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九章 英法的爭雄 安之死及朝代之爭

君王：威廉及瑪利，1689—1694；威廉三世（單獨），1694—1702；安，1702—1714。 威廉之戰及馬爾巴羅之戰 在1688—1689年的冬季，國內外的情勢俱不容英吉利不為反法同盟的盟首。12年前丹比所擬的作戰計劃本已有此一著，徒因查理二世的上下其手及輝格黨人的疑慮而沒有實現。[1]革命後，新國會及重組的輝格黨之第一關心即為如何抵抗法國，而國民全體的熱心亦幾不亞於當國者。路易之繼續謀以詹姆斯父子為英吉利的君王，使威廉及馬爾巴羅經營的諸戰成為無可或免之事。 威廉的戰，即世所稱為奧格斯堡聯盟之戰（War of the League of Augusburg）自1689年起至1697年始止，終止戰事的《立茲尉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仍留大局於未決勝負的狀態之中，經四年不舒服的休息而後，戰事重又發動，規模亦較大，即世所稱謂西班牙繼承之戰（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者。此次為馬爾巴羅之戰，馬爾巴羅身為全歐的大將及外交家。結束此戰的《烏得勒支條約》導入了一個18世紀文明的安定及特有時期；舊日法蘭西君主國對於歐洲的危險從此告終，而大不列顛海事上，商業上及財政上的優勢則代法蘭西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而突起。 英荷的合作 反抗路易的戰事，無論在海上抑在陸地，其成功的首要條件厥惟英吉利及荷蘭的聯盟。兩國在商事及海事上久以勁敵相視，故在1689時彼此間的契合猶未能十分密切。但當日的情狀亟需兩國聯合一致的行動；幸而歐洲當日最偉大的政治家得於是時兼統兩國，而時代所急切需要的兩國合作也不復成為問題。在威廉的策勵指導之下，英荷兩國的大臣獲到了同心作戰的合作習慣；這種習慣即於大總管國王逝世後，馬爾巴羅和亥因棲烏（Heinsius）仍得繼續遵守下去。且荷蘭船艦在聯盟艦隊中成數年減一年，而荷蘭的商業金融漸落在英國新徵集的富力之後，英國對荷商業上的嫉妒沒有昔日的濃厚，而兩國間的合作自亦比較的不難。荷蘭卒因不勝戰時人力財力上的重大負擔之故，它的人為的偉大日見衰退；但英吉利則並不因戰事而稍有不振。[2]在安的末年，倫敦的經商群社已不甚覺得有妒忌荷蘭商業的必要，所以輝格黨人及「金融利益」敢提議於和約中給荷蘭以托力黨人及「土地利益」所恰當的視為過奢的讓與。 海權對於戰事的影響 歷這遍及西歐中歐及其美洲領地的大戰之全時期中，海軍的舉動，無不與威廉的外交勝利及馬爾巴羅的外交軍事勝利有因果的關係，雖則海軍的活動在反抗路易戰爭中的真價值，直至近時得了馬罕海將（Admiral Mahan）及他一派的歷史家的說明後，始獲世人的承認。海軍功績之不易得應得的領略蓋亦自有其緣故。路克·喬治爵士及沙甫爾·克勞迪斯來爵士（Sir George Rooke，Sir Clowdisley Shovell）固為極佳海員，但海軍中並未產生如掘類克，布來克或納爾遜一類的名將可和馬爾巴羅比擬，而惟一的海戰拉和格亦絕難和布林亨，剌米宜（Blenheim，Ramillies）及許許多多省區城市的被征服同日而語。然而作戰及外交的諸大計劃固無一不須有賴於簸蕩於大海上的不列顛戰艦；法蘭西的路易正如前於他的西班牙的腓力及後於他的拿破崙及德皇威廉，他們都被他們所從不目睹的一群獵犬所追獲。 兩方海軍力的消長 拉和格的勝利於威廉之戰的第四年中即已取得。照馬罕海將的計算，法人「在海上於1689及1690時本比英人荷人為強」，故聯軍之能於這樣的早年獲得全戰中最大的海上勝利誠是非常的功績。在戰事初起的幾月中，路易如能善用他雄偉的艦隊，他盡有永遠保存法蘭西海軍的優勢，並阻止英吉利革命的成功之機會。但他於1688年既不想法以海軍截斷威廉之運兵於英，而於隨後的二年內亦不阻止他運兵於愛爾蘭。1690年法蘭西海軍之戰勝英荷較弱的聯合艦隊於俾赤山頭（Beachy Head），可為它能對抗同盟艦隊的明證，如果肯努力的話。如果在波因河戰的那一年，它能截斷英吉利愛爾蘭的交通，則此後的形勢寧不將大有不同？可惜僻處維爾賽（Versailles）內地的朝臣缺乏遇見海軍機會即抓的知識，而在泰晤士河上可以親睹潮來潮落的政治家則很少會讓這種機會錯過者。 拉和格及以後 兩軍的形勢，到了1692年，因同盟艦隊在海峽戰勝法國艦隊，隨後復於社耳部耳（Cherbourg）及拉和格兩港殲滅15法國戰艦之故而大變。法方在這幾次戰事中的損失，就它們的本身而言，本不見得大於同盟國兩年前在俾赤山頭所遭的損失；[3]拉和格之所以結果能如掘拉法加（Trafalgar）之同樣的決定勝負者，良因路易拙笨且開罪於人的外交已招致全歐的仇視，防禦陸界的大軍及堅壘已盡夠他的操心及法國的擔負，故他再無餘力可以同時補充法蘭西的海軍使恢復原有的實力。