這個機械破壞。他欲紳士階級折節以服從朝中的僉壬；他強他們依順槐特和爾的羅馬公教政策。但當時那有可以贊助中央權力以強制地方意志的組織存在？欲鄉下紳士自己損害自己的權利是絕不可能的事，同時中央在四方也無有官僚可供指揮。從某一方面看起來，1688年的革命即是各地方之反叛中央政府，換一句話說，即是鄉紳們之反叛樞密院。地方紳士之鬥勝國王為子孫所不易忘之事，故此後的百餘年中，他們無論在社會經濟方面，或在政治宗教方面，均不受中央任何有效的管束。中央的權力亦以能和鄉下紳士和合一致為得策，樞密院因亦不敢復有管束鄉紳以利公眾的應有野心；依利薩伯及早期斯圖亞特時中央管束地方之舉，如同關於恤貧等等之事，此時不再有所聞見。 四鄉的鄉紳政治 革命的教訓之關於這一部分者為英人所歷久不能忘卻，所以當輝格寡頭得了國王向有的權力之後，他們仍讓各地方的鄉紳，無分托立或輝格，繼續執行四鄉的司法行政之權，而不稍加以干預。《瓊斯·托姆》[3]中的衛斯忒因鄉紳（Squire Western）為一極端的托立黨人，但他所執治安法官的委狀卻來自他所不斷詛咒的輝格貴族或「漢諾威耗子」（「Hanoverian rats」）。治安法官由大法官推選，而由國王任命，但他們並不受國王的俸給。他們的財富及在地方上的威勢，乃來自政府所不得侵犯的田產。因此輝格寡頭在中央的政治權力，一到地方上便受鄉紳寡頭的有力牽制，而鄉紳又大都為托立黨人。地主紳士——無論輝格托立——的社會權力絲毫不受限制，所以鄉下的地主的寡頭政治才是真正的寡頭政治，他們不但不受中央權力的限制，且駸駸然有限制中央的權力。我們在英吉利向無民主的鄉區制；民選的郡議會於1888年時才由薩利斯布里貴族的政府設立起來。在那年以前，英吉利的四鄉向由華族的治安法官統治，而非中央所能時常問鼎。 因此英吉利的農村是華族的，換一句話說，18世紀英吉利的大部是華族的。這種情況直到工業革命時始有變動。工業革命使農村為主的社會一變而為工業或都市為主的社會。在後者之中華族固占不到自然的便宜，於是英吉利的大部亦自華族的而變為平民的。 有兩件事足以使不列顛的政府和大陸上舊局面時的政府截然為二——一為國會的監督；二為言論刊行及人身的自由。這種好處不列顛人知之甚稔，且頗以之自得。他們瞧不起法蘭西人，義大利人及德意志人，他們視他們為受僧侶，國王及貴族的桎梏的人民，和自由生存的英人不同。自由本為不列顛人所新得之物，而在當時的歐洲極為稀罕；所以我們的祖先把它視為他們所享最大的福澤之一。 階級的融和 然而政治及社會的權力，在那個隨隨便便的世紀中究太集中於一個階級，於地主階級。這個缺點於將至的工業革命時期中，更加倍的增長了社會的禍患。但在首二喬治之世，在經濟的大變動發生以前，工人無論在鄉下或在城市，都似乎沒有因他之缺乏社會及政治權力而有所反抗或懷恨。當時被稱為「誠實的自由農民」或「高興的工徒」（「jolly prentice」）之不列顛工人，頗以選舉時舉杯敬祝「好出身者」之壽，而飲一個酩酊大醉為樂事。他固沒有選權，然他們仍可於選舉場所為己方呼喝以壯聲威，或向敵方大叫倒彩；候補者之人——也許是一貴族之子——則以手抵胸，腐蛋置發中，而深深的向群眾鞠躬請助；他稱群眾為「紳士們」，他併力言「紳士」們的贊助將為他競選的主要目的。這種情景每令外人之見者又欽佩而又詫異。華族的精神及平民權利的精神，在那個的時期似乎已得到完美的調和。在別的時期，或在別的地方，貧賤與富貴間，治人者與被治者間的關係尚有遠不及此時者。當時的英吉利社會卻沒有階級的仇恨、即使最高的和最低的階級仍相隔如霄壤，它們之間卻有無數的等別而並不如大陸上之有嚴格的階級界限。不幸這個溫良隨便的社會卻不能遇工業革命而仍不卻步。 18世紀的人道及禮儀 18世紀的特殊職務在廣播常識及理性於生活及思想之中，在使社會的禮貌彬彬而行為合乎人道。18世紀本以供給奴隸於南美的《允協條約》[4]開始，而卻以威伯福士及反對販奴委員會（Anti-slave Trade Committee）之取得全國響應告終。那個保全三大洲文化的反奴大運動實為衛斯立及福耳特耳，柏卡里亞及豪厄德·約翰（Beccaria，John Howard）時代特殊的宗教及理智主義之產物。 當斯圖亞特時期告終之頃，英吉利的上等社會之見於說部中者，其教育及禮儀猶有極大的參差，粗俗的衛斯忒因鄉紳及文雅的奧爾衛棲鄉紳（Squire Allworthy）[5]及得·卡味力·羅求爵士蓋皆17、18兩世紀間的人物。但至18世紀末年，奧斯騰·強（Jane Austin）開始著述時，紳士們的禮儀語言已有一定的標準而無參差不齊之概。 當巴斯的美男子那虛（Beau Nash）[6]當朝時，全國的鄉紳往往舉家就教於他，以學習文雅社會的禮節；紳士膝蓋懸刀之武風因亦及早廢除。大半因不復掛刀之故，戕殺之事為數大減，因餐後口角而起，但次晨即深自懊悔的致命傷亦遠無昔時的常見。但手槍決鬥之風，則在19世紀中等社會及福音主義的勢力完成人道及常識的工作以前，仍盛行於世而不少衰。