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八章 蘇格蘭及愛爾蘭

復辟之於蘇格蘭 克倫威爾的戰役在蘇格蘭及愛爾蘭都樹立了英吉利人的統治權，這個一統的政治管理即查理二世的復辟也不曾打破。自1660至1690愛爾蘭及蘇格蘭的情況仍繼續的隨著英吉利諸種革命的變動而轉移。 歷查理二世一朝，蘇格蘭的統治中心在愛丁堡，而統治者則為它自己的樞密院，但這個團體完全受槐特和爾的指示，而不受蘇格蘭國會或蘇格蘭教社會議的監督，故它絕無真正的民族獨立可言。以和克倫威爾時的合併比起來，它此時所得的獨立僅為和英吉利及其殖民地自由貿易之消失而已。國會是完全聽命於樞密院的，國民種種的冤抑它從不想法代為申訴。 於密德爾吞，洛衰斯（Middleton，Rothes）及勞德對爾之時統治蘇格蘭的樞密院實賴騎士的贊助，至少也得到他們的默契。當時蘇格蘭的騎士，猶滿帶了蒙屈羅斯的傳習，他們實代表華族和尊王兩種情感的融和，及反對刻克專制的決心。華族跋扈和尊王之心兩者在過去數百年中本為互相傾軋的情感，但今之騎士則兼具二者。刻克的專制已被克倫威爾所推翻，死灰復燃的可能深為世俗社會中較少狂熱的一部分所不願見，而騎士又可為這種情感的代表者。大都寧讓樞密院來專制而不願專制之權操於僧侶及長老。當時的國會既無權力又乏政策，故除了忍受樞密院的或刻克的專制外，實沒有第三條可走之路。騎士黨的中心勢力為貴族。貴族和長老會徒的合作向來是斷斷續續而缺乏熱誠的，而且在歷史上的重要也早成過去。只有亞加爾大族（House of Argyle）仍始終如一的擁護長老教，否則貴族多助騎士黨，而刻克黨的主要勢力則為較小的地紳階級。 長老教之被誅除 樞密院之力持國高於教的主張誠得厚大勢力的贊助。它雖沒有強蘇格蘭人重新接受勞德的《祈禱書》，但它取消了盟約（Covenant）恢復了主教制，僧侶亦從此不復如前之由牧區信教群社公同推選，而由保護人（Patrons）任命。這個政策為東部的大部所欣然接受；如果樞密院能出之以謹慎，濟之以寬仁，則西南部分或亦可以默認。但復辟後頭幾年中統治蘇格蘭的酗酒者竟強迫長老僧侶作法定的誓言。國教式的宣誓為大部分長老僧侶所萬萬不能屈順的，因此三分一的牧區教士，（大抵為西南部的教士），竟被逐出於教堂及館舍，而以副牧師（「curates」）為繼。副牧師絕不能得到群眾的好感，他們僅賴騎兵及官場以維持他們的權力。 所謂「潛拜會」之習即為被革的教士所發起，他們藉秘密舉行的集會以訓講真諦於信眾。但蘇格蘭的「潛拜會」和英吉利的又微有不同；英吉利的違教者往往在棚屋（barn）之中或樓房之上集會，而蘇格蘭的盟約者則在孤寂的山麓，棚屋的窖中，或樺林的深處開會，更於四圍布置把風之人以防紅衣騎兵之自荒地來臨。且《克拉稜敦法典》的執行無論若何嚴厲，其在英吉利的執行者仍為合法的治安法官，但在蘇格蘭則樞密院往往將不就範的區域整個交付軍人處理，或任野蠻的高地部落肆意焚殺。這類的虐待激動至是猶留存於低地的戰士及流寇的義憤，而叛亂亦層見疊出。1666年有盆特蘭之變（Pentland Rising）；12年而後更有嚴重數倍的變亂發生，開場為大主教沙普（Sharp）的被殺，繼為克來維爾豪斯（Claverhouse）之於掘倫姆克洛格澤地（Drumclog Moss）受挫於武裝的潛拜徒眾，終為波司威爾橋（Bothwell Brig）之戰。 