1690年法國海軍之所以能占暫時的優勢乃由於朝中的主戰政策，初不能和英荷海軍之建築於較大的商航及商業財富上者可比。法蘭西的貿易及工業正受1686年自招的致命傷（《南特詔令》的取消）的惡影響而在徐徐的不振，所以路易的作戰政策，誘令他重陸軍而忽海軍後，法蘭西海軍的衰萎竟又快而又永久，而法蘭西的商業及殖民地亦隨而不振。 法國海軍之不足重輕 路易的戰艦自後即深居簡出，不復敢作主力戰；威廉及馬爾巴羅的陸軍和全部的給養及援軍可年復一年的自由渡至大陸，不虞半途遭擊，而不列顛則逢到外交緊急之際卻可以艦隊脅服猶豫不決的國家，而不虞法國艦隊的牽制。當威廉時，同盟的艦隊嘗保全了巴塞羅納（Barcelona），而延長了西班牙對法的抵抗力。際馬爾巴羅之戰時，我們之能和葡萄牙及和反叛的加達魯尼亞（Catalonia）同盟，及我們在地中海及在西班牙的整個作戰方略都有賴於我們在那些海上的優勢。直布羅陀及米諾卡（Minorca）之取得及保存則有助於我們之占優勢者甚大。 法蘭西的海員，於他們的偉大艦隊退歸港中不復活動而後，便改用武裝私船來劫掠英人。圖耳微爾海將（Admiral Tourville）之日告終，而巴特·准（Joan Bart）的勢焰大熾。英吉利的商業固大受他及他一類人的損失，但損失雖大，而繁榮仍昔；反之，法蘭西的商業則不復見於海上。及法蘭西的邊界為敵國各軍所封鎖後，它只能依它本國極有限的物產為生，而英吉利則可以自中國遠及馬薩諸塞特的全世界為市場。 英法財力的比較 當雄主當朝的早年時，他的能而且賢的大臣科爾柏特（Colbert）嘗極力扶養法蘭西的工商業，且有顯著的成功，雖則他所用的方法常偏於提攜主義，或非個人主義的英人之所能容。但自1672年荷蘭之戰而後，盧瓦亞（Louvois）不健全的勢力漸替科爾柏特而邀國王之寵。向外攻略的野心，及對內宗教的誅除兩者聯合起來竟把早年所培植成的繁榮盡付東流。路易固可向可憐的農民予取予求，不受限制，但他的取求也決不能多於他們之所有，所以遠在馬爾巴羅撤退以前，他早已將百姓的所有搜括淨盡。他的治國辦法卒因財政破產而失效，而專制政治及宗教誅除的道義上的威嚴亦隨而塌倒。 同時，當威廉元二年猶軟弱紛亂的英吉利國家則在蒸蒸日上，際多年的戰事中，它於內部的融和，財政的健全，及作戰的精力都有增進，所以英吉利關於教社及國家的主義亦漸為世人所重視。英吉利成為大同盟的軍需官，它一方津貼窮乏的德意志君侯，一方又維持它自己設備極佳，紀律及效率亦年有進步的海陸大軍於極高的水平線上。 英吉利銀行及國債 國會已成為憲法中的最高權力機關，故它可儘量供給威廉及安而無稍畏避；兩君之所得蓋為兩查理所絕不能得諸於國會者。國王的大臣和倫敦城盟好的重要，從戰時財政的方面看起來，也不減於國會的大量。在此以前，王家的債款輒希望以將得的稅收抵償，或種的稅收一收到後，債款的本金即須歸還。但在從盟好而產生的新制度之下，愛國的投資家並不希望即時將本金全體收回，他希望以國家為抵押品，而分年的得到厚而可靠的利息。這種新辦法於國家固有利，於他自己更有利。放債於政府的主要債主並相約而組成英吉利銀行（Bank of England），大臣們則以公家的信用贊助它來和商人做銀行的交易。 英吉利銀行及永有的國債當歸功蘇格蘭人帕忒孫·威廉（William Paterson）及輝格國庫大臣[4]夢塔歸烏·查理（Charles Montagu）兩人的創造力。但托力的鄉下紳士則對於當年整個的財政運動疑懼百出，他們對於「金融利益」的得勢深加妒忌。城中於政治及宗教的同情上本已大抵傾向輝格黨；它自借給長期公債於革命產出來的諸政府後，更和輝格黨有密切的關係。它絕不能讓偽王（Pretender）回來，因為他必不認借於他仇人的借款，然而反對偽王回來則輝格黨人固尤比托立黨人更進一步。 英吉利銀行 17世紀末的倫敦 在這時期中以積聚的及應用的資本來發展世界的富源之大運動正在漸以經商的英吉利為活動主要地點。但工業的資本化猶在規模極小的時期，雖然家庭中工作的紡織工人和外界交易時已常須賴資本家為中間人。世界商業的資本化則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其中心則正在由阿姆斯忒丹移至倫敦。威廉及馬爾巴羅時的倫敦並不是一極大的商場，然工業的重要尚遠不及商業及金融。它的工作有三種人在經營：一為擾攘不寧的「考刻南」（Cockney）粗人——扛運夫，碼頭工，散工，水手及數不在少的累犯。他們住居於幾無警衛的羊腸曲道中，好些且住在城牆以外的，尤其是以夫利特街（Fleet Street）為中心的一帶人口過密之地；他們的住屋既污穢破敝，而他們的利益又無人為之關垂。其次為中層階級，一班肆主及大半業精貴工藝的匠工屬之。他們為數甚眾，且已知自重，最高的為富有的商人及金融家。他們住在真正的「城」中。全歐蓋無別地可和此富「城」相比。 