同時，比較卑微的社會因拳擊的嗜好增加之故，也鄙視行刺殺戮的暴行，而架設拳場，讓兩方依一定規則以角力的風氣則轉而大盛。這種風氣有養成國民尊重「公平競爭」（「fair play」）之功，也有逐漸減除我們在斯摩勒特及菲爾丁（Smollett，Fielding）的小說中及當時人的傳記中所常見的野蠻的混斗廝殺之功。 亞當·斯密像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經濟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創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在價值論上，不僅論證了勞動價值論，而且還確定了這一原理的最早理論體系。它的深刻見解為後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他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發展規律，提出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文藝科學的提倡 18世紀英吉利上等階級對於文藝的提倡不特空前，抑且為後世所不易追隨。鄉間大府如和爾喀姆，阿爾少普及斯陀（Holkham，Althorp，Stowe）等固藏書極富，藝術物品極多，即紳士們較小的家宅亦成為農村社會文藝科學的中心。勢力正盛的地主階級對於文藝科學的關心初不亞對於遊獵，農業及政治的注意。所以鄉間府第及時髦社會對於文化智慧所建之功，蓋遠在正際昏睡狀態中的大學之上。上等社會在約翰孫博士及加立克（Garrick）領導之下復強公眾崇拜莎士比亞，他們蓋以莎士比亞為人類中之最偉大者。公眾對於大詩人的了解，雖不足，但對於上一等人的服從心則有餘，故對文學亦敬意有加。 英語的得勢 在18世紀時，始創於斯圖亞特時的一種辦法——學術界中用英語而不復以拉丁文發表意見的習慣——亦告完成。這個變動有極重大的結果：不列顛的學術自後更和他們大陸上的同行者分離；思想及學問愈成為民族的，眾庶的，且愈和文學關聯。本特力（Bentley），布拉克斯吞，吉本（Gibbon）及斯密司·亞當俱以本國人民通有的理解力而不以散處全歐之專門學者的理解力，為著述的對象。 洋氣的入侵 但在又一方面，則英人又盡力模仿外國的形式。這是18世紀英吉利文化運動的特點，而和依利薩伯時代的運動不同者。華族之居領袖的地位可算是一部分的理由。提倡文藝之人都不時遊歷歐洲，常和各國都城中及朝廷中社會相接觸的「貴人」（「milords」）[7]，他們常攜歸人像，圖書，古玩，法蘭西的文哲思想，及義大利的詩樂準則。英國和大陸的關聯尤因相互的作用而益密切；外國人之崇拜不列顛的典制及思想蓋為法國合理哲學中「百科全書」運動的主要原因。「偉大的奈端」洛克及休謨在巴黎所享之盛名蓋絲毫不減色於他們在倫敦或在愛丁堡所享者。[8] 文學 在1688年革命後的百年內，英國對於法蘭西的宗教及政治本有極大的厭惡，英法的海陸軍在兩半球上本都有不斷的衝突，而英吉利的平民對於法蘭西任何的事物又本有不分皂白的仇視，然而際此百年之內，我人文學上建築上及屋內裝飾上的格調之會大部受法意的影響誠為一可奇的現象。在查理二世之時，我們曾和歐洲其他各國同逮於維爾賽朝廷的文化勢力之下；拉和格及布林亨而後，我們依舊受這種勢力的支配。我們文學標準暫時的「學會」[9]對於我們有利也有弊，——於英吉利的散文為得，於英吉利的詩則為失：思想及表達的準確有加，而幻想力及天生的雄氣則有減。18世紀末年斯科特，哥爾利及威至威司所開始的「浪漫」及「自然」運動，實是反叛外國標準而重采本國的傳習及自由的一種運動。但即在18世紀之中本國的英吉利小說，自笛福經斯摩勒特及菲爾丁以迄奧斯騰女士，仍能自由的前進，而不受外國模型的影響。我們的戲曲更從未採用過法人所謂時間地點之「統一性」。 《魯濱遜漂流記》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國小說家。他所寫的《魯濱遜飄流記》發表後，在當時有很大影響。魯濱遜是18世紀資產階級上升時期一個「真正的資產者」典型，反映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 《格列佛遊記》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國小說家。著有《格列佛遊記》，作品集中反映了18世紀前半葉英國社會的種種矛盾，對英國的政治制度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浪漫主義 我們也不應忘了在這一個上等階級的詩及文學最不「浪漫」，最合理智，最是學會派的時期中，平民的意向卻不僅仍以《聖經》為基礎，且舉凡神仙鬼怪的故事，富於浪漫魔力——在平民看起來他們日常的鄉氣生活似即此中的一部分——的記事歌及傳說均足以鼓動他們的神思。