政府的殘酷固然激起了狂熱的叛亂，而政府於削平變亂時又遍用殘酷的手段。這種殘酷在蘇格蘭人民的回憶及想像中留下一深刻的印象。到了後來仇怨已忘的時期，長老主義得利用昔日「殺戮時代」的故事，被殺志士的墳墓，志士殉道的美談，來自居於擁護民族獨立及宗教自由者的地位，而它在道義上崇高地位亦居然確立。志士之被殺者，或在「格拉斯馬克特（Grassmarket）被斷為有罪」者本到處皆有，故蘇格蘭的長老會徒有無數的聖徒傳及義勇史足以自豪。然而盟約志士之所擁護者寧是宗教的自由？他們寧蓄向著子孫後世留芳之意？他們只向活著的上帝吁懇，在那萬劫不復的世界中他們自信為上帝惟有的忠僕。 當查理二世擾攘多難殘暴不仁的朝代將終之時，蘇格蘭的人民猶未能聯合起來共戴熱誠擁護盟約的徒眾。樞密院及其非刑的拷打雖為自好的人民所全體痛恨，但東部因反對黨方面缺乏緩和領袖之故，猶大體贊助政府，至於西部則處於要反叛而不敢起事的狀態之中。因為內部分裂之故，只消英吉利本部無革命，則克來維爾豪斯及其騎兵不難以武力鎮壓蘇格蘭。使蘇格蘭及英吉利兩國都趨於一德一心以自救的路徑者實為採用羅馬化政策的詹姆斯七世及二世。 革命之在蘇格蘭 在兩國同時發生的革命使蘇格蘭得恢復了它自鄧巴一役以後所沒有享過的實際上的獨立。英吉利的政治家，無論托立與輝格，都願讓它以己意來解決它的宗教及其他問題，惟一的條件即是它跟了英吉利也以威廉及瑪利為它的君王。蘇格蘭乘了英國之有朝代的問題，竟得於精神及物質上均取到優良的條件，在革命時如是，在《合併法》（Act of Union）中亦如是。 廢立詹姆斯七世，選威廉瑪利為蘇格蘭君王，而立下他們就位的條件者為會於愛丁堡的民會國會。次年正式恢復長老教但不恢復盟約者亦為國會。樞密院武斷政治的告終蓋為革命必有的結果之一。自此以後，愛丁堡的國會成為一獨立的勢力，而政府也不能不把它放在眼裡。它不復如1639年時之僅為教社會議的一個應聲蟲，或如1661年時之僅為樞密院的一個應聲蟲。它有它自己的政策。它的封建選舉方法固不免使它未能明晰的代表全國輿論，但它至少可以代表世俗勢力的當令，既獨立於刻克，復不附於國王，而和兩者又都感情不惡。有了這樣的一個國會之後，蘇格蘭遂交進了否極泰來的好運。 威廉之於蘇格蘭 但威廉的一朝，就特威德河以北而論，實為多難的一朝。詹姆斯黨在蘇格蘭比在英吉利要強得多多。多數的貴族及在東方尤為勢盛的一班體面有力，而仍依附新被革斥的主教派僧侶之人士都屬詹姆斯黨。不復為新蘇格蘭的國教中而且幾不為新蘇格蘭所容忍的主教教社自不能不比英吉利的托立黨尤表多同情於詹姆斯黨，因為托立黨人所私淑的教社不受革命解決的影響，且仍繼續享著極大的特權。而且高地界線以北穿裙各族的大半亦屬於詹姆斯黨，因為他們妒忌坎柏爾一族及其領袖亞吉爾之得勢，亞吉爾是時蓋為全蘇輝格及長老黨的真正領袖。克來維爾豪斯仿效蒙屈羅斯而組織起來的高地叛軍雖獲得啟力克郎啟（Killiecrankie）的勝利，然因他之一死而不能繼續向南進展；數星期後且因在丹刻爾德（Dunkeld）被信奉盟約的坎麥綸軍（Cameronians）所戰敗之故，完全失了作用。但在1746年以前，高地諸谷從沒有完全征服，也沒有占領。葛倫科（Glencoe）可怕的屠殺有增長詹姆斯黨的感情及毀壞政府名譽的功效。當這種種危險紛至沓來之秋，國會因缺乏相當的紀律及訓練之故，復對於威廉作無謂的吹求起來，馴至政客在專制時代所養成的浮薄性及自私性完全暴露於外，雖則他們的舉動並無助詹姆斯而不忠於威廉的用意存在其中。 