倫敦及其領袖和政府間的關係今又如水乳的相融，正如柏力及格勒善之日；不過自依利薩伯拮据地和腓力作戰以來，國家理財的方法，倫敦的富力及富力的利用已有極大的進步。如果掘類克能得孟塔歸烏·查理為後台老板，則他的功績或不僅燒焦西班牙國王的須髯而已。雄主從失敗的經驗中始得知英吉利國會及倫敦城兩者聯合起來所得利用的財力實遠在法國之上，雖則法蘭西有人口2000萬，而英吉利及蘇格蘭合起來僅得700萬。 17世紀60年代的倫敦 東印度公司 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已經和早期斯圖亞特時排斥英商不使在丁香群島立足的荷蘭公司立於對等的地位。從瑪掘拉斯，孟買，及恆河三角洲上的威廉要塞（Fort William即日後加爾各答的核心），公司四出和大陸上的蒙古帝國發生恆定的貿易。即在和路易交戰的期內，合股公司的股東仍在一本萬利的賺錢；公司的船隻固常有被法蘭西的武裝私船所劫獲而喪失者，但茶葉，香料，披肩及棉布的銷路未減，而製造火藥用的鹽硝之需要且大增。公司並在漸漸的於中國及印度樹立銷售英貨的大市場。國人雖有責它專門運出金銀而只運進「奢侈品」者，但「奢侈品」仍為男婦所熱烈要求，而被人唾罵的公司股份亦仍為國人所競買。當威廉及安兩朝中，城中有特許狀的商人及無特許狀的商人間，老公司及新公司間的爭執，竟致使眾議院譁然撼動，因為它已代國王而為商業特權的仲裁者。在革命後的12年內柴爾德·佐賽亞爵士（Sir Josiah Child），為保護老公司的壟斷起見，賂送於閣員及議員者竟達十萬鎊之巨數。在這種種不榮譽的爭鬧之中，黨見及私慾竟熱烈到萬分，因為世人所知之東方財富已不復是一個亞拉伯故事，而是城中大產業及各郡新巨室年有增多的實事。當時因東方貿易而致富者極伙，而其中最厲害最享盛名者非別人而即為察妲姆的祖父，庇特鑽石的主人翁，庇特·托瑪斯，他初在印度為「私營」（「interloping」）商人，繼為公司瑪掘拉斯的督理；他以發下的大財一方於祖國置很大的產業，一方又收買了古舍藍（Old Sarum）國會市。 地中海東部的商業 此時代有名的咖啡館所用的咖啡以地中海的英吉利商人所運入者為多，而由東印度公司運入者為少。[5]他們之在君士坦丁堡者已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之所寄，他們在儘量的向義大利，威尼斯及利凡特的諸埠開拓英吉利疋頭貨的市場。巴巴利的海盜及自土倫和布勒斯特（Toulon，Brest）來的武裝私船雖常常擾害我們，但我們在土耳其和威尼斯的商業在戰期中仍極有利。及至直布羅陀及米諾卡被獲，地中海有王家海軍常駐而後，則他們的安全更有保障而他們的聲威也更有進步。 北美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人亦因海軍之盛而大占便宜。兩世紀後烏爾弗（Wolfe）和察坦姆間的大戰在此時已有一度的試演。美洲諸殖民地中活動能力最大的馬薩諸塞特人在和路易十四交戰的20餘年中嘗兩自法人獲得阿加底亞；它在《立茲尉克條約》中固嘗一度歸還法國，但不列顛終於《烏得勒支條約》中併吞了它，嗣後並改稱諾伐斯科細亞。在同一條約中不列顛也得了紐芬蘭，但法人仍留存若干的捕魚權利。此項權利歷二世紀爭執不清，到了愛德華七世始獲最終的解決。哈特孫灣的區域亦歸不列顛，它的雪掩的森林成為英吉利獵人取皮之地，而國內的皮貨商亦可有貨可銷。所以——雖然進攻魁北克（Quebec）之舉因王家的及殖民地的軍力未能嚴密合作之故，沒有成功——戰事告終之時已見不列顛的勢力穩植於聖羅凌士河之口，及法蘭西沿河居留地的寒帶後背。 英國殖民地紐約一景（18世紀初） 南美 戰事及和平更鼓勵了不列顛又一宗的利益，即英人強向南美的大市場通商，雖則西班牙政府禁止任何外人通商的命令至今猶在。自詹姆斯一世和西班牙君主國媾和後，和中南美西班牙人的搗亂在英人方面向由燻烤海賊繼續進行。[6]在查理二世時西印度群島的燻烤海賊正際他們豪俠光榮的極盛時代，他們常擾亂西班牙美因的沿岸而為英吉利利益吐氣。在威廉及安之世，他們在逐漸下降於提次一流的黑旗海盜的性質和地位；他們仇殺任何國家的人民，而任何人亦反對他們。但他們的降落是漸進的；好些如同啟德和魁爾赤（Kidd and Quelch）之流的行為每每介乎海盜和私掠（Privateering）之間，而殖民地人民和不列顛官吏對他們的態度也視當時的情景及人物為轉移。 在《烏得勒支條約》中，我們嘗想使我們和西班牙的關係規則化。托立政府之能於條約中獲得有名的《允協》（Asiento），即他們最苛刻的批評者亦為之讚賞不置。照這允協英吉利單獨取得每年派遣一船至西班牙美洲經商的權利，此外它並可運4800名黑人前往。在18世紀中英人利用這個有限的壟斷來做較大的私下貿易；和西班牙的爭執從新又起，直到波里瓦爾及坎寧（Bolivar，Canning）之時，西班牙統治終止，美洲門戶開放時，這個爭執始獲最終的解決。 