真的，上等階級的浪漫主義和平民的有不相容之勢；浪漫主義征服19世紀的文學之時，亦即新聞紙及學校課本開始侵入農村社會而排除農舍爐旁傳習的浪漫譚話之時。產生布來克·威廉及朋茲及威至威司的19世紀，比欲藉奇偉的意象以逃脫醜陋的真實環境之18世紀也許要真正的浪漫些；這點誠不是毫無辯論爭持的餘地的。 音樂 我們姑不問18、19兩世紀之孰富於真正的浪慢，18世紀的英吉利文化已夠於模擬的性質，故卒招致外國音樂之入侵。罕得爾（Handel）及義大利的歌劇幾盡把常一度冠絕全歐的我國本土音樂排除。但完全用英吉利的譏諷體裁以取笑得勢的外來歌劇之「《丐民的歌劇》」（「Beggars Opera」）又產生了一系的英吉利民眾歌劇。這些歌劇及其對話直至19世紀仍有作者，而吉爾柏特及薩力文[10]則可算是殿後的作家。在外國文化極濃時代中，它們誠是了不得的國粹了。 油畫 英吉利時髦社會和大陸文化的接觸，對於油畫之藝是絕對的益多而害少。稜諾爾咨及根茲巴洛的時代，實為我島繪畫技術首次的放苞。繪術的發達和巨室需要佳畫為同時發生之事，這也是一件可幸的偶同。英吉利華族們於其權勢幸福俱臻全盛時所留下的畫像，至今猶高懸於美術館中，其端莊靜穆之氣和今代提倡藝術者之畫像完全不同筆法。 道德之無進步 18世紀特有的進步大抵限於禮貌及智能方面，而道德及德行方面則甚少進步之可言。富有之人的嗜賭且比今日為甚，狂飲更算不得任何的瑕疵。上等階級的最優秀分子只注意此生之儘量合理的行樂，而不計及來生的一切；他們極少會談及來生，即偶有談及，亦必充滿了偏向樂觀的懷疑。 《晨間漫步》 英國肖像畫和風景畫家根斯博羅（Gainsborough，1727—1788）在其肖像畫中喜歡探求人物不拘形式的姿勢和擺法，創造出生動輕快的風格。代表作有《扮成悲劇女神的薩拉·西頓》、《晨間漫步》等。 宗教的合理性 漢諾威王朝之入據大統，及50年許的輝格政治，並沒有絲毫侵犯到盎格利干教社任何公民及政治的特權，不過新任的一批教官使教社有緩和的傾向而已。高教社派在安末年所表露對於詹姆斯黨的同情及誅除異教徒的用心，使政府不得不以傾向寬闊主義的僧侶來補主教及其他的教缺，不然治安及新朝又將發生問題。 政府新政策之得以成功乃因寬闊派在智識界上之得勢，及新世紀合理及容忍精神之瀰漫。在法蘭西大革命及福音運動又產生新的問題以前，盎格利干教社的僧侶，無論對於政治或宗教之事，頗能持之以冷靜，而不復有前此狂熱。哥德斯密司「威克飛爾德的牧師」（Goldsmith’s「Vicar of Wakefield」）所教給會眾的各種簡易德行，無論教訓的方法是以箴言或以力行，幾儘是老生常談，各教派的虔神者都可接受的老生常談。因其為老生常談故平時無人肯予它們以注意，除非它們能和某種的宗教熱打在一起。暫時，牧區教士除了灌入道德觀念於會眾外，不問它事，他們絕少顧問教旨，更絕不為情感及派別乏見所劫持。耶教的「合理」性極為時人所再三致意，即《聖經》中所採錄的奇蹟，亦被視為可以維護歷代的哲學及常識之種種歷史的證據。自本特力至坡孫（Porson）一時期內，僧侶嘗充分參加古典學問，這亦和包容態度有和合一致之妙。蒲特勒主教堪為全世界最大哲學著述之一的《比論》（Analogy），亦從理智的認識方面來替耶教辯護。18世紀的英吉利教社實和當時科學及寬闊的精神沆瀣一氣而不相悖。英吉利的調和精神甚宜於當時；反之，在18世紀之初即在英國發軔的「自然神主義」（「Deism」），則因其太過激烈而只能在法蘭西昌盛，在此間則被視為不「體面」而不能生根。 18世紀的教社 這樣受靈感——或不受靈感——的僧侶，和世俗人的大部，從某幾方面看起來，都要比什麼時候——無論從前或此後——有密切的接觸。由近代的標準評量起來，當時牧區的教士也許太和他們的會眾混而為一了。他們常盡司法的義務，他們也富於好公民的精神。牧師之為治安法官者常比同凳的鄉紳要顧全人道，要尊重法律，而對於潛行漁獵之人，亦不致如鄉紳仇視之甚。在福音運動以前，牧師之入獵場者亦不甚為世人所評議。 在斯圖亞特時牧區僧侶中已有一部分人屬於上等出身，到了漢諾威時鄉紳及牧師益成為同一的社會階級。什一稅的價值增高后，鄉紳覺得很值得讓幼子執牧師之業。牧師的館舍亦可藉一二凸窗的增設而儼然成為小號的采地府。18世紀之人本善於尋樂，而上述安插幼子擴充地盤的辦法，實為增加上等階級生活的舒適之大事中的一部。這種布置對於群社也盡有好處：因為，如果盎格利干教社「每個牧區都令有一紳士」的理想是值得實行的話，它實最能促成實現的方法。鄉下教士槐特·吉爾柏特（Gilbert White）在塞爾本（Selborne）地方曾一季去一季來地注視他的禽鳥，並教訓人們道： 他如能愛戀人們及鳥獸 不分上下，他即是善於禱告。 這樣仁慈的僧侶及這樣仁慈的鄉紳聯合起來，才能消滅當斯圖亞特時，尤其當清教徒得令時，嘗盛極一時的民眾迷信，如搜焚蠱惑等的傷心害理之事。 英吉利教社所以嘗為18世紀開化工作的參加人。它性質上的兩大缺陷，一為它之忽於鼓勵任何形式的熱誠，又一為它之忽視窮人，尤其是在大城煤礦及工業區中的窮人。