威廉的政府之所以終能存在於蘇格蘭者良因它至少比前此的政府要容忍些，而且它對教國的處置是能和時代的新精神相合的。長老主義雖被恢復為國教，但政府的目的在以世俗人逐漸代僧侶輩而掌政權。教社會議固然復得自由地集會，自由地討論，自由地決定，但它的職權已限於教社之事，而再不能代定政府的政策。古派的坎麥綸徒眾，因深知教社之未能盡復舊日的權力及光榮，故拒絕承認威廉為國王。一個在荷蘭可為喀爾文派，在英國可為僧官派，而無處不為雷奧狄棲亞派（Laodicean）[1]更無處不是力主容忍之人，如何可配做他們的國王？但國民的全體固深厭誅除及流血，故默認新政局而不加反對。[2] 蘇格蘭的社會 蘇格蘭的教社問題最後總算得到了充分的解決。有此而後，蘇格蘭人雖歷二世紀仍不失為深信宗教的人民，然已可有工夫來注意到物質的問題。在1689年時，他們的窮困如和他們的思想力及他們性格的堅強比較起來，誠有天壤之別。農業的方法，即在肥饒的羅新安中，猶是中古的陳法。因沒有疏泄之故，良田的大部仍沉浸水中，依舊荒廢，而犁耙之所及者僅為山坡的瘠地。太古的森林固已無存，但近代的墾地並未繼起；一片浩蕩的大地曾無籬笆或牆壁來稍資分隔及圍護，景色猶是毫無點綴，而可憐的牛羊則瑟縮於冷風之中毫無掩蔽。但改良是不可能的，因為土地是出租的而租期又短促而無保障。地紳及佃戶都沒有投資於土地的財力，而貴族們對於他們的莊產則除了視為獵場外幾無別的興趣可言。農屋盡為泥草及碎石築成的矮房，往往既無窗又無煙突，而以門戶來兼充放入陽光及流通空氣之用。啤灑及麥粥為日常的食料，雖嫌單調，但尚無營養不足之患，所苦者凶年必生饑饉，而凶年在威廉朝時竟常見。且蘇格蘭王國的田畝幾有一半在部落政治之下，受山酋的統治，他們仍為化外之民，在實際上不受操英語的國家之統治或影響。 工商業猶在極不發達的時期。格拉斯哥尚沒有它自己的航業。愛丁堡的人口及富庶遠過於其他一切的城市之上，然它最繁盛的大街（High Street）上猶極少有玻璃窗的店肆。總算起來蘇格蘭本地的蘇格蘭人約有百萬。散居海外者則僅有數千人，且大多為志在名利的將士。然而這個窮無所有，所享政治權極微，而社會的制度又未脫封建的人民，於《聖經》知識及神道辯論的熟練竟要高出於國會政治的英吉利之富裕的農夫及肆主，他們的獨立精神至少也不在英人之下。他們如能利用他們訓練極精的神智及毅力極大的性格來改良他們在這塵世上的遭遇，則結果必有可以令人驚異者。 在下世紀中所得來的大變動，景物上及財富上的大變動，——從夫勒丘及索爾通（Fletcher，Saltoun）的蘇格蘭變到朋茲·羅伯及司各脫·窩爾忒（Robert Bums，Walter Scott）的蘇格蘭——是由於全體人民，上自地主，下至貧農的努力上進。有兩件事實為進步的先決條件：一為長期的典租，二為1707年的合併。租期展長而後，業田得了保障，而墾植，加籬，築牆，建屋，及耕作，飼喂，及蓄殖的新方法俱為可能。南北不列顛的合併使蘇格蘭的農工出品得以暢銷於英吉利本部的及殖民地的市場，而使蘇格蘭人得於世界各地享著英吉利的貿易權利。在威廉之朝，蘇格蘭因鑒於移民德利英（Darien）的大失敗，而知它自己實缺乏自辟市場自立殖民地的權力和富力。 英蘇的合併 蘇格蘭和英吉利合併而後，前者的樞密院及國會便並在後者之中。愛丁堡雖仍為法律上的及文化上的都城，但不復成為政權所自出的中心。