奧古斯堡聯盟之戰 說到歐戰本身，前後兩部間實具截然不同的性質。在奧古斯堡聯盟之戰中，路易以一手而和西班牙，荷蘭及德意志君侯於法蘭西所有的陸界上交戰，但他卻並未失敗；斯騰刻克及蘭登（Steinkirk，Landen）雖為法方的勝利，然兩方都沒有驚人的戰績，或有關輕重的勝利。作戰的大部集中於法蘭西及西班牙尼德蘭間的一帶，但兩國的界線幾一無更動。威廉三世為此次戰事的政治及軍事領袖，但威廉實不是獲大勝仗或吃大敗仗之人，他是比較的謹慎者。不列顛軍隊在他領導之下卻學會了作戰的技術，故他對於後一部的成功仍有極大的貢助。 西班牙繼承之戰 西班牙繼承戰開始時的形勢適與前述相反，除了海軍外，法蘭西似乎處處占著便宜。它的軍隊，憑藉了西班牙新王路易孫兒腓力五世之名，正占有西班牙所有在歐的領地。庇里尼斯山外的大王國，義大利的米蘭及納普而斯，及久在爭持之中而滿布堅壘的西班牙尼德蘭，從作戰的眼光看起來，在戰事開始時，都可算是法蘭西的疆土。而且，路易尚有居於德意志中心，而緊接奧大利的巴伐利亞（Bavaria）大國為聯盟。奧大利的東部本已為匈牙利的叛軍所困，今又有聯法的巴伐利亞在西，故它於戰事中的輕重減了許多。當時的情勢甚不利於同盟各國，而英荷將來陸上海上的安全亦岌岌不保；除非它們能把路易逐出於上述的境界之外，尤其是西班牙尼德蘭之外，則他實已取得之歐洲主人翁的地位益將牢牢的保持。但事實又盡出意料之外，在前次戰事中竟不能動法蘭西分毫的同盟各國，竟能把它盡逐於所占境界之外，只有它在西班牙本國的勢力，因西班牙人民善於游擊戰之故，沒有能力推翻，而波旁（Bourbon）的腓力仍為他們的國王。 馬爾巴羅1704年之進向多腦河及布林亨的大捷救了奧大利，並征服了巴伐利亞；西班牙尼德蘭則被他於1706年於剌米宜所征服；同年友金（Eugene）的吐林（Turin）戰役征服了米蘭及納普而斯，並替奧大利獲得了稱霸義大利半島之權。波旁國王雖保全了西班牙本國，但西班牙在歐洲的帝國則被征服而瓜分；領土大多歸奧大利，但不列顛及荷蘭的安全卻得到了永遠的保障。 上次戰事之所以一無結果，而此次戰事之所以得獲重大的勝利，馬爾巴羅的軍事天才也不是不重要的原因。他又深得他的朋友，奧大利名將薩伏的友金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竭誠的合作。但當年的成功也得歸功於不列顛日增月盛的海事，商業和財政權力，及馬爾巴羅，哥多爾芬（Godolphin）和安時輝格諸大臣之能善用此種權力。馬爾巴羅對於世界大戰的戰略及聯絡海陸軍以取勝的方法，其了解的深切有非此後任何繼他而執英國治權之人所得望其項背——也許察坦姆是一例外。英國的實力日有增加之時，亦即法蘭西海權財權日在減落之時；法蘭西於過去的50年中嘗竭力以圖征服全世界，然因而國力大疲，所以到了快要成功之時，反而不濟起來。路易晚一輩將官之缺乏能力，及軍士一挫於馬爾巴羅後之喪膽，蓋可視為國力衰疲的一種反映。 戰術 戰艦的大小和武裝及海戰的戰術，在布來克時及納爾遜時並未經任何的變化。但陸戰的方法則當馬爾巴羅於安之初年初為統帥之際，正在離考斯道夫·阿多發及克倫威爾[7]時方法，而發生重大的變化。自復辟以來槍刺漸漸得用；自啟力克郎啟新得的經驗後環形槍刺（ring-bayonet）更於威廉之世盛行於時。它可長裝在槍頭上，即放槍時亦不須卸下。在克倫威爾時居各團伍半數的矛隊竟因無用而被裁去；自此而後步兵中只有一種的兵士，即持有刺刀在梢之槍的兵士。兵器改換而後，利於矛隊之步兵六重縱隊的陣形亦一減而為三重的縱隊式，因為這樣可便於向敵人放槍。當時步兵的戰術蓋已類似大腓特烈及威靈吞所採用者，所不同者步兵的訓練此時尚不及日後的完備，而調動亦無日後的敏捷而已。騎兵固猶能決戰事的勝負，他們在布林亨及剌米宜也建過大功，但他們之為用已不如克倫威爾時之大，因為「窮步兵」的效率已大增。 戰略 路易十四時代的戰爭已多半是堡壘要塞之爭。讀過《禪第·屈立時屈藍》[8]者當尚能憶及威廉王的兩老兵士對於馬爾巴羅的圍攻，比對於他的行軍及戰仗尤多職業上的興趣。路易王的軍事工程師，「那個有名的服榜（Vauban）先生」復將防衛的技術臻於極完備極複雜的至境；有堡壘的城鎮縱橫密布於法蘭西的邊界，在尼德蘭中尤多，而強鄰竟不易窺伺。 防衛鞏固的結果為戰事之不易進行而陣線之不易搖動。這種現象在奧古斯堡聯盟之戰中尤為顯著。但西班牙繼承戰中的一陣征服則又令人回憶及考斯道夫的戰績，而預伏拿破崙的奇功。路易軍隊之遠離法界而深入西班牙帝國的領土及巴伐利亞，實為釀成此種不同的一因。當馬爾巴羅受命為統帥之始，法軍已遠離他們的堡壘線，而在無防衛之境；所以他不顧一般人的穩重懦怯而立即乘機恢復行動式的戰爭。當他決定統率英荷兩國的大軍，穿過歐洲，趨至多腦河，以救奧大利而獲布林亨的勝利時，他尚須極力瞞過荷蘭政府及英國國會中的托立黨人，因為他們都是反對以昂貴的軍隊來作孤注之一擲的。 