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概說

制度的固定不移 從政治上看起來，英吉利的18世紀實起自1689年的革命解決，而全世紀亦可視為那解決的註解或評議。1714年漢諾威王室繼位的根據和25年前威廉及瑪利入主的根據完全無二，25年前的原則不過今又多加以一層保障而已。 革命解決有它性質上的缺點。它太過於保守；至少從近代眼光看起來，它確是如此。後世之人回顧起來，每會覺得當時的執政者如能乘機將國會議席依人口的多寡而重行分配，則日後的形勢或將較佳。克倫威爾的諸國會中，已無朽腐城市的（rotten boroughs）代表；當時的執政者視這種城市為地方紳士的產業，故把它們剷除，而加增各邑的代表以為代。但舊日的選區已隨查理二世的復辟而重來；1689年的人們更不敢改弦更張，馴至代表的基礎日益腐化，而各種的弊病亦相至沓來。英人和美洲的齟齬或許即為此種大弊之一。革命的長處乃在它之為一種眾意僉同的解決，而眾意之所以能僉同則全賴已定利益的侵害之極力避免。某部分貴族及紳士之得在某幾處城市中操縱眾議院的選舉，即為此種已定利益之一。所以在當代輝格或托立黨人的眼光中，一個《改革法案》（Reform Bill）誠無存在的餘地。 而且革命外表上的目的本不在更改，而在保守。詹姆斯二世常違法地侵犯若干種的已定權益及有狀或特許會社——教社，大學，城市，國會城市的選權，自由業主的財產，——他又不認國法之能有實效。革命之力排違法的侵犯而擁護以上的利益固為當然之事，但它也因此而轉給它們以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即優良合法的改革亦歷百四十餘年而不能提出。激起革命的種種暴行，能令英人對於已定利益產生一種理想的熱忱，因為詹姆斯二世的行動，一時頗使不列顛自由的前程和已定利益有過共存共亡之勢。造因的暴行雖不久即成過去，而所生理想的熱忱則仍繼續未衰。詹姆斯二世在恣睢暴戾時所蹂躪的現行法律，竟成為布拉克斯吞法官及18世紀人士的崇拜物。 革命即是法律家之戰勝行政機關；科克及塞爾登輩之所爭者，即國王舉動之是否合法應由援用通常法的法院來自由判斷；法院取到此權後，他們及繼他們而起的一班法官的努力亦即告一結束。法律之能克服擅專而且不負責任的權力固為文明的一大勝利，但法家的看法在18世紀中亦不免坐是而過於得勢。革命只為抵拒獨夫所欲引起的違法變動，但布拉克斯吞，甚至於柏克，則引為一種盡善盡美的固定標準，而稍傾民眾方面的改革則皆在不容之列。 半因上述的理由，窩爾坡爾及庇特父子的時代竟成為各式會社生活一致腐化的黃金時代。凡把持宗教的，學術的，慈善的及學校的捐建及資產者俱沒有被調查或被改革的危險。教員可以坐享薪俸而不去學校。大學可以出售學位，而無須舉行考試或有所訓講。國會城市和都市的寡頭團體，要怎樣腐敗或荒謬便可怎樣腐敗或荒謬，只消它們資格是老的，那就行了。「凡事之已然者即是合理者——如果能有特許狀做護身」似為18世紀的標語。 大人物的輩出 因此之故，英吉利在革命後的一時代中，只可憑它各個偉大的人物，憑它自由活潑的人口之私人的造詣，憑它商人及工業家在世界市場上的公開競爭為判斷的標準，而不能憑它半醒半睡的會社制度，如教社，大學，學校，吏員（Civil Service）及城市會社之流來作判斷的標準。不列顛18世紀的光榮應於在自由群社中自由作為的個人才能及精力中見之。馬爾巴羅，斯尉夫特，蒲特勒（Butler）及柏克立（Berkeley）兩主教，衛斯立（Wesley），克萊武，海斯頂斯·窩稜（Warren Hastings），兩庇特，庫克海校（Captain Cook），約翰孫博士，稜諾爾咨（Reynolds），柏克，斯密司·亞當（Adam Smith），休謨，瓦特·詹姆斯（James Watt），朋茲（Bums），布來克·威廉（WilliamBlake）以及其他等等皆為不世出之名人，即今世亦少能和他們匹敵之人，雖則我們的會社制度已經大大改良，大大的合理化。 