蘇格蘭的自尊心固因而大受委屈，但為取得物質上的及經濟上的發展起見，它也不得不作重大的犧牲。犧牲並不是難受的，因為樞密院和國會兩者除了可為民族獨立的標記外，都從不為人民所厚愛。在民眾的心胸中及日常生活中，教社會議轉有較深之根，然蘇格蘭的教社，正如蘇格蘭的法律，它們都沒有受《合併法》的影響，都保存著舊有的獨立。 英吉利人所以願於招請蘇格蘭人來合夥者，其理由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蘇格蘭長老派的色彩固比英吉利為重，但詹姆斯黨在蘇格蘭的勢力亦比在英吉利為大；蘇格蘭嘗以於女王安逝世而漢諾威王室入據聖詹姆斯宮[3]之時，迎立流亡的斯圖亞特王室於和力魯德為恐嚇。這個恐嚇是認真的呢？還不過是藉以表示它對於英吉利的種種不滿，如同德利英的失敗等，呢？我們不易置答，但不列顛帝國，際此馬爾巴羅和路易十四交戰正酣之時很感受到崩裂的恐嚇則是無可疑問的。為維持帝國的一統起見，安朝的輝格政治家，得了和緩的托力黨人如哈犁等之助，以合併及自由貿易在物質上的種種大利為誘而請蘇格蘭合併過來，將兩國的國王及國會永合為一而不分。蘇格蘭之接受合併的提議，固經過多大遲疑及躊躇，然它實為大得便宜者；它所失者為形式上的獨立，而所得者則為未來繁榮的捷徑。英吉利之所得者不僅為目前所急切需要的政治保障，且在帝國將來政治及商業的發展中亦得了蘇格蘭人的智力及性格的大助。 經此合併的大立法而後，此素來貧窮孤立但為全歐最受教育，腦力又最大的小民族竟出現於商業的，殖民的及文化的世界地圖上起來。英吉利和蘇格蘭竟相得而益彰，而且其互相加惠之處亦不限於財富的積聚。在不列顛的文學，科學，戰績，政治，行政及殖民中，蘇格蘭人的貢獻及活動蓋遠出於人口應有的比例之上。但兩民族之能互助，初非無識之人所能承認；英人之能欽敬蘇格蘭及兩民族之能各以合作為榮尚須有待於司各脫·窩爾忒爵士的鼓吹。革命時及安時的政治家，值得我們的追念。如果在過去的二世紀中蘇格蘭人的才能及精力不能用來發展兩國共同的利益，而專用來和英吉利為難，則今日的世界將為完全不同的世界。然當時只要任何一方稍一疏忽或稍一任性，則這樣的一個惡果便可釀成。 英吉利利益的保持 當克倫威爾的政局在英崩潰時，愛爾蘭的塞爾特·伊比里亞種族以為他在愛爾蘭的工作也可以取消，而和他們同一血統同一傳習的首領可以恢復他們向有的田地。他們對於首領猶有舊日部落的忠心。但這個希望，除了或種的例外以外，沒有能成為事實。信抗議的地主之勢力仍依然如故。且強弓及菲次澤剌德姓的後裔可和鄰居的農民同化，而他們則仍為一種盎格魯·愛爾蘭征服者的新種族，不與土民相混合。[4]新起的宗教隔膜使兩種族間不同的文明愈益顯露，且永久存著，而自私自利，種族成見甚深的政治也藉以得到一種理論上的根據，而且當時和英吉利本國的交通，比在中古時為便利，英吉利的勢力亦較易伸入於鄰島，且比昔時為大。英吉利及蘇格蘭抗議教徒之在厄耳斯忒者，亦能不論階級的差別，一德一心的以保護「英吉利利益」為職志，所以英吉利在愛爾蘭勢力的強固為空前所未有。厄耳斯忒殖民地之力比克倫威爾散處島上，和土民雜居的英國地主之力為大，從1689年的事變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倫敦德黎的堅守 詹姆斯二世有野心欲使他的同教教徒在不列顛及愛爾蘭都成主翁。