馬爾巴羅 馬爾巴羅實為不弱於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戰略大家，戰時政治家，及戰時外交家。就能力而論，他的類似察坦姆和克萊武（Clive）兩人的混合體，所不及者只是他沒有察坦姆的演說天才及流露於外的義膽浩氣，故他不能如後者之激發國人而已。就打倒一個軍國的效率而論，他的功績可媲美威靈吞和卡斯爾累（Castlereagh）兩人相併合起來的功績；如果輝格黨人能完全不加掣肘，他或不難於1709年替歐洲取到如卡斯爾累在1815年得著的同樣的和平——或波令布洛克（Bolingbroke）在1713年所得著的。 馬爾巴羅公爵一家 馬爾巴羅（Marlborough，1650—1722），他是不弱於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戰略大家，戰時政治家，及戰時外交家。作為國內重要的政治人物，權勢的關鍵在於他的妻子薩拉，她在以往20年的政治動亂中曾是安妮女王的忠實伴侶和嚮導。 只有克倫威爾可和他頡頏。但奧力味性格上怪僻之處及政治宗教上的向背不令人仰慕，便惹人的厭惡，馬爾巴羅則平正通達，絕不引起極力讚揚他或極力詆毀他的偏見。他的功業之是否應受國人及世人的感激，絕不成為劇烈表情的問題。他雖出身為托立黨人，但就政治的關聯而論，則為輝格黨人，然他嘗詈「托立」及「輝格」為「可憎的名詞」，黨之於他蓋絕無絲毫的意義。他終因不黨而為兩黨所厚侮，托立黨人雖盡力毀他的名譽，而輝格黨人仍不出力為他辯護。他既和受路易津貼的英人及和流亡在外的詹姆斯通訊的托立輝格黨人為同時人，於操守方面，他自然不易獨異；老實說起來，他不見得能稍優於復辟朝廷及革命國會的平均產物。但是，他雖貪財，他還給國家的報答卻遠大於任何其他臣僕；他雖投機，他所投十之九的機會總於國家有絕大的利益；他雖除了隨他東征西討無往不捷的軍士外，得不到任何別的階級的竭誠愛戴，他的靜穆不帶色彩的偉大卓絕，其凌駕乎克倫威爾的任性多情的人格及衝動不安的靈犀之上者盡可和其不如者互相作抵。藉了他清朗無蔽的天才，馬爾巴羅掩護著人們極需要的理智，容忍及常識的時代以安然降世。 黨勢的消長 一個世界大戰的成功包含著兩種各異的動作，而兩者都很困難——是武力之致勝，二是穩定的和平之取得。然而戰時所需要的才質及戰事所釀成的空氣往往於和議的正當措置不甚相宜；因此之故，我們兩黨制之能讓輝格黨來致勝，而讓托立黨來媾和誠不算是壞事。 自革命以後輝格黨人已成為路易的死敵，他們深惡路易之代表專制政治且袒護偽王。威廉本和輝格黨人毫無感情，但他覺得只有輝格內閣能有進行奧古斯堡聯盟之戰的精力及理財本領。他之締結《立茲尉克和約》又為他一人的工作，他的英吉利大臣沒有參加。在第二次戰事爆發的前數年內，托力黨人又自然的得法起來：他們的贊助人女王安即位後，他們更聲勢赫赫，幾乎占領一切要位。但際這四年混沌的和平中，對於眾議院有最大的權力者，非他人而是緩和的托立黨人哈犁。他本是圓頭家庭中人，親友關係又多圓頭黨人，故他的見解無一般托立黨人的執拗。他「教育他的黨人」，而使之通過如安無子嗣則以漢諾威家入繼的《繼承法》[9]並使之於路易倨傲的宣布偽王為詹姆斯三世之頃，復和法蘭西開戰。路易在《立茲尉克條約》中固嘗承認過威廉為英王，但他於獲得操縱西班牙帝國所有的人力物力後，益驕傲逾恆，以全世界的主人翁自居，而不復知謹慎之為何事。 所以西班牙繼承戰的發動，實緣於緩和的托立及輝格黨人和馬爾巴羅及哥多爾芬的聯合。但時勢所趨，戰時的政府又逐漸為輝格黨人所包辦，因為托立黨中仍有好許的人心不在如何打敗路易，而在通過制定懲處異教徒的法律。只有哈犁仍心心念念以戰事為重，故他仍留居於輝格政府之中，直到1708年路易已被逐出西班牙尼德蘭，而蘇格蘭的合併已經成功之後安始被迫而今他告辭。馬爾巴羅及哥多爾芬兩人已和托立黨完全脫離關係，故仍留在政府之中，而受命於輝格的「巨頭」。混合的政府雖往往能十分有用，但在國會政制之下，竟一日比一日難以自存。自革命而後英國卻早在不知不覺地走向一黨包辦的責任內閣之近代制度的路上去。 輝格內閣之不言和 一再藉戰爭而當國，而得勢的輝格黨並不急於言和。然而他們在國內獲到完全的政治勝利之日即是和議應當認真開始，認真進行之日，如他們不能乘機獲得和平，則政權之在握適足為他們之病而已。馬爾巴羅於剌米宜及奧登那得（Oudenarde）替奧大利獲得西班牙尼德蘭之後，英國本可將戰事作有利的結束，但因和議未成之故，他尚須耗四年的精力於消除保衛法界的堡壘。路易於窮蹙之餘嘗於1709年竭誠向同盟各國求和；他所提的條件實可代表同盟國所能要求而又可取得的最大限度。他且願自後不再給他孫兒西班牙國王以任何的助力。但輝格黨人竟缺乏媾和之才。他們要求一件路易所萬難答應之事，他們要他自己派軍把他八年前所立的腓力逐出西班牙。輝格黨「不包含西班牙在內便不要和議」的公式實等任何的和議都不要。路易既不獲和平，則便吁訴於他向所不屑垂顧的人民；人民知道他已不惜犧牲尊嚴而力謀替他們求到和平，和平既不可獲，他們自然只有扶助國王而奮身以衛國土。