英國的經濟狀況在兩百年來本在不斷的變化，而在現時則變化更快，故舊日的牧區分劃及市府國會的代表同樣的坐不能依人口的分配為標準之大弊。此外，當時的英人大都沒有受過教育，欲聽眾了解以蒲特勒的《比論》為根據的辯論，或明白博學宗教的合理觀念，不亦太難？ 異教各派 始生於克倫威爾時宗教熱的空氣中，經查理二世時的誅除而猶有存在，且仍依班揚傳習的各種異教教派，固依舊關心窮民的利益，但和初時比起來，它們也在變成「體面」而少「熱誠」的團體，且中等階級也要接近些。長老派已多半變成一位教派（Unitarian）。夸克派已不覆信仰復活派，已變成「安靜」（quiet）派，且在經濟方面亦漸成富有者。 衛斯立 現有的宗教團體在社會的廣場中所留下極大的空隙，悉被衛斯立·約翰毫不妥協的超度熱誠所填滿。衛斯立為舉世歷史上最大的傳教士，最大的宗教組織家之一。他和一最大的民眾演說家槐特飛爾德·喬治（George Whitefield）同時；這人可說是他的贊助者，也可以說是他的勁敵。 原始的監理教 原始監理教徒（「Methodists」）的熱誠，無論在何一方面，無一不和18世紀的精神態度特有的長處短處相背道而馳。因此他們之須離當日的國教而另樹旗幟恐是無可或免之事，雖則衛斯立一直到臨終之時仍自視為國教教社的信徒。他所宣講的宗教不以「理智」或聖典主義（Sacramentalism）[11]而以他襲自摩拉維亞派（the Moravians）[12]的教旨為基礎。按這教旨皈依起自各人內心中之驟然獲得超度的確許，因知超度之必可期，才有皈依；然而一有皈依則頓如得到新生命，而罪孽也不難被所克制下去。這個屬於信仰復活派的教旨，出之於衛斯立及槐特飛爾德之口，頓有雄偉的力量。但宣講者在廣場中激昂地，不講儀式地，向大眾布道，以及皈依者之震動，苦惱，及驚喜等種種任性的表情，其應為「體面」階級——無論僧侶或世俗人——之所憎惡，正不亞於早期救世軍行動之被維多利亞女王末年的世人所憎惡。所以主教及僧侶之排斥監理派的行動誠是不足為奇之事。衛斯立派之欲在國教教社以內立一教社，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是絕不可能的。而且《容忍法》僅容忍登記的異教徒，故他們如不以異教徒名義登記，他們且須停止超度靈魂的工作。 監理主義在社會及政治上的影響 因是之故，信仰復活（revival）自取得了永久的制度形式後，只替異教各派增加徒眾，而不替國教增加徒眾。19世紀的自由黨坐是在日後大得便宜，但始終是一忠實托立黨人的衛斯立所創立之教義，在其早期時，在社會方面，卻為一種保守勢力，即在政治方面也有保守的傾向。當雅各賓派及早期激烈派（Radical）大事宣傳之時，監理主義且嘗為吸引窮民的一種勢力。當衣食不足的數百萬庶民正想作第一次的反叛時，監理主義嘗使他們對於物質以外之事發生重大的興趣及高尚的理想。它教他們以另一世界的公民自視；此世的選權縱限於富有階級，但彼世固絕無這類的限制，故他們盡可自得自滿，自尊自敬。而且它更給他們以平民的宗教及教育組織，有此而後，政治上的不平亦可以減少幾分刺激性。但此僅為早期的現象。勞工階級的宗教漸漸的終和勞工階級的政治混而為一，而地方上的宣教士同時也常為激烈派的激動者（agitator）。[13] 要到了18世紀將終時，監理主義的精神始對於國教及上等階級稍稍有所影響。法蘭西的革命使兩者對於未來都有些深淵薄冰之感，它們的性情因亦隨而有所改變。但福音主義雖於是時在國教僧侶中獲得極大的附從，它的實力卻在國教的世俗人中，在威伯福士及反對蓄奴的「聖徒」，在沙甫慈白利及新世紀的慈善家，在許多征服並統治印度及帝國的人們。 監理主義的遠播 在喬治二世時，衛斯立運動更由它的創造人帶去美洲諸殖民地，且在未來的合眾國中成為勢力極大為數極眾的宗教。在威爾斯本地產生的福音運動，亦卒賴監理主義之助而得使全民族有信仰之復活。監理主義只在蘇格蘭沒有成功，因為此地的人民早已有了他們自己的民主教社，且教育極發達，而對於本國的神學又有極大的興趣。 蘇格蘭的宗教史 但是，遠渡大西洋的監理主義雖沒有能跨過特威特河，18世紀蘇格蘭的宗教史卻和英吉利的有弟兄般的酷似。在這世紀的中葉因反抗長老主義固執苛刻的竣嚴而起的寬闊運動，即世所稱為緩和主義（Moderatism）者，大獲勝利，而愛丁堡大學校長，史家羅伯特生·威廉（Dr. William Robertson）博士則為新運動的主要人物。即屬於「自然神」派的哲學家，如休謨·大衛之流，亦只少能為國人所容忍，格拉斯哥大學教授斯密司·亞當則更有提高蘇格蘭在知識界上的地位之功。城鄉正在激增的財富亦幫助朋茲·羅伯及斯科特·窩爾忒爵士的社會以快快地得到知識的解放及發育。[14] 但好多農村牧區的平民則從不喜歡近代的講教，從不喜歡近代講教之不採舊日的熱誠及教條，而代以「冷森森的道德譚」。而且緩和派人之須憑藉復活的「保護人制」（「patronage」）——即各個的保護人得以不問會眾的意見而任命教士之制——以自雄亦深失人心，因為此制在英國固未嘗有過反對，但在蘇格蘭教社中則向為群眾所不值，且從未有過有規則的實施。