公教徒在不列顛本極少數，但在愛爾蘭則居人口的極大多數，故他在愛爾蘭成功的機會宜可較大於在不列顛。他駐都柏林的公教徒大代表忒昆涅爾（Lord Deputy Tyrconnell）及公教國會決定推翻克倫威爾的處置，而恢複本地地主的田地。但當復舊局面尚未十分鞏固之時，英國已起革命，而愛爾蘭的抗議教徒的氣勢又為之一振，法律的地位也增加不少。他們乘機為保護他們財產及權勢的努力，他們絕不讓機會錯過。威廉於恩尼斯啟楞（Enniskillen）及倫敦德黎（Londonderry）被宣告為國王時，其人民所表示的忠勇熱烈，實遠在他於槐特和爾或愛丁堡被宣告時之上。北方業農的紳士及自由農民悉為習慣於馬上田中操刀執犁的生活之邊民，而對於清教有切實的熱誠者。他們以恩尼斯啟楞為大本營，而於曠地努力作戰。同時倫敦德黎的市民亦忍飢死守，不肯放棄，他們的堅忍蓋可比荷蘭人之死守哈連姆及來丁（Haarlem，Leyden），力拒西班牙人而無愧。他們因能力守這個英吉利在北愛爾蘭的立腳點，故日後威廉親統的大批援軍開到後，他們便能南進以取都柏林。 愛爾蘭在1690年實為歐洲大局之所系。歐洲之能否抵抗法蘭西的宰制，要看不列顛之是否強盛，而不列顛的運命則繫於威廉的愛爾蘭之役。革命雖已過去，而革命之餘波仍在使威廉的王位震盪不安。英吉利的教社及陸軍既不滿於政府，而官場及海陸軍中又在在有騷動之虞；國會中的輝格及托立黨人又在玩黨爭的老把戲，而兩黨中半數的公僕則暗和詹姆斯黨通消息。他們固不希望有復辟，但復辟在他們的眼中已成為一必有的事實，故不能不先事綢繆。當路易派詹姆斯率領法蘭西軍將士動用法蘭西財帛，以完成愛爾蘭的征服時，他的希望誠是不惡。四分之三的愛爾蘭本已歸附於詹姆斯，詹姆斯的成功似亦不難。從威廉方面看起來，愛爾蘭的克服亦為刻不容緩之事；它不克服，則他不能從事於大陸的戰事，而不列顛盡可為一個反革命所掀動。 波因河之戰 波因河（the Boyne）之戰決了兩個競爭的勝負：盎格魯·蘇格蘭人固然因戰勝塞爾特·伊比利亞人而得稱雄於愛爾蘭，同時，不列顛及其大陸同盟也消滅了詹姆斯復辟的可能，並因而使法蘭西君主國無從凌駕全球。波因兩岸之都有自大陸開來的軍隊，很足以表示戰事的國際意義。那日殺打的結果固然使愛爾蘭的土民又受好幾世的專制之毒及誅除之痛，但歐洲的抗議主義竟從此而獲安全，而不列顛帝國亦得向繁榮，自由及海外膨脹的前程猛進，而無後顧之憂。 恩尼斯啟楞，倫敦德黎及波因在不列顛及世界歷史上固僅為前進的步驟之一，但從統治愛爾蘭的種族看起來則成為想像及回憶的中心時期。被壓迫的塞爾特民族也以同樣的熱度來回溯他們守里摩黎克的勇武，及次年征服者背棄和他們在那地所訂條約的無信。曾為里摩黎克諸役的英雄薩斯飛德（Sarsfield），在被征服民族的眼光看起來，是新愛爾蘭的代表人物，是「悲哀的慈母」[5]（mater dolorosa）的忠孝男兒。薩斯飛德在愛爾蘭歷史中所占的地位有很大的意義存著。他並不是舊日部落名門的子嗣，他沒有要求地方各族忠事於他的權利；英吉利人蓋早已將部族制度的社會打破，而把部族的領袖屠殺放逐。薩斯飛德所代表者為繼此已被盪除的部落社會而起的新國家，猶之窩雷斯之在蘇格蘭能為繼舊日部落及封建社會而起的新國家之代表。 革命後的愛爾蘭 英吉利在愛爾蘭統治也恢復了，然威廉賢明容忍的精神絕不能感動愛爾蘭的統治者。威廉未能減英吉利公教徒的苦痛，而反無力保護此公教國公教徒的利益。