法蘭西人民的勇武馬爾巴羅在他馬爾普拉揆（Malplaquet）得不償失的勝利中竟首嘗苦味。 托立黨人的得勢 不列顛亦在渴望輝格黨人所靳而未與之勝利的和平。國內的問題本已在助長托立黨的聲勢，「停止戰事」的口號更促進他們的反動。一陣高教社派的情感忽又籠罩了女王和她的臣民，幾年前猶在追逐詹姆斯黨且搗毀彌撒屋宇的暴徒改業而從事於異教徒教堂的焚燒。輝格大臣在上院前彈劾薩希味來爾博士（Dr. Sacheverell）之輕舉妄動更激動了民眾的反感，因為他的罪名只是在革命紀念日作了反對革命諸大原則的一篇講演。 女王的種種政治及宗教上的同情及馬沙謨太太（Mrs. Masham）對於她的勢力終究使她得以擺脫馬爾巴羅公爵夫人舍剌（Sarah）的把持。所有的輝格黨人一一下台，不久並害馬爾巴羅也得下台。安撤換大臣的舉動旋經總選舉的追認。自威廉於1688—1689年冬入主英國以來，重臣的更動及政策的改變，蓋從未有如此次之突如其來，亦從未有如此次之整個無遺。但此次的變動並不是一個革命，而是新憲法中的常態。新的憲法已漸在趨向政黨內閣的政治，而有托立輝格兩黨之交互執政。在那時候除了這樣的一個整個的變動外，歐洲的和平亦絕難取得。 烏得勒支和約 新的托立政府有兩個領袖，一為才能出眾的聖約翰，（St.John）又一為中正和平的哈犁。前者志在壓倒敵黨，而消滅異教徒，他以弄政為職志，而國利民福可置不問。後者志在提倡全國聯合一致的精神，這種美德不幸甚為當時政治家所缺乏。但政府至少對於和議是一致的。除了我們沒有能替我們在加達魯尼亞（Catalonia）的同盟者取得相當的保障，以致他們大受腓力的報復外，我們實不能於《烏得勒支和約》中找出重大的錯誤來。但內容方面雖無可訾議，而方法方面卻大可批評。英法間秘密而又不讓同盟諸國參加或得知的談判——雖則威廉嘗用同樣的方法來成立《立茲尉克條約》——馬爾巴羅的斥革，以及不列顛軍隊之當敵軍之面而撤退：凡此種種為輝格黨人所力斥，而為國人所絕不喜歡。然而這種方法之所以成為惟一可和法蘭西有談判結果，可強同盟國以接受已成之約之途徑，多半亦由於輝格黨，荷蘭及奧大利的執拗不化。 不列顛的殖民和商業利益，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10]在約中得到了充分的關垂；如果托立政府和法蘭西所訂的商約能不遭英人貿易上的嫉妒，而不被輝格反對黨所推翻，則上述的利益且可獲更大的稗益。至於歐洲的疆域處置，則烏得勒支以西班牙在歐的領土歸奧大利，而以西班牙本國及其在美的領土歸波旁·腓力。和約的條文不過將戰事早年所產生出來，而最後五年的用兵並沒有能怎樣變更的事實加以正式的承認而已。英吉利的海上安全則因尼德蘭之割讓於奧而安如盤石，因為奧大利是中歐內地的一國，故我們絲毫無須害怕。法蘭西侵掠萊因三角洲的危險在1793年以前不復發生。 烏得勒支和約後的西歐（1713） 烏得勒支的種種辦法事實證明為18世紀文明的穩固基礎。自此而後，直到法蘭西革命一新法蘭西的國運前，歐洲再不須恐法蘭西之過於強大而覺到一種危險。如果同盟國以苛刻的報復手段待遇路易，有如輝格黨人及奧大利之所提議，而馬爾巴羅則盡破星羅棋布的堡壘以遊行於巴黎的街上，則法蘭西的人民或會永遠於心坎深處藏著雪恥之念，因而會竭力擁護舊政治（ancien régime）的君主國而不稍冷淡，更因而使18世紀的歐洲常受不僅為朝代而發的戰爭之擾亂。 托立黨人的宗教反動 《烏得勒支和約》為波令布洛克貴族，聖約翰，之惟一帶政治家氣魄的大作為。他於媾和時充分顯出他的出眾之才，且對於法蘭西尤曲盡平正的能事，平正的精神他蓋從不以之待他的國人者。 托立黨人於既獲和平之後，很希望於他們的對內政策上坐享和平的果實。他們於年前已通過一法以限制議員當選的資格，凡每年田產之收入不及300鎊者，都不能為議員，即城市亦不能代表。但十月社（October Club）中以獵狐為生的托立鄉紳們，其主要的政治嗜好為追逐異教徒，而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波令布洛克實為一群獵犬中的強者。首次的爆發為久經爭持不決的《間或服從國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Bill）的通過；按照此法，凡曾經因在益格力干教堂參加聖餐而取得國家或城市官吏的資格之人，如再有參加違教徒的禮拜之事時，便須納不堪其重的罰金。三年後的《分派法》（Schism Act）則更為凶辣。它不准異教徒教育他們自己的兒女，教育之權操諸於國教教社的主教所特許之人。違教徒以自己的力量所設立的許多優良學校照此法須一一關閉，而它們的教師須一一失業。即為主教所特許的教師也只能授教社的教義問答而不能授其他的教義問答。《分派法》雖沒有把《容忍法》取消，但它的目的在使它失效，在使異教徒無從復存於下一世中。