在19世紀的早年，長老教中一個偉大的福音主義的「復活」運動卒中興了宗教的熱誠，終且使教社因保護人制問題而釀成由察爾麥斯（Chalmers）所領導的「分裂」（「Disruption」）。幸而於此之時，緩和主義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已經掃滅了不容忍的精神，而擴大了全群社的智識眼界。 牛津及劍橋 英吉利大學在18世紀時的消沉，以和教社的比起來，更為嚴重可恥，而且更是連續無間。牛津在這時期中幾從不舉行考試，劍橋雖有而亦極少。[15]我們生於今日考試過繁的時代也許會視當時之缺乏考試為幸事，但當時教誨的質量及數量之兩不濟事已可慨嘆，再加以學術著作之稀少，——我們不要忘了當時的群社是十分有閒的士子誠有無法求益之感。 當時全英及威爾斯仍僅有兩個大學，而且學生之數僅及斯圖亞特時的一半。在1750年牛津所收入的初年級生僅百九十人，劍橋則127人而已。好多的學生為貴族或紳士，於學問毫不認真；有的則為志在入教社為僧侶，或在追隨牛頓的遺習以研究數學之貧寒學者。學數學者大抵皆在劍橋，且往往為北部人士。 大學要於一個充滿了智識上的精力，且特別的致力於考古及科學的世代中大形衰落，誠有些奇異。衰落的理由半緣於異教徒之被擯；半緣於大學及各書院職位——除了少數的例外外——之須由僧侶來充當，雖然當時世俗社會的學風固極熾。還有一個弊端，乃是各學院的不健全精神；它們不具多少學術上的高尚理想，而卻富於放弛的寺院主義之一種精神。然而它們就是大學，離了它們外大學根本就是空無所有的。在那個一切會社盡得保障的時期內，調查或改良的可能又是絕不能發生的。輝格諸政府，鑒於詹姆斯二世妄行干涉穆書院的惡果，竟絲毫不敢顧問大學之事，即牛津大學及劍橋某幾學院彰明皎著的詹姆斯主義，它們也只有置諸不問。至於改良學風的要求則自然更無發生的可能。 牛津大學一景 牛津大學建立時間不詳，可以追溯到1096年。直到1571年通過的一項法案牛津大學的身份而得到證實的確定。大學的格言是拉丁文Dominus illuminatiomea，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光明」（The Lord is my light）。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 國王學院禮拜堂始建於1446年，現在仍是不列顛最宏偉的建築物之一。在劍橋，人們注重的是：「What do you know？」（劍橋注重認知真理）。 普通教育 普通學校及窮人受教育的機會亦同為此種精神所限制。在那時候，慈善調查委員團（Charity Commission）[16]是不會有的，國家的補助金是望不到的，而視察全國的政府督學更屬未見。受早日抗議教及文藝復興的靈感而於依利薩伯時及早期斯圖亞特時蓬勃稱盛的文法學校，其精神今已無存。鄉村中局處農舍的初級小學雖雲在教一部分的勞工人戶以字母的知識，然掌教者又多為不稱職的老年婦人。 當時之缺乏我們今代有統系的教育，固使當時之人得不到我們所可得的種種厚賜，但他們也沒有我們所逃不了的流弊。當時上中階級的教育，都不至於把個人陶熔成一刻板的文章。和克斯赫德（Hawkshead）農人子弟就學的舊式文法學校固不能經近代的視察，但威至威司羞赧柔嫩的天才卻得因此而有天然任性的長育[17]；如果詩人的童年時代時時刻刻須做一定的功課，有一定的運動或體育，則他的天才轉將無自由發展的機會。華族階級的「公眾學校」則和克斯赫德截然不同；它們固缺乏紀律而多暴躁，但它們也因沒有組織而能增長個人的怪僻性及權力。以18世紀的英吉利和我們今日的社會相比起來，各個人天才的發展，似乎適和所得的教育成反比例。但我們也不要忘了當時生活的一般性質也有助長天才的功用在乎其中，而教育之缺少系統並不是惟一的理由。單就教育而論，教育之不振對於大眾究是害多而益少；因為受不到教育而致湮沒無聞或不獲享受知識上的快樂者當何至數千數萬！ 工徒 家教雖無前代的嚴厲，但仍極認真；父母及師長仍視鞭杖為不可少之物。中等教育機會的缺乏得工徒制度而有一部分的補救。工徒制徒雖無推鐸爾及斯圖亞特時之盛行，但仍極普遍，所以巨數的青年在學童年齡後的數年中可以得家庭的紀律，及行藝的訓練，雖則他們在今代於出校後轉不甚有修養的機會。 但家庭的工業也尚無何種的視察。貪惡的工師常可虐待工徒而不虞有任何的制裁，最多亦不過不齒於鄰里而已。赤貧孩童之隸屬於品格低下的工師或女工師者，其死亡之慘不亞於赤貧孩童之死於下代最惡劣的工廠中者。工廠制度不特沒有首創虐待童工之制，且反有促世人注意之功；童工愈集中，則世人愈注意，愈注意則愈憤慨，而種種苦待亦卒賴以消除。無告的兒童在舊日工徒制下所受的痛苦，可於克剌布（Crabbe）關於格萊姆斯·彼得（Peter Grimes）的故事中，及布郎立格太太（Mrs. Brownrigg）等殘殺工徒的可靠記述中窺見一斑[18]。