韋斯敏斯忒的國會實為征服國的真正主人，愛爾蘭的新局面亦充分反映著國會中輝格及托力黨人的武斷，無知及成見。刑法典一方陷愛爾蘭的公教徒於政治上及社會上極不利地位，一方復把他們的教士——在克倫威爾的土地制度中成為碩果僅存的領袖——誅除壓迫。而且英吉利抗議教徒的門戶之見，派別之爭，也一舉而搬到厄耳斯忒；不容忍的盎格力干教徒不特不讓曾經堅守倫敦德黎城牆及渡過波因河水的長老教徒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有一時甚且剝奪他們的宗教自由。且自復辟以來，英吉利為貿易的妒忌心所趨使，嘗以法律來禁止愛爾蘭牲畜及愛爾蘭布匹的輸出，於是在愛爾蘭的抗議教徒的利益大受不良的影響。在威廉之世，國會更促愛爾蘭紡織業的覆亡，而盎格魯·薩克森在愛爾蘭的殖民地亦無法長進。萬千因此而遠渡重洋以達阿帕拉契安山地的厄耳斯忒蘇格蘭人，在美國獨立戰中，實比大部追隨華盛頓以叛英吉利的美人，要多些宿恨來宣洩。 奧力味至少有在不列顛諸島中到處獎勵抗議教的利益之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英國欲以愛爾蘭為英吉利殖民地，則殖民者定須為英吉利人。但自他死後，抗議教徒的利益及盎格魯·薩克森的殖民地，因為騎士，輝格及托立諸國會眼光不及護國者或國王的遠大，而它們在商業上及宗教上又多方嫉妒之故，竟致大不景氣起來。同時公教徒受誅除的嚴厲則又不減於克倫威爾之時。凡奧力味愛爾蘭制度之中壞者今皆一仍其舊，而其好者則絕不一見。[6] 從英吉利革命發生出來的蘇格蘭及愛爾蘭解決已如上述。兩者的性質及最後的結果固如霄壤之有別，然歷太平的18世紀的大部，兩者似有同樣的永久性，及同樣的不可推翻性。不但如此，漢諾威政府在1715年及1745年先後在蘇格蘭所遇的困難且遠過在愛爾蘭所遇的，但因蘇格蘭的解決基於人民同意，故最後究此基於武力的愛爾蘭解決享年為長。 威爾斯 當後期斯圖亞特諸朝，英吉利，蘇格蘭及愛爾蘭盡經巨變之時，塞爾特的威爾斯獨得免於民族性的騷動。自推鐸爾的解決一直到19世紀，威爾斯，除了遲緩的社會及宗教發展的歷史外，無歷史。上等社會，從他們的文化及關係上，在漸漸變成英吉利人，山中的小農夫則仍不變其塞爾特人的性質，且語言亦大半一仍其舊。在近今工業時代以前，他們可代表威爾須人，然因威爾斯已成為英吉利本國的一部之故，他們對於英吉利或英吉利制度也無多量反對的必要。如和後世比較起來，威爾須人智識上的水平線在當時極低，但本土的音樂及詩歌猶留存於民間而不稍衰減。歷17及18兩世紀，威爾須的平民在逐漸的由不經意的默認盎格力干宗教進到他們自己一種熱烈的福音主義，由這主義而民族的智力及精神亦卒於19世紀中勃然復活。 * * * [1] 譯者按，Laodicea之人信基督教甚淡，故Laodicean即是對於宗教不甚關心的教徒。 [2] 為尊重對長老教的感情起見，由保護人任命教士之制度此時曾被取消，但至下世紀復活。因復活而發生的各種影響極為重大。 [3] 在威廉臨朝時，槐特和爾被毀於火，故威廉即居於墾星吞（Kensingtoa）及罕普吞宮。自女王安起，不列顛諸王居於聖詹姆斯宮（St. James』 Palace），但到了19世紀又移至巴京汗宮。 [4] 克倫威爾時的自由農民則常有和土民混合者，見上第477頁。 [5] 譯者按，指耶穌母瑪利。 [6] 見上第478頁。