《分派法》誠為極惡劣極不自然的一種誅除方法，而也是托立黨自有革命以來最不榮譽的劣跡，為保全英吉利的宗教自由起見，托立黨的推翻幾成為先決的條件。如果《分派法》得有實行的機會，則英吉利的宗教信仰將永不能花樣繁多，或則國中將再有內戰。幸而因安逝世時所發生的朝代爭執使托立黨分崩滅裂，一蹶不振，因而異教徒得無須用武而獲保全，而18世紀國泰民安，有容忍有寬闊主義的時期亦得以毫無缺陷的導入。 當喬治於危機一發之際來臨 緩和的人們真箇個得意自鳴。[11] 兩黨的徒眾 輝格黨人在漢諾威王室入據大統時之得勝，所以亦為「和緩之人」之得勝者，乃因輝格黨人居於少數故不能有誅除異己的自由。在波令布洛克的領袖下的托立黨人在安末幾年之所以敢仇視異己者或許即因他們在國中占最多數。在工業革命以前地主為最有勢力的階級；在衛斯萊主義[12]勃興以前，國教亦數倍於其他各教的全體。以和田地的及國教的利益抗衡，輝格黨人只能糾合半數的貴族，少數的鄉紳，一部分的自由農民，大都的商人和金融界，從大陸逃來的抗議教徒[13]及英吉利的異教徒。這個大結合，為數雖比較的不大，然組織的有力及志向的合一則遠非托立黨人之所可及，因為它的力量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倫敦，又因它的領袖可同心前進以收政治上的功效，不像托立鄉紳的內部常被階級或宗教異同所分裂。我們須知通常的輝格黨徒固為中等階級的一個異教徒，但輝格黨的領袖則恆為上等階級的國教中人，而大抵傾向於寬闊主義或懷疑主義者。介乎本·威廉及伯來特·約翰（John Bright）之間，沒有一個違教之人曾在英吉利的政治生活中做過重要的領袖，雖則在那時期的半部分，違教之人能維持輝格黨於政府中而有餘。 朝代問題 在承平時候，托立黨人的勢力本大於輝格黨人，他們為數既多，占地又廣，他們本可為18世紀英吉利的統治者，但不幸他們竟觸在朝廷問題的硬礁上，而致破裂不振。在威廉的末年哈犁本已領導了他的政黨制定《繼承大法》，規定如安死後無嗣，則王位歸諸漢諾威氏。[14]此次的大決議可代表鄉紳們及盎格力干教社之永不能再信任一個羅馬公教的國王。但斯圖亞特王朝如一變而信抗議教，則極端派的托立黨人或又可不復受《繼承法》的束縛，而仍可擁護斯圖亞特氏。幸而老少偽王都不肯為王位之故而犧牲他們的信仰。他們之堅持信仰誠有足為他們多者，他們的誠實使英國得免除了好些的麻煩及內亂。 然而《繼承法》仍只不過代表托立黨對於朝代問題的半數感情；他們的又一半，或可稱為詹姆斯黨（Jacobite）的一半，仍使他們不免時有躍躍欲試以迎舊朝的情景，但真逢危機來到時則他們又惶然不知所措，而深畏真正復辟之會產生不良結果。他們在少年時本浸潤於王權神聖主義之中； 在那查理王的黃金時期， 忠君本不是壞事， 故繼起數代的托立黨人總覺得抗拒斯圖亞特氏復辟之不自然。而且舊的理論和舊的感情又和政黨政治中的新的考慮如出一轍，他們總覺贊斯圖亞特氏之為得計，因為漢諾威氏是和輝格黨人在一起的。奧倫治的威廉於取得王位之前及取得之後對於兩黨都采無偏無私的不置意態度，但日後的喬治一世則拒絕采這種態度。而且將死的女王的托立大臣絕不能一方於漢諾威的朝中獻殷勤而一方又能和女主人不發生爭執。安之對於儲君的嫉妒初不下於依利薩伯；而且她和許多托立黨人如出一轍，她雖在實行上不是一個詹姆斯黨者，但在情感上她卻純是一個詹姆斯黨中人，她深恨德意志君侯之將於她死後占奪她弟弟的位置。 牛津及波令布洛克 托立黨人所以極力向女王邀寵，而絕不顧到將來之難獲喬治的天眷。反對黨的輝格黨人則采相反的政策。波令布洛克因逆知喬治的即位將成為托立黨的下台，故起而作最後的掙扎。他擬將國內布置一下，庶幾女王死後，詹姆斯黨可以安然復辟；他希望至少能做到詹姆斯黨色彩的內閣能完全控制全國，庶幾它可以左右於爭王的兩派間而號令一切，要他的計劃成功，勢必將全國法院，海軍，陸軍及政府中所有的輝格黨人及緩和黨人一一易以極端的托立黨人。哈犁（時已為牛津貴族）的免職則為更替文武官吏的先決條件。哈犁於7月27日被撤，而波令布洛克遂大獲自由。如天假以五月或即五周的工夫，他的布置或可完全成功；但不幸女王於五日內即行逝世，而波令布洛克所有的計劃亦成畫餅。斯尉夫特寫道「當果實正將成熟之時，天命又把它腐爛」。著者自己亦因托立黨的推倒之故而終身掩沒於都柏林一個副主教之職。 波令布洛克的陰謀適足以助成喬治一世的平安即位，無有反對，然而他對整個托立黨之不信任則坐是而益甚。他大多數的臣民，縱非輝格黨人或異教徒，亦同此不信任，因為他們但願國家得在抗議國王之下長治久安。托立黨外既被人疑為詹姆斯黨而內則又為不同的情感及兩歧的忠心所分裂，故他們之不復能執政權者竟有47年之久。 波令布洛克亦不復能重登活動的政治舞台。他在偽王身邊做了一時期的外交大臣後，於失望及厭棄的心境中脫離了那個偽廷，而致力於著述。他早年極端的思想在他作品中已一變而為哈犁的緩和眼光；他教訓他的黨人以革命解決的必要，政黨之爭的流弊，及日後得臣事一個「愛國國王」的希望，但此國王已顯然不是一個斯圖亞特。