這類的暴行足以充實克剌布悲韻中之所述。 然在又一方面，「快恬的工徒」，亦稱「出力的工徒」更比被虐的工徒為普通。他和他的工師如一家人，且希望娶工師的女兒而繼承他的事業。有給的工友亦為製造工匠的「家庭」之一分子。在工廠制度沒有成立，而階級沒有分化以前，工業的進行大抵即基於這種極合人道的處置。 鄉村工業 家庭工業並不集中於城市或所謂工業區域，一大部仍散處於鄉村間，且仍和舊日農村生活的傳習及可取之處息息不斷。鄉村不但製造它自己之所需，且全國及國際的市場亦多多有賴於農村英吉利的製造品來供給。除了粗細布的「紡工」及織工外，各式各樣極精巧的工藝；好比造鐘，皆在鄉間的小地方上進行。鐵具，木器，以及各種樣傢伙盡由鐵匠，車輪匠，及木匠來製造，而好多的鄉村且尚能自造其屋舍。出售百貨的「村肆」尚未普遍，因為那已包含著賴城市來供給鄉村的需要之意。鄉村之必須求於外界者，走販通常已能盡供給之責。 鄉村生活 在我島史中，鄉村之猶為社會的通常單位者，此已是最後的一期。在喬治一世、二世之時，大多數的男婦，連好多不參加任何農事者也在內，尚完全是「村人」。他們對於世上運動，政治，及駭聞的事變不加注意，而且關於這類的事，他們所得於當日的新聞紙者也極少，他們對於城市，工廠及工會的生活也無興趣，他們只對於他們自己鄉村日常的活劇發生專心的關切。處在田野及林木中的鄉村，以及它的傳習，它的鬼譚，它的居民的鄰誼或互哄，它的對於村外神秘世界之尖銳而又鄉氣重重，愚昧無知的批評，皆足使他們息息不忘。在工業革命將起之時，我們祖先的思想蓋尚完全從這小小的鄉村社會的理想中發出來者。他們所有的遊藝知識亦限於獵地，於村中草場，或於鄉紳新置的棒球場中所嘗親自參加的幾種。 自由農民 在大體上，早期喬治時代的鄉村，總算可代表一個健全的經濟及社會局面，所可引以為憾者，即大地主的勢力日在增長，故地主之數無從增力口，地權無從趨於均平，鄉村的自主亦無從發展而已。即在首二喬治之世，自由農民之有自業田者[19]及小的鄉紳之數已在逐漸減少。推鐸爾及斯圖亞特時期實為自由農民的自業主，及小規模的整塊田產之最盛時期。到了安之世，大地主的占取欲及膨脹傾向不僅是看得出來，而且已十分有力。鄉紳們對於自業主頗加妒視，因為在政治及社會上，後者常可以拂他們之意而表示其獨立性。而且鳥獸的保存及非時不獵在當時為特別講究的風氣，所以鄉紳們每見一個沒有家徽之人在他自己一塊田地上隨便射擊鷓鴣時，必皺眉而作惡色。後期斯圖亞特的諸國會且常很專制地通過不同的狩獵法；凡所入不及百鎊的自業主，在此種苛法之下，即在他們自己的田上也不能獵射。[20] 把自業主的田產收買也許是一種更好的收拾他的辦法，他自己也不反對這種辦法。他自己常想，他在都市社會中的出路也許要比永留在農莊而不走為大些。歷18世紀之世，自由農民的家庭一直在向城市移動，有些且成為近代英吉利大企業的始創者。有些則成為大佃農，他們因大規模耕種而得的財富及重要往往足以償補因出售田地而所失的獨立而有餘。 下流社會 歷長久的時期中，人文主義及理智主義的運動在有教育的階級中要比在下等社會中顯著得多。衛斯立及槐特飛爾德初次躬入虎穴時的下流社會，給及何甲斯（Gay，Hogarth）時[21]其蠻野固不弱於它之富於生活及奇彩。遠在工業革命以前，政府及社會的疏忽已在產生極大的弊病，——倫教及其他增長極速的城市中窮民的無告狀態；蘇格蘭界線以南民眾之沒有教育的機會，價賤而質惡的杜松子酒之代替英人由來習用的麥酒及碑酒而為飲料。[22] 麇集城市中的人民既如是龐雜，然警力卻猶是舊時帶著咶咶器（rattle）的巡街者。巡警法官菲爾丁的弓街警吏（「Bow Street runners」）固甚稱職，但為數太少，亦不濟於事[23]即在1780年之時，戈登·喬治貴族（Lord George Gorden）所率領的暴徒亦幾乎把倫敦火焚，警士絕無制止之力，到了正式軍隊到場時，暴徒才被彈壓下去。乘騎的強梁則往往在集向世界最大都城的要道上攔劫為生；法律既無可如何他們，而民眾且視為英吉利浪漫的勇敢及自由的代表者： 六大強梁將負著我的遺體 身背著晃亮的大刀而胸充著甜蜜的自由； 這就是記事歌詩人心目中高尚葬儀應有的儀式。 罪犯的待遇 自革命以來，審判，無論政治的或刑事的，總算甚是公平，而所謂的科學的證據法亦浙漸的為法律家所徹悟。但監獄則仍由最惡劣的獄卒來承包，而以敲剝獄囚為目的。照衛斯立的觀察，監獄猶為「此世地獄」的最惡制度。無辜的債戶常比別人受更惡的待遇。凡因犯侵害財產的輕微過失而致被絞者此時正在加增；當眾鞭撻男婦之習此時亦尚未廢止。但在18世紀的末二三十年中，豪厄德（Howard）及他人所領導的人道主義運動已在發動。人道主義為18世紀的出產品，而它所要掃除或糾正的弊病，則除了杜松子酒以外，都和開化的人類有同樣的久長。 促成工業革命的情形 首二喬治時的生活，雖其本身和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生活不同，然其所與相處之各種情形實有非促成工業革命不可之勢——如果某幾種的機械創造能偶然發明。