18世紀的光榮 處斯圖亞特時期歷久不斷之政治及宗教的風波而後。長時期的安定，即使稍欠流動和進步，究尚不是壞事。而且不列顛經察坦姆淬礪時之突然發作，加拿大的征服及印度帝國的建立，亦可見政治上的停滯不進未不必即是民族的衰亡；不列顛的國家及憲法，在舊局面（ancien régine）的末年時不特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政府，而且也是最有力的政府。固然，半因我國憲法上的缺點及腐敗，半因英美關係上所發生的特殊理由，美洲的殖民地終究失了，但不列顛華族政治在帝國及外交上的成功及失敗畢竟都是大規模的，畢竟比同時在波旁法蘭西當令的專制政治至少要高明得多。就大體而論，不列顛在18世紀中極為繁榮，而它的文明也根深蒂固而遠播各方。 工業革命的降臨 最不幸的是這一件事，這個法律不變，制度依舊的時代，於其末數十年內適和經濟及社會的大變化開始發動的時期同時。此項變化來勢甚猛，而對於將來尤有極大的關係。所謂工業革命本始於我島，而為便利計，且可自喬治三世的早年起算。歷他60年的一朝，機械及資本化工業的新勢力，竟盲目的侵入組織散漫無抗拒能力，不知為正當領導，而又不知禍之已至的華族社會。 可由約翰孫博士及柏克·愛德曼來代表的18世紀英吉利社會固十分文明，固異常穩定，但當時人的思想只限於政治及文學方面，而於重要的經濟變化卻如有目無珠之不能見及。海外的政治變動他們能斤斤討論，大表不滿，然日日在他們之中所起的革命，日日在傾動舊社會基礎的經濟變動，他們卻熟視無睹。因不知其為革命的變動，故他們曾不一為操慮或加以糾正或整理。不但如此，當工業革命使得我們政治及城市的制度，更比以前有改革的必要時，法國雅各賓宣傳所引起的反動，反使統治階級更堅決的在原則上拒絕任何政治的變動；同時他們對於風起潮湧的經濟變動既不稍有阻止，亦不加以指導，一若這些尚未足以饜足運命的玩弄者。除了這些之外，20年的拿破崙之戰，更使國人不得不忽視國內的危重情形；而戰時失常的貿易，物價及雇用情形益把工業革命於它最緊要的關頭打入於複雜的狀態之中。 偉人時代 在這種漫不經心的情況中，18世紀安靜自足的英吉利竟流入於多災多難的大鑊中而不自覺察，而從這大鑊中則日後形成出來一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各個的英吉利人是極有潛伏的精力的，島國的地位對於海上主人翁是極有利的，新的工業機械於戰事是極有力的，所以即經那個混亂多險的危急之秋後，不列顛仍得為拿破崙之戰的主要勝利者，仍得為新歐洲的主人，縱美洲諸殖民地之於不久以前宣告獨立也不足為患。而且即在戰事澎湃的數年中，它的創造的精神，因得安躲於它的艦隊之後之故，仍得如在依利薩伯時的飛騰。納爾遜及威靈吞，福克斯及庇特，卡斯爾累及坎寧的時代也是威至威司（Wordsworth）及哥爾利治（Coleridge），司科特及擺倫（Byron），雪萊（Shelley）及岐次（Keats），忒涅（Turner）及坎斯塔布爾（Constable），科柏特（Cobbett）及威伯福士（Wilberforce），邊沁及奧文（Owen）以及其他偉大人物的時代。那時的人們似乎能把毅力及天才和島國的空氣同時吸入。雖則社會的規制甚不合時宜，而窮苦者的狀況甚惡劣，但在處境較優的數階級中，個人際此工業革命初和舊日的農村生活及傳自18世紀而尚存著的舊文化及舊自由發生接觸時，固常達到一極高的發展。 * * * [1] 譯者按，aristocracy普通譯作貴族政治，但如此則aristocrats將無以別於lords或nobles，故今以華族譯aristocr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