[15] 輝格黨的緩和 際我國國史的這一時期，輝格黨之能有50年許不斷的執政，雖絕不能說是有利無害，究替英人取得了政治及宗教的自由，因為他們是少數黨，他們不便仿效《分派法》的著者，而有誅除異己的企圖。自1721迄1742當權的窩爾坡爾（Walpole）至少能看到維持政權的秘訣，他知道只有讓教社的特權留著不動，讓鄉里的政府大半仍操於托立治安法官的手中，輝格黨人才可秉政，而漢諾威王朝才可沒有搖動。故聖詹姆斯及韋斯敏斯忒的政治雖屬輝格黨人，而教社及鄉紳階級仍能繼續保存對於他們為最親愛的都邑，牧區及大學。 上述調和的結果即所謂「窩爾坡爾的和平」（Pax Walpoliana），而漢諾威王室亦得免為詹姆斯黨所推翻。這個政策在精神上和沙甫慈白利所領導的原始輝格黨的狂暴完全異趣。當窩爾坡爾上台之時，輝格黨已完全得著了「緩和」的教訓，但他們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學得的。在威廉及安兩朝他們仍有多次露出過他們從事報復的舊根性來：他們嘗企圖將《赦免法》阻撓不使成立，——雖則他們的企圖因威廉的堅持而沒有成功；他們嘗把分尉克（Fenwick）及薩希味來爾交付審判；他們更嘗於喬治一世時彈劾牛津在烏得勒支和議中的所為：在此種種事跡內我們仍可看出他們的狂暴。但索麥斯，顧伯及阿狄生（Somers，Cowper，Addison）等一類人物所常常表露的一種較和平較謹慎的精神早已在黨中逐漸得勢，而很足以和華吞（Wharton）所代表的狂暴分子抵抗。這種和平寬大的趨向到了窩爾坡爾時更大獲勝利，而他的格言——「勿惹人生事」——蓋可算做勝利的一證。 威廉及安朝勢均力敵的兩黨之對峙，及輝格托立黨人藉國會中的雄辯，藉小冊子，藉選舉工作，藉日常的談話以貫注於公眾的耳目中者皆足以助長辯論及自由發表意見的風氣，而使之成為未來時期中英吉利政治生活中的奇彩。黨爭有時固不免產生誅除的惡果，但因為得居於此黨或彼黨的卵翼之下，故言論及印行之自由卒得在英吉利有特殊的發展。 * * * [1] 見上第517頁。 [2] 戰費既非不列顛的財富所不能勝任，且也沒有超過相當的比例；人口的傷亡，如和現代戰爭中的傷亡比起來，則更是微乎其微。在布林亨之役，聯軍共有四萬五千，而不列顛人僅有九千。平均算起來，不列顛的軍隊參加這類大戰的次數每兩年僅有一次。 [3] 俾赤山頭英將托靈吞（Torrington）及拉和格法將圖耳微爾（Tourville）兩者都不負失敗之罪；他們都受政府命令的束縛，而不能憑他們自己較佳的判斷來作戰。他們在無可如何之中都嘗努力求勝。 [4] 譯者按，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今通作財政大臣，但Exchequer前曾譯為國庫，改譯有不一致之嫌，故作國庫大臣。 [5] 咖啡之輸入在1680年嘗被責為「極端無用，因為它既不能滋養身體，又不能使人墮落」。 [6] 見上第444頁。 [7] 見上第460頁。 [8] 譯者按，Laurence Sterne著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v，Gent小說，而以禪第為書中的英雄。 [9] 1696年詹姆斯黨有暗殺威廉的計劃，詳細情形頗和輝格黨人殺查理二世於賴府的計劃相似。詹姆斯黨的名譽因此更是掃地。托立黨之能贊助1701年的《繼承法》或與此不無關係。 [10] 見上第548頁，549頁。 [11] 輝格黨人於喬治一世早年即將《間或服從法》及《分派法》兩法取消；但任官者仍須經聖禮的鑑證（Sacramental Test），此項鑑證至1828始為羅素·約翰貴族的法律所廢。高教社派之堅持任官者之須參加聖禮對於宗教本身不見得是件好事。斯尉夫特（Swift）寫道：「我一早就去大臣（指波令布洛克）處，但他已去做早禮去了……去受聖禮去了。好幾個浪子也去了。他們之去不為虔神，他們只為謀官而去，蓋做官者，照國會法律，須受聖禮。」但斯尉夫特的政黨只反對異教徒而對於浪子轉眼開眼閉不加排斥。 [12] 譯者按，即美以美或監理教。 [13] 當倫敦的戶口僅及今日十分之一時，法蘭西呼格諾徒的教堂計有30以上。在這些教堂中做禮拜者大都為精巧的匠工，好多的人日後且在他們所歸化的國中成為富翁。他們幾全體儘是輝格黨人，因為托立黨極反對他們的禮拜儀式。 [14] 關於漢諾威氏和詹姆斯一世的關係，見上第445頁的世系圖，關於詹姆斯二世的後裔見上第522頁。 [15] Felling在他的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中說：「教導這幾代（自安至喬治三世）者實為波令布洛克。他藉了他下半世的許多「信札」及「論說」哈犁化了或近代化了托立思想的整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