這類情形之可得而言者有下列好幾種：漢諾威英吉利特殊的法律及習慣使個人得有無量的自由，而私家的自動力幾絕不受限制；宗教容忍使異教徒的商人得有盡力於生財之完全自由，雖則他們不能參加政治生活；富於貿易秘訣及工業技巧的外國抗議教徒，就他們的經濟活動而論，亦為我島的自由公民；不論國家，城市或行會，對於商業及製造都比較地很是放任；東北自格洛特·的·約翰之宅（John o』Groats）西南迄地極角，一片大地儘是自由貿易的區域，正和到處儘是關卡，貿易毫不流暢的德意志，義大利及法蘭西王國相反；統治全國的貴族及鄉紳又和法蘭西及德意志的貴族不同，他們都和工商巨子有密切的私人關係，且往往無從自別於後者；[24]科學在奈端之國頗能得有企圖的商人及他們的華族保護人的青眼，他們多方利用科學，冀獲有利於礦業及製造業的發明；資本本在破天荒的積聚起來，而英吉利財閥又早習慣於大規模的商業投資，所以只消新發明的機械能與工業以一種新的鼓勵，他們無有不願踴躍投資於工業者；英吉利貨品在歐美及東方已有的市場也很易再加擴充，以容納本國增產的貨品，如果商人肯稍加努力的話。諸如此類的情形皆足以使當時的英吉利成為工業革命的發祥之地。 工業革命初期英格蘭中部地區的煤礦 工業革命將臨時的煤鐵業 歷時很久遠的冶鐵業此時仍須賴色塞克斯林，米德蘭及塞汶流域的森林為燃料，然而這些森林產量的銳減固有江河日下之勢。機敏之士如能偶一想到森林之會有用完之一日，便不難想到以煤代木的可能。煤在古時本可在地面採集而得，故自不蘭他基奈時起向作家庭之用，而在倫敦為尤甚。倫敦人稱煤為「海煤」，因為它大都自泰因河由海運到泰晤士河之口者。以大車運笨重之貨在當時尚未普遍。如果水運不可能，則煤包大都由馬背負，經威爾斯的山道以達需要各區。當窩爾坡爾為首相時，約克邑，郎卡邑及科次窩爾山地的紡織品亦須用這種原始的方法起運。當威季吳德·佐賽亞（Josiah Wedgwood）於取得魁北克的那年開始他的陶工生活時，陶土及完成的陶器出入五大鎮（Five Towns）時，猶須全賴騾馬。 工業革命將臨時的交通 一點不虛的，發動工業革命的惟一阻礙即是舊英吉利交通方法的落後。運河之開鑒到了喬治三世時始開始。運河既未通，而道路又極壞；到了冬令時道路往往盡成濘土，馱貨之馬往往深深陷入，深可及腹，車輛則更難以移動。一部分的大路固已由私家的公司來設卡征捐，國會賦它們以抽收路捐的權利及修繕路面的義務；但在七年之戰時，大部分的哩程，仍是無稅的公路，只消你能不怕泥濘，你仍可自由通過，即英吉利主要各路的大部分亦是這樣。笨重馬車之行經舊轍，和滑鐵盧之戰後輕車之飛駛於經馬卡丹所翻修的道上絕不同趣。在1754年，所謂「飛車」（Flying Coach）也者其廣告亦不過說：「你也許視為神奇，然此車（如無意外之事）包能於四天半內自曼徹斯忒達到倫敦」。自約克至倫敦當時須經一星期的旅行；當蘇格蘭有坡耳提阿斯（Porteous）之變及「四五」之變[25]時，愛丁堡和不列顛首都之間尚未有定期的車行，雖則蘇格蘭政治的發號施令都應來自後者的。 透納的《雨，蒸汽和速度》（1844） 工業革命將臨時的社會 工業革命將屆時的社會含著許多可令今人神往的色彩：不離田畝，不輟農耕，不忘農家樂，而又緊附於鄉村及鄉村傳習的農村戶口；人民中式樣之多及獨立性之富；個別的訓練及精技好美之猶能為人民經濟生活中常有的一部分。但我們如欲能充分領略工業革命對於我島所建的大功，我們應不忘因木材缺乏而發生的燃料荒，在18世紀時已經在嚴重地影響及全島各部的生活，我們應知道自運河及鐵路相繼的轉運煤炭以達各地而後，燃料荒始獲救濟。燃料荒已經在使我們舊日的冶鐵業無法進行，而家庭生活的舒適亦快要降低。一個郎西斯吞（Launceston）的小康工匠因薪桂之故不得不出三便士乞火於鄰人以煮一羊腿；至於比他窮些的鄰人，以及南英各地大多數的農民俱只能以麵包及乳餅充食料，而不復敢作煮菜燒肉的甜夢——住在煤礦區或泥炭區的人民當然是例外。除了燃料問題以外，我們也可說，英吉利的人口。如無喬治三世時工業及農業上的大變動，則萬難遠過700萬之數，而其生活的標準又可不至降落到有似同代愛爾蘭人的生活標準。 * * * [1] 當時英吉利的政治家，實行家的成分本厚於理論家的成分。法蘭西哲學家孟德斯鳩未加細察，遽於《法意》中立為不列顛的自由基於行政立法兩權分立之說，而世人亦竟貿然信以為真；實則混權尚比分權為近於實事。半由於孟德斯鳩的錯誤（但布拉克斯吞也有同樣的言論），半因本地的理由，美利堅合眾國的聯邦憲法遂以立法行政分立的理論為基礎。 [2] 譯者按，出《溫錯的一群快樂婦人》，見上第313頁。 [3] 譯者按，為Henry Fielding所著的小說Tom Jones. [4] 見上第550頁。 [5] 譯者按，出《瓊斯·托馬》中。 [6] 譯者按，Richard Nash曾為巴斯的禮官，為當地的社交領袖，時人稱為巴斯之王（King of Bath）。死於1762年。 [7] 譯者按，大陸上稱英之貴族及紳士為「Milords」. [8] 可左右大陸上思想的福耳特耳寫道：「英吉利民族為世上惟一能抵抗王權而卒得控制王權的民族；它的貴族偉大而不倨傲，又無部屬；它的人民則能參加政局而不起混亂。」「在英吉利，人民有共同的思想，而文學比在此間更得世人的尊敬。這是他們政體必有的善果。」見論《英人信牘》（Lettres sur les Anglais） [9] 譯者按，原文「academizing」即呆板化，標準化之意。 [10] 譯者按，Gilbert及Sullivan為19世紀英之作曲家。 [11] 譯者按，主要的部分即聖餐禮的參加。 [12] 譯者按，Moravians，又名聯合兄弟派（The United Brethren），發源於Moravia，故名。 [13] 譯者按，agitator及agitation有人譯為煽動者及編動，但「輸」字帶不名譽的犯罪的意義，故棄而不用。 [14] 關於此時期內蘇格蘭的偉大變化可參讀極饒生趣的兩書——H. G. Graham的Social Life in Scotlandin the 18th Century及Galt的Annals of the Parish。 [15] 斯科特·約翰，即日後的厄爾敦貴族（Lord Eldon），於1770年畢業於牛津。他常說他取到學位的試驗僅限於兩個極簡易問題——「希伯來文腦袋作何字？」及「誰為大學書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創立者？」他以「Golgotha」及「阿爾弗勒王」二語作答即能使希伯來文及歷史兩門的試者滿意。劍橋較佳的學生俱以應試頗不易的榮譽教學考試為榮，但此項考試的一部分仍屬口試。榮譽古文學考試則尚未創生。 [16] 譯者按，此種調查機關至1818年始有。在1818—1850年間，類似的調查極多。 [17] 從他Prelude的卷一卷二中，可見18世紀文法學校的最佳情形。 [18] 彼得聽說當時倫敦曾有，—— 而且此時仍有——一班打掃貧民工廠的人們， 正直的或仁慈的情感動不了他們。 他們盡把牧區的孩童質諸需要童工的工師； 他們為了貪圖小利， 竟把可憐的孤童變成「汗血的奴隸」。（見《城市》，第22頁）。 克萊姆斯，相繼的殺斃了好些的工徒。除了克剌布的詩外，更參閱Mrs. George的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231—233頁。 [19] 在推鐸爾及斯圖亞特時「自由農民」（「Yeoman」）一語除指自業主（「freeholders」譯文有時也作自業農民）外，兼指自由的佃農。楊格·亞叟爾（Arthur Young）用以僅指自業主，到了19世紀遂亦專從狹義講。但好多18世紀的著者，連亞當·斯密司也在內，仍有沿用舊日的廣義解釋者。 [20] 即忠厚長者的得·卡味力·羅求爵士也不甚把年入僅有百鎊的自業主也看得入眼。「他剛巧合了《狩獵法》的規定，因有隨便射殺一兔一雉的資格；每間二三星期他輒以槍來博得一餐；因此之故他的生活要比沒有那樣一塊田產之人要便宜得多。」見《文群振華》。 [21] 18世紀上半葉時的詩人及畫家。 [22] 杜松子酒（Gin）的酒稅到1736年時才成重稅，在此以前，則徵稅極微。不列顛所產的燒酒類在1684年約為50萬加侖，到了1735年時則已漲到約550萬加侖。在18世紀的初葉，窮民社會因嗜杜松子酒之故，死亡率及罪案大增。酒肆主人常邀請顧客入內飲酒，「一辨士可獲暢飲，二辨士則可博大醉。」但在又一方面，人民嗜茶之癖亦在激增，且浸浸可和酒類相抗衡，東印度公司亦正在作大規模的輸入。遠在1742年時即有人說，「最貧賤的家庭，甚至蘇格蘭的勞工之輩，亦以茶為早餐之用」，而麥酒反被摒棄。 [23] 譯者按，弓街的巡警法院為倫敦最有名的巡警法院，而附屬於法院的警吏亦有盛名。咕咕器有如小兒用之鼓，搖動時便作咶咶響。 [24] 布利治窩忒公爵固為有數大貴族，但也是「內河航行之父」及「第一曼徹斯忒商人」。又死於1777年的布拉克特·窩爾忒爵士（Sir Walter Blackett）竟應列為鄉紳呢？抑為商人及資本家呢？他為紐喀斯爾及泰因河畔（Tyneside）的最大實業家，但他於諾森伯蘭的中心也嘗置一極大的農莊，舉凡鄉居府第，射紅松雞的雅癖，及植樹等等的一套紳士派頭他也無一不備。1711年托立國會嘗通過一個法律，限當選下院議員者於地主階級。此法並沒有被窩爾坡爾時的輝格國會所取消。此法存在一日，則商人無論若何之富，除非也是地主，總不能加入國會。但無論此法的用意何居，其結果僅足使商人也為有地紳士，而並不能真正使他們無從入院。因此，許多18世紀的大田莊，反因商工巨子之投資經營而大有點綴。 [25] 譯者按，愛丁堡於1836年因看眾謀劫刑場而發生坡耳提阿斯所統率的衛隊亂殺看眾之禍。「四五」指1745年詹姆斯黨在蘇格蘭的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